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托·施特勞斯《大與小》中的神秘主義色彩

陳維

內容摘要：博托·施特勞斯以批判的態度看待西方文明，揭露個體觀照中的病態社會。本文以其劇作《大與小》為研究對象，著重分析該作品中蘊含的神秘主義色彩和悲觀主義情緒，以此解讀斯特勞斯的美學和社會批判思想。劇作家以神秘主義為基調和切口來建構整個戲劇，放棄了文本的邏輯性，使其抽象、扭曲化，而突出人的無意識幻想及非理性狀態，無情而深刻地呈現出當代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危機，并顯示出作者對現代文明的悲觀情緒。

關鍵詞：神秘主義 非理性 社會批判

神秘主義本來是宗教概念，到了17世紀中葉，神秘主義的概念分化為三種不同的觀念：第一種是與中世紀晚期開始的對經院哲學和神秘主義神學的對抗一脈相承：神秘主義成為神學的化身，成為原始宗教?；浇掏綄⑸衩刂髁x這個概念視為一種內在的虔誠。第二種是在教派討論范疇內，神秘主義被認為是對上帝的體驗認知，指通過從外部世界返回到內心，在靜觀、沉思或者迷狂的心理狀態中與神或者某種最高原則結合。第三種是與笛卡兒主義爭辯的過程中形成的：神秘主義是啟蒙理性的對立概念。這里要探討的戲劇《大與小》中的神秘主義色彩不僅指這個詞在宗教上的涵義，更是指這個詞“內在化，非理性”的內涵，指主人公于迷狂狀態中的無意識的個人體驗，遁入到幻想的宗教世界中，是一種對世界的非理性的認識方法。

1.妄想癥的建構方式

《大與小》的主角洛特是一個失業的版畫家，她滿懷熱情地尋找失蹤的丈夫，尋求人間溫情，十幕劇就表現了她尋找歷程的各個階段。施特勞斯采用鏡頭抓拍式手法，表現了一個個怪誕、孤立的場景，從摩洛哥到敘爾特島，從令人失望的旅行到無情的商界，從彼此孤立的住客關系到不和諧的家庭生活，從電話亭里的無望連接到在車站與陌生人的搭訕。主人公洛特串聯起無因果聯系、跳躍式、突發性前進的各個畫面，展示了一幅突兀而荒誕的連環畫卷。作品在評論界和公眾中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第一次——我希望這不是夸張——我們的當代文明狀況轉化成了完美的戲劇形式”（Walter 1989：54）。

戲劇并沒有交代具體的時間、地點，時空跳躍式地前進，舞臺上的人、物都處于孤立、混亂的狀態中。除了外部具體歷史環境，劇作家對個體間的私人關系、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也作了非邏輯性的模糊處理。除了洛特外其他人物都是抽象化的，喪失了身份和個性，成為抽象的戲劇符號。劇中還采用了一系列象征符號，帳篷、窗戶、窗簾、電話、對講機、口述機象征著現代社會中人的自我封閉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施特勞斯有意把它塑造成一個幾乎是非現實的、非理性的場所，并讓扭曲了的社會現實、神秘的幻想和虛構的圖景在這個時空中對峙，以妄想的方式建構起整個戲劇。

2.拯救與使命

在洛特身上集中了“拯救”與“使命”這兩個猶太-天主教的古老概念。在冷漠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只保留暫時的、偶然的關系。洛特不能理解也無法適應這種狀況，以其內心狂熱與現實進行抽象的斗爭，希望把自己和他人從孤立中解救出來。但是，她的嘗試與努力看起來像是一個時代錯誤，她的熱情成為社會怪癖。沒有人愿意聽她的話，我們只聽到不相關的語言或是喋喋不休的自言自語游離于舞臺空間里，語言的交流功能喪失了。

洛特個人的拯救與這個社會的現實成了對立的、不相融的兩極。她的困惑、完全孤立和自我懷疑導致了一個極端的結果：“我對自己所有的想法說：不?。⊿trau？覻 2000：485）”但是這種拒絕也沒有使她獲得自我拯救，反而是宗教虛構中的使命出現了。洛特被選擇出來，成為“令人討厭的天使”，成為猶太傳統中的36名正義者之一。上帝的玄妙莫測的啟示使洛特承擔了維護人類的使命，“小”洛特實際上是“大”洛特，洛特成了當代圣人，劇本的標題“大與小”在這里獲得了辯證的意義。

3.圣經的影射

在《接錯線》一場中我們可以從情景設置中看到戲劇對圣經的影射意義。舞臺說明寫道，洛特面前放著一本巨大的書。在她最初的自言自語中，仿佛這是一本空白的旅客登記簿。之后她突然與椅子對話，把它當作不可見的上帝的存在。為了反抗萬能的主，她用書將椅子砸碎，卻突然發現背上有血，這血是從書中流出來的：“在書的右側，血從一條狹窄的縫隙中往下淌”（Strau？覻 2000：488），此時圣經的影射意義加強。在以弗所書2章13節中寫道：“你們從前遠離神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著他的血，已經得親近了”。洛特原先想要融入到社會中，但她的所有希望都破滅了，書中流出的血——象征基督的血——卻得以使她與上帝達到某種聯系?！叭缃衲切┰诨揭d里的，就不定罪了”（羅馬書8章1節），因為基督已代她受了上主的刑罰，洛特得到了救贖。在血的流淌中，書中有字顯現，仿佛上帝的神諭。洛特接受了萬能的主的使命，完成了由人到“天使”的蛻變。她內心的絕望和狂熱一并迸發出來，其“自我”被扭曲，而實際上成為了“非我”——無意識地遁入到內心虛構的宗教形象中去，而作為一個社會中的個體存在的意義消失了。洛特成為傳道的天使，以一種神秘的方式與這個世界建立起了新的、虛幻的聯系。

博托·施特勞斯在戲劇中介入神秘主義，但其目的并不是為了宣揚宗教的力量，宣告內心的解脫，而是為了凸顯當代人的精神危機。面對失去了歷史和未來，失去了精神家園和希望的當前世界，施特勞斯希望借助神秘力量、宗教氣氛和想象世界來折射自我的孤獨無能，透視世界的悲劇。

在無助、絕望的陰暗色調里，戲劇并未給出改變現狀的良方，正如施特勞斯在《公園》一劇的前言中所說：“仲夏夜之夢”繼續做下去，沒有人一直清醒，沒有人帶來有效的解藥，讓大家從錯誤中迅速脫離出來（Strau？覻 2000：75）。沒有什么能改變社會現狀，“在人人棲息其間同時又從中撤離的公共性中，沒有夢可以拯救。施特勞斯在批判現狀的同時對是否能改變這種狀況持懷疑和否定態度。

博托·施特勞斯用神秘主義來建構整個戲劇，但是與傳統的神秘主義不同，他在創作中不再關注宗教虔誠、神和上帝啟示的神秘，或是人神合一的體驗，而是采用了一些圣經中的元素，對邏輯思維進行解構，突出人的無意識幻想、非理性狀態。施特勞斯的創作深受法蘭克福學派的影響，這種反理性、關注無意識及幻想的創作構思是與現代社會的文學思潮一脈相承的。

在這個精神生活貧乏、希望破滅的工業社會，現實是與人心中的希望背道而馳的。神秘主義，作為沒有神話的現代社會的對立面，在施特勞斯的戲劇中成為批判與超越現實的手段。施特勞斯打破了現實生活的日常組合秩序和人與人的相處模式，展示了夢幻與無意識的圖景，創造出一個與現實生活完全陌生、甚至對立的世界。但在這種藝術的反社會性中恰恰體現了其社會性，它以微妙曲折的方式迫使人們對自身和社會進行審視，揭示出社會中的隱秘真實。

在神秘主義氣氛的營造和對宗教的影射中，施特勞斯將現代生活解構了，他試圖借此在語言和情景展開中把握失去根基的當代瞬間——人們在無愛的社會里尋找愛，在隔閡的社會里尋找聯系，在信仰缺失的社會里尋找支撐而不得。但是神秘主義在博托·施特勞斯的戲劇中只是作為一種觀照現實、實現藝術理想的手段，具有文化批判性質，卻并沒有成為從現狀中解脫的良方。事實上，施特勞斯于1970年在《今日戲劇》中發表的《對美學和政治事件結合思考的嘗試》一文中，就對戲劇的社會作用表示了懷疑。他稱戲劇“是衍生物，在面對現代社會政治和社會的復雜性時是無意義的”（Hermann 2003：1212）。面對個人和社會無法調節的矛盾，他倒是日益趨向于采取“一種唯美主義的態度，一種厭棄現實的態度”，而不愿“在同越來越復雜的當代世界進行具體論爭的過程中獲得拯救”（謝建文 1997：50-51）。施特勞斯對社會和歷史持批判或厭惡、否定的態度，在戲劇中表現出了強烈的社會批判和文明批判意識，在創作中運用神秘主義尋找可供辨認的方向，卻放棄了對文學社會功能的追求，顯示出了對現代文明的悲觀情緒。

參考文獻

[1]Strau， Botho： Ground Klein. In： Theaterstücke 1972-1978. München： De- 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0

[2]Strau， Botho： Der Park. In： Theaterstücke 1981-1991. München： De- 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2000

[3]Jens， Walter （Hrsg.）： Kindlers Ne- ues Literatur Lexikon. München： Kindler Verlag GmbH 1989

[4]Fricke， Harald （Hrsg.）： Reallexiko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wissenschaft Band II. Berlin： De Gruyter 2000

[5]Kunisch，Hermann： Lexikon der de- utschsprachigen Gegenwartsliteratur seit 1945， Band 2， München： Nymphenburger， 2003

（作者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西語學院德語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