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民族地區促進農村共同富裕：邏輯、困境與出路
——以云南省紅河州為例

馬澤波，吳 節

（中共紅河州委黨校經濟建設教研室，云南蒙自 661199）

一、問題的提出

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按龠M共同富裕，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盵1]當前我國仍然面臨農村發展不充分和城鄉發展不平衡的突出問題，如果這些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一方面會拖滯共同富裕的實現進展，另一方面也會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的順利推進。因此，促進農村共同富裕，既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關鍵環節，也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應有之義。

現有研究大多圍繞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理論基礎、歷史必然和現實需求展開[2-5]，而基于農村共同富裕視角探討相對較少。相關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關于農村共同富裕的基本內涵。如沈費偉[6]等通過構建目標層、核心層和保障層分析框架，闡釋了農村共同富裕的目標、關鍵和條件。呂德文等[7]認為，農村共同富裕并非是少數人的富裕，而是實現農民的自由發展和全面進步，因此，農村能否實現共同富裕，直接影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實現程度。二是關于農村共同富裕的實現路徑。王傳榮等[8]認為，只有推動農村經濟高質量發展，才能為農村共同富裕打牢物質基礎；王留鑫等[9]則提出，實施城鄉融合發展戰略，可以解決城鄉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也有學者認為，保障農村的公共服務供給[10]，完善收入分配制度[11]，是縮小城鄉收入差距，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舉措。三是關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探討。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是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要堅持黨對共同富裕事業的領導[12]、推進產業融合發展[13]、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14]、實施鄉村建設行動，提升綜合服務和鄉村建設能力[15]。

既有研究反映了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艱巨性，其目標不僅包括拓寬農民收入渠道，而且要求持續提升黨建領富、產業致富、生態創富、文化引富、善治促富能力。與發達地區相比，邊疆民族地區發展基礎薄弱，探討農村共同富裕存在問題和實現路徑，顯得尤為必要。為此，本文在系統梳理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基于云南省紅河州13 縣（市）農村調查的數據，試圖回答以下問題：邊疆民族地區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現實困境有哪些？結合當前實踐經驗，如何在既有路徑基礎上，扎實推進農村共同富裕？

二、邏輯理路：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理論基礎、歷史依據和現實緣由

（一）理論邏輯：馬克思主義共同富裕思想的當代表達

與空想社會主義構想的共同富裕目標不同，馬克思主義將遠大理想和現實目標相結合，認為要實現共同富裕目標，必然要大力發展生產力。這是因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以致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盵16]在恩格斯看來，社會主義社會應該“給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給所有人提供充裕的物質生活和閑暇時間，給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盵17]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對如何推進共同富裕進行長期的探索與實踐。毛澤東同志指出，“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使全體農村人民共同富裕起來?！雹俑母镩_放后，鄧小平同志深刻把握共同富裕的要求和目的，他指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雹谶M入新時期，黨中央針對農業農村問題采取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農民收入水平，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推動農村向共同富裕目標邁進。進入新時代，中國共同富裕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打贏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并作出了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三步走”戰略和路徑安排，為促進農村共同富裕創造了良好條件。

（二）歷史邏輯：黨領導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

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的長期探索和實踐，具有深邃的歷史淵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領導人民浴血奮戰、頑強奮斗，開展土地革命，改善人民生活，創造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社會條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實現共同富裕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黨領導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對外開放，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供了實現共同富裕的體制保證和物質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人民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夯實了共同富裕初步實現的物質基礎，具備了實現共同富裕的良好條件。

（三）實踐邏輯：破解加快發展和縮小差距雙重任務的現實需求

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邁上了新的大臺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產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匯儲備國。2022 年，國內生產總值達121 萬億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超過1.2 萬美元，城鎮新增就業1206 萬人，城鎮化率達65.2%③。這些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為實現共同富裕打下了雄厚的物質基礎。但也要清醒認識到，當前我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無論是經濟發展還是收入分配，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以浙江和云南為例，2022年，浙江國內生產總值為7.77 萬億元，云南為2.9萬億元，浙江是云南的2.68 倍④。從城鄉收入差距看，相對差距逐年縮小，但絕對差距仍在擴大。數據顯示，2022 年，云南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2168 元，農村居民為15147 元，與上年相比，絕對收入差距從26708 元擴大到27021 元[18]。因此，促進農村共同富裕，一方面要加快各領域各行業高質量發展，另一方面則要正視城鄉區域和居民收入差距的客觀存在，通過高質量發展來縮小差距。

三、現實困境：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實踐限度

（一）黨建領富能力仍需加強

基層黨組織是引領和帶動農村發展的主心骨，基層黨組織領富能力越強，農民增收就越明顯。當前，部分農村基層黨組織面對新的發展形勢和要求，思路不清、方向不明、定位不準、路子不寬、組織不力、能力不足等問題突出，發展集體經濟的能力極其有限。2021 年，紅河州13 縣（市）1216個村委（社區）中，仍有15.5%的村集體經營性收入低于5 萬元，超過10 萬元的僅占22.3%⑤。黨建領富能力弱，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基層黨組織力量薄弱，缺乏有知識、懂管理、善經營的“明白人、帶頭人”。在H 縣Y 村調研時有村干部反映：“村里‘空心化’現象嚴重，90%以上的青年勞力進城打工，加上這里的經濟條件和環境不好，很難吸引外地人才，只能從村里留守人員中選擇干部?！保ㄔL談資料整理）農村領富人才缺乏、村干部年齡老化、經營理念落后、管理方式陳舊等因素，疊加影響集體經濟發展壯大，對促進農村共同富裕形成障礙。

（二）產業致富渠道仍需拓寬

從整體發展情況看，農村地區上規模、成體系的特色產業發展不充分。一方面，產業布局不合理且內部結構協調性差，產業同質化發展現象較為嚴重，導致農產品量大質低，市場供大于求，農民收益持續下降。調研發現，在紅河南部的H 縣和Y 縣，依托自然資源優勢發展沃柑產業，種植面積超過3000 畝，年產量超過1.5 萬噸，但市場價格卻逐年下跌，在生產成本一定條件下，農戶增產不增收的情況開始顯現。另一方面，以市場需求為導向的農業品牌影響力不足，農產品附加值無法得到有效提升，進而制約農業適度規模發展，呈現出“散、小、弱”發展特點。此外，特色農產品加工業尚未形成規模，特色農業與文化、旅游、康養等產業聯結松散，消解了產業鏈、價值鏈增值效應。特別在山區、半山區，受自然環境和區位條件限制，產業發展模式單一且低效，群眾增收困難，減緩了農村共同富裕進程。

（三）基層治理能力仍需提高

構建完善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的基層社會治理體系，是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動力之源。一方面，邊疆民族地區由于財政收入普遍偏低，無法保證社會事業發展所需的財政支出，農村在義務教育、醫療、養老、社會保障、環境衛生、收入等方面與城市相比，差距依然明顯；另一方面，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任務艱巨，紅河州有7 個縣脫貧摘帽、798 個貧困村脫貧出列、91.32 萬貧困人口脫貧，這些剛脫貧的縣、村和群眾自我發展基礎差、能力弱，具有潛在返貧風險[19]。同時，受經濟下行、自然災害和農民收入穩定增長機制尚未形成的影響，農民增收難度加大，特別是地處邊境一線的村莊，發展內生動力不足和社會治理難度大的雙重壓力，制約鄉村治理效能提升。

（四）文化鑄魂賦能仍需強化

首先，城鄉二元結構的客觀存在，拉大了城鄉文化建設和發展差距，鄉村文化呈現出弱化、邊緣化特征，一些優秀傳統文化面臨日益衰落的危機。在少數民族聚居區，隨著電視、網絡、智能手機的普及應用，越來越多的農村群眾主動或被動接受現代文化熏陶，忽視了本族文化、鄉土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其次，人才缺乏也是導致鄉村文化日益衰落的主要原因，在L 縣D 村，由于人口向城鎮大規模流動，農村呈現空心化、老齡化、留守化特征，而常年生活在農村的群眾，由于自身文化素質和能力的原因，難以發揮鄉村文化建設主體作用，使得鄉村文化逐漸淡化弱化。最后，農村公共文化供給不足，限制了文化引富能力發揮。盡管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已初步建立，但在滿足群眾文化需求上還存在形式化、低效率、低投入等問題。如，M 縣X 鎮由于財政困難，在文化建設方面投入相對較少，使得X 鎮的文化設施配備、文化資源挖掘和利用，都顯著落后于經濟發展較好的鄉鎮，因而鄉村文化建設的單一化、形式化、邊緣化問題也較為突出。

（五）人居環境整治仍需提質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生產生活污染物從城鎮加速向農村轉移，農村生態環境資源被嚴重擠占，造成農村陷入生態空間管理散亂無序、資源利用率不高、生態系統退化等問題，人居環境整治難題不斷涌現。X 村地處M 縣城近郊，相關部門在X 村附近建設垃圾填埋場，由于垃圾處理設施不配套，垃圾轉移傾倒或露天焚燒現象時有發生，當地村民飽受污染之苦，X 村生態環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破壞。而與人居環境關系密切的農村戶廁改造，在部分地區出現推進質量不高、衛生廁所普及求快不求好、糞污無害化處理和資源化利用率低等問題。此外，在S 縣調研發現，由于人居環境管理機制不健全，村莊公共空間普遍存在私搭亂建、亂堆亂放現象，且閑置空間利用率低，美化綠化水平不高，村容村貌與建設宜居和美鄉村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四、路徑選擇：促進農村共同富裕的策略構建

（一）推進鄉村組織振興，夯實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礎

1.提高自身建設水平。一是從思想建設、政治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等方面持續用力，推進基層黨組織標準化規范化建設，切實解決組織虛化、弱化和邊緣化問題，使基層黨組織成為政治強、有朝氣、能干事的一面旗幟。二是選優配強基層黨組織帶頭人，按照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要求，選拔黨性強、覺悟高、有干勁、能干事的村干部。三是以提高能力素質和致富帶富本領為著眼點，通過舉辦培訓班抓實“明白人、帶頭人”培養，從脫貧致富能手、外出務工經商人員、大學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中培養選拔人才，為促進農村共同富裕提供人才支撐。

2.提高黨建領富能力。一是提高基層黨組織抓經濟、謀產業、會經營的能力和水平，充分發揮好其領富帶富作用。這就要求基層黨組織必須具備開闊的視野和創新精神，統籌集體資源開發利用，引導村民發展多種形式經營，因地制宜發展鄉村特色產業，帶領村民走產業發展致富新路。二是創新集體經濟發展模式，拓寬農民增收渠道。有效整合各類扶持資金和政策，大力發展優勢主導產業，以現代經營模式，推動產業融合發展。如M 市K 村黨組織有效盤活村級資產資源，采取村企共建模式，建立“公司+小組+農戶”利益聯結機制，打造文旅融合產業，實現村企共建共享共贏，有效增加村集體和農民收入。

（二）推動鄉村產業提質，夯實共同富裕的經濟基礎

1.強化規劃引領。一是抓主導產業專項發展規劃，謀劃并實施好重大農業項目，形成區域有特色主導產業、產業有發展梯次的鄉村產業發展格局。二是抓特色產業發展規劃，南部要重視發展現代林業、熱區果業和現代牧業，推動梯田種植業與旅游業協調發展。三是抓產業布局規劃，北部重點打造水果、蔬菜、花卉、規模養殖產業，建成以蘋果、梨、桃、楊梅為主的溫帶水果優勢生產區。南部重點發展梯田紅米、特色水果、冬早蔬菜、中藥材產業，建成以香蕉、芒果、荔枝為主的熱帶水果優勢生產區和優質梯田紅米生產基地，加快建設專業化藥材交易市場，帶動生物醫藥原料產業化發展。

2.培育市場主體。一是抓優質主體培育，聚焦生產端，培育一批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保障初級產品有效供給；聚焦產品端和市場端，培育一批加工企業、流通企業、銷售企業，提高產品價值和市場份額。二是抓主體融合發展，發揮州（縣）屬國企對農業產業化的支撐帶動作用，支持國企與各類主體合作組建農業生產經營聯盟，充分運用其資源整合、專業運作和防風險能力，擴大規模效應和農產品消費能力。三是抓小農戶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發揮各類主體帶動作用，鼓勵小農戶通過土地、資金、資產入股等方式，與各類主體開展合作和聯合，建立農業產業化聯合體，統一生產、統一品牌、統一營銷，與小農戶形成穩定利益共同體，探索實行農民負盈不負虧分配機制，拓展農戶增收空間。

3.注重品牌塑造。一是抓品牌建設，政府要出臺扶持政策激勵企業主動進行產品認證、商標申請和名牌創建，推進區域公用品牌、企業品牌和產品品牌協同發展，以生產標準化、加工專業化、研發市場化、包裝藝術化、流通效率化、安全可溯化為重點，打造特色優勢農產品品牌。二是抓品牌價值提升，立足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發現、發掘和搶占產地和種類資源，從品種選育、基地建設、生態種養、生產與加工等方面入手，加速產業集聚、延伸產業鏈條、挖掘提煉產品和品牌差異化價值，注重用文化塑造提升品牌形象，提升農產品附加值。三是抓品牌宣傳，探索“政府搭臺、企業唱戲，產品為主、品牌優先，產銷對接”模式，發動企業參展，提高企業品牌和產品知名度，運用多形式媒體傳播力量，擴大農產品品牌影響力。

（三）提升鄉村治理效能，夯實共同富裕的社會基礎

1.加強鄉村相對貧困治理。一是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一方面，要分類優化幫扶政策，保持資金支持、土地供給和幫扶力量總體穩定，推動各類扶貧資源向鄉村振興平穩過渡；另一方面，要加強對脫貧縣、村和人口的收入變化監測，做到及時發現、及時幫扶、動態清零，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戶和意外致貧戶，加大社會保障和救助力度。二是提升貧困人口自我發展能力。針對貧困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專業技能缺乏、社會排斥感強烈等特點，開展包括文化知識、謀生技能在內的各種培訓，引導他們參與和融入鄉村特色產業發展，增強勤勞致富的內生動力。三是爭取外部力量支持。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社會組織是治理相對貧困的主要力量，要結合自身資源稟賦和產業發展規劃，引入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通過保障外部力量合法利益和降低生產經營風險，以完善的利益聯結機制實現“普惠型”扶貧向“發展型”扶貧轉變。

2.優化公共服務供給。一是建立健全鄉村建設機制，持續加大投入，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人居環境整治、數字鄉村建設和公共服務提供保障，提升城鄉互聯互通和服務均衡供給水平。二是在農文旅融合發展、生產生活污水和垃圾處理等領域，探索通過市場化方式，吸引社會資本參與經營和管理，并提供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等社會化服務。三是完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體系，加強公共服務資源的統籌協調，提高縣城周邊農村地區優質資源的配置水平。特別要針對貧困地區和偏遠山區群眾的現實需求，優化教育、醫療、文化等服務資源供給，確?；竟卜罩鸩綄崿F城鄉均衡。

3.提升邊境治理能力和水平。一是形成以鄉鎮為邊境治理基本單元，推動治理資源下沉。紅河州有13 個沿邊鄉鎮、49 個沿邊行政村（社區）、540個沿邊自然村，沿邊地區總人口超過16 萬，其中少數民族人口占91.3%⑥，這種天然的特殊性增加了邊境治理的難度。因此，提高邊境治理能力和水平，要以鄉鎮為主統籌協調和利用基礎設施、產業發展、民生保障、沿邊開放等治理資源，破解邊境治理難題。二是加強邊境管控，以穩邊固邊促發展。向邊境地區基層賦權增能，優化人力、行政資源配置，建立“一線查、二線治、三線管”機制，加強重點村寨、重點人員管理，嚴厲打擊跨境違法犯罪行為，為邊境地區穩定發展提供保障。三是著力推進邊境現代化幸福村建設，培育壯大特色優勢產業，保障邊境地區民生改善，提升沿邊開放水平，統籌推進興邊富民穩邊固邊工作，確保邊境地區群眾增收、安全穩定、繁榮發展。

（四）加強鄉村文化建設，夯實共同富裕的文化基礎

1.提高農村社會文明程度。一是加強農村道德建設，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建立以評立德、以文養德、以規促德的德治體系，通過訂立村規民約、樹立社會典型等形式，加強愛國、愛家的道德觀、價值觀教育。二是著力提升農村居民的文明素養，通過教育宣傳，提高農民思想道德水平，培育文明鄉風，倡導良好家風，弘揚淳樸民風，推動農村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協調發展。三是提高農村居民受教育年限和水平，增強其自我發展能力。引導農民樹立主動求發展意識，革除“等、靠、要”思想和“懶、散、慢”心理，鼓勵他們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激活發家致富的內生動力。

2.加強文化基礎設施建設。一是建設和完善村民服務中心，為村級組織提供辦公議事、村務公開、信息服務于一體的服務平臺。二是完善村民文化活動室、農家書屋、健身場地等文化場所建設，不定期開展專題講座和實用技術培訓，組織開展群眾文體活動，引導廣大群眾積極參與，使群眾鍛煉有去處、娛樂有場所、求知有陣地、教育有活動。如，K 縣XL 社區，由政府出資建設居民文化廣場，在重大節日組織居民開展文體活動，在鄉村文化熏陶下，居民的凝聚力、向心力不斷增強，XL 社區也因此得以快速發展。

3.推動文化產業發展。一是注重培育市場主體，通過稅收優惠、財政支持等手段，撬動社會資本進入鄉村文化領域。二是深入挖掘鄉村文化資源的價值和內涵，把具有鮮明區域特點、民族特色的文化資源，通過文化再造方式打造精品項目，以市場化運作方式，推動鄉村文化與生態農業、鄉村旅游融合發展。三是發揮鄉村文化的強滲透、強關聯效應，以鄉村文化建設提高文化品位，吸引鄉村文化人才投身民間工藝產品開發、鄉村文旅服務和特色文化傳播，實現既滿足農民精神需求，又促進傳統文化傳承和發展的目標。

（五）改善農村人居環境，夯實共同富裕的生態基礎

1.提高人居環境整治質量。一是扎實推進農村廁所革命，聚焦改廁質量不高、糞污處理方式單一等難點問題，因地制宜采取靈活多樣的改建模式，制定統一的改廁標準，規范施工和強化質量管控；加強廁所糞污無害化處理，對有條件的村莊和社區實行污水管網統一處理，提高糞污資源利用率。二是提升污水處理水平，在農村水源保護區和人口密集區域，以生活污水、河塘溝渠、黑臭水體為整治重點，運用人工濕地、土壤滲濾等污水治理新技術，對重點區域污染源進行控源截污，對河湖進行清淤疏浚和水體治理，對山、林、田進行生態修復。三是加強生活垃圾處理能力，針對農村垃圾分散、處理單一和轉運設施簡陋問題，加大環衛基礎設施投入，一體化推進垃圾分類收集、轉運和處理，加大對農村建筑垃圾、廢舊農膜、各類塑料制品回收處理。

2.推動村容村貌整體提升。一是加強農村公共空間治理，依法依規拆除、清理違建和雜物，分類核實登記公共用地使用和閑置情況，引導村民參與公共空間治理。二是加強“綠美鄉村”建設，充分利用村莊公共空間、閑置空地、庭院栽種果蔬、花木等，綠化美化村莊環境，并以植樹造林方式，加大對荒山、荒地的綠化力度。三是加強特色資源保護和利用，強化鄉村河湖濕地、古樹名木、傳統村落的保護，同時對特色資源進行適度開發和利用，以鮮明的鄉土特色和人文優勢，創新業態、創造價值。

3.推動生態效益轉化。一是創新生態價值實現方式，落實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發展要求，以“生態+”業態融合為抓手，重點發展以生產綠色有機食品為主的生態農業，以休閑康養為主的生態旅游，推動鄉村各類要素、生態財富向物質財富轉變。二是創新研發生態產品，充分利用農村生態資源，發展生態產品精深加工，拓展優質生態產品呈現形式，擴大品牌生態產品的生產能力，提高市場流通水平，實現農村生態產品市場化經營，切實把生態優勢轉化發展優勢。

注釋：

① 1955年7月31日，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提出。

② 1992年1月至2月鄧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視察進行的重要談話。

③ 數據來源：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和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

④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數據計算得出。

⑤ 數據來源：云南省農業農村廳2021年全省村集體經營性收入情況表（https://nync.yn.gov.cn/html/2022/shushuoyunnans annong_0825/389874.html）。

⑥ 數據來源：2022年紅河州領導干部經濟工作手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