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朝云南匪患探析

張 瑜，張亞棟，李 永

（1.云南師范大學歷史與行政學院，云南昆明 650500；2.滇西科技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云南臨滄 677000）

“作為一種特殊現象，匪徒活動是絕不可能脫離于它所威脅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秩序而存在的?！盵1]清光緒朝處于中國封建統治崩潰的前夜，是西方勢力不斷深入中國內部，社會、經濟和政治秩序發生劇烈變動的歷史時期。從發生與影響來看，清光緒朝的云南匪患不應該僅是一種單純的病態社會現象，還是進窺晚清邊疆社會治亂、經濟興衰、政治平順及邊防局勢變幻的典型表征。然而關于此類問題的專著和史料匯編多集中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云南剿匪斗爭①。從研究時期來看，多聚焦于民國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及新中國成立初期②。東北地區、山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皖北地區是研究的重點區域，成果較豐③。此外，在災荒、邊防、海關、地方社會治理、警政等問題的研究中對云南匪患問題略有涉及④?？梢钥闯?，光緒朝云南地區的匪患問題并未被重點納入專門研究視野之下。然而從歷史研究的取向來看，處于世界局勢驟變時期的光緒朝云南匪患問題所內含的社會歷史信息，無疑是進一步解讀、研究近代社會歷史狀況，探析西南邊疆治理及安全形勢的獨特視角和有價值的切入點，是值得學界深入探究的重要歷史問題。本文將重點圍繞以下三個方面對清光緒朝云南匪患問題展開研究和分析：一是清光緒朝的匪患在云南邊疆地區呈現出何種態勢和特征；二是探尋云南匪患在光緒朝泛濫成災的深層原因；三是關注英法進踞中南半島，中國邊疆形勢發生重大嬗變之時云南的匪患狀況。

一、清光緒朝為禍云南的主要匪類

史書記載中“匪”一詞直接或單獨出現并不多，常以“匪人”稱之，如“否之匪人”[1]，“以臣弒其君，子弒其父，故曰匪人?！盵2]；或以盜、賊、寇、亂民等詞稱之，如“寇賊奸尻”[3]，“盜，私利物也。則凡存私利物之心者皆得謂之盜”[4]。直至清嘉慶朝，白蓮教、天地會等民間秘密結社興起后，“匪”一詞始獨立出現在大臣奏折和中央諭旨之中。隨后，盜匪、土匪、教匪、會匪等稱謂開始廣泛運用于官方文件和史書中。目前學術界對于“匪”一類社會人群已有較清晰的定義，認為“匪”是“超越法律范圍進行活動而又無明確政治目的，并以搶劫、勒贖為生的人?！盵5]清代“匪”的類型除官方文獻中常見的土匪、劫匪、盜匪外，一概將違反大清律例的組織或個人以“匪”冠之。從匪徒生成的原因來看，清光緒時期流竄在云南境內“匪”主要有六類：

（一）游匪

指在滇、川、黔、桂等省交界的插花地或中越、中緬之間的甌脫之地、邊境線上流竄作案的匪徒。主要有來自四川的蠻匪、藏區的巴匪、蕃匪，粵西的粵匪；邊境線上則有越匪、緬匪。這些匪徒不僅動機難以捉拿，且常與各地土匪勾連不斷集結匪力。如時常游蕩于滇省境內的粵匪，在光緒朝之前既已“黨羽固結”[6]801，到光緒朝已“久成悍賊”[6]801，“窟穴既多，股數尤繁”[6]801。盤踞在中越、中緬邊境的境外游匪往往趁中外關系緊張或國內動蕩之時入滇劫掠，如光緒十九年（1893 年），“越南北圻處處與滇接壤，股匪充斥……近因滇越界務已有定議，遂以為毗連地方皆已屬法，相率狂竄”[7]。七、八月間，“游匪乘隙擾及黃樹皮一帶……茲幸攻剿得手，游匪皆敗過黑河，藍線舊界已無賊蹤”[8]。

（二）兵匪

主要由駐邊兵勇轉變而成。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由中央要求裁汰但安置不當的兵勇轉化為匪。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光緒帝御令各省裁汰兵勇以節餉需，且不顧云南邊防布控“又準戶部咨催云南所裁兵勇”[9]。情急之下，云貴總督崧蕃只得先將粵勇和猓黑土勇裁汰。這部分兵勇驟然失去營生，粵勇極難返回原籍，被迫淪為匪類。少數民族土勇本身“夷性椎魯”[10]32，且受過軍事化訓練，為禍更深。第二種是滇粵昔年出關遣撤的黑旗兵，部分在梁三奇的帶領下留在越南。光緒十四年（1888 年），這支部隊被阮朝軍隊擊敗后潰散于越南、老撾或甌脫之地擁兵自重，被清廷視為游匪。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越南游匪大規模為亂滇、桂時，常與這些“滇粵昔年出關遣撤之軍相為附麗”[11]327。此外，太平天國起義、杜文秀起義失敗后遁入西南地區和緬、越的余兵也淪為兵匪。兵匪防剿難度最大，官府耗力最大，收效甚微，極難剿滅。

（三）會匪

指民間秘密組織哥老會成員，俗稱袍哥。早在光緒九年（1883 年）之前，哥老會即已在滇省城鄉廣羅信徒。該會黨“通省以迆東之曲靖府屬南甯平等州縣，及昭通、東川兩府屬為尤甚，毗連川黔，匪黨既多，句結最易”[6]425。哥老會對滇東北地區的控制最為強勢，危害最深。鑒于其組織方式，以及滇東北地區與川、黔相毗連的地緣優勢，哥老會勢力在此三省便于勾連而形成地方割據勢力。且該會黨在民間一直有語焉不詳的“反清復明”主張，被清廷視為心頭大患。光緒十八年（1892 年），王文韶上呈光緒帝的奏折中便著重提及該會黨放會結黨、累累控案、聚眾謀逆，暗中操縱成員放火劫掠、大行反抗清廷之事。光緒帝視會匪為心頭大患，一再警醒各省將軍、文武對其痛加圍剿。

（四）拳匪

該類匪徒多為義和拳（團）被擊散后的拳民，是與清廷對抗且具戰斗力的武裝力量。因“川省自去年拳亂后余風未殄，成都等屬游民實繁，生計既竊，流而為匪”[6]892，主要活躍在滇、川、黔交界的山澤荒袤之地，在云南“以敘、永兩屬為最”[6]425?！捌錁屝悼炖蜻^防營勇役，追拿轉難得手”[6]892“往往偽為商旅人不及察”[6]892，在三省交界“此拿彼竄，飄忽靡?！盵6]892。拳匪戕殺朝廷命官之事時有之，珙縣副將岳培高便是死于拳匪之手。拳匪在川、滇、黔各州縣劫掠商幫，“每案失銀二萬數千兩，比復有糾搶屏山鹽店、犍廠鹽本之事益”[6]892，攘利日厚，釀害日深，是拳亂衍生出的新的社會隱患。

（五）教匪

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英法等國獲得在內地傳教的特權，有相當數量的天主教、基督教傳教士、教徒借助“保教權”進入滇省開展殖民化傳教。其中一些教士、教徒勾結地方惡勢力對百姓肆意豪奪，并通過暴力或哄騙的方式搶占地皮、租田放貸、強修教堂。不僅不遵守清廷規定辦理相關事件，還時常逃避關稅，藐視政府，更有甚者與本國政府勾結在中國境內私設武裝、私運軍火。這類匪徒導致民教沖突不斷，不僅引發百姓的仇教情緒，更激發了滇省人民強烈的反抗意識，成為清末滇省教案頻發的主要原因。

（六）廠匪

該類匪徒隨云南近代礦廠的興起而衍生。隨著蒙自、思茅、騰越相繼正式開埠，云南近代工業快速發展，銅、金、錫、鹽等礦廠紛紛建立且利潤頗豐，吸引了大量匪徒嘯聚為廠匪。如個舊錫廠收益豐旺，砂丁眾多，廠匪便“往來臨、個結黨橫行，招集徒黨開賭、占尖”[12]448，并召集舊黨“謀為叵測”[12]448，嚴重擾亂錫廠的生產秩序和當地治安。遭清廷圍剿后，眾廠匪逃竄至蒙自，時值法國勘探鐵路之際，便借機以“拒修鐵路、仇洋”[12]448為名煽惑愚民，裹脅廠工攻撲蒙自，謀殺法國路工，焚劫洋關，燒毀稅司和個舊錫廠，造成極大的經濟損失，更為清廷與法國緊繃的外交關系增添隱患，中外沖突一觸即發。

二、云南匪患的特點

（一）土司、官員與土匪勾結構亂地方

清廷歷代對云南“改土歸流”，但許多地區實際上仍被土司所控制。土司之間因搶奪地盤和土民屢起爭端，如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云南永昌府屬之孟定土司，與順甯府之耿馬土司索債起釁，互為焚掠，幾至肇興邊患”[10]45。甚有土司與土匪勾結對抗清廷，如云南永北廳屬北勝州章天錫違例私自承襲土職后，“日益驕橫肆行，罔并不遵制護城，輒于所屬華榮莊建立土署，私設監卡，擾害地方，種種不法”[10]45。光緒十一年（1885 年），章天錫率匪將土千總李鳳文一家殺害。永北廳多次傳喚，章天錫均置若罔聞，反修筑碉堡、挖掘壕溝，廣招亡命之徒，欲武裝對抗朝廷。經多次剿捕，章天賜不僅繼續“負固死拒，并勾結所屬黑夷迎撲官兵營壘”[10]45。雖終遭剿滅，但為禍已深。此外，官兵與匪徒勾結，受賄獲利的現象也屢屢發生。如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寨民沈文林之弟沈三，勾通匪首李三明為之內應……該總兵稱欲將其正法。試用巡檢梅汝霖得受重賄，代為說免，得賄數百金”[10]44。

（二）多與民族矛盾及邊疆安全局勢變化相關

云南作為我國少數民族類型最多的省份，不僅地處邊疆，多山區、煙瘴之地，且資源不易獲得。上層民族多奴役、掠奪下層民族的人口和資源，多個民族間的糾紛和械斗時有發生。

滇省的廣南、廣西兩府幅員遼闊，沙夷雜處，種類繁多。光緒十七年（1891 年），師宗縣知縣鄧宗裕秉稱邱北縣夷匪盧以松連年率黨搶擄，“率領沙夷土匪約三百余人來至縣屬之蚌別蓸地方搶劫村寨戕殺民人。十七日，又復糾約匪黨五六百人圍攻平寨，勢甚猖獗。二十日，有積匪馬七等帶領多人潛來城東二十里之馬路橋游弋”[13]787。光緒二十九年（1903 年），鎮邊倮佧夷匪先后滋事，攻據漢土城寨，“猛龍寨、班令寨匪首，即猛戛之張家烈，糾集那巴等數十寨倮佧各匪，圍攻上下猛允，勢極披猖”[10]41。云南東川府巧家廳屬之江外二十一寨界連川西，滇夷與巴蠻互相勾結，時出滋擾。此外，越、緬游匪亦趁亂時時入侵我邊境焚掠地方，搶奪礦產和財物。如光緒三十四年（1908 年），“亂匪突入我邊，攻陷河口要隘，戎邊將士或戰死，或潰降。該匪遂倚河口為根據地，斫毀電線以阻救援，廣納潰卒、游民分投逆函偽示，以圖勾煽。知蒙自為中外通商之所，個舊錫場為財產最盛之區，亟以輕隊疾趨而西沿蠻河上犯。數日間，即由壩灑、田房、新街直犯，蠻耗入邊已三百余里”[6]214。

（三）秘密結社、宗教、匪患復雜交織

經過歷代的發展與衍變，清光緒朝云南已教派林立，外來宗教、哥老會勢力遍布全省。因教派內部沖突、仇視外教、秘密結社引發的匪亂時有發生。如云南回教新教匪黨蓄意挑起新老教派之間的矛盾。光緒十八年（1892 年），“叛黨回酋他郎三阿轟，馬成麟之子馬永才系新教頭目，由甘肅潛回云南至婆溪地方，妄稱真人出在伊教，煽惑愚民私造軍器，欲與老教回民挑釁”[13]787。又如，光緒二十年（1894 年），云南永北廳屬之魚硐坡夷酋丁洪潰“勾結放羊坪崖腳、密地等處吳營管事谷老四等，自恃地險，不時出掠，附近數十里漢民深受其害……丁洪潰等自知罪在不赦，遂麕聚水頭山，謠言大劫將臨，活佛出世救護。偽稱谷老四父子為活佛，身披黃衣，手搖金玲，自言符水可救人命。以致川滇邊地、羅羅、西番聞風響應，紛紛均往水頭山燒香。旬日之間，聚眾數千。該匪慣能用藥迷人，一入其黨，至死不悟。雖經出示曉諭，解散脅眾不少，而匪黨仍復固結不散”[27]46。宗教對立派互相傾軋而引發紛爭，或披宗教外衣利用民眾廣結黨羽引發匪亂，清廷拿辦和治理均有極大難度。

（四）匪徒往往跨區域聯合流動作案

匪徒借助云南特殊的地理區位，往往呈現跨區域聯合流竄作案的特點。一方面，云南地處極邊，與越、緬匯有曲折的邊界線。一則這些地區“外連野夷，叛亂靡?！盵14]548，且受“西南兩防強鄰逼處，隘口繁多”[14]548，以滇省兵力不足以對其形成有效巡防。光緒二十二年（1896 年），“土匪繆八等突由緬甸地方勾結野夷，闌入鎮康夷地，焚掠村寨，潛窺土城……該處地處極邊，為游匪潛匿、野夷出沒之所，以致盈千累百，易于聞風嘯聚”[14]548；二則云南與越、緬之間多甌脫之地，如“騰越西北界外各野犿深山散處，火種刀耕，自立頭人，互相雄長，不滇不緬，為歷來甌脫之地，向皆度外置之”[15]。這些“三不管”地帶成為游匪安營扎寨的理想場所，為其流竄作案提供了便利；三則境外匪徒因本國政局動亂潛入滇、桂，與當地匪徒類互相勾結。如光緒二十三年（1897 年），清廷再三諭令各省裁汰兵勇，云貴總督崧蕃將粵勇、猓黑大行裁汰。隨后，“與夫軍營脫籍之兵，莫不以游匪為歸，而為民、為兵、為匪，幾無可辨。抄擄日廣，浸淫以及滇黔”[11]327。導致光緒二十七年（1901 年），發跡于越南的粵邊游匪遁入滇、桂，與淪為匪類的兵勇、流民勾結引發了大規模的匪亂。另一方面，云南與川、黔、桂、藏等多省毗連。交界毗連地區不僅“山勢極其險峻，巉巖壁立，袤延一百余里”“終歲為瘴霧籠罩”[16]587。煙瘴盛行、水土惡劣、“種夷繁雜，民俗兇頑”[16]587，光緒朝時已對這些區域無力顧及。川滇、滇黔、滇粵、滇藏交界之處情況復雜難理：一則隘口繁多，“綜計滇、粵接壤之處，沿邊上下數百里，頭頭是道，防不勝防”[11]467，無法對匪患嚴密守御；二則游匪往往跨區域聯合作案，官府疲于應付。如光緒二十四年（1898 年），“粵邊游匪既不時過界肆行劫掠，川邊土、會各匪又復勾結內地奸徒恃眾搶奪，以致盜劫之案，層見疊出”[16]459。三則匪徒多選擇“進可攻、退可守”的交界之地。這些區域是過路商賈必經之地，又與險峻之地相連，如“滇粵交界地方，東則廣南府，屬之剝隘。東北則羅平州，與貴州興義縣屬之黃草壩皆系商賈輻輳之區，夙為游匪涎羨”[16]930。占據此類地方，游匪既能夠搶劫獲利，又能迅速退距難攻之地，不易被抓獲。

三、清光緒朝云南匪亂叢生的原因

“歷史告訴我們，什么時候政治沒落了，土匪便蠢蠢欲動?！盵17]一方面，鴉片戰爭后，清廷處于被動的自保狀態，喪失了維護內部社會穩定的能力。另一方面，英法將緬越兩國收入囊中，并計劃從西南邊疆深入我國西南腹地，將勢力范圍分別擴大至西藏、長江流域和兩廣地區。在此情勢之下，西南邊疆的云南成為國家內憂外患的首沖之地。本文將從內治和外防兩方面分析光緒朝云南匪患叢生的原因。

（一）積重難返的內治之困

1.人口增殖引發的資源短缺

首先，18～19 世紀中葉，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進入人口迅猛增長時期。一方面為生產活動提供了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則由于人口增殖速度與社會發展的不匹配引發了嚴重的資源緊張。此時，因激烈的商業競爭，外省商人、民工開始將商貿活動向云南轉移，在滇建立穩定的商業版圖?！霸颇仙虡I自古不振”“民風純樸，不工操奇、計贏之術”[18]，因此“外夷雖產礦硐，不諳煎煉，多系漢人赴彼開采，食力謀生”[19]。外省商人、商幫和客民的涌入使得資源的爭奪日趨激烈，滇民與外省客民間的互斗屢有發生。其次，因太平軍、捻軍、回民起義軍引起的嚴重兵災，及隨城市近代化流入滇省的難民、流民，都成為云南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最后，19 世紀下半葉，緬越兩國的階級和民族矛盾異常尖銳，經濟脆弱不堪，民眾生活困苦難挨，原在兩國經商和定居的華僑紛紛入滇避難，當時“流寓越南難民數千人，奔投入關”[20]。國內外難民、流民的涌入也使得云南的人地矛盾更加突出。據統計，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云南人口數增長了1200%，但登記在冊的耕地面積增長率只有33.42%，糧食供應遠遠無法滿足劇增的人口需求。此外，礦產資源也被移入的商人、客民所占據，隨著資源優勢的喪失，云南基層社會內聚力被削弱。土漢之間因爭奪糧食資源、礦產資源及生存空間沖突不斷，為社會治安的維護增加了難度，且更易滋生盜匪活動，當時的匪患占據社會問題的比例多達三分之一。

2.災荒頻繁加劇經濟蕭條和吏治腐敗

相較于其它時期，光緒朝云南的復合型災害頻繁且普遍，其間有24 年屬于多災并發或續發期[21]。旱災、澇災、地震、冰雹，及相應的次生災害，瘟疫、蟲災、鼠患前所未有。從清代檔案所載的統計來看，該朝關于云南水旱災害史料合計1464 條[22]，為清朝之最。有學者將這一時期災害并發的原因歸咎于18～19 世紀中葉前期人口膨脹導致的無序墾殖并不無道理。云南地區兇旱交迫，民不聊生，死于路邊、溝壑的餓殍比比皆是，引發的經濟崩潰加劇了云南社會的動蕩。

首先，重災之下，為維護地方穩定，清廷需撥銀糧大力賑濟，致使中央財政支出驟增。光緒十四年（1888 年），威遠廳屬西薩等鄉重災，云南巡撫譚均培上奏呈光緒帝：“蒙自縣疫斃人民四千九百二十二丁口，共賑銀一千九百四十四九錢。內除該縣紳民捐助銀三百四十四九錢外，實發銀一千六百兩。阿迷州除故絕之戶毋庸賑撫外，尚有被疫、被災九百二十八戶，共賑銀五百五十三兩一錢。內除該州捐銀五十三兩一錢外，實發銀五百兩，共由局籌發銀二千一百兩?！盵23]234此外，清廷還需減免受災地方稅金，如“將西薩鄉大石堆積、不能墾復田畝，應完條丁等銀五錢三分、秋糧五斗三升永遠開除。其余尚可分年挑修，應請勒限四年墾復再行納糧”[23]198。隨著財政支出劇增，財政收入銳減，清廷財政更加捉襟見肘。光緒十三年（1887 年）石屏地震，“據該處被災太廣，情形奇慘，前項銀兩城鄉合計尚屬不敷”[23]99。財力不足大加弱化了中央對地方社會的掌控，成為云南匪亂不絕的重要誘因。

其次，重災頻發對云南的農業系統造成極大打擊。一是普通民眾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和其他生活來源。農田被毀，失田者的苦楚無需贅言；商業凋零，從商者無以為業。云南的許多支柱產業，如釀酒業需要大量谷物，而在災荒之年百姓食糧尚不夠，更不可能以釀酒，大量酒商淪為失業者。這些人為生計被迫鋌而走險，“其強而黠者，嘯聚劫奪，甚至圖及鐵路，圖發洋財”[24]306“目前迤南一帶盜賊遍地，商旅非結隊不敢行。即我土著之人，亦非攜軍械帶從人，亦不敢出門一武。盜殺之案，層見疊出”[24]306；二是糧價暴漲，對以農為本的底層百姓無疑是創傷性的打擊。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昆明、昆陽等二十多個州縣因重災致糧價騰貴，市場中每百斤米需要七兩以上的銀錢，高出往常數倍之多，百姓遠不能負擔，困苦異常；三是導致商貿市場混亂不堪。災后糧食本已貴不可擔，百姓貪蠅利擾亂糧市秩序，使得“市面常驚”[24]306?！按迕褙澞壳靶±?，盡其所有賣之。及災荒漸劇，意中所期必收獲者全失所望。復將前日所賣之錢，數倍其價而買之。及至目前市場，米日少而買米之人日多，歲至無可購之處?！盵24]308生存危機導致官民關系進一步惡化而形成民亂：“去年六月間，建水、蒙自、開化等處市上無米，饑民大擾?！盵24]306游匪流竄作案亦愈加頻繁，使得災民處境更加雪上加霜，“三月初間忽有游匪千余（聞系趙爾豐巴塘兵變所竄入者），自大理府云龍州起事，到處搶掠。各匪均有快槍，由云龍往取永昌府之永平縣，由漾濞趨蒙化。經營兵赴三騰汛防剿，匪竟與兵戰，官兵敗績。屬民死傷無算，迤西一帶人心惶惶?！盵24]307

最后，吏治的腐敗使重災之下的賑濟虛與委蛇。地方賑災官員不作為且借機橫征暴斂?！肮倮舨晃┎晦k賑，縣征收較前茍急”“不惟不實行賑濟，且借賑濟以吞巨款”[25]303“各州縣好父母官匿不上聞，追比錢糧更加緊急。省中大吏，概不得知?！盵24]306賑災之舉反被貪官利用成為獲利之機。官員借機貪污腐敗，如云南賑米局何光燮在滇民饑饉之時“利令智昏，勾結轉運局委員，從中設種種方法克扣夫馬腳、出入米價，坐分余潤以飽私囊”[24]310，令人不由得感嘆：“嗟呼！同胞割其肉以食其同胞”[25]304！

3.多民族摩擦引發的對立和沖突。云南自古多民族的社會組成無需贅述，由于歷史發展的差異性，各民族的經濟結構和發展程度各異。此外，文化包容性的迥異性也尤為突出。從經濟結構方面來看，雖歷經了清初的廢莊田制度、解放農奴，廢除軍屯制、解放軍戶，以及改土歸流等重大舉措，但至光緒朝云南少數民族中的獨龍族、景頗族、傈僳族、布朗族等仍處于原始氏族部落時期；小涼山彝族的大部仍采取奴隸制經濟傳統；土司地區是領主制經濟；處于較開闊腹地的、經濟較發達地區的民族是封建制經濟模式；昆明、蒙自、思茅、騰越等較大商業中心和商埠則已出現資本主義生產經營方式。不同經濟結構下，各民族經濟的近代化程度極端不平衡，白族大部、麗江納西族、滇東北回族等經濟發展程度較發達，漢化程度較高；其他如傣族、瑤族、哈尼族、苗族、土族等經濟落后，文化兼容性低，對他族文化多持排斥、敵對態度。受以上因素影響下的政治、經濟、文化多因素拉扯，民族沖突常常是前事未彌后釁又起。

一是表現為當地土民對外來移民，尤其是漢族、回族等大股外來移民的敵視。沖突的導火索往往源于資源爭奪和搶占生存空間。清前期入滇移民多涌入較大市鎮、交通中心或礦區，后期則逐漸深入山地等少數民族聚集區。佧佤、倮黑、野佧、羅羅、苗僰、沙夷等土族因漢人的遷徙、墾荒，生存空間被不斷擠壓至滇黔的中間地帶，多為深林密箐、荒蕪、煙瘴之地，不宜糧食種植和長遠發展。滇省原住民的生存之道日漸狹隘，他們“原來正常的生存區域、生存空間開始向病態發展，這樣就勢必會促使社會邊緣群體與邊緣職業、邊緣生存區域的畸形發展?！盵26]此外，“滇省廣南、廣西兩府州屬幅員遼闊，沙夷雜處，種類繁多，其間安分者固不乏人。而夷性椎魯，絀于生計，習俗相沿，專以搶劫為業，此亦風氣使然也”[10]32。部分少數民族仍采用的是原始生產方式，尚未開化，夷性頑固，其生計被剝奪后，往往采取極端的掠奪方式，形成輩輩以匪為業的習俗，成為積匪，或實力雄厚的武裝集團。

二是云南地方土司與中央政府長期存在的政治對立。雖然清廷經歷代的大規模改土歸流對土司地方的管控已大為加強，但土司仍直接掌控著土地和人民，中央政府只是形式上的羈縻。耿馬、孟連、隴川、干崖、孟定、鎮康、納樓、遮放等土司仍握有地方的絕對實權，并不斷挑戰中央的管治。如光緒十七年（1891 年），在夷匪首領即原北勝土州章天賜的指使下，“鎮邊文武會同勘界，猝被夷匪聚眾攔截，參將傷亡”[27]78。此后,章天賜繼續在“一隅負固，叛跡昭彰，私筑營碉，反顏抗拒”[10]35。又如，光緒三十一年（1905 年），“云南巧家廳叛夷祿汶義逃匿川境時復糾黨滋擾，勢甚猖獗……該匪自潰踞跑馬坪后，分遣悍匪駐扎子口各處，修筑碉樓、營房以抗我軍”[10]50，針對土司的此類盤踞性對抗，而清廷采取的一昧鎮壓、剿滅、逮捕等武裝暴力措施，治標不治本，反致匪焰更熾。

（二）捉襟見肘的外防之痛

“如果把這一切都僅僅歸咎于傳統的作用和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那將是特別不公正的，正如簡單地將外國帝國主義視為唯一的罪魁禍首也同樣不公正一樣?！盵28]除去國家內部治理的失控外，19 世紀中后期，伴隨英法列強在中南半島的擴張和侵略，我國邊防局勢驟變，這是滇省匪患愈加難控的重大外部誘因。邊防壓力之下，英法列強加緊了在云南的爭權奪利，加重了滇省的社會負擔，亦增加了民眾的生存壓力。內外雙重壓迫之下，民眾的反抗和斗爭情緒不斷激化，匪患便如洪水猛獸廣為滋蔓。

1.清廷與越、緬宗藩關系的終結使得西南邊防形勢驟變，加劇了云南邊疆地區的匪亂態勢。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后，英法勢力深入我國內陸地區，并在中南半島不斷擴大侵略戰爭，妄圖通過占領緬越進入云南，打通至長江等內河流域的西南通道。越、緬兩藩屬國西南的第一道防線，中越、中緬之間的習慣分界線則是第二道。一旦越緬淪陷，不僅宗藩關系消亡，這兩道防線形成的邊防安全網也隨之被沖破。

越南自1858 年成為法國武裝侵略的目標。重壓之下，越南的民族與階級矛盾相互交織，社會動蕩不安，北圻匪患迭發且頻繁滋擾中越邊境。為彈壓邊境匪患，維護邊防安全，清廷一面基于宗藩關系應越南請求數次入越剿匪，一面亦覺察到法國壓境的危機而不斷增兵北圻以“保藩固圄”。此時，匪患問題尚能在宗藩體制內得以解決。然而，光緒九年（1883 年），隨著法國取得對越的實際控制權，清廷失去了對越南的宗主國地位，中越間依托宗藩體制所營造的地緣政治安全格局受到猛烈沖擊。中法戰爭結束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中越邊境一直處于戰亂頻仍的動蕩之中，“匪患”頻發的狀況長期存在[29]。緬甸方面，有鑒于滇越邊疆形勢的警示，光緒帝雖下令在西南一帶嚴防，但未采取強硬的軍事行動。光緒十一年（1885 年），英國完成對緬甸的侵吞后撕毀與清廷的“三端”協議，先后占領了隴川的漢董、野人山界的昔董。內憂外患之下，中越、中緬邊境匪亂頻仍。光緒十四年（1888 年），滇南跨境倮黑頻繁叛亂，該股夷匪盤踞之地正北、東北界連緬寧，東、東南界接威遠、思茅，南、西南界連孟連土司、緬甸，正西、西北是卡瓦野山和猛猛土司之所，山深菁密，多煙瘴之地。早在嘉慶年間，清廷便發兵捉拿，均沒能將其徹底鏟除。至光緒朝，“張炳權、張登發父子作亂，猶借口復仇，煽惑夷眾”[30]，多次引發大型匪亂。同時，先年潛往越南并占據猛蘇州地方的木戛寨土匪陳定邦等也“屢復糾匪黨回內地掠奪滋事”[30]。

2.綠營窳敗，新軍未成氣候，無力履行云南基層社會的維穩及戍邊功能。綠營除軍事防戍外，還具稽查匪類、防守驛道、護衛行人等職能。乾嘉朝裁撤后，綠營兵大為減少，戰斗力低下，經杜文秀起義和太平天國運動后駐邊能力大大削弱。再者，汛塘體系的潰散更使清廷失去了對基層社會的控制力。為“圖自強而彌禍端”[31]838，光緒帝于二十一年（1895 年）下旨“減兵額”“以籌餉練兵為急務”[31]838，拉開了裁撤綠營，改練新軍的帷幕。然滇省因內患及邊防吃緊并未依旨全數裁撤綠營，經戶部咨催之后才無奈粵勇和倮黑土勇酌減。清廷通過裁撤綠營騰出糧餉以建設新軍之舉進展并不順利，嚴重影響了新軍建設進程及成效。

新軍未成氣候，近代巡警制度也尚在建立之中，這使得邊防告急之下云南基層社會的維穩工作無法保障，給予匪徒作亂的契機，大批境外游匪趁隙入我國境大肆劫掠。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李經義上呈光緒的奏折中痛陳此事：“稔知綠營積弊過深，瘴鄉尤非客勇所宜”[32]756。且云南的臨蒙、開廣、騰越、順甯以及猛烈、盞達、師宗、羅平等屬均為西南最要門戶，戰略位置險要，“土、游各匪出沒之區地險瘴深，非就地各設團營難期得力”[32]760。但長期以來“有每屬年練數百人之舉，因經費無著，大都不給口糧，以致有名無實，尚鮮實效”[32]760。為此，李經義建議從紳民的鹽捐，西南團營的隨糧，地方原有公租、升斗等三項款目中支取，用于團練招募、練兵及購買槍械，望能重建有力的武裝力量以維護滇省治安和邊防。但在如此捉襟見肘之際，清廷仍不斷向滇省攤派款項，嚴重阻礙邊防武裝力量的建設。光緒三十年（1904 年），已調任貴州巡撫的林紹年痛陳滇省財政之累，請免再派云南款項：“本年迭奉廷寄、部咨、練兵處咨奉旨飭籌各款。復經臣與督臣及各司、道迭次熟商，凡各局所差缺、漏規、中飽、外銷、浮費等項，前次實已剔提凈盡，未可再事追求。而值此時事艱危，練兵要政非各省協力籌湊，則所關極鉅，問心何安？”[32]822“但目前苦瘠如此，又迫近緬越，路工、游匪處處可虞，當此民心未靖，民力拮據，先后奉派籌款已認解至四、五十萬之多，實已極形匱竭”[32]824。政治、財政、軍事彼此之間無力支撐，清廷整體運轉已大部失靈。此種情形下，任何革除時弊之策均無法有效施展。

3.外來宗教持保教權入侵引發云南民眾廣泛的文化對抗心理。世居與遷入云南的民族種類為全國之首，五大宗教俱全且民族宗教林立。各民族間雖大都相互認同、尊重各自的文化及宗教信仰，但危局之下沖突不斷，各類匪徒亦趁亂為禍四方。第二次鴉片戰爭后，西方宗教勢力持特權進入云南，引發多元文化、多樣信仰間的持續沖突。西方傳教士勾結當地匪徒大肆違法犯罪，對匪患的泛濫無疑是助紂為虐。如光緒九年（1883 年），法國司鐸張若望拉攏浪穹地方無賴李九、劉玉壺、李雜貨等加入天主教會形成一股教匪，“朋比為奸、橫入民家、扯去神主，估貼天主牌位，遇有不愿附從者加以毀謗之名，或指為盜賊之類，傅入經堂，肆行吊打，逼令奉教，誣陷拷磕，無所不至。然尤有甚于此者，無論奉教、未奉教之婦女，計誘惡霸，任意恣淫”[33]，引得民怨沸騰，教堂被百姓合力搗毀，教匪也被誅殺。

此外，列強囂張行徑亦使百姓將怒火轉移到教會。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法員估運軍火一案中清廷一再退讓，但“方蘇雅復率眾執槍入局、估搶入城，紳民鼓噪群起搜查”[32]318。該事件不僅引得“沿途紳民嘩噪”[32]318，其囂張行徑更使得本就緊張的中法關系劍拔弩張。群情激憤之下，民眾“被匪徒煽惑，分往空間各教堂肆鬧”“人如山涌，隨處聚湊，凡近洋寓、教堂，街巷悉皆填滿”[32]318。民眾和匪徒合力攻擊、焚燒教堂，打砸、搶奪物品，驅逐教士及親屬。除去法教堂，民眾的怒火亦波及英屬教堂、房屋和公寓。平政街法國老教堂、城外狗飯回教堂被焚毀，永甯宮新教堂被抄，英屬龐家花園、綠水河小教堂、東城根洋寓也遭匪擾。英屬中和巷大耶穌教堂、昇平坡救恩堂、羊角巷洋寓也險遭打砸。

外來宗教引發的矛盾沖突激起云南民眾廣泛的文化對抗心理，從側面折射出云南各族人民的國家意識已經開始被喚醒，是對英法侵略、蠶食西南邊疆，掠奪滇省資源的強烈回應。但民眾也被匪徒所利用，成為其擾亂社會秩序、挑起中外矛盾、坐得漁利的工具。永平教案、永北舊衙坪教案、路南教案、永善教案、賓川教案均是外國宗教勢力與匪幫勾結，或披宗教外衣釁起匪亂的典型事件。

四、余論

清光緒朝滇省的匪患荼毒甚鉅。中國社會內部的結構性緊張是誘發匪患的內因，深重的邊疆危機是匪患滋蔓的外壓。內因與外壓的疊加與拉扯，使得晚清政府對云南的統治力急劇衰弱，社會控制力愈加疲軟。清廷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全線崩潰為匪患爆發式的滋生與蔓延提供了土壤。匪患已成為中國的頑疾之一，使得本就風雨飄搖的清廷更加搖搖欲墜。面對迅猛、復雜的匪患，清廷無法提供充分的財政支持用軍事建設和部署以殲除匪患，使得本就失序的地方社會進一步陷入混亂。清末云南匪患受地方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影響，呈現出鮮明的特征，這些特征清晰地折射出清廷的政治、經濟秩序的錯位與失控。事實上，云南匪患在清末并非特例。清廷覆滅前夕，西南地區的川、黔，蘇、皖北及兩廣地區，均存在嚴重程度不一的匪患。匪患大規模猖獗的歷史事實反饋出清光緒朝應對之策的社會效果，而如何從這一點來反觀清光緒朝的剿匪之策是本文未詳陳之處，需繼續開展專門研究。云南匪患因社會失序而起，也以反社會為重要表征?？梢哉f，匪患既是原因，又是結果，關注此問題對于當代社會治理極具警示和借鑒作用，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注釋：

① 此類成果有：中共云南省委黨史研究室編.云南剿匪斗爭[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11。歐杜.西南大剿匪[M].北京:國防大學出版社,1997。滇東南九地州市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昆明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解放初期滇東南剿匪斗爭[M].昆明:云南美術出版社,1998。中共綏江縣委黨史征研室.綏江剿匪斗爭史料匯編[M].1998。

② 此類成果有：周紅冰.土匪、士紳與宗族：晚清民國時期沂沭河流域農村社會秩序的維系與重構[J].中國農史,2022,41(04):130-141。吳云峰.論抗日根據地的匪患治理[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22(02):123-130。湯海濤.解放戰爭時期“北滿”剿匪中的社會動員[D].遼寧師范大學,2022。張永帥，朱夢中.新中國成立初期云南的“匪亂”與“剿匪”[J].西南邊疆民族研究,2018(02):214-223。

③ 此類成果有：王景澤.論清朝同治年間東北地區武裝反清斗爭的性質[J].社會科學戰線,2015,(04):114-121。何文平.林瓜四之死:清末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匪患與社會危機[J].近代史學刊,2014,(01):1-22+259。劉寶吉.巨靈與藤蔓：魯南大刀會及黃石山慘案研究1900—1940[D].復旦大學，2013。李發根.異變與糊裱——晚清時期皖北匪患的成因與應對[J].合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9(01):118-124。

④ 此類成果有：濮玉慧.霜天與人文 ——1925年云南霜災及社會應對[D].云南大學，2011。王振.晚清“蠻防”研究[D].河北師范大學,2016。徐海嬌.新出中國舊海關資料有關云南史料概說及相關問題研究[D].云南大學,2020。葉青山.危機與應對：清末民初云南民變問題研究（1901—1921）[D].云南大學,2019。吳小丹.滇越鐵路警察治安管理研究（1910—1940）[D].云南大學,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