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史視野中的“述學文體”

陳平原

一

與唐宋詩文或上古史研究不同，“現代中國研究”往往與當下的思想文化潮流，乃至政治局勢相互激蕩，好處是問題意識突出，缺陷則容易陷入古今循環論證。當初選擇這個題目，確實別有幽懷，日后在推進過程中，騰挪趨避，更是得失寸心知。如今到了收官階段，正準備撰寫序言，收拾無比雜亂的書房時，竟然發現好幾篇早年文章手稿，其中有兩則讓我感慨萬端。

初刊《東方》創刊號（一九九三年十月）的《當代中國人文學者的命運及其選擇》，其中這段話，已經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了，至今重讀，仍讓我熱血沸騰：

我曾經試圖用最簡潔的語言描述這一學術思路：在政治與學術之間，注重學術;在官學與私學之間，張揚私學;在俗文化與雅文化之間，堅持雅文化。三句大白話中，隱含著一代讀書人艱辛的選擇。三者之間互有聯系，但并非邏輯推演;很大程度仍是對于當代中國文化挑戰的一種“回應”——一種無可奈何但仍不乏進取之心的“回應”。

只有明白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社會及學界的狀態，才能體會其中的憋屈與悲壯。不知道為何這份手稿居然能存留下來，當初文章完稿后，一般都是直接送編輯部或印刷廠，極少有重抄或復印留底的。

更不可思議的是《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此文初刊《學人》第二輯（一九九二年七月），后入王曉明主編《批評空間的拓展：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東方出版中心一九九八年版）等，那是我比較得意的長文之一。文章寫在廣播電視出版社每頁五百格的大稿紙上，總共五十九頁，書寫瀟灑，偶有涂抹，幾乎可作紀念品收藏。更重要的是，此文最后兩段，既是史學論斷，也隱含著我當年的心境：

章太炎對中國私學傳統的推崇，在學術精神上是力主自由探索“互標新義”，反對朝廷的定于一尊與學子的曲學干祿;而在具體操作層面，則是借書院、學會等民間教育機制，來傳國故繼絕學，進而弘揚中國文化。

民間講學涉及經濟、政治等一系列問題，并非一句“學術自由”就能解決。章太炎一生堅持私人講學，多次拒絕進入大學當教授，有其明確的學術追求。至于章氏私人講學所面臨的困境、所取得的實績，以及借此建立學派設想之實現等相關問題，只能留待專文論述;這里只是突出章太炎對中國私學傳統的體認與繼承。

手稿及刊本所署寫作時間，都是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可我清楚地記得，此文應寫在《在政治與學術之問——論胡適的學術取向》（撰于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九日，刊《學人》第一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之后。翻查日記，終于發現“立字為據”也不一定可靠——此文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開筆，完稿于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當初大概是忙暈了，題寫時問時，忘記已經“天增歲月人增壽”。

一九九一年對我來說是個十分關鍵的年份。元旦那天，寫下《（千古文人俠客夢）后記》，為完成一部突發奇想的小書而得意洋洋;半年后撰寫“校畢補記”，則感嘆喜愛劍俠的父親去世，“再度燈下涂鴉，不禁悲從中來”。接到父親病危的電話，我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學，急忙趕回潮州。病床前，母親稱已無力回天，父親彌留之際，多說好聽的，讓他寬心上路。日后多次回想當時的情景，埋怨自己不該絮絮叨叨，但又真的不知道該做什么好。

父親的英年早逝，對我是個巨大打擊，但也促使我迅速成熟。這個世界上，最關心也最牽掛我的人走了，以后一切都只能自己做主。因機緣湊合，在日本“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及江蘇文藝出版社的支持下，我與王守常、汪暉合作主編的《學人》在這一年十一月問世。事后想來，以當時的輿論環境，《學人》能夠破土而出，實在是個奇跡。起碼開創了民問辦刊的新路徑，也算是實踐了章太炎的私學理念——起碼我自己是這么想的。

我在《學人》第一輯上，除了《學術史研究隨想》，還有一篇專業論文《在政治與學術之問——論胡適的學術取向》。單看題目，不難明白當初我的困惑與抉擇?？晌腋鼞涯畹氖峭晁脑伦珜?，因各種緣故壓了兩年才刊出的《學者的人問情懷》（《讀書》一九九三年五期），此文當初引起不小的爭議，日后被別人收入多部選集中。這回翻箱倒柜，特別希望能找到此文稿，可惜沒能如愿。

對于我來說，一九九一年是重要的轉捩點，如此巨變，既是人生體驗，也是學問境界。當年發表大小十二文，談武俠的屬于前一年的積累，說學術史的，方才是剛剛開啟的新天地，而《在政治與學術之問——論胡適的學術取向》《在專家與通人之間——論胡適的學術取向》《章太炎與中國私學傳統》三文，日后收入《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因這三篇論文（加上那則《學者的人間情懷》）與我日后的人生選擇及學術道路密切相關，我對自家的學術史“三部曲”十分在意。

二

在撰于一九九一年六月的《學術史研究隨想》中，我曾這么談論學術史研究：

在我看來，這既是一項研究計劃，更是一種自我訓練。在探討前輩學人的學術足跡及功過得失時，其實也是在選擇某種學術傳統和學術規范，并確定自己的學術路向。能不能寫出像樣的學術史著作，這無關緊要，關鍵是在這一研究過程中，親手“觸摸”到那個被稱為“學術傳統”的東西?！簿褪钦f，在學術流派的形成、概念術語的衍變、學科的崛起、方法的更新以及名著的產生等之外，還必須考察作為治學主體的學者之人格?！蔼毩⒅?，自由之思想”固然值得大力褒揚，可由于特殊思想背景造成的學者落寞的神色、徘徊的身影以及一代學術的困惑與失落，同樣也很值得研究。這種研究，不乏思想史意義。

話雖這么說，作為職業讀書人，自我訓練之外，還是希望能寫出稍微像樣點的學術史著作。二十多年來，從最開始的“學人精神”（《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初版），到“學科體制”（《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二0一一年初版），再到眼下的“述學文體”（《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終于完成白成一格的現代中國學術史“三部曲”。只是如此環環相扣，并非一開始就成竹在胸，而是在漫長的探索過程中逐漸調整而成的。

在九十年代初討論晚清及“五四”兩代讀書人如何在求是與致用、官學與私學、學術與政治、專家與通人的夾縫中掙扎與前行，當然是有感而發。不過，《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更有價值的是以章、胡為中心說開去，討論經學子學方法之爭、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現代中國的“魏晉風度”與“六朝散文”，以及現代中國學者的自我陳述等。而其中談論胡適的文學史研究，促使我從個人著述轉向學科體制，于是有了《作為學科的文學史》。

二0一六年增訂版《作為學科的文學史》，加了個副題“文學教育的方法、途徑及境界”，主旨更為顯豁。全書共十二章，大致分為三塊，分別討論學科建立與學術思潮、學人及其著述、若干專業領域的成績與拓展的可能性。第一至第四章從課程、教師、教材、課堂人手，討論百年來中國大學里以文學史為中心展開的文學教育，分析其利弊得失。第五至第八章談論具體的文學史家。第九至第十二章牽涉小說史、散文史、戲劇史和現代文學四個專業領域，屬于典型的學術史思考。其中《“文學”如何“教育”——關于“文學課堂”的追懷、重構與闡釋》一章，白認為頗多新意：從“聲音”角度探索文學教育的方法與途徑，與《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中關于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的思考路徑相通。

十幾年前，我曾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開設“現代中國學術”專題課，開場白整理成《“學術文”的研習與追摹》（初刊《云夢學刊》二00七年第一期）。那門課共挑了十五個研究對象，每人選三文，既是歷史文獻，也是學術文章，要求學生閱讀時兼及“學問”和“文章”兩個不同的維度，且特別提醒：

學問千差萬別，文章更無一定之規?！皩W術文”的標準，到底該如何確立？唐人劉知幾講，治史學的，應具備三本領：才、學、識。清人章學誠又添加了一項“史德”。史才、史學、史識、史德，四者該如何搭配，歷來各家說法不一。我想補充兩點：第一，選題及研究中“壓在紙背的心情”;第二，寫作時貫穿全篇的文氣。

此處提及的“學術文”，用的是老北大的課程名稱，轉化成我的研究課題，便是“述學文體”。

三

談論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與傳統中國的文體學、目錄學以及西方的修辭學等有關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關心的，其實是在中外新舊文化激烈碰撞的時代，中國學者如何建立“表達”的立場、方式與邊界。

《現代中國的述學文體》共八章，個案部分，除了已完成的五章，原本還選了陳垣、陳寅恪、馮友蘭、錢穆、朱自清、顧頡剛、俞平伯、鄭振鐸、李澤厚、余英時十位，都是述學方面的高手，值得再三推敲;可說著說著，越來越往修辭學方向走，這可不是我的愿望。于是當機立斷，就此打住，因為，單就“述學文體”這個話題而言，前五個案例已經足夠精彩，再多說就是具體的技術分析了。五個案例中，談論章太炎那一章最薄弱，因最初是為整理本《國故論衡》做導讀，筆墨不免拘謹。好在關于章太炎的思想、學問及文章，此前我在《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多有涉及，讀者也可參考《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二00五年初版）的第四章《學問該如何表述——以（章太炎的白話文）為中心》。

借如何“引經據典”來討論晚清以降“述學文體”的變革，是個有趣的入口。原本設想的章節還有《教科書、專著與割記——著作成何體統》《雜志、學報與副刊——學問怎樣發表》《標點、段落與文氣——文章如何呈現》，為此我還做了許多理論及資料準備，最終沒能完成，固然很可惜，但以目前中國學界的狀態，能將此類題目經營得風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相對來說，我更看好從演說角度切入，討論近現代中國文章的變革。此舉可以上掛下聯，縱橫馳騁，白認為頗具創見。這里牽涉聲音與文字、文言與白話、大學與社會、論著與雜文等，可以說牽一發而動全身。實際上，本書好多個案都涉及此話題，只是立場及趣味不同而已。

需要多說幾句的，是關于著作的想象。清儒章學誠《文史通義》以及今人余嘉錫《古書通例》都曾講到著述體例，但不及以下三位痛切精辟。王國維刊于一九一四年的《二牖軒隨錄》中有一則“古今最大著述”：

余嘗數古今最大著述，不過五六種。漢則司馬遷之《史記》，許慎之《說文解字》，六朝則酈道元之《水經注》，唐則杜佑之《通典》，宋則沈括之《夢溪筆談》，皆一空倚傍，自創新體。后人著書，不過賡續之，摹擬之，注釋之，改正之而已。吳汝綸在《天演論序》中提到，古今之文大體可以分為“集錄之書”和“自著之言”：“集錄者篇各為義，不相統貫，原于《詩》《書》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葉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睗h代多白著之書，唐宋以后則多集錄之文，“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干而眾枝”，這點很令人羨慕。胡適也曾列舉自古以來若干“成體系”的著作，如《文心雕龍》《史通》《通典》《文史通義》《國故論衡》等，給予特殊表彰，稱之為學術著述的極則。這里的“最大著述”“白著之言”，以及“成體系”，與傳統中國的四部分類沒關系，乃中國學者面對西潮沖擊的自我反省與價值重估。

晚清以降，在中國學界，這種“一干而眾枝”的著述形式逐漸興起，而傳統的“文集之文”相對衰落。這牽涉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以及新的表達方式的確立。但著作的定義并非一成不變，完全可以百舸爭流。針對世人抱憾陳寅恪沒能撰寫“中國通史”，我曾撰《學者的幽懷與著述的體例——關于（陳寅恪集·書信集）》（《讀書》二00二年第一期），對此略有辨析：

陳先生無疑是很講“通識”的史家，無論講課或者著述，其眼光從不為一時一地一民族一文化所限?？杉偃鐝闹鲶w例考慮，撰寫“通史”又恰好不是其著意經營的目標。還不是晚年雙目失明或精力不濟，而是其研究及著述深受歐洲漢學以及傳統中國學術的影響，以專深的論文，而不以系統的著作為主要工作方式。

身處大變革時代，學者到底該如何思考、表述與立說，前輩們做了許多艱辛而有效的探索，初步勾勒了若干可行的通路，讓后來者有所依傍。但所有探索，即便十分成功的，也都只是范例，而不是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