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協商民主：制度規范與技術路徑*
——江蘇省淮安市“‘碼’上議”實踐探索

陳家剛 張 翔

問題的提出

協商民主是經由利益相關者對話溝通以達成共識的民主形式。這種共識既是合法決策的基礎，也是社會團結的催化劑。協商民主的實踐探索在我國各地呈現出不同的創新路徑，例如江蘇省的“有事好商量”、浙江省的“請你來協商”、廣西壯族自治區的“桂在協商”、山東濟南的“全程(泉城)商量”等實踐。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了“全面發展協商民主”的要求，明確了“推動協商民主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目標。協商民主已經成為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改進和提升政府績效的關鍵性治理路徑。

嚴格地講，協商民主是一種要求嚴苛的民主形式。一方面，協商民主是一種平等對話的民主，政治過程中的利益表達不會因為個體差異性特征而有所區別；另一方面，協商民主是充分尊重各方訴求的民主，表達和傾聽同樣重要。這就使地方治理中的協商民主實踐往往面臨著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實現直接性、廣泛性和有效性的難題。實踐提出的問題要在實踐中解決。信息、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發展賦予了協商民主新的想象空間。一方面，數字技術拓展了人們政治活動的空間，改變了人們政治參與的方式。通過新技術，民眾“用數字方式處理各種信息(講話、文字、錄像、圖表)，從而便于同一類數據在不同的媒介之間傳播”。(1)[澳]約翰·基恩：《民主與傳播媒介》，沖禮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92年第3期。另一方面，數字技術使交往更加便捷，個體的政治參與更加積極?！靶碌木W絡信息源，將使得公民們對政治更加見多識廣；新的網絡組織形式將有助于動員之前并不活躍的公民去參與政治?！?2)[美]馬修·辛德曼：《數字民主的迷思》，唐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凹夹g會放大普通公民的政治表達(political voice)”，(3)[美]馬修·辛德曼：《數字民主的迷思》，第7頁。數字技術能夠使協商民主突破空間與地理因素的局限，正在成為協商民主的推進器。

數字技術與民主治理形式的結合，為協商民主的發展拓展了新的實踐空間，“數字協商民主”的新形態開始呈現。數字協商民主，是社會政治生活中不同行為者，借由數字技術與平臺的平等對話、溝通以達成治理共識的民主形式。那么，數字技術究竟在怎樣的意義上推動協商民主走向數字協商民主？數字協商民主的結構支撐僅僅依靠數字技術的進步與發展，還是同時也需要其他維度的支持？民主治理的實踐本身能否為數字協商民主提供可資驗證的經驗資源？回答這些問題，既需要從理論上廓清相關認知邊界，也需要在實踐中發掘新的論證資源，從而為數字協商民主的合理性尋求現實的、理論的回應。

文獻分析與基本假設

(一)在樂觀與謹慎之間：簡要評述

數字協商民主何以可能？理論界從技術的不同屬性出發展開理論演繹，在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謹慎主義之間形成了精彩的辯論。

樂觀主義認為，數字技術不僅具有推動協商民主的潛在力量，而且能夠為協商民主的實質性發展提供支撐。他們認為，日常生活中分散的、孤立的、邊緣的話語表達在數據平臺上將匯聚成整體性力量，進而融入民主治理的每一個環節。從宏觀維度來思考，數字協商民主，因為能夠激發民眾的權利、尊重和共識思維而可以建構為一種新的動員手段。但是這種動員也可能存在兩個面向。其一，數字時代無數個體的聯合將使權力壟斷走向終結；其二，權力因為掌握數字技術而進一步鞏固自身存在。數字協商民主為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提供了政治表達的渠道，但在數據空間中具有優勢的絕大多數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所以權利與權力的平衡依然是一個需要歷史和事實驗證的問題。

謹慎主義則更多關注技術對于協商民主的逆向功能。在網絡空間中，“有多少公民最終在賽博空間上被聽見？那些確實最終被聽見的人群，更加真實地反映了廣大公眾么？”(4)[美]馬修·辛德曼：《數字民主的迷思》，第10頁。首先，算法替代了民意形成過程，科學方法替換政治參與和社會公眾的熱情。技術“奉獻給觀眾的是較為個人化的信息：‘接受者’可以在任何一個時間，挑選或加工自己想要得到的特定信息”。(5)[美]約翰·基恩：《民主與傳播媒介》，沖禮譯，《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1992年第3期。民眾獲取的大多數信息僅具有個體特征。其次，管理者傾向于認為數字治理能夠精準滿足公共服務的需求，公共參與不再必要。也就是說，數字協商民主存在侵蝕公共參與精神的風險。即使在健康的民主社會中，“怎樣才能確保公民唾手可得的信息是最好的信息”(6)[美]羅伯特·達爾：《民主及其批評者》，曹海軍、佟德志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頁。等問題依然是數字協商民主難以回避的理論詰問。

數字技術的兩面性給理論演繹帶來巨大的困惑。技術作為工具的客觀性特征，既能夠與普通民眾相結合，也能夠與特殊利益集團相結合，前者可以推動廣泛的協商參與，而后者則可能鞏固狹隘的政治利益。技術具有鞏固民主的潛力，同時也可以削弱民主?！叭绻皇怯幸庾R、有準備地把通信技術用于促進民主，那么技術就有可能用于破壞民主?！?7)[美]羅伯特·達爾：《民主及其批評者》，第479頁。數字技術對于協商民主是一種推動還是抑制？事實上，“只有技術被真誠地服務于民主，并且我們對技術對民主的復雜影響保持足夠清醒時，技術的益處才會展現”。(8)[美]本杰明·巴伯：《數字政治的不確定性后果——民主與信息技術的難兼容性》，葉敏譯，《天津行政學院學報》2012年第2期。數字技術應如何設計才能適應并服務于協商民主的基本目標？這一問題已經超出了技術樂觀主義與技術謹慎主義的演繹性辯論的范圍。

(二)基本假設

數字技術被認為具有加強政治溝通，推動政治過程民主化的力量。然而，在現實的社會政治生活中，信息、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新興技術是否真正地推動了協商民主的發展？超越單純建構數字技術與協商民主之間的理論關系，嘗試探索從數字技術到協商民主的因果機制，并在此基礎上剖析技術推動民主的基本條件，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江蘇省淮安市“有事好商量——‘碼’上議”工程(以下簡稱“‘碼’上議”工程)，可以作為一個較恰當的個案來回應上述問題。

2021年，江蘇省組織開展實施“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活動，淮安市政協開始推進“‘碼’上議”工程，即將協商議事活動與“智慧政協”創新相融合，與基層協商相銜接，利用互聯網技術，聯通數字智慧平臺系統端、手機端、電腦端數據，以二維碼、視頻會議為載體，積極開展協商活動?；窗彩袊@規范網上協商議事流程、暢通民眾線上參與渠道、構建“一網一微一端一平臺”四位一體信息支撐環境等重要事項，研究制訂了《“有事好商量——‘碼’上議”工程技術實施方案》，升級設計協商議事室板塊，推動實現線上線下融合、場內場外結合、上級下級聯合開展協商議事。通過培育協商議事示范室、現場推進會，“‘碼’上議”工程在淮安市全面推開。

調研發現，“‘碼’上議”工程的實踐過程，就是數字技術支撐協商民主的過程，只不過這種技術推動還與多維度的制度規范相聯系。事實上，這一初步結論既與技術社會學的相關理論契合，也呈現出進一步拓展理論邊界的潛力。以巴雷為代表的“技術本體論”者展開了技術社會學的理論討論。巴雷通過觀察CT技術引入對醫院組織構成的影響，將技術理解為刺激結構性變革的“觸發器”。(9)Barley, S., “Technology as an Occasion for Structuring: Evidence from Observation of CT Scanners and the Social Order of Radiology Department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Vol.31, 1986, pp.78-108.但是，結構變革的結果時常并不遵循技術理性，往往會偏離技術對組織結構的預期。奧利科沃斯基以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為基礎，提出了“技術二重性”概念，(10)Wanda J. Orlikowski, “The Duality of Technology: Rethinking the Concept of Technology in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 Science, No.3, 1992, pp.398-427.通過對行動者的強調，他在理論上將技術的角色由“結構”轉化為“工具”。在此基礎上，行動者與技術之間的關系就被理解為“日常生活中的一種構成性糾纏”。(11)Wanda J., Orlikowski, “Sociomaterial Practice: Exploring Technology at Work”, Organization Study, No.9, 2007, pp.1435-1448.“技術二重性”的概念較好地解釋了組織變革對于技術理性的偏離。但是，“技術二重性”將行動者與技術緊密結合，又難以定位技術在組織結構與變遷中的作用。為了進一步解釋組織與技術之間的互動機制，“互構論”(12)邱澤奇：《技術與組織的互構——以信息技術在制造企業中的應用為例》，《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應運而生?！盎嬚摗睆娬{組織與技術之間存在邊界，但實踐過程中的技術提供方和使用方是可以通過相互建構實現聯結的。

上述研究為本文的討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啟示，但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制度”因素。其中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上述研究多數是在企業組織體系中展開的，企業組織在利潤驅動下對于技術的運用有著天然的親和力。在這種背景下，“制度”時常缺位。二是組織社會學的研究專注于技術與組織之間的關系，而脫嵌于新制度主義組織學關于“組織研究-制度研究”合流的理論運動，不可避免地出現了“重組織，輕制度”的理論局限。關于“‘碼’上議”協商活動的調研發現，特定的制度設計是數字技術推動數字協商民主無法忽視的影響變量。制度設計為數字技術推動協商民主轉型創造了作用空間，是從數字技術到數字協商民主的關鍵影響變量?！啊a’上議”協商議事生動闡釋了“數字技術-制度設計-協商民主”的關聯機制。

“‘碼’上議”的運轉：基于過程的案例描述

從時間維度上看，“‘碼’上議”工程的運作主要由四個環節構成。通過追蹤“‘碼’上議”工程運作的過程，可以深入分析從數字技術到協商民主的制度設計在實踐中是如何運轉的。

(一)環節1：多元參與

協商民主的邏輯起點是政策對象、公共事務的行為者在政治參與過程中關于自身利益和偏好的初始表達。數字技術能夠超越空間和地理限制，克服市場邏輯形成的高流動性導致的不在場困境，使不同空間的利益主體都能夠參與協商過程?；窗彩幸劳小爸腔壅f”數字智慧平臺，創設“有事好商量”模塊，完善信息傳輸渠道，為全市1728個協商議事室分別建立了專屬二維碼，實現了市縣鎮村四級協商議事工作聯動的目標。各協商議事機構在使用系統時，每一步驟的信息都會自動關聯到其專屬二維碼上，群眾掃碼就能夠了解議事室議事活動情況。與此同時，協商議事同時同步關聯到市政協門戶網站“有事好商量”專門欄目中。群眾通過掃碼，可以將其對議題的點贊、對議題的建議以及參加遠程協商的相關信息自動關聯到對應的協商議事機構電腦客戶端。

淮安市共有4區3縣，17個街道辦事處，108個鄉鎮，戶籍人口557萬多人，常住人口450多萬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淮安市每年大約有160萬人外出務工、經商。其中，農村外出人員達120萬人?！啊a’上議”構筑起“一碼連八方，有事好商量”議事新模式，以協商議事室為主體，以二維碼為紐帶，打破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突破協商身份壁壘，把黨政領導、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外鄉賢、專家學者和人民群眾緊密聯系在一起，廣泛吸引各方主體參與協商議事，議事群體更加廣泛，參與渠道更為暢通，實現了民主治理的廣泛有序參與。技術使表達、參與、交往更加便捷、高效。數字化改變了民眾的政治行為，提升了他們對于政治的興趣和政治參與能力。

(二)環節2：議題確定

數字技術超越地域、部門、層級的限制而使不同的政治行為者能夠同時獲取海量的信息?！案嗟娜硕寄軌虬l布不同類型的內容，表達他們的觀點，并在實踐中體驗他們的言論自由?！?13)Bernard Eniolras, Kari Steen-Johnse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in Fredrik Engelstad, H?kon Larsen, Jon Rogstad, Kari Steen-Johnsen ed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Public Sphere, De Gruyter, 2017, p.113.但是，信息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并非都有利于協商活動。協商民主中的信息獲取更多是為了發現和選擇協商議題。協商議題是決策者對于政策導向和重點工作的優先性選擇。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公共設施建設等各種政策議題都可能進入協商過程。大數據技術可以根據既定標準篩選協商議題，而這些標準包括政治標準、風險標準、公共利益標準等。

截至2022年10月底，淮安市運用“‘碼’上議”累計征集各類初審議題120427個?！啊a’上議”中的“碼”上征題與“碼”上建議，匯聚的是民眾希望通過協商解決的討論議題信息，以及希望黨委政府為基層解決的問題的建議信息。在協商過程中，鄉村干部、社區干部、政協委員、人民群眾在客戶端的點贊、留言直接呈現了各個方面的認同、支持或不贊成等信息，各參與主體可以直觀地了解和掌握協商議事活動情況。市縣區運用“‘碼’上議”，能夠系統整理分析“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數據，全面了解協商議事活動開展情況。群眾利用“‘碼’上議”，能夠參與協商、提出建議、實施監督等。協商議事室運用“‘碼’上議”，能夠及時匯集群眾所需所想，并進行分類處理，該議的議，該辦的辦，該調解的安排調解。通過圖形化展示的方式，全面且深入地展現了各類議題年度月度數據、議事室動態數據和議事活動進程情況。

(三)環節3：協商對話

協商民主是一種環節完備的參與活動，具體地、現實地體現在各個方面、各個層級、各個領域。數字技術具有交互性、廣延性、多態性等特征，互聯網、社交媒體、客戶端更是拓寬了政治傳播的渠道，改變了傳播的模式?！肮差I域的數字化轉型對現代社會中思想的傳播和辯論方式、意見的形成方式以及認同的表達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14)Bernard Eniolras, Kari Steen-Johnse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litical Public Spher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in Fredrik Engelstad, H?kon Larsen，Jon Rogstad，Kari Steen-Johnsen ed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Public Sphere， p.115.“‘碼’上議”的核心環節是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協商議事，即“碼”上協商。在數字技術支持下，以實體協商議事室和線上視頻會議建設為依托，議事程序從征題公示、調研協商、成果上報到成果轉化、監督落實等方面都有明確的規范。不管是省內省外、市內市外、城市鄉村、線上線下，政策相關方都可以掃碼參與協商，實時與黨委政府、政協委員、基層社區、街坊鄰里等開展對話和討論。截至2022年10月底，淮安市組織開展協商議事活動60873場次。持續的“碼”上協商，有利于推動社會達成廣泛共識。協商主體和基層群眾可以通過微信公眾號、市政協門戶網站、協商議事室門前、村頭街尾的景觀小品等渠道便捷地獲取二維碼。通過掃描二維碼這種簡單易行的方式，就能夠全過程參與協商議事。協商議事活動信息在淮安市政協門戶網站同步更新，掃碼即可看到計劃開展的協商議事活動信息、遠程協商通知信息和已完成的協商議事成果信息。

(四)環節4：共識決策

傳統政策議程結構中，核心決策者擁有龐大的政治經濟資源，具有強勢的話語權，壟斷著政策議程，處于相對獨立的政策共同體之中。數字協商民主構建的是政策制定者、行動者和政策對象之間形成的具有開放性、包容性和發展性的合作共同體。信息和大數據技術的發展，使決策主體可以不再僅僅依靠面對面詢問的方式了解民眾的利益需求，而是通過技術實現信息的收集匯總。大數據看似是虛擬信息的抽象集合，事實上，每一個數據背后皆隱藏著真實的公民主體，傳遞著真實的利益訴求，大數據的自動記錄亦使得碎片化的民意綜合化，并形成系統綜合性的、動態可視化的整體民意信息。大數據是獲取決策信息的高效的便捷的方式，使決策選擇更好符合民眾的需求?！啊a’上議”通過大數據分析統計平臺，對全市和各縣區數據進行分析整理，在助力民主決策上，通過熱評詞匯等了解當前廣大人民群眾最關心、最關注的焦點問題，從而將群眾的利益表達、決策方式和技術支撐聯結在一起。截至2022年10月底，淮安市通過“‘碼’上議”協商議事活動回應和解決民生問題48000余個?！啊a’上議”的真實性在于能切實解決黨委政府的操心事、基層的困難事、群眾的煩心事。真正實現“碼上辦，馬上辦，碼上馬上辦”，讓老百姓有更多體驗感和獲得感。

以“碼”為中心的數字技術始終貫穿于“多元參與-議題確定-協商對話-共識決策”環節，數字技術優勢得到充分呈現?！啊a’上議”協商議事創新實踐，借助信息、互聯網和大數據技術的優勢，使協商民主實踐探索更便捷、更廣泛、更普遍，既使普通民眾感覺參與更方便、溝通更直接、表達更通暢，又使地方管理者感覺信息更豐富、民意更明確、問題解決更高效。數字技術將政黨、政府、社會、市場、個體等行為者的交往場域從物理空間拓展到網絡空間，回應了社會訴求，改造了運行機制和流程，提升了治理能力。

從數字技術到協商民主：“制度”抑或“技術”

民主觀念、制度設計和數字技術的三位一體構造了數字協商民主的治理形態?！啊a’上議”是地方政協推動的協商民主，是數字技術支撐的協商形式。一方面，數字技術對于推動淮安市協商民主的發展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頂層設計，地方黨政機構、政協機構和基層行動者的政策執行，以及地方改革創新存量資源的學習機制，為數字協商民主的實踐確立了基本的制度結構。協商民主的制度設計與實踐有效吸納了數字技術的支持，進而推動了數字協商民主的發展。

(一)地方政府的創新實踐

地方政府的創新實踐是考察其數字技術運用能動性的重要路徑，對地方政府能動性與容納度的提升本身也是制度設計的題中之義。調研發現，“‘碼’上議”協商議事實踐是政協工作與基層治理相結合推動政策執行的結果?！吧婕叭嗣袢罕娎娴拇罅繘Q策和工作，主要發生在基層。要按照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的要求，大力發展基層協商民主?！?15)習近平：《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65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4年9月22日?；鶎訁f商有利于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推動各項政策落實，促進基層民主健康發展，但基層協商同時面臨著協商動力不強、參與廣度不夠、政策資源不足等困境。人民政協的優勢在于能夠發揮“專門協商機構作用，把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推進“發揚民主和增進團結相互貫通、建言資政和凝聚共識雙向發力”，從而“貫徹落實黨和國家重要決策部署”。(16)習近平：《在中央政協工作會議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國政協》2019年第18期。在某種意義上，“‘碼’上議”是政協工作在基層的平臺延伸，是發揮政協職能、推動協商民主的重要支撐?！皡f商中應當重視吸納威望高、辦事公道的老黨員、老干部、群眾代表，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基層群團組織負責人、社會工作者參與”，明確了政協參與基層協商的政策實踐路徑?！巴七M城鄉社區信息化建設，開辟社情民意網絡征集渠道，為城鄉居民搭建網絡協商平臺”，(17)《中辦國辦印發〈關于加強城鄉社區協商的意見〉》，《人民日報》2015年7月23日。提供了實現數字協商的技術基礎。江蘇省委印發的《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建設的實施辦法》，江蘇省政協印發的《關于開展“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工作鞏固提升年的實施方案》，淮安市政協出臺的《關于“有事好商量——‘碼’上議”工程的實施方案》,為“‘碼’上議”構筑了制度支持結構。

(二)存量制度的路徑依賴

地方或基層改革創新的可持續性是實踐和理論關注的焦點議題。一種觀點認為，經驗表明許多地方政府創新改革項目都出現了“人走政息”的現象，改革創新的可持續性往往存在問題。另一種觀點認為，地方改革創新的可持續性，不能從個別實踐探索是否持續存在來解釋，因為這種創新的觀念、思路或者做法，如果已經拓展到其他地方、其他領域，也是一種可持續性的表現?；窗彩小啊a’上議”協商議事實踐是后一種可持續性的改革創新，是改革創新存量制度的順勢拓展。這個存量資源，就是作為信訪工作典型的“陽光信訪”。其一，2007年，淮安市率先推出網上信訪查詢系統，后經數次升級和改造，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陽光信訪”。2014年全國網上信訪工作現場推進會在淮安召開，“陽光信訪”成為創新范本。其二，淮安市在信訪領域持續引入人工智能新技術，利用“陽光信訪”首創優勢，對“陽光信訪”智能服務再換擋、再升級，實現“陽光信訪+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群眾信訪更便捷、更簡單。其三，長期關心和推動“陽光信訪”改革創新的實踐者從信訪部門轉崗到淮安市政協。充分發揮創新驅動優勢，依循典型示范路徑，將信息、互聯網和數字技術運用于協商民主，是創新路徑的延伸，也是改革者適應實踐要求的持續推動。

(三)組織程序的制度嵌入

組織與程序為數字協商民主構筑了可操作性的工作機制?；窗彩小啊a’上議”協商議事，是貫徹落實省政協協商議事活動“鞏固提升年”的工作要求，同時也是淮安市自身推動工作創新的探索。保證“‘碼’上議”順利施行的組織基礎是“‘有事好商量’協商議事工作指導小組”的成立，該小組指導統籌實施“有事好商量——‘碼’上議”工程。該小組明確1名分管副主席和1名分管副秘書長，明確辦公室相關處室專人負責，抽調專門人員共同實施，做到工作有領導分管、有職能部門落實?！啊a’上議”的日常管理，側重于按照標準建設運行“碼”上議協商議事示范室，建好協商議事活動臺賬資料，及時統計、匯總政協委員和協商主體參與協商議事活動的具體情況及實效?；窗彩姓f還加強對全市“有事好商量——‘碼’上議”工程的指導與督促，雙月通報工作進展情況，并謀劃對“碼”上議協商議事示范室建設情況進行年度評比。在各協商議事室，有具體的協商議題、協商程序、商前調研等工作機制，有參與方式、“碼”上操作方法，介紹和指導如何進入“‘碼’上議”，開展協商活動。

推動數字協商民主，技術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還在于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有效制約權力并完善制度結構完善。換言之，在實際的協商議事過程中，應確保技術真正服務于公共利益?；窗彩小啊a’上議”協商議事實踐的成功推進，根本原因是中央關于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的總體謀劃，地方黨政機構關于協商民主制度建設的實施策略形成了相應的制度環境；直接原因則是政協系統在推進協商民主實踐探索中的創造性思維?；A性的工作，則是淮安市形成改革創新路徑、有效利用存量資源以及對民眾利益訴求的回應。對于行為者個體來說，如果每個人都傾向于關注自身利益而較少為社區利益作出自己的貢獻，那么實現一種良好的治理就面臨巨大的挑戰。在這個意義上，“制度有助于人民本身的訓練”。(18)[英]J.S.密爾：《代議制政府》，汪瑄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30頁。數字技術為協商民主提供了信息、平臺和橋梁等支持，制度則為不同利益主體之間尋求政治平衡提供了框架和依據。

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等現代信息技術在民主政治實踐中的功能發揮，推動了數字協商民主的實踐發展。但是，我們是否就此確定數字協商民主的績效完全或者主要歸因于信息、互聯網、大數據技術？技術是否也存在著治理的局限？例如，技術基礎設施投入大，但應用效率低；政府部門運用數字技術提高了匯聚民意的效率，卻也在此過程中減少了與社會公眾的直接接觸，從而導致了與公眾的某種疏遠，甚至會在某種程度上形成“指尖上的形式主義”。事實上，精通數字技術的工程師對政治民主往往知之甚少，而深刻懂得民主的政治家卻對技術邏輯與技術適用缺乏經驗。因此，技術必須被有價值地設計，才能夠推動政治過程開啟民主治理范式。

(四)協商民主的數字運用

美國北卡州立大學的帕特里克·哈萊特(Patrick W. Hallett)認為：“參與式公共政策分析的興起，一方面是因為擔心傳統的決策技術存在嚴重缺陷，另一方面是評估潛在政策對問題的回應過程應該系統地包括更多利益相關者的重要進步?！?19)Patrick W. Hallett, “Technology Theory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No.1, 2003, pp.112-140.利用數字技術，黨政機構和有關部門可以根據政策過程各方面的參與需求的性質、類型、層次和強度，將利益相關方吸納到規范程序之中開展對話和溝通。數字協商民主一方面規范著政府機構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傾聽各方面意見和建議；另一方面，公開的協商過程、政策機制也使自下而上的監督變成常態化機制?！啊a’上議”推動了權力規范運行與權利保障促進之間的動態平衡，是人民當家作主這一原則在微觀政治生活中的真實體現?！啊a’上議”憑借著獨特的優勢實現了人民群眾全過程參與，該工程堅持議事的結果及時公示，督促當地黨委政府和有關職能部門及時跟進服務，加快議事成果轉化，讓人民群眾在參與協商議事的過程中得到實惠，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民生福祉?！啊a’上議”重在將群眾需求作為工作出發點，將群眾滿意作為工作落腳點，是維護民眾利益的民主形式。

當我們將參與是否廣泛、共識是否達成、決策是否科學、權益是否得到保障、權力是否受到監督等作為衡量基層治理有效性的標準時，從參與、信息、協商、決策和監督等維度觀察“‘碼’上議”協商議事活動可以發現，數字協商民主能夠確保政治過程中利益相關方有序參與，確保差異化的利益訴求在政治過程中得到表達，保證權力在陽光下運行，決策建立在充分信息匯集的基礎之上，民眾權益得到有效維護，從而在技術的支持下實現良好的治理效能。

走向未來的數字協商民主

信息和數字技術有效拓展了協商民主的發展空間。但數字技術的運用并不能自然地推進數字協商民主，制度設計是從數字技術到協商民主的關鍵性變量，在“數字技術-協商民主”的推動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制度設計通過“地方能動-制度鎖定-程序嵌入”三個環節，實現數字協商民主的治理變革?！啊a’上議”工程，適應政治性要求與技術性趨勢，充分利用互聯網時代的技術優勢，推動政協協商與基層治理從程序性的會議協商向超越時空限制的移動平臺延伸，拓展了協商民主的新空間。當然，數字協商民主并不是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其背后也蘊含著不確定性。

其一，數字技術的介入，使協商民主的過程更加便捷、高效。但是，“民主需要思考、耐心和慎重考慮”。(20)Benjamin R. Barber, “The Uncertainty of Digital Politics: Democracy’s Uneasy Relationship with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No.1, 2001, pp.42-44.數字技術和數字治理更傾向于效率優先，而協商民主更多關注平等參與、利益維護、共識達成、科學決策。數字技術對于不同的民主形式有不同的影響，對協商民主來說則是一種需要慎重運用的資源，因為即時性的思考意味著可能存在未經過濾的偏見。民主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平衡技術對速度的追求而不阻礙技術創新。

其二，數字協商民主促進了政治過程的信息流動與互動，從而為決策提供可靠的基礎，但信息過程可能存在的非平衡性對科學決策也有一定的挑戰。例如，通過“‘碼’上議”，黨政機構、決策部門可以收集、匯總民眾的偏好、利益等信息，但對于廣大民眾來說，他們參與政治過程同樣需要了解和把握政府公開發布的信息和數據。決策所依據的信息既需要真實的民眾利益表達，也需要黨政部門的信息公開發布。只有這樣，協商決策才能夠實現規范權力運作機制與維護民眾權利之間的平衡。通過“‘碼’上議”，決策者可以收集到大量的民意表達和利益訴求，然而，這樣方式獲取的數據、信息和民意還需要做去偽存真的考證，使得基于此的決策，更科學并符合實際；互聯網匯集的零散的聲音，亦會因為空間感、代入感、現場感的缺失，而在某種程度上帶來政治參與冷漠等現象；信息技術亦為回避甚至抑制某些民意表達提供了技術手段，從而存在決策公平性的風險。

其三，數字協商民主在激發基層官員的政治能動性，推動黨群、干群關系實現良性互動上發揮的功能，還有待考量。對于黨政部門來說，數字技術作用的發揮，一方面增強了其基于“技術能力”的“結果確信”，這在某種程度上會導致因為相信結果而忽略了對于政治過程的重視，而協商過程恰恰是解決問題的關鍵；另一方面，增強了自上而下的控制力，導致基層忙于應對上級的指令，服務主體性受損，非正式的、鄉土化的城鄉社區規則與慣例日益邊緣化，難以發揮積極作用。信息、互聯網和數字技術作為重要的政治資源，亦有著成為鞏固既得利益集團利益的工具的風險。正如人們所擔心的，數字協商民主會不會像一部越來越龐大的精密機器，自身運轉越來越精致，但對充滿活力的社會的回應卻越來越僵硬？

數字協商民主是由技術發展、觀念變革和制度結構三維框架形塑的民主形態。外顯的是技術路徑，內嵌的是民主觀念革新，而基礎則是存量優勢和增量改革相融合的制度設施支持。數字技術在協商民主中發揮功能也倒逼相關政治主體適應現代技術的發展，并推動行為方式轉變和制度功能完善。數字協商民主的運行必須將公正、平等、參與、權利等作為首要目標訴求，而效率則應作為其次的訴求。只有把人當作目的本身，真正實現人的權益，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數字協商民主才能保持效力與生命力，實現其賦予權力制約和權利維護以能力、遵循人類民主治理的制度邏輯而又不超越制度控制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