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戲曲場域：透視1917年《順天時報》菊選*

吳新苗

民國時期都市戲曲處在非常復雜的網狀結構之中，按照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場域”(1)布爾迪厄認為“場域”是“位置之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圖式”，是各種力量斗爭的權力場，“是一個包含許多力量的領域，受各種權力形式或不同資本類型之間諸力量的現存均衡結構的決定。同時，它也是一個存在許多爭斗的領域，各種不同權力形式的擁有者之間對權力的爭斗都發生在這里?！盵法]皮埃爾·布迪厄、[美]華康德：《實踐與反思》，李猛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285頁。理論，民國戲曲有著獨特的場域性特征。也就是說，民國戲曲是該時期各種資本(政治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等)互相斗爭的權力場，伶人、觀眾、媒體、劇評家、捧角家、政治家等不同階層的人具有不同的位置，形成各種力量，共同編織成決定戲曲發展的網絡。這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的戲曲場域是不同的，比如說，在1949年以后，梅蘭芳處于“人民藝術家”的位置，很大程度上置換了民國時期梅蘭芳作為都市商業戲曲“名伶”“明星”的身份，如果我們不回到民國戲曲場域，就很難對梅蘭芳等名伶乃至整個民國戲曲發展有準確的認知。因此，通過對一些重要歷史事件的解讀，去探討當時戲曲場域特征，就非常有必要。1917年《順天時報》的菊選就是這樣值得深入考察的事件之一。

一、辻聽花的策略

1917年《順天時報》菊選的操盤手是該報主筆辻聽花。辻聽花(1868-1931)，日本熊本縣人，本名辻武雄，號劍堂。清末在“蘇州兩級師范學堂”“江南實業學堂”當教習，同時考察中國教育(2)辻聽花根據對中國教育的考察，發表《敬告清國教育當道諸君》一文(1905年《教育世界》第95期)。文中分析中國教育“設立學校之遲緩”“設立學校次序之顛倒”“教育成績之不良”三大弊病及其原因；自云“志在東亞，尤重教育，常以貴國教育之消長為念”，七年前初來中國考察教育，曾著成《清國教育改革私案》一冊，“今再至濱滬，執筆于教育世界，睹貴國教育之情形，不勝今昔之感”。辻聽花此時對中國已相當熟悉和了解。。在此期間，為了深入了解中國人精神特質和民族心理，開始關注傳統戲曲，成為戲園里的?？?，與汪笑儂等名伶有密切交往，并于1910年寫成《中國戲曲及腳本》在本國《歌舞伎》雜志發表。1912年進入《順天時報》社。

《順天時報》是1901年底東亞同文會的中島真雄創辦的一份中文報紙，四年后由日本外務省接辦，主編以及大部分骨干都是日本人。該報是晚清、民國時期北京地區一份大報，內容貼近市井生活，因此受到讀者歡迎，高峰期發行量約三萬份?！俄樚鞎r報》第五版是游藝和娛樂副刊，辻聽花進入報社后，成為該版主編和主筆。穆辰公在辻聽花《中國劇》一書序言中寫道：“(聽花)酷愛中國戲曲，其所交游，文酒騷人外，尤以伶人為多。南北業歌者，識與不識，無不知有聽花。而聽花亦樂與之接，故聽花于梨園掌故風俗，知之最審?！謺r見出入歌臺舞榭，若惟日之不足。耳之所聞，目之所睹，歸輒筆之于書，二十年來如一日?！?3)辻聽花：《中國劇》，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5)，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第104頁。辻聽花幾乎每天都在《順天時報》上發表戲曲短評，一直寫到1930年該報?？?，總量大約有五六千篇。以一己之力寫這么多劇評文字，這是中國戲曲史上的奇跡，不能不佩服他的勤奮，以及對戲曲的濃厚興趣。這當然也與他主筆的身份有關，同時得益于他身上日本僑民的光環，因為這兩點，伶人樂意與其交往，他也就獲得了更多的戲曲知識和梨園資訊，成為當時戲曲界的“通人”和有影響力的“聞人”。辻聽花非常善于利用手中的文化資本，主動出擊，擴大報紙的影響，同時也擴大自己的影響。在報紙上制造熱點話題，吸引大眾關注，是其最為常用的策略。

1917年菊選就是基于這樣策略而制造的一次文化事件。9月14日辻聽花在《順天時報》發布《本社菊選豫告》云：

本社將屆五千號紀念佳辰，擬屆時舉行菊選，藉以獎勵優伶，裨補風雅。

正從事種種準備，其名稱如左：劇界大王一名、坤伶第一一名、童伶第一一名。

接著詳細公布了《菊選之旨趣》和《簡章》，辻聽花坦率承認這次菊選是為了紀念《順天時報》發行5000號(11月20日為第5000號)，強調該報在菊選活動中的主體地位。同時，他又為菊選制造了一個引爆梨園界、吸引大眾關注的話題：

慨自譚伶逝世，劇界大王承繼問題迄無定論，誠以鑫培之后無完伶，斯固海內評劇家所同首肯者也。然大王之席久懸，劇界不無群龍失首之嘆……茲擬舉行菊選，倘得同志贊許，則數月來劇界爭執之問題，不難借多數以為解決。至童伶、坤伶兩界均亦不乏名流，然若求一冠群之稱尚無定論，今一并征求眾意，借以獎勵群伶，裨補風雅，海內同仁尚望各抒偉見，無吝賜教是幸。(4)辻聽花：《本社菊選之趣旨》，《順天時報》1917年10月2日第5版。

民國元年譚鑫培赴滬演出時，新新舞臺經理黃楚九獻上“伶界大王”的匾額，這本與“寰宇第一青衣”那樣浮夸的廣告語一樣，是劇場常用的一種宣傳噱頭，但由于譚鑫培高超的藝術造詣和在梨園內外的聲譽，這個稱號得到了大眾的承認并廣泛使用。譚鑫培于1917年5月去世，于是《順天時報》提出誰能繼承譚氏榮膺“大王”這個話題，并想通過選舉來解決這個問題，一下子就吸引了人們的眼球。同時認為坤伶、童伶“冠群之稱尚無定論”，在“劇界大王”之外再設 “坤伶第一”“童伶第一”(候選人必須是二十歲以下的男伶)兩個獎項，吸引梨園界更多人參與競爭。

本次評選為無記名投票，投票紙印刷在《順天時報》上，想投票必須先買報紙，然后剪下來填寫被選人姓名，再寄到該報專門設立的“菊選事務所”。每張報紙分別有三個獎項的選票各一張。從10月2日開始投票，截止日期為10月31日。根據該報陸續發表的二十一期開票報告、菊選新聞等信息，一個月的投票活動可以分成三個階段，在這個過程中辻聽花不斷制造氣氛，引導菊選競爭走向高潮。

10月2日至22日，是比較平穩的熱身階段。7日報紙上公布了第一期開票報告，至14日公布第五次開票結果，梅蘭芳、楊小樓、劉喜奎、尚小云、吳鐵庵等人已經超過五百票，辻聽花喜稱“每日投票者踵相接，較之前次菊選(民國四年舉行)殊有霄壤之別，竊為菊國賀之祝之”(5)辻聽花：《菊選與聽花辯言》《順天時報》1917年10月16日第5版。。民國四年，《順天時報》也舉行過一次菊選，選舉男伶、坤伶、童伶各個行當中的“最優等”“優等”伶人，獎項設置太多，分得過于瑣碎，因此伶界參與度不高，這次菊選就三個獎項，只評“第一”，有很高含金量，因此伶界參與度也遠遠超過上次菊選。16日，開始有伶人票數過千(“劇界大王”組的楊小樓、“童伶第一”組的尚小云、吳鐵庵)。為了進一步調動大眾情緒，辻聽花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原先隔幾日開一次票，改為每日公布開票結果；同時發布啟事，稱“邇來本社接得菊選投票逐日增多，而報紙篇幅有限，每次當選各伶礙難一一發表，茲擬凡不足十票者俟積至十票再行按次披露，閱者諒之”(6)《特別啟事》，《順天時報》1917年10月18日第5版。(后來又提高到50票方公布)。每天公布票數和名次的舉措，激起大眾好奇心，也刺激了那些參與角逐的伶人及其支持者們的好勝心，在面子和榮譽的驅使下，使他們將菊選推向白熱化。(7)《偽票之發見》，《順天時報》 1917年10月20日第5版。這時候甚至有人開始偽造投票券，17日在“坤伶第一”投票中發現了450張假票，《順天時報》刊載啟事，提請大眾注意，也表示自己的公正性。辻聽花配合菊選進程，還撰寫了多篇評論文章來營造氣氛，如《本社菊選之近狀 中原之鹿果死誰手》中說：“迄今十九日間所得票數殆將五萬，被選藝員：劇界大王八十余人，坤伶第一九十余人，童伶第一七十余人，共計實有二百五十余名之譜，洵劇界罕睹之盛觀也?！?8)辻聽花：《本社菊選之近狀》，《順天時報》1917年10月21日第5版。這是在不斷強調本次菊選受人關注的程度，以引起更大的轟動效應，吸引更多的力量參與角逐。文章最后吹起鏖戰的號角，“然投票期限猶剩十日，而競爭之激烈亦在此十日，現占優勝地位者仍未可高枕安臥，當爭此最后五分鐘之勝利耳，然則，中原逐鹿果死誰手，猶難預料，余將拭目以觀其結果?！?9)辻聽花：《本社菊選之近狀》，《順天時報》1917年10月21日第5版。

23日至29日是菊選競爭白熱化階段。達到白熱化不僅僅是由于前期的運作已經調動起參與者的競爭熱情，還在于辻聽花又放出大招，在23日出臺了單售選票的辦法：

本社菊選投票行將期滿，每日購報者絡繹不絕，發行所大有應接不暇之勢，茲為便于投票者起見，特別印成票紙，另行發售。(10)《特別啟事》，《順天時報》1917年10月23日第5版 。

原先必須購買《順天時報》裁取選票填投，現在將選票單獨印售，一下子擴大了選票的發行數量。辻聽花解釋是“為便于投票者起見”才開始單售選票，事實上這是此類商業評選活動中的必備環節，這種商業評選模式來自日本報刊業，到競爭比較激烈時都會采取賣票的手段，促使競爭激烈化，并為報社謀取豐厚利潤。當然這也可以說是參與者與媒體的一次合謀，如果參與者熱情不高，沒有買票的動力，即使媒體方面印出單售選票，也無人購買?，F在投票(買票)需求日增，因此單售選票這一措施產生了立竿見影的效果。次日，即23日“坤伶第一”項中張小仙收獲3546票，總票數10043，成為首個突破萬張的候選人。接下來的幾天，三組獎項的前幾位伶人得票數都以每日數千張的速率上漲。在此階段的最后幾天，混戰越來激烈，勝負趨于明朗化。27日，“劇界大王”組，梅蘭芳大額選票超過了之前多次占據榜首的楊小樓。29日，劉喜奎、尚小云也分別在“坤伶第一”“童伶第一”組大額選票超過原本第一的張小仙、陳連喜，這些反超者當天選票都在1萬張上下。

30日、31日是最后的沖刺階段。我們先看一下29日、30日兩天各組前五名的票數對比情況：

劇界大王名次29日票數30日票數坤伶第一名次29日票數30日票數童伶第一名次29日票數30日票數梅蘭芳2605555248劉喜奎1528067694尚小云1919933329楊小樓1348814072張小仙1362113861陳連喜1657317263余叔巖769613066富竹友92709291馬連良711414627劉鴻升43305532杜云紅57855798吳鐵庵46975541張黑、汪笑儂(兩人名次發生變化)1308(張)1112(汪)1429(汪)1323(張)余紫云4982 13971(此日沖到第二名)茹富蘭31273913

30日，劉喜奎一天增加了5萬多張選票， 梅蘭芳也增加了近3萬張，尚小云增加1萬多張，均遙遙領先?！皠〗绱笸酢苯M張黑與汪笑儂一升一降，“坤伶第一”中第五名余紫云沖到第二名。

最后一天，票數仍然有極大的異動。辻聽花在31日宣稱菊選到了“最后五分鐘”，由于選票單售，無法預知總體數量，誰也不知道在這“最后五分鐘”競爭對手將買下多少選票，這是志在必得的候選人及其支持者需要考慮的問題。結果，當天梅蘭芳得177617張，劉喜奎得170982張，尚小云得119196張，單日都超過10萬張，三人分別以總票數232865、238606、152525摘得“劇界大王”“坤伶第一”“童伶第一”桂冠。30日“劇界大王”排名第二的楊小樓最后一天得票15535張，但仍沒有保住名次，余叔巖以當日近3萬張反超楊小樓，成為“劇界大王”組“次點者”；第四名劉鴻升，總票數7387票，僅有前三名當日票數的零頭；張黑當日1500張，反超汪笑儂(當日僅有351張)成為第五名。張小仙得25000余張，又反超余紫云，最終奪回坤伶第二名；“童伶第一”中原先五名開外的方連元以單日2萬多張選票，總數反超馬連良成為第三，該日馬連良才獲得1927張，跌到第四名。

至此菊選塵埃落定。曾留學日本的文明戲演員李濤痕在對這次菊選的評論中指出其評選模式源自日本，“東京之《二六新聞》《都新聞》等，最喜為之。蓋其報紙，困于銷路，遂創一名目，為發財之舉?！币壅咄镀?戲子)、藝者(妓女)投票、旅館投票、畫家、全國料理等無不可投票評選。日本報界主導的投票評選，“實為一種營業”，“大抵皆有投票紙之利益。投票者，當以報紙剪下之一欄為憑，于是仿其體裁，另印數十萬紙以出售?！?11)濤痕：《論菊榜》，《春柳》1919年第4期。并通過記者出去活動，挑起競爭，售賣投票紙。辻聽花策劃菊選獲得成功，不僅在于他熟悉日本報紙策劃投票選舉的方式，也取決于他結合中國戲曲界實際情況實施了具體的策略，包括前文所說制造話題、營造競爭氣氛。在最后統計選票時，《順天時報》社邀請“特招參觀員來社參觀檢票”，以示公正。最后通過征集對獲獎者題贈詩詞和評論文章，頒發獎牌等方式擴大菊選的影響力。在近兩個月時間里，菊選及其相關信息成為了該報副刊最引人注目的內容，而菊選之結果，也深深映入大眾的腦海。

二、誰在投票

據《本社菊選優伶全體得票報告》(12)《本社菊選優伶全體得票報告》，《順天時報》1917年11月5日第5版。，本次菊選有效票共1014297張，“劇界大王”共投票329440張，“坤伶第一”348258張，“童伶第一”279221張，有424位伶人被投票(分別為134人、175人、115人)。其涉及伶人之廣，票數之多，在民國大大小小的各種菊選中空前絕后，說明受到了伶界和大眾的廣泛關注。那么問題來了，這么多票是誰投的？

普通讀者和觀眾(一般大眾)也會參與投票，但可以肯定所占比例很小，絕大部分投票與他們無關。23日開始單售選票后，某些伶人單日動輒收獲上萬、幾萬甚至十幾萬張選票，這樣數量的票當然是買來的，在買票的節奏上也體現了一定的心機和算計，顯然是有組織有計劃的行動。正如人們所能猜想到的，這些決定勝負的投(買)票人就是伶人背后的支持者，也就是那些被稱為“梅黨”“劉教”“云社”的捧角家們。

穆辰公在菊選后寫了一篇《選舉伶王記》，說北京戲曲界對“蘭芳之票為何人所買，喜奎之票為何人所買，小云之票為何人所買，都比較清楚”，因此“這次菊選全是捧角家與捧角家之競爭。換言之，即金錢多寡問題而已?！?13)谷曙光編校：《梅蘭芳珍稀史料匯刊》(一)，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年，第17頁。文中繪聲繪色描寫了梅蘭芳與馮耿光、齊如山商量如何奪取“大王”的密室謀劃，雖是小說筆法，但基本符合事實。馮耿光時任中國銀行總裁，作為梅蘭芳的核心支持者，在這次菊選投票中無疑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支持，齊如山等人則起到謀士作用。

借助金錢通過買票來獲得菊選的勝利，這被當時的批評者稱為“運動”，事實上這種“運動”，正體現了民國時期戲曲與商業資本、文化資本之間的密切關系。參與競爭的伶人，多多少少都會進行類似的“運動”，關鍵是他占有多少這樣可以運動的資源，在各種關系中他是否能處于中心位置，從而指揮商業資本、文化資本為自己所用。正是在這樣的思考中，我們看到伶人在戲曲場域中的地位，并非僅僅由伶人本身的藝術水平決定。程長庚時代，甚至汪桂芬、譚鑫培時代，伶人自身藝術是其社會影響力最為核心的決定因素，但現在情形發生了變化。梅蘭芳最后榮膺“劇界大王”，但我們不能就說梅蘭芳藝術水平一定高于楊小樓或者余叔巖。事實上，楊小樓、余叔巖、劉鴻升等人也積極參與對“大王”的爭奪，而且他們作為生行演員，繼承故去的譚鑫培“大王”稱號似乎更加名正言順，也更有底氣。但正如穆辰公所指出的：“小樓、鴻升雖然有錢，花的太多了，他們自己不干。若教別人替他買票，又沒人盡義務?！?14)谷曙光編校：《梅蘭芳珍稀史料匯刊》(一)，第16頁。在這里，商業資本話語權超過了藝術本身。從開票情況來看，第一階段楊小樓居于榜首的次數比梅蘭芳多(“劇界大王”前17次開票中，梅蘭芳只有4次位居第一，其余都是楊小樓)，說明他和支持者們的確也做了一番努力。但最后不僅敗給梅蘭芳，而且輸給了余叔巖，因此可以看到更多的商業資本介入到旦行，而生行的觀眾和支持者，對于余叔巖的興趣比對武生楊小樓的興趣也大得多。劉鴻升在市民階層有很大影響力，但由于他的做表“灑狗血”，因此劇評家和捧角家都多持批評態度，所以在菊選中僅能獲得沒有太多經濟能力的市民階層的支持，最后得票不足1萬張，與第三名楊小樓近3萬張選票還有大差距。

“童伶第一”投票中也能清晰地看到支持者的身影。按照穆辰公、春覺生等人的說法，菊選操盤手辻聽花對誰獲得 “劇界大王”“坤伶第一”并沒有一定之見，但對“童伶第一”則有鮮明的傾向性。從結果上來看，的確如此。取得該項桂冠的尚小云的核心支持者(“云社”)是晚清遺老遺少，如載洵、載濤、前清內務府大臣世續等(晚清王公多喜愛武戲，所以尚小云藝術中剛健的成分比較多，擅長塑造巾幗英雄、俠女等形象)，這些人雖然此時沒有多少權勢，但廣有錢財。更關鍵的是，辻聽花是尚小云的義父，辻聽花在《順天時報》上捧尚小云不遺余力，菊選期間還刊發了多篇揄揚尚小云的文章，此舉意圖非常明顯。因此，大家都紛紛猜測“童伶第一”定是尚小云的囊中之物。菊選期間，已經有人提出質疑，辻聽花連連聲明自己對“童伶第一”選舉絕對保持中立。(15)辻聽花《菊選與聽花辯言》，自辯云：“外間以余與某某童伶夙有關系，刻間生出種種風說，聆聞之下不勝駭異，蓋余對于該童伶等堅持一視同仁主義，毫無厚彼薄此之意，故關于此次菊選特持旁觀態度，與該投票毫無關涉，如外間所傳全屬揣測之詞，毫無信憑之價值，特此辯誣以明余之心跡云爾?！俄樚鞎r報》1917年10月16日第5版。但這樣的聲明很難服眾。即使尚小云所得票與辻聽花沒有直接關系，而是那些捧尚小云的晚清遺老們所買，辻聽花在菊選期間刊發了多篇宣傳尚小云的文章，就已經談不上中立了。除此之外，其他名次靠前的童伶，都來自富連成科班，這種一致性與辻聽花更是有直接關系，辻聽花與與富連成關系密切，是京城劇界無人不知的事實。當然，富連成的童伶在當時也有各自可以出資的支持者，因此造成了他們內部的競爭。

這里再看一下另兩位非富連成科班童伶的最后得票：白牡丹(荀慧生)共計2053票、程硯秋共計138票。程硯秋該年十三歲，已經有羅癭公、張公權等重要的支持者，不過此時畢竟年少且處于倒嗓期間，138張票的成績說明程硯秋及其支持者們幾乎沒有參與此次“童伶第一”的爭奪。(16)羅癭公為程硯秋最早的支持者，已為眾所周知。張公權即張嘉璈(1889年-1979年)，民國時期著名銀行家、實業家。曾任中國銀行副總裁，與總裁馮耿光極為不和，馮捧梅蘭芳，張捧程硯秋?！洞毫冯s志第一期收有羅癭公《張公權齋中紫藤花盛開，程郎徘徊嘆賞其下，對之成詠》一詩，說明此時程硯秋與張公權已經非常熟稔。白牡丹與尚小云同齡，此時也不是籍籍無名之輩，背后同樣有“白社”的支持集團。他在1915年三家報紙的菊選中，分別獲得《順天時報》花旦第一名(最優等)、《國華報》童伶第二名(博士)、《新劇新聞》童伶第二名(博士)的佳績，在三家菊選中獲得這樣成績的僅有兩人，另一人是坤伶杜云紅。雖然1915年的菊選影響力不是特別大，但荀慧生取得這樣的名次也是白社“運動”的結果。(17)辻聽花《三社菊選之比較研究(下)》云，《戲劇新聞》菊選中荀慧生本為第一，“惟其最后之一戰鐵庵為第一名，牡丹亞之其票額相差不過五張，余竊為白社同人惜焉”，辻聽花并不諱言報刊菊選中“白社”這些捧角家支持者“運動”的內幕?！俄樚鞎r報》 1915年2月7日第5版。但這次僅得兩千余張票(排童伶第八名)，說明荀慧生及其支持者們也認為“童伶第一”無法競爭，不如干脆放棄，因此每日票數一直穩定在100張上下，很像是普通觀眾的一種自發投票。白社在打造超級明星“荀慧生”過程中，最成功的是1930年《戲劇月刊》上的“四大名旦”評選和1931年策劃梅、尚、程三人與荀慧生合錄《四五花洞》唱片。(18)白社打造超級明星的過程，可參陳志勇《荀慧生與1930年代京劇“四大名旦”的評選——以〈戲劇月刊〉〈申報〉等民國報刊為中心》一文，《文化遺產》2017年第3期。從這里的分析中，我們可以看到捧角家們在提升伶人名氣時充滿著各種算計、考量，總是尋找最適合的時機發力，以求“一戰成名”，而在時機不成熟時寧可蟄伏起來，以免在沒有勝算的競爭中損傷伶人的聲譽。

現在該來考察一下“坤伶第一”的投票情況。從投票的總體情況來看，“坤伶第一”的投票總數(348258張)和候選人(175人)明顯超過其他兩項，“坤伶第一”劉喜奎個人得票也比梅蘭芳多出5741張。這說明，給坤伶投票的參與者更多、熱情更高、力度更大。

這與當時坤伶在北京演出市場中的地位是相吻合的。近代坤伶演劇起步很晚，清代禁止女性演戲，到了同光時期才開始在天津、上海出現零星的坤伶，并逐漸受到觀眾的追捧。1912年，北京對坤伶解禁，京外坤伶蜂擁入京，成為京城劇壇一支重要的生力軍。時人記載：

劉喜奎、小香水、小月英、趙紫云、李小來等大名鼎鼎女伶，聯袂入京，炫妍斗美，以博時譽，致使男伶幾無伸足之地。雖以譚鑫培之老氣蒼涼，尤不敵劉喜奎之美目一盼。劉喜奎來京，在三慶登臺之時，叫天夜在天樂演戲，然三慶白天未及一點，客座已滿，天樂雖盛，猶不及三慶。及至去歲年終時，劉喜奎演《新茶花》于三慶，京中人士若狂，同日夜第一臺楊小樓演《長坂坡》，王鳳卿演《戰成都》，取價六角，觀眾寥寥。劉喜奎之《新茶花》取價一元，而馬車汽車盈門，中下卿滿座。上午九時園中已無余隙，日戲既完，皆坐守不去，以待看夜戲。(19)惕生：《燕都梨影》，《民權素》1915年第6期。

坤伶叫座能力超過了男伶，尤其是1914年底來京的劉喜奎，竟然以高差不多一倍的票價打敗了楊小樓等男性名伶，很多男伶為了避其鋒芒，不得不赴京外演出。坤伶短時間內獲得大眾的熱捧，有多方面原因。其一，坤伶演劇對于北京觀眾來說是新鮮事物，坤伶演出的劇目也以新編戲為主，尤其是主動吸收文明戲的布景、新編劇目，積極參與政府戲曲改良(上演教育部通俗研究會編的戲曲作品)，體現出的新思想、新風氣與彼時時代思潮非常吻合。其二，對于普通大眾來說，坤伶“色相”比起男伶給觀眾帶來更多的感官愉悅，也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間。其三，由于坤伶受大眾歡迎，報紙為了迎合讀者就更多的報道、宣傳坤伶，這也提升了坤伶的人氣。1915年劉喜奎、鮮靈芝兩位著名坤伶分別在慶樂園、廣德園商演，辻聽花順勢推出“劉鮮大戰”話題，并征集“劉鮮戰之預言”文章，鼓動讀者對兩人孰優孰劣展開論爭(20)辻聽花在1915年8月24日《順天時報》發表《劉鮮戰觀》，9月26日登載《征集劉鮮戰之預言》。。兩個月中，《順天時報》收到406人關于“劉鮮大戰”的投稿，這實際上是對坤伶演劇一次極大的宣傳，使坤伶在接下來的兩年中一直極為繁盛。坤伶的欣賞者、支持者群體非常龐大，可以說涵蓋了軍閥政客、文人雅士、市井民眾乃至進步青年各個階層。尤其是劉喜奎，簡直“舉國若狂，甚至官商士庶每談劉喜奎三字，無不津津有味，于此可見喜奎的魔力較老譚之魔力尤鉅也?！?21)隱俠：《譚魔與劉魔》，《順天時報》1915年2月19日第5版。老名士贈詩，乃至小市民圍觀強吻等新聞哄傳一時。

概言之，“坤伶第一”總票數、被選人數和票數過千的人數遠遠超過其他兩組，皆可歸因于坤伶在此強盛期有著廣泛的大眾基礎。不過，投票的主力還是那些有經濟能力的“官商”階層，他們才會讓渡經濟資本、文化資本對主要的伶人進行明星化。穆辰公透露，劉喜奎獲得“坤伶第一”乃是某部次長“小鹿”買票，這影射的是北洋政府參謀部次長陸錦(秀山)，他是為劉喜奎買票的重要金主。與梅蘭芳、尚小云的情形應該是相同的，即使陸錦提供了主要資金，在謀劃奪魁這件事上，也并非其一人。不僅有“劉教”核心的支持力量，也有廣大觀眾群體中分散的不同數量的投票。

盡管民國初年坤伶受到觀眾歡迎，也有不少捧角家追捧，但她們在代表傳統的男伶和專業批評人士那里，并沒有得到太多承認，這對舉辦菊選的媒體產生了影響。1915年三家報刊菊選時，都把坤伶單獨列為一項，這次同樣在“劇界大王”之外另設“坤伶第一”，仍然把坤伶和童伶當作不成熟的伶人，排除在“大王”的爭奪權之外。如果坤伶也可以競選“劇界大王”，那梅蘭芳與劉喜奎之間的競爭將無比激烈，鹿死誰手真成了一個問題(22)穆辰公創作的小說《梅蘭芳》，寫到馮耿光、齊如山等人不僅策劃買票奪得“劇界大王”，而且決心在票數上超過劉喜奎，此是作者紀實還是揣測不好說，如果梅黨確實有這想法，那只能說是失敗了。從這里推斷，如果劉喜奎可以競選“劇界大王”，也有很大獲勝的希望。。從這樣的設置上，我們看到坤伶在民國初年比較尷尬的地位，盡管演出市場很繁榮，支持者眾，但并沒有進入戲曲主流。這不能簡單地認為是一種偏見和歧視，新編戲、色相是該時期坤伶贏得市場的兩個重要因素，更講究技藝的傳統戲的確并非她們所長。而對于辻聽花來說，在坤伶演劇最為繁榮的1917年仍將“坤伶第一”單獨開列出來，體現了他在策劃菊選時，追求利益最大化(形成更大的影響，賣更多的報紙和選票，獲得自己的名氣)的同時，也照顧到專業意見。

理查德·戴爾在分析美國電影界的明星制時說：“對(明星)文本分析的關注不是區分出哪些意義和影響是對的，而是區分明星身上哪些意義和影響可以被合法地讀解出來?！?23)[英]理查德·戴爾：《明星現象學》，李二仕譯，《世界電影》2004年第1期。1917年的菊選，其中充斥著金錢、關系，包含各種算計以及所謂的“內幕”，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歷史，體現出不同伶人在各種關系中的位置。這種位置，并非由某一個方面決定，雖然說可以通過金錢買票，但誰買票、為誰買票這些問題遠在投票之前就已經解決，伶人的性別和行當，交際圈、藝術造詣、市場號召力，都起到一定作用，參與者對時機的判斷也同樣重要。最后掏錢買票，票數分出勝負，那只是臨門一腳的動作和結果。

三、劇評家們對菊選的批評

菊選從一開始就遭到一些人質疑，結果出來后更是被他們抨擊，這些人主要包括春覺生、周劍云、馮小隱、馮叔鸞、非禪、張豂子、穆辰公等，他們都是當時著名的劇評家。

劇評家批評的焦點在含金量最高、影響力最大的“劇界大王”，他們主要觀點是：(一)通過選舉來確定“劇界大王”是根本上錯誤。馮小隱云：

自譚氏物化后，各評劇家于王位繼承問題，爭相討論，不但無聊已極，實屬荒謬絕倫。夫譚氏之有王號，實本其藝術得來，非必伶界必須有一大王也。使今日伶界復有譚氏其人，將見眾論所歸，一致擁戴，固不待著論立說從事研究，設無其人，各阿所私，亦不過立門戶之見，啟黨之爭而已。故予以為王位繼承，無須討論，開會選舉，更可不必也。(24)小隱：《菊選芻議》，周劍云主編《鞠部叢刊·劇學論壇》，收入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3)，第199頁。

張豂子亦持相同觀點，“劇界大王一席，乃由資格養成的，由本領換來的，由名望獲得的，而決非可以由選舉產出的者也?！?25)豂子：《吾之劇界大王觀》，《晨鐘報》1917年11月17日第7版?！皠〗?伶界)大王”稱號的由來，出自偶然的商業廣告用語，是譚鑫培“藝術”“資格”“本領”“名望”的灌注使得這個稱號具有了價值，因此如果有“大王”繼承的問題，繼承者必須在藝術、名望等方面達到譚鑫培的高度，如果有人達到了這樣的高度，自然而然會被擁戴為“大王”，而不是通過選舉的辦法產生。

(二)抨擊選舉的合法性。馮叔鸞認為退一步說“劇界大王”可以選舉，但：

是否應由報界為之辦理？此又一疑問也。即使報界可以代為辦理，而《順天時報》是否為相當之辦理者？此又一疑問也?！俄樚鞎r報》而今居然發表選出，吾曹談戲者是否能承認其為合法之伶界大王？此又一疑問也。(26)馬二：《辟伶界大王》，周劍云主編《鞠部叢刊·劇學論壇》，收入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3)，第198頁。

并指出《順天時報》及辻聽花的“日本”身份，屬于對中國事務的干涉。至于賣票及伶人和支持者的“運動”，使得菊選成了金錢的競爭，捧角家的黨派之爭，“乃見今世之選舉，純屬黨派之關系，而非出于真正之民意?！?27)小隱：《讀北京菊選感言》，《民國日報》1917年11月10日。

(三)抨擊梅蘭芳，認為梅氏沒有資格稱“劇界大王”。當時《戲劇新聞》專門發表攻擊梅蘭芳的文字，該報主筆、“做過京官”的劇評家春覺生認為梅蘭芳工“小旦”行，在梨園中屬于次要地位；作為旦角，梅氏在傳統戲方面并無太多創獲，梅蘭芳之出名，乃在新編的古裝戲，但這些新編戲將舊劇規律破壞殆盡，所以“梅蘭芳就是破壞中國舊劇的第一罪魁”(28)春覺生：《說梅》，《晶報》1920年6月18日?！墩f梅》分14段在《晶報》上連載，春覺生回憶了當年自己對菊選的批評，透露很多“內幕”。！非禪又補充了春覺生的觀點，對梅蘭芳出身私寓(“以私坊出身之人列為大王，尚足以服坐科出身六場通透之老伶工耶”)、資望(“梅蘭芳年未滿三十，享名不及十年。況所業又為青衣，欲奉為大王，是又烏足以服人耶”)、藝術(“在旦角中藝事勝蘭芳數倍者，尚大有人在也……而蘭芳不過以老斗之捧場，報館之財迷，得此無上之尊號，遂使大王二字，黯然無光”)三個層面展開批評。(29)非禪：《嗚呼，今日之所謂劇界大王》，《晨鐘報》1917年11月6日第7版。這基本代表著反對派劇評家的共同觀點，據此他們一致抵制，宣布“劇界大王”選舉無效。

撇開一些枝節的、意氣的話語，劇評家的批評揭示出民國戲曲場域中兩種常見的權力斗爭形式。首先，劇評家強調藝術評判時的專業性，排斥非專業人士、因素對藝術的干擾。劇評家之所以抨擊菊選，是因為菊選中媒體文化資本和捧角者商業資本干擾了藝術場域，搶占了劇評家的位置、奪去了他們的權力。此次菊選中，后三鼎甲之一、老生行魯殿靈光的孫菊仙竟然只有五十余票，劇評家反復援引這個例證，論證菊選與藝術是多么不搭界、荒謬絕倫的一件事。因此，他們認為如果通過報紙選舉投票也是一種評定伶人藝術等級的方式，那么主持選舉者不應該是報紙，而只能是專業的劇評家，并且需要用記名投票的方法杜絕買票。(30)參劍云《予之伶界選舉觀》，周劍云主編《鞠部叢刊·劇學論壇》，收入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3)，第193-196頁。其次，戲曲藝術內部的斗爭，簡言之，是“傳統”與“趨勢”的沖突。專業劇評家多為京劇藝術修養深厚的票友，對“傳統”有著深厚的感情，認為只有“傳統”才是純粹的，所以對于藝術隨著時代變遷(審美變遷)而發展的“趨勢”也持敵對態度。春覺生認為梅蘭芳是依靠新編戲獲得了空前的名聲，這基本符合事實，但由于其拘泥于晚清京劇傳統而指責梅蘭芳“是破壞舊劇的第一罪魁”，不能不說他對京劇在新的社會背景下發展趨勢的認知，比起為梅蘭芳規劃藝術發展方向的梅黨們要遲鈍太多。

總而言之，劇評家批評菊選，是要奪回專業人士的話語權，對“外客”辻聽花的自辯根本不予置信，并強調菊選的結果導致“票友界以及久看戲的朋友輿論大嘩”(31)春覺生：《說梅》，《晶報》1920年6月6日。，這些人都屬于浸染傳統頗深的專業人士。對于他們來說，讓藝術由“他律”回到“自律”的發展軌道上，茲事體大，需要采取更為有力的手段來斗爭。

馮小隱吹響號角：“然彼既開端，若不舉行選舉，將無以示抵制。且不有吾人選出之大王，尤不足以明梅蘭芳為非法選舉之伶界大王。是在今日勢不容已，雖欲不開選舉，而有所不能也?！?32)小隱：《菊選芻議》，周劍云主編《鞠部叢刊·劇學論壇》，收入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3)，第199頁。他號召劇評家共同籌劃他們專業人士的菊選，并初步提出選舉辦法，特別強調了參選人資格和投票人資格。參選人資格必須符合以下全部條件：(一)一門專精，毫無缺憾。(二)文武昆亂，無所不能。(三)講求韻學，讀字無訛。(四)作工身段，并皆合度。而如果有下列一項者，不能作為候選人：(一)習成一藝，能戲無多者。(二)梆子二簧，并習兼能者。(三)念飄字與切口者。(四)唱作偏重者。(五)雖已享名，猶在學戲者。(六)派出江湖，不由正軌者。(七)學無本源，自開門徑者。(八)以色悅人，而無真實本領者。投票人必須是劇評家、伶人和票友，“應由舉行選舉之報館，先行延請劇學淵博、宅心公正之人，如溥西園、陳彥衡輩，為投票資格之審查”(33)小隱：《菊選芻議》，周劍云主編《鞠部叢刊·劇學論壇》，收入傅謹主編《京劇歷史文獻匯編(民國卷)》(3)，第201頁。，在這些專業人士中遴選出正式投票人。馮小隱的意思是成立一個專業評選委員會，這與當代由政府設置、組織的戲曲獎項評選方式比較類似，并非大眾化的選舉，更不是商業化的運作方式，的確體現了“當但就藝術上為標準”的根本原則。但這個提議，除了周劍云等人發聲呼應之外，并沒有得到實施。

這一直是劇評家們的心病。1923年初，上海袁寒云、步林屋、王鈍根、鄭子褒、周瘦鵑、劉豁公等劇評家設立“全國伶選會”，創建機關，依托心心照相館和《心聲》雜志，舉行“伶界大王”“名伶”兩項選舉，昆京秦各大劇種乃至新劇藝人皆可入選(對“大王”參選者設置了需演大軸、壓軸，會戲五十出以上等規定)。這似乎是要奪回專業人士對“劇界大王”的評判權和授予權，但也并非完全按照馮小隱提出的專業評選委員會模式，而是采取了類似《順天時報》的大眾化選舉方式，只不過不賣選票。選期兩個月，但由于《心聲》雜志出版周期與影響力的原因，大眾關注度并不高，參與者熱情遠不如1917年菊選。(34)參《全國伶選大會第一次布告》，《心聲》1923年第一卷第三期。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前一年在《晶報》上爆發伶界與評劇家的沖突，使得伶界對此次菊選提出抗議，認為這種類似花榜選舉的方法，把藝人與妓女一樣看待，侮辱了伶人人格，一時批評之聲不絕于耳，這也挫傷了劇評家的積極性。兩個月后，“全國伶選會”在《新聞報》公布了第九次開票結果(這也是能看到的最后一次開票結果)，楊小樓成為“劇界大王”榜首，但此后《心聲》雜志也沒有刊載過菊選相關消息，算是不了了之。這次不成功的菊選，在戲曲史上也沒有留下什么印痕。

二十年代后期，京劇旦行在梨園中的地位已早非民初時可比，競演新戲也成為不可抵擋的潮流，三十年代梅蘭芳訪美訪蘇載譽歸來以后，其在梨園內外的聲名更是遠超同儕，因此梅蘭芳“劇界大王”的身份也獲得了專業劇評家的認可，不再有人質疑，并沿用至今。

四、小結

1917年《順天時報》菊選充分體現出民國戲曲場域性特征，通過對該事件的解讀，我們深入了解到這個權力場中各種力量的斗爭形式和策略。伶人、觀眾、媒體、捧角家、劇評家各個階層在藝術自身發展和商業演劇的大環境下共同決定了戲曲藝術的走向。毫無疑問，辻聽花操盤的菊選充分體現了商業資本和文化資本對戲曲的影響，伶人成為商業化的“明星”，而不是傳統的通過口碑塑造的“名伶”，當然更不是新中國成立之后體制內的“表演藝術家”。這種商業化造星運動受到劇評家、伶人與票友等部分專業人士的抵抗，專業意見對戲曲商業化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另一方面，盡管菊選體現了媒體、金錢對戲曲場域的決定性影響，但不能否認其中的藝術之維。媒體、捧角家準備打造的超級明星，必然是具備一定藝術造詣并有大眾基礎的演員，否則就違背了媒體和捧角家自身的利益。梅蘭芳、劉喜奎、尚小云的藝術贏得了大量的觀眾，成了傳統口碑式的“名伶”，然后在捧角家和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被打造成超級“明星”。戲曲自身發展的趨勢也是其中重要因素，正如當時評論者指出的“劇界大王”“坤伶第一”“童伶第一”都是旦行，這是民國戲曲發展趨勢所決定的，1917年《順天時報》菊選確證并放大了這種趨勢。菊選正如戲曲史上一些重要事件一樣，它們順應了歷史，同時創造了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