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后期日本應對貿易戰策略及其對我國的鏡鑒

楊靜 陳亮

〔關鍵詞〕 美日貿易戰，應對策略，中美貿易戰

〔中圖分類號〕F742?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9）02-0092-08

一、引言

在2018年的G20“習特會”上，中美雙方達成重要共識，停止相互加征新的關稅，并就如何妥善解決存在的分歧和問題提出了一系列建設性方案。持續了一年多的中美貿易戰似乎正在進入尾聲。但是現實發展的情形并不樂觀：2018年前10個月，我國對美貿易順差3634.80億美元，同比擴大11.30%，再創歷史新高，依舊是對中美關系起負面影響的重要因素;2018年5月，中興事件爆發，我國芯片技術受制于人的窘境凸顯;同月，中美承諾不互相加征關稅之后，美方又對我國出口的價值6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關稅，并于9月24日對我國出口的2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征10%的關稅，還稱可能進一步將稅率上調至25%;2018年10月，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一家智庫發表談話，對我國進行指責;11月，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更新版301報告;12月，華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且面臨被美國引渡起訴的困局。一系列事實無不表明，中美貿易戰這一階段的短暫和平存在著巨大的不穩定性。

因此，回顧日本在美日貿易戰中的應對策略，有助于我國更好地總結應對貿易戰策略的經驗與教訓，為找到合適的應對策略提供指引。從當前國內國外關于美日貿易戰的研究來看，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美日貿易戰發展的過程研究（杜婷婷，2018），兩次貿易戰的異同研究（張靜文，2018），美國對日本施壓的方式方法研究（何曉貝，2017），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對中日兩國的影響對比研究（張鵬，2018），日本輸掉貿易戰的原因研究（董德志，2018），匯率問題在日本輸掉貿易戰中的影響研究（黑田東彥，2003），等等。而本文重在以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為研究中心，分析日本應對貿易戰策略的得失，歸納日本應對貿易戰策略的特點，并由此得出對中國的啟示。

二、不同階段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梳理

美日貿易爭端由來已久，20世紀5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日在不同行業集中爆發了四個階段的貿易沖突，從輕工業階段、重工業階段到高新科技產業階段，最終發展為包括金融領域在內的經濟領域全方位結構性沖突階段。四個階段互有重疊，考察日本對于貿易戰的應對，應當視不同階段美日之間的沖突內容，即美方的利益訴求進行分析。

（一）貿易戰的輕工業階段：美方通過國內法對日施壓，日本被迫進行產業轉型

20世紀50年代末，美日爆發戰后首次貿易沖突。本輪沖突主要集中在紡織品行業，美方動用包括多邊貿易與雙邊談判手段，利用1956年農業調整法24條、對敵國貿易法第232條協定等國內法對日本進行施壓，要求日本紡織企業削減對美出口數量。

這一階段，戰后首度遭遇制裁威脅的日本要求美方通過多邊會談，在GATT框架內解決紡織品問題;在提出自愿出口限制的同時，擴大對外開放，將紡織品生產和出口方向轉移到東南亞地區（后期轉向中國），以規避美國制裁。而且，日本變挑戰為機遇，加速自身產業轉型升級，用附加值較高的制造業取代附加值較低的紡織業作為支柱產業。

經過1957年、1962年、1963年幾個過渡性質的紡織品協議后，兩國在1972年最終達成美日紡織品貿易協定。美國的貿易制裁并沒有對日本的紡織品出口產生決定性影響，1964年，日本紡織品出口重新超過1959年的高點，對美出口也恢復到1959年的水平，具體見圖1。

（二）貿易戰的重工業階段：美方動用301條款對日施壓，日本“自愿”限制出口

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美日貿易沖突進入第二階段——重工業階段。本輪沖突包括彩電戰、鋼鐵戰和汽車戰。在這一階段，美方動用多種手段對日本施加壓力：在彩電戰中，美國通過國際貿易委員會作出不利于日本的裁定，對日本生產的彩電進行反傾銷反補貼調查;在鋼鐵戰中，美國于1977年對日產鋼鐵進行反傾銷起訴，甚至動用301條款對日本施壓，使得日本承諾自愿限制出口;在汽車戰中，美國于1980年通過卡特汽車行業救濟政策，對從日本進口的汽車加以懲罰性關稅，要求日本一方面自愿限制出口，另一方面放開汽車進口的種種限制。

面對美國的制裁，日本的應對策略相對而言比較單一和簡單，在談判中承諾自愿限制出口成為最主流的應對措施。而赴美建廠，幫助美國增加就業機會，成為汽車戰中日本的另一個談判籌碼。這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國內對于美國發動貿易戰的相關認識不統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日本作為二戰戰敗國，對于美國的經濟制裁應對方式缺乏選擇余地，無法以強硬的態度或方法逼迫美國讓步，只能選擇妥協以適應美國的規則。

1977年美日簽訂彩電貿易協議，日本被迫主動限制對美彩電出口，1968年到1978年，美日之間簽訂四項關于鋼鐵領域的貿易協定，1981年美日最終達成汽車及零部件協議。日本出口增長勢頭遭遇重大挫折，但隨著行業內的技術升級，出口量在幾年后開始恢復，甚至超越制裁前的數量。以日本汽車出口為例，1975-1985年日本汽車出口經歷了從快速增長到迅速下跌再反彈的過程（具體見圖2）。

總體而言，這一階段，美國的制裁并沒有達到其理想中的效果，日本的汽車出口經歷了短期波動后迅速回到上升軌道。

（三）貿易戰的高新科技產業階段：美國限制日方相關企業在美投資，日本被迫接受電信領域的市場開放

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日爆發第三輪貿易沖突。本輪沖突集中在半導體和電信行業，美國除了繼續打貿易制裁性關稅牌、301條款牌和反傾銷訴訟牌外，還禁止日資對美國的半導體公司進行投資并購，從而防止日本企業獲取美國的先進技術;同時，美國總統里根派出特使，要求日本在電信行業進行系統性的行業開放，借此幫助美國打開日本電信市場，從而降低日本電信企業的國內盈利水平，削弱日本電信企業的盈利能力。

對于上述制裁，日本在談判最后階段妥協，表示愿意接受第三國出口價格管制，將對美出口的半導體產品進行價格控制，同時讓出日本半導體市場份額的20%給美國企業。而對于電信產業，日本幾乎通盤接受了美方的要求，承諾在電信領域進行系統性全行業的市場開放。1987年，日美簽訂半導體協議?？焖僭鲩L的日本半導體行業出口遭遇重大打擊，20世紀80年代前五年的快速增長在之后急轉直下（見圖3）。同時，為繼續加大對日本半導體行業的打擊，美國還利用IBM和Intel等公司對韓國半導體工業進行技術扶持，1986年已經虧損了3億美元的三星半導體生產的256k DRAM銷量大增，1987年，三星電子成功實現盈利。這也成為日本半導體行業被韓國逐漸趕上甚至超越的轉折點。

（四）貿易戰的全方位結構性沖突階段：美方動用超級301條款，日本在制裁最終期限前讓步

當前，國內大部分研究將美日貿易戰全方位結構性沖突的開始時間認定為20世紀80年代后期，與美日之間在匯率問題上的摩擦相獨立。這種將金融領域與實體經濟相割裂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事實上，由于匯率問題關系到日本全行業的出口環境，將1985年美日之間關于匯率問題的談判視為美日貿易戰全方位結構性沖突的開始更有說服力。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沃爾克領導下的美聯儲加息政策導致美元急劇升值，美日貿易逆差持續擴大，美國多次要求日元升值以試圖縮小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

在日本國內，美方訴求與日本央行想法不謀而合。日本國內一直存在對美元可能出現報復性下跌、美元資產大幅貶值的擔憂。出于提前釋放美元貶值壓力的考慮，以及為了降低美國施加的貿易壓力，日本央行采取主動出擊的方式干預匯率市場，迎合美方訴求，促進日元升值。1985年，美國、日本、聯邦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簽訂“廣場協定”。該協定旨在誘導美元對主要貨幣的匯率有秩序地貶值，以解決美國巨額貿易赤字問題。日元與美元的匯率變動情況見圖4。

由于日元升值速度太快，對日本出口造成巨大壓力，日本央行先后五次下調利率以防止通縮風險，反而在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釀成巨大泡沫。與此同時，日本企業也利用日元升值的契機瘋狂在海外購買資產。1989年10月，日本三菱地所以8.46億美元的價格購買了洛克菲勒集團51%的股權，從而取得了洛克菲勒中心的控股權。這一事件成為了這一時間段日本收購海外資產的標志性事件。

但是，這種海外瘋狂并購蘊藏著兩項重大風險，首先是收購資產能否給企業帶來足夠收益的問題。然而三菱、三井等公司的海外并購一直虧損，并不能給公司帶來收益，反而每年給企業帶來巨大的成本負擔。其次，日本的瘋狂海外并購給美國人帶來了巨大的心理沖擊，對此，美國國內基本上形成了統一的認識。共和黨總統里根執政時期，民主黨在眾議院內居主導地位，雙方矛盾分歧巨大以至于這一時期美國出現8次1～3天的政府完全停擺。但是在對日政策上，總統和國會保持出奇的一致性。1985年2月，美國參議院以92：0全票通過了要求對日本實施報復的美日貿易共同法議案，眾議院的民主黨議員們更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對日本所有進口產品征收25%的懲罰性關稅。

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日貿易摩擦的焦點轉向結構性因素。1989年美國貿易代表發布了1989年國家貿易評估報告，認為日本在計算機、衛星、林產品方面封閉市場，并以此為理由首次啟動超級301條款逼迫日本進行談判。美國國務院、財政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分別出擊，通過多種方式方法層層施加壓力，希望日本同意美國提出的各項條款。

受制于美國巨大的談判壓力，最終在制裁期限之前的1994年5月，日本讓步并同意簽署美日結構性障礙協議，承諾10年投入430萬億日元的公共投資、審查土地稅收體系、修正大店法、增強反壟斷法、修改專利法、修改不利于外資投資的相關法律、調查商品價格并控制公共用品價格。

在日本前大藏省財務官行天豐雄看來，日美貿易戰幫助日本作出了不少改善。只是這種來自于美國的壓力進行改革的決策機制——“外壓”使得日本政策制定者習慣于借助海外壓力實施艱難的改革，從而缺乏動員國民的心態。

但對于日本國民來說，這種“改善”的代價顯然有些巨大。伴隨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巨大泡沫而來的是日本要素生產率的不斷遞減，國內市場被美國甚至韓國企業蠶食，海外投資年年虧損，日本公司損失慘重。最終，“1989-1990年日本央行開始緊縮貨幣政策，將利率由2%一度加至4.25%”的決策拉響了最后的警報，人們紛紛賣出手里的股票和地產，導致資產價格泡沫瞬間破裂，日本國內經濟矛盾徹底爆發，日本陷入衰退的十年。日本1966-1995年GDP增速如圖5所示。

總體而言，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可歸納為六點，具體見表1。

三、日本應對貿易戰策略的特點及得失

綜合上述策略梳理，我們不難得出，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存在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體現出日本的現實主義考量。這種現實主義考量首先體現在應對的總體策略上，其次體現在具體談判選擇的方式中，最后體現在配套方式的應用。

在總體策略上，日本的戰略選擇具有極強的現實主義考量。在貿易戰的前兩個階段，日本始終立足于本國經濟的客觀現實，利用關貿總協定的貿易規則來對美國的要求進行抗爭。日本的談判代表們十分清楚美國經濟及軍事實力客觀上的強大，因而選擇了最為穩妥的談判方式解決問題，并力求不使貿易沖突升級。

在談判內容上，日本談判代表也同樣具有較強的現實主義考量。日本代表試圖用盡可能為美國所接受的方式來緩解美日之間因貿易逆差帶來的矛盾與沖突，同時盡力調整國內政策以規避負面影響。主動接受，如日本央行尋求日元升值，以減少美方貿易壓力，同時在國內通過下調利率緩解出口企業因日元升值造成的壓力;被動接受，如接受以“自愿限制出口”的方式規定每年對美出口汽車的數量，在通過《東京宣言》時作出承諾，同意到 1994 年把銷往美國的日本車從過去的每年 230 萬輛減少到 165 萬輛，同時鼓勵本國車企在海外投資建廠。

在配套措施上，日本也在大多數時間采取了客觀務實的政策，如鼓勵企業海外投資規避美國制裁，通過產業升級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來提高自身產品的競爭優勢，開辟海外市場等等。

第二，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妥協傾向。這種妥協傾向主要體現在應對手段和應對結果中。

對于美方提出的要求，日本基本上沒有提出相應的反制措施。同時，日本沒有考慮到與當時受到美國制裁的其他國家建立更深度的聯盟關系，以便共同應對美國的挑戰。

而在歷次談判中，日本代表多次在最后時刻選擇妥協，與美國達成協議，甚至有時對美方代表方案照單全收，體現了日本談判時的妥協傾向，并給予美國談判代表更多的自信，以較小的讓步換取日本更大的讓步。

第三，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不全面。這方面主要體現在處理美國提出的各項貿易要求時采取的策略不太全面，選擇應對可能出現問題的政策組合也不太全面。

從貿易戰伊始，日本方面就沒有將貿易戰視為一個長期的過程。輕工業和重工業階段的貿易沖突更多地被視為“摩擦”，而當全行業的沖突爆發時，人們才高呼“貿易戰來了”。也是因為如此，所以日本對待貿易戰就缺乏一個系統而完整的規劃，沒能認識到自身的切身利益，更多地是片面處理問題，頭疼醫頭腳痛醫腳——當美國對紡織品行業進行制裁時，日本選擇產業升級，規避了輕工業領域的沖突卻又帶來重工業領域的沖突，而輕工業領域的對美妥協并不能換來美國對重工業領域制裁的放松，讓美方得以一個行業一個行業地各個擊破最終打垮日本全部的主導產業;當美國國務院、財政部、貿易代表辦公室與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輪番出陣與日方進行談判時，日方也缺乏一個整體規劃，沒有意識到主要矛盾，沒能找到最合適的著力點，最終在美國“胡蘿卜加大棒”式的各種施壓之下達成妥協。

與此同時，日本采取的政策也不太全面——當日元匯率上升時，日本政府選擇降低利率防止因出口受挫帶來的經濟增速下滑，而當利率降低后資產價格泡沫膨脹時，又選擇高位加息，強行刺破泡沫，最終帶來經濟的硬著陸。政策實施生硬而缺乏配套政策，如在資產價格泡沫醞釀時通過征收更多的資本利得稅來防止資產價格上升過快，可能比加息本身能帶來更好的政策效果。這種根據短期目標決定經濟政策取向的方式，顯然最終擴大了日本因貿易戰而遭受的損失。

根據上述特點，結合日本采取應對策略后的經濟運行結果，我們不難總結出來，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有哪些取得了收獲，有哪些帶來了損失。

首先，自愿限制出口、增加進口、赴美投資建廠等措施，都只能起到暫時性的“?；稹弊饔?，無法從根本上消除美國發動貿易戰的威脅。日本多次在關鍵時間點利用這些承諾，幫助國內企業爭取到了時間，加速完成海外布局，客觀上幫助日本在貿易戰的前兩個階段取得“階段性勝利”。

其次，產業轉型升級與海外布局等措施，是在較長時期內成功應對貿易戰的關鍵。在貿易戰的每一個階段中，美方通過采取關稅措施，對日本當時的主導產業產生影響，客觀上也降低了該部分既得利益者在國內的經濟實力。隨著貿易制裁的到來，原有主導產業中部分企業停產裁員，會為升級后的新興產業提供更多的資金和人才支持;隨著資金的積累，對于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也就有了可能，資金人才技術相結合，就更加有助于產業的轉型升級。這種結合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在這段成長期內，一般不會受到美方制裁。而海外布局，在其他國家形成強大的出口生產力量，本身就是個漫長的過程，不會對美國造成根本性威脅。因此，產業轉型升級和海外布局等措施，有助于較長時間內規避貿易戰的威脅。但長期來看，隨著新興產業崛起，也面臨著貿易戰擴大到新興產業和升級的風險。

最后，日本應對政策本身更多考慮短期利益，如日本主動使日元升值、出口價格管制等政策，在客觀上會給經濟長期發展帶來難以預料的副作用，甚至可能成為國內經濟矛盾激化的導火索，給經濟社會帶來重大損失。

四、日本應對貿易戰策略對我國的鏡鑒

梳理分析日本應對貿易戰的策略得失，有助于我國更好地理解貿易戰的本質及美國采取的方式方法，以更好地應對貿易戰給我國帶來的各種挑戰。從中我們可以得到以下啟示：

（一）要樹立全局意識

美日貿易戰的結果告訴我們，要樹立全局意識，統籌解決貿易戰帶來的各項挑戰。一是統籌我國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二是統籌不同行業的貿易戰談判，三是統籌處理和美方各個部門之間的貿易談判。

首先，應對貿易戰帶來的挑戰，必須統籌處理國內國外兩個大局。美日貿易戰的結局已經證明，貿易戰通過外部刺激，利用金融市場，激化了日本的國內經濟矛盾，使日本經濟受到了打擊。因此，化解貿易戰壓力，應當優先解決國內經濟深層次的內在矛盾。當前我國面臨的主要經濟問題是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問題，隨之伴生的是房地產價格過高且不可持續導致的資產泡沫過大問題，以及以地方隱性債務為代表的債務風險問題。為此，我們應當堅定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堅持市場化改革取向，讓資源在市場的配置下得到更為合理有效的配置。同時，出于防止擠出效應的考慮，應當在穩健的貨幣政策基礎上，并以減稅為核心的財政政策相配合，通過削減企業所得稅，降低企業負擔，通過減輕對按生產要素獲取的報酬部分的稅收，鼓勵刺激人們通過貢獻自己的生產要素獲取收入，從而增加居民收入，拉動消費經濟增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在處理國內問題的同時，要統籌國際大局，聯合國際上對美國貿易政策不滿的其他國家，共同應對美國貿易政策給國際經濟發展帶來的不確定性。當初日本在遭遇美國貿易制裁時，選擇單獨應對美方制裁，而沒有聯合其他遭到美國制裁的國家共同進退，最終遭遇失敗。我國應以此為鑒，利用多邊外交，聯合其他對美國貿易政策不滿的國家共同應對貿易制裁。雖然如今多邊外交談判受到特朗普團隊抵制，但構建一個多邊經濟聯合體顯然更能向世界展示我國捍衛自由貿易的決心。

其次，應對貿易戰帶來的挑戰，必須明確樹立長期意識，統籌不同行業的貿易戰談判。2018年G20峰會結束后，國內存在一種貿易戰即將結束的樂觀情緒。但美日貿易戰的發展及結局表明，除非有一方能徹底地取得經濟上的優勢，并成功實現中長期內保持對對方壓倒性優勢的目標，否則貿易戰遲早會重燃戰火，這是任何產業轉型升級也無法改變的結果。因此，在貿易談判中應做好長期準備，更加明確我國的核心利益。

最后，應對貿易戰帶來的挑戰，必須統籌處理和美方各個部門之間的貿易談判。美國白宮、財政部、貿易代表辦公室三方都有各自的核心訴求，我們對待不同的訴求宜采取不同的應對方式和方法。因此，在談判中，應當集中力量突破化解白宮這一主要矛盾，分化處理美國財政部與貿易代表辦公室這對觀點分歧較大的次要矛盾。而美國學術界對于自由貿易體系的捍衛，通過輿論、游說等方式影響美國最終決策，也是可以爭取的潛在盟友。

（二）要秉持更加務實的態度

美日貿易戰中日本的幾次階段性勝利告訴我們，在貿易戰中要秉持更加務實的態度：一是要以更務實的態度看待貿易戰問題，二是要以更務實的態度處理貿易戰問題。

隨著G20期間中美貿易戰的?；?，國內部分觀點認為貿易戰已經結束。這種觀點顯然是不現實的。我們應當以更務實的態度看待貿易戰問題，認清貿易戰的本質是中美兩種不同社會不同道路之間的沖突。同時，我們應當以更務實的態度處理貿易戰問題。在目前我國核心技術尚未完成突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攻堅克難階段時，在中美兩國國內低調處理貿易戰，以拖待變是更為現實的選擇。在我國國內，應警惕民粹主義思潮和全盤西化思潮從不同方向對貿易戰走向進行影響。同時，在美國國內，應盡可能地淡化我國的行為，高調地以國家名義在美國報紙上宣傳美國貿易政策的缺點，盡力消除貿易戰對兩國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三）要采取更加理性靈活的方式

日本在貿易戰前期與后期應對結局的不同告訴我們，除了應當堅持全局意識、樹立務實態度外，還應當采取更加理性的方式處理貿易戰問題。一是在談判時采取理性靈活的方式方法削弱來自美國的壓力，二是在國內采取更加理性靈活的方式應對來自美方的壓力。

當前，美方在談判時主要采取施加壓力的方式，為談判多次設置時間限制，企圖逼迫我國接受或大部分接受其所提的各項要求。因此，在談判時，不妨采取以拖待變的基本策略，等待美國股市高位回調、本輪經濟復蘇走向尾聲之際，再同急于解決國內經濟衰退的特朗普方面展開談判。

由于中美貿易戰的陰影，國內對經濟的預期呈現出較為悲觀的態度，以股市方面的反應最為明顯。減稅降費等一系列政策出臺與落地的速度偏慢，與貿易戰節奏不相匹配，并不能夠在完全意義上恢復市場信心，穩定市場情緒。因此，通過理性靈活的方式，如刺激國內二級市場繁榮，用二級市場信心的恢復帶動整體信心的恢復。但這種監管的放松要采取審慎的態度，絕不能出現泡沫快速膨脹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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