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字》中的隱性敘事：家庭共同體敘寫

黃 川,王麗君

(合肥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安徽 合肥 230601)

納撒尼爾·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是美國浪漫主義時期偉大的小說家,也是美國心理分析小說的開創者。其代表作《紅字》以極致細膩的心理刻畫和豐富的象征性描寫向讀者呈現了一部橫跨現實與幻境、愛情與贖罪的羅曼史。在整個情節發展中,海絲特與牧師相戀而不能相守,牧師在信仰與人性中的苦苦掙扎似乎更能給讀者造成直觀的沖擊,引發讀者對人性的罪與惡作出思考,對清教體制的殘酷與教徒的虛偽作出回應。相比之下,作者將齊靈渥斯刻畫成了一個內心偏執、詭計多端、行為瘋狂的復仇者形象,以此襯托海絲特堅強的個性與純潔的性情。然而,縱向比對霍桑其他作品中的醫生形象,齊靈渥斯的經歷卻不得不令人扼腕嘆息。無論是《胎記》中的科學家埃爾梅,還是《怪醫之女》的拉帕奇尼醫生,原本都有著令人稱羨的美好生活,但他們卻將身邊最親的人視作實驗品。為了實踐自己的醫學技能,他們殘害親人的生命,親手毀掉了自己的幸福家庭。齊靈渥斯卻是一個身軀畸形、面部丑陋的老學究。他渴望家庭的溫暖,卻失去了妻子的愛;他歷經磨難,九死一生,趕回妻子身邊時,卻發現她因“通奸”受到公審;他博學多才,醫術精湛,后半生卻孤苦無依,在折磨仇敵的同時也耗盡了自己的生命。橫向來看,除了執著地為自己尋求公正、以摧殘其精神的方式報復牧師,他對待出軌的妻子和非親生女兒珠兒一向寬容——為牢獄中的妻子和珠兒治病,關注珠兒的成長,為珠兒留下一筆豐厚的遺產,保證了她今后的富足生活。從這點上講,齊靈渥斯不屬于霍桑筆下常見的科學魔鬼,而是一位渴望家庭幸福、尋求精神安居所的可憐人。同樣,丁梅斯代爾也異于《牧師的黑面紗》中的胡伯牧師。雖然兩人同樣有口皆碑、溫文爾雅且受人愛戴,在兢兢業業履行神職的同時身負原罪;但是胡伯牧師敢于戴上黑面紗,試圖通過昭己之罪,教化眾人,而丁梅斯代爾在心口偷偷刻上“A”字則是為了懺悔和壓抑自我。相較之下,丁梅斯代爾更具有人性,而非神性?？梢哉f,他在壓抑人性的同時,逐漸拋棄了神性,更換了自我追求。他的目光從前堅定地追逐上帝,現在卑微地追逐著親生女兒珠兒。因為,同齊靈渥斯一樣,他也是一位父親,即使最初選擇拋棄父親身份,也從未停止渴望與親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屋檐下。海絲特自始至終是一位極其依戀家庭的女子。少女時期的她曾徜徉在父母營造的溫馨家庭中;身為人妻的她一直渴望丈夫愛的回應;作為母親的她,堅定地守護著她和女兒珠兒的小家,等待戀人的回歸。

如果讀者的閱讀視野僅僅停留在情節發展上,就難以感知主人公對家庭強烈的依戀和對家庭團聚的強烈渴望,亦無法理解人物的矛盾形象。因此,在理解主題意義、認識人物形象時,讀者有時需要擺脫情節發展的牽制,將閱讀視野拓展至情節發展背后,從中挖掘隱藏在情節背后、與情節發展并軌的另一股敘事暗流,即隱性進程。本文試圖站在前人研究的肩膀上,結合隱性敘事特征,證明《紅字》中隱性進程的存在;并深入探討《紅字》小說中暗含的另一重敘事主題——家庭共同體,展現主人公家庭共同體的崩潰、建立與新生。

一、隱性情節存在性的闡釋

首先,“隱性”一詞是相對于“顯性”提出來的,并不是指作品中的另一敘事進程十分隱蔽、難以發覺,而是因為讀者和批評家囿于傳統的研究,有意無意地忽視了眼前的另一種敘事運動［1］。即使日后雙重敘事進程策略被廣泛地應用到文學作品的研究中,批評家也會很輕易地看到一種敘事進程而需要花費功夫探索另一種更加隱蔽的敘事進程的存在［1］。以《紅字》為例,盡管國內外針對《紅字》的研究浩如煙海,但幾乎都圍繞著女性主義、浪漫主義、象征手法、清教思想以及人性善惡論等角度進行展開,忽視了作品傳遞出的家庭共同體意識以及作者埋藏在字里行間中深厚的家庭向往。其次,文學作品中的隱性進程不同于它的深層意義。以往批評家提出的涉及作品的深層意義或敘事暗流的概念,往往僅涉及情節發展的某一環節,是情節發展必不可少的因素,目的是幫助完善情節發展或暗示主題意義［2］。然而,申丹提出,隱性進程是一種從頭到尾的與情節發展并軌運行的敘事進程,它不為情節發展提供解釋,也不影響讀者對情節發展的理解,而是沿著自身的主題獨立運行,與情節發展呈現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在主題意義、結構技巧、人物形象的塑造或審美價值上均與情節發展形成一種補充性甚至顛覆性的關系［3］22。在含有隱性進程的文學作品中,同樣的文字會勾勒出不同的故事內容,表達不同的主題意義,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都t字》中的顯性情節刻畫了主要人物從獲罪、贖罪到找回人性的整個過程,頌揚了海絲特獨立堅強、從容優雅的個性。然而,在隱性敘事的閱讀視角下,《紅字》講述了海絲特與齊靈渥斯兩人的家庭共同體因異化的婚姻關系而崩潰;海絲特、丁梅斯代爾與珠兒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共同體因父親角色的缺失而不完整;只有珠兒長大成人后組建的包含婚姻(夫妻)、血緣(親子)兩個重要因素的家庭共同體才是洋溢著蓬勃生命力的有機體。

隱性進程的反諷不同于情節發展的局部反諷,是一股從頭到尾的反諷性潛流,依賴于文本不同部分的相互呼應［4］96。情節發展中的反諷,如紅字“A”前后不同象征意義的言語反諷、丁梅斯代爾的牧師身份與其逃避罪行行為的語境反諷等。海絲特獨自悉心照顧女兒珠兒在情節發展中不具備反諷性,僅僅表現了她獨立的個性與母性的光輝,但是在隱性進程中卻與父親角色從家庭共同體中消失構成強烈的反諷性。丁梅斯代爾回避父親身份,由齊靈渥斯代替他安撫牢獄中的母女。最初,齊靈渥斯缺乏家庭共同體意識,家庭被他設想成一個可以單方面從中汲取愛與溫暖的領域,忽視了家庭中雙向的給予。當家庭破裂之后,他心中充滿了怨氣和仇恨,如惡靈般一次次刺探仇敵的內心,獲取短暫的滿足感。然而,在故事的最終,丁梅斯代爾回歸到珠兒父親的身份后,他的戾氣反而散去。這前后的反差又為《紅字》增添了反諷效果。

最后,為了探尋一部作品中隱藏的隱性進程,需要從作者的經歷出發。申丹認為,以往對作者的定見——認為作者的立場是固定的——會讓人們看不到隱性進程,必須以開放的目光看待作者在創作一個作品時所持的特定立場［4］94,并且在關注文本細節的同時,關注作者的創作環境和自我生活經歷［3］101。

霍桑是一個家庭觀念很重的人,他的個人經歷和一些隨筆可以佐證。在《海關》的前言中,霍桑表達了對家族愛恨交織的情感。祖輩中有人曾迫害過教內的一名女子,有人參與了臭名昭著的塞勒姆驅巫案,這些不光彩的事跡對他造成了嚴重的影響?；谘}親情、家族間榮辱與共的顧慮,霍桑認為自己的家庭受到了祖輩罪行的詛咒?？v觀霍桑的一生,可以發現霍桑從孩童時代直至結婚前的生活都是不圓滿的。父親是個海員,后來升為船長,因工作需求,常年漂泊在海上,與家人聚少離多?！八楹笃吣?待在家的日子不超過七個月?！保?］霍桑三歲時,父親在一次出海中感染了黃熱病,不幸離世。母親因此飽受家族成員的冷漠和孤立,郁郁寡歡,于是帶著霍桑搬回娘家,與舅舅居住。父親角色的缺失、寄人籬下的生活、母親的不管不顧形成了霍桑孤寂落寞、獨來獨往的性格,也造成了他憧憬、渴望和諧溫暖家園的心理需求。與妻子索菲亞·皮博迪新婚不久,霍桑在筆記本中寫道：“這么長時間在世界上過著一種無家可歸的生活,現在走近我自己的家的感覺是多么幸福啊;因為只有當一個人走近家的時候,感到有妻子在門口迎接他,他才會明白家意味著什么?！保?］妻子的時時陪伴不僅填補了霍桑親情的空缺,也帶給霍桑家庭的溫情。由于幼年失父,霍桑一直渴望父愛,也因此深刻意識到男性參與家庭育兒的重要性。他曾感慨地說過：“當一個男人負起生兒育女的責任時,他就不再有權利支配自己的生活?！保?］5看似抱怨,實則流露出霍桑對當下和諧圓滿家庭生活的滿足以及做好一個父親角色的自信。然而,在《紅字》創作的頭一年,母親的突然離世使得剛剛品嘗到家庭幸福的霍桑再一次經歷與至親之人的生離死別。沉重的打擊和難以言表的痛苦郁積在霍桑心中,在追思父母親、回顧家庭時產生的對家庭、親子關系的思考,對和諧美滿家庭的眷戀也由此融入他的作品。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代顯梅曾以霍桑的小說前言和羅曼史為例,探索霍桑的家園與共同體意識,提出家園意識貫穿霍桑小說創作的始終的觀點［8］,霍桑對故鄉、親人始終保持著深深的眷戀和思念。通過窺探《紅字》的隱性敘事可以發現,霍桑從未批判過海絲特追求美好家庭過程中出現的越軌行為,但是譴責了齊靈渥斯和丁梅斯代爾最初對家庭的忽略和拋棄,并且在最后給予了一個真正幸福美滿的家庭共同體的新生。

二、家庭共同體的崩潰

北美殖民地清教氛圍濃厚,市民的婚姻觀受到加爾文教義的影響。加爾文主張上帝把丈夫和妻子拉入一個彼此之間的圣約關系,期望人們在與配偶的關系中展現出彼此間的忠誠和舍己?；橐黾彝サ年P系,實質上是一種彼此委身的共同體,需要互相的信任和忠誠、互相的給予,而不是互相的索?。?］?；羯Ｗ孕∈芮褰讨髁x熏陶,他的家庭共同體觀不外如是?！都t字》前后實際上描繪了三個家庭。第一個家庭共同體是以婚姻為基礎構建的,但在婚姻締結之初就陷入了困境。

“原因不難找到,那就是我的愚蠢,你的懦弱。我——一個有思想的人,一個博覽群書的書蟲,一個把自己的最好的年華都用來滿足如饑似渴的求知欲望的老學究——像你那樣的青春美貌于我又有什么用處呢?我生來畸形,何以還要欺騙自己,認為充滿才智在一個青年女子的心目中可以用來掩飾生理上的缺陷!”［7］20

“她回想起了那些很久以前的日子……他常說,他需要她那種微笑的溫馨,以便從他那學者的心中驅走長時間埋頭書卷所受的寒氣。這種情景…只能劃歸她回憶中最丑惡的一類…她驚訝她當時何以會答應嫁給他!”［7］94

上述兩段文字是海絲特與齊靈渥斯對兩人婚姻關系的思考。兩人通過婚姻締結家庭共同體,然而,只是固有其形而無精神內核。鮑曼認為：“共同體是一個溫馨舒適的場所,在這里我們能夠彼此依靠對方?！保?0］2-3在海絲特與齊靈渥斯貌似公平的婚姻契約下,掩藏著對海絲特個人價值的剝削。她于齊靈渥斯而言僅僅是提供情緒價值的工具,真實自我和個人需求長期受到抑制。齊靈渥斯對妻子的一味索取引起了婚姻中男女地位的不對等,造成了家庭結構的失衡。顯然,海絲特無法從中獲得歸屬感與安全感。兩人的婚姻與加爾文婚姻觀相違背,兩人的家庭也與家庭共同體體系相違背。一個美好的家庭應該是充滿勃勃生機的,夫妻、親子間保持充分的交流,相互扶持,相互給予。德國現代社會學先驅滕尼斯提出,維系家庭基本關系(包括夫妻、親子和兄弟姐妹)發展的本質意志在于中意、習慣和記憶［11］58。海絲特與齊靈渥斯屬于老夫少妻,一方熱情洋溢,自由奔放;而另一方沉迷書卷,心如古井。兩人的結合自然不會給生活帶來任何的火花。記憶在家庭共同體中不可或缺,沒有記憶就沒有共同生活的痕跡,就缺乏建立關系的基礎。齊靈渥斯將自己埋藏在書中,婚姻家庭中長期的角色缺失使他無法與海絲特擁有共同的記憶。除此以外,在兩人移居塞勒姆小鎮的途中,齊靈渥斯因出現意外而消失數年。這數年間,海絲特與他不僅在精神上難以共振,甚至連共同居住的記憶也缺乏了。這樣的一個共同體也就自然崩塌了。

齊靈渥斯與珠兒是名義上的父女關系。珠兒出生后,父親角色缺失,霍桑讓他來填補?！靶牒⒌募饴暱藿写唐崎L空……嬰孩正在痛苦地抽搐……嬰孩躺在小床上輾轉啼哭?！保?］17-18“齊靈渥斯對孩子做了仔細地檢查……他把嬰孩抱到自己的懷里,親自給他服了藥……小病人不再呻吟了…很快進入了香甜的酣睡里?！保?］18家庭共同體是一個溫馨舒適的場所,能夠給予個體溫暖與安全感［12］,而出生在已經崩塌、不完整的家庭中的孩子無疑是不幸的。小嬰兒的啼哭是對家庭中父親角色缺失的控訴。當齊靈渥斯代替了珠兒的親身父親,給了珠兒父親般的慈愛與關懷,小嬰兒敏感的神經由此得到了安撫。但是,這種畸形的父女關系無法長久。對家庭的渴望和對仇敵的憎恨(齊靈渥斯認為丁梅斯代爾毀了他的家庭)共同導致了齊靈渥斯性格的裂變和行為的矛盾。一方面,他藏起了自己真正的身份,退出了他與海絲特名存實亡的家庭共同體。因為他的內心始終受到了悔恨的折磨,所以他以折磨內心的方式來折磨仇敵。他不希望丁梅斯代爾坦認罪行,因為他不想看到仇敵回歸珠兒父親的身份與母女二人建立另一個家庭共同體。另一方面,他始終關注著珠兒的成長,他能在遠處辨識珠兒的笑聲,會在臨終之際贈予珠兒大筆財富。這是身為父親對女兒的美好祝愿,由此徹底顛覆了齊靈渥斯惡毒的形象。

三、家庭共同體的建立與新生

海絲特是《紅字》中家庭共同體的代言人?；钴S在她記憶中的,是家族的徽章、父母的家園和母親的惇惇教誨,是丈夫的書卷;她所期盼的是與戀人真正地生活在一起。在總督府,她第一次為自己辯護是為了珠兒的撫養權;在森林中,她與丁梅斯代爾策劃返回舊大陸不僅是對情人的挽救,也是為維護家庭做出的最后一次嘗試;在刑臺上,她攙扶著丁梅斯代爾,與他共同面對難以言表的罪責。兩人雖然沒有血緣關系也沒有婚姻依托,但卻有著深厚的感情和共同的信仰(同信仰清教)。這種更高級別的信仰(精神)共同體使得兩人能夠朝著一致的方向,相互依靠,彼此懷念?；羯＝韬＝z特之口贊揚了兩人的結合：“我們干的事具有自身的神圣之處。我們是這樣感覺的!”［7］111

海絲特、丁梅斯代爾和珠兒是以血緣為紐帶聯結起的家庭共同體。因其有實無名,外部受宗教禮法桎梏,內部因父女的長期分離,親情關系疏遠異化,建立過程異常艱難。

小說開頭,牧師丁梅斯代爾為了名聲和地位抑或是因為懦弱和恐懼,拒絕站出來與海絲特共同承擔通奸恥辱,因此丟掉了父親的身份。七年來,珠兒僅和母親海絲特相依為命,過著深居簡出的日子。父親角色在她的認知和記憶中被母親取代?！拔覜]有天父”［7］37“我是媽媽的孩子”［7］46是珠兒對自己的身份認知,也是珠兒對自己尷尬身份的言語反擊。在隱性敘事活動中,小說的第七章描寫了總督和威爾遜神父討論珠兒的身份和珠兒去留問題的場景,凸顯了不完整家庭給下一代帶來的身份危機——不受社會認可。丁梅斯代爾的維護最后保留了珠兒繼續留在母親身邊的“合法性”。這是身為父親的丁梅斯代爾第一次為女兒的幸福擔負起責任,第一次做出維系一個家庭的嘗試,也是第一次試圖走入女兒的認知世界。

如果說齊靈渥斯在顯性情節中被賦予的主要任務是尋找通奸者的身份,挖掘丁梅斯代爾的秘密,那么在隱性敘事中,則是作者借助齊靈渥斯的手一步一步地撕開丁梅斯代爾的偽裝,向讀者揭開他作為珠兒父親的這一層身份。小說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集中展現了兩人的交鋒。齊靈渥斯以醫治疾病做餌,一次又一次地刺探丁梅斯代爾的內心,試圖剖開他的一切秘密,并最終導致他精神崩潰,同時,促使他走進父親身份。然而,此后的兩次親密嘗試皆遭到了珠兒的拒絕。在刑臺上,當珠兒聽到丁梅斯代爾不愿第二天中午與她和媽媽一起站在這里——不愿當眾承認父親的身份——她拒絕和父親牽手。在小溪邊洗掉他的親吻,因為父親拒絕與她和媽媽三個人手拉手一塊兒回去。兩次父女接觸的情節呈現了一種異化的親子關系。原本承載父女親情的親子關系因為父親的缺席,缺乏先天的情感維系而日趨僵化,造成了下一代與父輩間的心理隔閡。

家庭共同體本身具有巨大的魅力,吸引一切有著美好愿景的人向它靠近,同時也能賦予人們靠近它的勇氣和力量。

“牧師摸到孩子的另一只手,握住它。在他這樣做的一瞬間,似乎有一股不同于他自己生命的新生命的潮水洶涌而來……注入他的血管流遍全身,仿佛母女倆正把她們生命的溫暖傳送給他幾乎麻木的軀體?！保?］78-79

“丁梅斯代爾和海絲特會面后回來,他激動的心情賦予他少見的體力……表現出來的那種不知疲勞的活力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保?］127

小說中,丁梅斯代爾數年來飽受精神上和身體上的雙重摧殘,如行尸走肉般拖著孱弱的身軀,履行每日的牧師職責,在日日壓抑思念與渴望中茍延殘喘。然而,與女兒的親近儼然給他孱弱的身體注入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他的生命開始鮮活起來,他的精神終于有了安放之所。他期待與母女二人一同回到自由的歐洲大陸,建立獨屬三人的小家庭,開啟新的人生。對海絲特母女的強烈思念和對新家庭的憧憬向往是他對家庭共同體的深切渴望。正是這種渴望讓丁梅斯代爾最后放棄和海絲特母女回歐洲大陸的念頭,而且給予他力量讓他坦白罪責,重新擁有了人性,回歸到父親身份。丁梅斯代爾選擇坦白罪行是因為他想建立一個清清白白、舒適溫馨的家庭,他在用父親的力量為家庭擺脫一切可能的外來的沖擊和內在的精神壓制。丁梅斯代爾的回歸得到了小珠兒“親吻”的饋贈,這是對他父親身份的認可,由此,一個家庭共同體形成了。即使丁梅斯代爾最后逝世也不會帶來它的消亡,因為建立在“記憶”和“中意”基礎上的精神和意志不受空間的約束,海絲特在晚年返回那個曾承載她屈辱的小鎮,永久地陪伴戀人,就是有利的證明。

最后一個家庭共同體不僅有堅實的血脈親情基礎,也具有相應的“合法性”。那個自由活潑的小精靈遠離教法森嚴的塞勒姆小鎮,來到更為自由的國度,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最后一章,海絲特在為一個小嬰孩刺繡衣裳［7］161,暗示了家庭中新生命的誕生以及家庭共同體的新生和延續。這樣一個完美的家庭生活圖景才是霍桑心中理想家庭生活的典范。

四、結語

《紅字》的顯性情節敘述了海絲特從一個違背清教教義、被判定有罪的女性一步一步達到精神圣潔的過程［13］,表現人性突破罪與惡達到真善美的主題。但其隱性敘事進程向讀者展現了一個以婚姻為基礎的家庭共同體的破滅、以血緣為紐帶的家庭共同體的建立,到最后一個兩者兼具的幸福和美的家庭共同體的誕生。在此過程中,海絲特始終扮演著一個執著的追求者、堅定的引導者角色,影響周圍人的生命軌跡：齊靈渥斯越過精神上的疏離和偏執的復仇,為新家庭貢獻物質上的財富;丁梅斯代爾走下虛偽的神壇承擔起父親的身份和責任,為新家庭的誕生消除了原始的罪惡;海絲特誕下珠兒,珠兒組建新家庭,孕育下一代,象征家庭共同體的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