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馬克思主義幸福觀探析

方國武,馬 蘭

(安徽農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安徽 合肥 230031)

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黨,也是為人類謀進步、為世界謀大同的黨?！保?］21李大釗作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播火者,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在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近代中國,他義無反顧地肩負起實現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歷史使命?！袄畲筢撏臼菆允爻跣?、為民造福的表率。李大釗同志有著鮮明的人民立場,投身革命的出發點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保?］李大釗最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開始了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實踐探索,他站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初步回答了為誰謀幸福、謀什么樣的幸福、如何謀幸福等問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引下,李大釗的幸福觀是面向現實的探索,延伸為黨的初心使命的初步表達,在新時代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一、幸福觀的主體要素

追求和享受幸福是人的本性需要和內在訴求,為誰謀幸福體現著幸福觀的基本性質。在李大釗的話語體系中,幸福的主體有“人民”“平民”等多種表達。李大釗將追求“民”的幸福作為奮斗目標,其中蘊含了他對底層勞動人民的深切關注,這種人民情懷離不開自身知識結構與時代環境的影響。李大釗在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后,對幸福主體有了更加科學的認識。

(一)李大釗幸福主體觀的思想基礎與時代語境

李大釗受自身知識結構與時代環境的影響,他對幸福主體的理解既含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基因,又帶有西方民主精神的印記。李大釗自幼失去雙親,與祖父李如珍相依為命,在祖父的督導下,李大釗得到了深厚的儒學教育,其中的若干思想對李大釗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中國傳統民本思想是李大釗認識幸福主體重要的思想資源,“民為邦本”“君舟民水”“天視自我民視,天聽即我民聽”等觀念雖然體現了統治者重視民眾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將民眾看作安邦定國的根本,但在封建制度下,其本質仍是君主本位,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李大釗從人民本位的視角出發,指出“孔子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强鬃訃L示人以有我矣”［3］274。李大釗通過引述儒家“有我”之說,期望從傳統民本思想中探尋積極因素,促進民眾主體意識的覺醒,打破偶像崇拜,建立以人民群眾為“純正的歷史主位”的價值立場。

李大釗生活在西學興起的近代,西方民主思想涌入促進國民個性的覺醒,中國各地反帝反封建運動泛起,在“民權自由之華,實已苞蕾于神州之陸”［3］271的時代語境下,民主與自由的發展逐漸成為人民“固有秉彝”。李大釗受到托爾斯泰人道主義、柏格森生命哲學等學說的影響,將自由、平等、博愛、創造進化等思想觀念融入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在對中國傳統民本思想與西方民主政治的理解基礎上,形成一種兼具中國傳統文化色彩與時代精神的“民彝”思想。所謂“民彝”即“人民群眾在日常生活中養成的習性、本能、智慧、品德及其持守的心理、愿望、意志、價值觀念,以及具備這些品性、思想、能力的人民自身”［4］。李大釗試圖通過“民彝”實現人民幸福的理想,并指出“今者政治上之神器在于民彝”［3］269。李大釗在《民彝與政治》中提出“民彝者,可以創造歷史”［3］277的觀點,用其猛烈抨擊儒家綱常倫理所建構起來的英雄政治,否定英雄史觀,他認為“離于眾庶則無英雄,離于眾意總積則英雄無勢力焉”［3］279。雖然李大釗早期的“民彝”思想將民心民意作為歷史發展的動力,唯心主義色彩濃重,但他尊重底層人民、肯定了民眾在歷史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是中國傳統思想所不具備的,其中包含唯物史觀的某些因素,也為他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奠定了思想基礎。

(二)李大釗將“平民”作為幸福的主體

李大釗受到馬克思主義的指引,對幸福的主體有了更加科學的認識。在民族危亡、民不聊生的近代中國,李大釗目睹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動蕩,國事民生成為他最關心的問題。李大釗為尋救國良策深研政理,奔走各地考察民情。他關注底層人民的生活狀況,在《大哀篇》《可憐之人力車夫》《唐山煤廠的工人生活——工人不如騾馬》等許多文章中都表達了對底層民眾艱難竭蹶的悲憫與同情。李大釗在《大哀篇》中描述了“民失其田,工失其業,商失其源,父母兄弟妻子離散,煢焉不得安其居,刀兵水火,天災乘之,人禍臨之,蕩析離居,轉死溝洫,尸骸暴露,餓殍橫野”［3］9的悲慘景象。雖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統治,但共和政體下的國家仍無復興之望,民生疾苦更甚于前,面對人民的困難處境,李大釗發出“共和自共和,幸福何有于吾民也?”［3］7的初心之問,揭露統治階級表面宣揚共和幸福實為自身牟利的虛偽性,所謂共和幸福只是少數豪暴狡獪者掠奪之幸福而非人人安享之幸福。

馬克思提出“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5］“要求人民的現實幸?！保?］200等觀點,明確回答了幸福的主體是人民。李大釗運用馬克思主義觀察中國的現實問題,他追求民主,從根本上說,是追求民眾的幸福。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堅持“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這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強調人民群眾在推動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指出“社會主義的實現離開人民本身,是萬萬作不到的,這是馬克思主義一個絕大的功績”［7］20。李大釗運用唯物史觀和階級斗爭學說克服早期“民彝”思想中的唯心主義缺陷,追求人民的現實幸福,將“平民”作為幸福的最廣泛主體,率先在中國舉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旗幟。

李大釗把“Democracy”翻譯為“平民主義”,投射到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各個方面,認為“純正的‘平民主義’,就是把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一切特權階級,完全打破,使人民全體,都是為社會國家作有益的工作的人,不須用政治機關以統治人身,政治機關只是為全體人民,屬于全體人民,而由全體人民執行的事務管理的工具”［8］160,并指出“現在的平民主義,是一種氣質,是一種精神的風習,是一種生活的大觀;不僅是一個具體的政治制度,實在是一個抽象的人生哲學;不僅是一個純粹的理解的產物,實在是濡染了很深的感情、沖動、欲求的色澤”［8］102。李大釗對“平民主義”進行雙重闡述,既有現實層面對人民主體的理解,又包含精神層面對人本質屬性的認識。李大釗在《平民主義》一文中初步勾勒出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執政圖景,主張建立“屬于人民、為人民、由于人民的執行”［8］147的平民政府。他指出“平民主義”的真精神,在于“使政治體中的各個分子,均得覓有機會以自納他的殊能特操于公共生活中”［8］143。本著平民主義的精神,李大釗將幸福與人權連接起來,倡導婦女解放,鼓勵婦女參政,倡導以兩性間的權利機會均等,來增進社會上的各種幸福。若沒有婦女的解放,民主只能是半身不遂的民主,社會也只能是半身不遂的社會,且婦女同勞工一樣,同樣進行著社會生產,“實為社會的富與幸福的創造者”［8］415。李大釗認為對幸福的需要是人的本質屬性的體現,人人都能獲得幸福,而非來自統治階級的恩賜。他否定英雄史觀,號召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將進步與幸福作為人生目的,不做專制的奴隸,去享受自由的幸福。李大釗立足于無產階級的立場,鼓勵平民發揮主體作用,應自身對幸福的需要去創造平民的新歷史,正是他們追求幸福的實踐活動推動著社會不斷進步,向美好生活邁進。

二、幸福觀的價值內涵

李大釗認為真正的幸福不是單向度的,他所倡導的幸福是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辯證統一。李大釗把改善人民物質生活與改造人民精神世界統一起來,同時指出高尚的道德是精神幸福的重要方面,強調精神幸福對于物質幸福的引導作用。李大釗將個人與社會的關系納入對幸福的思考范圍,將個人幸福融入社會幸福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準則,在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相互促進中呈現幸福的理想形態。

(一)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相統一

物質和精神是衡量幸福的兩大維度,馬克思指出“憂心忡忡的、貧窮的人對最美麗的景色都沒有什么感覺”［6］305。即從物質決定意識的角度說明物質幸福是精神幸福的先決,精神幸福建立在物質幸福的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認為人的生活分為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兩大領域,人通過從事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創造實現幸福的條件。物質生產是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即“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9］158。只有先通過物質生產滿足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才有更高層次的精神需求。物質生產決定精神生產的內容與形式,“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9］151-152。但精神生產作為人類高級形式的認識活動,是一種相對獨立的社會生產,對物質生產具有能動的反作用。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辯證統一,能夠滿足人在現實世界中的需要,其中必然包括對幸福的需要,且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其中所蘊含的人文關懷始終與人類的幸福相聯系。李大釗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語境中來理解幸福,明確提出“精神的事業與實際的事業,其有功于國族者,固皆甚偉。平情論之,二者均不可闕”［3］496的論斷,闡發物質與精神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意義。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介紹唯物史觀的要領,指出一切精神構造都是附著于經濟的基礎構造的表面構造,且隨基礎構造的變動而變動,并在此觀點上提出“物心兩面改造”的主張,即“物質上的生產”與“精神上的生產”一起變化。李大釗反對沉溺物質世界的享樂主義幸福觀,也批判一味追求精神超脫的禁欲主義幸福觀。他追求物質與精神的雙重幸福,認為人在前史中所沾染的封建習氣積弊日久,單靠物質的變更無法除弊革新,“不改造經濟組織,單求改造人類精神,必致沒有效果;不改造人類精神,單等改造經濟組織,也怕不能成功。我們主張物心兩面的改造,靈肉一致的改造”［7］23。即人的幸福應該堅持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相統一。

李大釗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分析道德的本質,指出高尚的道德是精神幸福的重要方面。李大釗注重物質與精神兩面改造,認為實現幸福遵循一定的精神標尺,即道德。李大釗在《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一文中指出道德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東西,它是以自然、物質、社會生活為基礎,是“適應社會生活的要求之社會的本能”［7］133,這種本能隨著物質基礎的變動而變動。中國幾千年來以農業為本位的經濟基礎已發生改變,新舊道德的碰撞造成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矛盾,背離新道德認知的實踐行為無法適應生活要求與時代潮流。李大釗認為幸福雖然基于個體的感性體驗,但也要受到道德的理性約束,因此李大釗在《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引用Ruskin的觀點指出道德是幸福的必要條件,“人之幸福,須有正直,真實在內,否則無正直,真實即絕無幸?？裳浴保?］296。道德不是束縛人自由活動的枷鎖,是人對行為規范的自覺內化與踐行。李大釗積極在唯物史觀的立場上構建道德與幸福的至善境界具有美的意蘊,將道德的真、善、美統一起來,主張發揮德行之美,在愛與犧牲中喚醒群眾對道德的熱誠,在追求崇高的人格和發揚博愛與奮進的精神中實現人生的幸福與進步。

李大釗深刻認識到真正的幸福是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的辯證統一,構想了社會主義制度下物質幸福與精神幸福并舉的美好愿景,提倡人們在創造物質資料的八小時工作之余,應再拿出八小時來豐富精神生活,“因為人之精神富足,工作之結果必優美”［8］253。精神幸福能夠反作用于物質幸福,勞動者的身心都能獲得愉悅,隨之產生強大的精神驅動力,進而轉化為個體改造社會的物質力量,創造出更多的物質幸福。李大釗將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與改造人民的精神世界統一起來,作為改造社會的整體,這是李大釗把馬克思主義核心要義與中國實際需要相結合的一次探索。

(二)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相統一

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是五四時期理論界關注的一個重要范疇,在《自由與秩序》一文中,李大釗對這一范疇作出闡釋：“一云社會,即指由個人集成的群合;一云個人,即指在群合中的分子?！保?］326即個人與社會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雙向互動的統一體。李大釗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認識,既有對中華傳統文化中“家國天下”觀念的價值秉承,又體現出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個人與社會關系理論的創造性轉化。中國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雖然有著時間、空間上的巨大差異,但在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關系上卻異曲同工。儒家作為中國古代主流思想學派,認為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包含個人、家庭、社會三個方面,始終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作為人生的理想模式,展開大同社會的幸福想象,在個人向社會的遞進中實現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相統一。馬克思主義則認為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叭说谋举|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保?］135說明人不是抽象的個體,而是處于社會關系所構成的現實世界中的個體。

李大釗作為中國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的第一人,他將儒家的人生哲學與馬克思主義人與社會的關系理論相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幸福觀中國化的最早形態。他呼吁青年要“以青春之我,創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國家”［3］318來實現為人類造幸福的崇高理想。李大釗主張人類的幸福是個人、家庭、國家三位一體的幸福。在個人層面,即“是互助、相愛,不是謀怨仇,并為大多數人謀幸?！保?］247。李大釗強調幸福的利他性,始終將個體幸福融入社會整體幸福作為實現人生價值的準則,認為青年學生作為社會的中堅力量,要在社會實踐中發揮自身的價值,要去宣傳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去解救那些處在黑暗生活中的同胞,讓他們也享受新文明的幸福。在家庭層面,李大釗突出家庭之于個人與社會的重要意義。家庭是連接個人與社會的橋梁,是社會的組成單位,它不僅影響著青年對幸福的認知與價值取向,更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具有教化作用,李大釗指出“真愛既已蓄于一門,仁風斯能廣播乎全國,而后愛國、愛群、愛世、愛物之思油然而生”［10］160。李大釗繼承傳統“家國同構”的社會發展模式,同時又基于近代中國特殊的社會境況與現實需求,鼓勵青年首先實現自我個性的解放,擺脫專制婚姻,繼而建立理想之家庭,再將改造家庭延伸至改造社會各方面,把實現家庭幸福融入民族復興之中。在社會層面,李大釗于《社會主義與社會運動》一文中引用渦文的觀點,指出“社會上種種事業,非為少數人計,應為大多數人之幸福計”［8］276。社會的發展條件制約主體幸福感的提升,李大釗希望通過社會主義運動解決封建壓迫、教育未普、分配不公等社會問題,以謀求社會進步,增加社會幸福,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李大釗將目光延伸至世界的范圍,他期望青年沖破狹隘思想的禁錮,拓展世界眼光,去追尋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小到完成我的個性,大到企圖世界的幸?！保?］69,即通過實現個體的幸福,然后實現全世界、全人類的幸福。觀照李大釗短暫的一生,他畢生為民族解放事業而奮斗的革命實踐也是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相統一最生動、最形象的詮釋,是對實現人類自由全面發展這一共產主義幸福目標的堅守,彰顯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與使命。

三、幸福觀的實現路徑

李大釗以馬克思主義勞動思想為指引,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不幸的根本原因,在他看來,“若社會組織完善,勞動確瑧為愉快之事,不然勞動固甚苦也”［8］253。勞動為人的幸福提供物質基礎、豐富精神感受,人生求樂的最好方法就在于勞動。李大釗認為合理的分配是勞動成果由人民共享、增進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他堅信社會主義分配制度與人民追求幸福的終極目標相一致,能夠實現人民幸福的最大化。

(一)創造幸福的源泉：自由勞動

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勞動和幸福曾是相對立的兩個范疇,但馬克思以實踐觀點審視勞動,闡明勞動是人的類本質,馬克思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6］310,“勞動是自由的生命表現,因此是生活的樂趣”［11］。說明幸福在人的勞動中產生,真正的幸福只存在于自由勞動中。在資本主義的歷史境遇下,由雇傭勞動引起人的類本質的異化,勞動變成了被動、機械的活動,勞動者喪失了自身的主體性,無情的壓榨與剝削導致勞工在不斷的自我否定中感到痛苦與不幸。李大釗繼承馬克思主義勞動觀,揭示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不幸的根本原因,他在《勞動問題的禍源》一文中指出“工銀制度下的勞動者,簡直不如牛馬”［8］470,資本主義機械工業的發達,導致許多勞動者失業,為了謀生,他們不得不被資本家的意志所捆綁,這種單向度勞資關系下的異化勞動是毫無幸?？裳缘?。

李大釗指出,中國千年來以農業經濟為主體,勞動是農耕文明的命脈,雖然重視勞動是中國人民的精神基因與優良傳統,但也存在賤視勞工的心理。李大釗對“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12］的傳統勞動觀予以批判,駁斥智識階級的運動不可學習低級勞動者的行為,積極宣揚尊勞主義、以勞動者為本位的新勞動觀。李大釗肯定勞動的實踐價值,指出：“勞動為一切物質的富源。一切物品,都是勞動的結果。我們憑的幾、坐的椅、寫字用的紙筆墨硯,乃至吃的米、飲的水、穿的衣,靡有一樣不是從勞動中得來?！保?0］439即從個人生命的存在是創造歷史的前提出發,闡明勞動為幸福提供物質保障,人通過勞動實踐把自己從物的奴役中解放出來,才有了追求幸福的需要。李大釗主張求樂避苦的人生觀,如何求樂避苦?李大釗給出了方法論的指引：“我覺得人生求樂的方法,最好莫過于尊重勞動。一切樂境,都可由勞動得來,一切苦境,都可由勞動解脫。勞動的人,自然沒有苦境跟著他?！保?0］439李大釗并非將勞動的作用夸大或者將勞動與幸福簡單地聯系起來,而是從主體生命體驗的角度詮釋勞動幸福的理念,認為人類生活的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自由,自由是人類生存所必需,是人生價值所在,也是幸福的應有之義。他主張“人人均須以行為沖動,親身自作,得到喜悅之幸?！保?］251。勞動本身沒有幸福的屬性,而是具有目的性的實踐活動,是創造幸福的手段,人通過自由、自主的勞動能夠使人的本質力量得以確證,在自由勞動中實現對自身價值的肯定,使人排除一切苦惱,獲享幸福。勞動與人民群眾的利益最為相關,李大釗的勞動幸福觀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理論典范,拉近了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人民的距離,為人民“變‘求’之幸福為‘取’之幸?！保?］332明晰路徑。

(二)科學的分配制度：按勞分配

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階段實行按勞分配,即“每一個生產者,在作了各項扣除以后,從社會領回的,正好是他給予社會的。他給予社會的,就是他個人的勞動量”［13］363。當生產力高度發達,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即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13］365的分配制度,真正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影響,李大釗逐漸認識到經濟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政治與經濟相互交織的社會發展規律,對純為資本家做主的分配制度予以徹底否定,指出工業機器生產的時代,物質生產無限增加而民眾的消費力薄弱,故“欲人人均得幸福,則對于分配一層須注意,不然貨物與人類之幸福無關”［8］277。財富的增加未必一定能夠增進社會幸福,若沒有合理的分配,反而導致社會秩序的紊亂,政治的重要功能就是按照一定的規則與目的對社會資源與財富進行分配和使用。馬克思主義強調增進人民幸福的分配才是合理的分配,人民作為社會一切財富的創造者,財富的獲得和分配就與民生幸福有著直接的、必然的聯系。李大釗提出“社會主義不是使人盡富或皆貧,是使生產、消費、分配適合的發展,人人均能享受平均的供給,得最大的幸?！保?］246。這里的“平均的供給”明顯與無視勞動差別的烏托邦式“平均主義”不同,李大釗注重生產與消費的調和,以科學的經濟制度“將人間勞力,用巧妙之處理,合理保存勞力之產物,并用適宜的合理的以分配產物”［8］292,必須“使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得和他勞工相等的份”［7］40,這是李大釗對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初步理解,并進一步闡發“各盡所能以做工,各取所需以營生”［8］4這一具有共產主義色彩的分配理念。雖然李大釗對社會主義分配制度還沒有形成科學的、系統的認識,但從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出,李大釗表達了他對社會主義在分配領域能夠做到合理公正、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高度自信。

四、幸福觀的現代觀照

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以來就把追求人民幸福與爭取民族復興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保?4］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見證并參與了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到中國共產黨建立這一歷史過程,但由于當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傳播條件有限,李大釗也并未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幸福的理論進行系統、全面的研究。盡管如此,李大釗關于幸福的論述充分彰顯他踐行初心、擔當使命的精神品質,是偉大建黨精神的思想來源之一,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初心和使命的源頭活水。

(一)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為人民謀幸福。李大釗作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來表達人民的訴求。李大釗提出“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保?］318的話語表達,將人民幸福作為畢生追求的目標,認為幸福的主體是人民,他確信工農階級是創造真正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力量。李大釗始終關注人的生活世界,以滿足人的需求為導向,認為幸福的理想形態是物質與精神的協調共舉,是個人幸福與社會幸福的相互促進,是在自由勞動中展現人的本質力量并在享受合理的分配中所獲得的幸福感受。在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依舊堅持人民主體地位,以人民幸福為本,帶領人民創造幸福生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理論是來自人民、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論?！保?］19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取得了許多歷史性成就,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造福人民的價值追求。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上,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力量,不斷夯實人民生活的物質條件,厚植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同時,要加大分配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實現和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要發揚尊勞愛勞的精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世間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勞動來創造”［15］。勞動始終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唯一路徑,廣大人民群眾也唯有通過勞動才能發揮人生價值、獲享幸福。

(二)為中華民族謀復興

近代中國積貧積弱,李大釗對民族與人民所遭受的苦難痛心疾首,民國時期各種主義、政體輪番登場都無法為中國尋得出路,民族復興就成為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所關注的時代主題。李大釗在《人種問題》一文中寫道：“我們中華民族在世界上貢獻,大都以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問一句,究竟他果是長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復興嗎?”［8］578這表達了李大釗內心對民族復興的深切盼望。在李大釗眼中,國家尚存之殘體無法承托民眾的幸福,民族復興的最終指向是為了實現人民幸福。在如何挽救民族危機的思考中,李大釗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深入的研究,他在理論與實踐的雙重指引下,充分認識到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他指出：“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0］367他堅定地認為只有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夠真正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李大釗最先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進行“民族復興”的先行探索,在“吾人深信吾民族可以復活,可以于世界文明為第二次之大貢獻”［10］313的信念驅使下,李大釗積極投入創建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開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初探索,為黨的建立、發展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從中國共產黨建立到步入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中國共產黨跨越歷史時空,黨的初心使命在賡續傳承。在中國共產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民族復興的夢想不斷向現實靠近,但發展的道路是曲折的,我們仍需在黨的初心使命中汲取力量。要始終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將增進民生福祉作為民族復興的價值取向,不斷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世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造福世界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