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張謇《周易音訓句讀》釋例及其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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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謇(1853—1926)是清末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生前身后，盛名卓著，在江蘇南通等地被稱為“南通王”。他一生積極參與中國近代化的轉型實踐，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開拓者和先驅者。同時，他也是一位汲汲于“科舉入仕”的傳統士大夫，先后多次科考，最終在42歲時狀元及第。對于處于“過渡時期”的中國傳統士大夫而言，他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常常遮蔽了他們身份中傳統的面向，而傳統的一面又常常有意無意地影響著他們的社會活動，張謇亦不例外。

一、 張謇與《周易》

張謇自小就接受桐城派“治經讀史為詩文之法”的訓練和熏陶，儒學功底深厚，涉獵廣泛，一生卻尤鐘愛于《易》。據《張謇年表》記載： 同治四年乙丑(1865年)時年12歲的張謇就已經熟讀完《論語》、《孟子》、《詩經》、《尚書》、《周易》、《孝經》、《爾雅》等儒家經典，跟隨西亭宋郊祁先生學習詩文(1)陳紅曉： 《張謇： 中國現代紡織業開拓者》，北京： 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第265頁。。

1891年(清光緒十七年)，時年張謇38歲，即將步入不惑之年，他完成了一生中唯一一本集中校注的儒家經典： 《周易音訓句讀》。1891年年內，他在日記中多次記錄《周易音訓句讀》成書前后的過程。1891年4月25日：“仍治《易》音訓字句?！?月19日：“治《易經音訓字句》成?！?月9日：“《易》咎皆與道、造韻，咎當讀若皋?！墩f文》鼛、櫜，《廣雅》，皆從咎得聲?！?月10日：“久有韭、幾二音?！?月23日：“鈔《周易音訓字句》成?！庇绕湓?891年7月間，分別兩處記錄了對《周易》中個別字讀音的拿捏和思考，說明他在鈔寫過程中仍在反復的修改，可見，他將《周易》注解的工作看得很重要，另一方面也說明他對《周易》用力之勤，基礎之扎實。

1901年，張謇寫成了他早期宣傳變法思想的代表作《變法平議》一文，此文深受《周易》“不易、變易、簡易”三易原則的影響，《周易》的思想已經自覺不自覺成為了他維新變法思想取法的資源。其文言：“夫法所以行道，而法非道；道不可變。而法不可不變。日月星辰曜明而無常度；布帛菽粟，飽暖而無常品。法久必弊，弊則變亦變，不變亦變。不變而變者亡其精，變而變者去其腐，其理固然?！?2)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張謇全集》第4卷，上海： 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第62頁。社會制度和自然界的事物一樣，就像日月盈虧，星辰升隕，沒有不變的道理。如果應時趨勢，主動順應這種時勢，那么可以變更淘汰社會制度中腐朽糟粕的東西；如果被動的響應這種時勢，就會丟失原本值得保留下來的精華的東西。所以張謇認為法必須變，而且還得主動的去變。

《周易》一書不僅僅是張謇維新變法思想取法的資源，而且也是其一生行為處事的絜矩之道。張謇晚年非常重視《周易》中“守正”的思想，他認為，“著天道之盈虛，審人事之消息，賅物象之變化者，莫備于《易》”(3)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易經尊朱序》，《張謇全集》第6卷，第437頁。?！兑捉洝肥且槐局軅湔撌鎏斓?、人事、物象盈虛、消長、變化的書，包含了作《易》者的憂患意識和“圣人之進退存亡得喪而不失正”的道理。因此，在日用倫常中，只要做到了“守正”的準則，就能在紛繁復雜的時事中，不隨波逐流，不激進偏頗。他曾告誡其兒：“世道日趨于亂，人心亦趨于惡，君子處之，唯有中正恬淡?！?4)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函電(下)》，《張謇全集》第3卷，第1535頁。要求其兒張孝若學習君子之道，以“中正”處事。

由此可見，《周易》一書在張謇一生各個階段對其為學、為文、為人所產生的重大影響，也從另外一個側面窺見出張謇注解《周易音訓句讀》一書的歷史因緣和內在動機。

二、 張謇《周易音訓句讀》注解釋例

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一書的注疏體例與當時維新啟蒙思潮大肆所宣傳的西學思想潮流大異其趣，他回歸儒學經典，選擇音韻、訓詁、句讀小學的方式作經典詮釋的工作，有別于傳統的經學注疏“先注后疏、疏不破注”的方式。他大量吸收清人音韻訓詁、漢代經學注疏成果，注疏一體，旁證博引，以述申義，時而間接引用，時而直接引用，時而轉述、總結名家注疏內容，參以己意。

其次，張謇《周易音訓句讀》注解體例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卦名的釋音、釋義、卦名的考訂，第二部分為以卦氣說解釋此卦的陰陽消息變化，第三部分按照卦辭、爻辭的先后順序，依次選擇重點字作音、義、考訂、句讀的訓詁工作。

又，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依李光地“《周易折中》從古文篇第，《注疏》用王弼本，亦無‘乾傳’二字”(5)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68頁。。之所以無“乾傳”二字，是與張謇對《周易》經傳的理解關聯在一起。他引張惠言的說法：“《彖》、《象》、《文言》分附各卦，以《集解》注文往往通屬，非虞本，然德明用王弼本，以《彖》、《象》、《文言》從經，故云‘乾傳’”。(6)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68頁。他認為，《彖》、《象》、《文言》附在各卦后，是李鼎祚《周易集解》的做法，非虞氏易的做法。雖孔穎達、陸德明遵從王弼的注疏本，但張謇不同意王弼將《彖》、《象》、《文言》從屬于經的做法。從張謇的注解體例來看，他將《彖》、《象》、《文言》放在了《易傳》中作注，與《易經》原文分開，主張《彖》、《象》、《文言》不屬于經文，經傳分治，遵從“經二卷、傳十卷，復孔氏之舊同”的做法。

最后張謇《周易音訓句讀》的體例，與其他名家《周易》注疏先經后傳的次序不同，他將《易傳》注解放前，《易經》注解在后。按照湯一介先生的理解，《易經》是一部卜筮之書，人民通過占卜的方式向“天”問吉兇禍福，而《易傳》則是一部會通天人的書，闡明“天道”、“人道”之理。經傳雖各有側重，但卜筮與易哲學之間也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張謇將《易傳》放在《易經》前先行注解可能與其更加重視儒家《易傳》中“天道”、“人道”之義理有關，遵循“天道”而知命，而知“進退存亡得喪無定之故”，尋求“人道”之“守正”之法。

現以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上經30卦為分析藍本，直觀展示張謇注解引用的情況，依次具體論述。

(一) 所引注解朝代分布情況

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上經)注解引用(包括直接引用、轉引)朝代分布，除唐代、明代以外，張謇引用自漢代、魏晉、宋代、清代的注疏分別達十五家之多，其中引用漢代注疏共計約277條，魏晉注疏約80條，唐注疏約36條，宋注疏約47條，明注疏約6條，清注疏約110條。注解引用非常龐雜，不拘泥于漢宋解易的門戶之見，博采眾說。

(二) 引漢、魏晉兩朝注疏情況

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上經)引漢代注疏名家居前5的分別是虞翻(29%)、鄭玄(18%)、許慎(12%)、馬融(11%)、子夏易傳(8%)。引魏晉注疏名家居前5的分別是王弼(28%)、王肅(18%)、《董氏章句》(9%)、《荀爽九家注易》(9%)、蜀才(8%)。其中有今文經學家、有古文經學家、有今古文皆通的經學家。有主卦氣說，不講陰陽災異的虞翻、荀爽；有主義理，略于象數之學的王肅；有以老莊玄學解易的王弼；有精于易象數之學的孟喜、京房。

從具體引用文本內容來看，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主要采納的是漢代自京房以來的象數之學和卦氣說，解釋體例也大多依據京房、鄭玄、荀爽、虞翻、干寶等經學家。張謇在《周易音訓句讀》中，對《周易》上經三十卦卦象的解釋均主虞翻的卦氣說。張謇在對乾卦卦象進行解釋時說：“此八純卦，象天。虞云： 消息四月(后言陰陽消息皆虞義)?！?7)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69頁。上經三十卦中無一遺漏，全部保留了虞翻的卦氣說。張謇引虞翻注《易》，吸收孟喜卦氣說和京房八宮卦說所作的解釋，將每一卦都看作是一年十二月陰陽消息變化的過程。

其次，張謇在注解《周易音訓句讀》一書，雖然采用了京房、孟喜、虞翻等今文經易學的卦氣說，但同時也吸收了王弼、馬融、王肅等一些古文經學家費氏易學的解釋特點。

從個別字詞的考證上看，選兩例為證。一《坤卦》，張謇在《周易音訓句讀》一書中，將坤卦卦名寫作“巛”，認為“巛，本又作‘坤’，為‘古文’，‘坤’為今字”，“巛”字是依從清代盧見曾《雅雨堂刻本》而來。(8)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69頁。張謇認為，坤為今字，巛為古文，引《說文》巛為坤之假借為證，批評《廣韻》張冠李戴，以假借字為本字。

從注疏引用來源來看，張謇直接或間接的引用“十翼”的內容注經。如比卦“比，《彖》云輔也，《序卦》云比也?！比鐒冐浴啊跺琛吩疲?剝，剝也?！比缗R卦“《序卦》云大也?！绷硪环矫鎻堝肋€引用“十翼”中的內容作為句讀的參考。如師卦九二爻，張謇引孔穎達疏： 九二爻中“吉”放在上下句斷句皆可，但因為《象傳》中省略了“無咎”二字，那么“吉”就只能和上句放在一起斷句，因此斷句為“在師中吉”，作為王弼“在師中，吉無咎”斷句的參考。又如賁卦卦辭，張謇轉引《注疏考證》“亨小之義，《彖傳》二句中分著之”之言(指《彖傳》中“亨，為柔來文剛，分剛上而文柔，為小利有攸往”)，作為既濟卦“亨小”合而斷句之參考。(10)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79頁。

因此，張謇對漢代、魏晉諸家注疏的引用圓融采納，客觀直述，既吸收京房、虞翻、鄭玄等今文經易學大師的卦氣說，也兼采古文費氏易的一些注疏特點，但卻沒有參雜王弼、馬融等古文經學家用老莊哲學解《易》的痕跡。

(三) 引唐、宋明注疏情況

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上經)對唐代《周易》注疏成果的引用主要來源于陸德明、孔穎達、李鼎祚三人，孔穎達《周易正義》偏向于玄學派的義理、李鼎祚《周易集解》偏重于漢代象數之學，但都是唐代總結性的易學注疏，從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張謇注解兼容并包的特色。張謇對宋明《周易》注疏成果的引用主要來源于程頤、朱熹二人。

張謇對于“易”的理解，本于朱熹《周易本義》，“易”有交易、變易之義。他同時引虞翻注《周易參同契》、《說文解字》中陰陽之間的關系來補充解釋“易”之交易、變易義。(11)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68頁。從張謇引用注疏內容可以看出，他認為《易》“著天道之盈虛，審人事之消息，賅物象之變化”，揭示出世界變化，萬物發展的規律。在對漢代象數易學的引用上，限于八宮卦說和卦氣說，強調《周易》中陰陽兩個概念的消息變化。

張謇對《周易》經傳的作者以及源流的認識基調是遵從朱熹，在《周易音訓句讀》的上經序言、彖傳序言中，明確引用朱熹《周易本義》序，并表示“今從之”。在具體的文本注解中，張謇常常是用“程《傳》、朱《本義》同”將程朱易學的解釋放在宋明理學的框架內，突出程《傳》、朱《本義》釋易的相同之處。即便程、朱訓釋的不同，張謇通過其他注疏的引用參考，沒有突出程、朱訓釋的差異性。比如隨卦上六爻爻辭“王用亨于西山”，張謇注：“亨，王弼訓通，程訓盛，陸、虞、朱《本義》、項世安并作“祭饗”之“饗”，古文作亨?！庇型蹂龅挠栐b在前，程朱訓詁的差異性，程頤訓詁的問題也沒有凸顯出來。對于程頤訓詁明顯的望文生義的地方，張謇也沒有直接指出，從豫卦九四爻“簪”的訓釋很容易看出。張謇認為“簪”的釋義應遵循鄭玄的解釋“簪，速也”?！棒ⅰ钡膶懛?，虞翻寫作“戠”，京房寫作“撍”，王引之認為“撍”是正字，“簪”是假借字，但不管寫法怎樣，“簪”的字義是確定的。張謇引“侯果(唐)始有冠簪之訓，晁景遷(宋)云，古者冠禮未有簪名”(12)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76頁。，認為從唐代侯果才開始出現“冠簪”這種解釋，唐以前沒有這種解釋，古時候冠禮就沒有帶簪之說。程頤在注解“簪”時即將“簪”理解為簪子，實與朱子的解釋大相徑庭，但張謇也沒有直接指出。

朱子曾經指出過，《程氏易傳》“不說《易》文義，只說道理極處”，與《易》之本義不和，三百八十四爻只作三百八十四件事解，因此朱子作《本義》是恢復《易》之本義。張謇曾在《易經尊朱序》中說道：“其立于學官傳于今者，王注、韓注、孔疏而外，則有宋朱子《本義》。朱子之學本于程《傳》，程《傳》言理，切于人事?！侗玖x》嘗云程《傳》備矣，即不復引申疏解，而其疏解者，蓋補苴所未逮也。當時言《易》者眾，能參天道，明人事，而切于日用行習者，孰右朱子。夫《易》惟微惟奧，詁訓者多鑿而拘，解說者多虛而誕，其尤甚者寖流于讖緯術數，小哉小哉！弼攻極弊，自標新學，其注獨冠古今。晉之顧夷已有難義，要未足為弼病也。而朱子《本義》歷四代無有能詰難者，蓋學必有體有用，力求為己，非僅箋注傳說也?！?13)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易經尊朱序》，《張謇全集》第6卷，第437頁。張謇認為朱子的《周易本義》是對《程氏易傳》的“補苴所未逮”，更加注重《程氏易傳》、《周易本義》之間對于“道理極處”之理的把握和體認，因此在注解過程中，強調程朱解釋的相同之處，有意無意地回避二者之間解釋的差異。

而另一方面，在《周易音訓句讀》文本的注解中，張謇對程朱的解釋又常常是漢、清經師的補充說明，以漢、清經師的解釋為主，宋明理學家的解釋為輔，打破“漢宋之爭”的門戶之見，反對學術上的黨同伐異。1893年，張謇在《移建象山書院記》中言：“夫陸子之學，其要在于嚴義利之辨，審念慮之動，去意見之私，而其效在于家帥其教，鄉化其行，當官而舉其職，告君而致其忠。而其原，在于使人各明其本性。其言雖與朱子往往不合，而有講論辯難弗明弗措之心，無異同門戶囂然不靖之氣，豈非所謂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途哉。蔽者不察，暖暖姝姝，據朱子一時各有所當之言，乘慈湖楊氏涉近禪理之隙，集矢象山，哄為大詬?！?14)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移建象山書院記》，《張謇全集》第6卷，第229頁。他認為朱陸二人的理論“百慮而一致，同歸而殊途”，其最終的結果都是為了“家帥其教，鄉化其行，當官而舉其職，告君而致其忠”。

(四) 引清代注疏情況

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上經)引用清代注疏名家居前5的分別是惠棟(26%)、王引之(20%)、焦循(17%)、毛奇齡(10%)、段玉裁(7%)，基本引自清代乾嘉學派樸學大師。其中惠棟屬于乾嘉學派吳派成員，王引之、段玉裁屬皖派成員。吳派博采、闡述漢人古訓或唯漢學是從，是典型的漢學家。皖派依據古訓，斷其是非，不盲從漢儒訓詁，主張由訓詁而明義理。張謇在文本轉引注疏中，兼采吳皖兩派的研究成果。

從張謇具體引用的注疏文本內容來看，張謇的考據方法全面吸收和繼承了由惠棟開創的乾嘉樸學的考據方法，“文須指明何所出”，“義必指明何所本”。張謇引用的注解每一條都嚴格標明出處，在《周易音訓句讀》上經(30卦)中，隨處可見直引、轉引的注音、釋義、句讀都標明“某某云”，或者“某某據某書云”等等，對于清人中有遺漏的出處，張謇也標明出處。比如張謇在注解大畜卦六五爻爻辭“豮豕之牙”的“牙”時，補充了惠棟釋“牙為杙也”的出處來自于陸佃。(15)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82頁。

張謇還大量吸納乾嘉學派采用字書進行文字考證，識字審音的考據方法。其中引用《說文解字》33處，《經典釋文》12處，《廣雅》5處，《爾雅》3處，《字林》3處，《廣韻》2處，《方言》1處。如張謇釋蒙卦初六爻“以往吝”，張謇引用《說文解字》中對于《易》引用作為“以往遴”，遴，行難也。同時轉引孫星衍的評價，孫星衍認為，《周易》中的“往吝”、“往見吝”、“以往吝”，應當作“遴”字，不是悔吝之字。從而得出《說文解字》中作“以往吝”者，為后人所增，非《周易》原文之字。(16)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71頁。

在審音方面，如剝卦六二爻“剝床以辨”之“辨”的審音。馬融、鄭玄認為辨，音辦，指的是腳以上的部分，而張謇同時引王引之的判斷作為參考，王引之認為古聲中辨與蹁通，“辨”應當讀作“蹁”，蹁為臏的轉聲，臏，指膝端也。(17)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80頁。因而“辨”的不同發音，即對應身體的不同位置。

同時，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也大量吸收了清代考據名物、制度等的各種知識，注解經文。比如觀卦卦爻辭“盥而不觀薦”何意？張謇引馬融的解釋：“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祭祀之盛莫過初盥(祭祀之始)降神，及薦(祭祀之熟練時)簡略，則不足觀?？鬃釉裕?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18)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78頁。認為盥禮比較隆重，薦禮比較簡略，因此“觀盥不觀薦”。同時轉引惠棟引《轂梁傳》的說法，“常視為視，非常為觀”，區分“視”與“觀”。又引用“觀灌而不觀薦，乃褅禮配天之祭，褅行于春夏，物未成熟，薦禮獨略，故不足觀”(19)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78頁。。引惠棟的解釋進一步說明為什么盥禮比較隆重，薦禮比較簡略，薦禮一般在春夏之際舉行，而農作物還未成熟，因此薦禮祭祀比較簡略，輔助對于經文的理解。

張謇雖然在注疏引用上崇尚由惠棟開創的文字考證、識字審音之法，重視清代漢學的成果，但也非完全以古人之是非為是非，對惠棟的注疏也有一定的批評。比如師卦初六爻釋“律”，惠棟釋“律”，依據《兵書》中“王者行師，出軍之日，太師吹律合音”(20)國家清史編撰委員會·文獻叢刊： 《周易音訓句讀》，《張謇全集》第6卷，第172頁。，認為“律”為古音六律。張謇轉引王引之的說法，批評惠棟之說為非，認為“律”應當釋為“法也”、“常也”，認同朱子、王引之的看法。

張孝若曾在《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一文中提及，其父(張謇)信服樸學。他說：“我父親對于明末清初諸儒的樸學、理論和行事，都十分的推重，認為“學問固不當求諸瞑想，亦不當求諸書冊。惟當于日常行事中求之?！?顏習齋先生語)適合了他的見解……所以認為樸學是講真理實用，確能回復儒理的本真，掃除道學的虛頑?！?21)張孝若：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上海： 中華書局，1930年，第314頁。張謇批評宋明道學的虛妄，認為清代樸學是“講真理實用”的學問，能夠補偏救弊，恢復儒理的本真面目，掃除宋明道學的虛妄，因此對于乾嘉學派的注疏方法都非常的推崇，在著書為文、立身行事也都積極踐行。張謇理解的樸學不僅僅是方法意義上的樸學，還有“實學”經世致用之學的意義。

三、 張謇《周易音訓句讀》其書定位及其影響

通過對張謇《周易音訓句讀》(上經)三十卦的分析，可見張謇并不認同宋明理學義理解易的方法。他認為乾嘉以來，惠棟開創的考據學方法才是恢復儒學本真面目的客觀、科學的方法。正是因為張謇推崇清代樸學，自然而然對于漢學有某種親近感，對于漢代象數之學也并不排斥，保留了虞翻易學中八宮卦說、卦氣說。從清代學術史演變來看，張謇的注疏無疑受到了乾嘉考據學“余威”的影響，力圖恢復《周易》古經的原始面貌，另一方面也是其自主認同考據學方法論的結果。他對“最近世”學術思想史中關注的“程朱陸王”、“漢宋問題”、“今古文問題”在《周易音訓句讀》中做出了融會漢宋、今古文的解答，區別于維新派，具有積極的意義。

當然，張謇治周易不僅僅限于訓詁考據，也期于通經致用，張謇在實業方面的巨大成就證明其易學“致用”方面達到極致。張謇不僅僅治《周易》，而且樸學方法論和易學方法論深刻地影響了張謇的精神世界和心靈世界，成為支撐他成就輝煌事業的內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