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徒詩在西漢的萌芽階段探析

袁方愚

關鍵詞文人徒詩 歌詩 漢大賦 經學

按照創作主體的不同，中國古典詩歌可以分為民歌和文人詩，民歌作為詩歌的源頭一直延續至今，其代表了大眾的集體智慧，反映了世俗生活的百態。而文人徒詩是由文人所作且不入樂。文人所作即突出詩作的個體性，亦即詩人的主觀情志和思想。不入樂即擺脫樂的束縛，重視詩歌的文本價值。文人徒詩具有典型的文學色彩和凝練的文人情感，展現出獨特的藝術風貌和性格特征。通過文人的改寫和創作，徒詩逐漸成為詩歌主流。以先秦時期詩與樂的分離和西漢時期《詩》的經學化為標志，詩歌創作的發展一方面從不入樂的四言詩到文人五言詩的逐漸興起，另一方面則是從楚歌到漢樂府民歌的流行。

文人徒詩的出現，主要是個體創作中敘述與抒情的需要，在詩歌發展的過程中擺脫《詩》人樂以及樂府音樂的限制，不再以模擬舊體制為準則，進而自由地表達詩人情志與思想。其次，受經學說詩的影響，認識到詩重在言志，從而刺激了徒詩的興起。且隨著時間推移，漢宗室對楚聲的喜好日趨衰減，詩歌創作與楚聲的關聯減弱，因而不再受音樂限制，徒詩進而興起。漢代文人徒詩的發展，在數量上經歷了從西漢到東漢由少至多的過程。其中西漢時期只有零散的幾首文人徒詩，尚未形成氣候，東漢時期始，文人對詩歌創作的投入逐漸增多。本文就徒詩為何沒有進入西漢文人的創作視野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一、漢代文人徒詩創作情況

先秦時期的《詩》和《楚辭》，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發展的源頭，深遠地影響了后世的文學創作?！对姟分须m然個別詩歌標有作者，但總體上還是屬于集體創作。到了《楚辭》階段，雖然已經有名可參，但仍然是基于楚地民歌背景的再創作。漢初楚聲的流行和漢樂府的設立續寫了歌詩藝術的精彩?；适屹F族對楚聲的喜愛，造就了許多經典的楚歌作品，如高祖劉邦《大風歌》、戚夫人《春歌》、趙王劉友《歌》、城陽王劉章《耕田歌》等。武帝時期，漢樂府正式建立，據《漢書·藝文志》記載：“白孝武立樂府而采歌謠，于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于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云?！惫俜绞占鞯氐臉非?、民歌來進行整改再創作，其對后世文人作“樂府詩”形成了重要影響。漢代中后期，國力漸衰，到漢哀帝時，樂府被罷。隨著漢樂府作用的減弱，詩與樂的分離，漢代文人逐漸開始注重詩歌的內容和表意功能。東漢時期，文人詩取得了重要突破，“漢代的文人，個別人開始模仿《詩經》寫作詩、頌，開了個人作詩的先聲;東漢以降，樂府五言流行，文人紛紛效作，至建安終于因文學風氣與現實遭遇的交會，形成‘五言騰踴’的風氣，為中國古代文人詩史的正式的開端，亦即徒詩系統的開端?！比珏X志熙所述，東漢以來，文人詩史亦即徒詩系統開始有所發展，例如五、七言詩的出現，詠史詩領銜了各種詩歌體裁的創作開發。相比之下，西漢文人徒詩的創作可以說是處于一種萌芽狀態，如鐘嶸《詩品》中“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說的就是漢代文人徒詩的情況。

從俗樂的角度來看，西漢的歌詩主要是楚歌、橫吹鼓吹、相和歌，其中只有楚歌與四言詩關系相近，而韋孟、韋玄成的四言詩明顯是對《詩》的擬作，因而不是楚歌。另外，從演奏樂器的角度來看，先秦時期的金石類打擊樂器與四言詩的節奏相配和諧，而漢代則以絲竹類樂器為主，節奏變化更豐富，所以語言形式也因之多變，相和歌中的五言體可為例證。因此，可以推斷出這幾首四言詩是不入樂的。而從內容上來看，這幾首詩說理意味濃厚，體現出與《詩》的密切關聯。韋孟的《諷諫詩》是勸諫楚王劉戊的荒淫無道，《在鄒詩》則是其告老還鄉之作，表達了對楚王的深切懷念。韋玄成的《自劾詩》抒寫了被削爵的白責之情，《戒子孫詩》則是通過自己“復玷缺之艱難”的經歷來告誡子孫。其中以韋孟的《諷諫詩》為例，劉勰《文心雕龍·明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人?！鄙虻聺摗豆旁娫础罚骸懊C肅穆穆，漢詩中有此拙重之作，去變雅未遠?！薄袄^軌周人”“去變雅未遠”都是對其詩歌承繼《詩》中諷諫精神的肯定。這首《諷諫詩》中“彌彌其逸，岌岌其國。致冰匪霜，致墜匪嫚”，詩人直斥君王的昏庸荒淫，追思先賢，表達了對現狀的擔憂。這種敘寫方式在《詩》中表現得更加鮮明，如《小雅·十月之交》：“日月告兇，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以及《小雅-節南山》：“不吊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白為政，卒勞百姓?！眱稍娊砸粤鑵柕恼Z言直寫對混亂的社會現實以及君王不作為的憤懣。通過形式和內容兩個角度可以看出這幾首詩歌并未完全脫離《詩》的范式。另外，從其與《詩》之區別而言，則顯現出鮮明的雕琢痕跡。如許學夷《詩源辯體》中所言：“先后布置，事事不遺，則矜持太甚，而義亦窘迫矣?！奔袋c出西漢文人徒詩萌芽階段的主要特點。在此，將漢代文人徒詩的統計情況呈現如下，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漢時期的文人徒詩明顯少于東漢時期。

從詩歌數量上來看，文人徒詩經過西漢時期的萌芽狀態，到了東漢時期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東漢文人徒詩以詠物為始，逐漸轉向凸顯詩歌對個體情志的表達功能。此時詩歌的敘事方面以樂府為長，如沈德潛《古詩源》中所言：“然措詞敘事，樂府為長?！倍娜送皆妱t重于抒情言志，如班固《明堂詩》《靈臺詩》《寶鼎詩》通過對明堂、靈臺、寶鼎的敘寫來表現對漢王朝的歌頌。再如漢末趙壹的《刺世嫉邪詩》中“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的感慨。二者分別從書寫視角和情感意涵方面展現出更加鮮明的文人色彩。文人詩歌創作在脫離了人樂的限制后開始逐漸進入徒詩的領域，其內容上體現出豐富的個體情感抒寫，形式上眾體兼備，四言、五言、七言等都有體現。但值得重視的是，西漢時期徒詩的生存環境、詩歌藝術的階段性特點以及造成其沒有被多數文人所采用的原因還需要深入挖掘，所以下文將從內外兩個方面來分析影響此期文人徒詩創作的因素。

在漢王朝所建立的大一統封建集權統治下，漢代文人形成了強烈的政治依附性，文人多選擇騷體來寄情。西漢詩歌的創作仍以《詩》《楚辭》為范式，且民歌占有較大比重，民歌在詩歌發展史中仍處于群體詩學階段，以文人詩為代表的個體詩學仍處于萌芽期。在這些詩歌內部因素的作用下，西漢文人在徒詩創作方面并未有明顯的發展。

首先，西漢立國之初，統治階層中多為立下累累戰功的武將，因而此時文士的地位并不高，例如高祖劉邦曾溲溺儒冠，對陸賈言道，“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文景之世繼續秉持無為的休養生息政策，士人多為國家建設上疏請奏，其文本形態為散文。到了武帝時期，在豐厚的國力儲備支持下，漢王朝的封建集權統治已漸趨完備。此時的士人已經失去了戰國時期縱橫捭闔的空間，在高度的封建集權統治之下緊密地依附于統治者。因而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表現出一定的集體意識，例如，司馬相如通過漢大賦得以受到武帝賞識，從其所述“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中，可看出漢大賦是典型的大一統時代的產物。雖然司馬遷編撰的《史記》是史書，但突出的文學意味使司馬遷也被冠以文學家的名號。司馬遷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宏大視野著成《史記》，是身處盛世之中所特有的時代書寫。在這樣一種集體意識的文學書寫影響下，與之相對應的文人的個體性難以彰顯。而后世所產生的文人詩作為抒寫個人情志的工具，由于與此期的時代主體特征不大相符，所以并沒有大量的文人詩產生。錢志熙曾在《從群體詩學到個體詩學——前期詩史發展的一種基本規律》一文中談道：“無論是漢樂府，還是漢歌謠，都是屬于群體詩學的范疇。所以，漢代詩學最大的特點是群體詩學極為發達。而漢代的個體詩學，相對于后來各代來講，則基本上還處于萌芽階段?！奔又?，“文人”這一稱謂在先秦時期是指有德之人，在西漢時期的典籍中基本不見，直到東漢時期，在《論衡-超奇》中才出現“文人”的闡釋，“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上書奏記，或興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薄安啥迋鲿陨蠒嘤浾邽槲娜??！痹撈型醭溥€論述了“通人”“鴻儒”等概念，其所述之文人是指撰寫文章的士人。西漢時期的文學作品，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人之作，所以，本文所論及的“文人徒詩”，側重點在其不入樂。

第二，屈原《離騷》影響下形成的騷體文學對此期文學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詩騷傳統是對中國古典文學起源《詩》和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作品中所具有的文學精神的概括?！对姟返慕浀浠瘹v經賦詩言志，孔子定詩，詮釋解經，講經著述。漢人學《詩》，重其美刺，如《毛詩序》所言：“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睂τ谇摹峨x騷》，漢人多以《詩》評論，如劉安：“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卑喙蹋骸按呵镏?，周道浸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逼湔J為《離騷》在情志方面與《詩》有相近之處?！峨x騷》的經典化過程中，文本和作者是關鍵因素。文本方面，獨特的浪漫主義書寫，經典的意象設定，豐富的想象以及字里行間所充斥著的熾熱情感是其經典化的內核。作者方面，屈原其人其志被后世廣為尊崇，《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中稱：“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白疏。濯淖污泥之中，蟬蛻于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鼻叶恢r的遭遇令人扼腕嘆息，面對楚國之危難而無法作為，面對昏庸的君主、奸佞的小人、理想的破滅，憤而選擇以死明志。其高潔而偉大的捍道者形象對后世士人影響頗深，例如賈誼被貶長沙，及渡湘水之際，觸景生情而作《吊屈原賦》，借懷念屈原聊以自慰，成為后世文學作品中憑吊與追思屈原的濫觴。

以《離騷》為代表的楚辭作品在情感表達方面的突出特點，對文人詩抒情內質的建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人對《離騷》的接受最初以擬騷體作品為表現形式，重發憤以抒情，借以傾訴心中的怨情，從賈誼的《吊屈原賦》到王褒的《洞簫賦》，擬騷體作品愈加豐富、成熟。騷體賦在西漢時期的流行與這些作家的人生遭遇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其創作動機大多源于對人生逆遇的哀怨。屈原的遭遇和他的美政理想使他人在人生低谷之際很容易引起共鳴，屈原舍生就義的選擇也引發了士人對于時命的思考。司馬遷在遭遇李陵之禍后，作《悲士不遇賦》，文辭之間也迸發出屈原式的怒吼，“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辈挥X令人聯想到屈原對漁父的回答，“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逼渲谐錆M了無奈與失望。這些失意文人不僅在精神上與屈原產生了共鳴，創作方面也自覺向《離騷》靠攏，故而西漢時期騷體文學作品天生便具有哀婉動人的藝術特點。從作品的創作動機和體式特征來看，騷體賦有利于情感的抒發并且具有深入人心的感染力.在大量作家創作實踐的推動下，逐步形成了比較成熟的書寫范式。所以，徒詩難以成為西漢文人抒情達意的首選。

另外，西漢時期劉向曾對“歌”和“詩”做了區別和分類，如劉勰所述：“昔子政品文，詩與歌別，故略具樂篇，以標區界?！钡菨h人對于“徒詩”這一概念的界定還沒有完全明晰，通過對班固在《藝文志-詩賦略》和《兩都賦序》中的論語分析，可以看出漢人是將騷體賦和徒詩統歸為具有“不歌而誦”特征的“賦”。而在以詩歌承載著教化功能的西漢歷史環境中，徒詩很難被士人視為情感抒發的體式。從西漢時期僅有的幾首徒詩作品來看，除了《柏梁臺聯句》之外，韋孟和韋玄成的詩作也都包含著一種對白己或子孫的勸誡，說理意味較濃。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明確，西漢時期文人的創作選擇中，情感表現力較強的騷體賦具有先天的優勢，加之徒詩并未完全在漢人意識中形成一個明晰的概念，所以徒詩幾乎沒有進入文人創作視野。

第三，從詩歌發展的內在理路來看，《詩》的經典化使其在先秦時期的現實功用逐漸減弱，詩樂的分離為詩歌創作打開了新的局面。文人徒詩最顯著的特點在于脫離了樂的束縛以及抒情言志，而西漢時期韋孟、韋玄成和息夫躬的這幾首詩歌正體現出了這一特點。

西漢時期的詩歌仍以民歌為主，君王、貴族、文士所作詩歌也表現出質樸的風貌，如劉邦《大風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項羽《垓下歌》“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眲亍短祚R歌》“太一貢兮天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趾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逼浣跃壥露l，語言樸素，情感真摯。韋孟、韋玄成的這幾首詩作中所體現出的文人徒詩萌芽階段特征，也印證了其作為詩歌藝術由簡人繁的必經階段的重要性。東漢五言詩昭示了文人徒詩發展的開端，劉勰《文心雕龍》曾評其“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至漢魏之際“五言騰踴”，對此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評日：“漢魏五言，本乎情興，故其體委婉而語悠圓，有天成之妙?！敝链宋娜送皆婇_始全面發展。另外，就詩歌系統中的《詩》和《楚辭》來看，雖然西漢文人徒詩表現出不入樂和個體性的特點，但相對于之后的東漢文人詩，其中所表現出的鮮明個人色彩和語言藝術的精妙，這是西漢文人徒詩所不具備的。因而可以看出，對喻體和個體情感的關注是制約西漢文人徒詩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

從西漢文人徒詩所處的文學生態環境來看，歌詩、大賦、《詩》作為西漢文學的關鍵詞，對文人徒詩的生成有著重要影響。

第一，西漢時期歌詩藝術的延續影響了文人徒詩的產生。首先是楚歌對文人徒詩的影響。由南人北的漢初皇室貴族帶來了楚地獨有的文化氣息，楚聲因之流行起來，進而楚歌大興。楚歌在此期的勃興，主要原因是漢初君王貴族的喜好。漢初君王貴族多為楚地人，楚聲和楚歌為其鄉音的體現，故身處異地，唯有熟悉的鄉音最能怡情解憂。君王貴族對楚聲的熟悉和喜好，不僅體現在對楚歌的推崇，同時還表現在其具有創作的能力，故而在宮廷中誕生了諸多楚歌作品。楚歌在和樂以及伴舞方面表現出獨特的優勢，促使了歌詩藝術的持續發展。另一個原因是，先秦雅樂的逐漸失傳使得楚聲以及俗樂得以大力發展。由于此時尚未形成獨立的文學意識，因而在君王貴族好楚歌的引導下，文士們也隨之投身于歌詩的創作，并沒有突破歌詩以樂舞為主要表征的局面。關于《郊祀歌》《房中歌》的創作背景，如《漢書·禮樂志》所載：“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薄澳肆犯?，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睆闹锌梢钥闯鲈缙跐h樂府詩歌在楚聲的推動下，逐漸發展成為漢代詩歌藝術的重要內容。需要注意的是，正是由于楚聲在西漢的發展表現出由盛到衰的特點，所以文人徒詩才能脫離配樂的限制逐漸興起。

其次，是歌詩藝術的流行對文人徒詩的影響。歌詩是一種融歌舞、音樂、唱詞為一體的表演藝術，它的產生與繁榮需要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與充足的物質條件，這一點和漢大賦的流行有相似之處。同時，從消費與生產的關系方面來看，西漢時期，尤其是漢武帝統治前期，長時間的休養生息過后，經濟的發達、商業的繁榮、城市的發展十分迅速，與之而來的便是人們對于精神娛樂消費的追求，“于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薄肮淞泻钣H屬近臣……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毅，設鐘鼓，備女樂?！薄案徽哏姽奈鍢?，歌兒數曹。中者鳴竽調瑟，鄭舞趙謳?！边@些文字生動地記述了當時歌舞升平、一片享樂的景象。于是在社會消費的驅動下，產生了很多歌舞娛樂藝人以及專門培育樂舞人才的機構。所以西漢文人將自己的才情積極地投身于樂府歌詩的創作，相較之下，在不入樂的徒詩方面開拓則比較有限。

還需指出的是，由于西漢時期人們對于詩歌語言的掌握與運用還處于一種較為樸素的狀態，這一時期詩歌作品的文辭較為簡單自然。在此種情境下，具有相對較高語言水平的文人詩是欠缺誕生條件的。相比之下，歌詩配樂、配舞，以及文辭多含語氣助詞等典型特征，更加廣泛地影響了此期的詩歌創作，這也是西漢時期文人徒詩作品很少的原因之一。

第三，漢大賦的興盛減少了西漢文人對徒詩創作的關注。漢初經過幾十年的休養生息，國力漸漸恢復，政治、經濟趨于穩定，到漢武帝時期，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繁榮興盛。物質基礎的豐厚促進了精神文明的發展，因而，白武帝時期開始，漢代的文學藝術逐漸興盛，漢大賦作為此期獨具特色的時代書寫應運而生。武帝時期，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據《漢書·食貨志》中記載：“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眹鴰熵S盈、百姓安居的盛世之象給文士提供了時代自豪感以及吟詠的對象?！昂献虢M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的漢大賦通過摹寫帝國的山川、風物、城池、宮室以及帝王的祭祀、行獵、游樂活動，歌頌帝王的豐功偉業，在很大程度上滿足了統治者在政治及文化方面的心理需要。漢大賦的興盛同時也與漢代士人的崇漢心理密切相關。漢代的建立使得政治局面由取天下轉變為安天下，大一統為士人提供了逞才的機會，陸賈在招撫南越之時，言語之間表達出一種獨特的大局觀，“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白天地剖泮未始有也?！彪m然是勸說辭令，但其以中國一統于漢的局面為出發點，充分體現出一種大國使者的自豪感。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從表面上看鋪張揚厲、辭藻豐茂，實際上是為了烘托漢王朝的強大聲勢和雄偉氣魄。又如其《難蜀父老》中“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穢，群生澍濡，洋溢乎方外?！贝死闯蔀橹鬂h代士人崇漢書寫的先聲。

在西漢王朝大一統的統治下，上層統治者的喜好對文人的創作有著重要的影響。漢大賦恢宏的夸飾有過之而無不及地描繪出西漢盛世之壯景，深受皇帝的喜愛，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中記載道：“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日：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司馬相如憑借《子虛賦》得到武帝賞識，又以天子游獵為內容作《上林賦》，被武帝封為郎官。枚皋“會赦，上書北闕，白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人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蔽涞垡园曹嚻演喺髅冻说墓适?，“擢褒為諫大夫”等故事也從側面表現出當政者對漢賦的喜愛。據《文心雕龍·詮賦》中所記：“繁積于宣時，校閱于成世，進御之賦，千有余首，討其源流，信興楚而盛漢矣?！痹谑⑹罆鴮懞偷弁跸埠玫挠绊懴?，大賦在西漢時期達到鼎盛。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贝筚x產生于武宣之世各項文化政策大力施行的背景下，從統治者的主觀目的來說是為了“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所造成的客觀效果是“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時時間作”，共同造就了大量的漢賦作品，使得漢賦成為文學史上不可逾越的一環，也體現出時代風氣與統治者的提倡對于士人創作的導向作用。

當西漢士人面對如此繁榮的社會局面與空前大一統的國家興象，其滿腔的贊美熱情促興了漢大賦的創作。加之統治者對于大賦的熱愛，進而寫賦獻賦也成為士人躋身仕途的方式之一。漢大賦的繁榮使得士人在大賦中一傾白己的才情，從而并沒有在詩歌方面有所進取。同時，在此歌功頌德的盛世書寫風氣影響下，偏于個人書寫的徒詩極少成為文人關注的對象。

第四，《詩》經術化對西漢文人徒詩創作的局限。西漢時期隨著經學的興盛，《詩》已經逐漸經術化，漢儒出于明經致用的目的，根據時代需要進行新的《詩》學詮釋體系建構。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又立五經博士，從而確立經典的權威地位，并培養了大批經生，故而“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睗h儒通過對經典的研習，拓展了經典的用途，豐富了經典的意涵。如皮錫瑞《經學歷史》中所言：“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薄对姟吩谖鳚h時期的具體功用表現為治國理政的工具，對其文學色彩鮮有關注。文學作為史學的附庸，在漢代并未取得獨立地位，此時鮮有明晰的文學概念，通常認為文章是用來記錄信息、傳達觀念的，而詩歌則是用來表現志向、體察民情的。所以，董仲舒在《春秋》學的影響下，于《春秋繁露·祭義篇》中提出“以《詩》為法”的觀點，并將其具體運用在判案中，即“以《詩》決獄”。王式曾以《詩》為諫，“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于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于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蔽涞墼t書引詩，武帝元年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武帝元鼎五年詔曰：“《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H省邊垂，用事所極?！笨梢钥闯?，《詩》的經典屬性在當時表現為現實政治教化功能的凸顯，與之相伴的則是《詩》文學藝術色彩的暗淡。

鑒于經學在這一時期的壟斷性影響，詩歌創作遵從“發乎情、止乎禮”的原則，情感上力求中庸而少有哀怨憤懣?！稘h書》記載韋孟《諷諫詩》創作的目的在于對楚元王孫子的荒淫進行勸導，“為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諷諫?！笨梢婍f孟是將詩歌作為委婉勸諫君王的一種方式。另外，此詩在形式上用四字句構成全篇，內容上強調君主應為政以德，以圣明的先祖為榜樣，維系漢室的統一與繁榮。其特點為少有生動鮮活的感情流露，說教意味濃厚。在《詩》的經典性影響下，由于西漢時期文人缺乏創作經驗和可以學習借鑒的對象，所以此期文人詩作呈現出以對《詩》的模仿為主的典型特征。因而可以明確，西漢時期文人詩由于受到了經學的限制，所以難以產生徒詩創作的突破。

綜上所述，通過對詩歌發展的階段性特點、西漢文人和個體詩學的發軔以及西漢文人徒詩的外部環境的解讀，進而明晰了中國古代文人詩在萌芽階段的特點。文學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不同時期會有新的文學形式出現，每一種文體的生成也必然會經歷由萌芽到成熟的過程。對于萌芽階段的狀態，應當給予適當的關注，尤其是在中國古代文學自覺意識逐漸覺醒這一特殊時間段。在中國古典文學的發展過程中，文人徒詩初見于西漢，由于創作主體處于歌詩、辭賦、經學興盛的歷史環境中，在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文人徒詩在西漢時期的發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從當時流行的歌詩、辭賦、經學的角度來看其對文入徒詩的影響，不僅可以思考創作主體在時代背景下的創作選擇，或許也可以為之后文人徒詩的形成原因提供一種新的解析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