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外匯交易發展與上海外匯交易中心的建設

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的發展任重道遠，上海外匯交易中心的建設勢在必行。我國應繼續推進外匯領域的改革開放，深化外匯市場發展，建設面向國際、有深度、有廣度的外匯市場，以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的開放。

自2009年跨境人民幣結算試點啟動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持續推進。其中，以外匯日均交易額衡量的、反映人民幣在金融市場使用程度的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也隨之獲得了持續發展。國際清算銀行（BIS）2019年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人民幣已成為全球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中國內地躋身為全球第八大外匯交易中心。在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向縱深發展的新時期，如何促使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與上海外匯交易中心建設更加緊密相連、相輔相成，以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外匯市場的發展，已成為我國金融市場改革發展的重要議題。本文分析了全球外匯交易的最新進展以及全球主要外匯交易中心的發展經驗，并在此基礎上對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和上海外匯交易中心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政策建議。

全球外匯交易的最新進展

全球外匯市場范圍廣闊、業務眾多、交易頻繁。與其他諸多金融市場相比，外匯市場的不透明性較高，涉及外匯市場整體的數據也難以統計。國際清算銀行有關全球外匯交易的調研報告每三年公布一次，涉及約53個國家和地區的近1300家金融機構，是了解全球外匯市場發展情況的相對權威、全面的數據來源。

從總量看，2001年以來，全球外匯交易總體保持增長趨勢。根據BIS的統計數據，2001年外匯市場日均交易量為1.2萬億美元，2019年達到6.6萬億美元，年均增速為32%。從各年實際增速看，2002—2007年的年均增速超過50%；此后增幅放緩，甚至在2016年由于現貨交易量大幅下滑還出現了負增長；2019年恢復增長，日均交易量較2016年增長了30%。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電子交易及自動化交易興起，降低了交易成本，改變了價格形成和流動性供應，從而推動了外匯和場外衍生品市場的增長；另一方面，中小金融機構的廣泛參與推動了外匯掉期業務的擴張，加之現貨交易的恢復，共同推動了全球外匯交易額的增長。

從結構上看，2019年與2016年相比，各種外匯交易工具類別的絕對值均呈正向增長。其中，直接遠期同比增長43%，外匯掉期增長35%，貨幣掉期增長32%，現貨交易增長20%。不難看出，直接遠期和外匯掉期是外匯交易的增長引擎。從具體占比看，現貨交易的份額下降2%至2019年的30%，而直接遠期和外匯掉期的市場份額則分別上升了1%和2%至15%和49%。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銀行資金的流動性管理和外匯投資組合增加了對外匯掉期的需求，以及機構經紀業務增長等因素，提振了相應外匯工具的交易。

人民幣外匯交易與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心的發展

人民幣外匯交易的發展

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的地位大幅提升。根據BIS的統計數據，2007年，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份額僅為0.5%；而2019年已達到4.3%，交易貨幣排名從全球第20位躍升至第8位。近年來，隨著人民幣加入SDR、“滬港通”“深港通”的推出和人民幣海外債券的發行，人民幣日均外匯交易額增長進一步加快，人民幣日均交易總量從2016年的2020億美元增加至2019年的2840億美元。由于該階段全球總體外匯交易量繼續保持增長，人民幣日均交易額在全球的相對排名保持不變（2016年和2019年均為全球第8位）。當然，必須承認，與美元等世界主要貨幣相比，人民幣外匯交易的總體份額依然較小，未來仍有廣闊的提升空間。

在岸人民幣交易的相對重要性上升。近年來，一方面離岸與在岸市場利差收窄，人民幣海外存款的回報率及投資吸引力下降，中國香港離岸市場點心債券發行量和存量減少；另一方面，在岸金融市場不斷擴大開放增加境外投資者進入在岸人民幣市場的直接渠道。由此導致了離岸市場成交量所占份額有所下降，從2016年的73%降至2019年的64%，是十年來首次出現在岸人民幣交易在CFETS平臺上相對重要性上升的情況。此外，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地理位置也出現了新的轉移傾向，中國香港和倫敦的人民幣離岸業務比重增加，新加坡和紐約則在下降。倫敦于2019年超越新加坡，成為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以外最大的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心。

人民幣金融交易功能仍有改善空間。從結構上看，目前人民幣外匯交易中最重要的業務是外匯掉期，占比48%；其次是現貨交易，占比34%；直接遠期，占比13%。相較于國際平均值（外匯掉期49%、現貨交易30%、直接遠期15%），人民幣的現貨交易占比偏高，而直接遠期交易占比偏低。相較于美元（外匯掉期50%、現貨交易29%、直接遠期15%），不難看出，人民幣交易仍偏重于短期的現貨交易，而中長期的直接遠期交易及外匯掉期業務較少。這表明，人民幣金融交易功能仍需要進一步強化。

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心的發展

1994年4月，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于上海成立并推出外匯交易系統。中國外匯交易中心于1996年啟用人民幣信用拆借系統，1997年開辦銀行間債券交易業務，2005年開通銀行間債券和人民幣/外幣的遠期交易，為外匯市場的現貨及衍生產品、銀行間貨幣市場、債券市場提供交易及信息等系列服務。

近年來，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參與人民幣外匯交易的主體不斷增加，并呈現多元化發展。根據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數據，截至2020年1月10日，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人民幣外匯做市商機構有即期30家、遠期27家，此外有人民幣外匯即期會員692家、遠期會員230家、掉期會員188家、期權會員138家，包括大量城商行、中外合資及外資金融機構等。

根據BIS的調研報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目前日均交易額達1360億美元，是世界第八大外匯交易中心?？v向與歷史比較，中國的外匯交易份額不斷提升，在全球日均交易額中的占比從2007年的0.2%上升至2019年的1.6%；橫向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比較，中國與世界領先的外匯交易中心仍存在較大差距，倫敦和紐約的日均交易額在2019年分別為3.57萬億美元和1.37萬億美元，而中國尚不足美國的十分之一；此外，人民幣外匯交易的結構也比較單一，與美元的貨幣對交易占全部人民幣外匯交易的95%。

全球領先外匯交易中心的必備條件

根據倫敦外匯交易中心、紐約外匯交易中心、香港外匯交易中心、新加坡外匯交易中心等全球領先外匯交易中心的發展歷史及經驗，要成為全球領先的外匯交易中心，需要滿足以下基本條件：

一是優越的地理位置及時區條件。倫敦和紐約都是世界上繁華的港口，并且在時區上可以相互協調互補；新加坡位于世界上繁忙的航道馬六甲海峽的出入口，是連接印度洋與太平洋、亞非歐與大洋洲的海上交通要道，承載著世界上較大規模的海上貿易與石油運輸，并在時區上填補了歐美市場的空缺。由于港口本身具有跨境貿易的天然優勢，所以國際金融中心大多處于重要港口，資本、商品與服務的頻繁流通，集聚了諸多金融要素，形成了外匯交易中心的基礎。

二是良好的法制及完善的監管。以新加坡政府為例。新加坡是一個注重法制的國家，法律體系健全完善，能為投資者提供較好的投資保障。在離岸金融體系的選擇上，新加坡政府選擇了分離型制度，既能保護本土銀行免受國際游資的沖擊和國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又能持續引進更多外資金融機構來擴大金融市場。在金融監管方面，新加坡政府選擇寬嚴并濟的方式，將積極創新金融體系與嚴格監管金融市場有機地結合起來，增強了國際投資者的信心。

三是政治穩定及適當的金融自由化。穩健的金融體系是金融自由化的堅實基礎，和諧穩定的政治環境則有利于吸引大量外資投資。新加坡金融中心的興起，在于趕上了美國在亞洲設立離岸金融市場的契機。當時，新加坡政府積極放松市場準入、放寬管制，頒布了一系列吸引外資的金融開放政策，大力鼓勵國外金融機構進入新加坡，從而使新加坡獲得了經營亞洲美元業務的許可；其又抓住時機不斷創新發展各類金融工具，進而發展成為亞太地區領先的國際化外匯交易中心。

四是優秀的金融專業人才。金融人才的聚集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必要條件，可為當地金融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持。在亞洲，新加坡及中國香港國際化程度高、英語使用廣泛，且當地政府均提供高質量教育，加上良好的就業環境及優厚的待遇，吸引了大量金融人才前去工作。世界主要金融中心金融從業人員占總就業人員的比重普遍在4%以上，而北京、上海金融從業人員的占比僅為3.87%和2.47%?？梢?，我國主要城市金融從業人員的聚集度明顯偏低，離領先的外匯交易中心的人才密度有一定差距。

促進上海外匯交易中心發展的政策建議

上海作為中國內地主要的外匯交易中心，有天然的經濟地理優勢，能夠與紐約、倫敦等國際金融中心的開閉市時間形成銜接，有日趨完善的金融基礎設施及法制監管環境。所有這些都表明，上海外匯交易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正在不斷拓展，使上海具備了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外匯交易中心的基礎條件。當然，不可否認的是，上海外匯交易中心目前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短板問題，包括金融市場的國際輻射能力不強、交易規模及品種與世界領先外匯交易中心存在差距、金融人才密度相對較低等。展望未來，隨著中國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進一步提高，有理由相信，上海外匯交易中心的發展會更好。為推動其更好地發展，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份額，優化完善人民幣外匯交易工具的結構

從BIS的調研分析可知，人民幣雖然已經成為全球第八大外匯交易貨幣，但其在全球外匯交易總量中所占的份額尚不足5%，且其中95%為人民幣與美元的貨幣對交易，對美元依賴程度較高，而與其他貨幣交易不足。未來應持續加強人民幣的金融交易功能，發揮好大宗商品人民幣定價結算功能，通過提供更為豐富、多樣的人民幣金融產品、更具投資潛力的投資標的，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者用人民幣進行交易。此外，應對人民幣跨境業務和產品的創新和試點給予支持，充分利用“一帶一路”等多邊或雙邊外交優勢，增進與各國在金融市場方面的交流合作，通過區域合作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同時充分拓展人民幣與美元以外貨幣幣種的交易。

從交易結構看，相較于全球平均水平，人民幣的短期業務現貨交易比重偏高，而用于管理資金流動性和對沖貨幣風險的外匯掉期和直接遠期偏少。這從側面反映出人民幣的金融交易功能仍不成熟。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需要重點加強人民幣的國際金融交易功能，大力發展股票、債券等多層次資本市場，優化人民幣外匯交易中的工具結構，實現金融業進一步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進一步加強國際合作，推動人民幣離岸與在岸市場的協調發展

歷史經驗表明，全球經濟的穩定離不開主要金融中心的合作和政策協調。上海應更加注重向全球領先的外匯交易中心學習，加強國際合作，完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和監管機制建設，注重金融業優秀人才的培養，順應科技與金融滲透融合的趨勢，提升在金融科技領域的競爭力，以實現彎道超車。

總體戰略上，要進一步推動金融市場的開放，加快離岸和在岸金融中心的協同發展。具體思路上，可借鑒中國香港和倫敦外匯交易中心的發展經驗。目前中國香港外匯交易中心的國際化程度遠高于上海。未來，人民幣在岸外匯交易中心除了要繼續推進“滬港通”“債券通”外，還應從金融制度、外匯產品、機構服務等方面，學習、借鑒中國香港外匯交易的發展經驗；同時，應繼續促進人民幣離岸與在岸市場的協調發展，加強與倫敦的密切合作，鼓勵和發展“滬倫通”，并深化既有的與其他重要外匯交易中心的合作關系，充分借助離岸市場的國際化優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走得更遠。

穩步推進資本項目開放，支持自貿區發展等外匯管理改革，加強風險管理，不斷完善法規，建設開放的、有競爭力的外匯市場

一方面，應有效防范跨境資本流動風險和外部沖擊風險，以維護外匯市場穩定和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未來，隨著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和人民幣外匯交易量的提升，交易規則和監管法規應當更加與國際接軌。要靈活運用宏觀審慎管理政策，逆周期、市場化調節跨境資金流動，完善外匯批發市場的法律法規，嚴厲打擊地下錢莊等外匯領域的違法違規活動，保持執法標準跨周期的一致性、穩定性和可預期性，為國際投資者提供良好的投資安全保障，增強其交易人民幣的信心和意愿。

另一方面，應通過深化外匯領域改革開放，服務全面開放新格局和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要穩妥有序地推進資本項目開放，進一步便利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銀行間債券市場；通過大力發展債券、股票等直接融資市場，加快外匯交易品種和服務創新，滿足發行人和投資人的市場需求，增強人民幣外匯產品的吸引力；支持上海自貿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粵港澳大灣區等外匯管理改革的先行先試，促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和雙向開放；優化金融市場的基礎設施建設，進一步完善人民幣支付清算系統（CIPS），為人民幣外匯交易提供高效、安全、低成本的結算服務；加快建設跨境金融區塊鏈服務平臺，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和高質量發展。

總之，人民幣外匯交易業務的發展任重道遠，上海外匯交易中心的建設勢在必行。我國應繼續推進外匯領域的改革開放，深化外匯市場發展，建設面向國際、有深度、有廣度的外匯市場，以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和金融市場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