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幽靈般的對象性”到“合理的自律性”

宋孟琦 韓志偉

[摘要]盧卡奇的“物化”理論具有雙重理論來源，即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和韋伯的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化理論。其中，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作為理論背景被盧卡奇吸收，而韋伯的合理化理論則作為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分析方法被盧卡奇所接受并內融進他的物化思想中，二者糅合的著力點就在于對“抽象勞動”的分析。在盧卡奇的物化理論中，他不僅僅關注到商品拜物教所揭示的生產關系層面的物化，而且通過對以可計算性為原則的“抽象勞動”的分析，深刻剖析了發生在生產過程中的物化現象。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指出了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所不具有的理論內涵，即“幽靈般的對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并最終將這一“合理的自律性”聚焦在物化意識中，從而形成自己獨具特色的合理物化理論。

[關鍵詞]商品拜物教；可計算性；物化意識；合理物化

[中圖分類號]B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3541（2018）04-0062-04

“物化”問題一直是青年盧卡奇關注的核心問題之一，回溯其理論來源，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和馬克斯·韋伯的合理化理論。正是由于雙重背景的影響，使得盧卡奇的“物化”思想具有復雜的雙重邏輯：一是物化體現在生產關系層面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掩蓋而形成的“幽靈般的對象性”；二是物化體現在生產過程中，以可計算性為原則形成的“合理的自律性”。雖然對于這兩重思想來源，學界已經達成基本共識，但大家在討論盧卡奇究竟是如何將二者理論糅合，以及糅合后的盧卡奇物化理論有了怎樣新的理論洞見時往往忽視了這樣一個問題：就是糅合之后的“物化”理論具有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所不具有的理論內涵，即商品拜物教中所揭示的“幽靈般的對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并且從“幽靈般的對象性”到“合理的自律性”的分析是一個從生產關系層面到生產過程層面不斷深入的過程。本文正是從這一問題入手，以盧卡奇的“物化”思想來源為切入點，具體地追間他究竟是如何建構他獨具特色的“物化”邏輯的形而上學。而要想解決這一問題，我們需要進一步追問這樣三個問題：為什么盧卡奇關注“物化”的視角從馬克思商品拜物教視域下的生產關系層面深入到生產過程層面；兼備雙重理論背景的盧卡奇究竟是如何將馬克思和韋伯的理論進行糅合；對于盧卡奇而言，經過糅合后的物化思想有著怎樣獨具特色的理論創新。

一、盧卡奇物化邏輯展開的出發點

“物象化”的德文是“Versachlichung”一詞，與“物化”（Verdinglichung）相比，“物象化”更加強調某種社會規定的東西，反映社會關系。在《資本論》中，商品拜物教所體現出的就是這樣一種物象化現象。馬克思認為，商品形式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時代成為社會的基本形式。獨立的私人勞動之間發生接觸的唯一形式就是交換，而交換的基礎就是由于抽象的人類勞動物化在商品中，使不同質的商品成為同種勞動的凝結，含有等量勞動的商品就具有同樣的價值量，從而使不同質的商品交換成為可能。并且只有通過交換這種形式，私人勞動獨特的社會性質才會表現出來。這樣就會造成這樣一種局面，私人勞動的社會關系不表現為人們在自己勞動中直接的社會關系，而是表現為交換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并且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還被這種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控制?！霸诮粨Q者看來，他們本身的社會運動具有物的運動形式。不是他們控制這一運動，而是他們受這一運動控制”[1]（p.125）。因此，馬克思主要從生產關系層面、主體間性交往過程入手分析物象化現象。而在盧卡奇這里，他不但看到發生在生產關系層面的物象化現象，而且通過深入分析，進一步看到生產過程中的物化現象?！吧唐方Y構的本質已被多次強調過。它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獲得物的性質，并從而獲得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這種對象性以其嚴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蓋著它的基本本質、即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所有痕跡”[2]（p.149）?？梢?，盧卡奇已經意識到復雜的商品結構中所蘊含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具有一種“幽靈般的對象性”。這一點無疑是來自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對他的思想啟示，但盧卡奇又認為，這種“幽靈般的對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這種對象性以一種仿佛十全十美的自律性掩蓋著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所有痕跡。而這種“合理的自律性”不僅僅發生在生產關系層面，而是已經深入到生產過程中。那么我們就要進一步追問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在馬克思那里將“物化”的批判重點放在生產關系層面，而在盧卡奇這里更加關注發生在生產過程中的“物化”，并且這樣的物化已經形成“合理的自律性”。

與馬克思生活的時代不同，盧卡奇所面對的資本主義工業生產的狀態是自泰羅制以來的20世紀工業文明技術合理化的狀態。泰羅制是在科學實驗的基礎上，設計出最佳的工段位置、最合理的勞動定額，甚至可以計算工人的情緒和心理而制定出最合理的操作方法，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提高工人的生產效率，實現利潤的最大化。在盧卡奇看來，最為緊要的是，“隨著對勞動過程的現代‘心理分析（泰羅制），這種合理的機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靈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個人格相分離……并在這里歸入計算的概念”[2]（pp.154-155）。當心理特性也可以做到被計算，從而被整合進生產過程中時，對于盧卡奇來說，最重要不再是馬克思在商品拜物教中所揭示的社會關系層面主體間性交往所形成的物象化，而是隨著生產過程中分工的不斷細化和合理化，物化已經內化進入的意識領域以至于工人的質的特性，人的個體性的特性越來越被消除，從而使工人不再具有進行革命的意識和熱情?！坝撵`般的對象性”日益具有實實在在的、在生產領域可計算的“合理的自律性”，并且這種自律性不斷內化進工人的意識中，形成物化意識。面對這樣一個困境，盧卡奇認為，革命成功的關鍵在于喚醒工人的階級意識，而喚醒階級意識的前提就是揭示出工人的階級意識是如何被物化的。因此，盧卡奇物化理論的關注點出現了一個轉向，即從物化的生產關系轉移到物化的生產過程，盧卡奇關注到生產過程中出現的物化。而這一轉向的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到了盧卡奇所生活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日益呈現出的合理化現象，這種合理化現象就是“韋伯所描述的合理化現象”。合理化產生的結果就是，工業生產和現代官僚制度使人們日益陷入無法掙脫的“鐵籠”，而且人們的意識也隨著鐵籠的出現被物化，不再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也就是人們不再具有革命的意識和熱情。

雖然盧卡奇對物化現象的批判重點進行轉移，但是，我們并不能由此就忽視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理論對盧卡奇物化思想的形成所具有的理論貢獻。因為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有著很多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影子，甚至直接引用馬克思關于商品拜物教的表述。盧卡奇指出：“商品拜物教問題是我們這個時代、即現代資本主義的一個特有的問題?！盵2]（p.149）也就是說，雖然盧卡奇在自己的物化理論中關注到不同于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意義上的“物象化”，但馬克思還是為盧卡奇物化理論的思考提供了一個宏大的思想背景。

二、盧卡奇物化邏輯展開的著力點

如果說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對于盧卡奇物化理論的影響是直接而明顯的，那么合理化理論對盧卡奇物化理論的影響就是隱蔽而深刻的。盧卡奇將其作為一種分析方法糅合到自己的物化理論中，并且通過對“抽象勞動”這一范疇的具體分析，使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和韋伯的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化在自己的物化邏輯中得以糅合。與馬克思一樣，盧卡奇認為，不同質的東西需統一為相同的形式才可以進行交換?！百|上不同的對象的形式相同性原則只能依據它們作為抽象的（即形式相同的）人類勞動的產物的本質來創立”[2]（p.153）。這一點與馬克思關于商品價值的論述并沒有什么不同，不同之處在于，盧卡奇并沒有沿著馬克思的思路去分析商品交換形成的社會關系層面的物化，而是轉向對抽象勞動所具有的可計算性進行詳細分析，引入韋伯的合理化理論。

盧卡奇認為：“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在這里起作用的原則：根據計算，即可計算性來加以調節的合理化原則?！盵2]（p.155）這一點與韋伯的目的一手段合理性理論是暗合的。所謂目的理性行為是指：“行為者以目的、手段及后果為指南，并同時在手段與目的、目的與后果以及最后在各種可能的目的之間做出合乎理性的權衡，然后據此而采取的行動?！盵3]（p.57）盧卡奇作為韋伯的得意學生之一，受韋伯思想的影響不足為奇，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盧卡奇如何將處于中立價值判斷的韋伯的合理化理論顛倒為否定意義上的物化批判，并在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中找到理論支持。哈貝馬斯認為：“盧卡奇將合理化和物化看作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由此，他準備了兩個論據，這兩個論據雖然都是建立在韋伯分析的基礎上，但是卻反對了韋伯分析的基礎?！盵4]（p.338）哈貝馬斯認為，盧卡奇接受了韋伯所指出的社會合理化過程對于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具有的構成性意義，并且認為人格的物化，以及勞動領域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物化僅僅是這種行為系統合理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合理化和物化之所以會表現為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是因為隨著合理性的不斷增加，勞動生產領域的分工不斷細化，勞動過程日益分解為局部操作，工人的勞動被簡化為一種機械性重復的專門職能，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作為合理化計算的基礎變為可以被計算的勞動定額，由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可以計算的，我們就可以通過科學的計算，將生產過程不斷地分解為一個個過程，從而使生產過程越來越合理，同時這一生產過程也變得越來越束縛人，致使人的個體性越來越被消除，呈現出一種合理物化的狀態。也就是說，合理化本身就意味著一種物化?！叭绻覀兛v觀勞動過程從手工業經過協作，手工工廠到機器工業的發展所走過的道路，那么就可以看出合理化不斷增加，工人的質的特性，即人的一個體的特性越來越被消除，[2]（p.154）。在韋伯那里具有積極意義的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化，到了盧卡奇這里，卻變成了物化現象的最重要的原則，而且巧妙地與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聯系起來，在商品拜物教中找到它的理論支撐。這里我們關注到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抽象勞動的可計算性起到關鍵性的作用。馬克思從人的抽象勞動分析出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從而使不同質的勞動商品得以交換，揭示出商品拜物教的秘密。而盧卡奇物化理論中最重要的原則就是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化原則，而抽象勞動正是合理計算的基礎，于是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和韋伯的合理化理論在“抽象勞動”這里有了交匯。盧卡奇結合所處時代的現狀，看到了抽象勞動日益具有的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化狀態，并展開其物化的生產過程的批判，而且這種批判性正好在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語境中找到理論支持。更為重要的是，對以可計算性為原則的“抽象勞動”的分析，使盧卡奇不但看到商品拜物教問題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一個問題，而且指出馬克思商品拜物教不具有的理論內涵就是“幽靈般的對象性”日益具有“合理的自律性”，這是盧卡奇不可忽略的理論貢獻。

盧卡奇認為由于合理化原則的介人，可計算性成為調節生產過程最重要的原則。而生產過程一旦采取可計算性的調節就會產生這樣一種后果：在勞動對象上所有不能夠被計算的東西全部剔除出去不予考慮，考慮的只是你可以為這個生產過程貢獻出多少時間。在這樣一個以可計算性為原則的生產過程中，個人的創造性被完全抹殺，只留下的一個精確劃定界限且可測量的“物”。單個的工人想要參與到整個生產中，就必須去服從這個自由自在的以可計算性為原則的生產過程。于是在客觀方面就產生出一個由現成的物，以及物與物之間的關系構成的世界，也就是盧卡奇所說的“第二自然”。人們雖然可以認識它的規律，但卻不能控制它、改變它。

至此，我們看到，盧卡奇雖然最終也得出人是被他所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控制的，但卻采取了與馬克思不同的分析路徑。馬克思是從生產關系層面、主體間性交往中所形成的物象化來揭示這一秘密，而盧卡奇是從“抽象勞動”中所具有的可計算性原則為入手點，在韋伯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化原則的理論啟示下，揭示出人與人的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從另一個視角為我們揭示出物化的內涵。

三、盧卡奇物化邏輯展開的聚焦點

盧卡奇以“當下現實”為立足點，看到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個新時期。這一時期，工業生產領域以泰羅制為主要的生產機制，而且工廠的內部形式集中表現為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也就是說，整個社會都呈現出韋伯所說的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化狀態。所以，一旦盧卡奇以“當下現實”為立足點，在他的物化邏輯中，就不僅有馬克思“商品拜物教”意義上由社會交往所形成的主體間性的物象化維度，還有蘊含在生產過程層面上的以可計算性為基礎的合理性維度。為了更好地辨別盧卡奇的物化理論，我們暫且將其理論稱之為合理物化。從“幽靈般的對象性”到“合理的自律性”不斷深入的一個后果就是物化意識的產生，而對于物化意識的關切是盧卡奇合理物化邏輯展開的聚焦點，同時也是其合理物化理論中最為出彩的地方。

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中提出：“人自己的活動，人自己的勞動，作為某種客觀的東西，某種不依賴于人的東西，某種通過異于人的自律性來控制人的東西，同人相對立的東西。更確切地說，這種情況既發生在客觀方面，也發生在主觀方面……在主觀方面——在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地方——，人的活動同人本身相對立地被客體化，它正如變為商品的任何消費品一樣，必然不依賴于人而進行自己的運動?！盵2]（p.153）盧卡奇在分析物化現象時，不但關注到客觀方面，也就是現實的生產過程中出現的物化，而且深入到主觀方面，也就是人的意識領域，那么物化意識究竟是如何產生的？什么樣的意識叫物化意識呢？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過程日益呈現出一種合理物化的現象，處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的現實處境是：我們面對一個完全自我規定的商品的生產過程，在這樣理性的生產過程中，人的因素被處理好吸收進去，物也是如此。那么對于處于這一系統之外的獨立地個人來說，這一具有可計算的合理性的系統就是獨立在外在于人的，現實的個人并不能控制這個自在的生產系統。不論是在主觀方面，還是在客觀方面，工人都不是自己生產對象的主人，但僅僅是這樣分析并沒有深入到工人的意識層面，真正深入到勞動工人的意識層面的是人格面對這樣的一種物化結構卻無能為力。盧卡奇指出，隨著合理化的不斷加深，分工日益細化，當勞動過程被分割成不同的局部過程后，勞動主體也相應地被合理地分割開來。當勞動力成為一種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后，作為商品的勞動力就必然作為勞動過程的一部分被整合進某一合理的局部生產系統中，由于生產過程被機械地分為各個部分，勞動者長期處于機械化的局部勞動狀態中，以至于最終人格淪為旁觀者，不能作為自身的主人自主地把握生產過程。而物化意識的產生就在于“人以合理化模式的自我分化的結果就是物化的內化，即內化到人的思想領域，形成物化意識”[5]（pp.174-175）。隨著物化的不斷深入，工人的意識越來越具有直接性，將在資本主義世界所獲得的以可計算性為特征的規定性作為唯一的規定性，將其看作外在的規律和人的本來命運，從而失去主體性本應具有的批判和超越的維度，沒有能力認識內容的差別，只能停留于形式，無法在整個歷史的維度來思考自身的處境。在這種狀況下，人格只能淪為旁觀者?！斑@時，商品的商品性質，即抽象的、量的可計算性形式表現在這種性質最純粹的形態中：因此，在物化意識看來……這種商品形式——作為物化的意識一也根本不力求超出這種形式之外”[2]（p.161）。在這一意義上，工人的意識最終是被物化的。并且更為嚴重的是，隨著商品形式成為整個社會的普遍形式，物化現象也成為籠罩在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現象。不僅是在生產領域，在社會的其他領域也是以這樣一種可計算性為基礎的被物化的方式進行運轉，韋伯所揭示的官僚制就是最好的表現。物化意識成為所有人的普遍命運，也就是說這種物化已經不僅僅體現在產業工人身上，它已經像癌細胞一樣，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由此，在資本主義世界所獲得的以可計算性為特征的規定性，被認為是唯一的規定性，從而使人喪失了批判性和超越性，而對于物化意識的關注正是盧卡奇物化邏輯中大放異彩的地方。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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