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觀與記憶的交織
——云南建水朝陽樓的民族志研究

馬斌斌

（紅河學院民族研究院，云南蒙自 661199）

一、引言

景觀是與人類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對景觀的研究也是對人類社會研究的一部分。早在1967年，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其著作中就指出景觀既顯示為社會本身，作為社會的一部分，同時也可充當統一的工具[1]1。在德波看來，景觀是社會的一部分，通過研究景觀也可以研究社會。在德波那里，“景觀”的對譯詞為spectacle，與德波不同的是，杰克遜（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在論及景觀時用landscape 作為景觀的對譯詞，杰克遜認為景觀是一個合成詞，其中“land”最初指田野中每年輪作的一小塊土地，“scape”曾經表示相似物體的組合，類似“伙伴”（fellowship）或“成員”（membership）所表達的意思，“landscape”組合在一起就可以被理解為類似一種組織。在此基礎上，杰克遜將景觀定義為“土地上人造空間的集合”。而且景觀不是環境中的某種自然要素，而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2]17。朱曉陽認為景觀是一種集地理、居住、政治性邊界、法律現實、過去歷史的蹤跡、地方名字等包容進特定空間的綜合知識，景觀如同“地志”一般，是一種“綜合性”的類似于莫斯意義上的“總體社會事實”[3]3。在此意義上，景觀更富有人類學的內涵。在早期人類學的研究中，摩爾根通過對美洲土著進行長期研究，于1862 年出版了《美洲土著的家屋和家庭生活》[4]一書。在書中，摩爾根對印第安人、筑墩人、阿茲特克人和尤卡坦人的房屋進行了主要論述，主要運用了一些考古資料和民族志素材，開啟了對“房屋”的研究先河，同時也開創了對“建筑”研究的先河，成為人類學對“物”的研究中的關鍵一環。繼摩爾根之后，“物”的研究仍在繼續，但逐漸有所淡化。自1980 年以來，“物”的民族志在形成三種研究路徑的同時，在方法論上也有鮮明的特點。如以阿帕杜萊為代表的以物的社會生命和文化傳記為視角，以西敏司為代表的以物為切入點的社會文化史研究、物的歷史民族志和以黃應貴為代表的聚焦物、人觀與社會文化建構。另外像坦拜雅（Stanley J.Tambiah）對護身符的研究，以及從莫斯（Marcel Mauss）以來對‘禮物’及交換的研究一直是物的研究中的重要構成部分[5]。因而在研究路徑上，景觀研究不單只是受到“傳統的地理學和形態學”“文化研究”（景觀研究）、“現象學的影響”（棲居視角）[6]等的影響，在人類學的脈絡中，“物”的研究路徑也可以進一步運用到景觀研究當中。在這系列研究中，基思·H·巴索（Keith H.Basso）的研究極具綜合性。

巴索（Basso）在美國西部阿帕奇人社會中進行了長達30 多年的研究，后出版了《地方智慧》一書。在書中巴索用很多場景和故事，深刻地闡釋了“地境”“景觀”“地方感”的重要性。美國西部阿帕奇人在提及某一個地名時，可以講述一個很優美的故事。在故事里，故事的講述者仿佛看到自己所講的一連串事情的發生近在眼前，但“事實上”這些事情卻發生在與他們遙不可及的祖先們的身上，正是阿帕奇人這種偏向“個性化”的講述，即使他們沒有“正規”的歷史學家和書寫記錄，但每個有“智慧”的阿帕奇人都是歷史學家。在阿帕奇人的講述中，可以看到阿帕奇人是如何看待他們的“places”的，如果景觀的制造是一種重構過去的方式，一種研究人類歷史的方式，那么它也是一種重構社會傳統的方式。在這整個過程中，個人和社會身份也會被重構[7]17。與此同時，地方具有觸發自我行為的顯著能力，當地方被積極感知時，自然景觀就會與心靈景觀、動態的想象結合在一起[7]78，因而地方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私人化的存在，但依舊可以被公共消費，比如旅游者的到來，對于同樣的“景觀”，雖然旅游者、當地人和研究者感知所感知到的不同，但其總會被“感知”。阿帕奇人在不同的場合都會記憶起祖先，把“祖先的土地和地名”牢牢印刻在記憶中，而記憶是過去、現在與未來混合而成的果醬[8]100，于阿帕奇人而言，祖先的記憶“浸透”在智者的腦海中，于城市而言，這些“記憶”鐫刻在一些城市景觀當中，也“浸透”在人們的頭腦中，因此關于一座建筑、一條街、一座橋、一口井，其背后都有各種各樣的記憶，這些“記憶”不僅來自這些“存在”本身，還存在于不同的個體、群體當中。

在對記憶進行研究時，涂爾干學派的第二代成員哈布瓦赫對“集體記憶”有過深刻的討論，哈布瓦赫用大量篇幅論證了其核心概念“集體記憶”，指出人們之間的“記憶”是會互相影響的，個人有個人的記憶，家庭也有其家庭的記憶，社會也同樣具有記憶，而社會是從總體出發來進行思考的，它把一個觀念與另一個觀念聯系起來，并把它們聚合在一起，成為人物和事件更為復雜的表征[9]78。稍晚近的康納頓的研究，則集中于對社會記憶問題的討論，康納頓從社會記憶、紀念儀式和身體實踐三個層面論述和分析了社會記憶及其源泉，他又進一步把記憶分為三類——個人記憶、認知記憶和習慣—記憶三類。在論及紀念儀式時，康納頓從心理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立場剖析了儀式，并詳加討論了儀式和記憶之間的關系，緊接著他討論了身體實踐和記憶之間的關系，并引入了體化實踐和刻寫實踐，并圍繞這兩項內容，深度分析了身體實踐與社會記憶的關系，指出身體實踐作為一種記憶系統，具有保險性，可以避免在所有話語實踐必然存在的積累性質疑過程[10]125。因而記憶不單只是存在于“腦?！敝?，而且還是一種具身性的實踐行為。王明珂則總結了集體記憶的4 個論點，即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而且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對于過去發生的事來說，記憶常常是選擇性的、扭曲的或是錯誤的，而集體記憶的傳播有賴某種媒介[11]24-25。如歷史文獻作為“集體記憶的傳遞媒介”[11]193中的一部分，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了下來，而神話、傳說則在不同代際間、不同群體之間以口傳的形式進行著“記憶”。這些不同形式的“記憶”，共同勾勒出一個完整的“事”與“物”，建水朝陽樓正是這樣一個完整的“事物”。

二、建水朝陽樓的民族志

建水縣是紅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下轄縣之一，位于云南省南部，紅河（又稱元江、禮杜江）中游北岸，蒙（自）寶（秀）鐵路中段，滇東高原南緣，面積3789 平方公里?？h城東與彌勒縣、開遠市和個舊市相接，南隔紅河與元陽縣相望，西與石屏縣毗鄰，北靠通?？h、華寧縣?？h城北距省會昆明市210 公里[12]39。地勢南高北低，由西向東傾斜?！白蕴埔詠碛?200 余年的建城歷史，素有‘滇南鄒魯、文獻名邦’之美譽，總人口54 萬，世居漢、哈尼、彝、回、傣、苗六個民族”①。

建水，古稱步頭，亦稱巴甸。漢代屬益州郡毋掇縣地。南詔政權于唐元和年間（公元806—820年）在這里筑“惠歷”城，“惠歷”系彝語，譯為大海、海子，漢語譯為“建水”，其隸于通海都督府。早在漢唐時期，建水就是云南通往安南的“交通要沖”。大理國前期，設建水郡，封巴甸侯。大理國后期，屬秀山郡阿僰（bo）部地。南宋寶祐年（1253 年）蒙古軍隊政府云南，立建水千戶，仍隸阿僰萬戶。元至元十三年（1276 年）改建水千戶為建水州，隸于臨安路。明代建水仍為州，《滇略》記載：“臨安之繁華富庶甲于滇中。諺曰金臨安，銀大理，言其饒也。其地有高山大川，草木魚螺之產，不可殫述，又有銅錫諸礦，輾轉四方，商賈輻輳?！盵12]1-2清代在建水設立臨安澄江鎮總兵官，統領滇南軍務。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改建水州為建水縣。在天啟《滇志》曾這樣描述建水縣：“士秀而文，崇尚氣節，民專稼穡，衣冠禮度與中州垺，號詩書郡?！薄杜R安府志》中更是提及“俗喜尚學，士子講習為勤，人才蔚起，科第勝于諸郡?！睆拿髡y七年（1442 年）建水縣出現第一個進士起，后每次開科取士都不乏其人[12]3-4。到1912 年，成立了建水縣議事會、城議事會等。1949 年12 月18 日，“邊縱”十支隊接管建水縣城，成立建水縣人民政府。

朝陽樓位于迎暉路與朝陽北路相交處，與小桂湖②相毗鄰，作為建水地標性建筑，其不僅有著許多的文獻記載，而且深刻在當地人的記憶中，并沉浸在人們的日常生活中。筆者圍繞朝陽樓，依托田野調查，分別從以下三個方面對其進行呈現。

（一）文獻文本中的朝陽樓

對于朝陽樓的記載，文獻中多有提及。據《建水縣志》[12]331記載，朝陽樓即城東門樓，也叫迎暉門，城樓建成于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 年），形同北京天安門，而比天安門早建成28 年，迄今630余年，“整座城樓占地2312 平方米，南北長77 米，東西寬26 米。始建時有東、西、南、北4 樓，形制一律，有碑記載：‘四樓巍峨相望，號稱雄偉，不啻齊云、落星、井干、麗譙偕高媲美已也?！焙笠驊鹗碌染売?，除東門外，其他三座城樓均被毀。朝陽樓也在明清兩代，“經過天順七年、康熙十五年、乾隆二年、嘉慶四年，道光三十年的5 次重修?！盵13]531955 年又得以重新修繕，1997 年又進行了一次修繕和“扶正”，直至今日。整體觀之，朝陽樓依地勢“筑于高阜，樓閣又起于8 米多高的門洞上。樓為三層，三重檐歇山頂。頂樓下懸掛‘雄鎮東南’和‘飛霞流云’的巨字匾額?！睋督ㄋ葜尽份d，“記有‘東樓凌漢’一景，稱‘東城樓，高百尺，千霄插天，下瞰城市，如黃鶴，如岳陽，南中大觀’”。邑人鄒佩銘曾用詩句描繪朝陽樓，“形勝據慌陬，翻身近斗云。東南幾屬國，今古一高樓?！盵12]331這些記載，描述了朝陽樓的“雄偉”，而且也進一步佐證了歷史上朝陽樓的輝煌。

重修朝陽樓碑記載：“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臨安衛指揮萬中奉命將唐筑土城改造為磚城。城墻高二丈八尺，周長六里，東南西北四城門樓分別謂之：迎暉門、阜安門、清遠門、永禎門；朝陽樓、環翠樓、挹爽樓、觀光樓。臨安衛城經六百余年風雨滄桑，不幸失四墻及三門三樓，唯迎暉朝陽幸存。門似天安，見飛霞流云之美；樓如黃鶴，占雄鎮東南之魏；旭日東升，燕共霞飛，明月初照，鐘與鈴鳴。四時景致，春秋為佳；門飏桂湖春堤柳，樓懸煥文秋山月。朝陽樓自明朝洪武建，天順修，清朝乾隆、嘉慶、道光又修，公元一九五五年再修，凡五次修繕，然于今已樓傾東南，基塌四方，百年來民之心患。古樓匡扶，何時以待？公元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建水縣人民政府遂民心之愿，第六次修繕朝陽樓。扶明樓于將傾，振雄風于南滇?！雹墼诖吮闹?，我們可以看到朝陽樓的“生命史”，作為建筑，它的“生命”遠超于人的生命。歷經洗禮，憑借著各種“機緣”，在多次動蕩中幸保至今。1993 年10 月，朝陽樓被確認為紅河州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93 年11 月成為云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6 年5 月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這些載于文獻中的“朝陽樓”，不僅載于書，而且記于碑，以“文字”的形式將朝陽樓予以定格，給朝陽樓一種“整體感”，在杰克遜的意義上，朝陽樓便是“一種綜合的空間，一個疊加在地表上的、人造的空間系統?！笔且环N“可視”的景觀。正如王明珂所提及的，這些文獻文本資料作為另一種“記憶”形式，以文字的形式繼續保留和傳承，為后來者構建“集體記憶”。

（二）記憶中的朝陽樓

談及朝陽樓，當地人會說出好多“故事”，但因為年齡原因，每個年齡組的人，記憶中的朝陽樓是有差別的。田汝康在研究“擺夷”的“擺”時，指出，擺夷把每一個人的人生分成四個社齡，即（1）受家庭撫育的時期；（2）接受社會訓練的時期；（3）負擔社會工作，自組家庭，正式自為社會成人分子的時期；（4）退休時期[14]96-97。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到“社齡結構”，其實質上是一個社會對其成員人生階段的劃分，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對“年齡”的劃分，因而在談及對某一事物的記憶時，年齡組的劃分顯得很有必要。就筆者田野期間訪談所得，大概可以分為老年組（60 歲以上）、中年組（35～59 歲）和青年組（34 歲及以下），雖然這些訪談對象并不能代表整個城市中的人群，但“民族志的真理因此本質上是部分的真理——有承諾的，不完全的?！盵15]35因此，這“部分的真理”某種程度上也是整體的縮影。

記憶問題本身是具有個體性特點的，對同一事物，人們的記憶可能會有出入，但這些“出入”往往共構了某一事物的整體面貌。在談及中國鄉土社會基層結構時，費孝通認為中國鄉土社會的格局是一種“差序格局”，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16]26。如果我們將這種“差序”概念引入對記憶問題的討論，我們會看到每個人的記憶都是圍繞自身向外“推出去”的，在“推出去”的過程中，這些“波紋”會隨著離自身的遠近而有別，因而記憶的準確性、完整性是有差別的，每個人可能對與自己切身相關的事物記憶猶新，對其他離“自身”較遠的則模糊或不在記憶范圍內，因此某種程度上或許存在“差序記憶”的問題，即人們對事物的記憶，總是以己身為中心而向外“推出去”，對于公眾事務，則存在一種模糊性。借著這種“差序記憶”，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不同年齡群體記憶中的朝陽樓會有如此的千差萬別。

在訪談中，60 歲以上的老年人談及朝陽樓時，也存在多種的說辭，差異中也有共同性存在，這種共同的技藝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集體記憶”。針對田野期間對這一年齡組的訪談整理，其共同的說辭有以下三種情況：

第一，朝陽樓作為懲戒的舞臺?！坝浀门f社會那會，應該是國民黨時期了，我們村子里里面有個人去販牛，結果半路就被當兵的攔住了，當兵的搶了他的牛去吃了，還把他給殺了，說他是土匪，就把他的頭砍了，砍了以后拿回來掛在朝陽樓上，一直不讓人取下來，一連掛了好多天，很多人都看見了?！雹茉谶@個記憶里，我們可以看到，朝陽樓曾經一度充當了統治者當局“震懾”當地人群的舞臺，是對“惡者”懲戒的展示舞臺。

第二，朝陽樓是建水古城四城門中唯一留存至今的?！敖ㄋ畾v史上有四座城門，分別是南門、北門、東門、西門，朝陽樓就是東門了嘛，以前由城墻圍著，四個城門是連在一起的，朝陽樓前還有一個矮一點的甕城，后來城墻就被拆了，拉到其他地方去蓋房子了。除東門外，其他幾個城門也被拆了，現在的都是后面重新修的了，可惜了！可惜了！可惜那會的城墻和城樓了?！幕蟾锩菚?，拆得厲害，朝陽樓差點就拆了，那會聽人說，朝陽樓也是東門嘛，東門嘛，和毛澤東那個‘東’是一樣的，加上人們說朝陽樓和天安門一模一樣，所以那會就沒被拆著?！雹菰谶@里，建水古城的輪廓出現在了老者的記憶中，往日的城墻和城門，圈出了城內和城外。

第三，朝陽樓的規模和多次修建?！斑@個朝陽樓曾經重修過幾次，我聽老人們說，以前朝陽樓上有三輛馬車，有金的，銀的，還有銅的，以前還有十八羅漢的壁畫，我自己見過一兩回壁畫，后面就沒在了。都不在了。朝陽樓越修越矮了，以前雄（雄偉）得很。以前最頂上的屋檐上的雨水直接淋到城墻腳，現在你看，那個屋檐縮進去了一節，沒有以前那么大了嘛。以前的城樓外面還有一個小圈，有一個圍起來的，比城樓矮點（甕城），現在都沒了。好些東西都不在了，都拆了，毀了。前啊，我們那會還小，城墻才剛開始拆，有些還沒拆完，我們都跑到上面去玩。東門那塊城墻還留下了一些，就是朝陽樓了嘛，以前是和其他三個門用城墻連在一起的，城里人就都住在古城里。后來嘛，都拆了，城墻都拆了。朝陽樓沒拆著，一直都在，好像修過幾次。以前我們小時候朝陽樓上的鈴鐺可響了，風一吹，整個城里都能聽得見。后面修的時候，都不知道去哪里了，聽說那些鈴鐺都是金的呢?！雹拊谶@些記憶中，我們可以找尋一些現在看不見的東西，而這些口述和記憶中的“存在”，則彌補了文獻中的“缺失”，使得朝陽樓更具完整性。

綜上，在這一年齡組中，不同個體的記憶是存有差異的，但也存在共同的部分——“共同記憶”，作為文獻文本之外的一種表述，增添了朝陽樓生命的厚度。此外，記憶不僅會以個人為中心出現“差序”，而且還會因年齡的差別，出現差別。同一年齡組內的人群在記憶中都有差別，不同年齡組的人，對同一事物的記憶差別甚深。

在訪談中，中年組（35～59 歲）的人群對朝陽樓的記憶已經減少了。訪談中，在諸多零散的記憶中，“共同的記憶”便是他們小時候的一點“印象”?！拔覀冃r候那會，朝陽樓就一直在了。趕集的時候經常會路過，那會還沒有現在修得這么好，但樓就那么高了，一直都是這樣的。聽說那個上面的字（飛霞流云）是張三豐寫的。以前我們小的那會，朝陽樓下還沒有現在這個廣場，還是比較窄的，現在大多了?！雹?/p>

相較于年齡較大者，34 歲以下的青年人群對朝陽樓的記憶更是有限，談及朝陽樓時，這一年齡組的人大都會說：“朝陽樓有幾百年的歷史了，比天安門城樓修得還要早啦，這個朝陽樓是師傅修的，天安門是徒弟修的，所以你看朝陽樓有三層，北京天安門只有兩層?！雹嗑瓦@部分青年人而言，關于朝陽樓的記憶幾近缺失。

從這三個年齡組的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到“共同”記憶的減少，但“朝陽樓比天安門修建得早”卻被記了下來，不僅如此，在建水古城四個城門樓中，朝陽樓是唯一沒有被“破壞”、一直保留至今的一座門樓。雖然有些記憶漸趨缺失，但文獻文本、傳說故事以及個人的“地方感”，都會隨著個人閱歷的增加而發生轉變。就個人而言，如果說“差序記憶”存在的話，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在橫截面意義上的存在，即每個年齡組內部成員之間的個體記憶是有差別的，但“集體記憶”是存在的，如60歲以上的人群。但從劃分的年齡組來看，記憶也有縱向的歷時性的差別，老一輩對古跡的記憶要強于晚輩后生，當這些晚輩后生漸近年邁時，能否獲得“先輩”們的記憶，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探索。就哈布瓦赫和康納頓的理論而言，社會和集體是擁有記憶的，它們會幫助個體將一些記憶延續下去。但無論是個人還是年齡組，當面對朝陽樓時，當地人是有記憶的，這就與外來的旅游者形成了顯著的差異。當地人看著朝陽樓上的“雄鎮東南”和可能并不太認識的草書“飛霞流云”時，所擁有的心境和感知，可能是與外來的游客有別的，這處景觀在他們眼里，也有一種“自豪”感存在。

（三）日常生活中的朝陽樓

朝陽樓前面有一個廣場，以前是外甕城所在之處，可能當時面積并不大，幾經修繕和擴建，達到了現在的規模。每個晨曦，約7 時左右，一群年齡在30～75 左右的男性，都會帶著一個精致的鳥籠，有的人帶了兩三個，也有趁此來這里賣“鳥”的。這些“遛鳥人”養的大多是畫眉鳥，他們將自己的鳥籠成一字型排開在朝陽樓的右城墻腳下（面向朝陽樓為右），然后伴隨著太陽升起，鳥兒不停地鳴叫，整個廣場充斥著鳥叫聲，雖然還不時有車輛路過，還有攀談的嘈雜聲，但因為鳥多，所以鳥聲占主導。這些“遛鳥人”三三兩兩談論著這只鳥、那只鳥，就像巴厘島上的人在討論“斗雞”一樣。

大約與這些人同時，另一批早起的人也在原來的位置——朝陽樓的涵洞中、朝陽樓的左城墻腳下（面向朝陽樓為左），三五個人一簇，開始打撲克，有的人在觀望，有的參與其中，這些人的年齡普遍在35～70 歲左右。再過一會，自8 點后，陸陸續續都會有人來到朝陽樓下，涵洞中既有打撲克的，也有測字算命的，更有買賣古董器玩的，買賣舊書、字畫的。大家在這里，各自從事著自己的事，期間互相攀談，也許是時間久了，“在一起”的都是一些熟人。

早起擺水果攤位的，買蔬菜的，約早上5 時許就已經起床去批發市場籌備一天的貨物，待批發市場一陣的忙碌后，也近7 點鐘。他們從多個不同的市場出發，走向城市角落中的其他菜市場和水果店，他們中也有人會路經朝陽樓，也許有時候會抬頭看幾眼，但于他們而言，身在其中，時間久了也就習以為常了。至于朝陽樓也只是“經過”而已。

10 點左右，當太陽整個照射在朝陽樓和廣場時，遛鳥人也陸陸續續回家了。涵洞下打撲克、下棋的人，也三三兩兩離開，又有三三兩兩而來。游客們也緩緩將至，廣場上也逐漸有一些“民間歌手”在那里唱歌，也有團隊式的合奏。游客們來到朝陽樓，以其為背景，擺著各種動作拍照，涵洞下、廣場上的當地人作為背景，與朝陽樓一道進入了游客的照片中，游客們路經這些人群時，不免觀望，這些“當地人”也會凝視游客，即使沒有目光的對視，但仿佛都活在了彼此的那一刻鐘。隨著旅游業的進一步推進，就在2020 年底，這些涵洞下的人被逐漸“清理”，涵洞中的人都陸續撤到了廣場上，也許是因為他們擋住了游客的道路，是給游客“讓路”，也許是因為他們影響了“市容”。在田野的訪談中，一些人經常稱“朝陽樓下的都是一些閑散人”，言下之意是他們好吃懶做，都不是什么好人。其實，對一個社會而言，每個個體都在自己的位置上生活著，社會既需要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工作者，也需要如朝陽樓下每天玩牌、下棋者，既需要無論風雨奔波的送外賣者，也需要整天宅在家中賦閑的人，這樣或許才能達到“平衡”。正是因為有這些“看著”無所事事的人存在，我們才能看到城市中人們生活的多樣性，才能看到整個城市的生活狀態，理解城市生活，進而理解城市生命。

朝陽樓下的人群和廣場上的人群，從早上7 點左右，一直陸陸續續，來來往往持續到晚上11 點左右。于朝陽樓而言，其屹立于此，“活”在每個來往者眼中，于這些形形色色的人群而言，朝陽樓是他們每天生活中的一個“位置”或場域。有的人每天都會到這里來轉轉，早上9 點左右起床，吃完米線，來朝陽樓下坐坐、看看，然后四五點左右回家吃晚飯，晚上有可能還會再來，這也是一種日常生活。這種浸入在景觀和場景中的“個人日?！?，共同勾勒出不同形態的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刻，我們都可以通過介入事物，或是追蹤我們的介入所產生的影響，進行實驗[17]167。因此人類學家在實際的研究當中，需要穿行于日常生活的不同場景，以期尋找日常生活中獨特但又不是唯一的東西[18]43。正是由于專業和研究所長，日常對于我們并不陌生，我們可以在田野中去體悟和理解。而民族志——人類學分析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連接點[19]141。所以，民族志作品是集人類學的研究分析方法和日常生活于一體的一種再現。

三、結語

整體言之，朝陽樓作為一種“景觀”，其不僅是一種“物化”的“可視”的存在，而且還承載著記憶，通過對這一“景觀”的呈現，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人們對城市的記憶，也可以看到城市中的日常生活的一隅。那些“遛鳥人”中的大多數人是不愿意和涵洞下玩牌、算卦者“相熟”的，反之亦然，人們都在自己認為合適自己的位置上，以自己的“品味”，過著自己的生活，雖然他們同在某一景觀下，但有些“邊界”是不可逾越的。就像城里人和城外人一樣，“城里人”到底是一種居住狀態還是一種“生活習慣”？為什么農村人進城定居后依舊被視為“鄉下人”？城里—城外是一種邊界的區隔還是生活習慣或文化的區隔？在當下社會，也許“城里”“城外”已經失去了有城墻年代的那種韻味，但有些人的生活習慣，是不易被改變的，他們身上傳承和沿襲的或許就是一種“城里”“城外”之別。借著對景觀的研究，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巴索的研究對我們來說，是一種很好的啟發，在他的研究中，既可以看到“可視性”的景觀，也可以從阿帕奇人的敘述中洞察其記憶，而這一切都“活在”阿帕奇人的日常生活中。以往人類學界對城市的研究，大都視城市為一種“空間”或背景性的存在，而缺乏對城市本身的研究，以“城市”本身為主導的研究，則由城市研究來進行。但無論是已有的人類學對城市進行的研究還是城市研究，這些研究大多都只是將城市看成是與農村一樣的“空間存在”，研究的是系列“城市問題”，而或建筑問題，在人類學的研究領域中，也漸出現建筑人類學[20]和空間人類學[21]等研究領域，這些研究多為一種研究視角和路徑，無疑增補了以往對城市研究的空白，但就其研究內容而言，對城市本身的研究依舊關注不夠，在對建筑的研究中，強調其工藝、年代等問題，對空間問題的研究則受列斐伏爾以及空間地理學的影響，缺乏對“物”的生命的關注。

朝陽樓作為一種“物”，其是一種有生命的存在。事實上，當我們面對城市時，我們面對的是一種生命，一種最為復雜、最為旺盛的生命[22]。而要研究或理解這種“生命”，我們或許可以從“城市本身”入手，通過城市里的景觀、記憶等來洞察這種“生命”。當我們將城市視為一種“存在”、一種“人性的產物”時，對城市的研究也就超出了原有的都市人類學或者建筑人類學研究的范疇，城市就不再是簡單地充當一種“區域”“載體”或者是“建筑群”籠罩下的一個異于“鄉村社會”的空間，而應該是一種具有生命的存在。因而某種程度上可以回歸到人類學對“物”的研究脈絡中。與此同時，對城市的研究也許會超越已有的范圍，延伸到對城市的景觀、記憶、日常等問題的討論。

注釋：

① 建水縣情http://www.ynjs.hh.gov.cn/zjjs/jsgk/201903/t20190301_328324.html。

② 歷史上稱之為“洗馬塘”。

③ 2020年8月31日抄于朝陽樓上。

④ 訪談時間：2020年5月6日，訪談對象：馬xx，男，72歲；訪談地點：馬xx家中。

⑤ 訪談時間：2020年8月20日，訪談對象：張xx，男，82歲；訪談地點：朝陽樓下。

⑥ 訪談時間：2020年8月20日，訪談對象：Axx，男，81歲；訪談地點：臨安路樹下。

⑦ 訪談時間：2020年9月7日，訪談對象：馬xx，女，48歲；訪談地點：馬xx家中。

⑧ 訪談時間：2020年8月21日，訪談對象：沙xx，男，30歲；訪談地點：朝陽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