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時期日本出兵華北探究

郭 鑫,董燕杰

(遼寧師范大學 歷史文化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9)

19世紀50年代,“海外雄飛論”在日本幕末危機中應運而生,其代表人物佐藤信淵提出了“宇內混同”(1)19世紀初,佐藤信淵在《宇內混同秘策》中主張以神道教來統一世界,提出日本先攻取滿洲,然后經略整個中國?！盎蚀笥鶉颂斓亻g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可為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臣仆……當今之世于萬國之中,土地最廣大,物產最富饒,兵力最強盛者,莫過于中國。中國雖與皇國密邇鄰接,然盡其全國之力經略之,則無可以加害皇國之策。由皇國征伐中國,如節制得宜,不過五七年間,彼國必土崩瓦解也。故以皇國開發它國,必先以并吞中國為其肇始也?！保廴眨葑籼傩艤Y：《日本思想大系》45,巖波書店,1982：426-436。的構想。該“秘策”經過近半個世紀的豐富與發展,最終衍生出所謂的“大陸政策”(2)1890年3月,山縣有朋在《外交政略論》里提出“國家獨立自衛之道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之侵害。二曰保衛利益線,經常立足于形勝之地位。所謂主權線,乃國家之疆土;所謂利益線,則勢與鄰國接觸而同我主權線之安危緊密攸關之區域。方今立于列國之間,欲維持國家之獨立,僅僅守衛主權線已不足,非保護利益線不可。我國利益線之焦點實在朝鮮”。12月6日,山縣有朋在第一屆帝國議會做施政演說報告時,公開發表了“利益線”與“主權線”理論,這也標志著近代日本大陸政策的形成。［日］大山梓：《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1966：203-205。。1890年,時任日本陸軍大臣的山縣有朋在帝國議會上發表了“保護利益線”的演說,他主張將朝鮮納入日本的統治范疇。繼1882年壬午事變和1884年甲申事變后,中日之間在東亞范圍內的相互較量趨于表面化。日本此后不斷加緊充實軍備,準備伺機對華發起新一輪的侵略戰爭。1894年的甲午海戰以日本完勝告終,明治政府不僅達到了侵占朝鮮的最初目標,也借此認清“堅不可摧”的清廷實則不堪一擊。正當日本密謀如何再次挑起中日事端之際,19世紀末爆發的義和團運動又為日本政府提供了侵華的契機。

目前,學界涉及“日本出兵侵略華北”的研究成果頗豐(3)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有：［日］佐藤公彥著,宋軍、彭曦、何慈毅譯：《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隆鴻昊：《日本“華北駐屯軍”的擴張與列強的應對》,《前線》,2017年第9期,第49-52頁;張利民：《“七七事變”前后日本中國駐屯軍對華北的政治經濟侵略》,《東北亞學刊》,2015年第5期,第10-15頁;楊茜：《北清事變初期日本態度分析——兼論日本加入八國聯軍的背景》,《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4年第5期,第148-150頁;張洪祥：《“七七”事變前的日本華北駐屯軍》,《歷史教學》,1982年第10期,第43-45頁。。著作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沈予的《大陸政策史(1868—1945)》［1］與李德征、蘇位智、劉天路的《八國聯軍侵華史》［2］等。前者以大陸政策發展的軌跡為主線揭示日本侵華的真相,對辛丑年間日本侵華戰略有所介紹;后者則詳細敘述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華北的過程,并著重記述了日本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派遣重兵前往華北的過程。論文方面主要有楊茜的《北清事變中日本出兵內幕探析——以日本陸軍大臣桂太郎的言論為中心》［3］和朱海燕的《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與英日同盟緣起的關系》［4］等。前者結合西方列強、清朝與日本三方面的情況,分析桂太郎如何制定出兵計劃;后者以日本出兵的態度為前提,追溯了日英聯合的緣起等內容。然而,日本在庚子年間的出兵戰略并不僅限于某一種外界因素的影響,除與列國壓制日本的心理、列強在東亞對弈的局勢以及中國變幻莫測的政局等外部環境相關,也與日本當局計較利益得失、戰略方向轉變有關。因此,本文主要就日本作為新興資本主義國家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與各列強之間協調軍事行動與應對策略,勉力躋身于東亞利益的博弈之中,最終獲得出兵華北資格的過程做一簡略論述和分析。

一、義和團運動之后日英趨向交好

19世紀末,義和團運動席卷華北地區,團民頻頻聚眾滋擾,迫害在華洋人。列國駐京公使團怒斥總理衙門一系列不作為的“剿匪”行動,并致電回國“請本國添兵,如中國不能自辦只得帶中國執持兵政”［5］。至1900年5月底,義和團運動蔓延至畿輔一帶。團眾在京城內隨處樹立“扶清滅洋”的旗幟,并大量張貼“驅逐洋寇,截殺教民”的布告［6］。似欲偏袒的曖昧態度令列強駐京公使惶恐不安,與外界聯系的電報也有可能隨時中斷。為防止事態逐漸向不可控方向發展,公使團授權西班牙駐京公使、首席公使葛絡干通知總理衙門在塘沽“備辦輪車”,為使館衛隊入京提供便利［7］333。起初,總理衙門拒絕了各國使館護衛兵乘車入京的提議,但公使團代表多次向慶親王奕劻等人施壓,宣稱若不給予便利,“對中國政府可能產生嚴重的后果”［8］22?？偫硌瞄T被迫做出讓步,復函公使團表示準許用火車運送“洋兵護館”,但“每館以二三十人為率”［9］133。然而,公使團卻無視總理衙門的要求,不斷調撥軍隊攜精良裝備進駐使館區。6月1日,日本駐華公使西德二郎致電外務大臣青木周藏,解釋日本現有兵力足以應對當前情況,“若無緊急事件發生,沒有必要從笠置艦上調派更多的士兵”［7］334。但日本政府卻不以為然,次日回電訓令西德二郎,“為保持本國威信,我軍人數不應少于其他軍隊,待笠置艦抵達后另當召集額外支隊前往”［7］335。

1900年6月6日,清廷頒布上諭,宣布“教民拳民,均為國家赤子,朝廷一視同仁”［10］118。列強駐京公使團認為清政府沒有絲毫“嚴肅處理義和拳騷亂”的跡象［8］26-27,隨即決議親自承擔恢復安定秩序之責［7］340。當日下午,列強駐大沽艦隊的高級海軍軍官齊聚英國軍艦“百人長”號探討局勢,“并安排在必要時采取一切行動”［8］28。為“不使任何國家獨占在華利益”［7］330,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致電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呈報“列國艦隊逐日增加,事態日漸復雜”,建議日本政府增派軍艦開往大沽［7］520。6月9日,外務大臣青木周藏致電日本駐英代辦松井慶四郎,指令其探明“如果中國政府證明他們自己無力恢復和平和秩序,并且無力保護在華的外國人,女王陛下政府將采取什么行動”［8］44。其實在甲午談判期間,英國決策高層就干涉日本對華索取“補償”一事已經達成共識,“只要日本有節制地利用它的勝利,我們便沒有理由同它爭吵”［11］61。更何況在6月5日這天,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電告英國政府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稱就目前局勢,清政府不愿嚴厲處置義和團,慶親王奕劻等人也無力挽救現存局勢［8］27。索爾茲伯理遂委托外交部官員威利爾斯轉告日本駐英代辦松井慶四郎,“希望與日本及其他有關國家為恢復秩序采取一致行動”［8］44。在得到英國允諾之后,日本在佐世保集合4艘巡洋快艦,“以為萬一派往中國之用”［12］9。

日英交好的助推劑源于英國與俄、德間的亞洲利益爭奪。1840年,英國憑借堅船利炮叩開清朝國門,盤踞長江流域掘取資源。俄國聞訊而來,霸占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經濟擴張政策,并勾結法國建立華俄道勝銀行。起初,英國認為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僅是單純地進行經濟滲透,豈料東亞事態卻發生了變化。1891年,西伯利亞鐵路建成后,俄國向遠東輸送物資與軍隊的時間縮短至2個月以內,這“引起各國間原有經濟相互關系的根本性變革”［13］。甲午戰后,俄國又見機向受到英國輕視的清政府“伸出援手”,極力倡導英、德、法、美、俄五國聯合調停中日紛爭。俄國人的友好偽裝換來清廷內部親俄勢力的抬頭,清政府與英國漸行漸遠,并逐步向俄國靠攏。1896年,俄國財務大臣維特承諾俄國支持“中國的完整性”,哄騙李鴻章簽署了《中俄密約》,攫取了在中國境內“借地修路”的特權。隨后兩國又簽訂了《建造經理東省鐵路合同》,將西伯利亞鐵路延伸至中國東北地區,俄國利用鐵路擴張建立殖民統治的意圖不言而喻。更有甚者,自1897年始,俄、法還以比利時為中介與清朝簽訂了一系列修筑蘆漢鐵路的合同,公然挑釁英國在長江流域的絕對優勢地位。

為在相互掣肘中獨占鰲頭,英國率先將目光落在德國身上,并多次犧牲遠東利益以期換取德國的支持來遏制俄國。但德國屢次施展投機行徑,最終促使英國對德的“好意”走向末途。1896年,德商考拉修筑完成的“三B鐵路”將德國勢力成功滲透至中東及近東地區,這也意味著在以印度為基本盤的英國勢力圈周邊懸上了一把利刃。1898年,德國政府又否認德、英之間達成的“新商業計劃協定”(4)“八月下半月,培爾福先生雖然一方面公開地承認英國必須采取利益范圍政策的原則,但另方面向哈慈菲爾德伯爵表示愿望：德、英資本家不妨重行討論在中國共同行動以實現商業計劃,因為,如果德、英資本家單獨地活動,或互相敵視反對,這些共同的商業目標就永遠不會實現。德英有關系集團當又重行開始交涉,結果于一八九八年九月二日成立了新協定。這個新協定在這方面有利于英國的要求,因為它承認揚子地區,其南部各省及山西省為英國利益范圍,而德國的利益范圍只限于山東與黃河流域。但是,這個銀行協定從沒有被德國政府認可,因為這兩個利益范圍的‘顯然的不平衡’實在太大了?！薄锻饨淮蟪疾悸宸蛑埋v倫敦大使哈慈菲爾德伯爵 參事克萊孟脫草稿》(1898年5月15日),孫瑞芹,譯：《德國外交文件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1卷,商務印書館,1960：252。,拒絕承認英國在長江流域的勢力范圍,大有與英國在世界范圍內一爭高下之意,兩國利益沖突逐漸趨于表面化。經濟衰退跡象的逐漸顯露以及布爾戰爭的艱難窘境也讓英國陷入內外交困之中,為避免遠東利益遭受損失,英國準備著手在東亞尋找新的盟友。此時,英國國內傾向日本的輿論高漲,英國統治集團也認為日本將成為遠東強國,對于“抑制俄國的政策來說是有利的”［14］68,并且英國人并不相信日本崛起會威脅到自身在中國的利益。在此情況下,英國希冀與日本聯合應對俄國針對中國的任何計謀,“并使英國能夠在同俄國相遭遇的亞洲其他地區中自由行動”［11］72。

二、日本借運動升級尋找出兵華北契機

1900年6月初,清政府在大沽至天津一線集結大量軍隊嚴密警戒,各國列強則將本國艦隊麋聚大沽與其對峙。這時,保定等地“又有焚毀教堂,殺害教民之事”［10］99發生,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多次電請日本政府派遣部隊與軍艦進行武力震懾。但因尚未探明西方列強對日本出兵行動的態度,日本只調撥少量的海軍陸戰隊前往“保護僑民”［12］8。6月10日,英國中將西摩率領聯合部隊(5)《華北作戰記》中記載1900年6月10日隨英國中將西摩出發的軍隊人數約一千六七百人及一些運送糧秣的小分隊,共分四批搭乘火車向北京方向出發?！吧衔缇劈c三十分,在一片歡呼聲中第一列火車開出了,車上有六百五十名英國人,一百名美國人,四十名意大利人和二十五名奧地利人。最前一節敞篷車上有一門六磅速射炮,架設在從艦上移到車上的炮架上;還有幾門野戰炮,幾挺機槍。后來,‘奧蘭度’號的一個連隊,約一百人來到天津。上午十一點,載有六百名英、俄、日、法軍隊的第二列火車出發了。下午,一列載有三百名德國兵的火車出發了。隨后在晚上,一列火車,載著我們的六門九磅前裝野戰炮和一些俄國兵,通過了車站?！保塾ⅲ菁账?著,許逸凡,譯：《華北作戰記》,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八國聯軍在天津》,齊魯書社,1980：17。向北京進犯,日本公使書記官杉山彬前往迎接,豈料“甫至南門為董軍所殺”［15］。日本政府聽聞此事倍感震驚,即令豐橋艦前至天津。同日,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邀請各國公使聚集外務省,宣稱日本“準備派遣部隊前往中國,以便同其他國家一起”,營救被圍困的使節和僑民［8］127。俄國駐日公使立即對青木周藏的提議表示反對,強調俄國政府不會干涉日本救援行動,但這并不意味著要“給予日本在北京獨立解決問題的權利”［8］127。在遭到俄國明確拒絕后,青木周藏于次日照會德國駐東京代辦韋德爾,申明日本政府“無論如何將先與德、英達成諒解后才決定這一步驟”［12］9。德國政府為表示與俄國站在同一戰線,借口還需要審視事態的發展,回絕了日本的出兵請求。日本的外交試探因俄、德兩國反對而落空,英國此時也陷入無法派遣海軍陸戰隊應對突發事件的局面［7］351。

俄國一直認為日本在遠東對其的威脅,相較其他歐洲國家為之更甚。1895年,日本欲割占遼東半島之時,俄國駐日公使便力阻其議,俄國駐華公使則告知總理衙門“遼東地不悉歸,毋批準換約”［16］。1895年4月11日,沙皇召集大臣舉行特別會議討論遠東危機,外交大臣羅拔諾夫斷言“日本是會從它的南滿立足點向北擴張的”［14］72。俄國財政大臣維特隨之附議,如果日本不讓步,那么必須命令俄國艦隊攻擊日本艦隊［14］72。數日后,俄國向歐洲列強提出“友好勸告”日本歸還遼東,除英國表態保持中立外,德國和法國都接受了這一建議。

身為三國干涉還遼主要涉事者的法國雖不肩負在遠東支持俄國的義務,但卻一直窺圖中國華南地區的殖民利益。對于現已割占臺灣及其附屬島嶼的日本,法國政府強調“法為俄之同盟,俄起法必為助”［17］。德國政府起初“認為日本的條款是極其公平的”［11］87,可此時他們擔憂英、俄兩國會拋開德國,通過對日妥協,“取得占領中國領土的協議”。如此,德國將會錯失重新調整列強在華均勢的機會［11］89。因此,德國外交部訓令駐彼得堡大使轉告俄國外交大臣羅拔諾夫,德國“準備同俄國交換意見”,并且會加入與日本的談判當中［11］76。俄國政府在中日簽訂《馬關條約》的當天就發出警告,假若日本斷然拒絕放棄吞并南滿的意圖,俄國認為自己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采取行動［14］73。日本與俄、法、德三國之間的矛盾,在干涉還遼的背景下不斷加深,該事件最終根據《中日江南條約》第二款,以清廷償付日本3000萬兩庫平銀的贖遼費得以告終。

就在各國駐大沽軍艦司令官謀劃軍事行動的同時,駐京公使團在北京城內對義和團展開了屠殺行動,1900年6月中旬,已入京的使館衛隊在公使團的指揮下,多次登上內城城墻開槍掃射街邊的義和團民和無辜群眾,進行恫嚇［18］。原保護津盧鐵路的直隸提督聶士成立即致電大學士榮祿與直隸總督裕祿二人,指出現駐扎地對抵抗侵略軍“毫無裨益”,請求讓自己“飭營隊”返回蘆臺前線［9］187。奉令進京的董福祥部也在北京火車站進行把守,準備阻截聯軍并給予重創［8］37。清政府本就不喜歡列強咄咄逼人的態勢,加之內部保守派勢力重新掌權(6)“6月9日,清廷下達任命端王載漪管理總理衙門,禮部尚書啟秀、工部右侍郎溥興、內閣學士那桐為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的諭旨。此四人皆系不明外事,專袒義和團匪者?！敝袊鐣茖W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庚子記事》,中華書局,1978：250-251。,慈禧太后隨即喻令裕祿“迅將聶士成一軍,全數調回天津附近鐵路地方扼要駐扎。倘再有各國兵隊欲乘火車北來,責成裕祿實力禁阻。并著聶士成整齊隊伍,備豫不虞。其大沽口防務,并著督飭羅榮光一體戒嚴,以防不測”［10］142。次日,義和團開始圍攻有武裝部隊把守的西什庫教堂,通街大道凡教民藏身之所皆被焚殺罄盡［19］5。

此時,俄國政府命令遠征軍第二梯隊(7)“6月5日由東西伯利亞第九團、幾百名上烏丁斯克的哥薩克團和炮兵連的士兵組成的遠征軍第二梯隊從旅順口開往大沽?！保鄱恚菘屏_斯托維茨著,李金秋、陳春華、王超進,譯：《俄國在遠東》,商務印刷館,1975年：28。從旅順口趕赴大沽。英國政府擔心此舉會擴大俄國在華優勢地位［7］363,遂向歐美列強明確提出希望“給予日本一項關于派遣大量部隊前往中國的使命”(8)“不僅是去營救使館和各國臣民,而且是為了鎮壓義和拳煽動起來的騷亂活動以及在北京和天津重新建立秩序?！薄独匪苟喾虿糁露韲v倫敦代辦電》(1900年7月13日),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中華書局,1980：127。。但俄國政府認為此委托與各國“關于中國事件的政策基礎的基本原則”(9)“基本原則,即：維護列強之間的團結;維持中國現存的政治制度;排除任何可能引起瓜分中國的事情;最后,通過共同努力重新建立一個合法的政權,它本身能夠保證國家的秩序和安全?！薄独匪苟喾虿糁露韲v倫敦代辦電》(1900年7月13日),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中華書局,1980：127。相沖突,有可能會導致某些危險的后果,從而婉拒了英國政府的請求。6月15日,日本駐俄公使小村壽太郎就俄國這一行為電報日本政府,解釋俄國此舉“僅限于單純自衛之手段”,若列國執意深入干涉,俄國似會“避開聯合行動”［7］357。該消息使日本政府重新看到“承擔使命”的契機,但為防止大規模的軍事援助引發俄國異議,陸軍大臣桂太郎于6月17日命令福島少將僅率領第一臨時派遣隊乘船前往中國,“以為日本駐清公使之后援”［7］357。

就在日本編組派遣隊的同時,大沽兵端突開。天津鎮總兵羅榮光督同副將韓兆琦指揮鎮守炮臺的將士英勇反擊侵略軍。廊坊附近的甘軍則與義和團眾聯手堵截襲擊撤往楊村之西的使館救援部隊。日本駐芝罘領事田結先后兩次致電外務省稟報情況,希望日本政府能再向大沽增派軍艦,并添派一艘專門用于通信的軍艦,用以防止天津與芝罘間的通信中斷［7］523。鑒于爾后形勢漸危,1900年6月18日,外務大臣青木周藏訓令駐俄公使小村壽太郎向俄國外交部轉達日方舉措,“因清國官兵抗拒外國分遣隊在大沽登陸,帝國政府決定繼續向天津增派陸軍,派遣人數大約三千人以上”［7］523。次日,青木周藏又電飭日本駐歐美各國公使與代理公使,隨時報告所駐各國對日本派遣師團前往中國一事的意見及輿論趨勢,以防止日本被排除在列國聯合之外［7］361。

三、列強間為爭奪華北利益相互掣肘

1900年6月17日,大沽失守。法國駐華總領事杜士蘭照會直隸總督裕祿,“各國水師統領,限至明日早兩點鐘,將大沽口各炮臺交給伊等收管,逾此時刻,即當以力占據”［10］152。慈禧太后原本還對是否剿撫義和團搖擺不定,在收到列強最后通牒的奏報后,認為各國列強“意在肆其披猖,震動畿輔”,遂力決戰議［10］163。6月18日,總理衙門照會各國公使,現在北京城內甚不安定,“中國實有保護難周之勢,應請于二十四點鐘之內,帶同護館弁兵等,妥為約束,速即起行前赴天津”［10］152,這時,甘肅提督董福祥奉命率領武衛中軍圍攻東交民巷,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在此過程中意外被戕。各國公使將罪責歸咎于清政府,不肯離京。6月21日,慈禧太后面對各國列強的步步緊逼遽降宣戰之旨,后又“詔諭榮祿炮轟東交民巷”［20］。各國知曉后,一面調集可供使用的兵力前往華北,一面通知本國在大沽的司令官派遣軍隊前往北京營救使館區。

自各國駐天津領事收到大沽被攻陷的電報后,認為租界存在一定的安全危機。為防止自身陷入困局,各國領事決定奪取河對岸武備學堂的槍炮,以加強租界內的防御能力。1900年6月18日,天津清軍在得知聯軍登陸大沽的消息時憤懣不已,又聽見從武備學堂方向傳來的槍炮聲,立即炮轟分路出戰的紫竹林列強聯軍。義和團民亦四處奮起助戰,合力迫使聯軍返回租界之內。租界內的聯軍被迫設防以守,等待救援部隊的到來,戰局陷入膠著狀態。6月21日,英國收到來自天津的求救電報(10)“信差于6月20日來自天津送來的最新消息。最急迫地需要援軍。傷亡慘重。軍火供應不足。需要機關槍或野戰炮。注意天津附近的埋伏。駐火車站的俄國人遭受嚴重壓力。中國人對歐洲各國租界用大炮不斷轟擊,幾乎整個租界被焚燒。沒有援軍可以派遣?！薄恶v大沽海軍少將致海軍部電》(1900年6月21日),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中華書局,1980：47。,更加迫切需要日本出兵解決目前危局。6月23日,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訓令駐日英國臨時代辦懷特赫德詢問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就救護北京各國公使館之各國軍隊情況危殆一事,日本政府是否有意為救援他們派遣更多的士兵”［7］527-528。實際上,日本駐芝罘領事田結已于兩日前就“各國海軍司令官都希望兵員多多益善”［7］526一事電稟外務大臣青木周藏。日本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也在6月22日收到出羽常備艦隊司令官請求“增加陸軍士兵”［7］526的電報。為使日本軍隊能夠順利登陸大沽,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致電駐各國公使及代理公使,向各國政府轉述日本期盼與列國一致行動的愿望,“希望有關各國代表告之各國政府目前將采取何種必要應對措施”［7］529。

1900年6月底,英國中將西摩率領聯軍敗退至天津租界的消息傳至各國。青木周藏隨即電訓日本駐各國公使及代理公使轉告所駐各國政府,日本政府已動員一個師團的兵力以備急用,但“無意改變與其他各國聯合行動方針”［7］531。英國政府“恐從印度派遣的一萬士兵不能準時到達華北”［7］532,對于日本“能立即派出軍隊鎮壓清國騷亂表示歡迎”［7］565。6月27日,英國政府要求駐各國公使照會歐洲各國,強調目前“只有日本能立刻派兵到中國”,如果日后日本要留在中國追求所謂的特權,“列強能用他們的艦隊來強逼日本履行它的義務”［12］20。但英國也深知要想日本順利出兵,必須先征得俄、德兩國的同意。英國政府當天便訓令駐柏林英國大使館,請求德國支持“日本遠征軍前往大沽一事”,并懇求德國“在圣彼得堡方面予以支援”［12］17。

在得知英國希望“讓日本人在鎮壓暴亂中充當主要角色”［21］29后,俄國海軍中將阿列克謝耶夫表示強烈反對,強調“決不能允許日本一國單獨進行軍事干涉”,并建議俄國政府提防“有關英日同盟的危險”［21］29。這與俄國政府對委托日本出兵的冷淡態度［21］37出奇的一致。俄國政府據此回應英國駐俄公使不會阻止日本遣派大軍前往中國,但如若讓日本出兵有可能會破壞各國間的團結,“并使問題進一步復雜化”［21］37。針對英國的提議,德國外交大臣布洛夫在與德皇威廉二世商議后,一致認為“英國欲推動日本到前面,但不相信,日人將讓他們推向前進”,遂訓令德國外交部轉告英國駐德公使,德皇陛下自始至終反對給予日本派遣軍團的特別委托［12］20。1900年6月30日,德國外交大臣布洛夫致電海軍參謀部長狄特立克斯提督時,還附上了一則由德皇批準的政治指導訓令。訓令主要強調了德國政府樂意促進列強間的進一步合作,也并“不反對日本同歐洲一致行動”,但強調給予某國單獨維持秩序的權力并不適宜［12］23。俄德雙方保持一致立場的決議,讓他們彼此堅信“如德俄法堅決在東亞聯合起來,其他國家象日本、英、美勢將被迫追隨我們”［12］17。

四、俄德被迫妥協與日軍的積極攻略

自聯軍部隊進駐天津紫竹林租界后,接連不斷的求援情報陸續從北京傳來,各國列強開始著手制定進攻北京城的計劃。由于無法正確估量直隸地區的防御武裝力量,各國的增援兵力又或多或少被某些因素所牽制而無法在規定日期及時趕到,各列強的聯軍司令逐漸對進攻北京城產生動搖。1900年6月29日,英德兩國司令官在各國部隊指揮官會議上強調“進軍北京必須有二萬五千人”的保障,以聯軍現有之兵力并不能滿足向北京派遣救援軍的需求［8］67-68。隨即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急速致電外務大臣青木周藏,稟明“為應對目前的危機,帝國政府有必要再派遣大量軍隊”［7］543。

1900年6月末,自教堂教產悉數被燒毀后,義和團民轉而洗劫售賣洋貨的商鋪,京城內民不聊生、苦不堪言［19］11。見聯軍部隊即將進攻北京城,清政府權衡利弊下,于6月29日照會各國駐京公使,請求代為向本國政府解釋清政府“萬不得已”的苦衷,并表示現“亂民”正“設法相機自行懲辦”［22］?？偫硌瞄T照會英、日、俄等國政府,“匪焰日張,殊難彈壓,請派兵援剿”［19］12。英國政府遂再次向歐美等國提議“將綏靖中國的責任委諸日本”［12］26。與此同時,英國政府告知日本駐英國代辦松井慶四郎,如果日本可以迅速派遣一個師團救援北京各國公使館,英國愿意提供日本出兵的財政補助［7］588。除此之外,英國社會輿論也響應本國政府的論調,高唱“日本政府是唯一可以應對這次事變的國家”［7］549,如果各國阻礙日本前往,卻又不能處理危機,那么聯合各國必須承擔重大責任［7］546。

俄國本極為厭惡日本過多參與軍事干涉及列強進京的提議,但既然無法阻止不如順勢而為,日后可借機增兵制衡他國在京勢力。況且早在義和團運動蔓延至“滿洲”等地時,俄國政府經過內部商議就已決定“不準備立刻派遣必要的軍隊到中國去”［12］19-20。1900年6月30日,俄國駐日公使致函外務大臣青木周藏,表示日本所采取之全部措施及協同一致之政策深受俄國政府贊賞,“故俄國政府不妨礙日本政府的行動自由”［7］537。7月4日,俄國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又在給英國駐俄大使史科特復信中表明,考慮到目前局勢嚴重,關于日本派遣師團前往華北的問題,“俄國無意提出絲毫異議”［8］132。但俄國特別申明反對日本進行單獨行動,所有國家必須在“對華行動問題上保持完全一致”［8］134。

德國政府結合各方面情報也重新考量是否贊成日本出兵。1900年7月2日,依據駐圣彼得堡陸軍武官倫恩斯坦因少校的報告,德國政府獲悉“俄國決定保持占有滿洲”,并不會調動大批俄國軍隊向北京推進的情況［12］36。7月4日,德國外交副大臣李福芬在致電德國外交大臣布洛夫的電報中認為,預計“在天津的各國軍隊尚不足以承擔進軍北京的任務”,同時他還認為在北京局勢日益緊張的情況下,俄國卻“置北京外僑的命運于不顧”,若繼續與俄國保持同一立場,可能會引起日后社會輿論的抨擊［12］31-32。德國外交部又收到駐東京代辦韋德爾伯爵呈報的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似意示好的請求,日本政府“對阿萊克塞夫為地面步隊最高司令事存在著疑慮”,希望德國能夠派遣一位上將擔任最高司令官職［12］44。為使德國與各國周旋時繼續保持“安全與有利的地位”［12］40,在基爾的德國外交大臣布洛夫也致電德皇建議不要參與他國糾紛,避免承擔令人憎惡的角色［12］45。布洛夫在與日本駐德公使井上勝之助會談時,亦表示“不僅為恢復中國秩序,也為保持世界和平,故欣然支持能夠確保列國行動一致的舉措”［7］541-542。

1900年7月5日,日本駐英代辦松井慶四郎就有關各國派遣部隊的問題再度前往英國外交部問詢。英國外交大臣索爾茲伯理考慮到各國馳援北京的軍隊在8月底之前不能發揮作用,便再次向松井慶四郎詢問日本政府是否能“立即派遣一支相當大的部隊去援救各國使館”［8］125。松井慶四郎答復如前,日本政府“愿意做其他國家所做的同樣事情”,但為避免與他國產生摩擦,最好能得到列強的一致同意［8］125。當日,英國駐日臨時代辦懷特赫德便轉告日本外務大臣青木周藏有關索爾茲伯理電飭內容時,聲稱“除日本外,無其他國家能夠向天津派出援兵,歐洲列國中對日本派出援兵一事無反對者”［7］551。7月6日,日本內閣一致認為在得到各國同意與英國的資金援助后,日本政府應趁各國軍隊尚未抵達華北之機,立即派遣一個混編師團前往京津地區平定義和團運動?！皳軄y之功勞概歸于我,各國亦永久感謝于我”,而且如果不立即平定京津亂事,日本國民經濟會因此受到嚴重損失,“總之,無論軍略或政略上,我國均以迅速出師為有利”［7］573。日本政府當天便發表出兵中國的宣言,陸軍中將山口素臣率領第五師團前赴天津。8月15日下午,被圍近2個月左右的使館區得到解圍。由各國列強臨時組建的聯軍,亦如各列強之間爾虞我詐、貌合神離一般無異。

1900年8月,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向各列強轉達清政府希望撤兵的乞求。俄國出于政治目的和軍事外交的需要同意了清政府的撤軍提議,遂從北京撤軍。但他國仍將大量軍隊向大沽集結,華北形勢趨向何處尚無法斷言。北京陷落意味著日本的救援任務圓滿完成,若日本繼續持重兵駐京便違背了派遣初衷,“來之不易的友誼”有可能瞬間土崩瓦解。日本陸軍大臣桂太郎認為“不失去已經獲得的地位,一進一止是必要的”［23］。為保證在談判桌上的話語權,“日本政府針對北清的情況進行審議,結果決定撤出清部隊之半部,且組編駐屯軍隊,決定今后接受瓦德西元帥的指揮”［24］。1901年9月,日本援引《辛丑條約》第九款,在京津地區派駐2600名駐屯軍,分別為北京使館衛隊300人,天津1400人(其中包含塘沽一支小部隊),山海關、灤州及昌黎各300人,并設華北駐屯軍司令部于天津,任命陸軍中將大島久直為第一任“清國駐屯軍”司令官［25］。10月,根據各國列強達成的駐軍人數共識,日本在華北軍隊經縮減后改編,后期駐屯軍編制與兵力調整隨著中國政局形勢的變化而變動。

五、結語

20世紀初,“扶清滅洋”的口號響徹華北大地,義和團民遭遇各國列強聯合絞殺。聯軍出兵前期,日本已下令進行軍事動員,但礙于此前歐洲列強對日本的猜忌,只得隱忍蓄力薄發。為了成功出兵華北,日本屢次放低姿態向列強示好,但仍遭到以俄、德為首的列強百般阻撓。然而,隨著京津局勢的失控,列強無暇東顧,日本在英國的擔保下成功出兵,不僅獲取了列強的認可,而且還在京津等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區留置了駐屯軍隊。1901年5月31日,日本將駐華北軍隊改編為“清國駐屯軍”,服務于所謂的“大陸政策”,為日后再次謀劃“南進”“北進”戰略奠定基礎。

自1911年中國爆發辛亥革命后,日本政府為進一步擴大在華利益,一邊向清政府提供軍火援助,一邊改編“清國駐屯軍”為中國駐屯軍,企圖壯大在華北地區的軍事實力。然而增兵企圖因列強的一致反對而擱置,但日本政府并未打消這一念頭。1912年,在與各國簽訂《防護鐵路協定》時,日本要求在防護名義下配置防護人員,變相地增加日本中國駐屯軍的實力。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中國政局發生重大變化。伴隨北伐軍日益接近山東,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在決定出兵山東的同時,還向京津地區增兵,從而達到擴大對華侵略的目的。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關東軍武力占領了中國東北地區,駐屯華北的日本中國駐屯軍亦蠢蠢欲動,其后協助關東軍制造了兩次天津事變,并攜溥儀逃亡后組建“偽滿洲國”。1933年,為使華北完全處于日本控制之下,日本中國駐屯軍不僅配合關東軍制造了“山海關事件”,還在《塘沽停戰協定》簽訂后多次挑起事端,逼迫南京國民政府與之簽訂《何梅協定》?！逗蚊穮f定》的簽訂不僅提升了日本中國駐屯軍的地位,還為日本進一步分離華北奠定了基礎。自1936年6月始,日本的中國駐屯軍多次在平津地區進行軍事演習,最終導致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的爆發。日本在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借機出兵華北,不僅體現了日本長久以來覬覦中國領土、妄圖占據京津心臟地域的狼子野心,而且也是日本侵華謀略與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萬惡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