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困境與對策研究
——基于W村串戶路硬化和茶葉進村兩起事件的調查

王政星，孔 瑞

（貴州民族大學 民族學與歷史學學院，貴州貴陽 550025）

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作為鄉村振興中必不可缺少的內容，是保持村莊社會持續發展和維持村莊公共品供給的重要基礎。民族鄉村因受到地理位置、經濟發展水平、歷史沿革、村民意識等因素的影響，表現出較為明顯的滯后性、地域性。民族村莊特別是地處邊遠山區的民族村莊正處于傳統型村莊轉變為現代型村莊的域限狀態?；诖?，通過了解民族村莊公共事治理的困境，并針對性提出解決困境的措施，促進公共事務的良性治理，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進民族村莊社會的轉型和實現治理有效。公共事務治理理論將公共事務劃分為政治性公共事務和社會性公共事務兩個類別，前者指依賴國家強制力進行社會管控、維護社會穩定所采取的公共事務行為，后者是指為促進生活、提供便利自發建立具有滿足廣大群眾需求的事務。關于“公共事務”的研究，學術界從不同專業、不同角度研究，著作豐富。在公共治理制度化層面上，汪杰貴指出“通過重構鄉村社會資本來拓展公共服務制度和提高農民自給能力”[1]，韋自如強調“農村公共事務治理制度化”[2]。在治理行為主體上，章也微通過農村垃圾問題分析鄉村公共事務治理中的“政府職責”[3]，孫穎認為應當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主要作用[4]，王曉莉討論了“村民小組建黨支部+村民理事會的分宜模式”[5]，汪錦軍認為農村公共事務治理應該是“政府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占主導和堅持農民主體地位并舉”[6]的漫長過程，李青等人則鼓勵“發揮老人的集體主義觀念”[7]、“農民自組織”[8]、“農村社會組織”[9]、“村莊精英角色功能”[10]、“宗族參與治理”[11]等群體融入到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中來。在村莊治理面臨的問題層面上，探討了從“集體化”到“個體化”轉變導致集體行動力衰落的治理危機[11]，“貧富差距”[12]是影響農村公共治理的重要因素等觀點。分析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應該注意到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注重民族村莊內部治理力量的挖掘，對此，文章以微觀視角，分析影響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困境，以期探尋困境治理的實踐方法。

一 田野案例分析

田野點位于貴州省東南部，是苗族侗族自治州內一個水族鄉下轄行政村。該村距離鄉政府所在地23公里，距縣城約120公里，地理位置偏遠所導致的基礎設施薄弱等限制因素使得其發展相對地滯后。W村全村約1200人，住有水族瑤族兩個民族，共有王、潘、盤、鄧、楊、韋六個姓氏，其中水族從三都九仟、三洞和榕江等地遷徙而來，瑤族從廣西遷來，各姓或部分同姓家族間沒有找到共同的祖先，加上遷來的地點、時間上不同，是僅依靠政治力量而形成的“拼湊型”村寨。雖然允許同村不同姓氏通婚，但缺乏原生性力量，各組、各姓間利益多元，很難形成對外一致性的自發型團結力量。W村2006年才修通村公路，2013年修通瀝青路。該村建有近70年歷史的小學1所，生源為本村，雖然有較早的教育基礎，但是截至2019，全村共有大專以上學歷僅約60人。2019年，該村入選中國傳統村落名錄。

案例一：串戶路硬化事件

2016年，由村內某組兩個比較有想法的年輕人（稱之為Y和Z）牽頭，組織全組群眾來硬化組內的交通步道，方便大家生產、生活。以戶為單位收集資金，每戶600元。為了讓大家都參與到這個事情，他們制定了關于紅白喜事的“村規民約”，大致內容有“如果誰不參與，以后他家發生了紅白喜事，大家都不去幫忙了”等共六條，并讓交了款的家戶在上面蓋紅手印。但是，有的家戶交了600元，有的交500元，有的交300元，有的直接不交，因此事情一直拖著沒有辦成。到了2018年年底，這兩個人向村里招人，按照10元1小時的工資干活，有少部分人去做了。2019年，政府出臺相關政策，村內所有串戶路由政府出資，政府招人來做，并于年底完工。2020年3月，牽頭人組織會議，共同商討這個錢要怎么退的問題。會議圍繞“部分農戶已經修了一些路，這個功勞算不算”這個問題展開，最后主要形成兩個處理辦法：一是要求沒有交錢的農戶把錢補齊，然后計算干活的人的勞工費，由公款支付，剩余的錢平均退回；二是這些“勞工費”要么不算，要么向政府要，農戶交的錢原數退回。該事件最后的處理辦法是農戶的錢退回，“勞工費”從國家發放的救災款（分到村民小組）中拿出來。

（一）事件的組織者

改革開放以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成為全國工作的核心。1984年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也促進了農村政治體制改革，1998年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村民委員會組織法》，依據“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原則來促進基層群眾自我治理，村支書和村主任成為村莊社會的“領頭人”。與八九十年代不同，2000年后的中國農村在城鄉一體化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農村精準扶貧等政策執行中得到進一步發展，不管是經濟領域、政治領域、文化領域，還是生態領域，農村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體現在公共事務治理上則是從以村兩委為中心的“一元”到多主體協商的“多元”的轉變。W村自2000年以來，不可避免地陷入“打工潮”。毋庸置疑，打工成為有效促進村民經濟收入的最快和最直接方式。和硬幣有正反兩面一樣的道理，任何事物都有正反兩面。打工促進了農村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給該村莊帶來了空心化、原子化等問題，而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莊社會結構。于是，在“新”結構的影響下，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也自然而然地面臨一些新困難。串戶路事件的發起人之一的Y是當地文化水平較高且比較有威望的人，其爺爺和父親都曾擔任過該村的支部書記，其家族在當地可以說是“名門望族”，而Z是該地村醫之子，其家族雖不及Y家族強盛，但也具有一定的影響力。這兩個家族大部分人員常年居家，是該組甚至該村的“中堅農民”[14]代表。傳統時期的村莊社會是依賴血緣、姻親和這兩者催生的地緣來發展社會關系，血緣的認同、姻親的親戚關系以及地緣歸宿使得村莊場域成為“機械團結”的人們共同體。馬克斯·韋伯把權威分為神異性權威、傳統權威和科層權威三種，熟人社會催生的“民間權威”即是傳統權威和魅力權威的表現之一。在W村，傳統權威有相對固定的人群，一是調解日常矛盾糾紛者，負責協調和維護地方穩定，是“公證人”，具備國家相關法律知識，可以為村民解釋和理解國家律法，同時又具備地方調解規則；二是重大事件的組織者，如喪葬婚姻等，稱之為“總管”；三是懂得民族歷史、歷法、村寨歷史的寨老。顯然，Y和Z是具備傳統權威和個人魅力權威基礎的?！斑@些路不好走，特別是下雨天，非常難走，把它硬化了，方便大家?！雹僭谶@樣的情況下，Y和Z決定集中全組村民一起，討論串戶路的硬化事宜。

（二）事件動員過程

串戶路硬化事件，最初是由村民自發組織的，這就需要一定的動員能力。說到串戶路硬化建設的動員，必須先了解這個村民小組的居住特點。首先在空間上，全組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其中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上半部分，只有少數的7戶人口在下半部分，上下兩部分之間間隔約1公里，全組耕地主要集中在下半部分；其次是在家族分布情況上，全組共有5支家族，其中3支家族在上半部分居住，2支家族在下半部分居住。上文說到，W村整體上的“拼湊型”和“家族型”村寨，缺乏內生性力量。因此，就W村而言，組織動員就成為影響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重要因素。首先，家族矛盾是影響村莊治理動員的一大因素。據悉，該小組各家族間在歷史上發生的矛盾依然影響至今，雖然這些矛盾不掛在嘴邊，卻是刻在心里的烙印。以兩個王姓家族（用A和B代表）為例，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當時的A家族剛從外面搬入該村不久，而B家族早在以前就搬過來了，因為當時混亂的社會治安和松弛的社會管理原因，B家族經常仗著“兄弟多”無故欺負A家族，并揚言要將A家族趕出村莊，在生活上處處排擠，就連發生白喜事時，都未顧及水族“食素不食葷”的禁忌，而A家族只能在依附地位上夾處逢生，后來在社會治安的進一步穩定和長期的共同生活中，雖然兩個家族間的矛盾依然存在，但有所緩解。當下這種矛盾依然存在，只是在斗爭形式從以前的直接性轉變到現在的間接性，體現在公共事務治理上就是要“看人來做事”?！八麄円郧皩ξ覀兒軌?，現在也不要幫他們”①，是串戶路硬化事件上解釋那些不參與、不交錢現象存在的原因之一。再者，“這條路到底是誰在用”也是影響動員的因素之一。該小組上半部分到下半部分有兩條路，其中有一條是大部分農民用，另外一條是只有少部分人在用。串戶路硬化建設規劃只修大部分人用的那一條?！拔覀冇植蛔吣菞l路，即使要走，也要繞一大圈，沒必要，如果還修我們這邊這條路，我們才愿意交錢?！雹僮詈?，調查發現，當地農戶普遍存在兩種心理：一是農村公共服務基礎都在等國家等政府等政策來提供，二是完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可以，但不能用到我家的東西。等國家等政府等政策的原因并不是農村沒有能力來完成這種“公家”的事情，而是在農戶看來，最擔心的是大家籌資款數不能得到公示或者不能全部用于項目建設和不能保證大家（每一個家庭）都會交錢或者出力，如果有人沒交錢物卻仍然享有使用基礎設施的權利，那自己就是“虧的”；基于“不能用我家的東西”心理，是農戶渴望獲得更好的公共服務卻不想損害自家利益的矛盾結果。這種心理并不是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對農村“自私”觀點的表現，而應該是陳明的博士論文《家戶主義的行為邏輯及其公共治理》一文中對“自家利益”與“公共利益”關系問題的探討。[15]

各種影響因素的存在，使得串戶路硬化工程在動員上困難重重，特別是在籌資問題上?！白畲蟮膯栴}是農民的思想太落后，不管你做什么，就是不參與，甚至反對你?！雹僭谇捌凇爸鲃印被I資的階段，效果并不好，只有少部分的人交。無奈之下，牽頭人制定了建立在紅白喜事的規則之上的“村規民約”，大致內容有“如果誰不參與，以后他家發生了紅白喜事，大家都不去幫忙了”等共六條，并讓交了款的家戶在上面蓋紅手印。在“鄉規民約”的威嚴下，絕大部分農民交了錢，但因為“我最近沒有錢了”的原因，不是所有人都能按600元的標準交。為了收集到目標資金，Y和Z只能“來者不拒”，不管交多少都收。

（三）成效及影響

在沒有籌到建設款費之前，Y和Z曾自掏腰包，花了2000多元購買了托運水泥用的鋼筋繩子，并將繩子架設在將要硬化的道路旁。2018年底，籌資兩年之久，雖并未能按照600元的標準收齊款項，但串戶路硬化工程在村民的輿論下已經不能再耽擱了。于是Y和Z開始招人干活。因為整個組分為上下兩個部分，因為上寨的人多，而且招到的的工人也幾乎全是上寨的人，因此決定先從上寨開始硬化。經過約一個月的時間，上寨所有的串戶路按照1米的規格基本硬化完成（包括那些沒有交錢的家戶也硬化到了）。停留約半個月左右，準備硬化下寨的串戶路，但上下寨之間隔有約1公里左右的下山小路需要加寬，于是，Y和Z安排幾個人先把這段路加寬。大約2天的工程，這段路按照1米的規格加寬完成。就在組織繼續動工硬化之時，村里通知了村內所有的串戶路由政府來硬化的消息，工程停止。準備了長達四年之久的串戶路硬化工程，在政府相關政策的影響下改變了性質。一般來說，政府與村莊公共事務的互動關系總的來說有三種方式，第一種是政府讓村民先內部自發地滿足公共品的供給需求，然后以“驗收”的方式下撥相關款項來報銷；第二種是“政府出資，村民出力”的方式，政府直接把建設資金交給農民；第三種是政府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行為來實現農村公共品的供給。顯然，對于該村的串戶路硬化，政府采取了第三種方式。政府完成串戶路硬化所有事宜之后，關于串戶路的所有隱藏矛盾直接顯露了出來。在退錢問題上，有村民說道：“你們一定是提前知道了政府要來修路，想坑我們的錢?！雹僖灿写迕癖硎?，“幸好我家沒有交錢，要不然就虧了?！雹俣喾N不滿的聲音“不約而同”地把矛頭指向牽頭人。對此，牽頭人只能表示“以后政府還會有更多的政策下來，那我們就都等政府吧，以后我就不會充當這個‘冤大頭’了?！雹訇P于退錢的方式，利用屬于“集體資產”的國家救災款來支付“勞工費”，在村民角度看來，它是損害了大家的利益，特別是自始至終都沒有參與到這個事件中來的那部分群體。這是否能形成通過內部籌資來滿足公共品供給的方式是很難行得通的，但用外來的“集體資產”來滿足公共品供給是一種有發展空間方式的觀點。

案例二：茶葉項目進村

調查得知，該村在2013年引進一起種茶項目，在時任鄉茶業站站長（兼村主任）及村內領導組織下，承包了村內三個組的集體地種植茶樹，經過村民代表協商后合同定價每年每畝補貼14元。在相關村民簽字時，領導發表了承包價太高的意見，經再次協商后無果。但茶樹很快到位，無奈下村里面拿出1萬元請三個組的村民吃飯，這1萬元算是第一年的承包款，并口頭應允第二年再交第二筆，村民寫了條子，要求種植茶樹要有層次：先種山上的，不能種到種有杉樹的山腰，更不能傷害杉樹。但在種植茶葉時，挖掘機挖到了山腰位置，破壞了很多杉樹和農田、林地，第二年也沒收到承包款，于是矛盾爆發，村民上山阻止工人繼續種植，村領導也悉數趕到，鄉里派出所警察也隨后而至，發生一些口角后，村領導組織工人強行種植，事態幾乎進一步惡化，幾度爭執后沒有繼續種植。隨后只要村民看到有工人上山，就會立刻圍過去，討要租金和說法。事情長久沒有結果，種植的茶樹無人管理，慢慢荒廢，至于每年都撥下的茶樹、肥料等，由村領導來安排。（在作者離開田野點之前，該項目仍處于“不了了之”狀態，特此說明。）

（一）進村之由

2013年到2015年，是精準扶貧政策從提出到完善的關鍵幾年，2020年是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小康的收官之年。在強調脫貧攻堅的背景下，茶葉進村有理有據。茶葉種植是以自然環境為基礎的、土地密集型的產業。位于亞熱季風帶氣候區的，光照充足，降水充沛，加上山地丘陵的地貌特征為茶葉種植提供自然環境基礎；從全鄉整體發展方向來說，茶葉種植和發展旅游是該鄉重點打造的發展項目，幾乎每個村都有茶葉種植園地，這為W村茶葉引進提供了社會條件；W村是全鄉發展最為滯后的行政村，經濟GDP連續多年墊底，這個客觀事實為該村扶貧工作的開展增加不小的難度。因此，發展產業就成為當地發展的一種方式。于是在自然基礎、社會背景、扶貧工作等多因素的影響下，把茶葉以項目的方式送進W村力求促進該村脫貧。

（二）項目運營狀況及原因分析

茶葉進村項目處于“不了了之”狀態，要探究其原因，可以從信息共享、村民與村支兩委領導關系以及茶葉項目本身的運營模式三個層面來分析。首先在信息共享方面是不對稱的。進一步調查得知，相關村民除了知道這塊地要拿來種植茶葉外，其他信息一無所知。也就是說，諸如這塊地是誰來承包、以什么樣的方式承包、以產業形式種植的茶葉是屬于農戶的還是村兩委的、又或者是屬于政府的等應該知道的問題和信息沒有公開，村民只能理解為“這是村兩委自己的事情?！雹傩畔⒌牟粚Φ刃?、間接性在“雙軌政治”系統里是不可避免的問題，然而在資源下鄉、項目進村的背景下，對信息的共享尤其重要。

其次村民與村兩委領導關系是較不和諧的。關系問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它的形成受到歷史糾紛、利益沖突等多重原因的影響。該村村民與村領導關系不和諧是由村兩委領導職位的“廉潔性”和村領導工作透明度低兩個原因造成的。走訪得知，該村村民普遍缺少選舉意識，甚至存在村主任職位是“人人得而貪之”的觀念。有村民說道：“記憶里只參加過2016年的村主任選舉?！雹傧葤侀_茶葉事件不談，我們可以從舉辦春節民俗活動的例子來分析村民與村領導的關系。2019年，該村舉辦了第一屆春節民俗文化活動。在前期準備階段（主要是資金收集），當時以村委會的名義向全村募捐活動經費和動員村民參與，效果甚微。無奈之下，全村青年大學生組成青年團，然后以青年團的名義向村莊、向社會募捐，這才保證了整個活動的有序進行。為什么作為正式組織的村兩委的動員效果沒有非正式組織的青年團動員效果好？因為大家只要聽到“村委”二字就會產生抗拒心理，即使換了村領導，依然存在“以前是這樣，現在也同樣是這樣”的“繼承”心理。以此見彼，茶葉進村項目的“不了了之”狀態的實質和春節活動村委動員失效的實質如出一轍。信息的不匹配，村兩委工作的透明低等原因，村民收到相關政策通知時第一反應是思考“村委從中獲利多少”的問題，而非怎么做好政策的要求和享受政策的條件。

最后是關于茶葉項目運作模式的本身，農民在提供種植土地后，似乎退出了這個事件，是一種“脫節”的關系。任何形式的項目進村都要服務于村民利益，即一切為了群眾。案例中的茶葉事件，項目供給者承包了三個組的集體土地來種植茶葉，其為提高村民經濟收入的初衷是可以肯定，但結果并未達到預期目標的很大原因在于忽略了農民在茶葉種植項目中的主體地位。項目供給者承包農民土地來進行經濟活動并直接管理，雖然為村民提供了一定的就業機會，土地承包賠償也可以獲得經濟報酬，除此外，土地甚至整個茶葉項目跟農民沒有了關系，顯然受益者并非農民，故而也就難以得到農民的支持。把農民的土地集中起來，規劃好總的種植區域，按照土地使用權劃分到組，通過組織小組會議的方式確定是否分配到戶（小組內部解決），充分保障村民生產自主權，承包人負責提供茶葉、基本的肥料、提供相應技術培訓和提供后期的銷售渠道等服務。正如上文所述，任何形式的項目進村必須建立在符合農民群眾利益的基礎上。因此，要保持生產管理權下放到農戶手上的原則不變，項目供給者只需提供基本服務即可。

二 總結與建議

針對W村兩起案例的微觀透視分析，文章提出總結出當前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面臨著較多的困境，并指出了相應的解決措施供討論。

（一）總結

從上述兩起案例來看，民族村莊的農民有自我組織起來的意愿。但對于公共事務治理，仍然面臨著困境。1.動員困境。關于公共事務治理的動員方式，可以分為內部動員和外部動員兩種，前者是指村莊內部為滿足公共品的需求，建立在自愿原則上自發組織村民參與到供給公共品的行為中來的組織過程，這個動員單位通常以民間“權威人士”為主；外部動員是指村莊場域之外的社會單位通過資金投入、項目引進等手段把村民聯系起來，共同參與到供給公共品的行為中來的過程，其動員單位一般包括政府、社會企業等正式性組織。通過案例的分析和思考，不管是內部動員還是外部動員，兩者在公共事務治理上都面臨著困難。首先，在村莊社會空心化、原子化的背景下，村莊社會固有的結構發生改變，以經濟理性為基礎的“新”結構正在構建。這種“新”的社會結構在形成之時，沖擊了以血緣認同和地緣認同為基礎的傳統結構，人們更加注重自己家庭的經濟利益，經濟效益逐漸成為人們排除至親外建立社會關系的首要選擇。把家庭利益觀念帶到社會行為上，民間的“權威”自然而然地削弱，傳統上民間“權威”的“一呼百應”現象少之又少。另外，對于缺乏自發性團結的“拼湊型”和多家族村莊而言，其內部隱藏的家族矛盾在利益爭奪中也可能重新點燃，并成為公共事務治理動員的阻礙因素。除了這種非正式動員力量外，村兩委所承載的政治“向心力”也是村莊場域內重要的動員力量，但在群眾工作中失去權威、失去信任的情況下，其動員能力也就“所剩無幾”了。再者，外部動員在內部動員能力不強的情況下也很難“發揮作用”。2.基層正式組織建設之困。治理能力是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關鍵。對民族村莊而言，特別是邊遠山區的民族村莊“村兩委”是治理能力的主要來源。黨的十九大指出“堅持黨管農村”的要求，說明在接下來的農村工作中要突出基層黨組織的建設，發揮基層黨組織的作用。因此，加強基層黨組織及其領導組織的建設是有效推進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重要保障。研究發現，“村兩委”作為村莊治理的正式性組織，其自身建設上面臨著諸多問題：（1）村兩委組織的“領導人”治理能力不足。在資源下放過程中村莊存在“沒有用錢的地方”和“有錢沒地方用”之間的矛盾?！皼]有用錢的地方”首要原因在于村領導對問題意識的缺失，即不知道村莊建設之“處”，不知道村莊發展的問題在哪，村民需要什么，其次是存在保守主義思想，不敢發揮創新引導作用?！坝绣X沒地方用”雖然有“鄉政村治”這個長期存在的“鄉村”關系問題中鄉對村直接領導干預，?？顚Ｓ玫臉藴室蟮纫蛩叵?，很多政策項目與地方實際需求不能很好的對接。再者，作為領導的村干部找不到或者不敢處理相關費用，甚至認為某些項目撥款不是免費的“橄欖枝”而是燙手的“山芋”，能不要則不要，持有“不做事就不會做錯事”的無為心理。（2）村兩委組織面臨“領導人”選擇難題。首先，村領導作為“中間人”身份難以開展工作?！邦I導有任務，百姓有要求，自己又不能做決定，不敢說什么，天天被領導和百姓罵，沒什么意思?！雹俅逦咀鳛榇迩f自治組織形式，但卻漸漸納入行政系統，成為行政權力派出的農村機構，原本是行政的工作也讓村委來做，這對村支委班子提出更高要求。再是村領導“收入”不及自主創業的收入高，當村干部失去“價值”。村干即是村莊群眾的“當家人”，也是自家的“當家人”，擔任村干一職，就必須常年居家，農村的經濟收入不足以犧牲個體利益來服務村莊事務?！耙粋€月2000多塊錢，干那么多活，還不如出去打工，就算在雷山（縣城），一個月也能得3000以上的工資?！雹伲?）村兩委工作沉冗。隨著村莊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村莊事務日漸增多，在“鄉政村治”的背景下，村兩委趨向成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更多的工作也就相應地落在村委班子的肩上。村兩委受鄉鎮領導的“領導”，必須完成上級領導的“任務”，并以此作為是否“勝任”村干部的考核標準。綜上所述，村兩委組織自身建設存在困境的同時，如何在多中心治理模式沒有形成的情況下發揮“村兩委”組織特別是基層黨組織引導其他治理主體作用，是當下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又一困境。3.傳統治理力量“定性”之困。通過對案例的分析與思考，不難發現家族勢力、“村規民約”等具有傳統特征的治理力量依然影響著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進程。傳統治理力量，一般指在傳統時期，圍繞家族長老制、父權制等社會制度或觀念下形成的家族勢力和“隱形”的習慣法治理的方式下形成的治理力量。在民族村莊，傳統治理力量仍然存在并發揮作用。在習慣上認為傳統治理力量是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中堅力量，因為它是通過提供公共服務來建立權威的，即對村莊群眾“有恩”。在傳統農村，“家里有當官的”和“家里有錢的”都是大家引以為傲的理由，而這樣的家庭也是全村的“重點照顧”和學習對象，抱著“他們能幫上忙”的心理和態度盡量滿足“他們”的需求。于是，有了“追求目標”之后，大家都能很好的“保持一致”。不可否定，傳統治理力量在傳統時期發揮著維護村莊社會穩定和一定程度上的有效治理。然而，在空心化、原子化的社會事實下，這種傳統治理力量的功能“定性”不再是單一決定標準。首先，傳統治理力量在公共事務組織過程中因為家庭利益意愿不同等因素，已經不能很好發揮動員作用，其權威性受到不同程度的質疑；傳統治理力量對信息、資源的決定權容易導致發展的內卷化；法治觀念和法治知識日益走進民族村莊社會，傳統習慣法依然成為常留居村莊的村民的生活規則，而卻很難適用在常年外出的村民，因此，“固守老一套”的思維轉變也成為傳統治理力量功能“定性”的判定因素。再者，傳統治理力量也依然表現出一定的生命力。在公共事務治理組織上，傳統治理力量屬于村莊內部自發力量，往往對需要的公共品項目有“提名權”，即對于公共事務的發起人往往產生于傳統治理力量。因此，如何更好的認識傳統治理力量的功能站位，明確傳統治理力量的立場，也是現階段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的難題。

（二）建議

基于對調查發現的民族村莊公共事務治理困境總結，知微見著，現就相關困境提出如下建議：

1.開發本土動員資源，提供公共事務主體參與度。關于農村研究的相關文獻表明，農村居民渴望自我組織的意愿日益強烈，農村各種社會組織也相繼問世。這表明，農村社會并不缺乏本土自我組織的動員能力，文章所述案例即是佐證之一。據此，我們是不是應該把目光聚焦在村民群眾的身上，給予村民更多的治理權？倘若所問合理，那么應該如何挖動員力量掘和提高農民自組織程度，筆者認為需要堅持以下工作辦法：（1）注重村莊精英群體的培養；（2）取智于民，決策科學，培養村民村莊治理的主人翁意識。

2.加強基層權威建設，發揮黨建治村的優勢。W村原系行政力量捆綁的“拼湊型”村莊，因此也更加凸顯了村兩委的重要性?；趯μ镆敖涷灥乃伎?，筆者認為應當建立行之有效的基層干部培養和考核機制，發揮基層黨員和黨組織的領導優勢。首先，要繼續加強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壯大黨的基層隊伍，切實落實黨管農村；其二，加強基層干部特別是村級干部的政治建設、工作能力，同時注重工作的透明度，決策科學，完善監督體系。

3.注重基層文化建設，凝聚村莊命運共同體意識。文化是精神食糧，更是凝聚力的加強劑。在文化相互碰撞和大規模人員流動的新時代，農村社會正在承收著各種文化，因此，把農村基層文化以民俗活動等方式表達出來，以便更好地把草根文化融入到主流文化中來，各美其美，也是鄉村治理有效的可選方案。

注釋：

①2020年2月17日至2020年3月15日，于W村進行11人次訪談調查的記錄、調查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