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時期的文風及成因探析

羅世琴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北京100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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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平城時期的文風及成因探析

羅世琴

(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北京100088)

北魏定都平城近百年，文學作品數量少且幾無新變。其文風上承漢魏又近采晉宋；注重文采又不刻求華麗的辭藻與多面烘托，而是更在意質樸的情感與直接敘寫；在語言上有典雅與鄙俗共賞的傾向。北魏文風之所以呈現如此面貌，與平城文人在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交融過程中為適應多元文化而積極進行調適與嘗試密不可分。

北魏文學；平城；民族文化交融

北魏政權建都平城自天興元年(398年)至太和十九年(495年)，在這近百年的時間里，文學創作相對寂寥，因此學界研究后魏文學多著眼于遷洛之后，諸多文學史對平城時期的文學創作鮮有專門論述。然而，從文化交融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以北方漢族和久居中原的少數民族形成的漢文化圈與以鮮卑為主的新入住民族文化圈(鮮卑文化圈)之間存在接觸與交融，這必然會影響其時的文學風貌。

平城時期的創作主體多是從十六國入魏的漢族文士?！稘h魏六朝百三家集》僅收高允一人，《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收韓延之、宗欽、段承根、游雅、高允、劉昶等人，篇目都不多。其作品與同時代力求新變、漸入文學自覺時代的南朝詩文相比*劉躍進的《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以“文學獨立一科”“文筆的辨析”“四聲的發現”作為中國古代文學進入自覺時代的標志。，以“詞義典正”見長。

古今學者多從政治環境與作家創作心態角度探討平城時期文學的沉寂?？v觀中國古代文學史，政治高壓和文人畏禍心態并非僅見于北魏初期，稍早的曹魏正始、西晉太康時期都曾有相近背景，然而文學創作的語言風格、表達思想的深邃、對社會的反思、對個體價值的追尋并未由此消沉。加之“北中國的漢族士人，并不會因為拓跋氏入主中原而喪失文學才能”[1](371)。這就促使我們嘗試從另一個角度解讀這一時期的文學。

一、北魏平城時期的文風特點

平城時期的文學創作是整個北朝文學的濫觴，其詩賦創作也體現出文學自身轉承過程中對時代環境的調適*《隋書·文苑傳·序》稱南方“貴于清綺”，“宜于詠歌”，北方“重乎氣質”，“便于時用”。錢鍾書《管錐編》以為此處言“質勝”實在是“以短為長，猶因背曲而稱謙態鞠躬、頰腫而贊貴相頤豐也”，《水經注》《洛陽珈藍記》《顏氏家訓》等“筆”類作品，不宜與“文”比較，本文僅從詩賦角度進行論述。。

交游贈答詩歌在這一時期占有相當比重，多于情感平實中見出文采。由北方十六國入魏的文士中，宗欽有四言《贈高允詩》(十二章)[2](2198)，詩作贊美高允，曰：“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凝割，典無滯泮”，稱贊了他的文學才情與作品，又對其創作的具體過程進行了生動的描繪，秩序井然且頗具氣勢；表達對自身前程的憂慮與不安，曰：“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逾激電。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發掩玄，枯顏落茜”，以“激電”比喻歲月蹉跎之感，面對時光流逝的無奈表露得情真意切；表達被引薦的期待，曰：“文以會友，友由知己。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盼坎迷流，覿艮暗止”，態度懇切自然。加之“尹佚謨周?？酌魇鲷敗薄八R叔度，洗吝田蘇”等較為常見的典故的應用，全詩對友人的贊揚自然而不夸張，表達自己所寄托的意蘊誠懇而不卑躬。高允也有《答宗欽詩》(十三章)，懇切平實，與宗欽詩相比，語言更為質樸。二者代表了當時贈答詩歌注重情感、質樸平實而又不失文采的風貌。

高允另存擬漢樂府詩兩首：《王子喬》《羅敷行》，都注重從細節處直接敘寫?！读_敷行》：“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羅敷。巧笑美回盼，鬢發復凝膚。腳著花文履，耳穿明月珠。頭作墮馬髻，倒枕象牙梳。姌姌善趨歩，襜襜曵長裙。王侯為之顧，駟馬自踟躕?！盵3](419)學界多以為此詩“只是復述漢樂府《陌上?！飞习胧椎墓８拧?，“仿古之作，并無新意”[1](373)，但在陳述羅敷所著裝飾時，此詩著重從細微處對人物進行描繪，從眼睛、頭發、膚色、鞋履、耳飾、發飾以及行走姿態等一步步呈現開來，只有最后一句從側面點明他人眼中的羅敷之美，這要比漢樂府《陌上?！范鄰乃松袂楹嫱懈鼮橹苯??！锻踝訂獭窋懴扇恕跋杼焱ァ钡木唧w過程：“光騖電逝忽若浮”，“跨騰太廓逾窅冥”，“窮覽有無窮道根”[3](438)，著力于騰升的迅速、游境的廣闊、得道的高深，但都是正面直接的細節敘寫，不刻意從側面烘托或加入個人情愫。

從北魏初期文教政策熏染下成長起來的文士中，高允現存篇目稍多，“標志著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文學創作正在開始復蘇”[1](373)。其《鹿苑賦》雖佚[4](628)，而史載該篇諷諫規誡之意堪比《二京賦》*《魏書·高允傳》：“允上《代都賦》，因以規諷，亦《二京》之流也。文多不載?！?，“睹天規于今日，尋先哲之遺誥。悟二乾之重蔭，審明離之并照……正南面以無為，永措心于沖妙”，較為婉轉地提出規勸、告誡，今人多以為這才是《鹿苑賦》創作的真正含義，足見高允上承漢魏的用心。據考，此文“作于獻文帝拓跋弘禪位于孝文帝之際”[1](372)，即劉宋明帝時期，此前，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已亡，元嘉詩文在南方影響正盛?！堵乖焚x》既含有“規諷”之意，語言選擇上又以四言、六言為主，抒寫云岡石窟始開鑿的準備工作和初步工序：“庶真容之仿佛，耀金暉之煥炳。即靈崖以構宇，竦百尋而直正。絙飛梁于浮柱，列荷華于綺井”；描繪石窟的宏偉之狀：“固爽塏以崇居，枕平原之高陸。恬仁智之所懷，眷山水以肆目。玩藻林以游思，絕鷹犬之馳逐?！闭R對仗而又不失錯綜之感，有抒情、有描繪，古拙中又時時顯出華麗，這恰恰是漢魏之氣與元嘉之風的兼采融合。高閭也有《鹿苑賦》，《魏書·高閭傳》載二人因文風相近被稱為“二高”，且一曾作《北伐頌》，一曾作《北伐碑》，兩篇的內容、文體都十分接近，或可據此推測高閭的《鹿苑賦》也有相近特點。

語言方面，平城時期“典雅”與“鄙俗”共賞。長期生活在北方民族聚集地區的胡叟“既善為典雅之詞，又工為鄙俗之句”，入魏前曾“賦韋、杜二族”，入魏后“世猶傳誦之，以為笑狎”，足見其“鄙俗之句”與“笑狎”文風為時人所接受并喜愛。他還“頗涉文流”，與當時文士進行有關文學方面的交流切磋。史載游雅“輕薄”高允之才，而高允不但“不以為恨”，還頗重視其文學創作才能。

北魏初期的文風從總體上呈現文學自身轉承時調整自身以探尋適應的過程：注重文采又不刻求華麗的辭藻與多面烘托，而是更在意質樸的情感與直接敘寫；上承漢魏又近采晉宋；在語言上雅俗共賞。這種文風特點與后來歷代文學所尚不同，與北方民歌的粗獷質樸不同，與北魏遷洛后因追慕南朝而日趨華美的文人創作也不盡相同。

二、北魏平城時期文風的成因

陳寅恪指出，北朝的民族關系問題“文化關系較重而種族之關系較輕”[5](79)，北魏代北與十六國政權在民族問題上有很大不同。一方面，漢文化圈面臨被改變的挑戰。葉適《舊學筆記》言：“劉、石、苻、姚與夫慕容，雖曰種類不同，然皆久居中國，其豪杰好惡之情，猶與中國不甚相異。獨拓跋氏，則以真胡人至中原，純用胡俗，以變華人?！盵6](153)若以整個北魏時期論，用胡俗“變華人”未必盡然，但平城時期，在文化政策諸方面確有此傾向。另一方面，內遷的鮮卑文化圈也因接受漢文化圈的影響而發生轉變?！段簳ご藓苽鳌费裕骸疤嬗媚贝紭阒?，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盵7](811)無論是由己出風俗“變”人，還是自身的“變風易俗”，都意味著文化圈之間在同一時空彼此共融，這必然對當時的文學產生影響。

元嘉以來五胡亂華，為文人從心理上接受鮮卑文化儲備了條件。平城時期由十六國入魏的漢族文人，不再以“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的觀念看待融入中原的少數民族，多期望能在北魏政權出仕并保全家族，如《魏書》卷五十二載，胡叟因仕途不順，與友人程伯達作詩，期望能入魏后“托翰寄輔仁”，發揮自己的才干，不再做被人時時提防的“新客”“疏賓”。段承根父子在不同民族霸主間幾經周折后才入魏。以文學創作才能受賞識顯名出仕的文人不在少數。例如，拓跋燾見趙逸所作，感嘆“此豎無道，安得為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胡方回因“為鎮修表”，“世祖覽之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另有竇瑾、房靈賓、房宣明等，皆以文學顯名而任中央、地方官學的博士教授之職。反之，出仕也對文學創作有一定促進作用，胡叟就曾“被征至，謝恩，并獻詩一篇”。

當時文學創作不僅是漢族文士之間交游、互動的途徑，也是漢族文士尋求出仕、與北魏文化圈交流、互動的必要媒介，漢族文士在文學創作方面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迎合民族文化圈的欣賞、評價趣味，以獲得認同。有些漢族文士學習民族語言，尤其是鮮卑語言，以此作為出仕的捷徑，如晃懿“以善北人語內侍左右，為黃門侍郎”[7](1944)，孟威“尤曉北土風俗……后以明解北人之語，敇在著作，以備推訪”[7](1005)。

與此同時，北魏政權也積極進行學校設置，在鮮卑文化圈傳播經學，為鮮卑文人接受漢語文學作品創造了條件。北魏初期，鮮卑文化初入中原，“舊語”與漢語兩種語言通用的傾向比較明顯，甚至學校教育中的教材也需要翻譯：“后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后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8](947)。史載，遷都洛陽后，孝文帝以強令禁止的形式對語言做出統一要求：“(太和十九年)六月乙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庭，若有違者，免所居官?！盵7](177)他也積極做出表率：自太和十四年以后的詔文撰寫，皆由己出。這就為我們提供了兩個方面的信息：其一，鮮卑語在朝堂之上的確是一種通用的語言，漢族文人則使用漢語，其時，二者間需要譯介；其二，很可能太和十四年以前，北魏帝王的詔冊都要進行專門處理，其中也包括翻譯成漢語。因此，官方設置專門的翻譯職務，《魏書·官氏志》有載：“(天興四年)十二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置代人令史一人，譯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盵7](2973)相應地，這對漢族文人創作的影響可想而知，文學作品要經過翻譯或給非漢語文化圈的人去評價，在與帝王或同僚的日常交流和公務處理方面，也要面臨語言互譯。

在上述境況下，當接受群體缺乏體味追新求變的文風和華麗辭藻的熱情時，漢族文人的創作顯然不可能完全延續晉宋之間“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的風格，使用經典深奧的語言和韻律考究的俳句，更不可能追新求奇，探尋“辭必窮力而追新”的表達方式。只能通過質樸、通俗的語言，典雅地顯示自己的文采。一些接近口語的“鄙俗”“笑狎”“輕薄”的表達，往往因通俗易懂而很快傳播開來。入北魏以后文學創作的質實特點，與其說是創作者沒有能力創作或失去了原有的創作能力，倒不如說是當時文學作品對接受環境的迎合。

三、結 論

“夫文之為用，其來日久。自昔圣達之作，賢哲之書，莫不統理成章，蘊氣標致，其流廣變，諸非一貫，文質推移，與時俱化?！盵7](1869)每一個時代的文學之所以形成其特質，必將與這一時期的文學功用、文學接受思潮一脈相承。文學發展進程中，追新求奇與復古守陳都是文學根據社會審美價值和需求，積極做出調整并尋求適應的結果?！段倪x·序》所言各種文體的審美價值：“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9](2)；沈約提出“文章當從三易說”：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都是從欣賞與接受的審美價值提出的。從這一角度言，西晉時期的繁蕪、劉宋時期詩歌的大量用典，與其作品的欣賞接受者多為文學造詣深厚的學者同行不無關系；平城時期在質樸與文采、復古與新變、典雅與通俗之間的兼采并用，與其為適應多元文化而進行的調整與嘗試也不無關系。事實上，北魏平城時期的文學，除與當時社會政治與文人心態相關外，民族文化融合及由此引發的調適值得進一步探究。

[1] 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2] 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M].北京：中華書局，1983.

[3]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4] (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M].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5冊[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8.

[5] 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6] (宋)葉適.習學記言序目[M].北京：中華書局，1978.

[7] (北齊)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

[8] (唐)魏征，等.隋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1.

[9]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M].(唐)李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責任編輯 李小鳳】

2016-09-20

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教育部重點課題“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中國古代文學教育——中國漢族與少數民族教育互動研究的視角”(DMA140214)

羅世琴(1976-)，女，甘肅白銀人，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

I206.2

A

1674-6627(2016)06-013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