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簡《訟成》（原題《容成氏》）篇與先秦墨家的談辯和說書

[摘要]上博簡《訟成》篇（原題《容成氏》）實乃先秦墨家著作，并非如主流學術界所認定的所謂道家文獻。從《訟成》篇的釋讀中，我們可以看到此篇的主旨為墨家的尚賢思想。而此篇的論說方式更顯示了可能是與墨徒組織中的談辯或說書這兩大派有關：其中關于言談時所重用的三法（即三表）和說先王之書等等正是有力的珍貴線索。

[關鍵詞]《訟成》；《容成氏》；先秦墨家；談辮；說書

[中圖分類號]I20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4-0015-07

一、引言

本文的研究范圍涉及《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中的《訟成》篇。該篇整理者李零先生原題為《容成氏》，并以之為道家文獻[1]（pp.269-271）。

但我們認為，原篇題并不恰當。經過筆者的研究和考證，此篇簡文，原名應為《訟成》，有關的詳細論述和根據，見拙文《上博簡<訟成）（原題<容成氏>）篇題與主旨新探》[2]。

關于此篇簡文思想流派傾向的討論，眾說紛紜，十分熱鬧；例如，計有整理者李零先生的道家說[1]（pp.269-271），李學勤等先生的縱橫家說[3][4]（p.312），姜廣輝先生[5]、李存山先生[6]、王青先生[7]的儒家說，趙平安先生[8]、饒師宗頤先生[9]、史黨社先生[10]、郭永秉先生[11]、黃海烈先生[12]和筆者等人[13]（pp.81-88）[2]主張的墨家說，黃人二先生主張的春秋家說[14]，劉樂賢先生[15][16]（p.12）、吳根友先生[17]（pp.8-18）主張的雜家說，等等。經過筆者的研究和考證，主張《訟成》篇乃墨家文獻的理據，似已較其他各說來得充分。

本文擬從文章的內容、思想與論說方式等角度，對《訟成》篇和《墨子》做對比研究，進一步論證這篇簡文與墨家學說的關系。

二、《訟成》篇中的墨家思想

《訟成》篇現在客觀存在的完整或殘缺的竹簡共54枝。整理者編為53枝，但其實第35號簡分明是兩枝殘缺的斷簡，兩簡的內容未必可相連，這種處理一度誤導了許多學者，誤以為該兩截斷簡為同一枝簡的上下兩段，從而衍生出一些誤讀。后來，陳劍先生將35號簡分拆編號為35A和35B兩枝，引發多家學者對簡文重新編聯，于茲不贅。

《訟成》篇迄今有約20家不同的編聯方案，各自間差異頗大，至今沒有定論。筆者亦曾參與研究此篇的編聯問題，在充分考慮過各家之長短后，最終認定的方案如下：

《墨子·尚賢中》：

賢者之治國者也，蚤朝晏退，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唯昔三代圣王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

《訟成》篇第三段說“舜立后稷從事農業經濟等，充實民生，立皋陶以聽訟獄；第四段說到禹建鼓于庭，以便民眾謁訴；第六段說到湯設立關市”等，皆與上引《墨子》文意相近。

《墨子·非攻下》：

今沓夫好攻伐之君，又飾其說以非子墨子曰：“以攻伐之為不義，非利物與？昔者禹征有苗，湯伐桀，武王伐紂，此皆立為圣王，是何故也？”子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杳至乎夏王桀，天有酷命，日月不時，寒署雜至，五谷焦死，鬼呼國，鶴鳴十夕余。天乃命湯于鑣宮，用受夏之大命，夏德大亂，予既卒其命于天矣，往而誅之，必使汝堪之。湯焉敢奉率其眾，是以鄉有夏之境，帝乃使陰暴毀有夏之城……湯奉桀眾以克有，屬諸侯于薄，薦章天命，通于四方，而天下諸侯莫敢不賓服。則此湯之所以誅桀也。沓至乎商王紂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時……赤鳥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國。泰顛來賓，河出綠圖，地出乘黃。武王踐功，夢見三神曰：‘予既沈漬殷紂于酒德矣，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堪之。武王乃攻狂夫，反商之周，天賜武王黃鳥之旗……此即武王之所以誅紂也。若以此三圣王者觀之，則非所謂攻也，所謂誅也?！?/p>

《訟成》篇亦明顯有非攻的思想：第五段說到禹伐桀，第八段說到武王伐紂，皆符合《墨子》非攻思想中的得天命者誅伐無道而失天命者這一個關鍵內容。

綜觀《墨子》書與《訟成》篇，在內容與思想方面可作互證的還有不少，例如，二者皆重視論述古代圣王之史事，符合墨家著述言必稱三代、先王之道的傳統，這一點內容其實就是墨家借堯舜禹湯文武等三代圣王來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最終構建成為這一個學派思想的基礎。除此之外，《訟成》篇還明顯有尚同、節用、節葬等與《墨子》記載相同的思想。

再用簡帛學界常用的對讀法，亦可見《訟成》篇與《墨子》在文獻上也有一定的關系，下面姑舉兩個最直接的例子：

有學者如單育辰主張：“不如拋棄把《容成氏》（即《訟成》篇）歸入某個學派這個想法，把它當成一篇單純的歷史書為好”，而其理據卻是很籠統地說《訟成》篇中“這些思想在先秦諸子學派未形成以前即已存在，也不是哪一家學派所獨有”，完全不經詳細論證，如何令人信服？

我們認為，《訟成》篇應屬墨家思想文獻無疑：一篇之內有尚賢、非攻、尚同、節用、節葬，乃至古圣王成功之道等史事的記述，具備這么多的墨家思想元素，豈是偶然？饒師宗頤先生在<由尊盧氏談到上海竹書（二）的<容城氏>——兼論其與墨家關系及其它問題》一文中，已然提出該篇簡文“必出自墨家言”。其實早已有許多學者曾經指出，墨家學說對戰國《莊子》《韓非子》、稷下學派、《晏子春秋》《呂氏春秋》馬王堆出土的漢黃老學派帛書、漢《淮南子》和早期道教經典如《太平經》《抱樸子》，乃至于后來許多道教門派的思想理論等，都曾經受到墨家思想的影響。因此，單育辰先生的說法，實屬倒果為因。

三、先秦墨家的“談辯”和“說書”

除了上述思想史內容的分析和比較研究以外，我們還可以從墨家的“談辯”和“說書”這兩個涉及墨家論說的角度，來論證《訟成》篇的學派屬性。

用現在的話來說，先秦的墨家其實是一個組織嚴密的、跨地域性的、多元化的龐大民間學術與參政社團?！赌印じ菲f過：

治徒娛、縣子碩問于子墨子曰：“為義孰為大務？”子墨子曰：“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擾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p>

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墨子主張對墨徒因材施教，量才而用，因此墨家內部大約可以分為談辯、說書、從事等三大類人才。墨子將達成墨學真義的三個途徑，比喻為興建城墻的三個階段：

我們認為，《墨子》一書有許多在闡述理論時輔以形象的比喻的例子。上文在陳述達成墨學真義的三途徑和墨家學派內部三大類人才的時候，就是以建筑城墻的三個階段為比喻的，符合《墨子》的一貫風格。下面我們對二者之間的對應關系加以解釋。

《墨子》書中只對“從事”一項有較明確的界定；如《魯問》篇和《耕柱》篇有著兩段文字完全一樣的記載，都是講“從事”的：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先語？”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說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遙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日擇務而從事焉?！?/p>

很明顯，墨子是教導弟子在“從事”時，要從實際出發，因應不同的國情，而選擇墨家學說中不同范疇的思想和理論，去提出相應的治國對策。我們認為，墨子是一位非常務實的政治思想家。由上引文字可見，墨子的所謂“從事”，應就是從政的意思。以先秦墨家的歷史來看，在墨子眾多弟子徒孫中，曾經游說諸侯國君和人國出仕的，應屬“從事”這一類的人才。從上引文字看來，墨子所說的從事者，應該就是可任說客和謀臣的人才。

《墨子·耕柱》篇中所舉“能欣者欣”這個建筑城墻第三階段的比喻，是完全可以與“從事”對應起來的：欣字的訓詁，有揭示、說破、使欣戴等義，指向令受者（諸侯國君）心悅誠服地接受墨家“從事”者所推介的施政建議并因此加以任用。

至于“談辯”和“說書”，《墨子》書中不見其他直接的論述，我們僅能從《墨子·耕柱》篇中的建筑城墻三階段論去推敲其中的含義。

先說“談辯”。辯應該就是“墨辯”，殆無疑義；過去研究墨辯的成果很多，我們就不再重復討論了。談應該就是“言談”了。

關于言談，《墨子·非命上》有云：

子墨子言曰：“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之也。故言必有三表?！焙沃^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于何用之？廢之以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謂言有三表也?！?/p>

《墨子·非命下》有云：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則必可而不先立儀而言。若不先立儀而言，譬之擾運鈞之上而立朝夕焉也。我以為雖有朝夕之辯，必將終未可得而從定也。是故言有三法。何謂三法？曰：有考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惡乎考之？考先圣大王之事；惡乎原之？察眾之耳目之請；惡乎用之？發而為政乎國，察萬民而觀之。此謂三法也?！?/p>

《墨子·非命中》則云：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于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然今天下之情偽，未可得而識也，故使言有三法。三法者何也？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于其原也，征以先王之書。用之奈何？發而為刑。此言之三法也?！?/p>

上引三段文字大同小異，間有出入，具見乃出自墨家內部不同流派的記載，符合思想史上所講的墨家在不同時期，曾有東方之墨者、秦墨、南方之墨者、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等不同派系的史實。墨家各派對于言談的先決要求和主張言談有三法（即三表），這兩點是一致的。其內容表列如下：

墨子主張凡言談必先立儀（義法），所謂先立儀，即先訂立言談的原則。而三表法，就是達致言談原則的方法。第一表所謂本之古圣王之事，是要人們訴諸歷史經驗，以過去已經證實行之有效的經驗作為思想言論的根據。第二表所謂察百姓耳目之實，是要人們訴諸現實的民意調查，以當下實際情況作為理論依據。第三表即指一切言談（理論）的真假應訴諸實踐予以驗證，即實踐是檢驗言談的是非利害的唯一標準。我們相信，根據《墨子·非命上》的說法，墨子主張三表法理應一起實行，才能達致言談的原則，最終形成對國家人民有利的政治思想和理論。因此，我們認為“談辯”（包括言談和墨辯）在墨家學說中，真正的意思是“墨學理論的創建”，即以言談的三表法，加上墨辯的思維邏輯，來構成墨家的理論框架，是可與《墨子·耕柱》篇建筑城墻三階段論之中的“筑”相對應的。

接著講“說書”。先看《墨子·天志上》：

今天下之士君子之書，不可勝載，言語不可盡計，上說諸侯，下說列士，其于仁義則大相遠也。

這里所謂的士君子之書，應指當時各家各派學者或政治思想家的著作，而他們會以記載自家思想的著作，去上說諸侯、下說列士的。此處書的意思應指著作。再看《墨子·非命中》云：

子墨子言曰：“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為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法?！?/p>

《墨子·非命下》則云：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為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勞其為舌，而利其唇呡也，中實將欲為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p>

《墨子·天志中》則云：

故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為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為文學出言談也。

上引三段文字中，文學是著作的意思，指把思想理論編撰成著述（當然包括歷史內容的著述），也就是書；而言談即言語。

此外，在《墨子》書中，還有很多關于“書”的記載，如《七患》篇中的《夏書》《殷書》《周書》，《尚賢中》的“先王之書”，《尚賢下》的“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盤孟，傳以遺后世子孫”“先王之書”“呂刑之書”，《尚同中》的“先王之書”，《兼愛下》的“書于竹帛，縷于金石，琢于盤孟，傳遺后世子孫者知之”等，可見墨子所謂的書，包括竹書、帛書、石刻文獻和金屬銘刻文獻等，內容則多指上古先王遺留給后世的著作，尤其是歷史類、政治類的書。

由此可見，墨家的所謂書，包括兩類書：士君子之書、先王之書（以史書和刑政類著作為主）。

至于“說書”一詞，僅一見于《墨子·耕柱》篇：

子墨子曰：“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為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后義事成也?！?/p>

“說”，《墨子·經上》的定義是“所以明也”；后來的訓詁家有定義為“述也”“論也”“言也”“道也”“解也”“釋也”“猶教也”“勸喻”“情之導也”“誘也”“辯詞也”“決是非”等等。是以知墨家的“說書”，就是“所以明書也”的意思，其中包括論述、解釋、教喻、誘導、決是非等含義。而墨家“說書”中的書，應包括兩大類：一是作為士君子之一的墨子自家學說的著作；二是以墨家思想和觀念詮釋的先王之書。

在先王之書這一點來說，《墨子》“說書”應為以墨家的觀點來傳承先王之書，尤其是對比論述圣王（堯舜禹湯文武）成功的歷史和暴王（桀紂幽厲）失敗的歷史，從而把墨家的思想和理論傳諸后世?？傊?，墨家“說書”類的篇章，應屬偏重歷史學的論著，而在傳承的過程中，必然涉及依據有關著述所做的教學宣傳工作。因此，我們認為，墨子所說的“能說書者說書”，指的就是擅長這種工作的人才?！罢f書”的工作，具有培育后進、百年樹人的性質，因此，可與《墨子·耕柱》篇建筑城墻三階段論之中的“實壤”相對應。

四、《訟成》篇的論說方式與墨家的“談辯”和“說書”

裘錫圭先生曾經指出，《訟成》篇乃“戰國人所寫的一篇相當有系統的上古史”。單育辰先生甚至把《訟成》篇“當成一篇單純的歷史書”。他們雖然注意到《訟成》是一篇講述上古帝王歷史的文獻，但卻刻意回避了該篇的學派歸屬問題，因此，語焉不詳。

《訟成》篇的確是講上古帝王歷史的。它的論說方式，其實有著很濃厚的歷史敘述風格。饒師宗頤先生己曾指出，這種現象或與墨家的學術背景有關：

《漢書·藝文志》云墨家《尹佚》二篇。墨家始于周太史尹佚，佚為太史在周成王朝，與周、召及太公同為四輔。（見汪中《墨子敘》）東遷以后，其說屢為人引用。故墨者之學，長于引述史事。墨翟亦學于史角。（見《呂覽·當染》）墨子以五車書著名，其人飽讀詩、書及諸國春秋，其書多所引用……他所傳授的古史觀點，可能出于史佚，很重史實……

饒師宗頤先生據汪中《墨子敘》指出，墨家出自周成王的太史佚，故墨家著作其中一個特點，乃擅長于引述史事；而墨子本人亦曾問學于史角，受過周王室正統的史學訓練。因此，饒師宗頤先生認為，此篇“必出自墨家言”“疑是墨家所流傳的古史系統”。

筆者十分同意饒師宗頤先生的說法，并相信本文關于《訟成》篇與墨家“談辯”和“說書”關系的討論，可為饒師宗頤先生的說法提供多一個佐證?！对A成》篇講述古代圣王的成功之道，即以闡述諸位上古氏族王者、堯、舜、禹、湯、文、武等的成功要素為主，內容包含“尚賢”“愛民”“利民”等墨家的核心政治思想，而這些成功要素的結果，在簡文中被稱為“得眾”“成政”和“成德”等等。此外，簡文又舉出了夏桀和商紂的反面事跡，來說明違反圣王之道而招致敗亡的道理。這種從正、反兩個方面敘述歷史和詮釋學派思想，正是《墨子》一書論說的特點之一。

《訟成》篇似是一篇歷史學的專門論著。我們根據《訟成》篇的思想內容、文章中對比論述圣王成功與暴王失敗的史事，以及非攻但可誅伐暴王的歷史觀、文章里多處展現出的墨家言談時所重用的三表法等等論說方式和風格，從而推斷此篇乃墨家“談辯”或“說書”類的著述，二者必居其一。在現存《墨子》書中，談辯類的篇章數量頗多，論說方式和風格偏重于思辯，屬哲學思想類的論著，符合本文有關“談辯”的定義，而屬史學類的《訟成》篇則較符合本文有關“說書”的定義。

五、余論

先秦諸子文獻傳世至今，多所闕亂，未必可視為原本、足本、定本；近年戰國秦漢竹書頻見出土，又有購自古玩市場的，使先秦諸子和秦漢文獻之學，忽然多了許多新資料。

歷來傳世各種版本的先秦兩漢古籍，本就可能中間有所闕漏纂亂，加上新出土或購藏的竹書，又每多上下閥文、中有斷簡，以及許多衍生自竹簡編聯的疑問，在在增加了研究先秦兩漢諸子問題的復雜性。晚近研究簡帛學、文獻整理和思想史的學者，兩極化頗為嚴重，要么過度大膽假設而缺乏仔細論證，要么回避難題、茍且因循而與前者相同地不做深人考證。這種研究狀況，實在難以令人心安。

《漢書藝文志》中提過的墨家著作，除了《墨子》一書以外，還有《尹佚》二篇、《田俅子》三篇、《我子》一篇、《隨巢子》6篇、《胡非子》3篇，現皆已佚。即使是《墨子》一書，《漢書藝文志》著錄為71篇，但今天傳世的《墨子》各本，僅得53篇。此外，與墨家學說有關的古籍，還有《董子》一篇及《纏子》（孫貽讓主張此二者為一書）等，今亦已佚?？梢姲喙讨?，墨家著作失佚極多，今所見的上博簡《訟成》篇，焉知不是上述已散佚墨家篇章的其中之一呢？

我們認為，在簡帛學、上古文獻整合思想史的研究范疇內，仍有許多新的可能性，因此，我們應該持更開放的態度來看待新見的資料，而在研究方法、觀點與角度等方面，都應該更加多元化，舉例說現在在墨學的歷代發展史、文學和語言學等研究方面，就相對比較少，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陷?？傊?，還有很多工作等著我們去做。

[參考文獻]

[1]李零.簡帛古書與學術源流[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

[2]鄭煒明.上博簡《訟成》（原題《容成氏》）篇題與主旨新探[J].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 （3）.

[3]李學勤，劉國忠.簡帛書籍的發現及其意義[N].社會科學報，2003-02-13.

[4]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研究[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5]姜廣輝.上博藏簡《容成氏》的思想史意義[EB/OL].簡帛研究網，2003-01-09.

[6]李存山.反思經史關系：從“啟攻益”說起[J].中國社會科學，2003（3）.

[7]王青.論上博簡《容成氏》篇的性質與學派歸屬問題[J].河北學刊，2007（3）.

[8]趙平安.楚竹書《容成氏》的篇名及其性質[C]//饒宗頤主編.華學：第6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

[9]饒宗頤.由尊盧氏談到上海竹書（二）的《容成氏》——兼論其與墨家關系及其它問題[J].九州島學林，2006（2）.

[10]史黨社.讀上博簡《容成氏》小記[EB/OL].簡帛研究網，2006-03-06.

[11]郭永秉.從《容成氏》33號簡看《容成氏》的學派歸屬[EB/OL].簡帛網，2006-11-07.

[12]黃海烈.上博簡《容成氏》的發現及其學派歸屬問題[EB/OL].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2008-05-26.

[13]鄭煒明，陳玉瑩.上博簡《訟成》篇“三俈”與唐虞史事新考[C]//出土文獻研究視野與方法：第5輯.臺北：政大中文系，2014.

[14]黃人二.讀上博藏簡《容成氏》書后[EB/OL].簡帛研究網，2003-01-15.

[15]劉樂賢.讀上博簡《容成氏》小札[EB/OL].簡帛研究網，2003-01-13.

[16]劉樂賢.戰國秦漢簡帛叢考[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17]吳根友.上博簡《容成氏》政治哲學思想探析[C]//丁四新主編.楚地簡帛思想研究：第2輯.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18]單育辰.新出楚簡《容成氏》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16.

[19]宗福邦，陳世饒，蕭海波.故訓匯纂[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0]裘錫圭.新出土先秦文獻與古史傳說[C]刀中國出土古文獻十講.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