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景理論視角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價值重構

摘要：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鄉村公共文化的集中表達場域，構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公共文化服務優質共享、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面，也是打造新時代文化高地的必要之舉。文章基于場景理論，結合案例分析發現共性問題，進而以空間多元、主體撬動、制度迭代、空間拓展四重維度進行場景再造，以期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實現從“物理空間”向“人文空間”的價值重構。

關鍵詞：鄉村振興；公共文化服務；場景理論；公共文化空間

基金項目：金華市哲學社會科學2022年度課題（YB2022028）。

作者簡介：倪躍達，中共蘭溪市委黨校講師（浙江金華321000）。

中圖分類號：G24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5103（2022）10-0079-06

一、引言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鄉村公共文化的集中表達場域，承載著中華民族最深處的記憶，是鄉村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也是村民開展文化活動、相互交流的重要空間。因此，這一空間既是一個“物理空間”，也是一個“人文空間”。推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價值重構，是構建鄉村文化共同體、實現鄉村文化繁榮興盛、繪就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圖景的必然要求。2021年6月，文化和旅游部發布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創新打造一批“小而美”的城市書房、文化驛站、文化禮堂、文化廣場等城鄉新型公共文化空間。近年來，通過政策傾斜、資源下移，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增量發展，同時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的快速推進，由鄉村到城市的單向人口流動明顯加劇，使得鄉村文化主體力量嚴重削弱，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功能呈弱化態勢。一些村落由于人口“空心化”、文化活動單一化、文化設施陳舊化，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只見其物、未見其人，其應有的“人文空間”屬性未被激活，而僅有“物理空間”的存在。由此引發的鄉村公共文化生活匱乏已然制約了文化作為鄉村深層而持久發展動力的作用發揮，進而制約了村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實現。正如法國哲學家列斐伏爾所述：“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空間，‘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盵1]47

學者們大致從三個維度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展開研究。一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概念闡釋研究。比如，學者曹海林把農村公共空間定義為鄉村變遷場景中社會秩序生成的重要場域[2]。學者馬永強認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鄉村人際交往的主要空間和鄉村文化傳承的主要載體[3]。二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趨勢研究。比如，學者吳焜和李林認為，新時代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有四大趨勢，即“從農村公共文化空間到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回歸；從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重構到社會主義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建構；從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主體到城鄉公共文化空間共同體的發展；從現實公共文化空間向虛擬公共文化空間的拓展”[4]。三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具體形態研究。比如，學者賀一松等對江西省蓮花縣的各村落祠堂展開了調查研究，認為以村落祠堂為典型的農村傳統公共文化空間承載著農村悠久的文化傳統，不僅是村落特殊的文化標識，也是鄉村文化治理的重要平臺[5]。

場景理論研究者認為，場景影響人們的擇居行為，且對經濟乃至政治的影響同樣深遠。將這一理論觀點投射到當前鄉村發展則不難看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作為特定場景，對人們選擇居住鄉村、實現鄉村人口回流、壯大鄉村集體經濟等方面均有深遠影響。諸多研究表明，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是當前鄉村文化振興亟待補齊的一大短板。因此，以場景理論為視角，以田野調查為基礎，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進行深入研究，探索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價值重構恰逢其時。

二、場景理論：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一種解釋框架

場景理論是芝加哥學派克拉克教授基于城市文化空間研究提出的，其聚焦于城市中一系列文化生活便利設施以及設施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和價值觀。場景理論者認為，文化的傳導性使人們可以借助文化符號感知信息，增強特定場域內文化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場景作為特定空間，是反映群體價值觀的文化設施集群或集聚性文化實踐活動場所，是文化場域內培育價值觀、展現生活味的重要空間。它契合于人的多元化文化需求和多樣性生活方式，蘊含著相應的文化特質和價值取向，承擔著文化集聚與發散功能。文化場景所蘊含的文化價值觀是吸引人力資本、推動文化消費實踐進而重塑城市形態的新型動力[6]。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是一個既包括農村文化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場域，又涵蓋文化資源、文化活動和文化機制在內的整體性概念[7]。場景理論下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包含多形態文化空間要素、多樣性文化價值追求以及多層次文化實踐活動三個層面。

（一）賦予村民多形態文化空間要素

“空間是一切生產和一切人類活動的要素?！盵8]639人類的空間是有邊界、標識化的場所，人的在場，賦予了空間價值與生命力?！八且环N人化空間，是社會組織、社會演化、社會轉型、社會交往、社會生活的產物，是人類有目的的勞動應用，是一種被人類具體化和工具化了的自然語境，是充滿各種場址、場所、場景、所處、所在地等各種地點的空間，是包蘊著各種社會關系和具有異質性的空間，也就是?？滤缘摹愇豢臻g，它與時間和社會存在三位一體，構成了人類生存的一切具體方面——一幅波瀾壯闊的現實畫面?！盵9]405鄉村文化禮堂、農家書屋等公共文化活動場所既是物理形態的存在，又是文化的具象符號，人們可通過其感受文化意涵。

（二）滿足村民多樣性文化價值追求

人是文化主體，既是公共文化活動的參與者、受益者，也是公共文化價值的評判者。從鄉村文化場景的人群來源上看，可分為鄉村居民、外來訪客等；從作用發揮上看，可分為文化消費者、文化生產者。不同個體或不同群體間存在不同的文化價值訴求。從場景理論視角分析，人的價值觀場景可分為三個維度：合法性、戲劇性、真實性。合法性使主體因符合道德和信仰而得到快樂，即“善”；戲劇性是指令人快樂的呈現方式，即“美”；而真實性能給受眾帶來感同身受的體驗，即“真”[10]?！皥鼍啊钡镊攘κ悄軌蜃屓藗兏惺艿轿幕倪m宜性和人文特性，并使之成為人們情感交融激蕩、思想啟迪互補的地方，進而引導公眾行為。因此，要提高政府公共文化服務的精準度，充分考慮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的對接群體，滿足村民多樣化、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

（三）延伸村民多層次文化實踐活動

發展傳播鄉村文化、構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離不開廣大村民的積極性、主動性與創造性。文化實踐活動一般分為自發自為活動和引導驅動活動，兩種類型活動的開展都要合乎道德規范或制度約束?？茖W合理的制度可充分調動文化活動從業人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要鼓勵村民充分挖掘本村文化精髓，結合當地村民需求，開展多種多樣的文化實踐活動，展示新時代居民積極向上的精神風貌，增進鄰里團結，營造良好的文化氛圍，為鄉村文化建設賦予強大動能。比如，針對留守老人和兒童的特殊性訴求開展多層次、個性化的文化活動，為老人提供諸如戲曲、評書等文化娛樂項目，為兒童提供游玩空間和文化角等，構建真正深入民心的公共文化空間。

三、文化在場：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典型樣態

文化的在場使得文化變得可觸、可見、可感。課題組以浙江省金華市下轄的L市為案例進行分析，探討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典型樣態。L市文化底蘊豐厚，留有大量的文化遺產，同時，鄉村傳統公共文化空間資源豐富，有祠堂、古橋、古塔等宋元明清古建筑。當前，L市著力打造輻射長三角、有一定國際知名度的文化旅游高地，公共文化服務基礎設施不斷完善，實現了行政村文化活動中心村村建成，農家書屋、村文化禮堂、新時代文明實踐站村村享有，鄉村廣播室和小康體育村全面覆蓋，鄉村公共文化服務能力不斷增強，形成了城鄉“15分鐘公共文化圈”。

（一）方法論：基于田野調查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

“田野調查”是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方法，學者通常以此獲取研究資料以深入描述社會現狀，同時又深入剖析社會問題本質，以期探尋改良之策。課題組成員利用掛職下村參與鄉村具體工作之機，通過參與式觀察、抽樣訪談、問卷調查等方法掌握了第一手資料。文本選取的田野點是金華市下轄的L市MJ鎮、LD鄉、LJ街道等3個鄉鎮（街道）中的4個村落。調查問卷包含了受訪村民基本情況、村民對村公共文化空間效用感受、村民公共文化活動參與度、公共文化空間設施使用等內容，著重了解村民們對日常文娛活動選擇、參與公共文化空間活動類型及頻次、對公共文化空間發展建議等方面。問卷設計列舉了文娛活動方式、公共文化空間類型、加強公共文化空間建議等15個選項，受訪者可多項選擇自身喜愛的文娛活動和公共文化空間類型，也可填寫選項外的文娛活動和參與公共文化空間活動類型。調研發放問卷共計68份，回收有效問卷68份，通過深入調查，探尋調查地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情況、鄉村公共文化服務供給情況以及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力量主體即村民的參與度、滿意度，并對金華市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存在的問題及原因進行深入剖析。

（二）在場度：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樣本觀察

1.村民日常文娛消費調查。在68位受訪村民中，2021年人均年收入在2.4萬元以下的占比76.5%，其中1.2萬元以下的占比26.5%，而2021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達35247元[11]。在文化消費方面，受訪村民2021年文化消費在1200元以下的占比79.4%，其中年文化消費在600元以下的占比29.4%，而2021年，浙江農村常住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娛樂消費為2204元[12]。從調查結果分析來看，L市MJ鎮、LD鄉、LJ街道等3個鄉鎮（街道）中的4個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省農村常住居民的平均值，人均文化消費也處于相對偏少狀態，文化消費意愿相對偏低。結合數據分析及實地訪談，課題組認為，當地村民受收入水平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文化消費，同時也反映出當地消費性文化活動相對匱乏，村民參與文化活動的習慣尚未形成。

2.村民日常文娛活動選擇調查。問卷列舉了看電視、上網、讀書看報、下棋、跳舞健身等九類文化活動的多選題，村民選擇最多的文娛活動類型為看電視、上網，占比分別為97%、66.2%，這表明村民在私人空間開展文化活動時間相對居多。選擇打牌或打麻將的村民比例也相對較高，占比48.5%，選擇看戲（文藝演出）、健身、看書看報的人數占比分別為26.5%、25%、11.8%，此類文娛活動主要在老年活動中心、村健身廣場、農家書屋、文化禮堂等公共文化空間開展，說明村民對參與公共文化空間活動有接納和參與的意愿，但是參與程度相對來說不高，公共文化空間的吸引力還有待提升。

3.村民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選擇。問卷列舉了村內公共文化空間類型選項，有老年活動室、農家書屋、文化禮堂、祠堂、新時代文明實踐站、文化健身廣場。分析問卷數據可知，受訪者參與活動頻次最多的公共文化空間是村文化健身廣場，其次是老年活動室，這既反映了村內老年群體常住人口占比相對較高這一客觀事實，也反映出村民對健身文化類、養生文化類需求相對較大；相對而言，村民去文化禮堂、新時代文明實踐站、農家書屋的頻次不高，甚至有受訪者認為村內沒有這類公共文化設施。（如下表所示）

由上表可知，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功能作用并未得到有效發揮，其影響力有待增強，村級黨組織對公共文化空間宣傳能力、服務能力還未達到預期效果。同時，村民對于運動健身型公共文化空間的偏好相對高，對知識拓展型的公共文化空間參與熱情還有待挖掘，公共文化空間知識供應與村民需求有待進一步協調。

4.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滿意度調查。問卷還對村公共文化空間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公共文化活動是否經常展開、對公共文化活動開展情況是否滿意等問題進行了調研。由問卷數據分析可知，認為村里經常開展各種公共文化活動的村民僅占比5.9%，認為不開展的占比22%；同時，認為自己會經常參加村里開展的公共文化活動的村民占比8.8%，偶爾參加的占比最高，為54.4%，從不參加的占比為7.36%。這說明村民對村內公共文化空間利用率、滿意度總體不高，對村公共文化活動開展次數普遍認為相對較少，村內公共文化活動的群眾基礎還需要進一步擴大。

（三）問題域：構建與完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現實困境

通過實地走訪調研可以發現，村民公共文化參與意愿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供給之間還不太匹配，當前L市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有以下三方面問題。

1.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發展資源還不充分。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積極構建從國家到村（社區）的六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近年來，L市鄉村公共文化設施在政府大力支持下數量明顯增長，配套建設日趨完善，在美麗鄉村“五大文化工程”（點亮工程、引領工程、惠民工程、激活工程、引智工程）等惠民政策推動下，鄉村公共文化建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L市鄉村公共文化資源投入還不夠充分和均衡，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與村民的期待仍有較大差距。在調研中，有的村民反映，并村后，不少上級扶持項目都被放在行政村所在村，而同村的其他自然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相對不足。此外，盡管村里有文化禮堂、鄉村電影院，但是開展的文化活動并不多，且運行維護資金投入不足，影響文化活動的有效開展。

2.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發展動力還不明顯。鄉村社會在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的沖擊下人口流出明顯，特別是中青年群體到城市安家就業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發展。一些鄉土民間藝人失去堅守傳統文化的動力，民間技藝也面臨斷層、無人傳承的問題。同時，傳統鄉村社會價值理念在新思潮、新觀念侵襲下呈現出分崩瓦解的趨勢，村民的群體認同感相對弱化，一些年輕村民更愿意依賴新媒體技術而不愿意到村文化禮堂、祠堂等公共文化空間參與活動。

3.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發展功效還不突出。部分國家文化惠民工程與村民文化需求不盡一致，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比如，RT村農家書屋就經常陷入“門庭冷落”的尷尬境地。有的“農味兒”不足，農業知識、農技指導等書籍非常少；有的重建輕管，使用率偏低，尚未充分發揮理想的服務效能；有的內容陳舊，沒有針對當前鄉村經濟社會及文化發展水平進行更新與補充，難以滿足村民對當前農業新品種、新技術帶來的知識期待。有的部門在實施文化惠民工程的過程中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重建設、輕管理。調查中有村民反映，一些新建的公共文化空間“中看不中用”，只有上級領導調研時才對外開放，平時若無重大節日活動則“鐵將軍把門，一鎖了之”。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運行情況的后續跟蹤指導、監督力度相對薄弱，容易使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陷入空轉狀態，造成資源浪費，也無法滿足村民的文化需求。

四、場景再造：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價值重構

在以往的鄉村聚落中，個人和家庭之外天然地存在著多元的公共空間，這是鄉村中人與人聚集、交往的主要場所和空間，經由這一物理空間才構成了鄉村民眾之間的各種社會關系[3]。發展好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有助于豐富鄉村公共生活的內涵，激活村民的文化自覺，實現新的鄉村文化形態的重塑，是打造新時代文化高地的有力抓手。為此，可從空間多元、主體撬動、制度迭代、空間拓展四重維度進行場景再造，重構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內生價值。

（一）空間多元：鄉村公共文化空間資源供給再優化

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為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在實施文化惠民工程中提升了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數量和內涵，豐富了人民群眾特別是當地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推進了鄉村文化治理。為有效提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作用，既要加大對資源總量的供給，又要加強對資源配置的優化，進而推動實現城鄉公共文化共同繁榮。要持續深入實施文化惠民工程，構建覆蓋市、鎮、村的三級公共文化服務網絡，創新開展形式多樣的“送文化下鄉”活動，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注入資源。同時，要優化公共文化服務結構，為農村老年人、兒童等群體打造文化休閑和娛樂空間，為城市回村人員提供新文化體驗空間，為殘疾人群體提供盲文圖書、有聲讀物等文化體驗區。

（二）主體撬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價值主體再增強

鄉村文化發展為村民，鄉村文化發展靠村民，文化發展成果由村民共享。村民是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的主體力量，既是建設者，也是受益者。在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管理、運行各個環節，應充分尊重村民意愿，以村民實際需求為導向，激發村民參與意識，把農村民間藝人、文化能人吸納到公共文化服務隊伍中，挖掘鄉村文化底蘊，厚植鄉村文化自信，守住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魂。公共精神是鄉村公共文化服務空間建設的內在推動力，要注重對村民公共文化精神的培育，使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成為重要的精神文化家園[13]。同時，要積極鼓勵和引導企業、協會、民間文藝團隊和新鄉賢等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形成“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共建共享”的模式，拓展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的廣度和深度，形成開放多元、充滿活力的公共文化服務發展格局，從而使多方合力建設好、管理好、運行好、維護好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改善文化民生，增強村民的獲得感、滿足感。

（三）制度迭代：鄉村公共文化空間運行機制再創新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要實現高質量發展，實現其功能和價值的進一步強化，需在運行機制上進行創新。一是完善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建設、管理、運行的各項考評機制，不唯臺賬考核，增強群眾評價權重，完善考評指標體系。為此，要構建一套科學合理、方便實用的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指標體系，為鄉村文化建設成效提供判定依據，進而推進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不斷優化[14]。二是深化鄉村綜合文化服務平臺建設，繼續打造一批融文化、旅游、研學為一體的多功能公共文化空間。三是建立健全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管理人、文化活動組織者的培訓機制，有效提升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維護管理水平和活動開展水平。

（四）空間拓展：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數字技術再賦能

在推進數字鄉村建設的背景下，創建鄉村公共文化數字空間，可為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注入新活力。虛擬公共文化空間可超越時空局限性，盤活鄉村傳統文化資源，使鄉村傳統文化得以更加立體、生動的呈現。如充分運用AR（增強現實）技術生動再現傳統儀式活動場景，使外出村民可通過沉浸式場景體驗消解鄉愁、喚醒美好記憶，進而增強鄉村文化認同，為提升鄉村現代化發展注入內生動力。為此，應強化多元主體協同，發揮政府主導作用、村民主體作用、社會協同作用，加強鄉村數字基礎設施建設，推動構建鄉村文化數字生態系統。比如，針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內的文物保護難點，L市通過打造不可移動文物數字化服務系統，實現“多跨協同”保護，形成“精密智控”管理機制，提升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的維護能力和使用水平，增強公共文化服務能力。

五、結語

鄉村公共文化空間作為展現空間物理設施、文化活動以及活動群體特性的載體，是組織開展公共文化活動的重要場域，其主要任務在于重塑鄉村文化價值，既是“物理空間”也是“人文空間”，既是“實體空間”也是“記憶空間”，并以此為保護鄉土文化特色、傳承鄉村傳統文化、營造鄉村文化環境、提升鄉村文化治理能力提供新思路?；趫鼍袄碚摰泥l村公共文化空間蘊含的要素，結合前述實證研究表明，鄉村公共文化空間發展離不開公共文化產品的多元供給和各主體的多途徑參與，其與鄉村經濟社會發展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不斷推進，鄉村公共文化建設投入力度日益加大，人們對鄉村文化環境要求、鄉村文化生活品質需求也日益增加。黨的十八大以來，政府逐步推進一批高水平公共文化設施建設，持續促進了一系列面向城鄉、面向農村的重大公共文化設施建設項目扎實落地，文化信息共享工程、農家書屋工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程、農村電影放映工程、鄉鎮綜合文化站建設工程等一系列文化惠民工程在基層順利開展，基層的公共文化服務水平顯著提升[15]。然而，當前鄉村公共文化空間實現增量的同時，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管理模式相對固化、設施配置落后、文化服務內容單一等問題，與居民的文化生活需求不能有效銜接，造成一定程度的資源閑置和機構空轉。為此，要充分挖掘社會文化資源，完善鄉村公共文化政策，促進鄉村公共文化空間提質增效，這對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有助于激發鄉村社會發展活力，夯實共同富裕社會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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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鐘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