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對紅學學科建構的認知與努力
——從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談“紅學”學科的研究對象與方法，并紀念周汝昌先生誕辰100周年

樊志斌

內容提要：本文從周汝昌《還“紅學”以學》談起，結合周汝昌的其他幾篇文章主張、學界的當前主張，就周汝昌對“紅學”這一具有獨特性的學科的認知與構建努力進行分析，認為其所堅持的將時代、作者、作品結合的紅學研究對象和方法，對《紅樓夢》的研究與解析、對紅學學科的建設都有非常積極的意義。

一 從周汝昌先生《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談起

周汝昌先生是紅學史上符號性的學人，學術成果眾多，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不可否認，其某些認識、主張也曾引起學界很大的爭議，其中《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就是引起爭議較大的一篇文章。

《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一文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第4期。

此時距離胡適創建“新紅學”的1921年（學界一般以胡適1921年作《紅樓夢考證》——附錄于1922年出版的所謂上海亞東圖書館標點本《紅樓夢》前，作為序言——為起點）只有七十五年，故其文副標題作“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

近一百年對一個學科的發展而言，時間不算太短，確實值得總結和反思，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站在過去的基礎上，展望未來，解決那些沒有解決的問題。這也是《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主編龍協濤邀請周汝昌對紅學史進行反思的原因。

文章發表后，引起了學界的極大反彈：胥惠民有《讀周汝昌〈還“紅學”以學〉——兼說〈紅樓夢〉研究的學術品格》（《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3期），賈穗在《紅樓夢學刊》上發表的文章標題即是《一篇貶人仰己的歪曲歷史之作——駁議周汝昌先生〈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紅樓夢學刊》1996年第4期）。此外，歐陽健的《胡適的紅學體系和紅學悲劇——讀〈還“紅學”以學〉》（《明清小說研究》1996年第3期）、周書文的《談紅學的學域：“還‘紅學’以學”論質疑》（《南都學壇：南陽師專學報》1997年第1期）也都是直接針對周文的商榷。

這種爭論之所以產生，既有學人因知識背景、知識層次、研究方向、具體觀點的不同而對紅學范疇、紅學史的理解有不同，也有人際關系方面的原因，甚至也有周汝昌行文隨意方面的原因。

流風延宕至今，近年復有數篇文章及于紅學的學科建設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僅就題目和主體內容涉及紅學學科商榷和探討的就將近五十篇，可見紅學學科界定和建設問題在當代學人心目中的地位。

某種角度上說，這些討論都是在周汝昌《還紅“學”以學》這篇文章的影響下出現的，由此可見“紅學”在學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見周汝昌先生在紅學界的地位和本文的影響與爭議。

關于紅學、紅學學科的主要爭論文章列表（一）

2018年是周汝昌先生誕辰一百周年，距離《還“紅學”以學》發表，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三年，距離蔡元培發表《石頭記索隱》（中華書局，1917年）整一百周年。

從學術史的角度梳理周汝昌的學術理路，界定這篇文章的價值，少了很多人際關系方面的顧慮，也許能更加看到這篇文章本文的學術價值。

今試作分析，一來回顧、解析紅學史上的一篇重要學術論文，二來作為對周汝昌先生這位紅學史上重要人物的百年紀念。

二 《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的主張

（一）紅學要有學術體系

周汝昌在《還“紅學”以學》一文明確聲稱：“既稱‘紅學’，它首先應當是一門自成體系的學術?！敝苋瓴倪@一主張看似無奇，在紅學史上卻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他第一次以“學術體系”的學科要求來倡導和要求“紅學”，實際上從理論上開啟了“紅學”理論的研究，是《紅樓夢》研究納入現代學術研究方式后第一次明確地將“紅學”作為一門“學”進行探討。

（二）胡適的貢獻與胡適沒有建立“紅學”的愿望和努力

1.所謂“新紅學”是一種口號與宣言，并無實際的學術體系

固然，在《紅樓夢》誕生以后，評點、研究《紅樓夢》的文字多如牛毛，但不管被顧頡剛稱為“舊紅學”的傳統《紅樓夢》評點、研究，還是被顧頡剛稱為“新紅學”的胡適等人的研究，都沒有建立“紅學學術體系”的主觀愿望。

實際上，揆諸歷史，可以發現，“新紅學”是一種近似革命宣言的口號，顧頡剛發明和使用這個詞時，更多的是談考證性的方法，并沒有“學術體系”的考量。

2.胡適的“紅學”研究與“紅學”的學

作為被稱贊對象的胡適，也是如此，他研究《紅樓夢》只不過是為了做一個實驗主義的個案，教中國人一個做學問的方法。

從這一點上說，胡適的《紅樓夢考證》與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并無“本質上的區別”，都是在借《紅樓夢》這杯酒“澆自己的塊壘”——盡管胡適的研究方式更接近學術的體系。

正是因為如此，周汝昌才稱：

至蔡元培時代，這一派（筆者按，指索隱派）人才將此說裝上了“學”的外衣。

又云：

夠得上學術的“紅學”畢竟從哪兒才算開始呢？這就不能不明白承認：從胡適作《紅樓夢考證》開始。這是事實，對胡氏有何評價意見，都不能否認這一事實。

但是，由于胡適研究《紅樓夢》的立足點就不是為了建立“紅學體系”，所以用力也不勤：

他做了一般性的考訂工作，貢獻不小，但這兒并沒有什么新的思想內涵與學術體系可言。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加上以“美國為是”，胡適對《紅樓夢》評價極低，認為水平比不上《孽?；ā贰度辶滞馐贰?，沒有“PLOT”。更遑論“單層次歷史考證而外所必須的思力、識力和更高層次的靈智方面的體會尋求”。

如果愿意了解紅學史，周汝昌這一見解當然是極其明智的見解，正如周汝昌評價胡適所說的：這是事實，對周氏有何評價意見，都不能否認這一事實。

至于胡適之后的俞平伯，周汝昌也給了客觀的評價：

這部書（筆者按，俞平伯的《紅樓夢辨》）在當時很有貢獻，影響也大，對“紅學”的發展是有其功績的。

（三）周汝昌明確提出，不能泯滅“紅學”的獨特性

正是因為有意識地建立“紅學”的“體系”，周汝昌才對《紅樓夢》研究的方方面面進行了觀照。

周汝昌認為，《紅樓夢》是一部“觸及人類靈智才能的高層文化內容的著作（小說不過是其外衣而已）”，因此“紅學”有著極大的特殊性，不能用小說學、文藝學的一般規則將其拉向“一般化”。如果這樣，“紅學”也就成了《紅樓夢》研究，與《三國演義》研究、《水滸傳》研究無異了。實際上，這一主張正是強調重視《紅樓夢》的“文化價值”研究——超越文學技法的、形而上的思想與知識。

周汝昌后來出版《紅樓夢與中國文化》（工人出版社，1989年）、《紅樓藝術》（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就是要用中國固有的文化思想、審美傾向、文學理論對《紅樓夢》進行解析和深入探討。

也就是說，學界可以不認同周汝昌的具體觀點和論證，卻不能說他所謂《紅樓夢》、“紅學”具有極大的特殊性這一點不對。

（四）《紅樓夢》研究的三個層面

周文的第五部分是“王國維與陳蛻”、第六部分是“魯迅大師”。在這兩部分中，周汝昌分別了《紅樓夢》研究的三個層次——賞析感發、論析與引證、識見。在周汝昌看來，王國維與陳蛻的文章不過是生搬硬套地將西方理論用在《紅樓夢》上，這種研究看似“研究”，實際上是赤裸裸地閹割《紅樓夢》，與“學”無關。而《紅樓夢》的索隱派研究雖然也不科學，但多少還是有考證、對比，還在“學”的范疇內。魯迅論《紅樓夢》，舍程本《紅樓夢》，取戚序本《石頭記》的引用，這才是見識，稱《紅樓夢》為人情小說，關注脂批和前面文字對后面的暗示，“方能稱為‘紅學’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實際上，周汝昌將《紅樓夢》的研究劃分為三個層次——文學賞析、作者文本考證、思想審美：

中華文化之學：包括文學，更涵蓋諸多區域

科學的學術研究：包括考證，涵蓋諸多方面

思想、學力、文化素養、審美層次、人生閱歷方面的研究

三 周汝昌“紅學體系創建人”的自我認知與定位不失客觀

《還“紅學”以學》最受人非議的問題有三條：一是認為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只是讀后感；二是認為胡適的《紅樓夢》研究并沒有建立“學”的意識，自己才是有意建立“紅學意識”的第一人；三是認為“紅學”有獨特性，不僅僅是《紅樓夢》的文學研究。

實際上，如果不帶偏見，不考慮周汝昌主張之后的“具體問題論證”，以上三條提法都沒有問題，而且非常重要。

（一）周汝昌對王國維的評價不失客觀

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雖然第一次將西方論文式論證模式用于《紅樓夢》“研究”，但其當時的心態、寫作目的、對叔本華和佛教理論的理解都與“研究”關系不大，故周汝昌稱其為“讀后感”。此俱見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不必具論。

（二）周汝昌確實是第一個有意識建立“紅學體系”的學人

受胡適在現代《紅樓夢》研究史上開創地位、顧頡剛“新紅學”提法的影響，學界一般認為，胡適是“紅學”的創建人。

但在，《還“紅學”以學》一文中，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后的《紅樓夢》諸家研究進行了分析和否定后，周汝昌實際上將自己放到了“紅學”創建人的位置上。

如果正視紅學史，正視周汝昌《紅樓夢新證》及其以后的陸續研究，就不得不承認周汝昌是紅學史上“第一個有意識”建立“紅學”體系的研究者。

（三）周汝昌是近代學術體系下“紅學”有意識的創建人與他的“紅學”體系是否合理、正確不是一個問題

我們說，周汝昌自詡為近代學術體系下“紅學”有意識的創建人，這點并無大過；至于他的“紅學”體系“是否合理”是另一個層面上的事情，但以往研究者往往將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

由于周汝昌先生行文不甚規范，話說得相對隨意，故而引起人們的強烈反感——人們更愿意由后人書寫紅學史時，給予不同學人以地位，而不是自己的自我界定，此系人性，不干學術。

正是因為如此，賈穗的批判文章才直接標題為“一篇貶人仰己的歪曲歷史之作——駁議周汝昌先生《還“紅學”以學——近百年紅學史之回顧》”。

四 《紅樓夢》“寫什么”、如何研究是關于紅學相關問題爭論的根本所在

（一）《還“紅學”以學》是宣言，也是回應

由于《北京大學學報》發表的周文是節選，加之周汝昌先生不甚長于現代學術的語言表達方式、《還“紅學”以學》還有諸多不能清楚闡釋的話題、學界對周氏紅學的不認可等諸多原因，各種問題都借著《還“紅學”以學》一文發表和契機爆發出來了。

實則，《還“紅學”以學》的主張是周汝昌的一貫主張，如果我們結合他的其他文章，周汝昌的“紅學”觀就顯得比較清晰明確了。

在此之前，周汝昌就紅學問題發表過《什么是紅學》（《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紅學的高境界何處可尋》（《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

這些文章既是周汝昌對自己“紅學”體系的認知，某種程度講，也是對《紅樓夢》要做文本研究、不要做其他不相關研究主張的回應，尤其是對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文的回應——此文在國內影響甚大，引發一波關于“紅學”是什么、應該研究什么的熱潮。

（二）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文：基于不了解“紅學史”面貌寫就

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文發表于《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4年6月第二卷第一期，認為近百年“紅學”范式先是自傳說、后是階級斗爭說，現在應該向純文學說發展。

余文影響甚大，雖云“學術史的分析”，但幾乎不了解中國紅學史的基本面貌。如果了解紅學史，如呂啟祥、林東海二先生編纂的《紅樓夢研究稀見資料匯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7年）所呈現的，就會知道除了余氏列舉的“社會影響大”的幾位代表外，《紅樓夢》的研究從來是百花齊放，用文學的理論解析《紅樓夢》自20世紀30年代即已風行，即便在60年代，何其芳、王朝聞、蔣和森等人的研究也都是以文學理論進行的，根本不用等到1970年代由余英時來提倡。

（三）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一個學術史的分析》一文“客觀上”撕裂了中國紅學界

余文的問題在于“撕裂了紅學界”。在余文沒有傳入大陸學界以前，學界各家具體觀點互有商榷，但從來沒有受到誰的研究屬于紅學、誰的研究不屬于紅學這個問題的困擾，但余文提出周汝昌的相關研究不及于《紅樓夢》本身，屬于“曹學”。

這就“迫使”相關研究者思考自己的研究算不算“紅學”這一問題。周汝昌指出，“紅學”根本不是普通的小說學研究：

紅學顯然是關于《紅樓夢》的學問，然而我說研究《紅樓夢》的學問卻又不一定都是紅學。為什么這樣說呢？我的意思是，紅學有它自身的獨特性，不能只用一般研究小說的方式、方法，眼光、態度來研究《紅樓夢》。如果研究《紅樓夢》同研究《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以及《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等小說全然一樣，那就無須紅學這門學問了。

紅學不是要去代替一般小說學，它卻補充和豐富一般小說學。一般小說學也不能代替紅學。這個分別很重要，可是不一定每個人都清楚。

而古典小說界則稱，“紅學”必須是《紅樓夢》的小說學研究，各執一端，爭論不休。

可見，余文在沒有細致的紅學史梳理基礎上的“偽立論”，對大陸學界《紅樓夢》研究界產生了“客觀的撕裂效果”。

（四）不應在《紅樓夢》深度研究之前先給《紅樓夢》定性：對《紅樓夢》“寫什么”、如何研究的理解差異是紅學相關問題爭論的根本所在

學界之所以對“紅學”是什么、“紅學”應該研究什么、周汝昌《還“紅學”以學》等問題產生重大異議，根本原因在于學界對《紅樓夢》“寫什么”、如何研究的理解差異：《紅樓夢》到底只是一部小說，還是曹雪芹家族史，或者曹雪芹還有別的寫作訴求……

學界往往批評周汝昌不懂文學虛構。周汝昌是中文系畢業的底子，他自己也說自己懂虛構，但問題是《紅樓夢》中哪些成分是虛構、虛構比例占多少、虛構怎樣表現了曹雪芹的高超技法，卻是不容易爭論得清楚的事情。

藝術來源于生活，藝術高于生活。走任何一個極端都是有問題的，關鍵在于有證據。在沒有證明之前，直接把《紅樓夢》定義為“就是一部小說”，本身就是一種“假設”。

須知，體裁不等于表達目的。中國知識分子歷來有“文以載道”的傳統，曹雪芹在《紅樓夢》中也自稱：“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脂批中也反復談到《紅樓夢》中的事情與曹家的關系……凡此種種，都需要展開深度研究。因此，在《紅樓夢》的深度研究還沒有充分展開之前，給《紅樓夢》定性并不有利于《紅樓夢》的深度研究與賞析。

五 基礎與境界：周汝昌非常重視《紅樓夢》的藝術解析

（一）周汝昌非常重視《紅樓夢》的藝術解析

1979年，周汝昌在河北大學中文系講課，其講課內容被整理成《紅學的幾個側面觀——在一九七九年河北大學中文系學術報告會上的談話》一文，發表在《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9年第4期上?！逗颖贝髮W學報》1981年第1期又發表了《〈紅學的幾個側面觀〉的續篇》，其中寫道：

談《紅樓夢》的藝術，這個問題太要談了。我們今天繼承什么?……我們學習《紅樓夢》，學什么?繼承什么?還不是學它那么高的藝術造詣!學它怎樣表現人物，人物就活起來!等等。我總覺得更主要的還是繼承它的藝術成就。

《紅樓夢》有哪些高超的藝術成就?簡單說，印象最深刻的，就得從寫人物說起。曹雪芹寫人物，不用廢話、假話、空話，大話、廢話他不說……

曹雪芹惜墨如金，寫人物一句廢話沒有。文學藝術不是講解，訴諸理智；而是訴諸感情，這就是用形象來表現，不是講演。一個人物一上場，他作者對這個人性格什么話都不解說，也不刻畫容貌細節。西洋小說特別如左拉一派，寫一個婦女常常要極細致地寫她的衣裝，甚至一個耳墜，這是西洋歷史文化傳統可能產生的結果。中國不是搞這樣的“描寫”的，是抓住“本質”——精神境界。

（二）基礎與境界：周汝昌認為，沒有好的研究基礎，奢談《紅樓夢》研究的境界沒有實際用處

實際上，在《〈紅學的幾個側面觀〉的續篇》中，周汝昌在談《紅樓夢》的藝術之前，先談的是《紅樓夢》的作者與時代背景問題：

《紅樓夢》是一部好書，很偉大，內容很深刻，評價很高，談它的時代背景、內容、意義很多了，假設說談得比較接近正確了，我認為是輪到該談談藝術了——可今天這方面是非常不夠的。這個問題靠大家努力，是共同的責任。需要注意，周汝昌這里說“談它的時代背景、內容、意義很多了，假設說談得比較接近正確了，我認為是輪到該談談藝術了”。這是周汝昌先生讀到余英時《近代紅學的發展與紅學革命》之前的表態，因此，某種程度上說《還“紅學”以學》既可以看作對余文和余文同類文的反擊，也可以看作周汝昌先生的一貫主張和宣言。

在讀到余文后，周汝昌在《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2年第3期發表了《什么是紅學》。文中，他認為“紅學”的主體是曹學、版本學、脂學（脂批研究）、探軼學（探《紅樓夢》八十回后“曹雪芹原意”）和其他。周汝昌又在《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發表了《紅學的高境界何處可尋》，再次強調不要低估曹雪芹的價值、高估研究者自己的水平。

將《還“紅學”以學》與周汝昌《什么是紅學》《紅學的高境界何處可尋》對看，可以發現周汝昌從來不反對《紅樓夢》的文化與藝術研究，他所反對的是，在《紅樓夢》的基礎研究沒有充分展開之前，“奢談”《紅樓夢》的藝術、文化與高度。

《還“紅學”以學》之前關于紅學、紅學學科的主要爭論文章列表（二）

六 “紅學”學科建設的作者、時代、作品三合一研究：《紅樓夢》的深度研究如何開展

（一）周汝昌提出《紅樓夢》的研究應該作者、時代、作品作三合一研究

盡管周汝昌倡導“紅學獨特性”，目的是為其《紅樓夢》系作者“自敘傳”說服務，但是，在《紅樓夢》研究中，有兩個基本點不可否認：

曹雪芹、《紅樓夢》誕生于18世紀，彼時知識分子的認同、學養、習慣與今天學人完全不同，不能“離開特定的文化底基涵蘊、歷史環境、作者心靈神智”。

歷史上，《紅樓夢》寫作目的和主張的談論本來非一，或者重視其文學藝術，或者重視其本事，或者重視其思想層面，各自研究即可，不必談文學價值，即否定其他研究。

即從《紅樓夢》的文本本身來看，盡管《紅樓夢》在諸多傳統小說那里汲取了豐富的養分，但是，與傳統小說相比，《紅樓夢》的價值首先建立在對傳統小說的否定上?！都t樓夢》第一回中將歷來小說分作三類：

歷來野史，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奸淫兇惡，不可勝數。

更有一種風月筆墨，其淫穢污臭，涂毒筆墨，壞人子弟，又不可勝數。

至若佳人才子等書，則又千部共出一套，且其中終不能不涉于淫濫，以致滿紙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過作者要寫出自己的那兩首情詩艷賦來，故假擬出男女二人名姓，又必旁出一小人其間撥亂，亦如劇中之小丑然。且鬟婢開口即者也之乎，非文即理。故逐一看去，悉皆自相矛盾，大不近情理之話。

因此，曹雪芹寫獨樹一幟的《紅樓夢》，其經歷（時代、家族、個人、身份、素材）與作品之間到底是怎樣的一種關系，是什么促成了他的創作、他的創作要表達什么等等自然需要研究，不能僅靠文本賞析來“切實地解決”這些問題。

從這一點上來說，周汝昌提倡作者、時代、作品三合一研究，方向無疑是正確的，至于他自己的《紅樓夢》作者、時代、作品研究是否正確是另外一回事，但從方法論來說，這種做法無疑比余英時等人單就作品談作品更加高明、正確。

（二）馮其庸對《紅樓夢》研究的主張

無獨有偶，另一位紅學大家馮其庸雖然在曹雪芹、《紅樓夢》研究的具體觀點上有不少差異，但在《紅樓夢》的研究方法上，卻與周汝昌同出一轍。馮其庸在《瓜飯樓重校批〈紅樓夢〉》的序言《解讀紅樓夢》中寫道：

《紅樓夢》的解讀，根據我自己的體會，我認為必須要正確地做好四個方面深入細致而切實的研究工作。

第一，要正確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

要正確地弄清曹雪芹的百年家世。因為曹雪芹在《紅樓夢》里一再提到他的百年家世，從艱難的創業，到種種特殊的際遇，到成就飛黃騰達亦武亦文的顯宦家世，到最后的盛極而衰和徹底敗落……

或曰：《紅樓夢》并不是曹雪芹的自傳，何必要了解這么多呢?《紅樓夢》確實不是曹雪芹的自傳，所以“自傳說”是錯誤的。但曹雪芹寫《紅樓夢》的生活素材來源，卻是取自他自己的家庭及舅祖李煦的家庭等等，這是事實。所以為了更深入地研究《紅樓夢》而研究曹雪芹創作《紅樓夢》的生活素材，歷史背景，這是完全必要的。反之如果把曹雪芹的百年家世都弄錯了，甚至故意歪曲顛倒了，那末，如何能理解《紅樓夢》呢?

第二，是要正確地理解曹雪芹的時代

要正確地理解曹雪芹的時代，不僅僅是曹雪芹生活的不到50年的時代（約1715到1763），而且還應該了解曹雪芹出生前的一段歷史狀況，因為這都會對作者產生影響。特別是對曹雪芹時代的政治斗爭、思想斗爭、經濟狀況、社會狀況等等，都必須有所了解……一部《紅樓夢》是整個時代的產物而不僅僅是曹家家庭的產物，是整個時代和社會的反映而不僅僅是曹家家庭的反映，《紅樓夢》的內涵是非常深廣的，不是曹家的家史所能包涵的。只有把《紅樓夢》放到整個曹雪芹的時代和社會去考察衡量，才能真正了解這部書的深刻含義，如單用曹家家史來衡量這部書，是大大縮小了它的內涵。

第三，要認真研究《紅樓夢》的早期抄本……

第四，要參照《紅樓夢》同時代的作品。

所以，筆者稱周汝昌、馮其庸二位紅學大家為學問上的戰友、學術上的對手，正是從二人的研究大思路上說的。

結 語

精研中國古代小說史的魯迅在他的《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七）》中指出：

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并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

英國莎士比亞故里的宣傳冊上寫道：“領導世界欣賞莎士比亞的作品、生活和時代?！?/p>

關注作者、時代、作品，對作品進行深度研究，是學術史的總結與經驗。此外，紅學史（版本、傳播、衍生品、翻譯）的研究反映不同時代對《紅樓夢》的接受與審美，是紅學體系的第四支。

如今，我們對曹雪芹和他的家族家風、生活時代諸多方面的理解還不夠多，在這樣貧瘠的學術基礎上，《紅樓夢》的深度研究與賞析實在是存在困難的。而這正是周汝昌先生1995年接受《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之邀，作《還“紅學”以學》的背景。如今重讀這篇文章，發掘其積極意義，對《紅樓夢》的研究、對中國典籍和傳統文化的研究都有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