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政和定鼎之碑》初探

⊙ 譚二洋

一、對《癸辛雜識》所載《政和定鼎之碑》的分析

宋末元初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之“汴梁雜事”條曾對宋徽宗的一方御書碑刻進行了較為詳細的記載，如下：

徽宗《定鼎碑》，瘦金書，舊皇城內民家因筑墻掘地取土，忽見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即“瘦金碑”也。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其家遂專其利。蔡京題額“政和定鼎之碑”?；蛟凭哦?，金人未嘗遷，亦只在土中或水中耳。如資圣閣登云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多。[1]

根據周密的記載，這方御書碑刻名為《定鼎碑》（以下從蔡京題額稱呼該碑為《政和定鼎之碑》）。在靖康之難后，該碑被埋于汴京皇城地下，因民家掘地取土而被發現。據周密對該碑的描述，它出土時“碑石穹甚，其上雙龍，龜趺昂首，甚精工”。按：現存宋徽宗御書碑刻的制作，大體都有既定的規格和形制，其碑首往往為圓形，多以雙龍盤繞；碑趺則為大龜；碑身有祥云、芝草等吉祥寓意紋飾，整體做工非常精美。從這些特征來看，周密對《定鼎碑》的描述，與徽宗御制碑刻的基本形制符合。

對于宋徽宗這方碑刻，周密的幾點描述甚為重要，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該碑名為《定鼎碑》，以“瘦金書”書寫。

2.該碑碑額系蔡京所題，題字為“政和定鼎之碑”。這是符合徽宗與蔡京合作書碑的慣例的?；兆跁鴮懻?、蔡京題額是二人合作書碑的常態。又，經蔡京題額的御書碑刻名稱往往為六字，如崇寧四年（1105）刊刻的《賜辟雍書碑》，蔡京題額為“皇帝賜辟雍詔書”七字；大觀二年（1108）刊刻的《大觀圣作之碑》，蔡京題額為“大觀圣作之碑”六字。

3.周密認為此碑與宋徽宗鑄造九鼎相關。

4.該碑被發現后，曾引起了巨大的轟動，聞聽《瘦金碑》存世的人，紛紛出錢求購，發掘者也因此獲利。

5.文中出現的“瘦金書”名稱，在歷史文獻資料中出現的時間較早；又，《政和定鼎之碑》還被稱為“瘦金碑”，因此對“瘦金書”名稱的考辨有重要作用。

此外，明代張應文《清秘藏·敘古今名論目》著錄了蔡京的一件書法作品《崇寧鼎書》。[2]又，《宣和書譜·蔡京傳》著錄了內府收藏他的一幅作品《定鼎記額》。[3]兩件作品都與鑄鼎相關，皆為蔡京為宋徽宗御書碑刻的題額作品，既見蔡京對定鼎碑刻的深度參與，又與九鼎典禮碑刻相關。

二、《政和定鼎之碑》的刊刻背景

按周密所言，可知《政和定鼎之碑》的樹立，與宋徽宗在位期間的鑄鼎事件相關。它應屬于一方記述九鼎成功鑄造的紀念碑刻，并在九鼎的安放典禮上使用。那么，要想考證《政和定鼎之碑》相關信息，勢必要對宋徽宗在位期間鑄鼎事件的起源究竟進行梳理考證。

（一）“崇寧九鼎”的鑄造和奠基

據《鐵圍山叢談》載：“（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上（宋徽宗）甚禮聽之?！盵4]又，“魏漢津，黥卒也，不知何許人……崇寧中召見，制大晟樂，鑄九鼎，皆其所獻議?！盵5]可知“崇寧九鼎”鑄造的建議出自道士魏漢津。關于它的鑄造和奠基，據《宋史》載：“（崇寧三年）春正月甲辰，鑄九鼎?！盵6]“（崇寧四年）八月甲申，奠九鼎于九成宮?！盵7]可知，它于崇寧三年（1104）正月開始鑄造，于崇寧四年（1105）八月奠基。

“崇寧九鼎”在鑄造時，據說宋徽宗夜不能寐，還曾見到神奇現象，事見《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崇寧甲申議作九鼎，有司即南郊為冶用。中夜時，上為致肅不寐，至是于寢望之，焚香而再拜焉，及既就寢，已仿四鼓矣。忽有神光達禁中，政燭福寧殿，紅赤異常，宮殿于是盡明如晝，殆曉始熄。鼎一鑄而成，乃取佑神觀旁地立九成宮，隨其方為室，成九室以奠鼎，命魯公為奉安禮儀使。[8]

“崇寧九鼎”于崇寧四年三月鑄造成功，并分別依照道教寓意起了名字，見洪邁《容齋三筆：卷十三》

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三月成……中央曰帝鼐，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宋史》云“岡鼎”，《通鑒長篇》云“風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鼎，西方曰晶鼎（《宋史》云“皛鼎”），西北曰魁鼎。[9]

崇寧四年八月，“崇寧九鼎”舉行了規模浩大的奠基儀式，百官稱賀。但在奠基之時，北方之鼎突然漏水，對此宋徽宗和蔡京十分不悅。這一事件也為后來宋徽宗棄置崇寧九鼎而重新鑄造“神霄九鼎”埋下了伏筆，事見《鐵圍山叢談：卷第一》

先是，方士魏漢津議，其制各取九州之水土，常內鼎中。及上行禮至北方之寶鼎也，鼎忽漏水，流浸布地。且鼎金厚數寸，水又素貯鼎中，未始有罅隙不當。及上焚香時泄漏。漏乃旋止，故上深訝焉，魯公為不樂。于是劉炳進曰：“鼎之水土，皆取于九州之地中，獨寶鼎者取其水土于雄州白溝之界上，非幽燕之正方也。豈此乎？”故當時尤以為神，然厥后終以北方而致亂矣。[10]

在當時，針對奠基的方式，還修成《祭鼎儀范》一書。該書的編寫建立在王與之所上《祀儀》的基礎之上，事見《宋史》：

崇寧四年八月……鄭居中言：“亳州太清宮道士王與之進《黃帝崇天祀鼎儀訣》，皆本于天元玉冊、九宮太一，合于漢津所授上帝錫夏禹隱文。同修為《祭鼎儀范》，修成《鼎書》十七卷、《祭鼎儀范》六卷。先是，詔曰：“九鼎以奠九州，以御神奸，其用有法，后失其傳閱。王與之所上《祀儀》，推鼎之意，施于有用，蓋非今人所能作。去古綿邈，文字雜糅，可擇其當理合經，修為定制，班付有司?！敝潦菚?，并以每歲祀鼎常典，付有司行之。[11]

可知這次鑄鼎，系由魏漢津獻議，奠基九鼎時，蔡京擔任了“奉安禮儀使”一職。

（二）“崇寧九鼎”的更名和移置

“崇寧九鼎”奠基于九成宮之后，經歷了十一年的時間，至政和六年（1116），宋徽宗聽信道士王仔昔建議，將“崇寧九鼎”分別更名，并從九成宮遷移至天章閣，見《宋史》：

用方士王仔昔議，定鼎閣于天章閣，自九成宮徙九鼎奉安之。又詔改帝鼐為隆鼐，正南彤鼎為明鼎，西南阜鼎為順鼎，正西皛鼎為蘊鼎，西北魁鼎為健鼎，正北寶鼎如舊，東北牡鼎為和鼎，正東蒼鼎為育鼎，東南岡鼎為潔鼎，鼎角為圜象徽調之閣。[12]

“崇寧九鼎”被更名后不久，宋徽宗又否定了王仔昔的意見，下詔“九鼎新名乃狂人妄改，皆無依據，宜復舊名，惟‘圜象徽調閣’仍舊”[13]?？梢?，它的舊名被恢復了，但位置仍在天章閣。據《鐵圍山叢談：卷第一》載，遷鼎時又出現了神奇景觀：

政和六年，用方士王仔昔建言，徙九鼎入于大內，作一閣而藏之。時魯公為定鼎使。及帝鼐者行，亦有飛鶴之祥，云氣如畫卦之象。帝鼐后改曰隆鼎。既甚大，以萬眾曳之，然行覺不大用力。其去疾速，時人皆異之。[14]

在這次遷鼎事件中，蔡京擔任了“定鼎使”一職。

（三）“神霄九鼎”的鑄造和奠基

政和七年，道士林靈素，認為“崇寧九鼎”存在問題，因而建議重鑄九鼎，被宋徽宗采納。關于這套九鼎的鑄造，洪邁《容齋三筆》記載：

七年，又鑄神霄九鼎，一曰太極飛云洞刼之鼎，二曰蒼壺祀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岳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煉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成，置于上清寶箓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15]

可知，這套九鼎，于政和七年（1117）責令相關人員執行，至政和八年鑄造成功。新造九鼎重新取了名字，并安放在上清寶箓宮神霄殿。

由以上考證可知，宋徽宗在位期間，共鑄鼎十八只，前后分鑄兩次，安放九鼎的奠定典禮共計舉行了三次。蔡京在定鼎典禮上，先后擔任“奉安禮儀使”“定鼎使”之職，起著重要作用。

三、《政和定鼎之碑》的刊刻時間與碑文

（一）刊刻時間

據《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載：

重和元年（政和八年）二月辛酉，御筆：“左右街道院差威儀道士三百人赴禮制局制造所，迎導神霄飛云鼎赴上清寶箓宮神霄殿奉安?！毕仁瞧咴缕呷?，詔禮制制造所造太極飛云洞劫之鼎、蒼壺祀天貯醇之鼎、山岳五神之鼎、精明洞淵之鼎、天地陰陽之鼎、混沌之鼎、浮九洞天之鼎、靈光晃耀煉神之鼎、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自十月十日始鑄，至是奉安。[16]

由于《政和定鼎之碑》豎立于政和年間，故崇寧三年發生在九成宮的定鼎典禮，以及政和六年（1116）“崇寧九鼎”之遷鼎可排除在外，因而只有政和八年（1118）“神霄九鼎”安置在上清寶箓宮神霄殿的典禮符合時間條件。因此，“政和定鼎之碑”之名來源于政和年號，時間在政和八年。

考稽史料，政和八年與重和元年之年號有重出現象。原因是政和八年，宋徽宗聽信方士之言，于本年十一月初一，改“政和”為“重和”，此去下一年之始僅剩二月時間，雖然如此，他仍舊決定將政和八年改為重和元年。因此在當年十一月初一之前，國家及民間仍是使用“政和”年號，后兩個月用“重和”年號?！墩投ǘχ酚谡桶四甓路钣P奉安，因而碑文碑額亦當用“政和”年號，且與此年后兩個月始行的“重和”年號并不沖突。

（二）碑文

據《宣和書譜·蔡京傳》著錄，徽宗時期內府收藏有他的一幅作品《定鼎記額》[17]，為《定鼎記》的題額，可知定鼎典禮所立碑刻系有記文的，這也是符合其他徽宗存世碑刻的一般范式的。但此《定鼎記》是否是針對政和九鼎的，尚有待詳考。據《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記載，徽宗曾為“崇寧九鼎”的奠基寫了一篇文章，名曰《御制九鼎記》，其略曰：

《御制九鼎記》雖然是為“崇寧九鼎”所作，但其碑文當與《政和定鼎之碑》的碑文有相似處，姑且置于此處，以備相關研究繼續深入。

四、關于“瘦金碑”的名稱

明代初期陶宗儀《書史會要》所言：

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意度天成，非可以形跡求也。[19]

據陶氏所言，瘦金書是由徽宗“自號”而來，但陶氏的說法出現的時間較晚，距徽宗時已有二百五十余年之久；且在陶氏以前，罕有支持此說的文獻記載，考慮到信息傳播之間的噪音，魚魯亥豕，也有可能。今人徐惠《瘦金體研究》在追溯“瘦金書”名稱的來源時說：“南宋周密云：‘徽宗定鼎碑，瘦金書……即瘦金碑也?！@是目前古文獻有關‘瘦金體’最早的記載?！盵20]可見，“瘦金書”之名在元代以前，并不多見于史冊，這就使人對陶氏所言徽宗“自號”之說法有所懷疑。

《政和定鼎之碑》，瘦金書書寫，也被稱為“瘦金碑”，見前文所引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之“汴梁雜事”條。據周密所言：《定鼎碑》被發現時，“四方聞之，皆捐金求取”，民間對此的熱度依然可見；且從周密所言“《定鼎碑》……即‘瘦金碑’也”的表述來看，“瘦金碑”的稱謂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的。其名稱，可能是由于徽宗御筆碑刻的刻立范圍比較廣泛，而產生的具有專指性質的稱謂。在周密的記述中，“瘦金書”與“瘦金碑”的稱呼是并行的，因而二者之間有一定的聯系，但限于史料的缺乏，其前后關系已難以厘清。

小結

宋徽宗在位期間，力圖效法三代圣人，制禮作樂、鑄造九鼎，以期粉飾太平。他在位期間曾先后兩次鑄鼎，一為崇寧三年的“崇寧九鼎”，一為政和七年的“神霄九鼎”。政和八年，“神霄九鼎”在上清寶箓宮神霄殿舉行了奉安典禮，作為這一事件的紀念性碑刻，《政和定鼎之碑》便于此時豎立。該碑為宋徽宗御筆瘦金書碑刻，有“瘦金碑”之稱，在當時是一方名聲甚巨的碑刻。對于該碑刊刻之背景、時間、碑文以及相關名稱的討論，不僅能夠使這方碑刻的相關信息更為清晰，也對徽宗此類御筆碑刻的研究有一定的意義和幫助。

注釋：

[1]周密.癸辛雜識[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八編第二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17：332.

[2]張應文.清秘藏[M].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3]無名氏.宣和書譜[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112.

[4]蔡絛.鐵圍山叢談[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九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196.

[5]蔡絛.鐵圍山叢談載于[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九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228.

[6]脫脫.宋史[M].史部一，正史類.欽定四庫全書.

[7]脫脫.宋史[M].史部一，正史類.欽定四庫全書.

[8]蔡絛.鐵圍山叢談[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九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157.

[9]洪邁.容齋三筆[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六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156.

[10]蔡絛.鐵圍山叢談[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九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157.

[11]脫脫.宋史[M].史部一，正史類.欽定四庫全書.

[12]脫脫.宋史[M].史部一，正史類.欽定四庫全書.

[13]脫脫.宋史[M].史部一，正史類.欽定四庫全書.

[14]蔡絛.鐵圍山叢談[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三編第九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157.

[15]洪邁.容齋三筆[G]//大象出版社，上海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全宋筆記.第五編第六冊，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156.

[16]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2154.

[17]無名氏.宣和書譜[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112.

[18]楊仲良.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6：2154.

[19]陶宗儀.書史會要[M].杭州：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141.

[20]徐惠.瘦金體研究[D].濟南：山東師范大學，20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