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
——神權主導的復合型古國

宋建

（上海博物館 上海 200003）

良渚
——神權主導的復合型古國

宋建

（上海博物館 上海 200003）

良渚文化的社會運作以神權為主導，玉琮是神權的物化，擁有玉琮即被賦予了神權。玉琮的分割表明其授受關系，體現了神權的授受。各聚落所屬層級與玉琮的擁有方式緊密相關，并據此區分為四個層級。良渚文化玉琮、玉鉞的使用方式體現了權力結構的變化，大致上前期用玉有比較明確的規范，后期用玉規范松馳，揭示出良渚古國前期的政治結構高度集中，“良渚”聚落對各層級聚落保持強大的控制力；后期的政治結構趨于松散，呈現多雄并立的政治局面，良渚古國遂分化為多個古國。

良渚 神權 古國 玉琮 聚落層級 玉鉞

國家形成過程中最重要的表現形式是社會分化，古代社會復雜化進程的基本動力也是社會分化。聚落分化是社會分化的關鍵性要素，是研究國家起源和社會復雜化的最重要抓手，甚至可以理解為唯一的抓手。聚落形態的演變包含聚落的規模、聚落的職能和聚落之間相互關系的過程性變化。其中研究聚落規模的基本方法是區分聚落的層級。在操作層面上，西亞和美洲的田野實踐通常以進行區域調查為基礎，按照聚落的面積區分聚落層級。這個方法也被借鑒于中國，例如在海岱地區和中原地區所做的聚落研究。目前在環太湖地區尚未開展大范圍野外作業，因此無從了解聚落面積與層級的聯系。另外由于水網地區獨特的生存環境和聚居方式，能否有效地確定遺址的分布范圍，并以分布范圍決定聚落等級，也需要驗證。良渚文化的墓葬材料比較豐富，階層和等級的劃分比較清楚，因此有的研究者根據墓葬所屬階層和等級推導所在聚落的層級［1］。

一、良渚文化的聚落層級

（一）依據玉琮擁有方式劃分聚落層級

良渚文化的社會運作是以神權為主導，創造了獨特的神祇系統，主神為其核心，人形神和虎神合二為一。主神完整版目前僅見于浙江余杭反山M 12［2］，主神省略版、簡化版和變異版等發現比較多，后者以不同的時間、空間和使用方式自前者衍生。主神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載體為玉琮，主神形象的集大成者亦為玉琮，只有玉琮一種器物包含主神形象的各種版本，玉琮的形和主神的紋二位一體是良渚神權的完美表達，可以說擁有玉琮就是掌控神權。因此，判斷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態和層級，除了應該參考墓葬的階層和等級外，還應該特別關注玉琮的擁有方式。實際上，良渚文化各聚落的墓葬所屬階層、等級與玉琮擁有方式的關聯度非常突出。

良渚文化的多數聚落不擁有玉琮，只有少數聚落以三種不同的方式擁有玉琮。（1）持續性擁有：單一聚落有多個（兩個以上，含兩個）權貴使用玉琮，并在離世后用以隨葬，這些權貴墓葬的時間呈現延續性；（2）間斷性擁有：單一聚落有多個（兩個以上，含兩個）權貴使用玉琮，但是它們在時間軸線上有間斷；（3）短暫性擁有：聚落中只有一名權貴隨葬玉琮，有些玉琮非發掘品，但在該聚落只發現一件玉琮。

根據是否擁有玉琮和上述擁有玉琮的三種不同方式，良渚文化的聚落可以區分為不同的層級。（1）第一層級：以第一種方式擁有玉琮；（2）第二層級：以第二種方式擁有玉琮；（3）第三層級：以第三種方式擁有玉琮；（4）第四層級：不擁有玉琮。

根據社會延續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良渚文化分成初期、前期、后期和末期［3］。初期是良渚文化的形成期，前期是興盛期，后期是變革期，末期是衰變期。初期因包含此前的崧澤文化因素，也被稱之為“崧澤—良渚過渡段”，如果不局限于某些物質遺存，而是從社會發生明顯變化的角度看，這一階段屬于良渚文化更為恰當；末期，原有文明消亡，外來族群進入，社會形態劇變。末期的區域性差異比較大，文化因素復雜多元，有些區域演變為錢山漾文化。

浙江余杭的良渚—瓶窯地區無疑是社會發展中心，相比較其他地區，良渚—瓶窯的考古資料最為豐富?？傮w上，良渚—瓶窯的規模與其他聚落（群）之間存在巨大落差?，F在學術界已經將良渚—瓶窯作為包括許多地點的聚落整體對待，而將其他地區大多數聚落作為單一聚落，即便有少數所謂的“聚落群”、“遺址群”，其“群”內的功能性表現也遠遠不如良渚—瓶窯清晰。因此良渚—瓶窯是層級遠高于其他聚落之上的超級聚落，本文區分聚落的層級只在良渚—瓶窯以外的其他聚落中進行。

（二）超級聚落“良渚”

學術界對良渚—瓶窯的認識過程相當長，20世紀90年代以前是將區域內所有發現文化遺存的地點均認定為獨立的遺址，或作為完全獨立的遺址對待。1987年提出了“‘良渚’遺址群”的概念［4］，其后逐步完善了對遺址群的認識。在這個特定區域，遺址分布密集，相互距離比較近，而和區域外遺址的相互距離比較遠，因此區域內的遺址組成了一個特殊的“群”。對于“群”內各遺址的功能以及相互關系的認識，也隨著資料的積累而不斷深化［5］。2006年以來城垣的發現，特別是城垣西北水壩工程遺址發現后，學術界普遍認為已經難以用“遺址群”概括這樣一個涵蓋多種功能的聚落。在發明更為貼切的術語之前，本文暫用“良渚”這一相對模糊的概念。對于過去“遺址”的概念，本文認為，其中能夠確定功能的直接按功能定名，如“古尚頂宮城”、“反山墓地”；不能夠確定功能或功能多樣的，則稱之為“地點”。

從功能出發，“良渚”可區分為不同的區域［6］。

1.城垣內的政治中心區

城垣內是政治中心區。以古尚頂為中心，城垣內是最高等級權貴活動或者圍繞最高等級權貴開展活動的主要場所。

城垣平面格局略呈圓角長方形，正南北方向，南北長約1910、東西寬約1770米，總面積約300萬平方米。城垣內外均有環繞河道。已經發現8個水門——四面城垣各2個，在南城垣中部還有1個陸門。

城垣內近中央偏北為宮殿區，宮殿建于高臺之上，實際就是“宮城”——“古尚頂宮城”。高臺“宮城”東西向670、南北向450米，現地面以上高達10米；高臺的形成除了西部的一部分利用了自然高地外，主要為人工堆筑而成，堆筑厚度最高達12米；高臺整體呈覆斗形，臺頂面積為28萬平方米。臺頂之上又筑有三個土臺，分別名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烏龜山，是三座高于臺基面的最重要的宮殿或宮殿組。偏于東北端的大莫角山宮殿組體量最大，臺基底部東西向約180、南北向約97米，比古尚頂高臺頂部高6米。大莫角山上已經發現了四座房屋基址。除了這三處主要的宮殿（組），“古尚頂宮城”還有其他宮殿基址和以沙土夯筑的廣場（庭？）。

在“古尚頂宮城”大型高臺東側坡的廢棄堆積中，堆放了大約1萬～1.5萬千克的炭化稻米，據考古發掘人員推測，應該是糧倉遭遇了突如其來的大火，被焚燒后無法食用的稻米被集中丟棄。糧倉距離丟棄區不會很遠，應該就在“古尚頂宮城”內，為宮城專用糧倉。

在緊鄰“古尚頂宮城”西側發現的河道，與城垣內外的環繞河流相通，是獲取外來物資的通道；河道旁還有可供泊船以裝卸運輸物資的棧橋碼頭。這是目前所了解的宮城物資供應的一種方式。

城垣內還有最高等級的權貴——“王室成員”的墓地反山。反山墓地在“古尚頂宮城”的西北部，且相距不遠，體現了二者的密切相關性。反山是人力堆筑的高于現地表5～6米的土臺，面積約2700平方米。1986年發掘了土臺的西半部分，一共發現9座前期三段的權貴墓葬。其中M 12和M 20是目前發現等級最高的兩座墓，其標志性器物分別是M 12的玉權杖和M 20的象牙權杖：前者僅此一件；后者也僅在上海青浦福泉山［7］、浙江桐鄉姚家山［8］等少數地點的高等級權貴墓葬中發現。

“良渚”的反山墓地、瑤山神壇墓地［9］等權貴墓葬實行用玉的制度性規范，權杖、完整鉞（配備瑁、鐓，下同）、鉞、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是區分權貴等級和性別的標志性玉器；琮表達神權并用以操作神事，與權貴等級密切相關。以反山為例，權貴分為五個等級：其中M 12為第一等級，使用權杖、完整鉞、琮、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M 20為第二等級，使用完整鉞、琮、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10］。

城垣內發現玉琮的還有鐘家村地點［11］，西距“古尚頂宮城”約200米，遺存范圍東西150～220、南北約300米，中部被老104國道穿越。該地點出土過三叉形冠徽［12］；20世紀30年代施昕更曾記述有挖掘玉器的舊坑，“解放后村民們也曾在路南農田中翻出玉琮、璧等重要器物”［13］。另外，新近發現反山以南不遠的姜家山墓地也隨葬玉琮［14］。

2.城垣外的不同功能區

與城垣內的政治中心區相對應，城垣外有幾種不同的功能區。

距城垣最近的是數百米外的眾多地點，目前除了西部偏北和北部偏西的區段外，其他區段都有分布。這些地點大多呈長條狀，與城垣幾乎平行，并斷斷續續地環繞了城垣的大部分。北邊東段有扁擔山、和尚地，東邊有美人地、里山、高村等，南邊有卞家山，西南端有文家山、東楊家村和西楊家村等，看似構成了拱衛城垣內政治中心區的外圍，或稱之為“外郭”。

值得注意的是，扁擔山和美人地的開始時間都是后期五段，連續使用到末期（錢山漾文化階段）［15］；卞家山和文家山的存續時間與扁擔山和美人地大致相當。根據鉆探，城垣以東區域多為濕地和水域，可供生活的地域不多。良渚后期隨著環境的改變和人口的增加，有規劃地在東、南外圍以原有地形為基礎堆筑條狀高地，既增加了居住區面積，又對城垣區域形成拱衛之勢。目前在這個區域沒有發現農耕遺跡［16］，因此東、南條狀高地的居住者為非農業人口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這近乎一周的城垣外區域涵蓋了居住區、墓地、河道碼頭等功能區。其中，出土玉琮的地點有文家山［17］等，傳1949年以前出過玉琮的地點有扁擔山［18］等。這里主要是等級略低的權貴及其家族、族群的居住與活動區。

距離政治中心區稍遠一些的是兩處神壇和大祭司（巫師）的家族墓地。目前發現的兩處良渚文化前期神壇都建在城垣之外的矮山之上：瑤山在城垣東北約5公里處，匯觀山在城垣西偏北約2公里處［19］，它們都既是神壇，又是大祭司的家族墓地。兩處神壇的形制結構相似?，幧缴駢诤０?5米的山丘上，東半部因采石被破壞至地平。神壇為階梯覆斗狀三重矩形，中間為紅土臺，其外是先挖溝然后在溝內填滿灰土的外框，外面一重是灰白色礫石鋪就的臺面，臺下是石頭護坡。匯觀山在海拔22米的山丘上，東西兩側為二級階狀，階上有南北向的槽溝?，幧缴駢嫌?3座祭司及其相關者的墓葬，匯觀山神壇上發現4座墓葬。

另外有子母墩［20］，在北城垣以北，人工堆筑，方錐形，邊長80、相對高度11米，有兩級階，結構略似匯觀山。鳳山位于城垣外西南的高地，主體已經被采石取平［21］。鳳山坡地上有豐富的良渚文化遺存，出土玉琮2件，均為兩節人形神面。這兩個地點都不可排除作為神壇的可能性。

距離政治中心區稍遠一些的還有多處權貴生活區和墓地，以及不同的功能區，其中擁有玉琮的地點有余杭官井頭［22］、梅家里［23］、吳家埠［24］和羊尾巴山、盧村、蘇家村［25］等。

（三）第一層級聚落：持續性擁有玉琮

“良渚”之下為第一層級聚落，以持續性擁有玉琮為特征。前期第一層級聚落只有江蘇江陰高城墩［26］和浙江余杭玉架山［27］兩處，后期數量增加，以上海青浦福泉山為代表。

1.高城墩

高城墩北枕長江，距“良渚”大約200公里，是整個良渚時期距“良渚”最遠的第一層級聚落。目前學術界對高城墩的認識僅停留在墓地，尚未進入對聚落的全面考察。墓地的破壞相當嚴重，發掘時僅保存2000平方米。墓地的西面、北面已經到達邊緣，但仍保留高臺的坡狀結構；南部和東部則被破壞殆盡。當地人描述高臺原貌為面積近萬平方米，高10余米；但現存高度僅5米左右。因此發掘所見只是墓地的很小部分，原來當有更多等級相近的墓葬。

根據墓葬的排序可知，位于發掘區域東南部的墓葬早于西北部。根據墓葬埋設比較密集，而北部和西部存在較大范圍的無墓葬區域的特征，確定了墓葬分布的西、北地界。M 13位于發掘區域的最南端，是已發掘墓葬中墓坑最大的，雖然墓葬的一部分已經被破壞，但從發掘部分和被破壞時出土的玉器看，M 13年代最早，所采集玉琮的時代相當于“良渚”的瑤山時期，應是高城墩等級最高的墓葬之一。因此，高城墩至少在M 13的階段已經獲得神權，成為目前所知年代最早、規模僅次于“良渚”的第一層級聚落。

神權在高城墩延續了比較長的時間，發掘的14座墓葬中有5座隨葬玉琮，可知掌控神權的祭司人數在高城墩權貴中占三分之一（表一）。其中又有2座墓葬各隨葬2件玉琮，M 13已知至少有2件，可知擁有2件或2件以上玉琮的墓主所占比例居多。

高城墩隨葬玉琮墓葬中值得關注的還有M 8。該墓將一件玉琮的大約四分之一的部分打破成五片放在墓主的頭部，這種隨葬破碎玉琮的方式極為罕見。M 8的墓位在墓地的西北邊緣，北邊有M 14，不隨葬琮和鉞，且隨葬品總量和隨葬玉器都很少。M 8是目前所知最晚的隨葬玉琮的墓。發掘顯示，高城墩墓地停止埋葬行為后被整體覆蓋了一層厚約20厘米的灰白土。M 8隨葬破碎玉琮，又是年代最晚的玉琮墓，隨后墓地被灰白土層覆蓋，這些跡象暗示了重大的社會變故，破碎玉琮很可能和高城墩墓地的終結或高城墩這一群體喪失了玉琮的使用權相關［28］，表明高城墩掌控神權被終止。但是，如果像當地人所言土臺原高10余米，而發掘時僅存5米左右，那么已經失去的5米左右高度的土臺的上部是否仍然為良渚人筑建？其性質如何？筆者認為，如果要關注高城墩的延續性，這是必須思考的問題。

高城墩發生重大社會變故后進入良渚文化后期，環太湖地區興起多個第一層級聚落，如江蘇常州武進寺墩［29］、江蘇蘇州草鞋山［30］、無錫邱城墩［31］，上海青浦福泉山等，其中寺墩距離高城墩最近。

表一// 高城墩權貴的用玉數量統計（單位：件）

2.福泉山

福泉山已經發現兩處權貴墓地，其中福泉山墓地的發掘面積大，學術界對墓地的全貌了解比較清楚；吳家場墓地［32］發掘范圍小，學術界對墓地只有初步認識。福泉山歷史悠久，發展歷經數千年，福泉山墓地起始于崧澤文化，延續于良渚文化，至良渚前期第三段等級明顯提升，標志是出現兩座隨葬玉鉞的墓葬M 109和M 144，說明該聚落的首領進入良渚文化的權貴階層。這一時期的聚落權貴和非權貴成員均埋葬于墓地的同一墓區——西區，表明非權貴成員與權貴關系緊密，可能是權貴的家族或隨從。值得注意的是，福泉山墓地西區的墓位安排一直比較混亂，墓坑疊壓打破關系比較復雜，但是第三段的這兩座權貴墓葬沒有被其他墓葬疊壓，這一方面顯示他們的地位很高，另一方面表明此時福泉山開始貫徹墓地的管理理念。

福泉山獲得神權始于良渚后期。在此之前，M 144隨葬的1件柄形器上出現疑似主神像，似可以被理解為福泉山聚落渴望得到神權的首次嘗試。良渚后期福泉山墓地的9座權貴墓葬中就有5座使用玉琮，吳家場墓地有2座使用玉琮，兩處墓地共有4座墓各擁有2件玉琮。福泉山墓地用琮墓的時間段分布比較均等，第四段2座，第五段1座，第六段2座，說明福泉山權貴持續性掌控神權，聚落地位和層級大幅度提升并延續（表二）。

繼前期三段后，后期福泉山墓地的管理更為嚴格規范。墓地分為西區、中區和東區三個區域，西區是前期墓地的延續，中區和東區是新開辟的墓區。后期福泉山墓地為權貴專有，應該有專人或機構管理，未再發生疊壓打破等混亂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后期西區的三座權貴墓葬的用玉方式延續了前期三段，即只配置玉鉞，不掌控玉琮；中區和東區的大多數權貴墓葬都擁有玉琮，表明神權是后期被賦予的新權力，祭司等神職人員死后都葬于新墓區。墓地的嚴格管理體現了玉琮的掌控增強了社群的政治水平和組織能力。

福泉山聚落的消亡應當同良渚文明的衰變密切相關，但是在墓地上還沒有見到發生社會變故的明顯跡象。

3.寺墩

寺墩發現四座隨葬玉琮的大墓，其中唯一保存完好的M 3共有33件琮和2件鉞，其中1件為帶瑁、鐓的完整鉞。四座大墓東西橫向排列，周圍近旁沒有發現其他墓葬。除M 4，其余三座墓都有陶器，為確定它們的期別提供了依據；沒有陶器的M 4則可以依靠玉器確定大致年代。四座大墓的墓位安排，屬于后期六段的M 1和M 5埋于外側，后期五段的M3埋于中間，M4在M3旁，年代可能比較接近。上述資料表明這是后期五段和六段權貴的專有墓地，墓主即四位權貴都擁有數量不等、至少2件玉琮，權勢很大（表三）。

表二// 福泉山權貴的用玉數量統計（單位：件）

（四）第二層級聚落：間斷性擁有玉琮

第二層級的聚落間斷性擁有玉琮，如江蘇蘇州張陵山［33］。學術界對張陵山的全貌了解不多，目前只在西山和東山進行過發掘。西山和東山是兩處權貴墓地，相距約100米，面積均為6000平方米，略小于福泉山墓地的7200平方米，但遠大于吳家場墓地。西山發掘了崧澤文化墓葬6座和良渚文化墓葬5座，后者中的M 4隨葬鐲形琮1件；東山破壞嚴重，收集的玉器被認為屬于同一墓M 1，有2件琮形管、1件大孔玉斧和1件玉瑁等重要玉器，還在文化層中發現1件殘玉琮。從張陵山所發現的遺存看，2件玉琮分屬于不同的墓地，玉琮年代相去甚遠，西山M 4為前期一段，東山文化層的殘玉琮不早于前期三段，表明張陵山至少曾先后在兩段時間擁有玉琮，期間中斷時間較長?？梢源_認的資料顯示，兩個墓地、兩段時間分別僅發現1件玉琮，擁有玉琮的方式同第一層級有所不同（表四）。

表三// 寺墩權貴的用玉數量統計（單位：件）

（五）第三層級聚落：短暫性擁有玉琮

第三層級聚落發現較多，以發掘工作比較充分的浙江桐鄉新地里［34］和普安橋［35］、江蘇昆山趙陵山［36］為其代表。

1.新地里

新地里經過較大范圍發掘，發現了140座良渚文化墓葬，從前期延續到后期。通過新地里墓地，我們可以在一個長時段內觀察新地里用玉、用琮和獲得神權的完整過程。

新地里最早的M 137隨葬1件玉琮。M 137埋設在西部早期土臺上，并被后來土臺擴展時的人工堆筑土層所覆蓋。埋于土臺上的還有另外兩座權貴墓葬：M 108隨葬三叉形冠徽和矩形冠徽各1件，M 98隨葬矩形冠徽1件。盡管在發掘報告中M 108、M 98比M 137晚一個階段，但是根據對墓葬層位關系和隨葬陶器序列的分析可知，三座墓葬的下葬時間相隔并不太遠，這三位權貴差不多同時獲得了較高的社會地位。M 137的層位關系還表明，墓主被授予神權后大大提高了新地里社群的政治地位，為此人工堆筑土臺作為紀念性構筑物，墓主去世后埋葬于土臺上，成為墓地的第一個使用者。M 137以后再無用琮的墓葬，表明該墓地所代表的群體失去神權（表四）。

表四// 新地里權貴的用玉和石鉞數量統計（單位：件）

2.普安橋

普安橋是一個大型土墩，20世紀90年代發掘600多平方米，發掘范圍東西向橫跨整個土墩，土墩之上清理出良渚文化初期、前期墓葬17座。發掘簡報用5件陶豆（分別出自于M 15、M 16、M 8、M1、M11）說明這17座墓葬的時間過程，其中使用玉琮的M 11位于這一過程的最末端，表明普安橋社群在良渚前期被授予神權。玉琮出自M 11墓主的右下臂外側，為切割過的半截玉琮，琮的射環內及其兩端部分發現臂骨痕跡，可知其使用方式為套于右臂。

M11墓主使用玉琮、玉鉞、矩形冠徽和三叉形冠徽，是良渚文化權貴第三等級的男性，完全符合“良渚”用玉規范。但是現有資料顯示，M 11是年代最晚的墓葬之一，不同于新地里M137因為擁有玉琮而成為新的開拓者?；蛴捎谄瞻矘虬l掘區域與范圍所限，土墩的未發掘部分還會有晚于M11的墓葬。

3.趙陵山

趙陵山是人工堆筑而起的高土臺，分多次堆筑和補筑修整，第一次堆筑至高3米左右，之后又加高1米多，顯示這個聚落具有相當多的人力資源和很強的組織能力。

從墓地的使用時間看，趙陵山聚落興起于良渚初期，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后，在良渚前期已有相當實力，出現了M 77墓主這樣的首領。M 77位于人工堆筑的臺基上，墓位在該墓地的最東部，周邊與其他墓葬有較大間隔，也無其他墓葬疊壓其上，凸顯了墓主地位之顯赫。隨葬的貴重物品除玉琮外，還有頭戴鳥冠的玉人、冠徽等。玉琮置于墓主右手上，素面。這種未雕刻主神的玉琮是極為罕見的，其原因無從知曉，可能墓主或以墓主為代表的社群尚未獲得神權的正式授予。

（六）第四層級聚落：不擁有玉琮

第四層級聚落不擁有玉琮。這一層級內存在很大差異，有的相當強盛，如浙江海寧小兜里［37］，只是目前尚未發現玉琮?？磥斫窈髮W術界應該根據聚落規模對第四層級進一步細分，其中規模較大、實力強盛者很可能會因玉琮的新發現而提升聚落層級。

以上所介紹的“良渚”和各層級聚落共同構成了神權主導的良渚古國。良渚文化主神形象統一，為至上神，良渚文化有共同的神祇系統、統一的觀念形態和信仰體系，由此奠定了良渚古國的政治基礎。各層級聚落在良渚古國中的社會位置決定于其怎樣掌控神權，換言之，玉琮的擁有方式可以折射出擁有者所在聚落的層級及其與其他層級聚落之間的相互關系。新地里因為獲得了神權而堆筑高臺作為紀念性建筑，掌控玉琮的權貴離世后埋在該紀念性建筑上（側）面，成為墓地最早的墓葬之一，甚至可能就是第一座墓葬。高城墩喪失神權是一次重大事件，暗示社會發生了變動。

神權是維系“良渚”和各層級聚落關系的紐帶，制約了超級聚落同各層級聚落之間的相互關系，并使之隨著時間、空間的不同而發生過程性和共時性變化。良渚后期與前期之間存在顯著差異，各層級聚落與“良渚”的距離也是相當重要的影響因子。第一層級持續性擁有代表神權的玉琮，因此和“良渚”的關系顯得尤為重要。

二、琮、鉞的使用與權力結構的變化

（一）玉琮的分割與神權的授受

上文關注了玉琮持續擁有、間斷擁有和短暫擁有等不同的擁有方式，同樣，玉琮的授受方式也值得關注。良渚文化玉琮上存在被刻意分割的現象，前期有出自普安橋M 11和張陵山東山等的玉琮，后期有出自福泉山M 40和余杭橫山M 2［38］等的玉琮。普安橋M 11的玉琮上端沒有射口，顯然是一件被截斷的玉琮，很像是兩節的人形神面玉琮被分割為兩件，M 11墓主得到了其中的一件——玉琮的下半部分。張陵山東山的玉琮出自地層，僅存一角，可以復原。玉琮為一段加一節，上部一段兩節為人虎主神，下部一節為人形神面。下部一節的底端被截去，下端沒有射口。這件玉琮至少被截去一節虎神而分割為兩件，分割方式與普安橋大致相同。良渚后期的福泉山M 40隨葬被分割為兩件的六節人形神面玉琮，分割于第三節和第四節之間，第三節的鼻部改制為下射口，第四節的部分弦紋改制為上射口，但是兩件分割琮隨葬于同一座墓。橫山M 2玉琮為八節人形神面，從第四、五節之間分割成為兩件，第四節的眼鼻部改制為下射口，第五節的弦紋改制為上射口，兩件分割琮亦隨葬于同一座墓。反山M 21玉琮現存為五節人形神面，被切割了下部，最下面一節的眼鼻部分改制成下射口。如果參照福泉山M 40和橫山M 2的分割方式，這件琮原為十節。值得注意的是，自上往下第二節和第三節之間的四角有明顯切割痕跡，或為準備實施再分割。另外還有海寧佘墩廟［39］M 6的琮，為三節人形神面，上節人形神的眼睛部分已被改為上射口部分，其弦紋部分可能改為另一琮的下射口。

玉琮被切割的直接效果是增加了數量，從一件變為兩件，甚至可能更多。玉琮是神權的物化，玉琮分割當暗指神權的分配與授受，換言之，是為了神權的分配和授予而分割玉琮。如果權貴仍然擁有被切割玉琮的全部，意味著可以授予別人，玉琮雖然已被分割但尚未授予；如果只擁有被切割玉琮的一部分，意味著或此器受之于人，或已將另一部分授之于人。將玉琮分割可能是授受神權時采用的特殊方式。

擁有被分割玉琮的一部分的是前期的普安橋M 11、張陵山東山地層和后期的反山M 21等。張陵山東山和普安橋各為第二層級和第三層級聚落，被授予神權的可能性比較大。反山M 21已遭破壞，不排除隨葬被切割的另一部分玉琮的可能。因這件不完整玉琮上還有新的切割點，盡管未實施切割，但墓主能夠授神權于他人的可能性增加了。雖然M 21地位已經大不如前期反山的墓主，但因地處“良渚”，仍然不可小覷。反山M 21玉琮的一部分可能是授予神權后被留存，并準備再次分割授權。擁有雖分割但可拼合為完整玉琮的是后期的福泉山M 40和橫山M 2，兩者都是第一層級聚落，他們掌控著授權予其他群落的能力。

如果以上述論證為前提，那么良渚前期只發現了接受玉琮的聚落，最高者為第二層級，授予者當為“良渚”。高城墩和玉架山是否具備授予神權的能力還不能確定，后者憑借與“良渚”的特殊關系躋身第一層級，授予玉琮的可能性更小。良渚后期，授予玉琮者有“良渚”和第一層級聚落，作為超級聚落的“良渚”仍然具備授神權于他人的能力；同時，有的第一層級聚落也參與了授權，如福泉山和橫山。由此可見，良渚后期神權分散，權力中心數量增加。

（二）良渚文化的用玉規范

良渚文化前期，“良渚”建立了用玉等級規范，各權貴依據其等級和性別使用玉器，對玉鉞和冠徽等重要玉器有明確的使用規范，如男性不用玉璜，女性不用玉鉞，那些等級高并掌控神權的權貴還配置數量不等的玉琮。這套規范在反山、瑤山和匯觀山等前期權貴墓地嚴格執行；但后期的情況缺乏資料，尚不清楚如何執行。

用玉規范在其他聚落的執行情況比較復雜。前期的執行可以粗分為三個區域和三種不同情況。第一個區域是鄰近“良渚”的臨平地區，執行比較嚴格。玉架山M 149，墓主為男性，隨葬玉琮、矩形冠徽和三叉形冠徽各1件，并以朱漆柄石鉞替代玉鉞；玉架山M 200，墓主為女性，隨葬琮形鐲和特異形冠徽各1件；燈籠山M 9［40］，隨葬1件玉琮，地位較高，但因墓葬南端頭部被破壞，隨葬品不完整。第二個區域是太湖東部的廣闊地區，執行規范比較靈活。區域南部多用三叉形冠徽，個別不用；區域北部不用。區域南部的普安橋M 11是嚴格執行用玉規范的代表，隨葬玉琮、玉鉞、矩形冠徽和三叉形冠徽各1件；新地里M 108隨葬矩形冠徽、三叉形冠徽各1件和石鉞2件；小兜里沒有發現玉琮，有五座墓各使用1件玉鉞，卻無一墓用三叉形冠徽，使用玉鉞的M 2和M 8還使用玉璜。目前小兜里是區域南部用玉明顯不符“良渚”規范的獨特個案。區域北部的福泉山M 109用1件玉鉞和1件矩形冠徽；M 144只用1件玉鉞，沒有冠徽。第三個區域是太湖北部的高城墩，北枕長江，遠離“良渚”，是目前已知良渚文化集中分布區域的北緣。高城墩權貴只用玉琮、玉鉞，不用冠徽，有別于“良渚”規范，但是用玉鉞者均只用1件，不用玉鉞用石鉞者，亦僅用1件，與“良渚”的規范保持一致。

良渚文化后期，即使在鄰近“良渚”的臨平地區，用玉規范的執行也已松弛，如保存完好的橫山M 2，隨葬4件玉琮、1件玉鉞和1件三叉形冠徽，卻未用矩形冠徽。新崛起的多個第一層級聚落的執行方式則更為靈活多變。

根據上述用玉等級規范的執行情況，可知前期“良渚”對其他聚落的控制力比較強，能夠有效控制鄰近的臨平地區，基本控制太湖東南部，太湖東北部既受到“良渚”的控制，又保有一定程度的獨立性，對太湖北部高城墩的控制力最為薄弱；后期“良渚”基本喪失了對第一層級聚落的控制力。

第一層級聚落前期僅兩處，為高城墩和玉架山，后者包含玉架山、燈籠山等多個地點，高城墩和玉架山分別位于距“良渚”最遠和最近的兩端?？臻g距離近使玉架山和“良渚”之間保持密切的關系和緊密的聯系，并有助于玉架山位列第一層級。高城墩和玉架山雖為同層級聚落，但是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別。后期多個第一層級聚落興起，除了太湖北部可能與高城墩有延續關系的寺墩外，還有福泉山、草鞋山、邱城墩等；有跡象顯示太湖東南部也出現了第一層級，如隨葬象牙質權杖的姚家山。其中，福泉山是發掘工作開展最多的遺址，資料最豐富，從福泉山可以看到第一層級聚落逐漸強盛的基礎和過程。前期的福泉山在太湖東部眾多聚落中并不突出，規模不大，首領地位不高，直到前期最后一段才使用冠徽和玉鉞。后期的福泉山存在福泉山和吳家場兩個權貴墓地，福泉山墓地為權貴專有，性質與反山相當；吳家場M 207墓主使用了兩件象牙質權杖，其地位直追反山M 20墓主。

后期的“良渚”尚未發現能與福泉山比肩的遺存，實力明顯削弱，從權貴墓葬及所用玉琮可以看到其勢力已經大不如前期。多節型高琮是后期玉琮的典型形制，然而“良渚”發現很少。良渚鎮梅家里墓地僅一座墓使用玉琮：M 18是一座被破壞的墓葬，殘存隨葬品有1件高琮、2件玉璧。反山M 21也是一座被破壞的墓葬，殘存隨葬品中的重要玉器只有1件高琮，其他只有小件玉器和綠松石、石鉞和3件陶器。已發掘部分的反山墓地分為前期與后期，以前期為主，共有九座墓葬，后期僅發現M 19、M 21兩座殘墓，兩墓的規模等級與前期墓葬相去甚遠。這兩座墓的墓位間雜于前期的前排墓葬中，位于M 16兩邊，墓位明確的M 21并沒有破壞前期墓葬。雖然M 21和前期墓葬有一段時間間隔，但當時應該仍然清楚前期的墓地安排。M 21墓主的地位顯然無法與近旁的M 16相比，更不用說M 12和M 20了。無論如何，M 21的墓主也是一位權貴，卻未能單獨另辟墓地，而是棲身于前期墓地中，其緣由耐人尋味。吳家埠和文家山發現了多節型高琮，前者為收集品，后者為殘器，出自于地層，為多節人形神面，殘剩上部三節。

由上可見，盡管后期“良渚”看似依然強大，但是在外圍多個第一層級聚落崛起的背景下，隨著各自實力的此消彼長，“良渚”對福泉山等聚落的控制力基本喪失當屬必然。

（三）用鉞方式體現權力結構的變化

如果說玉琮是物化的神權，那么玉鉞就是物化的族權、軍權乃至王權。從良渚文化玉鉞的使用可以看到其表現權力的微妙變化。前期權貴使用玉鉞每人不超過1件，即使如反山M 12和M 20那樣的至尊地位的墓主，也沒有突破。無論在“良渚”還是在其他地點幾乎沒有例外，這顯然已成規范。后期不少權貴用鉞超過1件，福泉山的一些權貴用鉞甚至多達5件或6件，用鉞的規范顯然不再嚴格。用鉞規范從嚴格執行到變通隨意，顯示后期“良渚”的管控能力不斷削弱甚至缺失，相反那些第一層級聚落的獨立性卻在持續增強，甚至可能完全脫離了“良渚”的掌控。玉鉞是崇尚武力的象征，后期用鉞數量的變化指向權力結構的變化，可以認為后期軍權的分量在良渚權力系統中大為增強，世俗權力得到提升，同時也暗示了戰爭頻度的增加。

三、結語

良渚文化的玉琮和主神蘊含著復雜的信仰體系，神權維系著各種相互關聯的社會關系，從而保證了良渚古國的整體集中性與同一性。神權紐帶的緊繃或松弛表明“良渚”超級聚落控制力的強大或削弱乃至喪失，體現了良渚古國的松散性與復合性。大體上，前期良渚古國的政治結構高度集中，“良渚”緊握神權，對各層級聚落保持強大的控制力，只有遠在太湖北部的高城墩具有相對獨立性；后期良渚古國的政治結構相當松散，多個第一層級聚落崛起，雖然它們都尊崇同一位主神，但是政治局面已然呈現多雄并立，良渚古國分化為多個古國，其中的強者如福泉山儼然與“良渚”平起平坐。延續千年的良渚古國是以神權為主導的復合型古國。良渚后期多個古國權貴用鉞數量的增加當有其深刻的政治背景，代表了新出現的政治內涵，權貴集團加強了世俗權力的地位，體現了權力系統的結構性變動。

［1］郭明建：《良渚文化宏觀聚落研究》，《考古學報》2014年第1期。

［2］如反山M12的琮（M12：98）、鉞（M12：100）、柱形器（M12：87）上的主神完整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5年。

［3］宋建：《良渚文化的興衰過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良渚文化研究——紀念良渚文化發現六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科學出版社1999年。該文將良渚文化分為四期，相當于本文的前期與后期。

［4］王明達：《“良渚”遺址群概述》，余杭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良渚文化》（余杭文史資料第三輯），1987年。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三）》，文物出版社2005年。

［6］關于良渚古城的考古發掘資料主要參考劉斌、王寧遠：《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重要收獲》，《東南文化》2014年第2期。

［7］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福泉山——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

［8］王寧遠、周偉民、朱宏中：《桐鄉姚家山發現良渚文化高等貴族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博物館編《崧澤·良渚文化在嘉興》，攝影出版社2005年。

［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瑤山（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3年。

［10］宋建：《良渚文化的用玉與等級》，《上海博物館集刊》第11期，上海書畫出版社2008年。

［11］［12］［15］［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良渚古城外郭的探查與美人地和扁擔山的發掘》，《考古》2015年第1期。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三）》，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98、67頁；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浙江省教育廳1938年，第18頁。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資料，該所王寧遠研究員提供信息。

［16］劉斌、王寧遠：《2006—2013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獲》，《東南文化》2014年第2期。

［1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家山（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五）》，文物出版社2011年。

［1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浙江余杭匯觀山良渚文化祭壇與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97年第7期。

［20］［21］［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遺址群（良渚遺址群考古報告之三）》，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0，54，42、49、69頁。

［22］趙曄：《浙江良渚官井頭遺址》，國家文物局主編《2013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2014年。

［2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大學中國考古學研究中心、良渚博物院、杭州市余杭博物館：《權力與信仰（良渚遺址群考古特展）》，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385頁。

［2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吳家埠新石器時代遺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學刊》，科學出版社1993年。

［26］南京博物院、江陰博物館：《高城墩》，文物出版社2009年。

［27］樓航、葛建良、方中華：《浙江余杭玉架山發現良渚文化環壕聚落遺址》，《中國文物報》2010年2月26日第4版。

［28］宋建：《良渚文化玉琮一種特殊的使用方式》，《中國文物報》2005年6月17日第7版。

［29］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蘇常州武進寺墩遺址的發掘》，《考古》1984年第2期；江蘇省寺墩考古隊：《江蘇武進寺墩遺址第四、第五次發掘》，徐湖平主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發現60周年紀念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

［30］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草鞋山遺址》，《文物資料叢刊》第3集；南京博物院：《蘇州草鞋山良渚文化墓葬》，徐湖平主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發現60周年紀念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

［31］南京博物院、江蘇省考古研究所、無錫市錫山區文物管理委員會：《邱城墩——太湖西北部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2010年。

［32］福泉山考古隊：《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發掘》，《中國文物報》2009年12月5日；上海博物館：《上海福泉山遺址吳家場墓地2010年發掘簡報》，《考古》2015年第10期。

［33］南京博物院：《江蘇吳縣張陵山遺址發掘簡報》，《文物資料叢刊》1982年第6期；汪遵國、王新：《江蘇吳縣張陵山東山遺址》，《文物》1986年第10期。

［3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桐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新地里》，文物出版社2006年。

［35］北京大學考古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上智大學：《浙江桐鄉普安橋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8年第4期。

［36］南京博物院：《趙陵山——1990—1995年度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2012年。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博物館：《小兜里》，文物出版社2015年。

［38］浙江省余杭縣文管會：《浙江余杭橫山良渚文化墓葬清理簡報》，徐湖平主編《東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發現60周年紀念文集》，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年。

［39］劉斌、趙曄：《海寧發現良渚文化重要墓地》，《中國文物報》1995年8月6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寧市博物館編《崧澤·良渚文化在嘉興》，浙江攝影出版社2005年。

［4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余杭區臨平燈籠山遺址發掘喜獲成果》，《中國文物報》2009年1月16日第2版。

（責任編輯：毛穎；校對：徐秀麗）

宜興市博物館正式開館

并舉辦“故宮博物院珍藏宜興紫砂回鄉展”

2017年1月12日上午，宜興市博物館開館儀式暨“故宮博物院珍藏宜興紫砂回鄉展”開幕式在宜興市文化中心隆重舉辦。文化部黨組成員、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故宮博物院副院長任萬平，江蘇省文化廳副廳長、南京博物院院長龔良，江蘇省文物局局長劉謹勝，無錫市文廣新局局長楊福良，中共宜興市委書記沈建，宜興市政協主席梅中華，宜興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趙菊明，宜興市人民政府副市長儲紅飆以及來自全國各地及港臺地區的各界名流等近三百人出席了本次活動。

宜興市博物館自2010年10月奠基，2013年5月開始向全社會征集藏品，2016年10月開始試運營，歷經六年多的建設和兩個多月的試運營，終于圓滿收官，正式向公眾開放。建成開放的宜興市博物館不僅將成為宜興市保護歷史名城、展現文化底蘊的前傾平臺，而且將成為加快文化事業發展、豐富群眾文化生活的重要陣地，成為展示城市形象、擴大對外交流的靚麗名片。

此次開館大展“紫泥清韻皇家品位——故宮博物院珍藏宜興紫砂回鄉展”開創了四個首次：故宮博物院首次與縣級市博物館的合作辦展，宜興市博物館開館后首次搭建高端平臺、引進重大展覽，故宮博物院藏紫砂器首次走出紫禁城大批量展示，宮廷紫砂首次回到故土省親。展覽從故宮博物院珍藏宜興紫砂、均陶中遴選出了130件（套）精品，按宴饗佳器、文房清供、雅玩陳設三大類予以展示。展覽期間將舉辦故宮博物院專家系列講座和專題研討會等一系列豐富多彩的宣教活動。

（宜興市博物館梅荔）

The Liangzhu:A Com prehensive Ancient Cultureof Theocracy

SONG Jian
(ShanghaiMuseum,Shanghai,200003)

The Liangzhu society was ruled by thearchy and the jade cong represented thematerial form of the divining right;owning a jade cong imp lied the ownership of the thearchy.Cutting off a jade cong signi?fied and verified the endowment of thearchy.The statuses of the settlements within the Liangzhu society, which are believed to have tied closely to the way that the jade cong was received,may be divided into four levels.The use of jade cong-s and jade yue-s represented the shifting of power structure.Generally,in the early periods of Liangzhu Culture,therewere established rules regulating the use of jade indicating a central?ized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imp lying the powerful control over the sub-level settlements;in the late periods such rules regarding jade use became loose and the regimewas decentralized with multip le powers co-exist?ing,indicating the sp litting of a political power into a series ofones.

Liangzhu;thearchy;ancientstate;jade cong;settlement status;jade yue

K871.13

：A

2016-10-20

宋建（1953—），男，上海博物館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史前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