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研究

周雪峰 韓 露

【摘 要】 在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建立創新型國家的進程中，充分發揮宏觀經濟政策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的功效至關重要。文章基于融資約束視角，系統梳理宏觀經濟政策中的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客觀評價了這些經濟政策的價值和作用效果，為我國制定科學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奠定理論基礎。首先，財稅政策方面，財政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通過影響融資約束進而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激勵效應和擠出效應。其次，貨幣政策方面，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通過影響貨幣供應量調整貸款可獲得性進而影響企業技術創新。最后，針對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展望，為后續研究提供指引和借鑒。研究結果對于厘清企業技術創新的發展脈絡，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的進一步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關鍵詞】 財政政策； 稅收優惠政策； 貨幣政策； 融資約束； 技術創新

【中圖分類號】 F273.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3）01-0047-07

一、引言

宏觀經濟政策與企業有著密切的聯系，能夠通過影響宏觀經濟前景和行業前景預期進而影響企業技術創新。改革開放至今，中國逐漸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建立可有效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機制，克服了短缺經濟條件下投資消費雙膨脹引起的經濟過熱和嚴重通貨膨脹，也成功應對了經濟下行壓力、亞洲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尤其是自2017年以來，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從“重視數量”“規模擴張”“要素驅動”轉向“提升質量”“結構升級”“創新驅動”，并且在“十四五”規劃中指出，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必須堅定不移地貫徹新發展理念。截至2021年6月，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12.7%，主要宏觀指標處于合理區間，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1.7%，消費拉動作用增強，宏觀經濟政策的發展和實施在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技術創新是國家經濟社會穩定和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內生驅動力，如何通過宏觀經濟政策促進技術創新對于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尤為重要。但現有文獻表明，技術創新具有的高風險和不確定性等特點以及創新過程中所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和市場失靈使企業陷入“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境，作為政府維護經濟發展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可通過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本文以中國知網為數據源，通過文獻計量學可視化工具CiteSpace的關鍵詞共現功能和文獻定性分析，研究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研究熱點。文獻檢索時間為2001—2021年，主題詞為“宏觀經濟政策”并含“企業技術創新”，或者“財稅政策”并含“企業技術創新”，或者“貨幣政策”并含“企業技術創新”，經過人工識別和篩選，剔除與企業技術創新無關以及文獻綜述類的文獻，共得到500篇作為分析數據。從圖1可以看出，“融資約束”“創新績效”“存款準備金”等均是宏觀經濟政策關鍵詞共現圖的高中心性節點，代表了該領域內學者共同關注的研究熱點。例如政府希望借助宏觀經濟政策調節市場經濟，緩解融資約束，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企業技術創新需要相應的研發投入和足夠的風險承受能力，同時也離不開社會環境的滋養，宏觀經濟政策能夠改變企業運營的經濟環境，進而影響企業技術創新。雖然在企業和市場層面如何激勵創新受到了學術界廣泛的關注和研究，但從宏觀經濟政策層面研究如何激勵企業技術創新尚缺乏系統性，因此，研究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尤為重要。本文的研究邏輯為：在回顧已有文獻和研究問題的基礎上，提出宏觀經濟政策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邏輯框架，同時，基于宏觀經濟政策的界定，將宏觀經濟政策劃分為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首先，梳理財稅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其次，通過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兩個方面梳理貨幣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最后，針對目前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對未來研究提出展望，以期能夠為合理制定宏觀經濟政策，進而優化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政策指導和有益借鑒。

二、財稅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

財政政策和稅收優惠政策作為政府支持企業技術創新的兩種最常用的工具，會對融資約束產生激勵效應和擠出效應，進而影響技術創新（見圖2）。本文主要基于融資約束的視角以及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探討財稅政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

（一）財政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

財政政策是政府用來實現市場供求平衡的一種經濟政策，而政府補貼是財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其目的在于補貼和扶持相對落后地區、薄弱行業以及新興產業。但目前，關于政府補貼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的關系尚未達成共識，一類觀點認為政府補貼對技術創新具有“激勵效應”，另一類觀點認為政府補貼對技術創新具有“擠出效應”，并且擠出效應所產生的消極影響遠小于激勵效應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1.激勵效應

激勵效應主要表現為政府補貼分別通過降低成本、提高收益和降低失敗容忍度等路徑增加企業現金流量與風險承擔能力，進而影響融資約束，促進技術創新。首先，政府補貼會降低企業開展技術創新的沉沒成本和邊際成本，以激發企業技術創新活力。其次，政府補貼通過提高預期收益和邊際收益激勵企業技術創新投資。最后，政府補貼可提高企業對技術創新失敗的容忍度。與其他投資項目相比，技術創新所具有的高風險性和正外部性等特點，使其面臨的融資約束問題更嚴重，所以激勵創新需要足夠的失敗容忍。

（1）政府補貼、成本與企業技術創新

政府補貼可降低沉沒成本和邊際成本，有利于企業獲得后續投資，進而增加企業現金流量，激勵企業實施技術創新。一方面，政府補貼通過購買研發設備和發放研發人員薪酬等方式降低沉沒成本，增加企業現金流量，進而緩解融資約束。任曙明等[1]則認為政府補貼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起到了平滑作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Chen et al.[2]研究發現政府補貼能夠通過增加企業資源供給，優化資源的配置，進而降低企業的創新成本。畢曉方等[3]進一步研究發現，政府補貼可以有效降低企業的基礎性創新成本，緩解融資約束，從而減輕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壓力。另一方面，對于研發投入較多的企業，邊際成本隨著研發投入的增加而增加，當邊際成本超過臨界值時，便停止創新投資，而政府補貼能通過降低研發邊際成本提高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進而維持創新項目活動。

（2）政府補貼、收益與企業技術創新

政府補貼能夠提高企業預期收益和邊際收益，增加其現金流量，進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政府通過為與創新相關的活動分配資金、提供必要的補貼以促進新產品開發，提高預期收益，以及通過政府本身的采購和研發融資來幫助企業緩解融資約束，進而促進技術創新。一方面，企業技術創新具有外部性特征，即研發產出成果一旦流向市場，便會面臨被復制和抄襲的威脅，導致企業的實際收益率低于預期收益率，從而降低進行技術創新活動的意愿。然而政府補貼能夠通過彌補實際收益與預期收益的差額，增加企業利潤，緩解融資約束，從而加大創新投入。另一方面，對于一些本身實際收益就很高的技術創新項目，企業邊際收益隨著研發投入的增加而降低，當邊際收益下降到最低時，企業便會停止研發投入，而政府補貼會延后這一臨界點，即政府補貼會提高邊際收益，減緩企業資金壓力，從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3）政府補貼、失敗容忍度與企業技術創新

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的失敗在所難免，失敗容忍度是企業創新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補貼可通過增強失敗容忍度，提高風險承受能力，有效緩解融資約束，進而實現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教授古斯塔沃·曼素（Gustavo Manso）于2011年在《金融學刊》上發表的文章中指出，最優的創新激勵契約需要容忍早期失敗并為長期的成功提供回報。盡管高風險項目比低風險項目帶來更高的收益，但與此同時也面臨更大的失敗概率。熊家財等[4]認為政府補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技術創新的外部性所帶來的消極影響，有助于提高企業的失敗容忍度，進而促進技術創新。

2.擠出效應

政府補貼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存在一個最佳的區間，在此區間內，政府產生激勵效應，而超過這個區間，政府補貼則會產生擠出效應，引起過度購買和尋租行為，削弱政府補貼對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Marino et al.[5]發現當補貼金額處于中高水平時，政府補貼對技術創新存在擠出效應，引起企業過度購買和尋租行為，減少企業現金流量，影響技術創新。Funashima et al.[6]進一步研究發現擠出效應的大小與企業收到政府補貼的時間有關，事前補貼有助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但是當政府補貼超出臨界值后會產生擠出效應。

（1）政府補貼、過度購買與技術創新

企業技術創新的研發投入通常會有一個固定值，當政府補貼達到一定規模時，即使政府停止對其補貼，其也會維持技術創新，若政府繼續增加補貼規模，反而會誘發過度購買行為，引起企業盲目投資和扭曲資源配置，削弱企業技術創新的意愿，因此，政府補貼在某種程度上會成為企業的“負擔”。一方面，政府補貼會“誘惑”企業出于“不勞而獲”的動機獲得創新補貼，盲目地投資政府所扶持的項目，致使政府補貼無法產生良好的激勵效應，甚至出現大量的“僵尸企業”[3]，可見企業“過度購買”行為能夠加劇融資約束，降低技術創新的數量和質量。另一方面，過度購買行為會扭曲社會資源配置，導致企業過于追求研發項目的數量，而忽略了質量，表現為將政府補貼投向創新效率低的項目，加劇融資約束，造成技術創新效率高的項目研發資金不足，并且創新規模過快擴張導致創新失敗的概率提高，進而產生社會資源的非合理配置，導致政府補貼不但沒能提升企業的技術創新，反而抑制企業的技術創新。

（2）政府補貼、尋租與技術創新

政府的財政壓力和經濟行為影響著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因此企業在開展技術創新活動時，會利用政府補貼進行尋租，加重企業所要負擔的成本，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其現金流量，進而抑制技術創新?，F有研究發現，尋租對企業而言有利可圖，致使企業擁有較強的動機通過尋租獲取政府補貼，并且補貼的額度越高，企業尋租的動機就越強，從而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消極影響。Arifin et al.[7]認為企業所獲得的政府補貼會被用于尋租活動，進而擠出技術創新的研發投入。曹亞軍等[8]通過實證研究，進一步發現高強度的政府補貼會增強企業尋租動機，導致企業的尋租成本增加，從而抑制企業技術創新。

（二）稅收優惠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

與財政政策相比，稅收優惠政策是政府調節企業技術創新的重要手段，具有普遍性、靈活性和適用性等特點，可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顯著的激勵效應，主要表現為稅收優惠政策能降低技術創新所產生的外部性影響并通過緩解融資約束對技術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稅收優惠作為財稅政策的有力工具之一，通過優惠稅率、應納稅所得額減免、加速折舊和加計扣除等政策，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和成本，進而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1.稅收優惠、財務風險與技術創新

應納稅所得額抵免政策能夠通過降低企業財務風險促進技術創新，一方面，它通過改變企業的資產組合方式來影響企業風險承受能力。由于流動資金變弱的企業會減少其金融資產，特別是風險資產，從而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另一方面，它約束著企業的投資決策。稅收作為企業“甜蜜”的負擔，能夠導致企業經營利潤率和投資回報率降低，并且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管理者通常會選擇回款快且風險低的項目。而各項稅收優惠政策可以為企業增添“底氣”，以政府收入的“減法”換得企業效應的“加法”和經濟發展動力的“乘法”，通過降低稅負和刺激消費，提高企業經營利潤率和投資回報率，進而降低財務風險，從而增加企業現金流量，讓企業有更多的資金用于新技術的研發應用。

2.稅收優惠、成本與技術創新

稅率作為稅收優惠政策的主要工具，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稅收作為企業資金外流的重要內容，影響著企業技術創新的發展，可通過稅率的降低減輕企業的經營成本，進而增加企業現金流量，為企業研發投入儲蓄能量，促進企業技術創新。Mukherjee et al.[9]基于稅率變化的視角研究發現，稅收的增加或減少會影響未來的技術創新。Atanassov et al.[10]發現，對于財務約束更強的公司、治理更弱的公司以及避稅更多的公司，稅收變化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更顯著，而且稅收變化對技術創新的大部分影響發生在變化后兩年或更久。

目前我國實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尚有研發費用的加計扣除和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兩者通過降低企業的研發邊際成本，影響企業技術創新。這兩種優惠政策側重于對企業研發活動的支持，表明國家對技術創新的扶持，希望更多的企業能享受稅收優惠的好處。劉圻等[11]研究發現加計扣除優惠程度能夠促進企業技術創新。Sven et al.[12]進一步研究發現研發費用具有稅盾效應，主要通過降低研發投入的成本，進而增加企業現金流量，為技術創新提供資金支持。除此之外，以前期計提多，后期減少計提的加速折舊方式可通過降低企業購買研發設備的成本，增加企業現金流量，進而緩解融資約束，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積極影響。通過提高初期所發生的費用，推遲納稅人繳納稅收的時間，意味著企業獲得了這筆“費用”的時間價值，形成加速折舊優惠政策所產生的“無息貸款效應”，并且當企業技術創新受到融資約束時，貸款效應逐漸被放大，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激勵效應也隨之放大。

三、貨幣政策與企業技術創新

貨幣政策是指央行為了實現對市場供求關系的調整，而采取的各種控制和調節貨幣供應量和信用量的方針、政策和措施的總稱，現有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主要通過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來調節經濟活動，進而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影響（見圖3）。傳統的貨幣渠道觀點認為貨幣政策通過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等工具影響實體經濟，主要表現為存貸款利率影響貨幣乘數和公開市場操作影響基礎貨幣，實現對貨幣供應量的調節，進而影響貸款可獲得性，對企業技術創新將產生積極或消極影響。Blinder et al.進一步提出信貸渠道理論[13-15]，強調信貸渠道在銀行和借款者兩者之間的重要性，以準備金影響貨幣乘數和再貼現影響基礎貨幣的方式，改變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貸款可獲得性，促進或抑制技術創新。

（一）貨幣渠道

央行主要通過存貸款利率和公開市場操作工具改變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調節貨幣供應量，對企業貸款可獲得性產生影響，進而改變企業融資約束的現狀，最終影響企業技術創新。

1.存貸款利率、貨幣乘數與技術創新

目前隨著利率市場化水平的提高，價格型貨幣政策的實施效果逐漸優于數量型貨幣政策。利率具有資金價格信號功能，可影響貨幣乘數，從而實現央行和商業銀行對貨幣供應量的調節，具體表現為央行通過調整基準利率表明貨幣政策立場，使得存貸款利率根據基準利率進行上下浮動調整，并且存貸款利率存在明顯差異。Lachman et al.[16]認為貸款利率上限放開能夠有效提高企業的貸款可獲得性，并且促進效果在高風險企業中更為顯著。而Obstfeld[17]進一步研究發現貸款利率下限放開后，商業銀行存貸款利差縮小。就大中型企業而言，貸款利率下限放開能夠降低融資成本，而對小微企業來說，能夠提高貸款可獲得性，進而促進技術創新。張延群[18]通過建立中國貨幣乘數模型，確定影響貨幣乘數的長、短期因素，研究發現央行可通過調整存貸款利率來調控貨幣乘數，進而控制貨幣供應量，影響技術創新。

2.公開市場操作、基礎貨幣與技術創新

公開市場操作是最常用的貨幣政策工具和金融宏觀調控最有效的政策手段，貨幣市場利率穩定是貨幣政策重要的調控目標。公開市場操作業務是指央行在金融市場上買賣有價證券、吞吐基礎貨幣以此調節貨幣供應量的行為，在調整法定準備金率不變的情況下，可采取公開市場操作對沖外匯占款，從而降低基礎貨幣總量，其中政府證券其收益率和價格對于其他證券而言，具有明顯的參照作用。因為央行可以通過改變政府債券的利率影響一般證券的利率以及投資者和公眾對虛擬貨幣前景的判斷，以此形成了公開市場操作的宣示效應，從而改變商業銀行的基礎貨幣，對貨幣供應量實施控制，進而影響企業貸款的可獲得性，最終實現公開市場操作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宏觀調控。盛松成等[19]進一步研究發現央行在公開市場上買進或者賣出債券，基礎貨幣增加或減少相同的數量，且公開市場操作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整迅速且有效，只要買進或賣出債券，就會立即造成貨幣供應量增加或減少，進而促進或抑制技術創新。

（二）信貸渠道

信貸是企業獲得技術創新投資的重要來源，有無信貸或者信貸的額度會直接影響企業的財務狀況，進而決定企業是否有能力開展或者維持技術創新。央行根據國家政策所傳遞的信號調整準備金率或再貼現率，由此再把政策傳達給商業銀行，商業銀行進一步調整信貸供給，間接改變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現狀，進而促進企業的技術創新。

1.準備金、貨幣乘數與技術創新

央行可通過調整準備金率改變貨幣乘數和基礎貨幣實現對貨幣供應量的調控，并且準備金率會以微小的變動趨勢引起準備金數量的大幅度變動，然后再通過貨幣乘數的放大作用去調節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貸款可獲得性，抑制或促進技術創新。同時準備金政策具有宣示效應即信號傳遞功能，表明央行對當下經濟形勢的判斷和政策意圖，使得商業銀行與企業能夠按照央行的政策調整做出投資決策，而且準備金率的高低取決于貨幣政策松緊的需要。當國家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時，央行需要控制貨幣供應量，則提高準備金率，引起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下降，商業銀行的銀根收緊，從而降低企業貸款可獲得性，抑制企業技術創新。相反當國家實施擴張性貨幣政策時，需要擴大貨幣供應量，就可以降低準備金率，引起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上升，從而放松商業銀行的銀根，使得企業容易獲得信貸，激勵企業進行創新投資。張明等[20]通過時間序列方法分析了隔夜ShIBOR（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的主要影響因素，研究發現準備金率可以直接影響貨幣供應量，也可以通過改變貨幣乘數間接影響貨幣供應量，進而影響企業貸款可獲得性，促進或抑制企業技術創新。

2.再貼現、基礎貨幣與技術創新

再貼現業務是央行調節市場銀根松緊及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手段。當貨幣供給超過貨幣需求時，央行通過提高商業銀行的再貼現利率，縮減商業銀行向央行的借款金額，使得商業銀行的資金來源減少，由此控制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規模，減少市場貨幣供給量，進而降低企業貸款可獲得性，抑制技術創新。當市場貨幣供給不足時，央行則會降低對商業銀行的再貼現利率，增加商業銀行向央行的借款，以擴充商業銀行的信貸供給規模，增加市場貨幣供給量，進而提高企業貸款可獲得性，促進技術創新。曾一村等[21]認為央行在資產端開啟一筆再貼現業務的同時，負債端也會相應增加等量基礎貨幣。

四、財稅與貨幣政策的協同作用

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左膀右臂，兩者相互配合可取長補短。因為財稅政策和貨幣政策均作用于貨幣流通，但影響貨幣流通的特點又存在諸多不同。財稅政策具有明顯的政府調控和主導的特征，能夠對技術創新項目進行補貼，提高創新收益、資金供給和降低風險，緩解融資約束，提供創新動力，并且可向潛在投資者傳遞良好的信號，激勵其對創新項目進行投資。貨幣政策側重于調節市場貨幣供應量，擴大信貸供給，為企業技術創新提高資金支持。

貨幣政策通過信貸渠道承接財稅政策所產生的債務等，相應地調整貨幣供應量，從而實現對市場經濟的調控。一方面，當經濟蕭條時，央行可采取擴張性貨幣政策，商業銀行由此拓寬信貸渠道，通過信貸資金購買或透支財稅政策的債務、支出，由此方式助力財稅政策，加大財稅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當經濟增長過熱時，央行可采取緊縮性貨幣政策，商業銀行收緊“銀根”進而削減用于購買或透支財稅政策所產生的債務、支出，對財稅政策的擴張產生一定程度的約束作用，從而降低財稅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帶來的負面作用，例如政府補貼所引發的過度購買、非研發投資和尋租等行為。簡志宏等[22]認為貨幣政策參數對財政乘數具有決定性的作用。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為財稅政策創造空間，主要因為貨幣政策的“再膨脹”可為政府降低債務和融資成本。同時，貨幣政策也受財稅政策的影響，在企業投資預期收益不高和貸款意愿不強時，央行通過降低準備金率，將大量的資金儲備在商業銀行中，調節貨幣的流通速度，而政府補貼的信號傳遞特征能夠影響企業和社會公眾的投資判斷，進而影響貨幣的供求。為有效調控宏觀經濟，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就需要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親密”配合，以期形成合力，進而清晰、準確地表明宏觀經濟政策的真正指向。

五、總結與展望

本文基于融資約束的視角，從財稅政策和貨幣政策兩個層面系統梳理和歸納宏觀經濟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可以看出，該領域現有研究成果較為豐碩，但是仍存在一些不足之處。為此，本文針對目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以及未來的研究方向做出如下總結和展望。

第一，拓展稅收優惠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研究?，F有文獻較多偏重于財政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而且多數學者對稅收優惠的研究還集中于從不同視角考察政策效果的階段，鮮有文獻在研究過程中系統分析政策的作用路徑與機理，這主要由于稅收優惠政策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內在機理錯綜復雜，其通過潛在的機制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和優化創新環境。稅收優惠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可能并非一個簡單的直接過程，而是內外部多種中介和調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深入研究稅收優惠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影響路徑及作用機理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第二，豐富財稅協同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財政政策和稅收政策作為財稅政策的兩個方面，為企業技術創新提供激勵作用。財政補貼作為一種事前激勵，通過降低成本和提高收益以及失敗容忍度，緩解融資約束，促進企業技術創新，并且政府以國家政策為導向，選拔和篩選項目，有針對性且有計劃性地針對研發項目進行補助，補助方式直接，力度較大。而稅收優惠屬于事后扶持，間接影響企業技術創新動力，比如降低企業財務風險和成本等，政策作用范圍廣泛，但是扶持力度往往很小。然而關于財稅協同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鮮有文獻涉及。不同的財稅政策作用效果有差異，對于企業適用性不同，因此深入研究不同類型財稅協同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效果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第三，完善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協同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系統研究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協同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路徑和影響機理?，F有文獻大多從單一視角研究財稅政策和貨幣政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鮮有學者將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結合起來分析。事實上，企業成長和發展受到多種因素制約，不管是財稅政策還是貨幣政策都會影響企業的創新決策，并且財稅政策和貨幣政策會產生協同作用進而影響技術創新。目前，中國企業正處于復雜多變和嚴峻的國際形勢中，企業所需要的幫助手段可能不同，政府需要針對不同的企業和行業制定合理的貨幣政策和財稅政策，以使宏觀經濟政策達到最好的實施效果，幫助企業擺脫“融資難”的困境。因此，研究財稅政策與貨幣政策系統對企業技術創新的作用機制和影響效果是未來需要深入研究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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