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中國共產黨輝煌歷程中的語文之光

顧之川

【摘要】在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砥礪奮進的輝煌歷程中，曾涌現出一大批深諳語文教育的革命家。本文通過梳理吳玉章、徐特立、高語罕、陳望道、蕭楚女、楊賢江、陸定一、胡喬木等人的革命經歷，記錄其語文教育實踐，概述其對我國語文教育的貢獻，揭示其語文教育思想對當今語文教育的啟示性意義。追尋中國共產黨輝煌歷程中的語文之光，以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革命家，語文教育，立德樹人

在中國共產黨波瀾壯闊、砥礪奮進的輝煌歷程中，曾涌現出一大批深諳語文教育的革命家。他們或曾領導國家語言文字改革，或曾任中小學國文教師，或當過青年學生刊物編輯，或編寫過語文教材，有著豐富的語文教育實踐和學術積累，形成了語文教育思想，為我國語文教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只是他們各自在中國革命或建設中的輝煌成就蓋過其語文成就，以致鮮為人知。這里僅以吳玉章、徐特立、高語罕、陳望道、蕭楚女、楊賢江、陸定一、胡喬木等人為例，記錄其語文實踐，歸納其語文教育思想，彰顯其對語文教育的貢獻，追尋中國共產黨輝煌歷程中的語文之光。

一、語文是基本工具

語文是學習、生活、工作的基本工具，也是從事階級斗爭和生產斗爭的重要工具。新中國成立初期，百廢待興，其中最為迫切的是掌握語言文字工具，掃除文盲，普及教育。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成為新中國語言文字改革事業的三大任務，也是中小學語文教育教學的基礎性工作。吳玉章、陸定一、胡喬木的語言文字和語文教育改革實踐說明，語文是基本工具，語文的基本屬性是工具性。

1.吳玉章：新中國語言文字改革先驅

吳玉章（1878—1966），四川自貢人，無產階級革命家、教育家、語言文字學家。曾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和辛亥革命，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后被派往蘇聯、法國和西歐工作。參加過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與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謝覺哉一起被譽為“延安五老”。1950年任中國人民大學首任校長。

吳玉章為我國語文教育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先后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會長（1949）、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主任（1954）、中央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副主任（1956）。他根據文字的科學化、國際化和大眾化原則，積極推行漢字簡化和漢語拼音方案，以利于掃除文盲、普及教育和推廣普通話。在他的組織領導下，我國先后研究制訂了《漢字簡化方案》《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漢語拼音方案》。這些語言文字規范文件的研究制定，不僅是中國人民文化生活中的大事，也為中小學語文教育教學事業的基礎性建設提供了基本遵循和規范標準。他的《中國文字的源流及其改革的方案》《新文字與新文化運動》等論著，為中國語文教育史研究留下了珍貴資料。如他在《六十年來中國人民創造漢語拼音字母的總結》（與黎錦熙合寫）一文中，就系統總結了從盧戇章《切音新字》（1892）到《漢語拼音方案草案》（1957）60多年間中國人民為漢語創造拼音字母的歷史，提出要在全國推廣拼音字母的任務，要求中小學和師范學校從1959年開始逐步普及漢語拼音教學，用拼音字母幫助兄弟民族和外國人學習漢語漢字編印的漢語課本、字典和讀物，并指出“教學程序和方法……都需要用這套字母作為工具來進行進一步的研究和實驗”。

2.陸定一：“語文工具論”的助推手

語言文字是人們交際交流的工具。語文課程主要讓學生學習祖國語言文字的運用，幫助學生掌握語言文字運用規律，培養熱愛祖國語言文字的思想感情。在學習語言文字運用的過程中，進行文學教育和知識教育，這已成為語文教育界的共識。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語文教學曾經歷了偏重思想政治教育（1949—1953）、偏重文學（1954—1957）和片面強調政治（1958—1960）等階段，在經過這一段艱難曲折的探索過程之后，人們才逐漸認識到，語文教學應回歸到“工具論”的正確軌道上來。而明確提出“語文工具論”的，就是時任中宣部部長陸定一。

陸定一（1906—1996），江蘇無錫人，1925年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時先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國共產黨，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全國政協副主席，著有《陸定一文集》。陸定一對語文教育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他有多篇作品曾入選不同時代、多種版本的語文教材，如《金色的魚鉤》《老山界》《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等，這些作品是對學生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經典課文，也是語文教育教學的重要資源;二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結合自己學習語文的經驗，明確將“語文工具論”作為我國語文教育教學的指導思想。

他在《教學必須改革》（1960）中說：“全日制中小學的最主要的課程，是語文（包括中文和外國文）和數學，這是學生所必須掌握的最基本的工具?！彼谥醒胛慕绦〗M討論《小學條例》的會議講話（1962）中指出：

我認為語文教學只要搞三件事：識字、寫字和作文，搞好這三件事就夠了。

應該明確語文是一門技術訓練，只要掌握一種工具?！瓕W語文是為了掌握語言文字，掌握語言文字是為了掌握一種工具。有一種錯誤思想，似乎講政治光榮，掌握工具就不光榮，其實，講成政治課是好高騖遠。

“語文工具論”經過數代語文人的辛勤探索，是我國語文教育的經驗總結。陸定一以他的特殊地位和影響，使“語文工具論”寫進1963年版語文教學大綱，至今仍是語文教育的指導思想。

3.胡喬木：漢語、文學分科教學實驗的實際領導人

胡喬木（1912—1992），江蘇鹽城人，我國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是一位學者型領導，被公認為“黨內第一支筆”，有《胡喬木文集》（三卷）傳世。他對語文教育的卓越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曾為陜甘寧邊區教育廳主編了一套初中語文教材《中等國文》（1946），旗幟鮮明地提出，“國文教學的基本目的，是對于漢語漢文的基本規律與主要用途的掌握”。這里強調“基本規律與主要用途”，實際上就是強調語文的工具性。二是曾領導全國語文教育改革和語言文字工作。新中國成立初期，胡喬木受毛澤東指定，擔任中央語文教學問題委員會主任、中央文字問題委員會主任，探索漢語、文學分科教學實驗，組織領導語言文字學習運動以及推動簡化漢字、推廣普通話、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等，為新中國語文教育奠定了堅實基礎。三是形成了系統的語文教育思想，主要是關乎國家政治的語言文字觀、“文道統一”的語文教育觀、注重實用的語文教材觀和科學系統的作文教學觀。其中影響最大的，當數他在任中央語文教學問題委員會主任期間，領導漢語、文學分科教學實驗。盡管后來實驗終止，但在我國語文教科書編寫史上是一種有益的探索，具有特殊地位和意義。正如親歷者劉國正所說：“有的教育專家對我說，他認為，文學課本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好的一套課本。有的學校以這套課本為基礎進行改革實驗，取得好成績。有些朋友一直珍藏著自己讀過的這套課本，經過風風雨雨不曾遺失，珍愛備至?！焙鷨棠咀鳛檫@項教學實驗的直接領導者，一直關心、支持并實際指導了這次語文教學改革，經常跟人民教育出版社領導和編輯人員座談討論，交換意見。1955年11月在教育行政學院作《關于語文教學和文字改革》報告時，他還在積極宣傳這套實驗教材。

《葉圣陶日記》1949年5月26日記載：“胡喬木來訪，談語言問題及中學國文教本編制問題。此君亦黨方之能‘化者，儒雅謙和，頗可佩。一談即是半天?！庇纱丝梢?，葉圣陶對他在語文教育方面的深厚修養和獨到見解給予高度評價。

二、學好語文既要下苦功，又要明確重點

語文是中小學各科學習的基礎和核心，學好語文有助于學習其他學科，應高度重視語文學習，讓學生打下語文基礎，掌握語文工具。徐特立、高語罕、陳望道、蕭楚女、楊賢江、陸定一和胡喬木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語文教育實踐，充分說明掌握語文工具的重要性，學好語文既要下苦功夫，又要明確重點。

1.高語罕：以語文為武器的早期革命家

高語罕（1887—1948），安徽壽縣人，教育家，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1913年在日本留學時即與李大釗、陳獨秀有交往，回國后參與陳獨秀等人發起的新文化運動。1920年8月赴北京，參加北京共產主義小組和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0月經李大釗、張申府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參與籌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8月，與章伯鈞等人一同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哲學，并參加中共旅歐總支部德國支部。1925年春回國，12月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6年1月出席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任中共黨團書記，并被選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1927年任《民國日報》主筆。大革命失敗后，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草《中央委員會宣言》。1929年11月與陳獨秀等同時被中共開除黨籍。高語罕影響最大的著作是《白話書信》（1921），雖屢遭查禁，仍先后再版39次，與陳獨秀《獨秀文存》、胡適《嘗試集》是當時最暢銷的三部書。

高語罕在語文教育上的貢獻，是他的系列作文教學論著，包括《國文作法》（1922）、《作文與人生》（1928）、《文章及其作法》（1933）、《語體文作法》（1933）、《中學作文法》（1945）等?！秶淖鞣ā肥撬鶕谏虾Ｆ矫衽８呒壈嘀v課時的講義整理而成的，也是中國近代第一部關于作文法的系統性理論專著。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書中公然宣傳《共產黨宣言》，肯定五四愛國學生游行示威、組織社團、出版刊物等偉大創舉。上海平民女校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創辦的第一所婦女干部學校，李達、蔡和森先后任校務主任。除高語罕教國文外，還有邵力子教古文，陳望道教作文，張守白教國語文法?？梢?，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視語文教育。語文教育是中國共產黨培養革命干部的重要內容，而高語罕正是以語文為武器的革命家。

2.蕭楚女：提倡培養“獨立研究”精神

蕭楚女（1891—1927），湖北漢陽人，教育家，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之一，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1915年起，他先后擔任《崇德報》《大漢報》《新蜀報》主筆，曾與惲代英共同主編《中國青年》，在廣州協助毛澤東編輯《政治周報》等。1920年起，先后在襄陽、宣城，瀘州、重慶、萬縣、廣州等師范學校、中學和大學任教，曾任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務長，黃埔軍官學校政治教官。茅盾的散文《蕭楚女與惲代英》，對他們演講時“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震撼力和號召力有著生動描述。蕭楚女“彪悍勁拔，氣勢奪人，如進軍鼓角，屬于豪放派”。蕭楚女對語文教育的貢獻，是為后人留下一篇中國語文教育史上的珍貴文獻，即《中學國文修學指導》。他在文中提出，學生看書應“以自己對于那書底內容，有明白的了解為準”;對待作業“不到萬不得已時，決不假手教員——以期培養我們將來獨立研究，或作教師去指導他人底能力”;課堂討論“則純以學生為主，教員只居于主席和評判員的地位”。這些應是他長期從事國文教學的經驗之談。

3.楊賢江：提出中學生學習“國文”而不是研究“國學”

楊賢江（1895—1931），浙江余姚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青年運動領導人，馬克思主義教育理論家。曾任商務印書館《學生雜志》主編，著有《教育史ABC》《新教育大綱》等。他從浙江第一師范學校畢業時，老師李叔同曾以“神聰”二字相贈。他的《初中學生學習國文底旨趣》（1923），主張初中生只要求讀平易的文言文，不必要求讀古書，學習國文要內容與技術兼顧，能寫具有真情實感的、通順簡潔的文章，要重視口語和書法的訓練等。他的《國故毒》（1924）針對上海澄衷中學的國文會考試題，認為其是國文教育之“毒”，并深入分析了國文教育的目的和方法，批判了教育上的復古主義。他在《答復澄衷中學校長曹慕管的信——討論國故問題》《中學生必須讀古文么？》（1924）中明確指出，應區別“國文”與“國學”，認為“中學所欲造就的是健全的國民，絕不是‘專門人才，一個健全國民不會用本國語言發表思想，不能懂得本國國情及世界大勢，這是不應該的”。這些觀點對今天的語文教學尤其是“國學熱”仍有警示意義。

這些論述，反映了古往今來語文學習的一條重要規律，即在實際運用中培養閱讀和表達能力。語文教學要注意引導學生在識字寫字、閱讀、寫作上多下功夫，堅守工具性，以語言教學為重點，既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政治課，也不能把語文課上成文學課和知識課。

三、語文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因而語文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而且具有先天的學科優勢。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實，思想不能脫離語言而存在。徐特立、陳望道、楊賢江、胡喬木等人的論述，能給我們以深刻啟示。

1.徐特立：注重語文知識教育、能力培養與啟發智能、涵養道德相結合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長沙人，著名革命家，教育家，“延安五老”之一。他從18歲在鄉村蒙館教小學國文開始，從事教育工作70多年，是毛澤東和田漢的老師。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并參加南昌起義，1934年參加長征。毛澤東稱贊他是“堅強的老戰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朱德稱他是“中國由舊民主主義向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進行偉大變革時代的新思想、新教育的代表”。著有《徐特立教育文集》。

徐特立對語文教育的主要貢獻是他的系列小學國文著作，有《國文教授之研究》《初等小學國文教授法》《小學各科教授法》（1914）等。他提出，小學國語科的“教授要旨”，是“在使兒童知普通言語及日常須知之文字，而養其表達思想之能力，兼啟發其智德者也”，顯然他已經把語文知識教育、能力培養與啟發智能、涵養道德結合起來了?！冻醯刃W國文教授法》是小學國文教學的教案?！缎W各科教授法》是他任教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時的講義，分上下冊出版。上冊第二章“國語科”分“教授目的”“教授材料”“教授方法”“時間配當”“各學年教授”“教授上之注意”六節;下冊分別討論讀法、書法、綴法（作文）的教學問題。這些著作是我國語文教育史上的珍貴文獻，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啟示意義。

2.陳望道：強調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教育相統一

陳望道（1891—1977），浙江義烏人，語言學家，教育家，也是中國現代語文教育奠基人之一。新中國成立后任復旦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辭?！分骶?，著有《陳望道全集》（十卷）。陳望道從日本中央大學畢業回國后，協助陳獨秀編輯《新青年》，是中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成員，曾任中國共產黨上海地方委員會書記。他翻譯第一部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時，錯把墨汁當紅糖，品出“真理的味道”，被傳為佳話。1956年元旦，毛澤東請幾位民主人士吃飯時，對坐在身邊的陳望道說：“陳先生，我最近讀了你的《修辭學發凡》，很好。聽說你在研究文法，希望你研究下去。目前許多人寫文章不講文法，不講修辭，也不講邏輯?！标愅赖恼Z文教育論著主要有：《標點之革新》（1918）、《作文法講義》（1922）、《修辭學發凡》（1932）、《文法簡論》（1978）、《陳望道語文論集》（1980）、《陳望道修辭論集》（1985）、《陳望道論語文教育》（1989）等。他對語文教育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提倡文法修辭和使用新式標點，主張文法革新，積極推動新語文運動，并發起成立“中國語文學會”（1947）。二是形成一系列語文教育思想，如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教育相結合，語文教育與語文改革相結合，語文教育改革發展與語言文字本身的內在規律和發展趨勢相結合等。三是提出新穎系統、獨具風格的文章觀、作文觀，認為文章是傳達意思的工具。四是他和夏丏尊、葉圣陶、宋云彬合作編著《開明國文講義》（1934）。葉至善在《重印后記》中說：“他們的合作，可以說是語文教材編寫史上難得的一次盛會;而這部講義，可以說是他們當年對語文教學的一次實驗。如果研究四位先生的語文教育思想，研究教材的編寫方法和教學方法，這部講義有一定的參考價值?！?/p>

3.胡喬木：堅持“文道統一”的語文教育觀

“文道統一”是我國語文教育的優良傳統之一。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說：“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薄拔摹奔凑Z言文字，是“工具性”;“道”即思想內容，是“人文性”。前者是語文教育的基本任務，后者是基礎教育各學科共同的任務。胡喬木堅持“文道統一”的語文教育觀，在《關于（中等國文）的七點說明》中說：“本書讀文除著眼于國文教學的價值即語文規律的價值外，同時著眼于政治的價值與一般知識的價值?！?/p>

教育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語文教育在立德樹人上具有先天優勢。語文教育與思想教育密不可分，學語文就是學做人。語文教師應擔負起這一神圣使命，充分發揮語文學科的獨特優勢，致力于培根鑄魂，啟智增慧，為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