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文藝本體論與中國古代文論話語

王超

[摘要]文藝本體論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的核心理論。習近平文藝本體論體現為“一個中心”和“三個支撐”，這個“中心”即人民，并從“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三個維度展開論述?！叭齻€支撐”即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這是新形勢下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及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文藝本體論為中國文藝創作和文藝研究作出了重要戰略指引。

[關鍵詞]人民中心論 筋骨論 道德論 溫度論

[中圖分類號]120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03.013

沈宗騫在《芥舟學畫編》中說道：“以古人之規矩，開自己之生面”。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之所以引用這句話，是因為其文藝思想是在中華文化的思想土壤中發展起來的，而他認為中華文化的特征是“既堅守本根又不斷與時俱進”。所以，對習近平文藝本體論研究，首先要在中國文論話語異質性之中：“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保ā段男牡颀垺罚?，然后再分析其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這實際上是文化自信在文藝理論方面的生動實踐。因此，從歷時性話語傳承和共時態話語創新兩個向度出發，習近平文藝本體論與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研究必然要展開為三個邏輯命題：一是應當如何理解和闡釋中西方異質文明語境中的文藝本體論？二是應當如何領會習近平文藝思想語境中的文藝本體論？三是應當如何梳理習近平文藝本體論與中國古代文論話語的詩學淵源？或者說，習近平從中國古代文論話語傳承了什么、否定了什么、創新發展了什么？

“筋骨”論與“文以載道”論

本體論原初是西方哲學研究中最根本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主要探討整個世界的終極本源和邏輯起點。本體論（ontology），來自希臘文的兩個詞語：ontos（存在）與logos（學說或言論），合其意，本體論就是關于存在與本質規律的學說或言論。軸心時代的中國文明同樣展開了關于本體意義上的哲學追問，例如，《周易·系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老子》第二十五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一般而言，本體大致可以理解為“在……之上”或“先于……而存在”之物。文藝本體論，則是指文藝作品之形而上的本源存在或決定文藝存在形態的終極根據。換言之，文藝本體論即何謂文藝（文藝是什么）或文藝何為（文藝作為……而存在）。如果說視文本形態為“器”，那么文藝本體論則研究決定這些文本形態的“道”，從形而上層面追問符號表象體系潛在的意義生成方式和文論話語規則。中西方對文藝本體的表述形態各異，西方文論有“邏各斯”、柏拉圖的“理式”（idea）、亞里士多德的“摹仿”等表述形態。中國古代文論有“詩言志”“詩緣情”“文以載道”“文以氣為主”“文果載心”“文之為德”等表述形態。學術界關于中西文藝本體認同度較高的是西方的邏各斯與中國的道。例如，錢鐘書認為：“古希臘文‘道（logos）兼‘理（ratio）與‘言（oratio）兩義，可以相參?！彼J為，道與邏各斯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可比性?，F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張隆溪認為：“不僅在西方的邏各斯中，而且在中國的‘道中，都有一個詞在力圖為那不可命名者命名，并試圖勾勒出思想和語言之間那頗成問題的關系，即：一個單獨的詞，以其明顯的雙重意義，指示著內在現實與外在表達之間的等級關系”。

文藝本體論是文藝理論中根本性、基礎性、方向性的問題。那么，習近平文藝本體論是以何種形式呈現？我們應當如何領會？對其各類文獻進行梳理，可以發現他對于文藝本體論的論述劃歸為“一個中心”和“三個支撐”?！耙粋€中心”，即以人民為中心。他認為“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就是人民的文藝”。對此，他分析道：“以人民為中心，就是要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文藝和文藝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人民作為文藝表現的主題，把人民作為文藝審美的鑒賞家和評判者，把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工作者的天職?！笨梢?，人民這個中心貫穿到文藝的本體論、創作論、作品論和批評論及其他各個層面。那么，文藝作品如何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本體形式？習近平表述為“三個支撐”，即筋骨、道德和溫度：“通過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書寫和記錄人民的偉大實踐、時代的進步要求，彰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鼓舞全國各族人民朝氣蓬勃邁向未來?！痹谥袊穆撌?、中國作協九大的重要講話中，他又重申這個觀點：“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作品，鼓舞人民在黑暗面前不氣餒、在苦難面前不低頭”。那么，“什么樣的作品才是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筋骨，在于對時代精神的高度理解;道德，在于對社會責任的勇敢擔當;溫度，在于對人民大眾的深切關注。所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藝作品，是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排斥，是對虛假情感的批判，是對脫離現實的鞭撻”。換言之，筋骨是國家層面的歷史擔當，道德是社會層面的精神力量，溫度是個體層面的人民關切。這三個層面，緊緊圍繞人民這個中心，體現了習近平對社會主義文藝本體論的宏觀性體察和系統性把握。

首先，什么是文藝的筋骨？它不僅是對時代精神的高度理解，更是對民族精神的深度融匯，是決定著文藝作品表象形態的靈魂支撐，而這個靈魂，習近平的論斷是：“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那么從文藝本體意義上講，承載中國精神的“筋骨”，其思想基礎、話語資源及知識譜系是什么？

從詩學脈絡上分析，“筋骨”論是對“文以載道”論的結構性認同。習近平研究蘇東坡為什么贊賞韓愈“文起八代之衰”時分析道：“韓愈的文章起來了，憑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載道?！痹谶@個立場上，習近平認同“文以載道”論，反對西方“為藝術而藝術”論，認為這類文藝“只寫一己悲歡、杯水風波，脫離大眾、脫離現實”。文藝應當面對大眾、反映現實，具有充實的思想內容。事實上，“文以載道”論在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中歷經多元化的表述形態，最初是荀子在《解蔽》《儒效》《正名》等篇目中提出“文以明道”，后來韓愈等在古文運動中提出的“文以貫道”，周敦頤也在《周子通書·文辭》說：“文所以載道也”。對“文以載道”論從文藝本體論角度闡述最為詳盡的，是劉勰的《文心雕龍》。在這部“體大思精”的著作中，第一篇就是講《原道》，第一句就是“文之為德也大亦，與天地并生者何哉？”這里的“德”，張少康認為：“從《原道》的基本思想來看，‘德就是‘得道之意。文作為道的體現，其意義是很大的?！彼谧詈笠黄缎蛑尽分杏钟枰曰貞骸吧w《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圣，體乎經，酌乎緯，辨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所謂“本乎道”，其實是以道為本。從普遍意義上講，無論是儒家之道，道家之道，以及玄學佛學之道，在意義論域中都有所指涉，無非是文藝當如何言說、如何承載的區別。習近平所認同的“筋骨”和“文以載道”，從話語表述結構上看，都否定“為藝術而藝術”，倡導“君子以言有物”（《周易·家人卦·象辭》）。這里的“物”，就是文藝的思想內容，準確地說，無論是道還是筋骨，都是對一個時代空間和生活空間的文藝寫照。習近平多次引用劉勰《文心雕龍·時序》中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這里的世情和時序，按唯物史觀的解釋：“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產的發展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蔽乃囎鳛橛^念系統，都是這些時代空間、社會形態和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產物，所以“任何一個時代的經典文藝作品，都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和精神的寫照，都具有那個時代的烙印和特征”。

在話語結構認同與傳承的同時，“筋骨”論也是對“文以載道”論的創造性轉化。習近平強調的“筋骨”論與“文以載道”論的文藝本體論描述結構范式趨同，但兩者不能混為一談，此道非彼道。習近平強調的思想內容，不是儒家思想之道，而是當代中國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之靈魂。這里的筋骨是對中國古代文論范疇“風骨”的現代性轉換和創造性化用。劉勰《文心雕龍·風骨》道：“是以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于骨”。黃侃認為：“其曰豐藻克贍，風骨不飛者，即徒有華辭，不關實義者也”。所以，當齊梁詩風綺靡雕飾的文藝形式蔚為大觀時，“建安風骨”的出現使文藝風向陡轉，無論抒情還是鋪辭，有風骨則有實義、有思想、有精神、有力量。司空圖《二十四詩品》中第一品就是“雄渾”，首句便是“大用外腓，真體內充”;嚴羽《滄浪詩話》開篇即：“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王國維《人間詞話》首句便是：“詞以境界為最上。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绷暯娇倳泴仍诘乃枷牒蛢r值觀念尤為看重，反對無病呻吟的形式論文藝，他指出：“對文藝來講，思想和價值觀念是靈魂，一切表現形式都是表達一定思想和價值觀念的載體?！睙o論是劉勰的“風骨”、司空圖的“雄渾”、嚴羽的“識”、王國維的“境界”，還是習近平的“筋骨”，都是對文藝思想性、時代性、主體性的本源強化。但習近平的創新之處在于，他為這個本源賦予了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思想內涵和意識形態元素，從唯物史觀和實踐論角度，將儒家倫理之道、道家之無、佛學之空轉化為實實在在可言說、可闡釋、可領會的價值體系，并將之分為核心價值之道以及文藝的永恒價值之道兩個方面。關于核心價值之道，尤其是愛國主義，習近平指出：“‘精忠報國四個字，我從那個時候一直記到現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標?！彼M而指出：“廣大文藝工作者要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充分認識盾上的責任，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生動活潑、活靈活現地體現在文藝創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訴人們什么是應該肯定和贊揚的，什么是必須反對和否定的，做到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狈催^來說，文藝只有承載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個“道”，才具有文藝之筋骨之靈魂，才具有存在意義和哲學自在性，如黑格爾指出：“自在性并不是一種尚未展開的沒有具體。存在的抽象的普遍;它本身直接就是個體性的歷程的現在和現實?！蔽乃嚨淖栽谛跃褪莻€體性的外在精神指向存在。關于永恒價值，習近平認為：“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恒價值?！边@是對文藝這種表現形態的藝術本質要求，例如“中華美學講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講求言簡意賅、凝練節制……”這是中國文藝的意義生成規則和話語言說機制，那怎么理解文藝的話語機制呢？“所謂話語，是指在一定文化傳統和社會歷史中形成的思維、言說的基本范疇和基本法則，是一種文化對自身的意義建構方式的基本設定?！笨梢?，習近平認為文藝既要承載核心價值之道，又要承載文藝價值美學之道，合二為一，文藝才具有至上的筋骨和靈魂。

除了這個創造性轉化，習近平的“筋骨”論還具有能動性元素。在古代文論中，“道”是一個自上而下拓展的意向性結構，孔子認為“述而不作”。劉勰說：“道沿圣而垂文，圣因文而明道?！保ā段男牡颀垺罚┧缘赖囊饬x生成方式是通過“依經立義”來實現的，劉勰《宗經》中認為：“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保ā段男牡颀垺罚┙浭侵恋?，是道的最優話語載體。對于儒家這種意義生成結構，李澤厚認為是一種逆時代的束縛：“孔子的美學一方面要求個體在與社會的統一中得到和諧發展，另一方面卻又極大地束縛著個體和社會向前發展，使審美和藝術失去了廣大的、多方面的生活內容?！比绻麑ⅰ梆┦赘F經”絕對化，那么文藝的意義生成和價值空間必然不能有效作用于當下生活，而馬克思主義認為文藝就是與時俱進的精神生產，馬克思指出：“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蔽乃嚥粌H載道，也可“引”道，這種雙重話語身份是由“實踐一理論一實踐”的螺旋認知結構所賦予的，按照盧卡奇的理解：“理論和實踐的統一不僅在理論之中，而且也是為了實踐?！彼粤暯嚼斫獾摹敖罟恰?，不是一個被動的反映與承載現實的過程，同時也要反作用于現實，并敏銳地對實踐、對時代生活作出文化引領：“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比绾我I？不是每一種“道”都能引領，而是靠時代思想的潮動，梁啟超說：“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則其‘思必有相當之價值，而又適合于其時代之要求者也?！眲e林斯基也指出：“我們的詩歌是由于我們時代精神的結果而存在的?！边@個筋骨是時代空間的意識形態轉化。所以習近平舉例闡釋：“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發端于文藝領域的創新風潮對社會變革產生了重大影響，成為全民族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引擎?！?h3>“道德”論與“詩言志”論

前文已述，筋骨論是習近平文藝本體論國家層面的理論描述，即“文以載道”之道，應當是中國精神，是國家和民族之大道。對第二個支撐“道德”論，即文藝本體論的社會層面而言，他的總體描述是：“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向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蔽乃嚨纳鐣嬖趦r值在于構建相對于物質力量的精神力量或文化軟實力。那么，文藝如何演化為一種道德的精神力量？他繼而指出：“文藝要反映好人民心聲，就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笨梢?，“道德”論意味著文藝反映的是人民心聲，是引導人民向善向上的精神力量和道德載體。而人民心聲，則是人民之志，在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中，即“詩言志”的文論話語傳統。那么，習近平的“道德”論與“詩言志”論是否存在思想淵源？存在什么淵源？

“道德”論是對“詩言志”論的心學傳承。與側重于國家精神的筋骨論相比，道德論傾向于人民的社會實踐。韋勒克和沃倫合著的《文學理論》說道：“文學是一種社會性的實踐，它以語言這一社會創造物作為自己的媒介?！蔽乃囀菍€人精神的抒發，正是由于文藝作品凝聚了個人精神中向上向善的因素，才形成社會層面的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精神力量。習近平認為：“能不能搞出優秀作品，最根本的決定于是否能為人民抒寫、為人民抒情、為人民抒懷?！边@里連用三個“抒”，“抒”即對內心感情的表達、傳達。文藝不僅要具有“載道”的層面，還需要為人民“載心”的層面，載人民之心，發人民之志，抒人民之懷，揚人民之德。這種論斷與古代“詩言志”論一脈相承，兩者都將文藝本體指向于人的本心層面。所以，習近平認為屈原、杜甫、鄭板橋等人作品能成為經典，就在于他們創作出了“深刻反映人民心聲的作品和佳句”。抒民心，則得民心;言民意，則得民意。正是在這個層面上，“詩言志”論構建了中國文論話語在文藝本體論上的異質性?！渡袝?堯典》中有：“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荀子·儒效》篇云：“《詩》言是其志也”;《毛詩大序》：“詩者，志之所之也”;劉勰《文心雕龍》說：“文果載心，余心有寄?！痹谛臑橹?，發言為詩，先有心動，再有詩文，這是由內而外的詩學結構。當然，先秦時期的志，主要指政治上的理想抱負，這種政治抱負，可以理解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邏輯內蘊，后來涵義逐漸擴大為精神、心靈或人的思想感情。毛澤東曾經給《星星詩刊》題詞為：“詩言志”，他個人的文藝作品中也處處體現宏達的思想感情和疏放的藝術形式。他說的志，顯然超出了古代文論中的原始內涵。從詩學共同意義域角度上講，詩言志實質上說明文藝是表現人的內心精神世界。習近平認為文藝反映人民心聲，為人民抒懷，是承傳了中國文論話語的詩學傳統，發揚了文藝的道德精神層面。這一點，與西方的詩學理論有所不同，柏拉圖認為文藝是對理式的模仿，是“影子的影子”，他對“靈感說”的解釋是“神靈附體”和“迷狂”，朱光潛認為：“柏拉圖形而上學地使理性世界脫離感性世界而獨立化，絕對化了?！眮喞锸慷嗟抡J為：“史詩和悲劇、喜劇和酒神頌以及大部分雙管簫樂和豎琴樂——這一切實際上是摹仿?！彼J為文藝是對外在行為的再現和摹仿而不是主觀內心的抒發。大致可以理解為西方重再現，中國重表現。所以說，習近平的“道德”論，從心學層面傳承了中國文論話語中“詩言志”論的話語模式。

同時，“道德”論是對“詩言志”論的人學轉向。習近平文藝本體論在心學結構上傳承了“詩言志”論的話語模式。但在“言誰之志”和“言什么志”的問題上卻作出了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他認為社會主義文藝是言人民之志，尤其是引導人民走向光明和未來之志。在中國古代文論話語中，“文以載道”和“詩言志”的主體范疇，不是庶人，也不是君王，而是士人階層，這與古代的社會階層和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密切相連?？鬃诱J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保ā墩撜Z·泰伯》）;孟子把士與道聯系得更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保ā睹献印けM心上》）;“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保ā睹献印けM心上》）這個士人階層，即知識階層，在余英時看來：“中國知識階層剛剛出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孔子便已努力給它貫注一種理想主義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個體的和群體的利害得失，而發展對整個社會的深厚關懷?！边@種關懷，正如陳寅恪在評價韓愈時說：“則退之之論自非剿襲前人空言，為無病之呻吟，實匡世正俗之良策?！彼?，古人之志，既包含匡世之政治理想，又包含個人的人生理想，但是政治理想是超越人生理想的，即德在前，文在后：“孔子重視文，但更重視德，他把德放在文之上?！泵献右矎奈乃嚺u角度認為要“以意逆志”，這種思想是詩教的道德規范，也是士人階層的生存準則。那么，習近平看來，在社會主義社會，文藝不再是士人階層言志、弘毅和志道的載體，而是源于人民、作于人民、用于人民的道德精神形態，儒家倫理道德之志轉化為人民精神道德之志：“文藝深深融入人民生活，事業和生活、順境和逆境、夢想和期望、愛和恨、存在和死亡，人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可以在文藝作品中找到啟迪?！绷暯讲皇钦J為德在文之上，而是文在民之中，尤其是人民的生活之中。高爾基認為：“因為文學總是跟著生活走的?！避嚑柲嵫┓蛩够渤滞瑯佑^點：“真正的美的定義是：‘美是生活?！绷袑帍恼J識論角度分析：“生活、實踐的觀點，應該是認識論的首先和基本的觀點?！睉撜f，這里的生活，不是特指哪一個階層的生活，而是習近平所理解的基層最廣大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并不是一切思想感情都能作為“言”的對象和“志”的內容，社會主義文藝所言之志是人民的希望和夢想之志：“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痹诹暯娇磥?，文藝最終會形成一股正能量，這種力量就是一個社會的道德精神?？档抡J為：“精神，在審美的意義上，就是指內心的鼓舞生動的原則。但這原則由以鼓動心靈的東西，即它用于這方面的那個材料，就是把內心諸力量合目的地置于煥發狀態，亦即置于這樣一種自動維持自己、甚至為此而加強著這些力量的游戲之中的東西?！?/p>

另外，社會主義文藝的志，既不是古代文論中的士人之志，也不是圣人之志。孟子說：“圣人，人倫之至也?！保ā睹献印るx婁上》）圣人就是至善之人。為什么古代文論話語中強化“圣人”及“圣人之意”，為什么在“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的前提下，圣人可以“立象以盡意”呢？是因為為了化解文與道、言與意的異質性悖論，圣人在經典傳承中被塑造出來，介乎道與文之間，是人，又超越于人，起到一個意義的權威闡釋作用。習近平的文藝本體論，沒有陷入不可知論、絕對形式論、虛無主義、唯心主義的圈子，把圣人之志、士人之志轉化為人民之志，不存在封建社會意義上的圣人，人民才是決定文藝形態的最終根本力量。首先，文藝因人民而存在：“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其次，文藝因人民而創新：“文藝的一切創新，歸根到底直接或間接來源于人民”“人民是文藝創作的源頭活水”;第三，文藝因人民而成?。骸盀槿嗣袢罕娝矏?，這就是優秀作品?！?h3>“溫度”論與“詩緣情”論

習近平文藝本體論圍繞人民中心，國家層面體現中國精神或核心價值，社會層面反映人民的道德譜系，而對于個體層面的文藝家來說，就是體現對人民的情感溫度。社會主義文藝用“國家——社會——個人”三個支撐點來服務人民。那么，怎樣理解文藝作品的“溫度”？顯然，這里的溫度不是物質性的，而是精神溫度，是文藝作品中浸透的文藝家對人民的終極關懷和由衷的感情熱愛：“有沒有戚情，對誰有感情，決定著文藝創作的命運。如果不愛人民，那就談不上為人民創作”“不僅要‘身入，更要‘心入、‘情入”。馬克思認為：“激情、熱情是人強烈追求自己的對象的本質力量?！碑斎贿@種感情不是小我之情，不是小情緒的泛濫，不是沉醉于個人喜怒哀樂的直接抒發，而是大我之情，赤子之心，將文藝與人民血脈相通，心心相連。所以文藝不僅要載道、言志，也要緣情，緣文藝家對人民的熱愛之情，不僅要有筋骨、有道德，也要有溫度，有文藝家“對人民命運的悲憫、對人民悲歡的關切”。

首先，“溫度”論是對“詩緣情”論的人性論關聯。與“詩言志”相比，“詩緣情”更側重文藝作品中個體的思想感情。根據羅根澤的考證：“詩言志中的志不僅包括性情，也包括理智，理智的發展偏于事功，所以嚴格的說，言志之中還有一半的功用成分。最早的批評家更偏重‘功用一方面?！睗h代以前，受儒家文化影響，文藝側重于詩教和美刺諷諫的社會功用，到了漢末魏初，文藝在表現政治理想中逐漸融入個人內心世界：“六朝人論詩，少直用‘言志這詞組的。他們一面要表明詩的‘緣情作用，一面又不敢無視‘詩言志的傳統?！币虼?，《古詩十九首》中的很多詩篇都流露出對歲月流逝的無奈與悲愴。例如，“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此詩抒發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自覺意識。根據劉若愚對中國詩學話語的分析：“不管一個人的動機是什么，作詩之事并非道德、政治，或者社會性質的活動，而是一種情、智盎然的個人創作?！边@種盎然的動機讓文藝具有了更豐富的人性共鳴和情緒體驗。陸機在《文賦》中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劉勰在《文心雕龍》中也有：“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情在辭外曰隱，狀溢目前日秀”等。詩緣情從根本意義上說，是從面向國家精神、面向社會倫理轉向個體精神生活形態，意味著文藝從社會道德倫理角度回歸到人性本身，正如《毛詩序》說：“情動于中而行于言?！蓖鯂S闡釋得更為精妙：“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比牒跗鋬?，就是要情動于中，用習近平的話講，就是心入情入。出乎其外，就是要從有情到無我之境，這個無我，并非絕對的無，而是文藝家精神自我超越，創作主體之情與人民之情水乳交融：“文藝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須自覺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歡樂著人民的歡樂，憂患著人民的憂患，做人民的孺子牛?！边@就意味著，文藝不僅反映筋骨論的中國精神、道德論的社會倫理，還要反映人民的性情，這是一種更加內在的精神力量，是從人性內部衍生出來的文藝沖動。在古代文論話語中，這種沖動的表述形態有時不是情，而是氣。如，曹丕《典論·論文》說：“文以氣為主”;鐘嶸《詩品》評曹植的詩“骨氣奇高”，等等。氣韻生動成為中國美學的重要范疇，徐復觀說：“指明作者內在的生命向外表出的經路，是氣的作用，這是中國文學藝術理論中最大的特色?！?/p>

第二，“溫度”論具有超越“詩緣情”論的人民關切。習近平引用“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和“發乎情，止乎禮義”的目的，在于文藝不僅僅是照搬現實，而是要對自然情緒進行藝術化制約，根據丹納的描述：“藝術品的目的是表現某個主要的或凸出的特征，也就是某個重要的觀念，比實際事物表現得更清楚更完全?！蔽乃嚥皇菍η榫w的原初表露，而是要通過其凸出特征表現觀念形態，敘述也是一樣，古代文論話語中“春秋筆法”寓褒貶于文筆之中，顯得“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清代何文煥道：“悲歡含蓄而不傷，美刺婉曲而不露?！彼囆g化的感情必須要有所提煉、節制和中和，要溫柔敦厚，習近平認為：“如果只是單純記述現狀、原始展示丑惡，而沒有對光明的歌頌、對理想的抒發、對道德的引導，就不能鼓舞人民前進?！边@顯示出“溫度”論對“詩緣情”論的時代超越，雖然文藝作品起源是情，但不是濫情，而是正能量之情。文藝不是單純的說教工具，它不僅具有教化特征，還具有道德特征、情感特征和藝術本質特征。普列漢諾夫認為：“說藝術只表現人們的感情，這一點也是不對的。不，藝術既表現人們的感情，也表現人們的思想，但是并非抽象地表現，而是用生動的形象來表現?！蔽乃囍械那?，既要生活化、又要形象化，既要體現個體性，又要體現群眾性，習近平說：“先進的文化產品，應當既體現先進性，又能體現群眾性?！碑斎?，這個情感溫度可以是熱的，如艾青“為什么我的眼淚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也可能是冷的，比如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崩鋵?，也是一種有溫度的風骨;既可以是哀怒，如魯迅在《阿Q正傳》中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也可以是憂樂：“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但是這些情感溫度的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就是對國家和人民的摯愛，在這個角度，文藝才能引起人民的共鳴，托爾斯泰說：“感染越強烈，藝術越上乘?！绷暯揭舱J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夠溫潤心靈、啟迪心智，傳得開、留得下，為人民群眾所喜愛，這就是優秀作品?！?/p>

章學誠道：“所貴君子之學術，為能持世而救偏?！狈较虮人俣雀匾?。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說“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蔽乃囈匀嗣駷橹行?，從本質上說，就是以“人民需要文藝、文藝需要人民、文藝要熱愛人民”根本遵循，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為三個邏輯支撐，構成了社會主義文藝本體的理論話語體系。習近平認為“理論的生命力在于創新?！惫势湮乃嚤倔w論立足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形態和思想意識形態，從民族復興和文明傳承的戰略高度出發，針對文藝理論的諸種學理問題，通過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中國古代文論中國化、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當代化三個研究途徑，對三大話語資源尤其是中國文論話語資源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提出了文藝發展的中國話語、中國方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創新形態，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體系建設進一步指明了前進方向。

責編/楊昀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