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高水平開放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

王躍生 （北京大學 經濟學院，北京 100871）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未來五年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的首要目標任務，是“經濟高質量發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強能力顯著提升，構建新發展格局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取得重大進展”［1］25，到2035 年要“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1］24。同時提出，未來五年的次要目標任務，是“改革開放邁出新步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基本形成”［1］25。這一重要論述不僅凸顯了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重大意義，而且指出了實現這一目標任務的重要路徑：深化改革開放，加快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本文擬從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視角，簡要分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與高水平開放的關系，并結合當前世界經濟與國際經貿格局發展的新趨勢，以及我國對內開放建立統一大市場的要求，就我國高水平開放的內涵與路徑選擇略陳管見。

一、高水平開放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的必然要求

眾所周知，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核心命題，而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則是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心內容之一，以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是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鑒于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對于我國未來發展的極端重要性，必須深刻理解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本質特征與核心內涵，準確把握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時代特色與內在要求，這是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順利推進的基礎和保障。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1］22-24。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特征與本質的自然延伸，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也必然具有同樣的特征和要求。這就決定了，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要求堅持和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經濟發展模式，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2］。與此同時，作為21世紀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自然也要符合時代要求，體現出時代特色?？紤]到21世紀初的時代背景，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具有如下時代特色：自主創新基礎之上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國際競爭力；經濟體系對內開放與對外開放有機統一的高水平開放；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向的緊密國際經貿聯系與互利合作；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人與自然和諧的發展模式；等等?；蛟S可以將這些時代特色簡要地歸納為創新、開放、和諧包容、綠色發展。

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本質特征與時代特色，反映了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所具有的根本屬性、內在特質，以及與時俱進地順應和吸納一切人類經濟發展成果與經驗的理念。其中，經濟體系的高水平開放、走和平發展道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集中反映了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與外部世界的關聯性，與全球大趨勢的一致性，使我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成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有力支撐，具有更為鮮明的世界意義。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和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本質特征，決定了我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不可能重復某些西方國家通過掠奪和征服、武力攫取海外資源和世界市場而實現現代化的道路。同時，我們所處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又決定我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不可能不與外部世界密切互動，不可能走孤立封閉的道路。中國的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肯定是在與外部世界緊密關聯、良性互動中實現的，它不僅帶來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惠及全世界，而且通過經濟發展與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繪出了一種通過和平發展實現現代化的新方案。在這一過程中，高水平對外開放，建設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制具有獨特的意義，是實現上述理念和模式的具體途徑，是“現代化經濟體系與外部世界的聯系機制”［3］。因為只有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才能與外部世界實現良好的互動，才能更好地帶動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經濟發展，才能切實地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與此同時，還應該強調，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既包括高水平對外開放，也包括高水平對內開放。實際上，對內開放就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不同區域進行組合和搭配”，對外開放則是“勞動力和生產資料跨出國界，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組合和搭配”［4］。一國經濟體制的對外開放不過是內部開放政策與制度的自然延伸。只有實現高水平對內開放，才能實現高水平對外開放，兩者互為條件、相輔相成，“加快形成新發展格局，其本質就是要協調對外開放和對內開放的關系”［4］。試想，如果只有對外開放而沒有內部開放，外部資本與其他資源，一旦進入國內就會陷入重重阻隔與壁壘之中，仍然不能享有自由流動優化配置之利。特別是對于我國這樣一個規模巨大、內部差異與發展不平衡明顯的國家而言，生產要素在國內的自由流動、資源的不斷重新配置、形成開放的統一大市場尤顯重要，無此則不會有比較優勢、規模優勢、產業鏈完整優勢、范圍經濟優勢，經濟效率和高質量發展就無從談起，對外開放也會成為空中樓閣。

可見，高水平開放是經濟全球化時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必然具有的時代特色。如果說經濟全球化以前現代化經濟在封閉半封閉的狀態下也可能實現，在經濟全球化高度發展的今天，任何一個現代化的經濟體系必定是開放的，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優勢、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唯此才能獲得高效率與高質量發展，這符合開放經濟學基本原理，也得到了包括我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證明。以目前的情況而言，我國經過40 多年改革開放特別是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全面對外開放的錘煉，已經基本建成了開放型經濟體系［5］。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后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在國內全面推進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積極參與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和區域貿易投資協定，使我國經濟的全面開放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6］。然而，也應當認識到，我國的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建設仍然面臨許多艱巨任務，對外開放程度和開放層次仍處在較低水平上，需要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對內建設公平開放的營商環境和統一大市場仍有許多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對內開放任重道遠。譬如，有數據顯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口額年均增速高達18%，但省際貿易額年均增長卻僅有4.8%［7］。另外，在經濟全球化面臨深刻演變、國際經貿規則發生重大變革的形勢下，在中國經濟面臨轉型升級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艱巨任務的背景下，我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建設也遇到了難得的機遇：在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變革、國際經貿規則重構的過程中，我國將更公正、平衡、民主、普惠的經濟全球化理念和主張引入新的全球化之中，同時在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過程中以開放促改革，打破國內尚存的種種對內開放的桎梏，在經濟全球化秩序和國際經貿規則改革的同時，實現我國高水平開放型經濟體系的構建，實現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的同步發展。

二、高水平開放需要深刻把握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貿變革大趨勢

以高水平開放推進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需要準確把握我們所處的開放環境和開放內涵，唯此才能回答好向誰開放、開放什么、如何開放等核心問題。而這種把握和回答，都離不開對經濟全球化格局與國際經貿規則變化趨勢的認識。

總體而言，當前經濟全球化與國際經貿規則演變中存在著幾個較為明顯的趨勢。這是我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進高水平開放的國際環境，也為我們推進高水平開放提供了值得關注的發展方向。

其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初期并于20世紀90 年代達到高峰、一直延續到21 世紀初的上一波經濟全球化高潮已過，新的高潮尚待時日。WTO 原副總干事易小準明確指出，“經濟全球化的高潮就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8］。這一判斷恰如其分。隨著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經濟全球化的內在矛盾與深層問題不斷顯現。美國金融危機的發生固然與美國的金融自由化過度和政府監管缺失密切相關，但其深層原因則是經濟全球化結構下的全球經濟失衡、美元體系失序。金融危機后經濟全球化逐漸落潮，美國主導的“中心—外圍結構”漸趨解體，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以WTO 為中心的多邊貿易體制、國際分工與產業轉移等都由盛轉衰，日漸式微，以西方七國集團為核心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失效，而新一輪經濟全球化在方向、機制、動力上存在頗多爭議與分歧，也缺乏一個能起到引領作用的超級經濟體來引領新的全球化進程，這使得新的經濟全球化高潮到來可能需要較長時間。很多研究者認為，世界經濟很可能會進入一個從統一結構逐漸走向分裂、兩極化與多極化長期并存、形成兩個平行體系等混亂狀態［9］，筆者曾論述過未來全球經濟雙循環結構的可能性［10］。世界經濟全球化進入低潮、面臨重構的動蕩局面，對我國推進高水平開放具有重大影響。它決定我們不能期待在新的全球經濟一體化、規則同一化高潮中實施高水平對外開放，搭上全球化高潮的順風車，而是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甚至反全球化交織、在外部經濟環境不斷動蕩中推進高水平開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當如何堅持和推進高水平開放，將會是一個挑戰。

其二，以WTO 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改革處于停滯和膠著狀態。美國以及日本、歐盟等部分發達經濟體與我國以及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對于WTO 改革的方向、內容和目標的認識分歧明顯，在市場經濟體制、發展中國家地位、爭端解決機制等方面的主張甚至嚴重對立，在開放市場、競爭中性、所有制中立等問題上也有諸多歧義，更有個別國家對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持有根本性偏見。這使得WTO 的改革過程困難重重、爭議不斷，短期之內難以達成一致，建立新的WTO 2.0恐曠日持久。因此，我國的高水平對外開放將是在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停滯、國際經貿規則缺乏共識背景下的開放。WTO機制是全球唯一具有廣泛涵蓋性和包容性的多邊機制，其規則和方向綜合考慮了不同經濟體的發展水平、經濟體制、經濟與社會承受力等，代表了大多數國家能夠達到的平均水平，而某些西方發達國家新近達成的雙邊和區域貿易投資協定則代表了少數最發達經濟體的標準和要求。如果要求我國的高水平開放完全復制個別發達經濟體的開放標準和程度，則非我們所能馬上達到，或者弊大于利；但如果忽視這些新的開放要求，又可能失去高水平開放的先進性，甚至可能失去重構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開放先機。以上情況使我們的高水平開放不得不面對錯綜復雜的動蕩局面。當然，復雜多變的動蕩局面對我們的高水平開放也有有利的一面：它使我們的開放政策實施獲得了一定的騰挪空間，我國可以根據經濟發展需要有側重、有選擇、分階段地推進開放過程，在國內也可以根據不同地域經濟發展的需要和可能建設不同層次的開放格局。

其三，高標準區域貿易投資協定（RTA）成為經濟一體化深化發展與國際經貿規則演進的主要形式和途徑。由于全球統一的經貿規則和WTO多邊貿易體制面臨僵局，以雙邊和諸邊（小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為形式的國際經貿合作安排成為對外開放的主要形式，開放水平和貿易投資自由化標準不斷提高，高標準貿易投資自由化與高水平開放的制度創新主要通過這些區域經貿合作安排得以實現。這些雙多邊和區域貿易投資協定大多由發達經濟體主導，由于參與方較少、規模有限、利益較為接近，往往更容易達成一致，標準也較高。近幾年完成的《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USMCA）、《歐盟—日本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歐盟—加拿大綜合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等成為高標準國際貿易投資規則的代表。即使是由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參與組成的《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也提出了高水平的自由化標準和開放要求，特別是對“邊境內”開放提出了較高標準的要求，體現出開放標準不斷提升、開放領域不斷擴大的趨勢。譬如，以我國積極參與并成為我國高水平開放標志性成果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以及我國正在積極申請加入的CPTPP而言，前者僅包括20個章節內容，明顯少于后者的30個章節；RCEP 的目標是最終實現90%的商品零關稅，而CPTPP將實現99%的商品零關稅；此外，CPTPP中的國民待遇與市場準入、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SPS、跨境服務貿易、商務人員臨時入境、電信服務、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知識產權、勞工、監管的一致性、國有企業和指定壟斷、政府采購、環境、中小企業、透明度與反腐等條款對于我國當前經濟體制都會形成挑戰，有較大或一定的接受難度［11］。2023年7月16日，在奧克蘭舉行的CPTPP委員會會議上，英國正式被批準加入CPTPP，而我國加入CPTPP的申請被繼續擱置，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國經濟體制和開放水平與CPTPP的要求仍有差距。我國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和高水平開放，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的開放。它決定我們未來的開放必須是高標準、全方位、制度型、規則性的開放。

其四，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加速，數字化、綠色標準不斷提高，意識形態和國際戰略成為左右全球價值鏈重構的重要因素。雖然經濟全球化陷入低潮，開放與國際合作更多地從全球一體化轉變為區域與諸邊合作，某些國家甚至采取封閉自守、以鄰為壑的政策，試圖“脫鉤斷鏈”，人為扭曲生產要素在國際流動的方向，刻意制造全球經濟的割裂、分流，但全球化和對外開放的大趨勢依然明確，變化的只是全球化的形式、開放的方式和全球價值鏈的構成。這種狀況的基本原因在于，開放和全球化符合經濟發展的規律，能夠帶來巨大的經濟利益，人為“脫鉤斷鏈”、制造分裂不符合所有人的經濟利益，特別是違背企業和資本追逐最大利益的沖動。在這一背景下，我國與歐美等主要經濟體之間貿易和投資關系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國際分工與產業鏈合作依然穩固。不過，全球價值鏈重構中我們也面臨巨大挑戰。一方面，雖然我國與歐美發達國家的產業鏈合作仍在發展，但高技術、高附加值、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領域的價值鏈合作在萎縮，美國和一些西方國家試圖將我國鎖定在中低端產品供應者這一角色上，這與我國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背道而馳。另一方面，在中低端領域，我國面臨著印度、越南等周邊國家替代我國某些角色的挑戰和激烈競爭。我國與東盟、RCEP 成員國以及“一帶一路”合作伙伴的貿易投資關系都在不斷發展，投資與產業合作不斷深化，東盟取代歐盟成為我國最大貿易伙伴且仍在增長，存在著對外開放重心向周邊轉移的跡象。然而，與周邊國家及“一帶一路”合作伙伴的合作取代不了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合作，兩者各具意義。因此，對外開放與產業鏈合作的東升西降會成為未來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過程中利弊兼具的國際因素。此外，經濟數字化的迅猛發展與綠色經濟要求的不斷提高，對我國的國際產業鏈合作提出新的挑戰，也帶來新的機遇。綠色經濟的要求以及ESG評級標準的提升對我國參與全球產業鏈合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需要我們不斷深化改革；生產和供應鏈的數字化則為我國提供了新的機遇，使我們可以利用我國數字化發展較為領先的優勢，包括許多民營企業在這方面的技術與市場優勢，引領和擴大國際產業鏈合作。

三、高水平開放：向誰開放、開放什么、如何開放

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經歷巨變、國際經貿規則與全球產業鏈加速演進的趨勢下，我國高水平開放和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必須順應國際經貿規則和經濟全球化演變的趨勢，以此作為我國對外開放的方向；同時也應充分利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全球化與國際產業鏈大變革、大調整的機遇，主動引領，有所作為。在這方面，回答好向誰開放、開放什么、如何開放等核心問題是高水平開放的前提與基礎。

首先，在當前的世界經濟格局與多邊貿易體制大變革形勢下，我國的高水平開放應包括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兩個方面：對外開放應當是面向全球的開放，向所有地區、所有國家、所有經濟體的開放，同時對不同的開放對象采取不同策略；對內開放則是面向所有市場主體、以構建公平、開放統一大市場為目標的開放。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對外開放主要是向發達國家和地區開放，這是與當時我國面臨資金技術短缺而勞動力和資源閑置的情況相適應的。隨著我國經濟不斷發展進步和比較優勢的轉變，進入21世紀以后我國注重向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開放。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思考人類前途命運以及中國和世界發展大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在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歷經世界金融危機、中美經貿摩擦、疫情沖擊，美國等西方國家加緊對我國封鎖打壓、“脫鉤斷鏈”形勢下，在我國經濟面臨轉型升級、迫切需要增強創新能力的情況下，我國的對外開放不可能是孤立單向、畸輕畸重的開放，而應當是內外全方位、有重點、重實效的開放。

對于發達國家和地區，應以高水平雙邊和諸邊合作為形式，以產業鏈合作為紐帶，以技術互換和市場互換為目標，著重解決我國在核心技術和關鍵零部件上的短板，同時通過與發達經濟體的高標準開放合作提升我國經濟的開放水平，盡快跟上和適應高標準制度型開放的新形勢、新挑戰，推進我國經濟轉型升級與構建新發展格局。盡管美國和個別西方國家有對華“脫鉤斷鏈”、技術封鎖、遏制我國發展的意圖，但我國經濟所具有的強大競爭力以及在某些領域技術的先進性，加上我國新發展格局的不斷推進，新型舉國體制具有的制度優勢等，使我國絕不會輕易被遏制、被孤立。例如，中芯國際和華為公司在美國的重重封鎖制裁之下仍然迅速在高端芯片和5G手機上取得突破性進展，這就是鮮明的例證；我國在光伏產業、新能源汽車產業、數字技術相關產業上的技術優勢，使發達國家一定程度上形成對我國技術與產品的依賴，不得不與我國擴展互惠互利的產業與技術合作。還應當注意到，我國擁有的高技術產品和中高端消費品的巨大市場，對于發達國家的大企業、大資本仍有巨大吸引力，這也是其不可能強行“脫鉤“的重要原因。由于美國的對華制裁，一些芯片企業蒙受巨大損失，強烈要求放松和取消制裁，甚至不顧禁令與我國合作；每年一度的上海進口博覽會都有大批來自發達國家的企業積極參與，規模不斷擴大，這些都顯示出中國市場的巨大吸引力。所有這些在技術和市場上的相互依賴、互有所需，為我國與發達國家建立正常的經貿關系奠定了基礎。

對于周邊國家、“一帶一路”合作伙伴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則應以形式靈活、注重實效的各種開放策略發展經貿關系，促進共同發展。譬如，東盟如今已經成為我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是我國第一大出口市場，與我國的產業合作也不斷發展，東盟以及亞太地區是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點地區。應當以RCEP為抓手，不斷擴大和深化與東盟等地區的高標準開放和高水平合作，特別是產業鏈合作，不斷深化RCEP框架下的合作深度與開放水平，使之成為一個接近當今高標準RTA的開放合作平臺。對于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則不應追求開放的程度和形式，不追求對等開放，可以以我國單邊開放、貿易優惠、投資與援助相結合等形式支持其發展，同時應注重與亞非拉國家的開放合作實效，注重可持續發展，最終形成優勢互補、互利互惠的經貿關系格局。

除了高水平對外開放，我國高水平開放還應當包括對內開放。新形勢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離不開國內自主研發能力的顯著提升，離不開國內產業鏈的形成與高中低產業互補，離不開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形成。而所有這些，都需要國內公平、開放的市場環境，需要公平競爭和效率的支撐。目前來看，我國不僅在對外開放方面與國際標準有許多差距，在對內開放方面，離建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公平、開放的競爭環境也有許多差距。譬如，《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明確指出，“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推動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的重要力量”［12］。然而，現實經濟中仍有許多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的偏見、限制，民營企業在市場準入、融資、補貼與稅收、政府采購等方面仍面臨諸多顯性或隱性障礙，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甚至企業家人身安全時常受到侵害。全國統一大市場由于條塊分割、行政干預、法規限制等也有待形成。事實上，現代化經濟體系要求的就是一個法規明確、規則清晰、公平公正、合理競爭的市場環境，對于國有、外資和民營經濟應一視同仁，向外資開放的領域、所創造的營商環境，首先應適用于本國的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在不同領域各有優勢，各自發揮作用，相互合作又公平競爭，唯此才能促進自主創新、產業鏈合作、效率提升，才能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

其次，進一步擴大市場開放、準入開放、標準開放、規則規制開放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國下一階段高水平開放的重點內容和主要方向。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保?］32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致辭中明確指出，“中國將推動各國各方共享制度型開放機遇，穩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13］。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特別是加入WTO 二十多年來，我國的對外開放取得極大進展。我國已經完全履行了入世時作出的承諾，成為一個開放型經濟體。然而，也應當清醒地看到，在當前國際經貿規則變動大潮下，WTO 規則已經成為最初級、最基礎的開放標準和要求，只是開放的起點，WTO 鼓勵成員方之間實現更高水平、更大程度的開放。絕大多數新近達成的RTA 在開放程度和開放領域方面都顯著超過WTO 的要求。據相關學者研究，當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有美式、歐式、亞太三個模板，其中以USMCA 為代表的美式模板標準最高、體系最嚴密，全球影響也最大；以EPA、CETA 為代表的歐式模板標準次之，全球影響也稍弱；我國最新加入的RCEP 屬于亞太模板，標準較為靈活寬松，只具有區域影響力［14］。然而，雖然RCEP開放標準和水平相對較低，但其20章條款的內容也已大大超過WTO的要求和水平。因此，如果從當前國際經貿合作的趨勢看，我國的市場開放水平和開放領域、開放程度，特別是制度與規則方面的開放的程度和領域，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

在市場開放方面，雖然我國的平均關稅水平已經降至7.5%，低于絕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但我國在市場開放方面極不均衡。一般工業制造業產品開放程度高，但服務業特別是金融、電信、物流、教育、醫療等現代服務業市場開放程度仍較低，大多數服務業在外資企業的經營模式、牌照、業務范圍、經營條件、業務許可上有進一步改革的必要。在制度與規則開放方面，我們目前的差距更大，這也成為我國參與和建立高標準RTA 的主要障礙。以市場準入制度為例，在確保國家安全的背景下，我國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逐年更新縮減，最新的2022 年版又有所進展，《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21 年版也減少到31 項內容，但在具體的實踐中，仍然存在著“開大門、關小門”等問題，過多過亂的負面清單、地方政府對負面清單概念模糊、配套制度尚未完善等一直困擾著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實施，模糊不明的法律法規、行政審批問題、自由裁量執法、牌照發放要求不公平不透明以及網絡安全規定等仍是外資企業抱怨最多的幾大問題。此外，在制度規則開放方面，制度型開放的目的是要建立與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相適應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既包括傳統的“邊境上”制度與規則，也包括“邊境內”制度與規則，更加強調標準一致性、競爭一致性、監管一致性［15］。以我國與歐盟已經完成談判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和我國正在申請加入的CPTPP 的條款來看，我國在電信服務、電子商務、競爭政策等方面仍存在較大差距。這些領域的高水平開放，對我國經濟體制和管理規制等方面都會形成巨大挑戰，也是大大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改革完善的極好機遇。已有的許多研究都表明，進一步放松市場準入管制可以明顯提升企業投資效率，改善企業資金配置［16］。

再次，以各種雙邊、諸邊區域貿易投資協定為主要對外開放形式，以推進WTO 改革和多邊貿易體制重建為長遠目標，配合以國內自由貿易試驗區擴容提質，東中西部地區全面推進，形成主動開放、全面開放的新局面。

從目前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戰略競爭格局來看，重建全球統一的多邊貿易體制和貿易投資自由化框架是一個長期任務。在此情況下，以雙邊、諸邊區域貿易投資協定為主要形式的對外開放成為現實選擇。自2001 年加入WTO 以來，我國積極參與區域貿易協定談判。截至2022年8月，我國共簽署了21 個自由貿易協定，涉及28 個國家和地區，另有18 個自由貿易區處于研究和談判之中。不過，迄今為止，我國所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多數是以經濟發達程度較低或者相對較小的經濟體為對象，與主要發達經濟體（美、歐、日等）的相應關系則比較薄弱。同時，所簽訂的區域貿易協定標準和水平也較低，唯一達成一致完成談判的高水平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也有長期擱淺趨勢。RCEP 是我國迄今為止所簽署的標準和水平最高的RTA，但在近年來國際上所達成的區域貿易投資安排中仍屬于較低標準和水平。因此，在未來商簽新的區域貿易協定中，應以具有一定深度和先進性的貿易協定為主要目標，更注重與制度質量較高的先進經濟體簽署貿易協定。這既符合區域貿易協定深度不斷擴展、從邊境措施走向“邊境內”措施的大趨勢［17］，也能夠切切實實地對我國參與全球價值鏈產生更大的積極作用，促進出口質量提升，促進經濟轉型升級和構建新發展格局。

同時，我們當然也不能忽視以WTO 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WTO 具有覆蓋面廣、普遍性強、影響巨大、規模經濟顯著等特點，一旦WTO 改革與升級取得顯著進展，將極大地推動市場開放、貿易投資發展和世界經濟復蘇與繁榮。在參與WTO 改革過程中，我國一方面應堅持WTO 的基本原則，堅持我國對于WTO 改革的基本立場，同時也應將區域貿易協定的進展和高水平開放的成果積極引進到WTO 改革當中，不能讓WTO 和RTA 成為兩張皮。高水平、高標準的WTO 是符合我國利益的。我國高水平、制度規則型開放的精神應當在WTO改革中得到體現。

特別應當強調的是，在回答如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問題時，應當重視我國對開放進程的積極引領和主動開放。從認識上應當明確，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和競爭力的不斷提高，積極推進高水平開放不僅是外部世界對我們的要求和期待，更是我國經濟發展自身的內在需要和要求。高水平開放符合我國自身的利益，能夠更好地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更好地推進新發展格局的實現，能夠推動我國經濟效率的提升和經濟體系現代化。這種主動開放的思想落實到政策之中，不僅會影響我國參加區域貿易投資協定、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開放舉措，而且有助于解決一些懸而未決、久拖不決的問題。譬如，《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經過多年艱苦談判已達成一致、完成談判，只待簽約實施，因為一些非經濟因素的干擾而擱淺，非?？上?，也不利于我國對外開放進程的推進。實際上，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先行主動將該協定的某些開放措施付諸實施，因為這種開放措施根本上是有利于我國經濟發展的。這種舉措，也將有利于打破中歐協定落地問題上的僵局，促進中歐協定的實施。

與此同時，進一步加快我國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提質擴容，也是我國推進高水平開放的重要形式之一。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署RTA，一旦實施就具有全國適用性，而我國建設的自貿試驗區則是我國在高水平開放上的主動選擇，僅在試驗區范圍內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由貿易試驗區的開放程度和水平可以也應當高于與其他國家簽訂的RTA，近年來我國也正是這樣做的。上海自貿區的進一步深化改革、海南自貿港建設的提速、自貿試驗區的不斷擴容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建立，都體現了以建設自貿試驗區形式推進高水平開放的方向。目前，自貿試驗區建設在兩方面仍可以進一步完善。一是，將自貿試驗區建設和深化的內容與我國已經或即將加入的RTA（如CPTPP等）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以高標準RTA 作為自貿試驗區深化的標準和方向；二是，將自貿試驗區試驗成熟、效果顯著的政策和制度，盡快推而廣之，推廣到其他區域（如其他開發區、特區、沿海沿邊開放城市等），以東部為主推廣到全國，以此帶動我國全面開放，帶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