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仁”譯對比分析

官文娟

(福建商學院 外國語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1)

典籍翻譯推動著中華文化的對外傳播。鑒于古文文約意豐的特點,核心詞翻譯的正確性和可接受性顯得尤為重要。正如杜維明所言,《中庸》的一些關鍵性概念具有特殊的含義,不能只憑借字面含義加以理解。為了避免核心詞的歧義,應在語境方面盡量貼近原著,同一術語出現在不同的語境中,應從訓詁或文獻的角度對文本進行分析,把核心詞的完整意蘊呈現出來［1］18-19。

“仁”在《中庸》中的出現頻次雖不及《論語》高,可是孔子重中庸,認為中庸才是最高的德行。據《論語·雍也》言：“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敝杏棺鳛橹粮咧?與仁之間存在著不可切割的聯系［2］。儒學以成德之教為根本,而《中庸》對此論述得最為完備,《中庸》可作為闡釋孔子仁學的恰當文本［3］。儒學主張的成德立人的“仁”,貫穿著東方古典心性智慧的實踐理性原則——中庸的思維方法論［4］126。為此,如何正確把握儒家“仁”之含義,可從《中庸》中一探究竟,并輔以史料梳理和文本細讀,厘清“仁”之內涵和外延。

一、“仁”之釋義

(一)“仁”義之演變

《中國哲學大辭典》注：仁,儒家倫理思想的核心范疇?！墩f文解字》曰：“仁,親也,從人,從二?！笔家娪诖呵飼r期,“愛親之謂仁”(《國語·晉語一》),“仁”具有孝父、忠君、惠民、愛人等義。又主張“克己復禮為仁”(《論·顏淵》)?！皭廴恕睉浴岸Y”為節度,要符合宗法等級制度。后孟子作了發揮,又說“施仁政于民”(《孟子·梁惠王上》),將仁的倫理發展成以仁政治民。另墨家主張“仁而無利愛”(《墨子·大取》),愛人不能出于利己的考慮。西漢董仲舒以“天人合類”的神學宇宙觀將“仁”神圣化,強調承天意以行仁政是君王權威的根本。東漢末《太平經》認為,“天地所以行仁也,以相推通周足,令人不窮”,反映了勞動人民平等互助的美德。唐韓愈指出“博愛之謂仁”(《原道》)。北宋二程區別“仁”與“愛”,認為“仁”包括義、禮、智、信諸德,是“全體”。南宋朱熹進而提出“仁包五?！?《論語或問》卷十五),突出“仁”在“五?！敝械牡匚?把“仁”升華到宇宙道德本體論的高度。南宋陸九淵和明王守仁則據“心即理”之說,以為“不可外心以求仁”(《答顧東橋書》)。顧炎武視“仁”為“天下興亡”之責任,提出“仁以為己任,死而后已”(《病起與薊門當事書》)。近代康有為、譚嗣同皆以“愛力”釋仁,康有為說：“仁從二人,人相偶,有吸引之意,即愛力也?！?《中庸注》)譚嗣同又以“通”釋之,稱“仁以通為第一義”,認為“通之家為平等”(《仁學》),賦予“仁”以近代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新義［5］71。

(二)《中庸》之“仁”

如上所述,“仁”字含義豐富雋永,耐人尋味?！叭省弊衷凇吨杏埂返牟煌Z境中有著不同的含義,需從訓詁或文獻的角度對文本進行分析,歸納揣摩其含義。

1.情感之仁

《中庸》第20章云：“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保?］156朱熹注：“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保?］29“仁”包含了人與人之間最真實本真的關系,《中庸》認為這種本真的人際關系始發于“親親”,發端于人類最原始、自然的親情,是一種情感之仁。顧實說：“血濃于水,故親親為大?！保?］158-159一個不知如何關愛至親的人,也不能指望他做到關愛人民。為此,“親親”被看作是“仁”的“最偉大的運用”。然而,“仁”的含義絕非止步于“親親”——即自然的血親性,否則他將成為一個心胸狹隘的裙帶主義者［1］62。故朱熹注曰：“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保?］30朱熹認為“仁”可由親及親,推及宗族、鄉黨乃至天下。

2.全德之仁

“仁”除了“情感之仁”的含義外,還有更深、更廣的含義,即“全德之仁”?！吨杏埂肥渍略疲骸疤烀^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眴枺骸爸琳\盡性,盡人,盡物”,如何是“盡”?曰：“性便是仁義禮智?！保?］1569北宋二程和南宋朱熹認為“仁”包括義、禮、智、信諸德,是“全體”以及“仁包五?！?突出“仁”在“五?！敝械牡匚?。把“仁”升華到宇宙道德本體論的高度［5］71。

馮友蘭認為“仁”字不僅是指某一種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人的所有德性,在這一含義下,“仁”的含義是“品德完美”［10］69。仁是儒家思想最主要的象征符號,即儒家諸德的基本結構(仁—義—禮—智—信),可以視為仁這個概念的一種擴展的表達,其他美德可視為“仁”的若干方面,它們之間相互關聯,以豐富仁的內涵［1］69。此外,馮友蘭認為忠恕之道即孔子所說的“仁之方”［10］71?！叭轮省边€體現“忠恕之道”：對內“忠”,對外“恕”?！爸摇奔词菍€人內在的修身,正視自己的弱點,嚴于律己,此乃“正己”［1］42-43。仁的這一層面的含義尤其凸顯在統治者修身上,強調“行王道仁政”?！吨杏埂匪珜У慕y治者修身之法為：“齊名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保?］171統治者的言行需“克己復禮”,通過實踐“禮”來訓練仁心,從而實行仁政,內仁外禮、守禮行仁。而“恕”則被視為儒家人道的卓越表現,“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推及為博施濟眾,由己及人,使人各得其所也［8］58。

3.“為仁”之仁

以上所述“情感之仁”以及“全德之仁”,皆為靜態的概念,而“仁”還是一種動態的修仁、為仁、成仁的過程,是“知行合一”?！叭省弊鳛椤扒楦兄省焙汀叭轮省钡那楦谢A或社會準則,這種“內心的善”需要經過人后天的努力和實踐才能實現,從而達到“成仁(人)”的境界［4］122。情感之仁和全德之仁是在“為仁”的生命活動、道德實踐過程呈現出來的?！吨杏埂?第20章)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辈⒁鬃釉唬骸昂脤W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保?］162何為“知、仁、勇”?朱熹注曰：“知理會得底是知,行得底是仁,著力去做底是勇。知底屬知,行底屬仁,勇是用于知,勇于行?！庇衷疲骸吧残?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雖是學而知得,然須是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須是力行,方始至仁處,此便是仁在知外?！保?］1560顯而易見,此處“仁”具有“行”之含義,強調學問之道,知行而已。即知即行,隨知隨行。朱子主張“先知后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唐文治注曰：“博施濟眾在乎行,立人達人亦在乎行,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故天下多實行家,其為仁也易;天下多空論家,其為仁也難。能好學則自然近乎知矣,能力行則自然近乎仁矣,能知恥則自然近乎勇矣。若不好學,不力行,不知恥,此終其身不足與人道者也?！保?］60-61

二、“仁”譯之對比

研究選取理雅各、辜鴻銘、陳榮捷、安樂哲和郝大維四個譯本,對“仁”譯進行對比分析,四個譯本的“仁”譯有較明顯的差異?！叭省敝g文主要有以下幾種差異：幾位譯者用了不同的譯文來詮釋“仁”,其中理雅各的譯文變化最大,他根據不同的語境,采用了3種不同的表述;辜鴻銘的譯文用“moral sense”或“moral character”,雖有少許變化,但是基本用“moral”作為“仁”的主要基調;陳榮捷、安樂哲和郝大維則采用統一的譯文來闡釋“仁”。

理雅各的譯法最具多樣性。首先,理雅各分別采用“benevolence”“magnanimity”和“perfect virtue”來指代“仁”。理雅各選用三種不同的詞來指代“仁”,其用意顯而易見,“仁”義因語境不同,側重點和涵蓋面不同。在“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第20章,第5節)的譯注中,理雅各解釋道“Benevolence is man”(仁者人也),因為愛、情感、寬容這些品質都是人類的品質,人也因此而成為“人”［6］160,為此,“benevolence”強調的是“情感之仁”。然而,在“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第20章,第8節)的譯注中,理雅各提到“仁(心之公,‘the unselfishness of the heart’)”,他選擇了一個更貼切的詞——“magnanimity”［6］164,強調心之無私、天下為公。在“成己,仁也”(第25章,第3節)的譯注中,他提到“Both this perfect virtue and knowledge are virtues certainly and originally belonging to our nature,to be referred for their bestowment to Heaven(這種完美的品德和知識都是上天恩賜于我們的本性)”［6］201。結合上下文可知,這里的完美品德實際上指的是“誠(sincerity)”之運用——也就是上天所賜予的人類的品德,若人能夠真實無妄地表現出來,就能達到“仁”之完美境界。

辜鴻銘的譯法以“moral(道德)”作為“仁”的主要基調。辜鴻銘在其《中庸》譯注中提出,在中國,社會不平等依靠兩種道德基礎,即：道德情感(仁,the moral sense),天然情感的最高表達——所有人對他們關系密切的人們的愛;正義感(義,the sense of justice),其最高表達是英雄崇拜——所有人對比自己更有品德的人的尊敬與恭順［11］175。然而,在歐洲,為社會不平等辯解的理由是利益。辜鴻銘在《憲政主義與中國》中提到：“從亞里士多德到霍布斯、洛克,再到現代的盧梭和赫伯特·斯賓塞,所有歐洲政治科學的基本錯誤,即認為國家起源和存在理由的全部理論基于這樣一個假設,即認為它是基于對物質利益的渴望……我認為,這種假設是錯誤的。的確,正如某些人所指出的,甚至人類的穿衣,最初也不是處于御寒的物質需要,而是激于內在的追求美觀的道德意識,即追求體面?！保?1］190為此,辜鴻銘認為道德情感是人的典型屬性。除非社會的不平等具有一個真實而道德的基礎,否則,對人民的統治是不可能的［11］175。為此,辜鴻銘用“moral”一詞貫穿始終,以體現“仁”之道德內涵。

陳榮捷以“humanity”統一“仁”譯。在陳榮捷的譯注中,此處“仁者人也”,不僅是個雙關語,而且還是對儒學基本概念“仁”的一個重要定義［12］104。他提到,“仁”與“人”息息相關,“仁(humanity)”是人類顯著的特征,人性的美德(the virtue of humanity)須體現在人際關系之中。在譯文的附注中,他提到,“仁(humanity)”是不愿看到別人承受痛苦的一種人道主義精神,人皆有之,正所謂人性本善。若“仁”能被由內而外、由己及人,加以推廣,則政府便能成為一個體恤人民的政府?！叭省币搽S著歷史的演變,發生了三個階段的變化。在混沌的年代,“仁”只局限于手足親情。在和平崛起年代,“仁”被延伸至他人、社會。在大和平年代,這種“仁”道主義關懷被推及至所有生物［12］762。

安樂哲和郝大維全文用“authoritative conduct(ren仁)”釋譯“仁”。他們認為“仁”人既是自我實現的典范,也是有效行為的典范［13］92。他們將“仁”視為一個人的“自我的場域”(field of selves),它建構了人作為一個社會人的各種有意義的關系?！叭省笔且粋€完整的人,包括一個人認知、審美、道德以及宗教的感受性,這些感受性表現在一個人的禮儀化的各種角色和關系的生活實踐中。此外,安樂哲和郝大維認為“仁”雖是人類所共有的品質,卻非與生俱來的,須在具體的自然、社會和文化背景下方可成就“仁”?！叭省辈⒎且环N“給定的東西”(given),而是需要人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人類不是我們所“是”者(what we are),而是我們所“做”(what we do)和所“成”者(what we become)?；蛟S,在英文中,“human becoming”比“human beings”更能夠抓住“作為人意味著什么”的含義［13］93。從某種意義上,安樂哲、郝大維認可,“仁”是一種“為人的實踐”,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人”的一種實踐,身體力行去實踐“仁”的內涵和本質,做到可以“參天地”,實現“天人合一”。

三、“仁”譯之評析

四位譯者采用的譯法有較顯著的差異,其原因何在?下文將從譯者所處的時代背景以及譯者的意識形態加以分析其譯文的深層原因。

理雅各(1815—1897)是近代英國著名的漢學家,倫敦布道會傳教士。他在中學和大學期間,選修了古典文學課程,古典文學的熏陶為他研習儒家經典作品埋下了伏筆。大學畢業后,他決定從事宗教事業,他的《圣經》演習方法受蘇格蘭現實主義學派的影響較大,該學派主張按照字面來閱讀《圣經》,認為應以文本為中心,運用理性進行解讀,避免過于簡單地理解源文本［14］55。為此,理雅各譯文的多樣性以及注釋的豐富性也體現了理雅各較為精確、批判性的研讀方法。理雅各的詮釋體例基本仿照中國傳統的詁訓傳體,“詁”體側重解釋具體語境中的詞義,“訓”體注重分析語句的表達方式及其語義,“傳”體則注重在“訓”和“詁”的基礎上揣摩作者的情志,闡發義理。但是理雅各為了更為客觀地反映他的詮釋方法,多數注釋以“訓”和“詁”體為主,基于具體語境詞義闡釋以及語法的分析以及名物制度的考證［14］61-63。理雅各“訓詁體”的詮釋方法也體現了他“忠于原文”的翻譯觀。為此,理雅各的譯文較為客觀地根據“仁”在不同語境中的語義,使用更為精準的詞義加以譯釋。根據詞源學［15］字典,“benevolence”意為“good feeling,good will,kindness(善意、善念、善行)”,側重與人為善,含義更具象化,可具體到日常人際交往之中,其與“情感之仁”更為接近;而“magnanimity”意為“greatness of mind or heart,high-souled,generous(崇高、高尚、慷慨)”,側重“宏愛、博愛”,含義更抽象化,與“全德之仁”更為契合。而“perfect virtue(完美品德)”,無法體現“仁”之“為仁、成仁”的動態性。此外,漢學家安樂哲認為在中西文化差異的背景下,不應采用這種詞典翻譯法,他提倡“非字面”的翻譯,就哲學文本而言,應采用哲學性的翻譯?！叭省本哂猩硇膬蓪雍x。為此,這兩位譯者認為將“仁”譯為“benevolence”,忽略了“仁”的心理學觀念,忽視了“成人”的復雜性,這樣便使得“仁”之內涵貧乏了［13］93。

安樂哲(1974—)是美國夏威夷大學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中西比較哲學。此《中庸》譯本是合作譯本,安樂哲主張合作研究模式,提倡以“一種自覺的哲學態度來實現中國哲學文本更深層次的翻譯和詮釋”。為此,他與對西方哲學深有研究的郝大維(1937—2001)進行合作,采用了中西比較哲學的路徑對《中庸》展開翻譯。他們將《中庸》視作哲學文本,首先從語言入手,通過分析文言文和英文的特點來分析中西思維的不同,再將中國哲學思想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以及懷特海的過程哲學進行對比和比附,試圖在英語中尋找相應的哲學對等詞。兩位譯者提出,文言文具有“事件性、過程性”特征,中國人感知世界是“事件的”“關聯的”“動態的”,為此,安樂哲和郝大維的譯法體現“哲學術語的動態的、隱喻的、理性的”特點［13］80。安樂哲和郝大維的譯文別具一格,采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用哲學性的語言翻譯《中庸》思想,以期傳達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思想”［14］141-148。

古漢語的核心詞一詞多義的特點,往往需要在特定的語境中才能確定其準確含義,然而如果按照不同的語境,采用不同的譯文,勢必會破壞核心詞的前后一致性,但若采用過于籠統的詞又無法準確地還原文本。對于“仁”這樣語義豐富的核心詞,兩位譯者的闡釋雖然清晰、充分,但“authoritative conduct”卻依然無法囊括“仁”之所有內涵［14］156。同樣,“authoritative”從其詞源分析,該詞有對內“自我規范和約束”、對外“專政、權威”之意［15］。雖然“仁”義有規范個人行為之意,也有被統治者作為推行“仁政”之用,但這依然只是“仁”義的其中一個層面。這種創造新詞的譯法會讓目標讀者產生陌生感,感覺進入了“異域文化”,但是新詞也容易讓讀者產生新的聯想,容易造成誤解。

再說辜鴻銘的“仁”譯。辜鴻銘“moral(道德)”一詞,可謂是別有用心。辜鴻銘(1857—1928),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學貫中西,精通中西文化,他是第一個獨立完成《大學》《中庸》《論語》三部儒家經典英譯的中國人。辜鴻銘翻譯儒家經典的目的是要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和儒家思想。辜鴻銘雖精通西方語言和文化,但并不認同西方文化優于中國文化。他希望通過翻譯,改變西方對中國文化的不公正的態度,重新認識中國,傳播中國文化。中國乃禮儀之邦,道德情感和正義感(英雄崇拜)是維系社會人際關系的道德基礎;而在歐洲社會,為社會不平等辯解的理由是利益。為了更好地彰顯這種中西差異,辜鴻銘可謂煞費苦心地將“moral(道德)”一詞貫穿始終,以更好地闡釋中華民族的道德文明。然而,蔡新樂認為,辜鴻銘用“moral(道德)”一詞貫穿全文來闡釋“仁”之核心要義,這種譯法有所偏頗。若儒學之教僅為日常社會生活之“道德”,反之則意味著,若無“仁”,這樣一種“道德”的社會秩序難以實現,意味著當時的社會毫無“道德”秩序,那些沒有“道德觀念”之人則為野蠻人［16］。

陳榮捷(1901—1994),美籍華人,哲學史家,朱子學專家。陳榮捷的《中庸》譯本,以朱熹的《中庸》注釋本為藍本,語言簡練,忠于原文,無論是哲學內容還是體裁形式都未作修改,僅附譯了部分朱熹對核心詞的釋義,用中國哲學話語釋譯中國哲學,旨在保留《中庸》原文文約意豐的特點和哲學內涵,傳播中國古典哲學精髓［17］。陳榮捷在其著作《中國哲學文獻選編》中,曾討論了對“仁”的理解?！叭省弊忠辉~包含兩個層面的含義：其一是“人”“人性”,不愿看到別人承受痛苦。他認同人性本善?！叭诵浴笔侨f物之源,萬物之根。人類的情感、人類的文明、人類的進化都根植于“人性”。其二是“眾”,意為人類和諧共處,互信、互愛。莊子言：“在一個空曠的山谷里,當一個人看到一個與自己外表相似的人時,他是快樂的?！边@是人類對同類產生的一種自然情感——愛。因此,“humanity”的第二層含義是“人類共處的一種和諧狀態”。為此,陳榮捷選用了“humanity”一詞,此詞由“human+nity”組成,“仁”既是“human(人類)”特有的品質,又是眾人共處的一種和諧友愛的狀態［12］734。為了凸顯核心概念詞,陳榮捷采用“英文+音譯——humanity(jen)”的方式,既力求最大程度地忠實于原文,又讓目標語讀者體察到核心詞的特殊性,遵從中國哲學語盡而意不盡的特點,留給讀者足夠的想象空間。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避免目標語讀者對核心詞產生誤解,陳榮捷又附上部分有關核心詞的釋譯,增進讀者對核心詞的理解。但是,如上文所述,“仁”字哲學含義豐富,難以在目標語中找到精準一詞加以替代。為此,陳榮捷的“仁”字譯文并沒有兼顧不同的語境中“仁”義的差異,考慮還是不夠周全。

四、結語

《中庸》言簡意賅,富含哲學意蘊,其核心詞更是文約意豐,一詞多義,留給讀者足夠的想象空間,卻增加了翻譯的難度。本文選取了《中庸》四個譯本,對“仁”譯進行對比分析,并結合譯者所處的歷史背景以及譯者的意識形態分析譯文形成的深層原因。通過“仁”譯對比分析,發現四個譯本各有利弊。理雅各的“仁”譯最富多樣性,能根據不同的語境,較為精準地選用不同的詞進行譯釋,但是全文“仁”譯不統一,容易讓讀者產生混亂。安樂哲和郝大維的合譯本,將中國哲學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以及懷特海的過程哲學進行比附,用具有“動態性、過程性”的哲學性語言進行翻譯,且附上漢字和拼音,全文連貫,較好地凸顯核心詞的異質性,但是仍然無法完整地呈現“仁”字全貌。辜鴻銘為了讓西方人更好理解中國人的道德法則和正義感,用“moral(道德)”一詞貫穿始終釋譯“仁”,卻忽略了“仁”之“成仁”的動態含義。陳榮捷采用“英文+音譯——humanity(jen)”的方式,凸顯“仁”之“人性”特點,卻忽略了“仁”義在不同語境的區別。綜上,筆者建議,鑒于核心詞一詞多義的特點,譯者需通過文本細讀、史料爬梳,厘清概念,繼而結合具體文本語境,采用更為精準的“英文+中文+音譯”的方式,既兼顧語義,又貫穿始終,以更好地傳播中國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