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講述“她”故事：博物館與女性主題展覽

徐 玲

（鄭州大學考古學系 河南鄭州 450000）

近年出現的女性文化身份重構現象，已經引起文學、人類學、社會學及歷史學等相關學科的關注，已涌現出一批頗具啟發性的研究成果［1］。博物館作為公共文化空間，因長期受男權文化的影響，展覽敘事中的女性常被邊緣化、標簽化或扭曲化等。近年逐漸增多的女性主題展覽，既是博物館接納并重構女性文化身份的開端，也是博物館文化自身發生變革的預示。遺憾的是，博物館界針對此現象的研究成果并不豐富［2］。實際上，博物館與“她”故事重構的關系，關涉女性文化在公共空間正確表達、傳播的重要議題，而非一種簡單的性別文化展示。本文嘗試以近年國內外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案例為觀察對象，探討博物館講述“她”故事的困境，考察女性主題展覽的敘事方式，進而思考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敘事的局限等，以期引起業界對該議題的關注和重視。

一、博物館講述“她”故事的困境

傳統社會中的男性長期掌控文化資源的選擇、分配和留存，擁有對物質意義表征的絕對話語權，建構了一系列以男性價值觀為主的女性形象。這些被男性呈現的女性形象，雖并非女性真實的生命面貌，卻深深影響著當下社會對女性文化的理解。而作為傳統社會的非主流人群，女性因缺乏相應的文化書寫、自我表達權力，留下的女性文獻史料比較貧乏，導致其象征符號單一、僵化。這種狀態幾乎持續至20世紀末，有學者批評博物館“對歷史‘明顯’和‘自然’的解釋建立在主要以精英和男性為中心的意識基礎之上”，在這種敘事方式下，博物館存在多數凌駕于少數、有形高于無形、高等優于低等的觀念［3］。而少數留存下來的女性關聯物件，在男權觀念下又被賦予了其他象征意義。在女性藏品稀有并已被男權先行表征的情況下，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不得不面臨復雜的藏品重新解讀的困境，即必須在解構或消弭男權表征的基礎上，重新闡釋藏品意義，以再現復雜的女性文化。

如果文獻、藏品缺失及話語權喪失是女性文化在博物館展示中不得不面臨的困境，那么由于傳統男權觀念的空間區隔和分離，女性長期被幽閉在家庭等私人空間內，致使其喪失公共空間參與權，不能在公共空間自我表達，這一事實同樣是博物館講述“她”故事時不得不面臨的另一大困境——公共空間表達權的障礙。盡管早期博物館源自私人收藏領域，但在成為公共空間后的博物館與作為私人空間的家庭長期以來區隔分明，有著本質的差異，甚至公共化后的博物館一度并不歡迎女性進入參觀，更遑論客觀再現女性文化了。女性在公共空間的形象多由男性代為表達，而非自我表達，女性被呈現在公共視野中的多是缺少生命力的單一、簡化的干癟形象。如何打破這種傳統社會的空間區隔，使女性文化能夠從私人生活空間走進公共空間，進而獲得其在公共空間自我表征身份的權力，可謂是博物館展示女性文化時面臨的更大困境。

博物館在進行女性主題展覽時面臨著難以回避的性別話語權之爭。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指出：“種族和性別都是一種話語建構（dis?cursive construct），像語言一樣是一種漂浮的能指，總有意義在這里遺失?！保?］女性長期作為附屬于男性的“第二性”，其所謂的“自然本質”是在男權表征體系中被有組織地建構起來的，缺乏公共話語權的女性在此遺失的不僅是自身的表征權，還有更多的生命真相表述權。在男權表征體系中，女性或成為隱形，或以匿名方式集體出場，成為蜷縮在男權凝視之下卑微的象征符號。而男權卻可以用權力之筆在思想、故事和視覺形象等方面建構起穩固的主流話語。在傳統二元性別模式中，女性不得不作為男性為顯示自身權威而有選擇地保留的文化“他者”，并最終被賦予物性。而性別話語權的背后卻是基于歷史文化制造的無數象征意義，這些象征意義多被嵌入歷史記憶、文學故事及視覺媒介中得以廣泛傳播，并逐漸形成了歷史事件、故事情節及身份符號等標識，在供后世共享后又成為社會傳統。相對于有形的文獻、物件、空間等，這種無形的傳統觀念區隔更加難以厘清。

20世紀60年代左右，受國際女權運動影響，多數國家在法律層面規定了兩性在政治、經濟上的平等，性別平等儼然成為關乎政治正確的問題，從而導致性別問題相對于國家、種族及宗教等問題變得更加復雜。存在于文化層面的女性歧視更加隱蔽，無疑又增加了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時消解女性歧視的難度。如何在這些“無語的”“隱形的”基礎上真實呈現女性文化，同樣是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必須著力突破的現實困境。

二、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敘事方式的考察

長期被有意或無意淡化的女性主題進入博物館，其早期階段與國際女權運動思潮的興起密切相關。女性主義者將博物館視為爭取女性權益的重要平臺之一，博物館與文學、藝術、影視等一起被加入重塑女性形象行列。即在傳統性別二元對立觀念的主導下，部分博物館開始嘗試女性主題敘事，從女性視角重新審視女性形象。而博物館女性主題敘事方式的變革，受此后興起的新博物館學運動影響更加明顯。新博物館學運動不僅質疑傳統博物館的精英性，還開始倡導更加民主、多元的敘事方式。在批判傳統博物館編年史敘事方式的精英性、不平等性和單一性基礎上，新博物館學運動提出采用以打破精英、促進平等為宗旨的多元主題敘事方式。女性主題敘事正是在此背景下受到了博物館界的關注。

20世紀80年代是女性主題博物館、展覽創辦較為集中的時間段。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女性主題博物館創辦者多為女性，具有為女性創作的藝術品爭取公共空間的原初動機。如1981年建成的德國波恩女性博物館（Bonn Frauen Museum）就是女藝術家瑪麗安娜·皮岑（Marianne Pitzen）聯合一批跨領域工作的女性共同創辦的，初衷正是支持女性藝術作品創作，為女性藝術品進入公共空間爭取權力。同年在美國創建的國際女性藝術博物館（World Museum of Women in the Arts）是由女藝術品收藏家威廉敏娜·霍拉迪（Wil?helmina Holladay）為發掘和贊揚以前曾被無視的女性藝術家、確保女性藝術家在當代藝術中的地位而建的。該博物館同樣帶有明顯的為女性爭取權益的傾向，但缺乏相應的女性文化研究。改變這一狀況的是1984年丹麥建成的奧胡斯女性博物館（Aarhus Women’s Museum）。該博物館以展示19—20世紀的女性生活為宗旨，在展出女性藝術家作品的同時，首次增加了女性日常生活物品的展示和研究，涉及到了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的原本文化要義。與此同時，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也開始注重歷史上女性文化的展示。影響較大的如1986年由瑞士日內瓦主辦的“法老時代的埃及婦女藝術展”（The Age of Pharaoh in Egypt Women’s Art Exhibition），較早以特定歷史時期的女性為展示對象。為迎合歐洲觀眾性別平等的訴求，該展覽選取埃及開羅博物館（Cairo Muse?um of Egypt）所藏的埃及金字塔時代一批杰出女性（女祭司、女王、女神等）形象的雕像為展品，展示主旨是告知歐洲觀眾古埃及女性地位并不低微。因展示的女性形象均為古埃及特權階層，這增加了展覽的吸引力，在歐洲引起觀展熱潮［5］。事實上，這些女性并不具有古埃及女性文化的代表性［6］，反而反映了當時的博物館女性文化展示中女性主義觀念的局限性，即過分強調性別的二元對立，為謀求女性文化地位，而“刻意”從歷史層面尋找甚至是制造女性文化的優越性等，明顯缺乏學術意義上的兩性文化平等的展示姿態。

與歐美相比，亞洲女性主題博物館出現的時間稍晚。影響較大的分別是于1995、2001和2002年建成的越南女性博物館（Vietnamese Women’s Museum）、韓國女性生活史博物館（Women liv?ing history museum）和中國陜西師范大學婦女文化博物館。除越南女性博物館是由國家倡導創辦外，后兩座博物館與20世紀80年代早期的歐美女性主題博物館相同，不僅創辦者為女性，創辦初衷同樣是為女性代言，即明確以女性為博物館展覽和研究的主體。在敘事方式上，由國家創辦主導的越南女性博物館更多表達的是國家對女性的一種態度，從家庭、歷史及時尚三個角度呈現越南女性的歷史貢獻和當下生活，并嘗試傳達國家對女性的敬意。該館具有突破意義的是在展示歷史女性的同時兼顧呈現當下女性的生活，如專門制作了當下越南農村女性日常生活的紀錄片《攤販》（Street Vendor），真實呈現現實生活中女性的艱辛，同時表達了女性角色從傳統到現代不斷演變這一觀念。與此相比，韓國女性生活史博物館因女性藝術家、收藏家個體創辦的私人性質，則直接避開了國家大歷史敘事方式，從生活史角度來呈現女性形象，展品集中于女性生活用品（包括衣物、飾品、生產工具等），具有濃郁的女性生活氣息。作為中國首家女性主題博物館的陜西師范大學婦女文化博物館，其倡導創辦者是一批女性文化研究者和收藏者，在具體的辦館宗旨及展覽實踐中，該館均定位于發掘、展示、研究、弘揚女性文化。藏品規模不大，僅有兩千多件，且以后期征集的民俗品居多。五個常設專題展中除“她的故事”和“生育文化”外，其余三個專題均集中于女性文化的具體物質層面，突出女性文字、服飾、手工及婚姻生活等。與國內建成稍晚的由國家主辦的部分涉及女性主題的博物館——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相比，陜西師范大學婦女文化博物館對女性文化的敘事方式相對集中、新穎，但囿于展品數量、性質和研究深度，未能發揮更大的女性文化身份重構的作用。

相對國內女性主題博物館而言，近年國內其他類型博物館的女性主題展覽更能說明女性主題展覽敘事的變化。隨著國內女性文化研究熱潮的興起，博物館以女性為主題的展覽數量明顯增多，據統計僅2010—2106年影響較大的女性主題展覽就有近二十個（表一）。

分析表一可以發現，目前國內美術類博物館策劃的以女性為主題的展覽占比較大，17個占5個，近三分之一。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展覽與美術館關注女性藝術的主旨相似，只是將展品換為女性藝術的文獻資料。2013年后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先后主辦的三個女性主題展覽，與美術館女性主題敘事所繼承的傳統模式——以女性創作的藝術品為主——不同，均以主體的女性身份來建構展覽，涉及國家新女性、女紅軍等群體形象的再現。此后浙江杭州圖書館主辦的展覽則以歷史事件中的“慰安婦”這一特殊女性群體為再現主體。2016年山東魯南民俗博物館與中國攝影展覽館不約而同地將展覽主體定位在“三寸金蓮”——歷史中特殊女性用品上，分別從民俗史和小腳女性群體來闡釋。

傳統的主流博物館對女性主題的關注雖起步相對晚，但影響卻大。2015年，南京博物院策劃了“溫·婉——中國古代女性文物大展”，較早以古代女性文物來再現女性生活，不僅提出了文物的女性屬性，而且重新闡釋了女性傳統生活和藝術，無疑代表了傳統博物館展覽視角和敘事方式的變革方向。主創者還關注到了傳統社會女性的分層問題，選擇的展品中既有上層女性文物，也首次選取了民間普通女性使用的臉盆架、紡織機、花轎等日常生活用具等。隨后首都博物館策劃的“王后 母親 女將——紀念殷墟婦好墓考古發掘四十周年特展”，則以婦好墓的出土文物為載體，突破了原本國家歷史敘事下個體女性被弱化、湮滅的局限，以女性個體——婦好的一生為表達主旨，以女性視角重構婦好的女性身份［7］。展覽一開始就明確了傳播目的——想講一個女人的故事，希望讓觀眾感受到濃烈的女性氣息，因而在敘事上就有意淡化了宏大的歷史敘事，處處強調婦好的女性魅力。如以“看商王如何寵愛心中女神”為題對展覽進行媒體宣傳［8］；同時展開學術討論，從文化層面闡述婦好作為歷史女性的獨特地位［9］。同年，西安博物院主創的“環肥燕瘦——漢唐長安她生活”展以館藏文物為主，配合大量同時代的詩詞，從女性的體態、服飾、妝容、樂舞、宴游等方面呈現漢唐時期長安女性開放、自信、時尚、生動的生活面貌。此三個影響較大的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均聚焦于女性，嘗試通過重新解讀文物隱含的女性信息以重構女性文化身份。這種敘事方式無疑為傳統博物館展覽敘事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對此后傳統博物館關注女性文化身份的再現具有深遠影響。

表一//2010—2016年國內主要女性主題展覽

三、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敘事的局限

展覽敘事策略是實現展覽目的的重要手段。近年出現的女性主題展覽一改博物館傳統的編年史式的線性展示模式，以女性為主體進行信息的組織、生產及傳播，明確了不同于傳統的展覽目的。而實現展覽目的——重構女性文化身份——的展覽敘事策略，限于實踐中女性主題表達的諸多困境，已不再是選擇哪些展品以組織、建構女性形象的簡單話語之爭，而是要在各種復雜的現實語境中呈現女性文化身份。從展覽目的實現角度審視，目前女性主題展覽敘事尚存諸多不足。這種不足表現在展覽敘事格局上，已有展覽多數局限在國家集體敘事與女性個體生命表達之間，難以準確定位。在國家主辦的展覽中，延續傳統國家集體敘事、弱化女性個體呈現這一現象十分明顯。如由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主辦的“烽火中的中國女性——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主題展覽，設定展覽目的是呈現中國女性在戰爭中的歷史功績，因而在敘事上延續了國家宏大歷史加革命化的方式，將戰爭中的女性塑造為革命化的英雄集體，但卻未能將革命女性放置于普通人爭取美好生活的奮斗歷程中去呈現，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女性個體的真實生命體驗。實際上，在博物館展覽中，歷史不僅意味著國家榮光，同時包含著諸多個體生命的不同體驗。如果能將女性個體的命運放到整個時代背景中去呈現，觀眾可能會有更加真切的感受。博物館女性文化的呈現必須是在動態發展的歷史時空下所進行的社會文化呈現，不能以某一歷史時期的女性作為固定形象，代替女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面貌，從而將女性變成一個“風干”的歷史符號。再從個體生命的能動性方面審視，女性同樣具有自身的主觀能動性，因此任何集體化的呈現，對女性單一的描述和簡單概括都會不同程度地弱化女性生命的豐富性。博物館必須意識到，在普遍形象呈現之外還存在著一些別樣的女性個體面貌。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國家歷史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的“美國第一夫人”（The first lady）展覽，該展不再將美國第一夫人作為一個集體來呈現，而是充分展示第一夫人不同的個人風采，讓觀眾感受到的是多樣化、豐富化和個性化的女性生命體驗。

博物館展覽的特點是通過視覺符號來建構和呈現形象，敘事內容的豐富性容易受展品限制。整體考察近年國內外的女性主題展覽，可發現展覽敘事內容的豐富性仍然不夠。已有女性主題展覽多遵循以物件為主的敘事模式，對女性文化身份的建構止步于淺表的物質層面，如女性服飾、裝束等，沒有深入物件背后探究女性文化的豐富性和復雜性，忽略或回避難以用實物呈現的女性豐富的精神世界，甚至狹隘地集中于藝術創作者的女性身份，而非物件所蘊含的女性文化，背離了女性文化身份重建的初衷。2013年，美國華人博物館（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舉辦“海上魅惑——中國現代女性時裝展”（The Charm of Shanghai——Chinese Modern Women’s Fashion Show）將中國女性形象集中于淺表的物質——女性時裝——進行表述，使中國女性主體身份消失在各式各樣的服飾中。前述國內三個傳統主流博物館的女性主題展覽，在敘事載體上，因受制于有限的文物，除西安博物院的展覽拓展了同時代的詩詞資源外，展覽敘事同樣多圍繞有限的文物本體展開。如何突破淺表性物質層面呈現女性精神追求，應是此后女性主題展覽著力思考的問題。2013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策劃的“美國女性：時尚的民族認同感”（American Woman：Fash?ioning a National Identity）正是透過物質呈現女性精神生活的成功案例之一。該展覽通過對1890—1940年美國女性服飾的演變進行展示，以呈現該歷史時段美國女性為爭取平等和自由權利的不懈追求，如選取19世紀末美國女性喜愛的滑冰服、騎馬服等運動服裝，重點表征早期美國女性崇尚運動、追求自由獨立的精神。

博物館女性主題展覽的背后，是作為公共文化空間的博物館嘗試將博物館傳統物件重新賦予性別意義、以此彰顯和表征女性文化的主體價值、在展覽中重新建構女性文化身份的努力。在性別敘事模式上，多數展覽難免存在簡單的性別二元對立的敘事思維。實際上，博物館女性主體身份的建構是一個與各種權力話語相互交鋒、相互交融的復雜而非單一的、帶有過于明顯的身份識別感的女性形象建構。博物館在展覽過程中必須調整展覽敘事思維，呈現能夠被不同觀眾接受的女性形象，以關照不同觀眾的觀展體驗需求，而非為了突出女性文化的自我表達權益，而違背博物館展覽的“非歧視”原則?，F實中，女性群體身處社會大環境下，不可能孤立存在，男性文化也是女性文化中無法規避的話題。博物館在為女性文化提供公共展示平臺的同時，不得不關注展覽要面向的多層次的觀眾，從不同角度形成對話，構建多元身份下對女性文化理解的體系，形成全社會對女性問題的反思。也只有在多元思維背景下，博物館才可以講述更加精彩的“她”故事。已有女性主題展覽由于策展人多為女性，傾向于從女性視覺進行闡述，容易忽略男性觀眾的感受，使很多男性選擇回避觀展。在實踐中，女性主題展覽中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使女性形象回歸女性本質，一方面要明確反對文化女性主義提出的“女性是優越的”（Female as superior）觀念［10］，同時也不能一味迎合男性主流文化審美，將傳統文化中的女性標準內化，并以此作為女性自身形象塑造和呈現的準則。博物館女性展示中存在相似的視覺呈現，如賢妻良母、漂亮溫柔等這些忽略女性特有的身份符號，主動創造男性話語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的敘事思維，不但不能發揮重構女性主體身份的積極作用，反而會更加強化女性身份的附屬性。

四、余論

英國心理學家萊恩·貝克斯（Lane Becks）在一項博物館的問卷調查結果中稱：故事讓人們集中注意力，也能讓人們站定某一特定的立場［11］。正是因為獨特的文化重構及傳播功能，博物館講述“她”故事對于女性文化身份建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當下，女性主題博物館展覽數量少，尚難以構成一個有效的女性文化表征系統，展覽主題上尚未能容納更多的女性話題。博物館里“她”故事的闡述空間的擴充和內容的豐富，需要博物館人深入女性文化深層，仔細探尋在歷史表層已消逝或被扭曲的女性生命真相。

［1］傅美蓉等《博物館語境下的性別文化與身份認同》（《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2期）、傅美蓉《論展品：博物館場域下的知識生產與性別表征》（《吉首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4期）、辛田《女性身份、歷史、話語的博物館再現》（2012年陜西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等，分別從性別文化、女性身份建構及自我表征等方面論述了博物館語境下的女性文化呈現的特點。20世紀90年代，文化他者表征問題成為人類學研究關注的問題，女性文化展示開始進入人類學研究視野，代表性成果有劉凡《從他者的視角到多元化的身份認同——人類學視野下的博物館展覽策劃研究》（《民族藝術研究》2016年第5期），探討了博物館展覽中體現的多元文化觀念，涉及女性文化展示等。社會學代表性成果有吳宏遠《三寸金蓮館繡品的民俗意義》（《收藏》2010年第3期），從社會民俗角度解讀了博物館展示的三寸金蓮。歷史學研究成果主要是婦女史，研究涉及博物館藏品的重新解讀，但更多關注的是婦女史的理論研究。

［2］近年，楊麗麗的《從首都博物館館藏藏品——看舞女、歌女背后的生活》（《首都博物館叢刊》2010年）是為數不多的專門從博物館藏品展示方面解讀女性階層生活的研究成果。

［3］Rebecca Duclos.Postmodern/Postmuseum：New Di?rections in Contemporary Museological Critique.Museo?logical Review，1994，1（1）：5.

［4］Stuart Hall.The Whites of Their Eyes：Racist Ideolo?gies and the Media.Karen Rose eds.Black and WhiteMedia.London：Polity，1996：18-27.

［5］〔法〕亨利·斯蒂埃蘭著、俞建華譯：《古代埃及藝術中的婦女形象》，《世界美術》1988年第4期。

［6］有趣的是，2014年7月美國大都會博物館策劃的“女王與女神——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古代埃及展”仍然以古代埃及的女王與女神為主體來呈現埃及歷史上的女性，延續了早期女性主義的敘事話語。

［7］2012年，海峽兩岸共同策劃的“商王武丁與后婦好——殷商盛世文化藝術特展”，婦好作為武丁的妻子呈現在展覽中。同年底，深圳博物館策劃的“玉石之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商周玉器精品展”，以博物館器物敘事的傳統展示模式，重點展示了包括婦好墓出土玉器在內的商周玉器精品。2016年，山東博物館策劃“傳奇婦好展”，又將敘事集中于“殷商盛世的視覺旅行”的重器上。隨后廣東省博物館的“玉鳴鏘鏘——商代王后婦好玉器特展”，則以婦好墓出土玉器為展覽主體。

［8］王雨檬：《首博舉辦紀念殷墟婦好墓考古發掘四十周年特展：看商王如何寵愛心中女神》，《中國藝術報》2016年3月15日第5版。

［9］唐際根：《婦好之問》，《人民日報》2016年5月15日第12版。

［10］操磊、劉須明：《文化女性主義視閾下女性獨特價值的觀照——兼論〈瘋狂主婦〉劇中女主人公的形象意義》，《南京工程學院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3期。

［11］湖南省博物館編譯：《博物館到底要講故事還是講事實 ？》，［EB/OL］［2018-03-04］http：//www.hnmuseum.com/zh-hans/aboutus/博物館到底要講故事還是講事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