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景德鎮早期窯業探索

陳燕華

（江西省藝術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29）

唐代景德鎮早期窯業探索

陳燕華

（江西省藝術研究院江西南昌 330029）

通過對史料中關于唐代景德鎮早期制瓷業的記載和近年來新發現的唐代景德鎮窯業遺址的綜合分析，可以豐富和完善對景德鎮早期窯業的認識，并就此得出相對明晰的唐代景德鎮窯業發展脈絡：唐代以前的景德鎮主要以生產陶器為主，入唐以后景德鎮制瓷業方進入肇始期，并因善于學習南北諸窯、博采眾長而又別有創新的特點得到迅速發展。

景德鎮 唐代 制瓷業

景德鎮窯作為中國古代制瓷業后期階段的中心窯系，于中國陶瓷史的意義已毋庸多言。景德鎮瓷器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象征符號，在某種意義上，景德鎮瓷器就是中國瓷器，甚或就是中國。然而創造了中國陶瓷史最高峰的景德鎮窯業，相比鄰近其他早期名窯如浙江越窯、甌窯以及江西洪州窯等的肇始于漢末六朝時期，起步卻相對要晚得多。漢末至五代這一段時期，雖然在各類文獻中都能看到一些關于此期景德鎮窯業的記載，但是由于缺乏相關窯業遺址的出土證據，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少學者都將景德鎮早期制瓷業的肇始期定為不早于五代時期。近年來，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和考古調查的不斷深入，景德鎮的一些重要的唐代窯業遺址如接渡鎮南窯、蘭田村大金塢窯等被先后發掘。在新的出土材料與新證據面前，唐代景德鎮早期窯業史的空白之處漸有明晰的線索可循，而關于早期景德鎮的窯業史也似乎應有改寫的必要。

一、文獻記載中的早期景德鎮窯業狀況

景德鎮自古以來就“水土宜陶”，有著促進陶瓷業發展的非常優越的自然條件。關于景德鎮窯業的早期源頭，長期以來都未有相關可靠的考古發現來加以證實；但是另一方面在各類史料中又充斥著大量記載，能使后人對當時窯業的發展略窺一斑。根據這些記載，可大致將早期景德鎮窯業分為唐代以前和唐代兩個階段，從中也可大概了解景德鎮窯業早期歷史的基本面貌。

（一）文獻中唐代以前的景德鎮窯業

唐代以前的景德鎮窯業，大致以燒制陶器為主，如清道光三年（1823年）《浮梁縣志》載：“新平治陶，始于漢世。大抵堅重樸茂，范土合渥，有古先遺制。陳至德元年（583年）大建宮殿于建康，詔新平以陶礎貢，雕鏤巧而弗堅，再制不堪用，乃止”［1］；清代張九鉞《南窯筆記》記載更為詳細：“新平之景德鎮，在昌江之南，其治陶始于季漢，埏埴樸素，即古之土脫碗也。陳至德元年，相傳有貢陶礎者，不堪用。而至隋大業中，始作獅象大獸二座，奉于顯仁宮。令太原陶工制造，入火而裂?！睗h末六朝時期，江西地區的陶瓷業以贛江下游的南昌、樟樹以及中游的吉水、吉安一帶最為發達和集中，整體處在陶、瓷同燒但青瓷蓬勃發展并開始全面取代陶器的階段。而這時的景德鎮仍處在燒造粗陶以及建筑用陶的比較原始的階段，起步在整個江西地區仍屬較晚。雖然如此，景德鎮原始陶業的“雕鏤巧”、能“作獅象大獸”以及“水土宜陶，陳以來土人多業此”［2］作為一個起點，仍為其后期的輝煌發展打下了基礎。

（二）文獻中的唐代景德鎮窯業狀況

入唐以后，景德鎮窯應該進入了一個快速成長期，并且后來居上，在晚唐五代時期逐漸取代洪州窯成為江西地區新的窯業中心。這一時期的景德鎮不僅有關于初唐“霍窯”、“陶窯”等名匠名瓷的文獻記載，還在瓷業管理、生產機構以及招徒規約等關于瓷業面貌方面有相關記錄。瓷器的生產是入唐以后景德鎮窯業發展的自然結果，“迨李唐繼起，陶日以工，始有素瓷上釉之法”［3］，并在很短的時間迅速產生“陶窯”、“霍窯”、“霍器”這樣有影響的佳作?！毒暗骆偺珍洝肪砦濉稓v代窯考》自唐代始有記載，且只錄有初唐時期的“陶窯”與“霍窯”?！疤崭G”條云：“唐初器也，土惟白壤，體稍薄，色素潤，鎮鐘秀里人陶氏所燒造。邑志云：唐武德中鎮民陶玉者載瓷入關中，稱為假玉器，且貢于朝，于是昌南鎮瓷名天下”［4］；又有“霍窯”，“窯瓷色亦素，土墡膩，質薄，佳者瑩縝如玉，為東山里人霍仲初所作，當時呼為霍器。邑志載，唐武德四年（621年）詔新平民霍仲初等制器進御”［5］。陶窯和霍窯都色素質薄，甚至“瑩縝如玉”，并作為當時名器，都曾作為貢瓷進獻京都?！艾摽b如玉”和“假玉器”都屬于文學性描寫，因此對此種描寫的理解極易產生差異和分歧，如《馮先銘談宋元陶瓷》一書就認為當時能夠符合這一評語的唯有北方邢窯、定窯等唐代精美的透影白瓷，而以景德鎮當時的工藝水平還無法達到這種程度，而只能是“用于宋代景德鎮的青白瓷”才“比較恰當和符合實際”［6］。但是對歷史事實的判斷，應該回到客觀的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才較為恰當?！艾摽b如玉”可能只是當時的古人對自己所處時代所創造的前所未有的瓷器做出的略帶夸張性的描繪，這是因為古人欣賞瓷器的目光受自身所處時代和地域的局限，他們可能并沒有機會看到北方的白瓷，也必然看不到后世景德鎮瓷器所創造的輝煌耀目的美。就算他們對這些后人可能認為不那么精美的瓷器做出了以現今目光看來并不十分恰當的評價，也應該具有相對的客觀性和合理性。

由于陶窯和霍窯的影響力，朝廷在景德鎮還最早設立了管理窯務的機構，清吳允嘉《浮梁陶政志》載“陶廠自唐武德二年（619年）陶人獻假玉器，由是置務”，清同治《饒州府志》等方志中有相似記述，“唐武德二年，里人陶玉獻假玉器，由是署務設鎮，歷代相因”；有關主管唐代窯務之官員亦見記載，如清乾隆、道光《浮梁縣志》及同治《饒州府志》之“名宦志”均記有唐代新平司務褚綏其人其事，如道光《浮梁縣志》錄清代吳極所著《昌南歷記》之“褚綏”條：

褚綏，字玉衢，晉州襄陵人，唐景龍初為新平司務，廉慎愛民。是時天下分錄督府，新平鎮屬于洪州。會督府奉詔書需獻陵祭器，甚迫，吏緣以蠧民。綏馳詣戟門，力陳國初曾隸江南，供輸不訾項，因頻年歲歉，編戶彫殘，須按額紆期庶可。［7］

此外，在今景德鎮市政府所在地的御窯廠舊址，立有一塊明崇禎十年（1637年）碑，原碑題為《關中王老公祖鼎建貽休堂記》，上有“唐武德二年建有陶廠，規制甚……”等字；在景德鎮市蓮花塘交際處還有另一塊清同治六年（1867年）的《奉憲永禁碑》有“古來舊章，十年一界放腳……。傭工三年圓滿，造臺封禁。今遵唐宋以來古例，切不可擾亂章程”［8］。

景德鎮本地方志及碑文所記明確了唐時景德鎮已經有瓷器的生產、管理機構以及比較完備的行業規約。但這些記載作為一種地方性史料，并沒有很強的說服力。因此另一方面，唐時文人詩文中不少對唐代景德鎮瓷器的描寫亦可作為一種側面的參考，這其中之一即為建中年間被貶為饒州刺史的顏真卿和寓于饒州的陸士修等人同游浮梁縣馬鞍山云門教院，飲茶作聯句詩詠贊“素瓷”，事見載于《昌南歷記》“陸士修”條：

陸士修，官太子賓客。顏魯公建中時守郡，行部新平，修與公友善。游新平，同止云門教院，數日中宵聯詠，有“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之句載云門斷碑，云門今馬鞍山西麓。［9］

“素瓷傳靜夜，芳氣滿閑軒”是歷史上第一首詠贊景德鎮瓷器的詩文，此句亦被收于《全唐詩》中作者為顏真卿、陸士修、張薦等人的詩題《五言月夜啜茶聯句》之下［10］。清代龔鉽《景德鎮陶歌》亦以詩記載其在云門教院讀到此塊殘碑之事：“云門教院讀殘碑，靜夜閑庭品素瓷。記得新平行部日，魯公詩酒建中時?！保?1］詩文中所提到的“素瓷”，恰與初唐景德鎮的陶窯“色素潤”、霍窯“瓷色亦素”的特征相符，可視為對后者存在的一種佐證。

唐代另一影響較大的描寫景德鎮瓷器的文人詩文是元和年間柳宗元所作《代人進瓷器狀》：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藝精埏埴，制合規模。稟至德之陶蒸，自無苦窳。合大和以融結，克保堅貞。且無瓦釜之鳴，是稱土鉶之德。器慙瑚璉，貢異砮丹。既尚質而為先，亦當無而有用。［12］

《代人進瓷器狀》一文只就瓷器本身的美好做出文學性描述，但并未說明所進貢瓷器的產地、進貢人等信息，只宋代世彩堂刻本《柳河東集》注釋說“公集有元饒州書，在元和八年（813年）。饒州嘗貢瓷器，此必為元作也”［13］，這就為后世留下諸種疑問。但該條注釋至少提供了兩條重要的信息，一是唐代饒州“嘗貢瓷器”，另一是上貢瓷器的人名為“元饒州”?！读訓|集》卷三二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一文，后亦加注云“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為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者。嘗為饒州刺史。而時不可考。元和間，惟有元稹，而傳不聞其為饒州。公此書所與元饒州。未詳其人。劉禹錫集中亦有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大率其意與公此書同”［14］，此亦說明柳宗元集中的“元饒州”與劉禹錫集中的“元饒州”實為一人?！霸堉荨本繛楹稳?，與饒州和景德鎮瓷器有何關系，這直接決定了《代人進瓷器狀》一文在唐代景德鎮瓷史上的意義?！读訓|集》注中提到新史年表中有“元洪”者，且為饒州刺史，但時不可考。今查唐人林寶所著《元和姓纂》卷四之二十二“元”姓，“挹，吏部員外，生注、洪、錫”、“洪，饒州刺史，生晦”、“洪饒州刺史，貞元末嘗為鄧州刺史，見《舊書》一六五”［15］?！对托兆搿烦蓵谠推吣辏?12年），其中所記載之元注、元洪、元錫等人亦活動于貞元至元和間，而元洪正是元和七年饒州現任刺史。由此則基本能斷定元洪即為柳宗元文中的“元饒州”和劉禹錫文中的“饒州元使君”。我們也能進一步得知《代人進瓷器狀》中所描繪的美好瓷器正是元和年間柳宗元為時任饒州刺史的元洪向朝廷進貢景德鎮瓷器而作。

以上種種，實已充分說明唐代景德鎮窯業的存在及其成就，這些都是了解景德鎮早期窯業實物遺存之外的可靠參考。

二、窯業遺址及出土器物所反映的唐代景德鎮窯業狀況

盡管史料文獻中已有不少記載，如前文論及的初唐時期“陶窯”和“霍窯”以及唐人詩文記述等等，但由于長期以來缺乏相關窯業遺址的佐證，對五代以前的唐代景德鎮窯業的實際存在一直有很大爭議。雖然過去在景德鎮一帶不斷有零星的帶紀年銘的唐代青瓷陸續被發現，如1982年在景德鎮市太白園附近落馬橋基建工地發現的唐代青瓷玉璧形圈足碗［16］、1990年秋在南河流域石虎灣（白虎灣）出土的一件刻有“大和五年”（831年）銘文的船形青釉瓷碾［17］等等。但是在早期窯業遺址的發掘上，一直沒有很大突破。至20世紀90年代止，在景德鎮發現的最早幾處古窯如湘湖塘下坳上窯、湘湖前山窯、石（白）虎灣小麥塢窯、石（白）虎灣渡窯、黃泥頭西堆窯、湖田豪豬嶺窯以及楊梅亭窯都基本被判定為五代時期遺址，因此有不少學者將景德鎮窯業的起點定為五代時期。21世紀以來，隨著考古事業的發展和考古調查發掘的不斷深入，陸續有新的考古成果公布，據秦大樹《景德鎮早期窯業的探索》一文，到目前為止，景德鎮浮梁縣湘湖鎮及周邊地區共分布有六十余處窯業遺址，這些窯址的時代大體在中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為景德鎮制瓷歷史中早期階段的中心。尤其景德鎮東南部的樂平接渡鎮南窯（圖一）以及景德鎮蘭田村大金塢窯兩個遺址，均始燒于中唐時期，均屬南方青瓷生產系統，“填補了景德鎮地區唐代瓷窯遺存和瓷器燒造窯爐形制最早形態的空白，把瓷都景德鎮的瓷器燒造歷史向前推進了一步，改寫了景德鎮地區的制瓷史和中國陶瓷史”［18］。

（一）景德鎮接渡鎮南窯

接渡鎮南窯唐代窯場遺址［19］位于今景德鎮市轄區內東南部的樂平，正式發掘于2011年至2013年，其發現填補了長久以來景德鎮唐代大型窯場實物遺存的空白，具有改寫景德鎮陶瓷史乃至中國陶瓷史的意義。南窯遺址分布面積超出3萬平方米，文化堆積厚，中心窯山有至少12條扇形分布的龍窯遺址，并初步勘探出2條龍窯遺址，其中一條長達78.8米，是迄今為止中國考古發掘出的最長的唐代龍窯遺跡，也是目前景德鎮地區發現保存最完整的窯爐遺跡，填補了景德鎮地區窯爐形制最早形態的空白；其遺址規模巨大、體系完整，是江西地區以至南方地區罕見的保存完好、分布面積較大的唐代青瓷窯址，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唐代景德鎮制瓷業的面貌。南窯遺址約始燒于中唐時期，興盛于中晚唐，衰落于晚唐，燒造時間集中在800—900年之間，是景德鎮境內發現的最早的窯業遺址。雖然南窯窯址未見于相關文獻記載中，調查資料中也未發現紀年材料，但是其所出器物時代特征鮮明，太多具有盛唐及中晚唐的特征，如碗盤類器具有比較多的實圓餅足、玉璧底足及少量圈足的中晚唐特征。此外，南窯所出一件青釉貫耳缽（T1⑤：82）與余干黃金埠窯出土的“貞元”紀年款青釉罐［20］的造型完全一樣，而夾耳蓋罐和穿帶壺亦是具有重要斷代意義的器形。

圖一//景德鎮唐代窯址

景德鎮南窯遺址出土瓷器亦符合中國陶瓷史發展特點，屬于南方青瓷體系，又吸收了同時的江西洪州窯、湖南長沙窯、浙江越窯甚至北方河南魯山窯等諸唐代名窯的特點，如其中的釉下褐彩瓷、大塊褐斑壺以及模印方形系罐風格與制作工藝都與長沙窯如出一轍，醬釉器則類似同時的洪州窯。南窯瓷器裝燒工藝先進，高檔器物多采用匣缽裝燒，因此胎體堅致，胎色多深灰色。釉色溫潤清澈，種類繁多，有青釉瓷、醬釉瓷、青釉褐斑瓷、青釉褐彩瓷、素胎瓷等。青釉又分青黃、青灰、青褐、黃褐以及蟹殼青釉等，以蟹殼青釉占絕大多數；彩繪瓷主要有素胎褐彩瓷、青釉澀胎褐彩及青釉釉下褐彩三種，素胎褐彩瓷多為筒形器，內壁有11周褐彩圓圈，外腹壁近口沿彩繪“八卦”紋，紋下書“西”、“西北”、“西南”等字樣；青釉澀胎褐彩有水盂、碗、缽等，此類器物均內外壁半施釉，彩繪內容多為字款，如“才”、“寶”等，也有紋樣、符號之類，如內底彩繪弦紋，施褐彩部位大多在碗、缽的內底，個別在器物外底足；青釉釉下褐彩主要有罐、碗、水盂等，內容多見簡筆纏枝花草紋，彩繪位置主要在罐類的肩腹部以及碗類的內腹壁。

南窯瓷器造型之豐富甚于同時期開始步入衰退期的洪州窯，有雙系瓶、雙系罐、小瓶、執壺、小碗、中碗、大碗、盤、盤口壺、燈盞、缽、盞、甕、水盂、盒、盆以及器蓋、壺把等，以碗、盤、雙系瓶居多，還發現了腰鼓（圖二）、人面塤（圖三）、茶碾、瓷權、硯滴等罕見器物。青釉及醬釉的腰鼓和器形碩大的大碗器，是唐代贛地與西域地區交流史實的一種反映，而夾耳蓋罐是公元八百年前后出現的新產品，是隨著唐代海上陶瓷之路的興起而出現的，南窯出土一件夾耳蓋罐（T04③：40，圖四）與1998年在印尼唐代“黑石號”沉船出水的夾耳罐相似，表明該產品可能具有外銷性質。

（二）景德鎮蘭田村大金塢窯

繼接渡鎮南窯遺址的發掘之后，景德鎮又在蘭田村調查試掘了唐代大金塢窯址［21］。大金塢窯址屬于景德鎮湘湖鄉一帶蘭田窯的早期階段窯址，時代約為中晚唐時期。大金塢窯址規模相對較小，不像南窯遺址那樣大規模地同時燒制質量上乘的高檔瓷與普通民用瓷。大金塢窯址以燒制民用瓷為主，又處于生產的肇始階段，多采用裸燒的方法燒制，質量相對低劣，產品單一，以碗為主要產品，占出土器物的93%，另見壺（圖五）、缽、罐等器，還有瓷權、腰鼓等特殊器物，與南窯出土相類似，整體造型粗糙笨拙，少見精致的小巧器物。

大金塢窯址出土瓷器同樣屬青瓷系統，以青綠釉為主，呈色多樣，多青黃色釉，少醬釉、墨綠色釉器物。多施半釉。均灰胎，胎體厚重，多見餅足器，有少量平底器及圈足器。較有特點的是出土多件黑釉腰鼓（圖六），胎質厚而堅致，釉面略發黃斑駁，有剝釉。這種黑釉腰鼓與接渡鎮南窯所出土青釉及醬釉腰鼓，同為目前南方地區發現陶瓷腰鼓的最早實例。

（三）唐末景德鎮始燒白瓷與制瓷業“南青北白”局面的打破

圖二//南窯遺址出土青瓷腰鼓（T1④：164）

圖三//南窯遺址出土褐彩人面塤（T3117②：159）

圖四//南窯遺址出土青釉夾耳罐（T04③：40）

值得說明的一點是，中晚唐大金塢窯僅僅只是更大規模的景德鎮湘湖鎮蘭田窯［22］遺址中的第一期。在此之前，在景德鎮發現的五代窯址大都規模小、分布零散，一直未有大面積的、完整而系統的代表性窯址，直至2012－2013年度蘭田窯遺址的發掘才改變這一狀況。蘭田窯遺址是晚唐五代時期景德鎮地區窯址首次全面、大規模的發掘，并接續晚唐終燒的接渡鎮南窯遺址，豐富和完善了對景德鎮早期窯業史的認識。湘湖鎮蘭田窯共分五期，第一期為時代最早的大金塢窯址，第二期至第五期為萬窯塢窯址。萬窯塢窯址面積大，時代跨度也長，出土物更為豐富，是蘭田窯的中心窯址，包涵了蘭田窯從唐末五代的繁盛期以至北宋初期衰退期的發展歷程。

蘭田窯遺址有著十分明確的堆積層位，各地層的瓷器釉色和器物組合的變化對于了解景德鎮早期制瓷史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如處于第二期的萬窯塢窯址第一組地層，時代為承前啟后的晚唐后期，其所出土器物最突出的一個特征就是新出現了少量的白釉器物。從整個江西以至南方地區唐代陶瓷史發展的基本狀況來看，在萬窯塢第一組地層之前，不論是洪州窯、接渡鎮南窯、蘭田大金塢窯都主要以青瓷為主，基本不見白瓷的身影，同期的墓葬出土瓷器的狀況也是如此，只是墓葬中出土了少量的白瓷，但是也基本為來自北方窯系的產品。在中國陶瓷史著作中（如中國硅酸鹽協會《中國陶瓷史》）一般認為江西五代燒造白瓷的窯址——勝梅亭、石虎灣、黃泥頭，是目前南方地區已發現的最早的白瓷窯址。而蘭田萬窯塢的發掘，以各地層中瓷器種類的組合變化清晰揭示了景德鎮制瓷業從單燒青瓷到青、白瓷同燒的這一發展過程，白瓷出現的時代更可能早至晚唐后期。蘭田窯從第二期萬窯塢窯址中開始出現少量白釉器，約占總出土器物的4.6%，在此之后各期比例逐步增加，第三期增至15.6%，第四期增至20.3%，第五期為22.2%。這種青瓷和白瓷同時出現的情況也普遍反映在景德鎮其他五代窯址如湘湖鎮前山窯、塘下坳上窯、石（白）虎灣小麥塢窯、石（白）虎灣渡窯、黃泥頭西堆窯、竟成鄉湖田豪豬嶺窯、楊梅亭窯等以及同期墓葬出土瓷器中。

圖五//蘭田窯遺址出土唐代青釉執壺（T1③：129）

圖六//蘭田窯遺址出土唐代黑釉腰鼓（T1②：12）

蘭田窯至晚唐萬窯塢第一組地層，與上一地層大金塢相比出土量大為豐富，制瓷技術也發展更為迅速。這一時期開始運用匣缽裝燒的新工藝，因此出土了不少精致器物，如質地特別精細的白瓷盤、盞以及仿金銀器造型和裝飾的青釉碗、盤。胎體整體變薄，胎質變得更堅致，釉面情況也更為良好。器物與接渡鎮南窯出土器物一樣具有洪州窯、越窯以及長沙窯的特征因素，更為重要的一點是其受北方地區白瓷燒造技術的影響而開始生產白瓷。從整個中國陶瓷史的發展來看，南方青瓷制造歷史更為久遠，而白瓷由青瓷發展而來，是青瓷生產技術進步的結果。北方諸窯作為后起者歷史更短，也更富創新精神，因此白瓷首先在隋代的北方燒制成功，并以自身的特點沖擊了青瓷的地位，形成唐瓷“南青北白”的局面。而景德鎮窯崛起的歷史時機恰是南北各窯各擅勝場、各具特點的時期，因此景德鎮窯無論是青瓷還是白瓷的生產，都不應是一種自然發展的結果，而是主動學習、借鑒各窯所長的結果。

三、小結

通過對史料中關于唐代景德鎮早期窯業記載的全面梳理，再結合對景德鎮樂平接渡鎮南窯及蘭田村大金塢窯兩個中晚唐時期遺址出土的綜合分析，兩者相互印證，實已推翻了景德鎮窯業肇始于五代時期的論點，重新改寫了景德鎮陶瓷史以至中國陶瓷史的進程。這一分析也豐富和完善了對景德鎮早期窯業的認識，并就此得出相對明晰的唐代景德鎮窯業發展脈絡：唐代以前的景德鎮主要以生產陶器為主，入唐以后景德鎮制瓷業方進入肇始期，并以善于學習南北諸窯、博采眾長而又別有創新的特點得到迅速發展。正是這些特點成就了景德鎮窯業在中國陶瓷史后期階段的輝煌成就，也是其能后來居上，迅速超越其他早期名窯而獨放異彩的原因。

樂平接渡鎮南窯遺址，吸收了同時期的江西洪州窯、湖南長沙窯、浙江越窯甚至北方河南魯山窯等諸唐代名窯的特點，以先進的裝燒工藝、豐富的器形和釉面裝飾，迅速超越洪州窯等早期名窯而崛起。其后的湘湖鎮蘭田窯又突破了唐代南方以越窯為代表的青瓷系統，在南方首先燒制出了白瓷，打破了唐代制瓷業長期以來“南青北白”的格局；宋元以后，景德鎮窯一以貫之地保持了它的這種善于學習與超越南北諸窯所長的特點，并最終到達中國陶瓷史的頂峰。兩個窯址出土的高檔精美瓷器，質量精致，造型典雅，大者雄渾，小者精巧，釉色滋潤，這說明景德鎮窯不同于早期傳統名窯如洪州窯、越窯的較原始、自然而緩慢的發展方式，而是非常自覺的吸收各名窯特點而異軍突起，這也使得《景德鎮陶錄》等文獻中關于初唐景德鎮“陶窯”、“霍窯”出產瓷器“瑩縝如玉”如假玉器的相關記載變得更為可信。當然，景德鎮唐代早期窯業的確切狀況，還期待有進一步更有說服力的考古資料的發現以及研究者對史料全面、客觀而審慎的態度。

［1］清·喬溎：《浮梁縣志》卷八《食貨陶政》，清道光刻本。

［2］［4］［5］清·藍浦：《景德鎮陶錄》，見熊寥主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下篇，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第349、378、378頁。

［3］清·張九鉞：《南窯筆記》，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7頁。

［6］馮先銘：《馮先銘談宋元陶瓷》，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第135頁。

［7］《浮梁縣志》卷十二《名宦》，清道光刻本。

［8］熊寥主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下篇，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第236、240頁。

［9］《浮梁縣志》卷十五《流寓》，清道光刻本。

［10］清·彭定求編：《全唐詩》（增訂本）卷七八八，中華書局1999年，第十一冊。

［11］清·龔鉽：《景德鎮陶歌》，熊寥主編：《中國陶瓷古籍集成》下篇卷七八八，江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第8973頁。

［12］［13］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十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627頁。

［14］唐·柳宗元：《柳河東集》卷三十二，第513頁。

［15］唐·林寶：《元和姓纂》卷四，中華書局1994年，第416頁。

［16］虞剛：《景德鎮窯址調查二則》，《中國陶瓷》1982年第7期。

［17］黃云鵬：《景德鎮首次發現帶紀年銘的唐代青瓷》，《南方文物》1992年第1期。

［18］張文江：《景德鎮南窯遺址考古發掘的重要收獲》，《東方博物》2014年第2期。

［1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樂平南窯窯址調查報告》，《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第10期；張文江：《景德鎮南窯遺址考古發掘的重要收獲》，《東方博物》2014年第2期。

［20］余江安等：《江西黃金埠窯址發掘獲得數項省內第一》，《中國文物報》2007年4月6日第5版。

［21］江建新等：《景德鎮市蘭田村大金塢窯址調查與試掘》，《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秦大樹等：《景德鎮早期窯業的探索——蘭田窯發掘的主要收獲》，《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22］秦大樹等：《景德鎮早期窯業的探索——蘭田窯發掘的主要收獲》，《南方文物》2015年第2期。

(責任編輯：張平鳳；校對：黃苑）

A Discussion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Jingdezhen’s Porcelain Industry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 Yan-hua

(Jiangxi Art Academy,Nanchang,Jiangxi,330029)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new discoveries of kiln sites at Jingdezhen pictures a clear view of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Jingdezhen’s porcelain industry:it was not un?til the Tang dynasty that porcelains started to be produced at Jingdezhen;before that,only potteries were fired;by learning strong points from other kiln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making innovations,the porcelain in?dustry gained rapid growth in Jingdezhen.

Jingdezhen;Tang dynasty;porcelain industry

K871.43；K878.5

A

2016-07-01

陳燕華（1978－），女，江西省藝術研究院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藝術史論。

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重點項目“江西美術史”（13YS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