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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20年CNKI非遺研究文獻計量分析*

2021-07-23 09:59段曉卿
文化遺產 2021年4期
關鍵詞:發文圖譜期刊

段曉卿

自2001年我國昆曲入選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1)后被納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以來,我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研究工作不斷發展壯大,非遺研究更是成為了近年來學術研究的熱點之一,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但作為一個新興的研究領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研究具有明顯的跨學科特點,研究者多樣化的學科背景和關注點,使得非遺的研究方向也呈現出多元化的特征。

為了更加客觀、全面的把握非遺研究的發展脈絡與熱點趨勢,筆者于2021年1月下旬,通過中國知網平臺,分別以“非遺”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為關鍵詞,利用網絡爬蟲搜索全文中包含該關鍵詞的期刊文獻信息,最終分別得到了40381篇和105150篇文章信息。在對數據進行合并、清洗等處理,刪除部分重復選項以及資訊、新聞、公告等文章,篩選發表年份后,共得到2001年至2020年(2)雖文獻中最早關于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獻為1997年詹正發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法律保護》,但此后數年,非遺相關研究幾乎銷聲匿跡,直到2001年,隨著昆曲入選聯合國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非遺研究才再度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并迅速發展壯大至今。故本文中統計分析時也選取2001年至2020年這20年,來梳理非遺的發展歷程。間發表的107295篇期刊文章信息,其中被CSSCI收錄(3)統計CSSCI收錄文章信息時,會根據不同年份CSSCI收錄情況,調整統計條件和標準,故而早些年未在CSSCI目錄中的期刊上所發表的文章將不計入統計。的文章共12468篇??紤]到被CSSCI收錄文章往往學術水平較高,且數據完整性和質量也更高,故主要以被CSSCI收錄的文章信息為基礎,通過統計分析的研究方法,運用CiteSpace軟件制作知識圖譜,為了解非遺研究的整體發展情況提供了一個較為完整且客觀的視角,以審視非遺研究的發展歷程。

一、總體數量描述

筆者將2001年至2020年間發表期刊文章數量根據年限進行分類統計,并得到圖1所示結果。

圖1 知網中2001年-2020年發表非遺相關期刊文章數量

從整體的數量來看,非遺相關文章在2001年時僅為十幾篇,其后逐年增長,自2005年開始,以每年新增近千余篇的速度迅速增加,2016年時達到了10316篇,雖然在2017年和2018年時在數量上有所滑落,但2019年時又升至14914篇,2020年的數量也到達了11571篇(4)考慮到知網收錄文章具有一定時期的延遲,在年度層面進行分析時2020年數據僅用于參考,無法保證結果的準確性。,可以說整體上非遺的相關研究是在不斷繁榮壯大。

此外,從逐年的增長率來看,可以看出自2001年以來非遺研究經歷了數個快速增長的時期,其中2001年至2008年為快速增長期,增長率基本在50%以上,2002年和2006年更是分別達到了216%和252%,成為了兩個增長的高峰。2008年以后增長率開始逐漸放緩,由2008年的49%逐步下降至2012年的20%,2013年至2016年的增長率則基本在9%左右,可以說自2008年開始非遺研究處于穩步發展的階段。2017年-2020年非遺研究則先降后升,平均增長率為28%左右,可以看出非遺研究雖然遭遇了一定的瓶頸,多重因素導致研究數量有所下降,但在2019年時非遺研究的數量再次大幅度提升,增長率更是達到了184%,表明非遺研究開始進入到新的增長時期。

除非遺相關研究的整體數量外,筆者將2001年至2020年期間被CSSCI或CSSCI擴展版的來源期刊所收錄的文章數量根據年份進行分類統計,并得到如圖2所示結果。

圖2 CSSCI收錄文章數量及在當年發表文章數量中占比

2001-2020年CSSCI收錄的非遺相關文章共12468篇,在數量上被CSSCI收錄文章(5)包括被CSSCI收錄和CSSCI擴展版收錄文章。數量變化也和非遺研究整體數量變化基本相似,從最初的每年幾篇,迅速發展為每年近千篇,且基本保持穩定,雖然在2017年和2018年時在數量上大幅度下滑,但在2019年時便回升至1204篇,2020年時也達到了947篇。因此,可以說在CSSCI期刊中每年發表的非遺相關文章基本趨于穩定,保持在每年1000篇左右。但是也要看到,由于非遺研究整體規模的不斷擴大,每年發文總數量在不斷增加,也使得每年CSSCI收錄文章數量在當年發文總量中的占比不斷下降,由早期的13%左右下降至8%左右。

二、作者機構分析

(一)核心著者分析

核心著者是文獻流形成的骨干力量, 在學科發展中發揮著導向作用, 不斷地將學科研究推向新的水平(6)鄭樂丹:《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文獻計量分析》,《文化遺產》2009年第3期。。通過對作者的統計分析,發掘出非遺研究領域中的核心著者,能夠更好地把握非遺研究的現狀與前沿熱點。一般而言,發掘核心作者主要依靠普萊斯定律,即“在同一主題中一半的論文是由一組具有較高的生產力的作者所寫,他們的數目約等于所有作者總數的平方根”(7)王詩謠、代沁泉、許鑫:《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計量分析(2002-2017)》,《圖書館論壇》2019年第1期。。但普萊斯定律所確定的高產作者卻不一定是核心作者,為此,本文將依據綜合指數法(8)劉亞偉:《發表于圖情核心期刊的文獻檢索課研究論文的計量分析》,《情報科學》2013年第4期。來識別出核心作者,具體步驟如下:

首先,根據普萊斯定律:N≈0.749√(n_max )(nmax為發文最多作者的發文數,N為最低發文量),計算出核心作者候選人的最低發文量。按照第一作者統計,2001-2020年共有7974位作者在659種CSSCI收錄刊物上發表非遺相關文章,其中發文量最高的是廈門大學的彭兆榮,發文量是56篇。將56帶入公式,計算出N≈5.6,故最低發文量為6篇,經統計共有212位作者符合要求。

其次,通過引文數據統計出這212為候選人的發文數量和被引頻次,通過統計可以得知候選人共發文2035篇,人均發文9.6篇,共被引30811次,人均被引145.3次,其中總被引用頻次最高的作者是北京大學的高丙中,共被引1237次,單篇平均被引頻次最高的則是上海體育學院的牛愛軍,平均每篇文章被引頻次為64次。

最后,利用人均發文量和人均被引頻次來計算綜合指數,并根據綜合指數確定核心著者。具體計算公式為:綜合指數=(發文量/人均發文量×100+被引頻次/人均被引頻次×100)/2。利用公式計算出所有候選人的綜合指數后,選取綜合指數≥100(人均綜合指數,始終為100)的作者為核心作者,經過計算,共有62位作者符合條件,結果如表1所示。

林下養雞模式的實施,一方面,改變了水秧村落后的畜牧業發展方式,可以因地制宜找出適應水秧村的畜牧業發展新模式,增加村民的經濟收入,加快水秧村脫貧的步伐,推動經濟發展,實現村民精準脫貧;另一方面,可以為黔西南州其他相似地區提供模式借鑒,運用到黔西南州精準扶貧的大戰略中。

表1 核心作者及其綜合指數

(二)作者合作網絡分析

運用Python程序將CSSCI收錄的非遺相關文章的信息格式轉換為CiteSpace可識別的信息格式,運行CiteSpace軟件,將節點類型設置為“Author”,考慮到所分析的數據量較大,在剪枝(Pruning)選項中勾選上“Pathfinder”和“Pruning sliced networks”對作者的共現網絡進行優化和精簡,剔除部分次要的信息,使生成的知識圖譜更加清晰易讀,最終結果如圖3所示(9)此次統計分析不局限于第一作者,故而在頻次等具體數值上會與前文統計結果有所出入。。圖中的節點代表該作者的發文數量,節點越大代表發文數量越多,節點之間的連線則代表作者之間的合作程度,連線越粗代表作者之間合作次數越多。

圖3 CSSCI非遺相關研究的作者合作網絡

(三)核心機構分析

發文量和被引次數是評價機構科學影響力的重要指標(10)曹樹金、吳育冰、韋景竹、馬翠嫦:《知識圖譜研究的脈絡、流派與趨勢——基于SSCI與CSSCI期刊論文的計量與可視化》,《中國圖書館學報》2015年第5期。。通過綜合指數法分析研究機構的發文量和被引頻次,識別出核心研究機構,能夠了解各研究機構在非遺研究領域的學術水平和權威程度。按照第一署名機構統計,2001-2020年共有5276家機構在659種CSSCI收錄刊物發表了非遺相關文章,其中發表最多的機構是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共發表252篇文章。根據普萊斯定律,計算出最低發文量為12篇,并篩選出75個候選研究機構。

其次,根據綜合指數法對候選研究機構的發文數量和被引頻次進行統計,可知候選科研機構共發文1861篇,每個機構平均24.8篇,共被引頻次為24688次,每個機構平均被引329.2次,其中總被引頻次最高的研究機構是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共被引3187次,單篇文章平均被引頻次最高的則是上海體育學院武術學院,平均每篇文章被引44.4次。

最后,根據綜合指數確定21家核心科研機構,具體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核心科研機構及其綜合指數

通過上表不難發現在所有核心科研機構中,中山大學有兩個研究機構列入核心科研機構行列,總綜合指數為1133,中國社會科學院有三個科研機構列入核心科研機構行列,總綜合指數為546,中國藝術研究院則有兩個科研機構列入核心科研機構行列,總綜合指數為466,可以說上述三家單位機構成為了非遺研究領域的領頭單位,而中山大學更是成為非遺研究領域的領頭羊。

三、核心期刊分析

布拉德福定律指出,按照期刊發表某學科論文數量的多少進行排序后,可將這些期刊劃分為針對該學科領域的核心區、相關區和非相關區三個區域。其中每個區域中的文章數量相同,而三個區域中期刊數量之比為1:n:n2(11)曹樹金、吳育冰、韋景竹、馬翠嫦:《知識圖譜研究的脈絡、流派與趨勢——基于SSCI與CSSCI期刊論文的計量與可視化》。。故而,可根據布拉德福定律,通過對期刊發文量的統計分析,來識別出在非遺研究領域中的核心期刊、相關期刊和非相關期刊。

通過統計可知,2001-2020年共有659種CSSCI期刊發表了12468篇非遺相關文章,故每個區域的文章數量約為4156篇,根據期刊發表非遺相關論文數量多少進行降序排序后,進而可以劃分出核心期刊17種,相關期刊67,非相關期刊575種。具體17種核心期刊如表3所示。

表3 核心期刊發文量即被引頻次

核心區期刊共17種,平均每個期刊發文量為246.9篇,平均每個期刊所發文章共被引2098次,其中發文數量最多的期刊是《貴州民族研究》,共發表534篇文章,共被引4310次,單篇文章的平均被引頻次最高的期刊則是《民俗研究》,單篇平均引用頻次為15.3次。

四、關鍵詞分析

對文章的關鍵詞進行統計分析,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出非遺研究領域的研究方向與研究熱點,對于了解非遺研究的重點和發展趨勢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12)孔繁秀、孫瑤:《〈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學術影響力的文獻計量研究——基于CNKI數據分析》,《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

(一)關鍵詞共現分析

在CiteSpace中將節點類型設置為“keyword”,并在剪枝選項中勾選上“Pathfinder”“Pruning sliced networks”和“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選項對圖譜進行優化,生成的關鍵詞共現圖譜如圖4所示。

圖4 關鍵詞共現圖譜

同時,利用CiteSpace對關鍵詞的頻次統計,并計算其在網絡中的中心度,其中頻次最高的20個關鍵詞及其頻次、中心度等信息如表4所示。

表4 頻次最高的前20個關鍵詞

通過關鍵詞共現圖譜和頻次統計表可以看出,不同關鍵詞之間的關聯程度整體較為松散,雖有部分關鍵詞頻次較高,但關鍵詞之間的連線數量較少,且尚未形成特別具有影響力的研究方向或領域,故而非遺研究整體仍具有較強的分散性。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整個非遺研究領域的檢索詞,其出現頻次為1990次,遠遠大于其他關鍵詞,但其中心度僅為0.09,而中心度最高的關鍵詞則是“保護”,中心度為0.43,其次則是“文化遺產”,中心度為0.26,可見在關鍵詞的共現網絡中,相比檢索用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其他關鍵詞的關聯更加密切,在網絡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因此,就非遺研究整體而言,“非物質文化遺產”本體的相關研究并不是研究的重點內容,而與“保護”相關的研究才是非遺研究領域的重要關切,反映出我國的非遺研究與非遺保護實踐密不可分,當然這也是我國非遺保護工作實踐先行,理論研究相對滯后所帶來的必然結果。

(二)關鍵詞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可以更好的幫助研究者發掘非遺研究領域的主體結構和研究內容。(13)吳群、沈珂琦、呂波芳、況宇翔:《基于知識圖譜的非遺研究熱點和前沿演進分析》,《浙江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使用CiteSpace在關鍵詞共現圖譜的基礎上對關鍵詞進行聚類,并將出聚類后規模前十的關鍵詞簇進行顯示,形成圖5所示的關鍵詞聚類圖譜。

圖5 關鍵詞聚類圖譜

通過關鍵詞聚類圖譜可以看出,在非遺研究領域也逐漸形成了多個研究主題和研究領域,主要包括:保護、民族傳統體育、圖書館、文化建設、非遺、少數民族、生產性保護、價值、文化產業、傳播等,其中既有非遺、價值等非遺本體性方面的研究,也有保護、傳播等非遺保護理論方面的研究,也有文化產業、生產性保護等非遺保護實踐方面的研究,還有圖書館等非遺保護主體的研究,以及民族傳統體育、少數民族等針對少數民族文化遺產的微觀研究和文化建設等社會管理方面的研究,可以說整體呈現出多、散、雜的特點。同時,不同聚類之間相互交叉重疊的情況十分明顯,各研究主題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交織,表明在非遺研究領域,雖然可劃分為多個研究主題,但尚未形成具有明確邊界的研究領域和特別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研究方向,這也從側面反映出非遺研究仍需要不斷深耕。

(三)關鍵詞突現及時區分析

關鍵詞突現和時區分析,可以更好的認識非遺研究的發展脈絡,了解非遺研究熱點的動態發展特征,把握非遺研究的發展趨勢和特征。使用CiteSpace以2年為單位時間對關鍵詞進行突現詞分析,共得出137個突現詞,選取其中前25個突現詞進行展示,結果如圖6所示。同時使用CiteSpace生成關鍵詞的時區圖,結果如圖7所示。

圖6 前25位的關鍵詞突現

圖7 關鍵詞時區圖譜

從關鍵詞突現結果可以看出,早先在2002年研究者便開始注意到非遺,并投入非遺的研究之中,但由于彼時“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表述尚未確立,故而研究者大多使用“非物質遺產”的表述,這種表述也隨著2003年《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通過而逐漸消失。2005年和2006年研究者開始對于非遺的知識產業、法律保護等問題以及世界遺產等話題比較關注,2007和2008年開始則對傳統武術、原生態、災后重建等話題較為關注。2011年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的頒布,也引發了一波研究者的關注和探討。此后,研究者的重點逐步轉向文化建設、公共文化服務、一帶一路、傳統村落、文化自信、鄉村振興等主題和方向。其中,鄉村振興作為2018年突現的關鍵詞,其突現強度卻是最強的,達到了46.69,而一帶一路、傳統村落、文化自信等關鍵詞的突現強度也緊隨其后,表明我國非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國家宏觀政策的影響,也反映出我國非遺研究與非遺保護實踐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同時,這些主題大概率也將是未來幾年非遺研究的熱點話題。

通過觀察關鍵詞時區圖譜可以看出,非遺研究的發展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時期:(1)2001年-2004年為奠基期,這一時期主要探討文化遺產的保護、開發、傳承、可持續發展以及文化資源、文化生態等主題,關注點也相對較少。(2)2005年-2010年為爆發期,這一時期隨著非遺保護實踐工作在全國的開展,非遺研究也開始火熱發展,少數民族、民間藝術、民族文化、文化傳承、民俗學、旅游開發、文化自覺、傳承人等眾多熱點研究主題紛紛出現,極大拓展了非遺研究的范圍與廣度,非遺研究開始百花齊放。(3)2011年以后為成熟期,這一時期非遺研究逐步開始成熟,研究內容則在前一時期各個主題的基礎上不斷深化研究,同時非遺研究也與非遺保護實踐聯系越發緊密,緊貼國家社會發展需求,非遺研究與非遺保護開始相互促進發展,研究熱點主要集中于文化產業、民族體育、少數民族、文化認同、文化生態、鄉村振興等方面。

此外,通過對2018年-2020年三年的關鍵詞進行聚類分析,可以發現近三年非遺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文化服務、鄉村振興、體育文化、旅游產業、傳統村落、文化認同、新媒體和生產性保護等主題??梢钥闯鲅芯繜狳c話題大多與2011年以后的熱點領域話題相同,其中部分主題如公共文化服務、鄉村振興、傳統村落等也是2016年左右突現的研究主題,可以推測,這些主題在未來仍將是熱點話題,是非遺研究的熱點內容。此外,2018年以后新媒體、生產性保護等主題的研究熱度也逐漸提升,預計在未來會得到進一步的發展,成為非遺研究的重點內容和主要方向。

五、結語

2001年以來,我國非遺研究的在經歷快速增長后已逐漸發展成熟,雖然在2018年左右數量上有所波動,但總體數量上仍處于相對平穩的上升過程之中。同時,我國非遺研究整體上與非遺保護實踐存在密切關聯,研究內容在很大程度上會受到國家政策的影響,而這也很有可能是導致非遺研究在數量上產生較大波動的一個因素。

其次,非遺研究領域已逐漸形成了包含高丙中、宋俊華、黃永林等作者在內的核心作者群,但作者之間的合作程度較低,雖然在作者群體中形成了幾個研究團隊,但團隊規模不大,且內部成員之間的關聯也較弱,更是缺少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實質性合作。但非遺研究作一個復雜、系統的綜合性議題,需要開展跨學科、跨地域區、實質性的研究合作,才能切實推動非遺研究的深入與突破,推進非遺學科的發展與建設(14)文庭孝、劉曉英:《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的可視化分析——基于三種可視化工具的比較分析》,《圖書館》2016年第2期。。否則將導致大量重復且浮于表面的研究,造成學術資源的浪費。

再次,我國非遺研究主題主要有保護、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建設、少數民族、生產性保護、價值、文化產業、傳播等,整體上呈現出多、散、雜的特點,各個主題之間相互交織,尚未形成具有明確邊界和重要影響力的研究領域和方向,這也反映出我國非遺研究仍需不斷深化理論研究,建構完善的非遺研究理論體系。

最后,2011年以后非遺研究的實踐性不斷增強,熱點領域主要集中在文化產業、民族體育、少數民族、文化認同、文化生態、鄉村振興等與非遺保護實踐緊密相關的議題之上。而近幾年非遺研究的熱點話題除了上述大部分議題以外,新媒體與生產性保護等議題也逐步升溫,預計將成為非遺研究的重點內容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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