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書院與清初理學*

羅檢秋

明清鼎革之后，程、朱理學逐漸成為民間學術主流，也是構建廟堂儒學的主要資源。清初學術潮流是如何發生轉變的？清代學者及現有研究多聚焦于顧炎武、王夫之等名儒的學術反思?？滴醯弁砟暝澴u中州理學家孫奇逢、關中理學家李颙、山西理學家范鄗鼎等人，而對江南民間理學，包括著名的無錫東林書院罕有提及。一定程度上蓋因清初東林書院缺乏孫、李那樣的學術名家，但也在于清廷禁止士人結社，忌諱東林遺風。在此背景下，清廷及理學官僚多對東林書院的理學傳統避而不談。

民國年間，錢穆先生認為：“余觀明清之際，學者流風余韻，猶往往沿東林?！彼岬角宄鯑|林學術對陸世儀、李颙、孫奇逢等名儒及皖南施璜、吳曰慎等人的影響，認為“即謂清初學風盡出東林，亦無不可”。(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8、20頁。錢說語焉不詳，未能引起研究者注意。他所謂“清初學風”不僅是指經世關懷，而且在于尊崇程、朱理學的取向。謝國楨、小野和子等學者論述了明末東林黨人與明清之際會社的關聯，但忽略了東林書院與清初理學脈絡的關系。(2)關于清初理學的代表性專著有，龔書鐸主編、史革新著：《清代理學史》(上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朱昌榮：《清初程朱理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關于晚明東林書院及東林黨的主要論著有，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李慶、張榮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等。事實上，鼎革之后，東林書院成為清初理學的重要淵源，對朝野理學趨向都有相當影響。

以理學倡導士林

宋代楊時傳二程之學，曾在無錫東林講學。明代萬歷年間，東林書院圮廢已久，僅存一片柳樹林及幾間舊屋，原址成為僧舍。萬歷二十二年(1594)，削職回籍的顧憲成與其弟顧允成倡修東林書院。其后，顧憲成與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等人講學其中，砥礪氣節，闡揚理學。東林書院歲有大會，月有小會，一時有志之士，聞風興起。他們生當陽明學盛熾之時，卻開“由王返朱”之先河，被譽為“心程、朱而脈孔、孟”，“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3)周彥文：《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語序》，高廷珍等編纂、《東林書院志》整理委員會整理：《東林書院志》卷一六，下冊，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634頁。顧憲成的《東林會約》遵循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以“知本”“立志”“尊經”“審幾”為“四要”。其“知本”一目申述孔、孟、程、朱的性善論，強調“本體工夫原來合一”，而王陽明以“無善無惡”為本體，實與“為善去惡”工夫“自相矛盾”，非圣人之道。(4)顧憲成：《顧涇陽先生東林會約》，《東林書院志》卷二，上冊，第19頁。顧、高等人長期主盟東林，宣講《四書》主題，編刻程、朱著作。其中高攀龍的《朱子節要》掇取朱子《近思錄》大指，擇其精粹，在明清之際的江南士人中廣泛流播。

東林書院傳承儒家的經世理念，其楹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表明東林學子的心志。高攀龍彰明程、朱的“居敬窮理”，闡明“窮理盡性”之旨，又指出，“事即是學，學即是事，無事外之學，學外之事也……所以大學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歸結為治國平天下，然后始為有用之學也”。(5)高攀龍：《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東林書院志》卷五，上冊，第89頁。這顯示了東林學者的社會關切。萬歷三十二年(1604)，東林書院建立后，江南士人聞風而起，金壇的志矩堂、宜興的明道書院、常熟的虞山書院、桐城的崇實書院等均請顧憲成、高攀龍前往講學，書院間密切往返交流。有論者認為，明末形成了以無錫東林書院、江西江右書院、徽州紫陽書院和西安關中書院為中心的全國性書院網絡，而東林書院又發揮著主導作用。(6)參見[日]小野和子：《明季黨社考》，第149—162頁。但東林黨人慘遭宦官魏忠賢鎮壓后，東林書院僅存瓦礫，而后東林弟子“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7)張夏：《黃日齋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53頁。崇禎年間，書院得以修復，“雖未獲復舊觀，而仲丁釋菜，歷數十年不廢”。(8)高世泰：《施曠如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59頁。書院也成為明末士人的精神寄托。

清初東林書院一度衰微，而高攀龍的從子高世泰(1604—1676，字匯旃)成為重興書院講學的關鍵人物。他少侍東林講席，高攀龍“即以道器許之”。高世泰于崇禎十年(1637)成進士，授禮部主事，隨后奉命主廣東鄉試，曾任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期間修復濂溪書院等，編纂三楚文獻，刻《楚衡述風》一書，崇禎十六年(1643)任滿回籍。他認為明清易代與東林書院的興衰密切相關，“講學盛衰遂與國運盛衰相始終”。(9)陸世儀：《論學酬答》卷前“高世泰原序”，《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67頁。故在順治十二年(1655)主持修復東林書院的道南祠、麗澤堂，又捐貲建燕居廟及三公祠，以延續東林學脈。他篤守朱子及高攀龍之學，尤以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為要領，指出，“舍格物而單提良知，終非圣門之正的，為其與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10)熊賜履：《高匯旃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68頁。

高世泰于順治十二年(1655)重開東林講會，申訂規則，定于“每年春秋上丁日開講”，“依古禮三齋七戒之期，為十日講習之實”。據載：“維時四方之來游者，云集響應，無異曩時。迄今春秋釋菜，俎豆依然。幾十年來，寒家罔敢或替，皆守先學憲之遺訓也?！?11)高廷珍等編：《高匯旃先生申定講會規則·跋》，《東林書院志》卷二，上冊，第33—34頁。高世泰主講東林書院三十余年，建止水祠祀高攀龍，并纂輯《高子節要》等書，“孳孳焉篤守忠憲之道，以待后之學者”。(12)熊賜履：《高匯旃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68頁。有論者考察皖南的紫陽、還古書院時認為，清初書院會講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民間理學士人之間的會講；另一種則是民間理學士人與理學官僚之間的會講?！?13)朱昌榮：《清初程朱理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48頁。東林書院不僅二者兼有，且規模較大。高世泰曾作“再得草廬”詩，有朋友和詩云：“道南方啟君家派，學北欣觀大國風。廿載孤蓬誰漢節，千秋衰草盡吳宮。雖嗟一線如絲縷，私淑幾希正未窮?！?14)張能麟：《再得草廬和韻》，《東林書院志》卷一八，下冊，第750頁。這是他在清初修復東林書院，重興講學的寫照。高世泰與祁陽刁包、休寧汪學圣、關中李颙等交往論學，也對后者的學術傾向有所影響。

無錫張夏少時師事明末東林學者馬士奇，潛心理學，以朱子為宗，排斥王學。清初他與高世泰等講學東林，“每豎一議，必原本六經，參以心得，往復回環，極盡理趣”。巡撫湯斌曾在東林書院會講，賞識張夏治學，“延至吳郡學宮講《孝經》《小學》”。時人謂東林“三十余年講席不盡廢者，以先生為魯靈光也”。張夏治學篤守“居敬窮理”，編著《洛閩源流錄》，將明儒分為“正宗”“羽翼”“儒林”三等。列入“正宗”者都是程、朱一脈人物，陳獻章、王陽明等人則貶入“儒林”，表明其學術取向。(15)秦松齡：《張菰川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513—514頁。張夏又著有《五經四書述》《朱解孝經問業》等書，大體闡發朱子之學。

此外，高世泰的堂侄高愈，十歲讀高攀龍遺書，有志于圣賢之道。平生不好帖括文字，功名止于諸生。他每日研習儒經及程、朱性理之書，尤深于《周禮》，與從游者顧棟高等講說經義，常娓娓忘倦。張伯行撫吳時，延請其主東林講會，因病只能不時參與。他為學“務躬蹈力行，不尚議論”，著有《小學纂注》等。(16)秦緗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卷二一《儒林》，《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影印本，第369頁。當時“縣中人好以道學相詆諆，獨于紫超，僉曰‘君子、君子’云”。乾隆中，督學尹某“以小學取士，頒行其書”。(17)彭紹升：《高先生愈傳》，錢儀吉編：《碑傳集》卷一二九，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版，第929冊，第6091頁。

東林書院在順、康、雍時期歷經數次修葺，成為當地傳播理學的中心。比如，高世泰的同年進士、無錫人胡慎三，明末曾在江西、福建等地為官，著有《圣學源流錄》。順治十年(1653)，他與高世泰等講學東林，以高攀龍的著述教學。無錫人嚴瑴，明末諸生，自謂“讀書以理學為主，吾自得《高子遺書》，方知有歸宿處”。清初，他不再參加科舉，而“惟理學是究”。他在東林書院講學，被高世泰推為主席，“作《重修道南祠記》，又相與輯《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志》諸書”。(18)龔廷歷：《嚴佩之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482頁。

康雍年間，江蘇地方官湯斌、宋犖等人“視學講道必于東林”。于是，“東林之光焰浩浩煜煜，炳耀宇宙。無論豪杰之士，感憤激發，下至屠沽負販，莫不抵掌摹繪。群喜群愕，艷稱東林遺事者”。(19)任蘭枝：《東林志序》，《東林書院志》“東林書院志序跋”，上冊，第2頁。有的官員后來且認為，“東林盛衰”“系于道統”。(20)胡慎：《東林書院志》，《東林書院志》“東林書院志序跋”，上冊，第10頁。事實上，東林書院的理學脈絡不囿于蘇南，還延伸到江南數省，波及北方。

東林書院與江南理學傳衍

江南民間理學家的學思雖不盡同，卻不能忽視東林學脈的影響。鼎革之后，東林書院與皖南書院的關系更為密切。清初皖南學者紛紛游學東林，使之與歙縣紫陽書院、休寧還古書院間頻繁交流。從學于高世泰的休寧汪學圣有詩云：“愿學生平孟是隨，而今仰止賴吾師。廬成人醉春風里，草綻予慚夜雨時?！?21)汪學圣：《再得草廬和韻》，《東林書院志》卷一八，下冊，第752頁。之所以如此，蓋因汪氏早年參究禪宗二十余年，聞高世泰“講道東林，野服造門”。高氏告知“闡發程、朱，是為正宗，厭薄程、朱，是為亂宗”，“留語數十日，而學圣遂悟從前所學之非”。此外，皖南學者“汪知默、陳二典、胡淵、汪佑、吳曰慎、朱弘、施璜輩講朱子之學于紫陽書院，因汪學圣游(高)先生門，相次問學”。(22)熊賜履：《高匯旃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66—467頁。

歙縣吳曰慎少時以文名，家貧而好理學。聞高世泰講學東林，因往游學?！皬臇|林諸君子后，虛心請益，研求下學上達之旨。析疑問難，時出讜論?！彼赝钅虾?，“益向學紫陽、還古兩書院中，會講不輟”。他與胡淵、施璜等人長期在紫陽書院、還古書院講習程、朱理學，遵循白鹿洞書院學規。吳氏讀濂、洛、關、閩之書終身不倦，精研《近思錄》及“四書五經”，治學強調“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他著有《周易粹言》《大學章句翼》《中庸章句翼》等書。論者謂康熙以后“紫陽、還古之間，學者郁起，知所指歸，先生汲引之力居多”。(23)施曾：《吳徽仲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502、503頁。就清初皖南學術來看，所謂“知所指歸”大體是指獨尊程、朱的取向，還古書院由崇陸、王而轉尊程、朱鮮明地印證了這一點。

休寧施璜初為舉業，在歙縣紫陽書院聽講后，心向理學，遂棄舉業，專心讀書講學?？滴跏荒?1672)，施璜負笈東林，以高世泰得高攀龍家學淵源，遂師事之。他“登東林講堂，慨然有吾道復興之志”。高世泰雅重之，“每會輒推為祭酒”。施璜治學修身極重“誠信”二字，著有《思誠錄》《五子近思錄發明》等。據載，他辭歸后曾與高世泰相約某年月日再來會講。將屆期時，世泰設榻以待，有人說，兩地遙隔千里，施君未必如約。高世泰說：“不然，施生篤行君子也。如失期不來者，君不復交天下士矣?！薄把晕淳?，先生果攜其子擔囊而至?！?24)秦源寬：《施虹玉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506—507頁。施璜長期主講紫陽、還古書院，為皖南理學的主要傳播者，其祭孔文有云：“自道之南，有此東林。群賢踵接，循宋迄今。高忠憲氏，再造功深。猶子世泰，國寶家琛?！?25)施璜：《祭告先師孔子文》，《東林書院志》卷一七，下冊，第691頁。于此可見東林學脈在施璜心中的地位和影響。施璜卒后，東林同人公舉祀于道南祠。

此外，游學東林書院的皖南新安學者汪璲，少遭喪亂，家道中落，而治學不懈。他深于《易經》，注重闡明《易》理，貶置象數，主張《易》學當于平實切近處用功，著《讀易質疑》等書。熊賜履稱其“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洛、閩為宗，而其才足以發明之”。汪璲中年以后以高世泰等人為師友，晚年歸里講學。高世泰贈詩云：“游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睍r人認為“蓋紀實也”。(26)陳鵬年：《汪默庵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504頁。

東林書院對江、浙學者同樣有所影響。太倉陸世儀(1611—1672)較早轉宗程、朱，對顧憲成、高攀龍的氣節和學術推崇備至。他認為在王學之后，顧氏“能以性善之旨破無善無惡之說，小心二字塞無忌憚之門”，“可謂豪杰之士”。(27)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三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版，第297頁。他指出：“或以忠憲偏于氣節者，非也。圣賢立身行事，只是因時而起……忠憲之氣節亦因乎時而已，于學問何加損哉！”(28)陸世儀：《思辨錄輯要》卷三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724冊，第298頁。他還認為，顧、高等人使“孔、孟、程、朱之正學煥然復明”。(29)陸世儀：《高忠憲公年譜序》，《桴亭先生集外文》，《清代詩文集匯編》第36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54頁。他贊同朱子“理先氣后”說，闡述宋儒的性、命、理、氣等主題，認為“居敬窮理在圣人為一貫之學，在學者為入德之門，即此下學，亦即此上達，初無有二”。(30)陸世儀：《論學酬答》卷二《答王周臣天命心性志氣才情問》，《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第81—82頁。陸氏拒不仕清，甚至拒絕地方官的講會之請，但“順治十五年(1658)，應學政張能麟聘，為輯《論學酬答》《儒宗理要》《治鄉三約》等書。十七年應諸生請，講學東林?？滴跷迥曛v毗陵，既又歸講婁中”。(31)江蘇研究社編：《江蘇鄉賢傳略初稿·陸世儀》，江慶柏主編：《江蘇人物傳記叢刊》第1冊，廣陵書社2011年版，第72頁。他與陳瑚、江士韶、盛敬等人共倡程、朱理學，人稱“太倉四先生”?！奥勶L親炙者，皆感動奮發”，門人私謚為尊道先生。(32)王祖畬等纂：《太倉州志》卷一九《人物三·陸世儀》，《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第1273頁。全祖望曾謂，清初儒者以孫奇逢、黃宗羲、李颙最有名，而陸世儀“少知者，及讀其書，而嘆其學之邃也”。(33)全祖望：《陸先生世儀傳》，錢儀吉編：《碑傳集》卷一二七，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3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3年影印版，第929冊，第5966頁。

類似學者，不一而足。如呂留良(1629—1683)自云“幼讀朱子集注而篤信之，因朱子而信周、程，因程、朱而知信孔、孟”。(34)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潘用微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13冊，第319頁。呂留良極重華夷之辨，曾拒絕康熙十七年(1678)的博學鴻儒之薦，以行醫及授徒為生。他與黃宗羲、黃宗炎、高世泰、施閏章、陸世儀、高旦中、何商隱、施璜等學者游，自稱“足跡不越江南，交游不及名位。荷鋤村畦，穿穴故紙”。(35)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一《答戴楓仲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13冊，第329頁。綜上可見，東林書院作為清初江南復興、傳播理學的重鎮，與著名理學人物交往頻繁，也對江南學者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

東林書院與北方名儒

清初中州、關中的理學家孫奇逢、李颙也與東林書院密切相關。從學術上看，孫、李長期帶有王學色彩，不似清初東林學者完全取法程、朱，但不宜如有的論著那樣看作王學宗師。他們的本體論仍有王學烙印，而涵養功夫多遵循程、朱，可謂宗程、朱而兼容陸、王。他們從陸、王轉重程、朱的過程中，曾受東林理學傳統的啟發。

孫奇逢(1585—1675)，直隸容城人。年十七舉于鄉，居京師，與鹿善繼、周順昌、周起元、左光斗、魏大中等東林黨人交好，自稱為高攀龍、顧憲成的私淑弟子。天啟末年，魏忠賢擅政，左光斗等被誣坐贓，奇逢與鹿善繼之父鹿太公為左光斗等募金營救。事雖不果，但表明他對東林黨人的氣節推崇備至。針對清初非議東林黨人的說法，他指出：“陰晦之時，孤陽一線，則東林實系絕續之關。乙丙死魏逆諸臣，甲申殉國難諸臣，屬之東林乎？屬之攻東林乎？……涇陽之氣魄精神度越諸子遠矣，豈向俗儒曲學問毀譽、定是非者耶！”(36)孫奇逢：《理學宗傳》卷一一《顧端文公》，《續修四庫全書》第514冊，第401頁。孫奇逢屢被清初地方官薦舉、征聘，皆不出，繼承了東林學者的精神傳統。

順治七年(1650)后，孫氏移居河南輝縣，在蘇門夏峰村講學25年之久。孫氏早年“講學以象山、陽明為宗，及晚年乃更和通朱子之說”，(37)方苞：《孫征君傳》，錢儀吉編：《碑傳集》卷一二七，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3輯，第929冊，第5985頁。主張“學以圣人為歸，無論在上在下，一忠于理而已矣。理者，乾之元也，天之命也，人之性也”。(38)孫奇逢：《理學宗傳敘》，《理學宗傳》卷前，《續修四庫全書》第514冊，第205頁?？滴跷迥?1666)，孫奇逢撰成《理學宗傳》，將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朱熹、陸九淵、薛瑄、王守仁、羅洪先、顧憲成11人列為宗傳人物，詳述其學行；其余從漢代以至明代數十位儒家人物，則入“補考”簡介?？梢?，其理學系譜雖然兼容程、朱和陸、王，但在清初最先確立了顧憲成的理學地位。孫奇逢認為顧憲成的著述“開豁洞達，晰義甚嚴，而持論甚正。評人處不狥不刻，自是邇來諸儒之冠”。(39)孫奇逢：《夏峰集》卷五《讀十一子語錄書后·顧文端》，《清代詩文集匯編》第4冊，第453頁。孫奇逢治學以理為本體，歸宿于以程、朱修正陸、王，他宗奉程、朱的主敬說，故有針對“道本于心”的說法云：“心何以得也……惟一敬。夫敬，德之聚也。惟敬始能凝聚此理于心而無所放逸?！?40)湯斌：《清孫夏峰先生年譜》卷下，王云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15輯，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影印本，第16頁。他不像顧、高那樣從本體論上區分朱、王之學，但內圣功夫則與東林學者大致相同。故刁包收閱孫氏書后，表示：“不肖敬信如神明，乃知洙泗、濂洛之傳近在咫尺”，并期待有“笈游立雪時”。(41)刁包：《用六集》卷一《答孫容城征君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冊，第433頁。

孫奇逢講求躬行實踐，一生篤學力行，又享高壽，故海內仰宗數十年。他不反對弟子出仕，其及門弟子百余人，不僅包括民間理學家費密、耿極等人，還有后來入仕清廷的魏裔介、魏象樞、湯斌、耿介、張伯行、崔蔚林。其中魏裔介、魏象樞獨尊程、朱，而湯斌、崔蔚林長期傾向王學。孫奇逢曾規勸崔蔚林：“子嗜陽明，須知陽明與程、朱相劑為用，非有抵牾也……若存一說廢一說，是有春夏而無秋冬矣?！?42)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卷一一《師儒傳二·夏峰弟子》，天津徐氏1912年刊本，第17頁。崔氏的王學偏好一直未變，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康熙的貶黜。盡管如此，孫氏門生中的理學官僚仍是傳播程、朱之學的重要媒介。湯斌評論：“今天下理學烝烝而起，诐行淫辭之習漸以消磨，謂非先生倡率鼓舞而然歟？”(43)湯斌：《湯子遺書》卷三《征君孫先生九十壽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02冊，第322頁?！岸骸?、張伯行等人將夏峰之學引入朝廷，使之引起康熙帝注意，彰顯了孫氏的學術影響和地位。

關中學者李颙(1627—1705)17歲讀馮從吾的《馮少墟先生集》，恍然有所得，被人稱為“少墟高弟”。馮氏為萬歷十七年(1579)進士，曾從學于顧憲成，是明末關中書院的中心人物。他視講學為孔孟以來的儒家傳統，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講學者，正是講其所以躬行處”。否則，“躬行君子終未之有得矣！”(44)馮從吾：《少墟集》卷七《語錄·寶慶語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3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影印版，第142頁。他和東林書院聲應氣求，與顧、高二人及錢一本被稱為“東林四君子”。馮從吾批評佛老為異端之學，又針對陸王心學云：“吾儒論心都不曾丟過理字，若丟過理字可以言心，則先儒之說皆誣?！?45)馮從吾：《馮少墟集》卷一《辨學錄》，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93冊，第8頁。高攀龍稱贊馮從吾學問好，“是吾儒之極純者”。(46)高攀龍：《高景逸先生東林論學語》(上)，《東林書院志》卷五，上冊，第93頁。據載，明末“都御史鄒元標、馮從吾等建首善書院于京師，攀龍時與講會，被目為朋黨”。(47)江蘇研究社編：《江蘇鄉賢傳略初稿·顧憲成高攀龍與周順昌》，江慶柏主編：《江蘇人物傳記叢刊》第1冊，第44頁。高攀龍曾致書東林學友：“連日會馮少墟，云我輩除卻鍛煉心體，更無別事，其言簡而盡矣?！?48)高攀龍：《東林在會諸友》，《東林書院志》卷一七，下冊，第678頁。受馮氏影響，李颙仰慕高攀龍的風節，“每遇吳人，即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49)高廷珍：《軼事一·東林軼事》，《東林書院志》卷二一，下冊，第806頁。這些言行無疑反映雙方的情誼和學術認同。

李颙于康熙九年(1670)冬受常州知府駱鐘麟之請講學江南，期間特意拜謁忠憲公祠，與高世泰會晤并在東林書院會講。講學中，高氏闡明朱子“習靜不如習敬”之旨，李颙完全認同，并指出“是敬乃工夫，非本體也”。高世泰又云：“言滿天下無口過”者，只有朱子；“六經皆我注腳”，是陸九淵之口過；“滿街都是圣人”，是王陽明的口過。李颙認為，朱子之言“粹乎無瑕”，而陸、王之言“猶藥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實未可概施之虛怯之人也！”(50)李颙：《二曲集》卷一一《東林書院會語》，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95—98頁?？梢姼?、李尊朱抑王的傾向大體相同，唯李颙對陸、王仍有幾分肯定。據載，李颙“臨別尤以會講切磋，興復東林遺緒三致意焉”。二人會講可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51)秦松岱：《梁溪應求錄跋》，李颙：《二曲集》卷一一，第102頁。李颙將高世泰之言“語其從游，謂宜奉為典型”。(52)熊賜履：《高匯旃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67頁。在學術交往中，東林之學對李颙不無啟示，對其轉重朱子學有所推動。李颙晚年以朱學救王學之弊，其《四書反身錄》主要闡發宋儒《四書》學主旨，“以理學倡導關中”。(53)王士禛：《池北偶談》卷九《李颙》，上冊，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94頁。他倡導“明體適用”之學，而其“悔過自新”說皈依于程、朱，尤重朱子的“居敬窮理”。他認為：“‘窮理’即孔門之‘博文’，‘居敬’即孔門之‘約禮’。內外本末，一齊俱到，此正學也，故尊朱即以尊孔?！?54)李颙：《二曲集》卷一五《富平答問》，第126頁。這方面大體契合東林書院的理學取向。

直隸祁州人刁包(1603—1668)，天啟朝舉人，早年治學不分程朱、陸王而講求“吾日三省吾身”，初聞孫奇逢講王陽明良知之學，心向往之。順治十五年(1658)讀高攀龍遺書后，數十年疑團渙然冰釋，大喜曰：“不讀此書，幾虛過一生，遂為主奉之?！?55)彭紹升：《刁先生包傳》，錢儀吉編：《碑傳集》卷一二七，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93輯，第929冊，第5958頁。后以私淑弟子禮祭祀高氏，“塑望焚香展拜，或有愧心惰行，必稽首自責”于位前。在刁包看來，高攀龍“為濂、洛、關、閩之后一人而已”。他以未能從學于高攀龍為憾，又致書高世泰，“敬伸北面之忱，愿敦異世之好”。(56)刁包：《用六集》卷四《與高錫山學憲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冊，第476頁。刁包在著述、書信中推重顧、高二人的理學見解，又輯《辯道錄》四卷，匯集羅欽順、顧憲成、高攀龍、馮從吾四人的辯學言論。在他看來，四人都是辯明朱、王之學而傳承宋儒正學的人物，高攀龍不當謚為“忠憲”，當用“文正”易名，與羅欽順一起從祀孔廟，(57)刁包：《用六集》卷二《答孫北平少宰書·其三》，《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冊，第450頁。是為儒家道統的標志性人物。

刁包與孫承澤、魏象樞“締為神交。各以所得遙相質正。每有疑義，必往復辨論，不茍雷同”。(58)高廷珍：《軼事二·諸賢軼事·刁蒙吉先生》，《東林書院志》卷二二，下冊，第903頁。刁包強調“天下莫大于窮理”，“舍窮理而言致知”，“又安有入手時哉！”(59)刁包：《用六集》卷四《答王介祺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冊，第481頁。像程頤一樣，他重視“窮《春秋》之理”，撰有數篇《春秋》“書法論”。他贊同朱子“半日讀書，半日靜坐”二語，認為“靜坐，所以居敬也。讀書，所以窮理也。兩者內外夾持，而天命之性庶幾旦暮遇之矣！”(60)刁包：《用六集》卷四《與楊光起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冊，第485頁。刁包于“居敬窮理”缺少新見，其“性善論”也與宋儒及顧憲成、高攀龍無異，不過，他有關歷史人物的論說不乏己見。尤有價值的是，他于順治十八年(1661)提出：士子“往往以有用之精神，耗敝于無用之八股……欲求真學問，其可得乎？”針對廢八股文將導致儒經消亡的說法，他認為：“八股，小技也，假借四子五經以為文，而其名始存；四子五經，大業也，附會八股以為題，而其實始亡……一存一亡，勢不兩立，是安可以不議變易乎哉！”(61)刁包：《用六集》卷一一《廢八股興四子五經說》，《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冊，第573頁。他深刻認識到八股文對經學的危害，反對士人沉迷于科舉八股。這種認識在清前期乃至19世紀都不失為真知灼見。刁包病逝于康熙八年(1669)，次年高世泰等具呈無錫縣令，將其從祀東林道南祠。

崇禎四年進士孫承澤(1592—1676)曾入仕清朝，順治十年歸田后隱居京郊。他與東林黨人的政治態度不同，卻是東林理學的傳播者。他重視闡明儒學道統，著《道統明辨錄》，對宋五子，尤其是朱子的經注及性理主題多所闡發。像高攀龍一樣，孫氏篤信儒家思孟學派的性善論，認為發于舜、湯的“心傳”道統，至孔子而詳盡，即“一陰一陽謂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懊献幼嬷?，則曰性善，則其旨已洞達而無余蘊矣?！?62)孫承澤：《藤陰札記》，《續修四庫全書》第944冊，第43頁。他闡揚高攀龍之學，認同其對陽明學“病虛”的批評，指出：“不言性善而言無善無惡，不言知能并重而偏言致良知，不師大中至正之程、朱，而宗師心自用之陸子靜，近世學亂于虛也，實始于文成矣！”(63)孫承澤：《藤陰札記》，《續修四庫全書》第944冊，第50頁。孫承澤對陸、王表現了鮮明的排斥立場，也贊同羅欽順對王陽明《古本大學》和《朱子晚年定論》的駁斥，認為“此忠告也，而陽明不受也”。(64)孫承澤：《藤陰札記》，《續修四庫全書》第944冊，第62頁。孫承澤與刁包等人交游論學，也對清初魏裔介、魏象樞等理學名臣產生了影響。孫承澤卒后，魏裔介致書無錫地方官，“謂北海先生之學，其得忠憲高公之統者也，于是錫邑后學群舉而入道南祠”。(65)錢肅潤：《孫北海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489頁。

此外，北方名儒與東林書院交游者還有不少。山西范鄗鼎于康熙六年(1667)成進士后隱居不出，所輯《明儒理學備考》《廣明儒理學備考》，匯集辛全、孫奇逢、熊賜履、張夏、黃宗羲諸家理學史精要，辨明理學脈絡，兼容程、朱、陸、王之學。(66)關于范鄗鼎纂輯《明儒理學備考》及《國朝理學備考》，參見陳祖武：《清代學術源流》第八章，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55—166頁。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撰書過程中曾與魏象樞、黨成等人“往復討論”，也得熊賜履、張夏、陸隴其等人推許。張夏謂其“辨論取舍，直是程、朱復生”，一時朝野講學君子，莫不走字商榷，奉為吾道干城”。(67)范翷：《先征君墓碣記》，范鄗鼎：《五經堂合集》次冊，《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01冊，第314頁。

康熙中葉以后，清廷已注意到民間理學趨向，雖不能如愿詔征絕大多數在野學者，而朝野間的學術交流并未隔絕，東林書院則是順康年間影響理學官僚的學術淵源之一。

東林書院對理學官僚的影響

清初東林書院與理學官僚的關系復雜而密切。修葺東林書院得到理學官僚和地方官員的支持?！翱滴踔?，巡撫湯斌親詣會講，尚書熊賜履、巡撫宋犖、學使許汝霖倡捐繕治，復重建依庸堂?！敝h董其事，“悉復舊觀”。(68)秦緗業等纂：《無錫金匱縣志》卷六《學?！?，《中國方志叢書·華中地方》，第115頁。但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后，江蘇學政發布了整頓書院的告示：為防避“意見橫生，是非蜂起”，強調書院“務延真誠學道之儒”來講學，“寧樸毋偽，寧質毋華”，摒斥“黨同伐異之輩”；學徒則“咸宜各備實心”，開口時“莫爭朱、陸”，而應“入孝出弟”，“主敬致知”。(69)《整飭書院檄文》，《東林書院志》卷一四，下冊，第577頁。顯然，官方學者在認同東林書院的理學傳統時，又嚴禁明末士人的黨爭風氣。在此背景下，康熙中期以后的東林書院無疑受到一定限制。而在順治及康熙初年，東林書院對理學官僚的學術影響仍然是不可忽視的。

魏裔介(1616—1686)自云早年讀宋儒書“味如嚼蠟”，順治初年才覺得“字字皆性命之奧，孔孟之蘊也”。(70)魏裔介：《靜怡齋約言錄》外篇，《續修四庫全書》第946冊，第136頁。這種轉變實與東林同道孫承澤不無關系。尊崇顧憲成、高攀龍之學的孫承澤著《考正晚年定論》，否定王學。魏裔介曾從孫氏問學，讀其書“不勝嘆服”，也撰有《王陽明之學是非辯》一文，否定王氏“良知”說，謂其“非圣人之學”。(71)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一四《王陽明之學是非辯》，《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7冊，第61頁。魏裔介善讀宋人書，張烈尊朱辟王，“其端皆自(孫)先生發之”。(72)高廷珍：《軼事二·諸賢軼事·孫北海先生》，《東林書院志》卷二二，下冊，第908頁。因其學術淵源，魏裔介認為顧憲成不僅氣節高尚，而且“理學足以發圣賢之蘊”。(73)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二《小心齋札記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6冊，第244頁。魏裔介晚年撰《圣學知統翼錄》，起自伯夷、柳下惠，下迄顧憲成、高攀龍，將顧、高納入上接程、朱的道統，而二書均將王陽明排除在外。事實上，他推崇顧、高之學，謂顧憲成講學，“闡明性善、氣質之說，深辨無善無惡之謬，雖其議論亦時有出入之疵，然認的性字明白”。(74)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二一《圣學知統翼錄·顧憲成》，《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7冊，第275頁。而高攀龍主張治學由格物而入，認為“窮至事物之理，窮至于至善處也”。魏裔介指出：“觀此，則先生博學篤至，切問近思，而無近日學者之失，可知矣！”(75)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二一《圣學知統翼錄·高攀龍》，《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7冊，第276頁。他曾致書高攀龍之子：“陽明見道未真，遂流于虛浮……而涇陽辟之尤力。忠憲公資學清淑，自當繼文清之后。私心竊慕，無日忘之，況通家誼重乎！”(76)魏裔介：《兼濟堂文集》卷一六《答高忠憲公長君》，《清代詩文集匯編》第57冊，第102頁?？梢娢菏现匾晼|林學脈。魏裔介的同年進士魏象樞(1617—1687)不像魏裔介那樣表現出對顧憲成、高攀龍的崇拜之情，卻維護了東林書院的學脈和講學傳統，認為所謂“理學以東林為鑒”的流言，將“遺臭萬年”。他指出：“既欲做人，便欲明理；既欲明理，便欲講學；既欲講學，便欲交正人君子……東林之人，今日如生；東林之言，今日猶芬?！?77)魏象樞：《寒松堂全集》卷九《答左翼宸先生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60冊，第546頁。推重東林學術傳統于此可見。

熊賜履(1635—1709)官至尚書、大學士，既傳承家學，根本上又直承東林書院之學。其父熊祚延少時補博士弟子，推崇曾子傳圣人之道，編《希曾錄》，又作《弘毅解》篇?！白越浭吠?，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濟書，靡不洞悉原委?！?78)錢肅潤：《熊祈公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69頁。高世泰任湖廣按察使司僉事、提督學政時，“修復岳麓書院、石鼓書院與濂溪書院，并行課藝，理學文章，卓然為一時文衡之冠”。(79)高廷珍：《軼事二·諸賢軼事·高匯旃先生》，《東林書院志》卷二二，下冊，第905頁。熊祚延以高氏為東林嫡傳，遂攜其弟熊祚永入濂溪書院受業，為高氏入室弟子，“精研《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洛、閩一脈”。(80)錢肅潤：《熊祈公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70頁。故熊賜履云：“先公受知實最深，嘗拔置濂溪書院，命主講席。先公感先生之教，遺訓家庭必毋忘東林一脈。然則先生之教思不私吾楚，而吾楚之被澤亦弘且遠矣?！?81)熊賜履：《高匯旃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68頁。熊祚延曾將《高子遺書》授賜履，并曰：“東林為道學正宗……兒曹能服膺是編，便是圣賢路上人也?！辟n履“嗣后歷官禁近，諸所講述，一本東林旨趣為宗”，為圣祖講《大學》《中庸》，“每發一言，上未嘗不點首稱善”。(82)高芷生：《熊敬修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497頁。熊賜履晚年作《學統》一書及《閑道錄》，時人認為是闡明其父之學也。(83)錢肅潤：《熊祈公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一，下冊，第470頁。此說或許不無夸張，但熊賜履獨尊程、朱而又注意經世致用的學術風格，可謂繼承父志。

熊賜履早年隨高世泰研習理學，后世視為“世泰之徒所成就者”。(84)徐珂編撰：《無錫學派》，《清稗類鈔》第8冊，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3784頁。熊氏又與執教東林書院的錢肅潤等交游。錢氏學古窮經，多有詩文。熊氏少時即知其名，后來“書問不絕，時時以近著見示”。他認為，錢氏學宗程、朱，講求“存誠主敬”，東南士子多“愿得及于其門，而東林、扶風兩書院壇席尤盛”，道南梁溪之緒因之一振。(85)熊賜履：《經義齋集》卷四《錢礎日七十壽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39冊，第99頁。錢肅潤所編《文瀫初編》將熊賜履的《遵諭陳言疏》置諸卷首，謂其“事事本帝王之治，事事本圣賢之學，而其心惟以正心誠意為主，故所言具見本原”。(86)錢肅潤輯評：《文瀫初編》卷首《遵諭陳言疏·識語》，《四庫禁毀書叢刊》集部，北京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第173冊，第22頁。

康熙二十六年(1687)，有感于講學常遭“時君時相之怒”，熊賜履明確指出：“講也者，講明所以為圣為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薄爸v學一事，顧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如今講學盛行，“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機會也。則愿吾黨有識之士，以默識為真修，以篤行為至教，勿口舌軋擊以矜能，勿意見紛挐以長傲”。(87)熊賜履：《經義齋集》卷五《重修東林書院記》，《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39冊，第102、103頁。宋犖任江蘇巡撫時，又修葺東林書院，時任吏部尚書熊賜履捐銀支持。至康熙五十二年(1713)，高世泰之子高芷生及東林后學秦源寬、高嶐等人呈請無錫縣令，并經江蘇巡撫張伯行批準，以熊賜履入祀道南祠。

少無師承的湯斌(1627—1687)早年泛覽諸家，后得孫奇逢等人啟發，經“反復審擇，知程、朱為吾儒之正宗”。(88)湯斌：《湯子遺書》卷四《答陸稼書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02冊，第367頁?？滴醵?1684)，他出任江蘇巡撫后，三至東林書院，支持修葺書院。尤其是二十五年四月，湯斌以禮部尚書內招北上，途中駐節東林書院，“先謁道南祠，懸‘伊洛正宗’匾額，香案設供，行四拜禮。旋登講堂，拜燕居廟，坐再得草廬。是時官僚云集，府廳縣學及遠近紳士皆來觀禮”。針對當時入祀道南祠學者名單的紛爭，湯斌批示：原祀道南祠者，皆傳楊時之學的門人，“顧、高諸先生皆興復東林，同堂講習，其祀于東林固宜”。但啟、禎以后東林黨人遍天下，“而與書院無與也”，故不當入祀?！坝未说卣?，要當講求龜山、端文、忠憲之學”，而不必“啟門戶之爭可也”。(89)高廷珍：《軼事一·東林軼事》，《東林書院志》卷二一，下冊，第807—808頁。湯斌區分了東林學者和東林黨人，贊同發揚東林理學傳統，主張摒棄黨爭習氣，代表了理學官僚的基本主張。

康熙九年進士陸隴其(1630—1692)久任知縣，為官清廉，其《三魚堂文集》等書均立足于獨尊程、朱，而指斥陽明學外儒內禪。他認為，朱子“所謂誠意正心者，非外事物而為誠正，亦就處事接物之際而誠之正之焉耳”。(90)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四《讀朱子白鹿洞學規》，《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17冊，第357頁。這表明他與東林書院的講學內容不無差異，故在他看來，顧、高的心性之學未脫王學樊籬，非朱子正脈。對此差異，一般論者多所注意。不過，錢穆認為陸氏所辨“似嚴而實妄。若論朱子正脈，則其學必求體大而思精……高、顧東林講學，意欲挽王返朱，其所以糾王之失而求重發朱子之是者果何在。能從此發明，則朱子正脈益張，而王學之與東林，要皆非無所取。何事乎堅立門戶以拒人，必取正脈于一線乎？”(91)錢穆：《陸稼書學述》，《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第8冊，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年版，第127頁。錢穆不認同陸氏“朱子正脈”的狹隘觀念，可謂一語中的。不過，陸氏的真實意圖不在貶評東林，而是針對清初的陽明學余波。他曾致書湯斌，強調“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后是非明而學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92)陸隴其：《三魚堂文集》卷五《上湯潛庵先生書》，《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17冊，第377頁。這也蘊含規勸湯斌摒棄王學之意。事實上，陸隴其也承認，明代的薛瑄、胡仁居、曹端、羅欽順，“朱子之正脈也，此外則陽儒陰釋之學，創為新說，叛道離經。梁溪顧涇陽、高景逸起而正之，為功于學者甚大”。(93)王材任：《陸稼書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500頁。顯然，他仍肯定東林學者復興理學之功。故在復興理學方面，陸隴其與東林書院可謂同道，只是后起的陸氏在獨尊程、朱的軌道上走得更遠。他自稱官江南時，“時與東林過從，知祁州有刁蒙吉先生者，介節士也……予之所嘗服膺于先生者，一如先生之于梁溪也”。(94)陸隴其：《刁文孝先生生平事實記》，《用六集》“附錄”，《清代詩文集匯編》第18冊，第417—418頁?？滴醵拍?1690)，居官御史的陸氏為刁包入祀道南祠親撰“生平事實記”，從側面反映了對東林學術的認同和置重。

此外，素慕陸隴其之學的理學官僚張伯行也重視東林書院?？滴跛氖?1707)，張伯行以江蘇按察使赴福建巡撫之任，四十九年移撫江蘇?！笆纵輺|林書院，躬詣講學，剖析朱、陸異同，娓娓不倦”。其后，無錫士人請于江蘇巡撫，將其“從祀書院之道南祠”。(95)華希閔：《張孝先先生傳》，《東林書院志》卷一二，下冊，第511、513頁。這些看似與東林書院比較疏遠實與東林書院仍有某些學術關聯。

清初理學官僚在獨尊程朱的取向、踐履理學的途徑、彰明道統等方面，曾受民間學者啟發，而東林書院是其直接或間接的學術源頭。而這些理學官僚自順治年間就反復疏請開經筵、刻經書，推動清廷建立了以程、朱為根本的廟堂理學。

結 語

清初理學家大體缺少學理的創新，其重興理學的根本取徑是闡發程、朱舊題，走出陽明學藩籬，或者調和朱、王，重釋其本體論和修身工夫。東林書院的學術成就不像黃宗羲、孫奇逢、李颙等人引人注目，但其學術實踐基本相同。當晚明王學盛行之時，顧憲成、高攀龍已開啟“由王返朱”的趨向。鼎革之后，高世泰、張夏等人在東林書院倡興程、朱理學，排斥王學，成為江南理學的重鎮。北方名儒孫奇逢、李颙、刁包等人的學術轉向也體現了東林學術的影響。清初民間理學呈現江南、中州和關中三個中心，是為不爭之事實。而東林書院作為江南理學的傳播中心，在順康之際于理學有續絕興亡之功，實為開先河的潛流。

清初，東林書院沒有引起朝廷注意。清廷既認同民間理學，包括東林書院的理學傳衍，卻又忌諱東林黨人遺風，并通過地方官修葺書院、親臨講學等舉措，將書院理學納入官方軌道，防范士人結社?？滴踔衅谝院?，理學復興的格局已經形成，理學官僚往往成為清廷雙重政策的實行者。然而，參加東林書院會講者既有李颙、陸世儀等民間學者，又包括熊賜履、湯斌、張伯行、陸隴其等理學名臣。后者會講實際上有裨于朝野學術的交流和互動，東林學者借重于理學官僚刊刻宋儒著述，傳播程、朱理學，對清廷尊崇理學的趨向不無推動作用，而這種作用是當時一般書院所不具備的。東林書院在清初理學格局中的地位不容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