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新與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傳統淵源與演進脈絡

〔關鍵詞〕 新制度主義，舊制度主義，傳統淵源，演進脈絡，政治科學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175（2019）02-0023-06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根植于社會科學的豐沃土壤與政治科學的研究脈絡當中。20世紀70年代以來，政治科學中的新制度主義容納了制度經濟學、組織社會學、比較政治學、公共政策學、國際關系學等學科的成果，持續推動了政治科學研究范圍的擴展與相關議題的深化。盡管在制度范疇的實質含義、制度變遷的現實效能與制度分析的本體基礎這些問題上，理性選擇制度主義、歷史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建構制度主義等流派始終存在多重取向乃至歧異見解，但是以新制度主義作為共同身份標識的各種研究途徑，無不強調自身理論范式在制度研究新陳代謝過程中的新穎性。針對制度主義的新舊分野乃至新舊嬗變，已有不少學者作出了較為深刻的反思。例如，《牛津政治科學新手冊》的編著者從學科概況的角度認為，范式沿革中新知識的累積不會使原有知識立刻消釋 〔1 〕25-26。其他學者從社會科學及政治科學發展演進的角度指出，各個學科的制度主義研究路徑都有循環往復和老調重彈的反潮流特點，略顯陳舊的研究主旨一段時間后便會東山再起〔2 〕。國內的制度理論學者也在相近意義上主張，“需要基于社會科學的問題意識檢視制度研究新途徑和舊傳統的內在關系，超越政治科學內部流派細分的格局并展望不同制度研究取向的交匯融合” 〔3 〕 。

一、革故立新：政治科學中新制度主義的維新敘事

馬奇（James March）與歐森（Johan Olsen）發表于1984年的論文《新制度主義：政治生活中的組織因素》奠定了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根基，并對該領域其后的發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他們在組織理論的立場上探討一般化的制度分析框架，致力于以制度為核心建立新的政治理論。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論文對新制度主義的論述方式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蘊含的新舊對比與新陳代謝的分析邏輯逐漸強化為一種基調，這就是為了能夠有的放矢而預設作為新制度主義對立面的舊制度主義?！敖o這類相關觀點貼上新制度主義的標簽，意味著在政治科學的理論樣式中事實上存在某種舊制度主義”，從而方便論述新制度主義的價值在于糾正政治理論忽視制度的傾向，同時避免新制度主義被混淆為傳統制度研究 〔4 〕 。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早期發展階段呈現出制度分析與維新敘事并存的取向，此后這兩種成分的相互結合愈益顯著化。一方面，政治科學傳統制度研究的相關特征及內在不足被概括為舊制度主義，它同新制度主義各自代表了舊傳統與新取向。比較政治學者比爾（James Bill）與哈奇雷夫（Robert Hardgrave）在1981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制度理論自政治科學確立為一門學科之后便具有五個突出特征，分別是集中關注正式制度與法律體系，細致描述政治系統的規則、權利及程序，以演化論的保守觀點看待制度的起源問題而忽略變遷問題，聚焦特定制度的歷史建構而輕視理論闡釋，富含道德哲學氣息卻鮮有經驗科學意味 〔5 〕3-6。彼得斯（Guy Peters）出版于1999年的《政治科學中的制度理論：新制度主義》精煉了上述觀點，指出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上半葉的“舊制度主義”表現出法律主義、結構主義、整體主體、歷史主義與規范分析的特征。彼得斯認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盡管重申并彰顯了舊制度主義的部分優點，但它更多地是在反思及評估舊制度主義的缺陷 〔6 〕6-11。另一方面，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一些重要成果后來被奉為新制度主義政治學中歷史制度主義的理論淵源，它們在制度分析路徑確立與制度主義理論建構方面作出了開拓性貢獻，但是往往被有意置于新舊嬗變的語境中加以追述?；魻枺≒eter Hall）出版于1986年的《駕馭經濟：英國與法國國家干預的政治學》一書，解釋了制度的結構化影響力如何讓不同國家的政策表現出某種連貫性，他也因此主張“構建一種關于政治的制度主義分析路徑，來說明政策的歷史連續性以及跨國差異性”。在霍爾看來，早期制度主義路徑側重那些同憲法或正式政治實踐相關的制度，因而不利于開展跨國比較研究，但他所使用的制度主義方法則另辟蹊徑，可以涵蓋經濟社會中對政策施加影響的制度因素以及正式程度不高的組織網絡，還能夠通過跨國比較分析辨識出顯著影響政策的制度變量 〔7 〕19-20。當霍爾在2007年為該書中文版寫作序言時，他已經熟稔地運用新制度主義的一套語匯對行為主義和集團理論展開批判，在回顧自己早期成果的過程中給歷史制度主義與理性選擇制度主義劃下了清晰界限。

政治科學不同領域的學者匯集在新制度主義這面旗幟下，并對這個新的身份形成了認同。他們不僅在新與舊之間劃定畛域，還把產生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邊緣地帶并向核心領域擴張的理論及方法，敘述為有別于傳統制度研究的獨特洞見和突破進展。在這個意義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維新敘事除了剖析制度分析的新與舊，更力求說明新途徑與舊傳統的內在關聯，呈現新制度主義各流派從不同制度研究傳統中脫穎而出的機理。對此可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分析。

其一，馬奇與歐森在政治科學的制度研究中引入了組織分析的理論主張與解釋邏輯，客觀上推動了理性選擇理論與歷史社會學、新國家主義、比較政治經濟學的一批學者迅速認同新制度主義，他們也不約而同地依循馬奇與歐森的敘事方式。具體而言，馬奇與歐森把20世紀50年代以來政治科學的理論模式概括為情境主義、化約主義、功利主義、功能主義、工具主義，認為它們是行為主義與理性選擇理論取代舊制度主義所產生的后果，而被他倆貼上新制度主義這一標簽的學科潮流則意在彌補行為主義與理性選擇理論的缺陷 〔4 〕。其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奠基者謝普斯勒（Kenneth Shepsle）在1989年發表的論文《制度研究：理性選擇理論的啟示》中提到，“制度研究在20世紀50年代行為主義大行其道之前，幾乎構成政治科學的全部內容，但是它在政治研究中并無多少理論積淀”。謝普斯勒認為政治科學經歷了傳統制度研究、行為主義、理性選擇三個階段，新制度主義給理性選擇理論賦予了結構誘致均衡的維度，然而它不同于舊制度經濟學與傳統政治科學中的制度分析 〔8 〕。其三，歷史制度主義主要由新國家主義陣營中的比較政治經濟學者提出，并有意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保持適度距離，但歷史制度主義毫不猶豫地借鑒了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的敘事方式，認為拒斥舊制度主義的行為主義因自身缺陷而面臨新制度主義的挑戰。1992年，西倫（Kathleen Thelen）與斯坦莫（Sven Steinmo）宣告歷史制度主義正式誕生，指出政治科學特別是比較政治學中的舊制度主義無法孕育出起著中介作用的范疇和概念，因而在進行實質比較分析及提供解釋性理論方面不勝其任 〔9 〕3。有意思的是，西倫與斯坦莫提到霍爾曾質疑新制度主義的新穎性和獨特之處，然而霍爾與泰勒（Rosemary Taylor）在發表于1996年的論文中為三種流派的命名方式及劃分標準提出權威依據，認為新制度主義兼具制度主義維度和新的維度，前者表現為制度決定著社會和政治后果，后者反映在三個流派對行為主義研究范式反其道而行 〔10 〕 。

總體來看，制度研究貫穿于政治科學的發展歷程，其功能及地位在不同時期亦有所不同。由于制度理論建構水平和制度方法凝練程度存在差異，制度研究者的視域和立場也多有區別，所以政治科學中制度研究的新舊分野顯而易見。然而，新制度主義對新穎性的過多強調可能割裂一脈相承的研究傳統，還可能遮蔽同宏觀學科背景的內在關聯。特別是由于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維新敘事在舊傳統與新途徑之間敲入楔子，舊制度主義的范疇因新制度主義的倒敘和歸納而逐漸擴大，其內容也最終被典型化和標簽化，新制度主義對傳統研究起到的補充性和修正性功能被扭曲為超越性和替代性作用。從這個角度來看，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研究焦點應適當轉向舊制度主義，透過社會科學發展演進的多重背景以及政治科學內部源流的復雜脈絡，來更好地把握制度主義研究路徑的理論建構與方法更新。

二、寓新于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舊制度主義根源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凝練核心議題、形成身份標識、構建理論邏輯的過程中展示了新舊對比及新陳代謝的敘事特征，政治科學傳統制度研究的若干特征被提煉出來并等同于舊制度主義本身。若想理解舊制度主義的真實意蘊及其對于新制度主義的重要意義，應從政治科學的發展演進以及研究領域的分化組合角度審視復雜的學理脈絡，修正新制度主義文獻對舊制度主義的臉譜化摹寫從而揭示其多樣化的類型和取向，并在此基礎上建設性地思考新舊制度主義的內在聯系。

首先，政治科學在其發展歷程與內在領域的交織演化方面，要比舊制度主義這一范疇所涵括的內容更為龐雜，如果把舊制度主義看作政治科學中多源流的研究傳統，那么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無疑根植于這些學術資源和分析途徑。政治科學在早期階段受歷史學、哲學、法學影響較深，之后在政治過程與行為主義研究的推動下，關注焦點從先驗哲學和演繹推理轉向經驗主義和政治發展，更多地運用調查工具獲取數據并引入心理學分析方法 〔11 〕35-37 。

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行為主義分化為現實主義、多元主義、精英主義三種取向并占據政治科學的主導地位，借助宏大理論和科學方法對傳統的國家研究、政治理論的歷史主義、經驗分析的極端事實主義展開攻擊，宣稱此前階段的研究類型拘泥守舊且不合時宜 〔12 〕371-380 。60年代以后，行為主義步入方法論多元化的后行為主義時代，異軍突起的公共選擇理論與歷史社會學同日漸式微的行為主義相互影響，共同塑造了政治科學與制度研究的內容和方向。一方面，以羅徹斯特學派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研究群體在行為主義研究背景下，依據理性人假設將個體抉擇看作政治生活的基礎，采用實證方法試圖從政治經驗中得出一般化的理論規律。在新制度經濟學的影響下，這些學者主張制度因素至關重要，揭示權力配置及運行方式對議程設定和決策后果發揮的作用，最終在80年代末期提出了理性選擇理論中的新制度主義。另一方面，以摩爾（Barington Moore）為代表的歷史社會學研究群體向行為主義反戈相擊，歷史主義的宏大理論與蒼白空泛的經驗主義成為其靶的，他們側重歷史情境并考察長時段下社會結構的時間序列和因果鏈條。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推動了歷史社會學在政治科學中的發展，由此形成的新國家主義關注不同社會背景與跨國環境中的國家結構和行為 〔13 〕。90年代初期，斯考切波與霍爾等學者受到新制度主義敘事的影響，在同理性選擇制度主義以及新國家主義中的建構主義派別分庭抗禮的過程中，正式提出了歷史制度主義以指代自己，他們不僅把行為主義與理性選擇理論樹立為對立面，而且著重強調新舊制度主義的分殊。歷史制度主義增強了新國家主義理論、美國政治發展研究、比較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相互認同，也修正了歷史社會學普遍忽視觀念因素的傾向，在接納行為主義實證方法的同時，甚至吸收了行為主義對傳統政治科學及舊制度主義的臉譜化認識。大致而言，歷史制度主義脫胎于新國家主義與傳統制度研究的相互交融，其實質為制度主義同宏觀歷史分析及定量分析的結合。這意味著新制度主義并非像自稱的那么新，它同傳統制度研究以及行為主義的制度分析聯系密切，可以一道劃入現代主義基石上的經驗主義與新實證主義陣營 〔14 〕275。

其次，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研究議題與不斷延展的范圍，實際上溢出了政治科學的界限，目前已有研究者從新制度主義的豐富理論資源以及其他學科影響的角度，探討其在社會科學分支學科交織作用下的起源和演化問題。蘭恩（Jan-Erik Lane）與厄爾遜（Svante Ersson）在2000年出版的《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偏好與后果》一書中提出，新制度主義作為社會科學的一種分析框架，“通過向社會科學提供新的研究模型而塑造社會科學的各類概念” 〔15 〕1。

新制度主義政治學關注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制度研究成果，強調多學科視野的意義。社會科學的制度研究傳統即使不是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直接的理論根源和方法基礎，舊傳統與新途徑的聯系仍然要比新制度主義所主張的更加密切。面對社會科學豐富的舊制度主義資源，政治科學的新制度主義提倡國家的回歸，卻很少承認早期國家理論的意義。與此形成對比的是，組織理論與社會學制度主義始終重視組織現象與組織概念，新的制度研究路徑建立在同傳統組織分析一脈相承的源流之上。例如，斯科特（Richard Scott）根據制度的組織要素和分析層次，探討制度研究所關聯的各類學科領域及其相互關系 〔16 〕106。蘭恩與厄爾遜指出，在韋伯開創的社會學制度主義傳統中，行動與規范、共有關系與利益關系、團結關系與代表關系、生物選擇與社會選擇這些范疇，揭示了組織相比制度牽涉更復雜的條件因素，它們構成了新制度主義的重要根源 〔15 〕32-33。有學者從社會科學發展演進的視角看待新制度主義在政治學中的興起，指出經濟學、社會學以及組織理論中的新制度主義運動吸引了政治學者對于制度的關注，從而以新制度主義為自己命名 〔13 〕。此外，羅德斯（R. A. W. Rhodes）等制度理論者宣稱舊制度主義傳統并未黯然消逝，仍然發揮著不可輕視的作用。在他看來，舊制度主義被新制度主義取代的說法難以成立，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有著悠久傳統和豐富內容的制度研究中，僅僅是打上美國政治科學烙印的一種研究議程與學術途徑。羅德斯除了質疑新舊更替的維新敘事，還堅定反對狹隘地把舊制度主義等同于正式法律分析。他認為社會科學的政治制度研究包含四種傳統，即現代主義及經驗主義的傳統、正式的及法律的傳統、觀念論的傳統以及社會主義的傳統，美國政治科學的現代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征賦予新制度主義精巧而復雜的形態，但它只是政治制度研究眾多出發點中的一個，而法國憲政主義研究、英國保守主義觀念研究、歐洲后馬克思主義研究反映了其他三種制度分析傳統 〔17 〕90。

由此可見，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包含取向各異的研究傳統與理論方法，并非形態固化的分支學科，而是變動不居的多元化學術傾向。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各個流派受到二戰后美國政治科學風格的影響，沒有脫離后行為主義的背景，共同處于“現代主義基石上的經驗主義與新實證主義聲勢浩大的潮流之中” 〔14 〕259。在這個意義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應突破由舊到新的線性思維和維新敘事，容納社會科學多學科融合交匯的視野，這有助于理解新制度主義的新穎所在，還能更好地把握制度的含義以及制度主義路徑的實質。一方面，應該以結構、歷史、脈絡的角度重新看待舊傳統與新途徑的關系，比如舊制度主義憲法學者和歷史學者比爾德（Charles Beard）出版于1913年的《美國憲法的經濟解釋》，實際上為半個世紀后的公共選擇理論與立憲經濟學作出了先驅性貢獻 〔18 〕642。另一方面，應該準確認識舊制度主義的內容及特征，進而充分理解政治科學早期成果所潛藏的價值。舉例來看，出版于1940年的政治人類學與制度分析經典之作《非洲政治體系》，認為社會結構的動態更新可以維系自身平衡，社會對各類擾動因素的消化以及自我調適機制，能夠改變政治體系并產生新的平衡? 〔19 〕xxii。這同歷史制度主義借鑒自古爾德（Stephen Gould）的生物進化模式學說的斷續平衡觀點高度相似，但是這本書的問世比古爾德的出生早了一年。

三、超越新與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演進趨勢

關于新舊制度主義的關系問題，當前研究文獻主要有四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新制度主義永遠不會退回到舊制度主義” 〔17 〕755;第二種觀點認為新制度主義在制度內容上空洞無物，在因果解釋上無能為力，所以具有獨特優勢的舊制度主義這把“老骨頭仍然煥發活力” 〔20 〕;第三種觀點認為新制度主義同此前學術傳統的聯系比它宣稱的更為密切，新舊路徑都建立在共同基礎上〔14 〕259;第四種觀點認為結構與能動之間的張力以及制度變遷的內生性難題，推動新制度主義在新的方向上繼續前行 〔21 〕。以上看法雖具啟發意義，筆者卻認為應該超越新與舊的立場來勾勒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在前沿發展、范圍擴展和方法更新方面的輪廓。曾有學者批評研究中標新立異的風氣，稱之為求新癖和超越癖，前者指不惜任何代價以求新，后者指拒絕限制而一味向前超越 〔22 〕547。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說的超越新與舊是指跳出新舊制度主義本身，廣泛關注社會科學的整體脈絡與多學科研究的價值，從而前瞻性地把握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演進趨勢。

首先，從社會科學的內在構造與板塊運動來看，新制度主義研究應擺脫局促的政治學身份屬性與簡化的新舊更替邏輯，從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歷史學等學科的相互影響來理解新發展與舊傳統的聯系。正如地表山脈起伏由地質構造和板塊運動所決定，政治科學中新制度主義的起源和形態問題，同樣可從社會科學整體演進和學科之間彼此塑造的角度探尋根源。舉例而言，組織理論最初位于管理學、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的邊緣，它在吸取多學科素材和方法的過程中逐漸擴展到各自學科的核心地帶，并通過側重組織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而影響理性選擇制度主義，通過馬奇與歐森對適宜邏輯、制度情境和社會化的強調而影響政治科學的制度研究。社會科學各學科近期經歷的歷史學轉向、語言學轉向與詮釋學轉向，也為理解制度研究的演進趨勢提供了關鍵指引?！? 〕此外，當前跨越學科邊界的研究成果反映著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演進趨勢。比如，關注經濟學成果的社會學者主張應從社會學本身而非組織分析出發吸納經濟學的方法論個體主義，以此擴展古典社會學與當前新制度主義的研究范圍;社會學者與比較政治經濟學者不僅揭示了比較制度分析和新制度主義的演進動力，還在歷史進程的宏闊視野中主張新制度主義應再度納入資本主義這一議題 〔13 〕。

其次，從不同學科的分化組合與積極交流來看，新制度主義研究不應囿于某一學科的本位立場，政治科學中的新制度主義應在概念傳播、理論建構及方法借用方面，吸收各學科研究領域碎片化和雜交化的有益成分?？茖W史學家普賴斯（Derek Price）曾用比喻方式說明，人文學科中學術領域的組織結構類似一種任意的網絡，任何一點都好像能與任何其他點聯接起來。默頓（Robert Morton）據此引申出社會科學研究應從經典著作汲取靈感，注意自身在學術脈絡中的相對位置 〔23 〕43。這一看法有助于新制度主義突破新舊視域并珍視早期成果的價值，但是政治學者杜甘（Matai Dogan）對普賴斯觀點的引申更具啟發性。他在論述社會科學比較視野下的雜交現象時提出，并不存在整體上的跨學科研究，“有創造力的交流發生在專門的分支領域之間，大多數時候是在各門正統學科的邊緣，社會科學在當前的進步很大程度上依靠各個片斷的雜交” 〔24 〕70。新制度主義政治學孕育于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的交匯融合，各領域的制度理論成果為其提供了母體。政治科學中歷史社會學與理性選擇理論兩種取向的張力，社會學中組織理論與新經濟社會學兩種途徑的競爭，經濟學中新舊制度主義傳統的對立，以及上述領域之間分化組合的復雜聯系，意味著不能簡單根據新舊更替和新陳代謝的邏輯來理解新制度主義的確立與演進。值得注意的是，正如結構化的制度分析路徑為歷史制度主義、理性選擇制度主義、社會學制度主義提供了軟化邊界及溝通彼此的橋梁，當前各學科對觀念分析及話語分析的重視，形成了調適自身假設并借鑒對方方法的契機，雜交化的互動也孵化出觀念制度主義、話語制度主義和修辭制度主義的新興生長點 〔25 〕。

再次，從研究領域的傳統沿襲與養分汲取來看，新制度主義研究不能簡單地把制度理論發展視為新風尚對舊模式的取代，也不能將其建立在推陳出新的邏輯上，而是應當合理對待社會科學制度研究宏闊的學術脈絡與豐厚的學理資源。如果運用比喻方式來作說明，那么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發展軌跡類似波浪的前行，一波又一波的浪花不斷超越自身，先前的浪花匯聚為新的潮流繼續推進。奇爾科特（Ronald Chilcote）在相近意義上指出，“比較政治學不是一個固定的領域，新老思想持續對它的發展產生影響，這種多樣性不但允許論爭和辯論，而且對許多問題敞開豐富的對話” 〔26 〕19。杜甘也提出“了解學科的歷史可以避免做重復性工作，在舊的文獻中汲取養分而避免對潮流的無謂復制，從而走向學科財富的不斷發展” 〔27 〕257。由此引申，新制度主義政治學某種意義上是現有知識存量在不同方向的新探索和新成果，舊傳統為新制度提供必要的資源和素材，新的前沿應主動從傳統研究中汲取養料并轉化成為燃料。新制度主義各流派實現自我超越的動力，正是從學科傳統和知識脈絡進行提煉的敏銳視角和適當方法。舉例而言，彼得斯認為政治學與社會學的新制度主義反映了研究者回歸其學科基礎的努力 〔6 〕23;倪志偉（Victor Nee）認為社會學制度理論應積極處理韋伯、涂爾干、帕森斯等先驅的遺產，新制度主義在此意義上是社會學的新古典轉向，它通過借鑒經濟學成果而拓寬了古典社會學與早期社會學制度主義的知識范圍? 〔28 〕5-6。

最后，從自身發展的前景展望與前沿探索來看，新制度主義研究應避免局限于政治學自身學術傳統，而是從社會科學的整體背景與豐富脈絡探尋理論建構和方法更新的前景。政治科學屬于社會科學的分支學科，但是兩者關系更類似行星圍繞恒星的運動，即政治科學同其他學科的相互影響受到社會科學研究背景和內在脈絡的塑造。社會科學既是各學科的集合體，而且現代意義上的思想分工和學術體系構成其基礎，現代社會的知識問題和現實議題為其提供動力，政治科學與新制度主義的演進軌跡始終處于社會科學整體變遷和多學科交織影響之下。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的背景和脈絡主要有三個方面，即現實主義取向的理性與經驗的劃分、實證主義取向的解釋與詮釋的劃分、個體主義的結構與能動的劃分。無論以新舊更替的線性發展模式理解新制度主義的發展趨勢，還是從理性主義、文化主義、結構主義視角對新制度主義的流派劃分與內在張力進行解釋，都難免失于簡單化和片面化。事實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由于沒有充分關注和積極回應社會科學經歷的觀念轉向、認知轉向、語言轉向，因而限制了自身研究領域的擴展。在此意義上，新制度主義政治學的前景展望與前沿探索應堅持以下四點：在人類知識領域的持續張力中求同存異，在社會科學視域下關注分析層次、研究途徑及理論取向的多元性和豐富性，在多學科發展進程中為制度研究不斷汲取養分，以及在客觀世界的結構性與心態活動的建構性背景下保持等量齊觀?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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