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鵲尾式長柄香爐的來源

崔葉舟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試論鵲尾式長柄香爐的來源

崔葉舟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山東濟南 250100）

鵲尾式長柄香爐的實物最早出現于南北朝時期，同時在佛教的石窟造像和壁畫等載體中，也存在較多使用此器的圖像，南朝墓葬的壁畫中也有少量發現。南北朝時期新出現的這種長柄香爐，經與域外同類器物相比較，基本沒有發現受到外來影響的跡象，反而在器物造型、工藝、內涵等方面與中國固有同類器物有種種關聯，因此，這種器物應當是本土發明創造的。

鵲尾式長柄香爐 來源 外來影響 本土要素

南北朝時期，佛教作為一種外來文化開始大規模進入我國，并逐漸生根發芽，進而深入人們的生活，影響人們的思想。學術界向來關注佛教的來源、傳入與發展等問題的研究，與佛教相關的器物研究也是焦點之一。其中，關于長柄香爐的發現與傳播問題，近年來便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1］，但對于其起源問題，大多數學者僅略提及，未就長柄香爐的來源問題做過專題研究。本文擬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重點對鵲尾式長柄香爐的來源作進一步的分析討論。

一、實物與圖像資料

本文所要討論的鵲尾式長柄香爐（以下簡稱鵲尾爐）具有以下特征：實物多為青銅制造；爐身呈杯狀，爐座呈輪形或花瓣形，爐座與爐身底部通過短柱相連接，在爐身一側連接著橫向扁長形尺狀長柄；柄的前端靠近爐身口沿處多有橢圓形飾板，飾板之上有兩個圓形銅泡，下方有一曲形托鉤與底座上部的短柱相連；柄的尾部向下彎曲，尾端有的分叉呈鵲尾樣，有的不分叉（圖一）。

鵲尾爐的實物從國內已公開發表的資料看，出自正式考古發現中的比較有限，且因本文更關注鵲尾爐的來源問題，所選擇的實物資料，主要集中于南北朝時期（表一、圖二）。

除了出土的實物外，鵲尾爐的圖像資料還散見于與佛教藝術有關的作品中。其中，在石窟的壁畫和雕塑造像以及造像碑中即有相當數量，現僅就南北朝時期的相關資料擇要介紹如下。

一般認為，最早的鵲尾爐形象，應當是甘肅炳靈寺第169窟北壁壁畫的后部，一位比丘手持此種香爐，時代屬西秦時期（圖三∶1）［6］。

敦煌莫高窟中，較早出現長柄香爐的為285窟北壁上層女供養人手持的鵲尾爐（圖三∶2）。時間為大統四年或五年（538或539年）［7］。也有學者認為，以285窟為代表的第三期洞窟年代，應是525—545年前后，元榮家族統治敦煌時期建造的［8］。

云岡石窟造像中出現的長柄香爐，集中于11、13、35窟內，約有九例，有學者將其分成了杯式、豆式、組合式三種形制，時間從北魏太和七年（483年）到延昌年間［9］。如第35窟拱門東壁有北魏延昌年號題記的左側，首位供養人左手執長柄香爐（座殘），香爐的尾端下垂明顯，與鵲尾爐十分相似。我們注意到，云崗石窟中的長柄香爐，可能因為石質的原因，表現較粗獷一些，比如托鉤之類的細部均未能展現出來。

鞏縣石窟出現手持鵲尾爐人物形象的多見于北魏晚期的第1窟和第4窟禮佛圖的供養人像中，有若干處展示供養人使用鵲尾爐的場景。如第1窟南壁東側的禮佛圖中一侍者手持鵲尾爐（圖三∶3）；第4窟南壁西側禮佛圖中一供養人手持鵲尾爐，爐尾端分叉明顯（圖三∶4）；第4窟南壁東部有一侍者手持鵲尾爐，尾端下垂明顯?！办柨h第1窟為早，第4窟次之，兩窟的時間約與龍門魏字洞、普泰洞接近，完工于胡太后被幽禁之前”［10］，即北魏晚期。

圖一//鵲尾式長柄香爐各部位名稱示意圖

表一//南北朝時期鵲尾式長柄香爐出土實物統計表

圖二//南北朝時期墓葬中出土的鵲尾爐

天龍山石窟第2窟南壁西側迦葉像，手持長柄香爐（圖三∶5）。第3窟，東壁南部下層首位供養人手持長柄香爐，并有添加香料動作。第3窟東北隅迦葉像也手持一長柄香爐。這兩個窟的年代被定于北魏晚期至東魏時期［11］。

與佛教造像中的圖像資料相比，墓葬壁畫中有鵲尾爐的畫面較為少見，目前僅在江浙地區有所發現，最典型的是江蘇丹陽胡橋吳家村和建山金家村發現的兩座南朝墓，其墓葬結構和大小相近，均在墓室東西兩壁發現有大幅磚印壁畫，畫面寬2.4、高0.94米。在《羽人戲龍》圖中，“龍前刻一羽人，羽人腰束飄帶，衣袖、褲管作羽翼狀。胡橋吳家村墓的羽人，右人執一長柄勺，勺下飾花朵，勺中熊熊烈火，火焰蒸蒸上冒，勺內盛的可能是冶煉的丹物；左手握一束仙草，從左上方拂向龍口，作誘龍前進姿勢”（圖四∶1）。發掘者推測，該墓可能是齊和帝肖寶融之恭安陵［12］。日本學者加島勝認為，圖中的“長柄勺”就是鵲尾式長柄香爐［13］，筆者贊同這一觀點。

圖三//南北朝時期石窟壁畫、造像中發現的鵲尾爐圖像

南京地區近年來新發現了不少畫像磚墓，壁畫內容多與上述吳家村等地發現的相似，由于發表資料有限，現在還不能確定其中是否有鵲尾爐的圖像［14］。

浙江余杭發現的南朝畫像磚墓中也有鵲尾爐的圖像（圖四∶2），原報告稱“第三組有四僧人，均面向右方，第一、第三人同作雙掌合一，第二、第四人均持凈水器皿”。但據其發表的臨摹圖看，一僧人手持的并不是凈水器皿，而是一鵲尾爐，并作捏放香料狀，形象生動［15］。

圖像中的鵲尾爐，整體形象有的表現得較完整，尾端呈分叉鵲尾式的特征比較清晰，而多數只將其主體部分刻畫出來，但也可以基本判斷出他們屬于同一類造型的香爐。

鵲尾爐經考古發現的實物本就不多，如表一所列只有6例，均屬青銅鑄造而成；圖像資料如前所述，相對較多一些。就年代跨度而言，6例實物中，河北北魏封魔奴墓出土1件較為明確，廣州小北蟹崗7號墓出土的被認定為南朝，當陽長坂坡和章丘赭山的3件只能判定為北朝時期；圖像資料從西秦時期一直到南北朝晚期。從地域分布來看，出土實物僅見于河北、山東、湖北和廣東四地；圖像分布則較為廣泛，但也主要集中于西北和中原的幾大石窟中。長江下游雖然發現的例證不多，但因其發現于墓葬中，且多與中國傳統的神仙題材共同出現，則應有更多的含意。

總體來看，南北朝時期新出現的鵲尾爐，無論是出土實物還是圖像分布，在數量上均無法與后來隋唐時期的相比，這從側面反映了此種香爐的原始狀態，而這正是探討其來源的重要節點。

二、外來影響分析

南北朝時期雖說社會長期處于動蕩之中，但對外文化交流還是比較頻繁的，許多物種和器物都是這一時期傳入我國的。這些器物中，無論從器物整體形態，還是紋飾特點，基本能找到其來源地，或其祖型［16］。鵲尾爐作為一種新出現的器物，出土實物即已彰顯出其精良的制作與成熟的形態，且又與佛教有密切的關系，這不得不使人考慮其外來的可能性。

較早關心長柄香爐來源問題的是日本學者山田憲太郎，他認為在中亞和犍陀羅地區發現有柄端裝飾獅子的香爐，進而推測長柄香爐很可能起源于古埃及［17］，但作者未論及中國出現的鵲尾爐的來源問題。

圖四//南北朝時期墓葬壁畫中發現的鵲尾爐圖像

就發現來說，埃及確實從中王朝時期開始，也就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就已經出現比較精美的長柄香爐，經過新王朝時代一直延續到托勒密王朝，長柄香爐都有所發現［18］。埃及藝術中所呈現出的長柄香爐既有金屬的也有陶質的，其外形多為圓柱形長柄，靠近香爐爐身的一端多為張開攤平的手掌樣式，香爐托于手掌之上。爐柄平直，尾部未下折，末端有的裝飾鳥首，有的無裝飾，且香爐手柄中部一般會有一個長方形小盒子，比如埃及北薩卡拉（North Saqqara）的鷹廊遺址（The Hawk Gallaries）中16號廊（No.16 gallery）出土的約公元前1世紀的長柄香爐（圖五）［19］。以色列也有類似長柄香爐出土，比如以色列北部的哈措爾（Hazor）遺址，出土于B區第五文化層的一支香爐，香爐呈碗形，下部為手掌，五指張開將其托住，時代約為公元前8世紀比加王（Pekah King of Israel）時代左右［20］。在敘利亞赫梯（Hittite）時代稍后的一段時間內，在卡爾凱美什（Carchem ish）和今土耳其加濟安泰普?。╖injirli）附近出現了手柄為空管的香爐，有的學者認為是利于空氣進入，也有的學者認為是可以插在木頭上組合使用［21］。有學者指出，敘利亞—巴勒斯坦地區出土的長柄香爐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了埃及風格的影響［22］。這樣看來，無論是在時空風格上，還是材質外形上，都很難找到這些地區出土的長柄香爐與本文所討論的南北朝時期出現的鵲尾爐有傳承之處。

作為佛教的源生地印度發現有長柄香爐，但據有關學者研究，其實物和圖像資料也極少。如出土于印度那伽爾朱納康達山谷的一件長柄香爐，爐身呈大盤形，柄較短，柄尾為圓形，時間屬公元3—4世紀［24］。從整體形態觀察，印度發現的這件香爐與本文的長柄香爐造型也屬不同類型，可將其影響排除在外。應當說，犍陀羅風格在佛教東傳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也很少發現長柄香爐的蹤影。比較早的犍陀羅風格的長柄香爐是藏于巴基斯坦國家博物館的一件銅制品，時間屬于公元4—5世紀。爐身淺盆形，底部有三只扁短足，柄部造型為有翼有角獅子形，前腿搭于爐沿，后腿踏于一長方體上，長23.5厘米。有學者提到，類似的小型香爐也曾發現于巴爾米拉草原（Palmyre steppe）、哈特拉（Hatra）和中國新疆地區（Chinese Turkestan）［25］。從整體上看，這件香爐與本文所討論的鵲尾爐關聯性也較低。

另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有2件據稱來源于巴基斯坦的長柄香爐，二者年代被定在6世紀，皆為銅質。爐身球形有蓋，蓋上有鈕，手柄長圓柱形，為一獸張口咬柱的造型，柄尾端有蒜頭形鈕。編號為1987.142.145a–c的長22.9厘米，編號為1987.218.8a–c的長43.5厘米［26］。這兩件長柄香爐的年代與我國較早的鵲尾爐相當，從傳播影響的邏輯上分析，也構不成對我國的影響。

圖五//埃及北薩卡拉鷹廊遺址16號廊出土的長柄香爐[23]

由上述分析可知，有可能對我國鵲尾爐出現構成影響的地區發現的香爐器物，從整體造型上看不出對我國的直接或間接的影響，這種現象已有學者注意到。美國學者梁莊·愛倫（Ellen John?ston Laing）曾指出，中國以外的佛教藝術品中供奉香火極為少見，特別是長柄香爐，僅知古代印度的長柄香爐一二事例［27］，因而很難將犍陀羅風格長柄香爐的傳播路徑提取出來。因此很難判斷中國發現的鵲尾爐是否由國外直接傳入。

那么，既然以上整體風格無法形成對我國鵲尾爐的影響，是否還存在著其他類器物或某種器物局部的影響呢？就爐身造型來看，在前述實物和圖像中，章丘赭山標本三、敦煌285窟等的爐身皆為瘦高的杯形，這種杯形在中國的傳統器物中較為少見，而與傳入的高柄杯的形制極為相似，如山西大同發現的一件北朝時期的葡萄紋鎏金銅杯。［28］這種敞口收腰，下有短小承柱和底盤的造型，與鵲尾爐爐身形態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不能排除這種高柄杯的造型對鵲尾爐爐身造型的影響。至于唐代出現的獅子鎮香爐和寶塔鎮香爐（一說瓶鎮香爐），更加明確是受到了佛教文化的影響所致。

如果將上述國外發現的長柄香爐的結構與細部特征，與中國出土的鵲尾爐作一對比的話，就會發現，許多特征無法對應起來，或無法找出其祖型。但是作為一種佛教行香用的器物類型，并不能絕對排除外來的影響。即使沒有完全按照器物的外形進行模仿，但根據翻譯的經典和場景記錄，對其中描述或提及的器物實物化，也是很有可能的。只是這種要素的啟發和影響可能是較為隱性的，而前述杯形爐身和鎮尾則可以看作是較為顯性的影響。

三、本土要素分析

一種器物的出現與流行，與社會生活的變化有密切的關系，而器物本身的形制和裝飾特點，也會從某些方面反映出其所包含的寓意和象征以及對傳統的繼承和變革。特別是中國傳統的器物，更加重視其中的內涵。

從焚香行為本身來說，我國自古就有用香、焚香的傳統。有的熏香是為了趕走鼠害蟲害，有的焚燒香草以求其香氣，是禮儀上的需要。漢代時，用香在皇家或貴族日常生活中受到歡迎，如對衣物進行熏香等。這些均在《詩經》《禮記》《漢官六種》等古籍中有所記載［29］。這說明，中國自古就有用香的禮儀與傳統，并在各個時期發明制造了豐富的用香器具。由此可以判斷，中國的用香傳統非常悠久，從用香文化的角度講，我國自然也屬于香文化的自發地之一。也就是說，長柄香爐作為焚香器具中的一種，其出現有著深厚的文化根底與傳統。

中國固有的香爐形制十分豐富，造型上除著名的各式博山爐外，還有各種熏筒、豆形香爐、動物形香爐等。制作的材質雖多為青銅、陶瓷等，但有的制作和裝飾得卻非常精美，運用到鎏金、金銀錯、鑲嵌、鉚焊等工藝。這說明中國制作香爐的工藝十分成熟和完善，就本文所討論的鵲尾式長柄香爐來講，并不算十分復雜的工藝。因此，從技術傳承上推斷，鵲尾爐作為中國的發明制造有著深厚的基礎。

就鵲尾爐各部位造型特征來講，前代類似特征的器物早已不乏其例。鵲尾爐的爐身一般統稱為杯形，但細分的話也略有不同。前述封魔奴墓、長坂坡和章丘赭山標本一、二的爐身，就與兩漢時期較常見的小銅盆十分相似，而薄胎的青銅器鑄造兩漢時期已十分成熟，由此可見，本土早期相關器物形態的影響尚不能排除。漢代開始出現的各式帶有長短柄的香爐，如滿城1號墓中出土的銅香爐（M 1∶5003），爐內殘留熏香殘跡［30］（圖六∶1）；鎮江東晉10號墓出土一件帶柄香爐，爐柄尾部飾龍首［31］（圖六∶2），即屬不同類型的帶柄香爐。說明中國早有制造和使用帶柄香爐的傳統，并一直延續到后代。我國使用這種帶有長柄的器皿并不止香爐一類，其他常見的還有帶柄燈具和熨斗等。

至于鵲尾爐的爐身與爐座之間的插合工藝，在漢代及后來的香爐制作中屬常見的技術手法。滿城劉勝墓的錯金銀博山爐（M 1∶5182）［32］（圖六∶3）、濟南魏家莊55號漢墓出土的鳥形立柱熏爐（M 55∶1）［33］（圖六∶4）和徐州拖龍山出土西漢宣元時期的一件香爐（M 3∶72）［34］（圖六∶5）均能反映出類似工藝。而長柄的前端與爐身接合處的銅泡也是我國早已習用的裝飾部件，從馬具到棺槨上都有它的蹤跡，這也可以看作是本土因素的一種。

本文所討論的鵲尾爐屬早期類型，因其長柄的尾端似喜鵲的尾巴，歷史上就被稱作“鵲尾香爐”?！斗ㄔ分榱帧范木怼陡袘洝分兴d：“宋費崇先者，吳興人也。少頗信法。至三十際，精勤彌篤。至泰始三年，受菩薩戒，寄齋于謝慧遠家。二十四日，晝夜不懈。每聽經，常以鵲尾香爐置膝前?！保?5］這說明至遲從唐朝開始，人們已經有了“鵲尾”這種叫法。依照禽類外形做成器物，或把禽類的尾部作為器物的一部分，抑或把禽類作為圖案，在中國古代異常豐富，前述兩件鳥形香爐即是現例。這其中除了對鳥類的崇拜外，更多的是將其看作是祥瑞的化身，長柄香爐的尾端采取鵲尾造型并因之命名，顯然與中國的這些傳統理念有關系。這也許是長柄香爐來源于本土的重要證據之一。

圖六//與鵲尾爐相關的器物

南北朝時期典型的博山爐實物出土量與兩漢相比雖已大量減少，但在圖像資料中仍可以發現，說明其使用的傳統一直在延續著，并且在日常生活和神仙思想等語境下仍占有一席之地。如常州南郊戚家村于1976年發現一座畫像磚墓，畫像磚內容豐富，其中即有侍女手托博山爐的畫面，爐頂立一朱雀；在同一墓的另一幅圖像上，有一飛仙雙手捧博山爐［36］。在佛教造像中，博山爐的形象更是眾多。根據鞏縣石窟“帝后禮佛圖”中所示可知，博山爐在佛教行香儀式中同樣有著重要作用。博山爐作為一種在多種場合使用的本土器物［37］，在佛教入華后被借用到了相關儀式中，顯示了本土香爐原有的重要地位。更具體地說，前述吳家村壁畫中的《羽人戲龍》圖中，也有這種類似我國鵲尾爐的形象，且與神仙主題相關，這很可能是佛教藝術對我國南朝的影響，也有可能是中國本土神仙思想的相關設計被應用到了佛教藝術的詮釋和創作中。如此看來，在承襲中國固有要素的基礎上，對本土已有的帶柄香爐略加改造，并成為佛教行香儀軌中的專用器皿也就不足為奇了。

四、結語

綜上所述，南北朝時期新出現的鵲尾式長柄香爐，就整體造型而言，與埃及、印度犍陀羅風格的長柄香爐差距極大，盡管不能排除在部分細節和理念上可能受到了外來文化的影響，但很難找出他們之間較清晰的傳承和影響軌跡，因此基本可以排除完全域外傳入的看法。

而與此相反，我國的鵲尾爐無論是實物發現，還是圖像資料均較為豐富，并且有傳統的審美傾向和工藝技術作支撐，許多特征與要素均能在我國找到傳承的軌跡或蹤影。中國固有的、豐富的香文化，成為各種香具發明與制造的深厚社會基礎。佛教的中國化過程，同樣體現了與中國傳統香文化的融合，前述佛教行香禮儀中出現的博山香爐形象就是最好的證明?；谝陨线@些要素，鵲尾式長柄香爐的出現，也許正是為了迎合佛教的傳播而由中國人自己發明創造的一種新型香爐，并由此開始在東亞地區傳承使用。

［1］因多數成果將在后文中提及，此處不再一一注明。

［2］張季：《河北景縣封氏墓群調查記》，《考古通訊》1957年第3期。

［3］全錦云、張德宏：《當陽長坂坡一號墓發掘簡報》，《江漢考古》1983年第1期。

［4］標本一和標本二資料來自章丘市博物館。標本三引自章丘市博物館編《山東章丘文物精粹》，內部資料，2016年，第72頁。

［5］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廣州六朝磚室墓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6年第3期。原報告中稱其為“銅如意”，根據圖片觀察，應為缺少爐身、僅存爐座和爐柄的鵲尾爐。其特征與當陽1號墓出土的鵲尾爐相同。

［6］［7］李力：《從考古發現看莫高窟唐代壁畫中的香爐》，段文杰等編《1990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第300—307頁。

［8］敦煌文物研究所編：《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卷，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94頁。

［9］李雪芹：《云岡石窟雕刻中的長柄香爐小議》，《敦煌研究》2012年第6期。

［10］宿白：《中國石窟寺研究》，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63頁。

［11］李裕群、李鋼：《天龍山石窟》，科學出版社2003年，第160—162頁。

［12］南京博物院：《江蘇丹陽縣胡橋、建山兩座南朝墓葬》，《文物》1980年第2期。

［13］〔日〕加島勝：《正倉院寶物の鵲尾形柄香爐》，《仏教蕓術》第二〇〇期，1992年。

［14］南京市博物館總館、南京市考古研究所編著：《南朝真跡：南京新出南朝磚印壁畫墓與磚文精選》，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6年。

［15］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浙江省余杭南朝畫像磚墓清理簡報》，《東南文化》1992年第3期。

［16］夏鼐：《北魏封和突墓出土薩珊銀盤考》、《近年中國出土的薩珊朝文物》，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夏鼐文集》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71—81頁；孫機：《凸瓣紋銀器與水波紋銀器》、《七鴕紋銀盤與飛廉紋銀盤》，載孫機著《中國圣火》，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9—177頁。

［17］〔日〕山田憲太郞：《東西香薬史》，福村書店，1957年8 月5日発行，1963年2月10日2刷，第328—329頁。

［18］［22］Kjeld Nielsen，Incense In Ancient Israel，Brill，Leiden，The Netherlands，1986,pp4-5.

［19］W.B.Emery，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North Saqqara，1969-1970，The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Vol.57，1971,pp.3-13.

［20］Yigael Yadin，Further Light on Biblical Hazor：Results of the Second Season，1956，The Biblical Archaeolo?gist，Vol.20，No.2,1957，pp.33-47. Yigael Yadin，Excavations at Hazor,1956:preliminary communiqué，Israel Exploration Journal,Vol.7,No.2, 1957，pp.118-123.

［21］Stefan Przeworski，Notes d'archéologie syrienne et hit?tite：II.Les encensoirs de la Syrie du Nord et leurs proto?types égyptiens，inSyria,No.11，1930，pp.133-135.

［23］圖片來源于W.B.Emery，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Ex?cavations at North Saqqara，1969-1970，The Journal ofEgyptian Archaeology，Vol.57，1971,p.8，FIG.2，No. 18.

［24］轉引自程雅娟：《外輸至東亞佛教地區的中原意匠——“柄香爐”溯源與東西傳播辨析》，《民族藝術》2016年第3期。

［25］〔日〕樋口隆康：《巴基斯坦犍陀羅藝術展圖錄》，日本放送協會發行，1984年，第107、237頁。

［26］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網站［EB/OL］http：//www.metmuseum. org/art/collection/search/37681？sortBy=Relevance&；ft=gandhara&；offset=60&；rpp=20&；pos=69藏品編號：1987.142.145a–c.http：//www.metmuseum.org/ art/collection/search/37426？sortBy=Relevance&；ft= gandhara&；offset=20&；rpp=20&；pos=25藏品編號：1987.218.8a–c.

［27］〔美〕梁莊·艾倫：《中國的供佛香爐及其他供案陳設》，載于段文杰等編《1990敦煌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年，第308—335頁。

［28］出土文物展覽工作組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文物》第一輯，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51頁。

［29］如《詩經·豳風·七月》“穹窒熏鼠，塞向墐戶?！薄对娊洝ご笱拧ど瘛贰拜d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薄抖Y記·郊特牲》中“周人尚臭……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后焫蕭合膻、薌。凡祭慎諸此?！薄稘h官六種·漢官儀》“給尚書史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從直女侍史執香爐燒熏從入臺護衣，奏事明光殿?！钡?。

［30］［3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滿城漢墓發掘報告（上）》，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66—67、63—66頁。

［31］劉建國：《鎮江東晉墓》，《文物資料叢刊》1983年第8期。

［33］濟南市考古研究所等：《濟南市魏家莊漢代墓葬發掘報告》，《海岱考古》第八輯，科學出版社2015年。

［34］劉尊志等：《徐州拖龍山五座西漢墓的發掘》，《考古學報》2010年第1期。

［35］唐·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華書局2003年，第778頁。

［36］常州市博物館：《常州南郊戚家村畫像磚墓》，《文物》1979年第3期。

［37］雖然也有諸如英國杰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爵士在文章《中國的博山爐——由來、影響及其含義》（〔英〕杰西卡·羅森著，鄧菲、黃洋、吳曉筠等譯：《祖先與永恒——杰西卡·羅森中國考古藝術文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年，第463—482頁）中認為中國博山爐是外來的這樣的觀點，但筆者還是偏向認為這是一種本土器物，至少是很具有本土特色的。

(責任編輯：黃苑；校對：朱國平）

The Origin of the Magpie-Tail-Hand led Incense Burner

CUI Ye-zhou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Province,250100)

The incense burner with a magpie tail shaped hand le appeared firstly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The image of it has been widely seen in the Buddhist statues and mural paintings of the same time period.A small number of images have also been found in burial murals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No tracks of foreign influence have been observed in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objects of the same catego?ry in other cultures.Instead,the design,craftsmanship,and connotations have shown multip le connections with Chinese traditions.It is therefore argued that this style of incense burners was invented and developed in China.

magpie-tail-hand led incense burner;origins;foreign influence;local elements

K871.42

A

2016-11-06

崔葉舟（1989—），女，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漢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