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的內涵與理論溯源

鄒 俊

（安徽工程大學人文學院，安徽蕪湖 241000）

中國國有企業改革初期，國內外很多學者爭議的焦點就是國有企業不具有競爭性，大多認為國有企業績效是非競爭性市場績效，應該引入競爭，減少國有企業政策性負擔[1]，而在十八大之后，尤其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發布之后，學者們大都秉持按公益類和商業類進行國有企業分類改革，對于商業類國有企業有學者認為應該再分為競爭性和非競爭性兩類[2]，對競爭性國有企業應該多種形式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3]，同時要加大對競爭性混合所有制企業的監管[4]；而對公益類和非競爭性商業類國有企業學者大多認為應該實行國有國營或國有控股，但是近年來很多學者發現對待競爭性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要采取審慎態度，混合所有制本身只是一種過渡性制度安排[5-6]，國有企業退出競爭性領域不利于堅持和鞏固公有制主體地位，不利于“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7]，有學者研究發現國有產權結構比重的提高對行業利潤率具有正向影響，外部可競爭性和競爭性對行業利潤率具有負向影響，內部可競爭性反而對行業利潤率具有正向影響[8]，由此可見國有企業改革并非簡單“一混就靈”，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應該在全國和所有公用事業領域內“一窩蜂”地推進，不區分自然壟斷與可競爭程度的改革存在政策效果的不確定性，混合所有制改革應優先在競爭性環節開展[9]，而既使競爭性行業國有企業改革也應注重厘清政企關系，減少政府過度干預[10]。

從近年來的研究文獻來看，雖然大多學者較認可分類改革的思路，但在混合所有制改革問題上卻出現了反復，即使是對競爭性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從開始的積極推進轉為審慎對待。歸結對國有企業改革問題認識的起伏波折，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在于對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的現實認識不到位，認為混合所有制改革可以徹底解決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的屬性則顯得過于理論化而不現實。因此，本文試圖剖析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內涵和理論根源。

一 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的內涵

（一）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的內涵

本文探討的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并非是不完全競爭的市場結構，而是從國有企業的企業屬性來界定。所謂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就是指在國家所有權的前提下，國有企業的產生、發展、市場活動及其社會責任使得其難以根本實現完全競爭。換句話說，不完全競爭性是國有企業的固有屬性，并且突出表現在市場和內部組織兩方面。

（二）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的表現

1.國有企業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性。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企業是市場的重要主體之一，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石。國有企業市場的不完全競爭性主要來源于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性、經理人市場不完全競爭性以及資本市場不完全競爭性等三方面。具體來說，國有企業市場結構不完全競爭性主要源自自然壟斷、市場競爭和政府主導改革形成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國有企業的經理人市場不完全競爭性則表現為經理人選聘難以完全市場化、經理人的績效評價并非完全市場化以及經理人退出并非完全市場化；國有企業的資本市場不完全競爭性主要是因為投融資機制以及國有資本投資公司和金融部門對國有企業的偏好導致資本市場不完全競爭。

2.國有企業內部組織的不完全競爭性。國有企業的內部組織從結構、管理規則程序、人員等治理要素來看并不是完全市場化的運作，也是具有明顯的不完全競爭性，主要表現在法人治理結構的不完全競爭性、組織管理的不完全競爭性以及高管的不完全競爭性等三個方面。具體來說，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不完全競爭性主要是由于國家所有權和國有企業黨組織決定了其天然具有不完全競爭性；國有企業高管的不完全競爭性則源自于高管薪酬以及高管培養和成長非市場化；而國有企業組織管理的不完全競爭性主要是因為國有企業自身的層級制特征以及政府監督管理邊界模糊導致不完全競爭性。

二 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的理論溯源

現代國有企業的誕生和發展有著悠久的歷史，世界各國基本上都存在國有企業，雖然各國對國有企業的定位和改革不盡相同，但是對國有企業的行政壟斷、削弱競爭、預算軟約束等問題基本上都是公認的，而這些歸根結底都源自于不完全競爭性這一國有企業的根本屬性，可見不完全競爭性的客觀存在本身就有著其深厚的理論根源。

（一）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理論

回顧歷史世界各國在建立國有企業的出發點上有著天壤之別，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的社會主義國家把國有企業視為其經濟基礎，認為建立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公有制經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和趨勢，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資料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最終導致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斗爭進而使人類從資本主義社會走向共產主義社會，而以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公有制經濟的建立和發展將是這一過程中的重要歷史現象。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通過深入剖析資本的蓄積、循環、周轉以及利潤獲取等經濟活動，敏銳地發現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這一無產階級不平等的經濟根源問題，正如馬克思所言“各個資本家和各特殊生產部門的資本家全體，都關心于總資本對總勞動階級的榨取及其榨取程度”。[11]181并且“資本家在相互競爭上，雖彼此以假弟兄相待，但對于勞動階級全體，卻仍形成一個真的秘密共濟團體”[11]183，由此可見，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競爭并非自由的完全的公平的競爭，要根本解決這一社會問題，只有通過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為實現計劃經濟打下基礎，其根本反映的是通過構建公有制經濟的不完全競爭模式來糾正和替代私有制下資本家對勞動階級的榨取，其突出表現就是通過建立國有企業，來實現有計劃的社會化大生產，克服資本主義內生的無政府狀態，總而言之，計劃經濟的歷史必然是國有企業的邏輯基礎，而國有企業則是計劃經濟的現實基礎[12]。換句話說，勞動階級要擺脫資本階級的榨取，就必須通過不完全競爭的公有制經濟來擺脫私有制下資本對生產資料、勞動、商品價格、供求關系以及利潤的控制。雖然公有制有多種實現形式，但是在國家存在的階級社會中國有制是最為普遍和現實的形式，國家所有制即國家以生產資料所有者身份，直接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生產資料，國有企業是其最典型的表現形式[13]。由此可見，在馬克思主義公有制理論中，國有企業從建立之始就帶有不完全競爭性，肩負著提高生產力促進社會化大生產消滅剝削實現按勞分配的歷史使命。

（二）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理論

相對于馬克思主義者從歷史演變、社會形態以及階級斗爭角度對國有企業的建立、發展以及歷史使命的認識不同，資本主義國家在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內生的矛盾和問題愈發嚴重，市場失靈突出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市場經濟內生的貧富差距過大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經濟危機；二是壟斷和外部性問題；三是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為此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爭奪世界資源和市場，轉嫁國內矛盾和危機，導致兩次世界大戰爆發。特別是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秉持自由競爭的古典主義經濟學遭受了理論和現實的挑戰，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理論登上歷史舞臺并逐漸在資本主義國家中受到追捧。

1936年，凱恩斯完成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標志著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理論的成熟，其主導思想是在市場經濟條件，摒棄傳統的政府“守夜人”角色，通過國家“有形之手”主動干預經濟來管理和控制總需求，提供公共產品，彌補和糾正市場失靈，從而刺激經濟發展。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理論說到底是通過對市場機制的完善，以期緩和和解決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問題。為了實現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國有企業特殊功能對建立和發揮“有形之手”作用是一個現實而有效的路徑，美國的羅斯福新政就是對凱恩斯主義的成功試驗，隨后資本主義國家競相實施國家干預經濟政策，尤其是通過國有化政策發展一些關系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和公用事業，并通過建立國有企業來實施一系列國家福利政策。因此，從凱恩斯主義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邏輯出發，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國有企業在與政府關系、融資手段、公共產品供給、產權以及經濟目標上已經與一般企業有著“天壤之別”，從誕生伊始就賦予了不完全競爭性，承擔著彌補市場失靈落實國家宏觀經濟干預的功能。

（三）公共政策工具理論

20世紀之后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管理職能越來越擴大和復雜，由此帶來世界各國普遍出現政府規模擴張的趨勢，即使如此世界各國政府在履行國家職能過程中仍然捉襟見肘，在此過程中國有企業的功能和作用也逐步從生產組織形式轉變為政府的公共政策工具，演變為一種集政治性與經濟性于一體的特殊的經濟組織，由此也帶來國有企業公共政策工具理論的發展。其實，在公共經濟學和公共政策學相關理論中對國有企業的公共政策工具屬性基本形成共識，總得來說，相關理論研究主要突出圍繞兩點展開：

第一，國有企業是具有強制性的低成本高效的政策工具。二戰之后世界各國百廢待興，政府“守夜人”角色難以勝任，資本主義國家凱恩斯主義逐漸盛行國家干預經濟最終需要通過一系列公共政策來實現，在公共政策理論研究初期政府和理論研究者把重點放在如何制定好政策，但是實踐中發現公共政策并非像政策制定者設想的那樣達到政策目標，尤其美國的許多社會福利政策沒有達到預想政策效果，甚至政策失??；這些使得政府和公共政策研究者開始意識到政策執行的重要性，而要執行好政策實現政策目標，如何選擇有效的政策工具就成為現實問題。Michael Howlett 和M.Ramesh從強制性程度將政策工具分為自愿性工具（志愿者組織、市場等）、強制性工具（規制、公共企業和直接提供等）和混合性工具（補貼、稅收、信息與規勸等）三種類型，從這一分類來看國有企業（公共企業）是一種強制性的政策工具[14]。就像有的學者所指出，為了保障市場經濟有效運行、彌補市場失靈，政府需要建立公共企業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必要的干預，從而實現特定的政策目標[15]。另外，政策執行是有成本的，其中起關鍵作用的就是交易成本，當一項政策工具的交易成本高于政策收益時，這一政策工具將是難以執行的。國有企業作為強制性的政策工具，相對于其它政府干預手段來說，政府可以通過指令來指導國有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具有無償性、直接性和靈活性的特點，可以大大降低交易費用，實現低成本而高效貫徹執行政策。

第二，國有企業是履行政治使命的政策工具。從政策工具角度來看，國有企業不僅是具有強制性的低成本高效的政策執行工具，而且其還是一個履行政治使命的政策工具。從國有企業的特殊性質來看，其在發展過程中一方面與政府的關系密切，另一方面作為市場主體對國民經濟也具有重要影響，這就形成了國有企業改革發展總是包含經濟目標和非經濟目標，進而賦予國有企業既有一般企業社會責任，還要履行特殊社會責任。在經濟目標領域中，國有企業社會責任應該包含經濟責任和法律責任；在非經濟目標領域包含道德責任和公益責任；由于我國國有企業既有其一般功能又有特殊功能，所以它還承擔了特殊的政治責任，而這一社會責任是跨經濟目標和非經濟目標兩個價值領域[16]?？梢?，國有企業在特殊時期往往是政府推行國家社會經濟改革發展的主要手段和路徑，是承擔特殊政治使命的政策工具。因此，國有企業的績效不能只看經濟指標，還要看其對國民經濟的整體貢獻，尤其要考慮其履行的特殊政治責任和政治使命。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目標應是使國有企業在適合的領域成為政府的一種既有較高經濟效率又有較高政策執行效率的政策工具[17]。

三 結語

世界各國對國有企業的認識和定位在理論和現實邏輯上各不相同，因此隨著經濟環境和經濟形勢的變化，對國有企業是發展還是限制往往也爭論不休，莫衷一是。本文從不完全競爭性視角分析了近年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面臨的深層次理論問題，國有企業不完全競爭性有其深刻內涵和理論根源。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推進，國有企業不僅是我國公有制經濟的支柱和主力軍，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國有企業與非公企業在市場中互融共存并相互競爭已是不爭的事實，雖然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但其不完全競爭性依然客觀存在，因此，在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我們要客觀看待國有企業的不完全競爭性，從而有效地推進分類分層和有的放矢的國有企業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