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介語石化看“中國英語”與“中國式英語”

毛翎

內容摘要：20世紀80年代，隨著跨文化交際的頻繁和語言教學的發展，“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應運而生。二者都是跨文化交際中不規范的用語現象，體現的是母語遷移對二語習得的影響，并極有可能發展為“石化”。本文以中介語、石化現象、語言遷移等理論為基礎，結合實例分析，進一步探究“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本質、成因和影響，更加科學、系統地認識“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內在原因。

關鍵詞：中國英語 中國式英語 中介語石化 二語習得

從十九世紀初傳教士們在中國開設教會學校教授英語，到如今“全民學英語”的熱潮在全國蔓延，時間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隨著改革開放以及對外宣傳、交流的迅速增加，人們越來越多地接觸和使用英語。英語更是進入基礎教育課堂，成為大多數中國人掌握的“第二語言”。英語是印歐語系，漢語是漢藏語系，兩者在語言屬性上的根本差異以及文化上的不同，催生了“中國英語”（China English）和“中國式英語”（Chinglish）兩種現象，越來越多的學者關注到這一點，對“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

最早提出“中國英語”這一概念的是葛傳椝先生，他在1980年《翻譯通訊》上的一篇中指出：“不論在舊中國或新中國，講英語或寫英語時都有些我國特有的東西需要表達”[1]，并舉出“四個現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四書”（four books）、“八股文”（eight-leged essay）等例子加以證明。隨后，諸多學者對“中國英語”這一概念進行說明，拓展出另外一個新的概念“中國式英語”，如汪榕培的《中國英語是客觀存在的》（1991）、李文中的《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1993）、謝之君的《中國英語：跨文化語言交際中的干擾性變體》（1995）和杜瑞清、姜亞軍的《近二十年“中國英語”研究述評》（2001）等。他們的研究大多從“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概念、產生原因出發，探討其對語言交際的多方面影響。

但無論是“中國英語”還是“中國式英語”，它們都指的是在跨語言交際中出現的一些非規范用語現象，體現的是母語文化遷移對二語習得的影響。這些非規范用語極有可能固化下來，即出現“中介語石化”。今天大部分的英語學習者，在學習和使用英語的過程中，都受到了“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局限，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中介語石化”?！爸袊⒄Z”和“中國式英語”背后的“中介語石化”隱憂，成為今天語言教學和二語習得研究者們不可回避的問題。本文在對“中國英語”的研究現狀、中介語石化理論進行梳理綜述的基礎上，從中介語石化的角度看“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以期對外語教學和跨文化交際有所啟示。

一.中國英語與中國式英語

1980年，葛傳椝先生在《漫談由漢譯英問題》中的其中一節——《Chinese English和China English》中首次提出“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這兩個概念。這節文章不超過五百字，葛老也并沒有對他提出的概念做詳細的描述和歸納，但他點明了“中國英語”的四個特點：一、中國英語是客觀存在的；二、中國英語是指表達中國特有事物的詞匯；三、在交際效果上，中國英語“經常引起外國人的抱怨”，但“經過解釋，他們不難懂得?！彼?、中國人使用英語總的前提為“依照英語民族的習慣用法?！盵2]十年后，李文中在《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中對兩個概念進行詳細的區分：“中國英語”是指以規范英語為核心，表達中國社會文化諸領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語干擾和影響，通過音譯、譯借及語義再生諸手段進入英語交際，具有中國特點的詞匯、句式和語篇；“中國式英語”，則是指中國的英語學習和使用者由于受母語的干擾和影響，硬套漢語規則和習慣，在英語交際中出現的不合規范英語或不合英語文化習慣的畸形英語。[3]李文中的闡釋彌補了葛文“不夠全面”的局限，但“中國英語不受母語干擾”的觀點有失偏頗。謝之君指出了他的不足，并提出了新的論述：“中國英語是中國人在跨文化語言交際中使用的干擾性英語變體”[4]，“中國式英語問題實際上是錯誤分析問題”[5]。他指出“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都存在漢語干擾”[6]的事實，并從“有效交際”的角度對兩者進行區分。同時他用李文中舉出的“Long time no see”的例子，說明“中國式英語是可以向中國英語轉化的”[7]。綜合比較，謝之君的觀點更全面客觀。而杜瑞清、姜亞軍則指出：“至于哪些算‘中式英語的特點，哪些屬“中國英語”的特征，還有待于對‘中國英語感興趣的學者進行嚴肅的描寫性研究，以填補世界英語類型研究上的這一空白點，促進‘中國英語的健康發展?！盵8]然而距離這篇文章的發表已經有接近二十年了，對于“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定義仍存在很多的爭議。

索緒爾指出：“一個種族或民族集團的`精神會不斷地把語言引到某些確定的道路上來?！盵9]中國人在母語環境下學習和使用英語，是以標準英語為核心的，然而漢語的語言屬性和中國的社會文化環境使“中國特點”體現在英語的語音、詞匯、語法等各個方面。

1.語音

中國幅員遼闊，地域的阻隔使漢語方言的差異非常懸殊，部分地區的方言差異甚至大過印歐語系中不同語種之間的差異，因此很難說漢語的發音對中國英語造成了規律性的影響。而且，因為很難界定這種語音上的不規范究竟能否“有效表達”，是否能算作是“錯誤分析”，因此也無法將其劃入“中國英語”或是“中國式英語”任意一方。李文中、謝之君在歸納中國英語的表現層面時也選擇避而不談“語音”這個層面。但總的來說，“中國（式）英語”在語音上呈現出單詞重音不突出、語句的聲調比較平緩等特點。至于個別的發音則因地、因時而異。如十九世紀出現在上海租界區的“洋涇浜英語”受到了漢語和上海話的雙重影響——在以輔音結尾的詞加上一個元音，如“make [meik]”讀成“makee[meiki：]”，“much”讀成“muchee”；把輔音“r”說成“l”：如：“all-light（all right）”、“loom（room）”。

2.詞匯

李文中認為“中國英語”的詞匯指的是“表達中國民族文化所特有事物的借詞與譯借”[10]，并將大量進入英語交際的借詞視為“中國英語”在詞匯上的表征。但時隔二十年后再來看李文中的觀點，會發現李的觀點有許多有待商榷的地方。李文中所舉的許多音譯詞，如鳳凰（feng huang）現在已經規范為單詞“phoenix”，說明大部分的音譯詞只是暫時地進入英語交際，在使用一段時間后會進一步規范化；另一方面，像“Tian An Men Square”、“The Great Wall”等符合“借詞+英語詞”形式的詞，雖然表達的是中國民族文化所特有的事物，但它們已經與英語同化，被視為規范的、地道的英語表達。

相比“中國英語”在詞匯上的難以界定，“中國式英語”在詞匯上的表達比比皆是，它表現為我國的英語學習者會習慣性地將母語（漢語）的表達方式生搬硬套到英語詞匯中去。如將“注意身體”（pay attention to your health）譯為“notice your body”，將“談戀愛”（fall in love）譯為“talk love”，雖然在語法上沒有錯誤，但不符合英語的習慣表達，容易給聽者帶來理解上的難度和歧義。

3.語法

漢語對英語學習的干擾最集中地體現在語法層面。語言是思維的一種體現，而思維反映現實要素的順序往往因民族而異。中國人的思維順序往往是：主體→行為的標志→行為→行為的客體；歐美人的思維順序往往是主體→行為→行為的客體→行為的標志。反應在句法上，漢語的狀語常置于動詞之前，狀語從句置于主句之前，英語則相反；漢語的定語放在被修飾語之前，英語的定語若是單詞則放在被修飾語之前，若是短語或從句則置于被修飾語之后。[11]對時空的感知也呈現出“民族特色”。中國人的時空順序是先時后地，從大到小，歐美人的時空順序是先地后時，從小到大，因此漢語和英語描述時間和地點所遵循的順序正好相反。例如：

（1）One month has passed since the new term began.

Our new term has passed one month.（CE）

（2）I still remember the night when I first came here.

我還記得第一次來這兒的那晚。

（3）He was born in Beijing on May 20th，1970.

他是1970年5月20日在北京出生的。

鄧炎昌、劉潤清在《語言與文化：英漢語言文化對比》一書中提出了兩個問題：為什么中國學生的英語作文讀起來像是從漢語翻譯過去的？①多數中國學生還沒有掌握英語；②和西方人的思想方法不同；③英漢文體不同。[12]如果說前面的不規范表達尚可用思維方式的不同來解釋，類似“Lets go and eat our meals”和“I divorced with her”的不規范表達更多是由于學生沒能熟練掌握英語語法規則所致。

這些語法上的不規范表達雖然都體現了漢語對外語教學的“負面遷移”，也基本達到了“有效表達”的效果，但與“中國特色”相聯系未免顯得牽強附合，因此我們很難用“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對其加以界定。

綜上所述，“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雖然在概念上“涇渭分明”。但在實際的語音、詞匯、語法分析中，兩者并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造成了界定上的困難。一些過去能夠“有效表達”的“中國英語”隨著時代的發展趨向規范化，一些“中國式英語”也有向“中國英語”轉化的可能：如“good good study，day day up”、“long time no see”、“dama”等逐漸被英語主流社會認可，甚至收入了字典的詞條。因此，在“是‘中國英語還是‘中國式英語”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用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同時，這些“轉正”的“中式英語”究竟有多久的生命力，會不會給英語學習造成負面影響，都有待我們進一步觀察和討論。

二.中介語石化現象

中介語（interlanguage，IL）是指外語學習過程中學習者使用的介于母語（native language，NL）與目的語（target language，TL）之間的語言體系，它以母語為出發點，逐漸向目的語靠近，如圖 1 所示：[13]

圖1

中介語具有系統性、目的性、階段性、可滲透性等特點，但最受語言學家關注的是它的“石化性”特征?！笆F象（fossilization）”最早由英國著名語言學家Selinker在1969年的劍橋國際會議上提出，并在他1972年所寫的論文《Interlanguage》中正式使用。1996年Selinker重申“石化現象”的定義：“語言石化現象是指外語學習者的中介語中一些語言項目、語法規則和系統性知識趨于固定下來的狀態，年齡增長和學習量的變化對改變這種固定狀態不起作用?！盵14]

Selinker對“石化現象”定義的闡釋使人們對石化的界定基本定型。發生“石化”的可以是一個語言項目（linguistic），例如漢語學習者發上聲（三聲214）很困難；一條語言規則（rule），例如英語學習者用-ed表示所有英語動詞過去時；一個次系統，例如整個語音系統；或者中介語系統在一定時期內難以突破的固定狀態，例如單詞的積累達到3000很容易，從3000——6000的積累就需要一個更漫長的過程?！笆F象”可以發生在學習過程中的任意一個階段，產生于中介語系統的各個層面，因此不能單純把它當作是語言錯誤的代名詞，它是一個中性詞，戴煒棟（1999）將它譯作“石化”。

Selinker認為，石化現象形式上可以分成個體石化（individual fossilization）和群體石化（group fossilization）兩大類。其中學習者個體石化現象大體表現在兩個方面：（1）錯誤石化（error reappearance），表現為被糾正多次的，并被認為已清除了的錯誤的反復出現；（2）語言能力石化（language competence fossilization），即過渡語在語音、句法結構及詞匯方面的石化。群體石化是指當外語能力石化成為整個社會的正?，F象時，就會導致一種新的方言的出現，如菲律賓英語、印度英語。另外，石化現象還可按其性質分為暫時穩定化和永久性石化兩種。

造成中介語石化的原因有多種，石化現象的成因一直以來都是語言學家們關注的焦點。研究者們從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等角度探討中介語石化現象，比較有代表性的是Selinker的“潛在心理結構”說、Lamendella的“生物論”說和Schumann的“文化遷移模式”說。

1.“潛在心理結構”說

Selinker認為95%的學習者只能停在中介語階段，只有5%的二語習得者可以成功習得二語，達到與母語使用者相同的心理語法。大部分外語學習者之所以不成功，是因為他們過分依賴于“潛在性心理結構”和一般的認知機制，而不能完全激活和利用人腦中類似于Chomsky提出的“語言習得機制”中的“潛在性語言結構”，從而難以將普遍語法轉化為目的語語法。

基于此，他對“潛在心理結構”（五個“中心過程”）的描述也是對石化現象成因的描述。他將石化現象產生的原因歸納為五個方面：（1）母語遷移（2）培訓轉移（3）學習策略（4）交際策略（5）目的語過度泛化現象。其中母語遷移和目的語過度泛化最值得關注。母語遷移主要指的是在母語和目的語相互作用構成的“跨文化語境”中，學習者接觸目的語產生的語言識別效應。目的語過度泛化現象主要指的是第二語言學習者在習得第二語言的過程中將某一目的語的規則推廣到所能接受的范圍之外。[15]

2.“生物論”說

石化現象的年齡因素又被稱作“生物論”，主要代表人物有Lenneberg和Lamendella。該理論主要從生物成長角度解釋語言石化現象。Lenneberg提出“語言習得臨界期假說”，他認為：Lenneberg認為在語言習得過程中存在著一段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由于生理因素的作用，語言的習得最為容易，超過這段時間，語言的習得能力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容易導致語言的石化現象。Lamendella則提出了“次系統”概念。他認為，學習者在學習第二語言過程中需要發展相關的“次系統”。如果此“次系統”不完善，學習者只有借助母語的“次系統”。這種“借用”就會產生一種介于兩種語言之間的中介語，從而導致石化現象的產生?！吧镎摗睂ν庹Z學習的意義在于突出了外語學習中年齡因素的重要性，其長處是能較好地解釋第二語言發音的石化現象，但是卻無法解釋外語學習中的個體差異現象。

3.文化遷移模式

Schumann認為文化適應是中介語石化現象產生的主要原因。他認為，由于學習者對目的語持有一定的社會和心理距離，語言學習動機的發展受到阻礙。因此，學習者重復使用有限的語言形式進行交際，使目的語的使用功能受到限制，產生石化。文化遷移模式對中介語石化現象的解釋最終歸結于社會心理因素。它強調是社會心理因素造成了語言處理的障礙。學習者在交際中所要求使用的語言超出了其語言能力范圍而產生的持久的交際壓力也會導致石化現象的形成。

三.從中介語石化看“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

從前面對“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研究的梳理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李文中還是謝之君都沒有對“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本質特點和形成原因做出明確的論述。但隨著中介語理論、語言遷移理論、石化現象等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我們可以結合理論與實踐，從中介語石化的角度觀察和分析“中國英語”、“中國式英語”的本質、成因和影響。

“中國式英語”本質上是一種“中介語石化”的體現。絕大多數關于“中國式英語”的研究都以觀察和經驗為基礎，這反映了它們是中國的英語學習者在介于漢語和規范英語的語言學習階段經常性、習慣性的不規范表達。絕不屬于個別人，也不僅僅局限于某個方面，而是在語音、詞匯、語法、語用各個層面的普遍表現。但“中國英語”能不能算作“中介語石化”則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中國英語”的判定標準具有不穩定性，隨時代發展認識也在不斷發生改變。例如“feng huang（鳳凰）”之前被認為是能夠有效表達的“中國英語”，但隨著“phoenix”的取代，如今再用“feng huang”表達“鳳凰”之意，只能當做不正確的語言錯誤。而“long time no see”、“good good study， day day up”這種曾經為人詬病的錯誤表達，如今卻被許多歐美人認可在不同的場合廣泛使用，成為新時代“中國英語”的代表。

但無論是“中國英語”還是“中國式英語”，皆不可看作是永久性石化、群體石化。因為對我國廣大的外語學習者而言，中介語基本上都沒有石化，而是處于暫時的穩定期，一旦接受糾錯和培訓，之前的不規范表達會有所改善，英語能力也會有明顯的提高。而群體石化是指外語能力石化成為整個社會的正?，F象，往往伴隨著新的方言的出現，如印度英語、菲律賓英語?！爸袊⒄Z”完全沒有達到英語在印度、菲律賓等國家的普及程度——前者屬于跨文化交際中使用的一門外語，后者則是多數人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語言。英語在中國任何地方都不是母語，也不是必要的內部共同語，人們主要通過教育掌握標準英語，因此一些中國英語現象是在學習和使用英語的過程中出現的，并非內部共同語的約定俗成。[16]我們可以將“中國英語”的出現視作跨文化交際頻繁和中國國際影響力增大的結果，但斷然不可將其視為英語的一支，因為英語和漢語無論從文字、文法還是文化背景上都有著巨大的差異。

關于中介語石化現象的成因說法不一，多數學者認同“潛在心理結構”、年齡因素、社會心理因素均會對中介語的石化產生影響?；谶@樣的認識，我們可以用中介語石化的成因來分析“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形成。

過去，英語教育還未普及，部分偏遠地區甚至沒有外語教師，即使是擁有外語教師的地區，教師自身作為第二語言習得者，也存在著語音上的不規范和詞匯、句法上的錯誤。英語課堂上中英混雜，以漢語為主的教學沒能為英語的習得創造一個好的交際環境。英語學習者錯過了二語習得的關鍵期或者在關鍵期并沒有接受規范的英語教學，沒有確立融合型的學習動機，因此英語能力層次較低，只能用簡單的詞匯參與跨文化交流，出現了大量音譯詞和借詞以滿足交際上的基本需求。但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中外跨文化交際日益頻繁，英語教學基本在全國普及，一些曾被視作“中國英語”的表達進一步規范化，“中國式英語”的錯誤表達也成為英語教學的重點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中國式英語是是學習者在跨文化交際過程中硬套母語規則和習慣的不規則英語，也是學習者在學習過程中出現的“中介語”。Selinker“潛在心理結構”理論中的語言遷移、目的語材料的泛化可以用以解釋“中國式英語”的形成。英語學習者在學習英語的過程中，與母語進行參考對比，加速了外語和外語文化的學習，但也極有可能在不該對號入座的情況下對號入座，造成語法或是思維方式上的錯誤，這些錯誤絕大多數被視作“中國式英語”。比如，“learn”有學習之意，“學習英語”我們常用“learn English”來表達，但部分學生在碰到“學知識”、“學技能”時也自然地選擇用“learn”，出現了“I should learn more and more knowledge/skills.”這樣不地道的表達。按照英語表達習慣，“knowledge”不與“learn”搭配，而是與“get”、“gain”、“acquire”、“broaden”、“extend”等搭配，雖然它們的漢語翻譯與“學”不完全對應，但在與特定的詞搭配的過程中它們有了“學習”、“習得”的意思。

那么，今天的英語學習者如何看待“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呢？“中國英語”是英語跟中國特有的社會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特色”的彰顯。但它簡化目的語、沿用漢語搭配和結構，追求字面上對應的“機械化”傾向，不利于我們掌握“標準英語”，在某些時候也會阻礙“跨文化交際”的流暢性。要成功進行跨文化交際，我們所使用的英語越接近“標準英語”越好。而“中國式英語”，李文中曾將其視為一種“畸形英語”、“病態語言”，未免有些夸大其詞。其實，“中國式英語”是中國英語學習者在對掌握“標準英語”的過程中必然產生的“中介語”?！爸袊⒄Z”和“中國式英語”的存在都是一種客觀現實，我們一方面要寬容“中國式英語”的表達，從語言學習的客觀規律出發來衡量學習者的語言運用能力；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及時糾正那些和標準英語相距甚遠、極易在跨文化交際中導致失誤的語言表達形式，推動“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的系統化、規范化。這樣不僅對推動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提高我國英語教學具有現實意義，也具有非常重要的語言學價值。

引用作品

[1][2]葛傳椝：《漫談由漢譯英問題》，載《中國翻譯》1980年第2期，第2頁.

[3][10]李文中：《中國英語與中國式英語》，載《外語教學與研究》1993年第4期，第19頁、第21頁.

[4][5][6][7][16]謝之君：《中國英語：跨文化語言交際中的干擾性變體》，載《現代外語》1995年第4期，第10頁、第8頁、第8頁、第8頁、第10頁.

[8]杜瑞清、姜亞軍：《近二十年“中國英語”研究述評》，載《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年第1期，第40頁.

[9]Saussure， F. De.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New York： Mc Craw Hill，1996.p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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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楊文秀：《中介語石化現象與口語教學》，載《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年第9期，第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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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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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瓊：《中國英語和中國式英語新探》，載《西安外國語學院學報》2001第1期，第12-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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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楊文秀：《中介語石化現象與口語教學》，載《外語與外語教學》2000年第9期，第33-35頁.

[15]謝之君：《中國英語：跨文化語言交際中的干擾性變體》，載《現代外語》1995年第4期，第7-11頁.

[16]尹小芳：《母語文化的負遷移與中國式英語》，載《國際關系學院學報》2001年第1期，第58-61頁.

（作者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