新媒體環境下民族凝聚力的消解與建構——從媒介消費、論述及儀式化視角

□莫 莉

[福建師范大學 福州 35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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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體環境下民族凝聚力的消解與建構——從媒介消費、論述及儀式化視角

□莫 莉

[福建師范大學 福州 350001]

[摘 要]在大眾傳播時代，共同媒介使用、媒介敘述，以及媒介事件所構建的集體記憶三種理論解釋了信息傳播和媒介消費行為對民族凝聚力建設的作用。而今，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體促使人們改變媒介消費習慣，進而對民族凝聚力建設產生了新的影響?；诶碚摫嫖龊桶咐庾x，一方面闡釋了新媒體對民族凝聚力的削弱機制，包括打亂人們的共同媒介消費行為、削弱媒介論述中的民族聯系、以及消解媒體事件的嚴肅意義；另一方面解讀了新媒體的積極作用，包括提供讓人們接觸更多民族事件并參與其中的機會。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媒體為凝聚公眾而可取之策略。

[關鍵詞]新媒體；民族凝聚力；媒介消費；儀式化；集體記憶

民族凝聚力的建設和改變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很重要的一項就是以人們接收、接納、討論和再傳播媒介信息行為為主體的大眾傳播。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的發展，傳統的大眾傳播媒體環境漸漸被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所滲透，人們的信息消費習慣也隨之變化。一個顯而易見的例子是：以往很多家庭都在客廳中央放置一臺電視，無論家庭成員之間是否真正進行深入交談，電視放置的位置和全家人共同收看節目的習慣也拉近了人們的距離。而如今人們在不同的媒介設備上接收各自偏好的信息，家庭成員開始脫離集體議程而沉浸在自我的世界里，這在客觀上造成了共享經驗形式上的分離。這種現象讓人不禁提出擔憂：新媒體對一個家庭的影響尚且如此，對更高層次上國家和民族凝聚團結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

一、從日常到重大事件的集體感知和記憶：民族認同感及凝聚力的形成

要探析新媒體對于民族凝聚力可能產生的影響，首先需了解傳統媒體環境下的媒體通過展現民族生活日常與重大事件對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機制。在日常敘事方面，至少有兩種理論有助于解讀大眾媒介對民族經歷的建構和再生作用。

第一是例行的共同媒介消費（ritual of simultaneous media consumption），也就是一群人在同一時間接收同一語言傳播的媒體信息，以及隨之而來關于“民族社區（national community）”的想象[1]。接收信息或暴露在媒體中對于民族時間和日歷的構建起到重要作用：在媒介消費單一化時代，人們每天早晨閱讀《人民日報》，或在傍晚打開電視機收看《新聞聯播》。這雖是個體行為，但個體悉知這一民族其他人與自己有著共同的媒介行為。通過大眾傳播媒介，分布在不同地區的人們將從電視中獲知的事件與其他人聯系起來，他們擁有共同信息，并能就此進行討論。這讓受眾擁有了共享媒介經驗和集體歸屬感。

第二種是媒介敘述（discourse of media），即不同媒體就一個國家共同經歷的日常進行各個角度的、植入民族日常生活假想的論述。這與比利希（Billig）所提及的平實民族主義（banal nationalism）有共通之處[2]：在穩定的國家中，傳播內容中的民族理念通常隱而不顯，而是日復一日，潤物無聲地影響著公眾的想法。長時間高頻率的媒介論述中至少包含了“民族性”的兩個方面：共同的語言及表達習慣的形式，以及關于共同經歷的日常生活的內容。記者在報道中下意識地使用“我們”（指我們國家或民族）一詞，這是相對“他們”（指其他國家或民族）而言。例如，《人民日報》某則新聞以“張德江會見美國客人”為標題，用“客人”一詞為指代，以“昭示了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為內容，以“世界”和“中國”為邊界進行了區分。此外，媒體信息中受眾共享的語言、符號和故事也在無形中加深了民族成員間的聯系，并同時區分“他者”。

上述兩種理論都與媒體的日常敘事相關，分別可視為共享的“例行模式”和“例行內容”。但生活并不總是乏味的日常，偶然發生的重大事件也是它不可忽視的組成：國慶閱兵、舉辦奧運、成功發射神九、共同抗擊災難……都成為見證這些事件的幾代中國人不可磨滅的記憶。在以電視為主要傳播媒介的時代，戴揚（Dayan）和卡茨（Katz）針對這類現象提出了“媒介事件”[3]。這一概念之所以與民族凝聚力相關，是因為它構建了一大群人共享的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集體記憶由法國社會學家哈布瓦赫（Halbwachs）提出，它是一個特定社會群體成員共享往事的過程和結果，“需要得到在時空被界定的群體的支持”[4]它為人們制造關聯——從過往的事件聯系到當下的我們。媒體對這些事件的傳播加深了人們的集體記憶，從而成為公眾構建聯系、形成認同、產生情感進而促進凝聚的基礎。

可見，在媒體層面所傳播的與民族相關的日常和重大事件的內容和形式，引發了受眾層面上的集體生活感知和集體記憶形成，從而在國家層面上構建了民族凝聚力（見圖1）。

圖1　大眾傳播環境下媒體對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機制

二、共同消費儀式及意義的消解：新媒體環境下的凝聚力消減

在互聯網迅速發展和普及的當代中國，媒體傳播形態和受眾的信息消費行為開始影響上述作用機制。

首先，新興媒體打亂了人們“例行的共同媒介消費”行為。身處新傳播環境下的人們在信息獲取方面出現兩方面變化：一是信息獲取渠道擴大，由以往以電視和報紙為主的媒介擴展到包括手機、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電子書閱讀器等在內的新興媒介；二是網絡媒體上的很多信息都以短平快的形式進行時時更新，不同媒體的側重點也有著較大差異，從而使受眾獲取的媒介內容呈現多元化和碎片化。這就使在線渠道下人們共同消費媒體的儀式性有所下降。一個簡單的例子是：在傳統媒體主導時代，在公交車上翻閱報紙的人可以接受周邊的人有意無意的共同閱讀。而在使用手機或平板電腦等獲取信息時，由于這些設備上越來越多的應用信息都涉及到了個人的隱私或偏好，如在微博上關注的內容和發布的評論、在微信上與朋友的交談、甚至是對于特定新聞的選擇性閱讀、對于特定群體的關注等等，共同閱讀會被視為不禮貌地侵犯隱私的行為。從這個角度講，新媒體的出現侵蝕了受眾的共享經驗，而有研究者認為這將無可避免地導致社會碎片化以及國家機構調節媒體信息能力的下降[5]。

第二，新興媒體削弱了“媒介論述”中的民族聯系：網絡作為全球媒體頻道天然就缺乏邊界性。正因為如此，它為受眾提供了不經過國家媒體的傳播而看到遙遠距離以外事情的機會，從而為受眾提供了逐漸脫離自身民族日常的渠道。同時，隨著互聯網上外國電視劇的熱播和網絡語言的層出不窮，受眾對于民族語言及其使用習慣的共識被削弱。埃里克森（Eriksen）認為，網絡可能有損國家和文化認同，因為它移除了個人與地域、語言和文化的聯系[6]。此外，相比電視、報紙等媒體，網絡要求其使用者或受眾有一定的技術能力和經濟條件，這就導致民眾網絡使用機會的不均等，隨著知溝（knowledge gap）的延伸，他們所接觸到“民族的日常生活”可能存在差異：對于網絡低程度使用者而言，網絡上流行的詞匯含義和事件是陌生的，這種陌生感進一步阻礙其對后繼信息的關注和理解，從而熄滅其網絡使用熱情，他們因此轉而參與到傳統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中。即便對于有相似網絡使用習慣的人，他們所接觸的信息內容也因職業和喜好方面的差異而大相徑庭（例如關注明星八卦還是國際政局），從而引起話語圈的不斷分散。

第三，新興媒體消解了“媒介事件”的嚴肅意義?！懊浇槭录辈辉偈穷A先策劃好的儀式，在由上而下的把關和傳播中凸顯意義，而是充滿不確定性的仍在發酵中的事件，與之相隨的是話語權的轉移和分散[7]。由于為數不少的不少公眾參與到對事件的搜尋、傳播、重構甚至再創中來，原本以競賽、征服或加冕為主題的儀式化媒體事件所反映的嚴肅事實或所期許的理想社會轉變為以調侃和戲謔為基調的再創玩笑，例如對于東莞掃黃行動，公眾所關注的并非是性工作者這一群體的生活或利益，也較少談及東莞政府和警察果斷作為，更勿論對于該事件社會影響的討論，而是以“東莞不哭，東莞挺住”為主題編出各種段子，傳統媒介事件因參與其中的受眾的調侃戲謔而被淺薄化，從而削弱了事件本身所代表意義的神圣性。更重要的是，新媒體環境下的事件很容易經過炒作進入公眾視線；事件的快速更新使諸多事件在尚缺結論、不容人們時間思考和反思之時便被新的事件淹沒。這就導致了存于人們腦海中的集體記憶的快速更新。在此環境下，集體記憶隨時間而消散，其承載的民族認同感和凝聚力也隨之消減。

三、由表面感知到行動深入：對新媒體侵蝕作用的辯護

網絡對于儀式性事件的消解和集體記憶的快速更新固然有一定的理論依據和現實表現，但只強調可能的負面影響又未免顯得過于悲觀和消極。

盡管新媒體形式的多元化可能導致人們信息接收形式的差異，但也正是因為媒體的多元化發展，當“爆炸性”事件出現時，受眾可以通過各種渠道獲知信息——無論是傳統的電視、報紙還是新興的手機、手提電腦，或是電腦上的微博、微信、論壇、網頁新聞、乃至某位好友的電子簽名檔等等。信息的病毒式傳播和互動模式使受眾在不知不覺間就參與到日常生活的討論中：當昆明火車站暴力事件被報道后，大部分人會主動關注并討論事件的過程和性質；當明星出軌時，即便對此不感興趣的人也會因各渠道接觸而被動接收信息。多平臺的分享模式進一步助推了這一現象：在電腦或電視上看傳統的春節聯歡晚會而在微博、微信或QQ群里發表評論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新媒體環境可以讓更大范圍內的人以更豐富的形式共享信息，從而參與到更廣泛“民族生活”的呈現、討論和傳播之中來，這就有利于構建起共同的集體記憶。周葆華的研究支持了這一觀點，他們發現，在新媒體渠道高度分化、新媒體事件層出不窮的背景下，與傳統媒體時代的集體記憶相比，進入“新媒體事件”集體記憶“榜單”的數量似乎更多，但記憶并沒有變得完全分化和缺乏共識[8]。

第二，新媒體促使人們脫離旁觀者的身份，而采取象征性或實質性的行為?；凇白h程設置”理論所提出的“議程融合論”（Agenda Melding）認為媒體設置的議程具有聚集社會群體的功能，這是源于人們都有對于“群體歸屬感”的需要[9]。在新媒體平臺下，個體和群體都能較為容易地獲得設置議程的能力，這就給予受眾以更多的參與性機會[10]。以互聯網為主的新媒體讓人們無論身處何時何地，都可以了解、討論，甚至參與到與民族相關的事件中。在現實中，這些體現集體感或民族性的行為可被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在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關系中凸顯民族立場，如2012年，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人登上釣魚島并宣告主權而自發進行的游行。這些活動通過公眾在網絡上的信息傳播和聯系得以實現；第二類出現在災難性事件中，以“我們”的親人和同胞為立場，傳達族群情感，表現成員間的團結互助。如在汶川地震、北京大雨等事件中，公眾不僅關注事件進展，傳播救助信息，進行捐款，還在社會化媒體上點亮象征祈福的蠟燭，在廣場上放飛孔明燈，甚至親赴災區救災；第三類則關乎國內的負面事件，例如寶馬撞人案、一些官員貪腐事件等。公眾對這類事件的討論和意見表達其實也反映了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和社會改善的希冀。

四、媒體機構的責任：新媒體環境下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途徑探析

在民族凝聚力的建設上，以網絡為代表的新興媒體的出現既存在一定的阻礙作用，也有可加以利用之處。在此環境下對如何通過媒體傳播加強公眾的民族凝聚力和國家認同感的討論就有著重要和前瞻性意義。

（一）深度報道有社會意義或啟示的重要事件

在新媒體時代，以時時更新的形式呈現碎片化信息是容易的，但這也導致了受眾對事件觀察和思索的碎片化。缺乏清晰的邏輯聯系和深度思考的記憶容易被慢慢遺忘。而深度報道則可以通過采集事實、闡釋背景、采訪專家、擴展相關信息、提升事件意義讓共同見證的集體記憶深入公眾心里，進而加強“集體記憶”而有助凝聚力的提升。深度報道意味著理性客觀和相對全面，在網絡環境下的媒體如果完全以市場為導向，則容易使謠言遍布，公眾腦海中的事實及其導致的集體記憶混沌不堪，更勿論凝聚力的形成；深度報道還意味著適當的導向性。突發事件往往有著多變性和多面性，媒體應以事實為基礎，以解決問題、凝聚國家而非分散人心的角度找到傳播立場，從而讓事件本身成為推動社會發展、探索幸福未來的一種有意義的記憶。在新媒體環境下，深度報道還可以意味著互動性，邀請公眾以話語或實際行動的形式參與其中。

（二）嚴肅報道有重要社會意義的事件

學者對新聞娛樂化的擔憂由來已久。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曾批評電視就是娛樂，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一切文化內容都心甘情愿地成為娛樂的附庸[11]。新媒體對于信息娛樂化的影響更勝于此：網絡環境中眾多以娛樂和調侃為主題的段子豐富了其娛樂形式，擴散了娛樂范圍。但生活是嚴肅的，媒介事件的意義不應僅僅成為人們調侃的對象和茶余飯后閑談的談資，而應讓人們有所觸動，有所反思。如果連主流的媒體都為迎合受眾的口味而“賣萌”“八卦”，那么，公眾只會從昆明砍人事件中繼續調侃“切糕”，而不能反思矛盾所在和應對策略從而避免更多流血事件的發生；只會從兩會中看到娛樂明星的日常，而不會思考對生活有著實質影響的提案……如果所有的事件都用一種玩笑而娛樂的方式去看待，公眾也會對于他人的遭遇缺乏同情心。當這種冷漠感逐漸蔓延，人們之間的情感聯系便支離破碎，民族的凝聚力和集體的歸屬感也將消減。

（三）搭建集體記憶的橋梁

從回溯性集體記憶的喚醒到展望性集體記憶的強調。一直以來，人們對于集體記憶的理解是現在對過去的建構。而克倫（Keren）則從理論的角度出發將集體記憶劃分為對過去事件的回憶和對未來任務的提醒，并認為這是聯系過去、未來以及公共議程間的聯系[12]。在新媒體環境下，加強這兩類集體記憶既有實踐上的可操作性，對于集體歸屬感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強又不無裨益：一方面，回顧性集體記憶需要努力才能得以維持。在傳統環境下，“通過和現在一代的群體成員一起參加紀念性的集會，我們就能在想象中通過重演過去來再現集體思想，否則，過去就會在時間的迷霧中慢慢地飄散?！盵4]如今，對于有重要意義的集體記憶，媒體可以通過適時回顧和重述來構建過去和現在的聯系，而新媒體既為重溫過去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和傳播載體，又為儀式性的回憶和紀念提供了便捷參與的渠道。另一方面，在新媒體環境下，強調展望性的集體記憶尤為重要。媒體機構所擁有的文化記憶不同于其他機構之處，就在于它基于集體的承諾和過往的希翼，提醒公眾或政策制定者應該去做什么。在信息獲取渠道分散、信息分眾化的今天，公眾所關注的事件不盡相同，生活的圈子也變成一個個小小的“部落”。在此環境下，倘若能提出大部分人所希翼的未來并不斷提醒，則能讓公眾對于將來有著共同的期待和暢想?！爸袊鴫簟边@一概念的提出顯然有助于這樣情感的產生。而作為一種展望性的集體記憶，如何將“中國夢”這一概念的具體希翼與日常生活和重要事件相聯系，不斷進行基于事實而非口號式的提醒，從而將現在與未來相聯系，這也是媒體可努力之方向。

五、結語

本研究以傳統媒體環境下媒體對民族凝聚力和集體歸屬感的影響為基礎，著眼于網絡新媒體快速發展的環境，探討新興媒體對集體記憶和民族凝聚力的正負面影響，并有針對性地提出建議。但以網絡為典型代表的新媒體環境極其復雜，對于民族凝聚力建設的影響因素也不可勝數，本研究只考慮新媒體的自然屬性可能給與民族凝聚力相關的公眾心理和行為帶來的影響，而事實上，影響民族凝聚力形成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就是有一定目的性的分化行為，這是未來可探索之方向；此外，未來的研究亦可通過更為深入的案例分析或長時間的跟蹤調查來檢驗和改進本研究結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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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ntering and Constructing of National Cohesion under the New Media Environment——From Perspectives of Media Consumption, Discourse and Ritualization

MO Li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1 China)

Abstract In era of mass communication, three theories including ritual of simultaneous media consumption, discourse of media, and ritualized reports on media event along with audiences’ collective memory expound how national cohesion is constructed by mass communication. Nowadays, the new media with typical network has changed people’s habit on media consuming, leading changes on how media influence national cohesion. Based on the theory discrimination and case study, the author demonstrates possible negative changes brought by the new media, mainly on how it might erode simultaneous media consumption, break national connection in media discourse, and weaken the significance of media events. It also explores positive effects as providing people with opportunities to know more national events and to engage. Based on analysis above, this research proposes several strategies that might be adopted by the media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national cohesion.

Key words New media; national cohesion; media consumption; ritualization; collective memory

編 輯 鄧 婧

[作者簡介]莫莉（1983- ）女，博士，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講師.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課題“轉型時期微博場域中社會共識的構建研究”（14BXW074）；福建省中青年教師教育科研項目（社科B類）“微博平臺上的臺灣信源傳播與形象構建研究”（JBS14042）.

[收稿日期]2015 - 07 - 22

[中圖分類號]G206.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4071/j.1008-8105(2016)02-005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