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毀家紀事

□文／趙瑜

之一：流言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郁達夫開始寫他的《閩游日記》，日記里，他如實記錄，他是和王映霞吵著架離開杭州的，原因是王映霞想催郁達夫早一點去福州。

郁達夫并不是不想去福州，是因為他還有幾篇稿子的任務沒有完成。

事情是一九三六年的一月十五日，福建的陳儀給郁達夫寫了一封信，問他愿不愿意去福建旅行一下，或者在那里找份適合他的工作。

陳儀和魯迅關系極好，也是魯迅認識的人中做官做得較大的，是福建省政府的主席，相當于現在的省長。

郁達夫接到陳儀的邀請的時候，正在忙著接待羅貢華、戴笠和錢大均。羅貢華是郁達夫留日時的同學，而當時羅貢華是蔣介石的秘書。

一直到蔣介石離開杭州，郁達夫才回復了陳儀的信，說是過了春節后便南行去福建。然而過了年之后，郁達夫還有一些稿件沒有完成，所以一直拖著。王映霞大抵是了解郁達夫的脾氣，覺得這些年來，他越來越喜歡這種穩定而安靜的生活，不喜歡漂泊了，所以，他略有一些抵觸，如果不逼著他出門，郁達夫可能還要再拖一陣子。

王映霞決定親自送郁達夫出門，她想送郁達夫到上海，順便看著他親自上船。

雖然郁達夫最后同意了王映霞的意見，立即動身去福建，但是他不想王映霞像押解犯人一樣去送他。他拒絕王映霞送行，所以才吵了架。

王映霞在她的自傳里也寫到了這一點，她寫得更細節：“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旬，舊歷是正月十二，我為郁達夫準備好川資行裝等，郁達夫預備乘早車到上海，然后再換船南行。他的脾氣和作風我是想得到的。為了他這次出門，我們曾爭論過一些時候。這還是移居杭州后的第一次。他臨行的前一晚，我提出了打算陪他到上海，親自送他上靖安輪船的要求，因為我怕他到了上海之后，若不馬上上船的話，則他身邊這一點僅有的旅費將必然會無計劃地用完。但他對于我的提議卻不同意。他認為我匆忙間的一趟來去，勞神又傷財。雙方的出發點都不壞，但是鬧卻鬧了一夜，爭執了一夜。誰也不讓誰，大家坐到天明?？纯撮_車的時間將到，才讓他一個人走?！?/p>

那時的郁達夫在中國影響極大，福建的報紙報道了郁達夫抵達福州的消息，半天之內，便有三十九個人去拜訪了郁達夫。

一九三六年二月四日到達福州，二月六日，陳儀見了郁達夫，告訴他想讓他做福建省政府的參議，月薪三百元。

郁達夫在福州，和魯迅在廈門一樣，過足了名人的癮。演講，吃飯，簽名，寫條幅。然而，錢依然是不夠用的。日記里，二月九日的時候，還借了一個朋友的錢。

一九三六年的郁達夫是深愛著王映霞的，這一點從二月二十八日的日記或者可以看到證據：“午前在家，復見了幾班來客，更為寫字題詩五幅。接到睡在杭州寄來之包裹，即作覆信一?！砩?，獨坐無聊，更作霞信，對她的思慕，如在初戀時期，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p>

在郁達夫想念王映霞的時候，在回信里自然表達了對王映霞的思念。王映霞，為人倒也單純，所以收到信以后，就想去福州看望郁達夫。

那時節，郁達夫對王映霞是無比信任的，所以，他覺得過不久，他可能要回杭州，所以，不贊同王映霞此時過來。

三月五日的日記里，他這樣寫：“昨晚在東街喝得微醉，接到了一封霞的航空信，說她馬上來福州了；即去打了一個電報，止住她來。因這事半夜不睡，猶如出發之前的一夜。今晨早起，更為此事而不快了半天；本來想去省府辦一點事，但終不果，就因她的要來，而變成消極，打算馬上辭職，仍回杭州去?！?/p>

第二天又打了一個電報，仍然是不讓王映霞來。

第三天還在埋怨王映霞因為想來福州，讓他沒有心思完成一篇文章，從而少掙了五十元的稿酬。他在日記里這樣埋怨王映霞“女子太能干，有時也會成禍水?！?/p>

這個時候，郁達夫不知為什么，不愿意王映霞前來，可能更多的原因在于經濟上。

而王映霞想去福州的原因，是想給他的弟弟雙慶找份工作。果然過了不久，雙慶便到了福州。郁達夫為雙慶的事情忙活了兩天以后，終于在三月十八日有了眉目，雙慶可以到福建省銀行做助理員，月薪十五元，膳宿費十二元，一個月可以拿二十七元。

一九三六年四月一日，郁達夫在日記里寫他痛苦的主要原因是不能和王映霞天天見面。四月二日，郁達夫給王映霞寫信，說福建財政困難，連續三個月發不出工資了。

四月十四日的日記里寫道：“近來身體不佳，時思杭州之霞與小兒女！‘身多疾病思田里’，古人的詩實在有見地之至?！?/p>

這是他又一次想念王映霞。

四月二十日，他們的風雨茅廬已經徹底建好了，郁達夫決定回杭州看一下，所以，在四月二十日坐船返回杭州。在這一天的日記里，郁達夫是歡喜的：“三月不見霞君，此行又如初戀時期，上杭州和她相會時的情形一樣，心里頗感得許多牢落也?！?/p>

而此時王映霞正懷著他們的第五個孩子郁荀。

王映霞在她的自傳里寫到了這個孩子，她是這樣寫的：“一九三六年中秋節前兩天，我在杭州分娩，這是我們的第五個孩子。郁達夫得到消息后來電報，說取名叫‘荀’，小名建春。這孩子生下地來就體格健壯，食量大極。在杭州找不到適當的奶媽，虧得富陽郁達夫的老母親，替我們找了一個，叫人送到杭州。順便還送來一盒東北的人參，說是叫我在產后服用的?！?/p>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一日，郁達夫帶著秘密接郭沫若回國的任務到了日本。在表面上，他是應日本的社團和學校邀請去的，還有一個任務，是順便替福建省政府買一臺印刷機。

關于這一次的日本之行，小田岳夫專門寫過一篇《關于郁達夫的回憶》，因為是小田岳夫去車站接的郁達夫。

小田岳夫在《郁達夫傳》里專門寫到了這一次郁達夫到日本時的一個細節，十分重要，簡直可以當作一個評價郁達夫對王映霞感情的標準。那便是小田岳夫問郁達夫到東京以后沒有逛過妓院嗎？小田岳夫是這樣寫郁達夫的回答的：“他猶豫了一下沒有馬上回答，臉上馬上露出微微的苦笑，后來才似自言自語地說：‘不行啊，內人不答應……’?！?/p>

這是一九三六年歲末，郁達夫與王映霞已經結婚近十年，且生育了五個孩子。從感情上來說，郁達夫是忠貞的。這幾乎是一種十分投入的愛情，才可以持續這么久。

小田岳夫自己很后悔問他這么尷尬的問題，他在書中這樣寫道：“我非常嘆服他對映霞那忠貞不渝的純真愛情。我后悔莫及，真不該說出這樣的骯臟話來?！?/p>

小田岳夫的這一段回憶太重要了，這至少是郁達夫愛王映霞的一個誠實可信的證據，一個浪子，他竟然能做到，在婚姻十年的時候，還守著當初對妻子的承諾。

一九三七年的四月底，郁達夫從福州回杭州幾天，主要是為了搬家至風雨茅廬。因為當時孫百剛也在杭州，所以，郁達夫回來的時候常和孫百剛見面。孫百剛聽王映霞說，建房子之前，郁達夫如何迷信風水之說，便也說起他的一位表叔，叫朱似愚，在杭州的中國銀行做事，很是擅長看命相之術，只是平時不肯出面幫人。郁達夫一聽便有了興趣，一定要讓孫百剛請這位表叔一起吃飯聊聊。

孫百剛推脫不了，便答應了郁達夫，在一個周日見了面。

吃過飯以后，這位表叔朱似愚讓郁達夫朝著窗口坐定，他在旁邊仔細地看著郁達夫的面相，搞得王映霞和孫百剛家的新夫人紀瑞大氣都不敢出。

又問了郁達夫的生辰八字和郁達夫正在交的運數。郁達夫說，他的生辰八字是丙申，庚子，甲午，甲子。交的是甲木運。

這位表叔便慢悠悠地對郁達夫說：“以前的事，我想不用多說，你在甲運以前，一直都還不錯，不過也是鏡花水月，虛而不實。以后的運卻要相當注意。三五年內，波折不少。假使能自己生場大病，或者家人有點疾病，那算是幸運了。但命相之說并非一成不變。修心可以補相，居易足以俟命。先生你是通達之人，用不著多說?？傊?，今后數年中，凡事小心在意，能不出門最好莫遠行，能忍耐受氣，切莫發火暴躁。你和我這位表侄是多年至好，所以我也不揣冒昧，交淺言重了?！?/p>

王映霞本來想著郁達夫先看，自己再求這位表叔也看一下的，看他說話如此不吉祥，所以兩夫妻沒有說多久便回家了。

孫百剛等郁達夫和王映霞走了以后，問他的這位表叔說，他們可是剛剛建好了風雨茅廬，郁達夫又剛得了好的差事，夫妻算是幸福恩愛，不會有這么不好的命運吧。

哪知他的那位表叔說：“我哪敢當面對他直言，只不過略略諷示一二而已。老實說，要我完全違背相法命理，作違心之論，阿諛之言，那是不可以的。其實我也閱人不少，今天看到這位郁先生的命相，也算是一樁巧事?？偠灾?，他的命相剛到目下為止，從今以后或許要弄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倘若自己性命能夠逃出，那是祖宗的陰德了?！?/p>

然而，不論如何，這一次的算命影響到了郁達夫的心情，這一年歲末的時候，郁達夫在福州王天君殿里，也抽了一個簽。簽詩的意思也是壞的，四句詩被郁達夫直接寫進了《毀家詩紀》里，如下：“寒風陣陣雨瀟瀟，千里行人去路遙。不是有家歸未得，鳴鳩已占鳳凰巢?！?/p>

郁達夫的日記不全，已經無法考證他是具體哪一天聽到了誰帶給他的所謂王映霞出軌的謠言。一開始他是不信的。

謠言起于什么呢，在郁達夫的《毀家詩紀》的注釋里，第二首詩的注釋，便提到了王映霞行為不檢的謠言。第二首詩的注釋是這樣的：“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團和學校之聘，去東京演講。一月后，繞道至臺灣，忽傳西安事變起，匆匆返國，已交歲暮。到福建后，去電促映霞來閩同居。宅系光祿坊劉氏舊筑，實即黃莘田十硯齋東鄰。映霞來閩后，亦別無異狀，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慣，仍返杭州。在這中間，亦時聞伊有形跡不檢之謠，然我終不信。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國，我去上海相見，順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許紹棣夫人因久病難愈，許君為愛護情深，曾乞醫生為之打針，使得無疾而終，早離苦海?！?/p>

這一段注釋像日記一樣，寫得詳細而清晰。王映霞一九三六年的八月生了他們的第五個孩子。而一九三七年三月王映霞帶著次子郁云到了福州，住到了五月回杭州。郁達夫的注釋里說的是，住得不習慣而回杭州。這一點上，郁達夫有些情緒，事實上并非住不習慣，而是當時抗日戰爭全面爆發，郁達夫讓王映霞回杭州照顧好家庭的。

如果我們都看過小田岳夫的那篇傳記，一九三六年底郁達夫去日本，開講座，買印刷機，順便秘密地想要郭沫若回國。當時他是公費出差，如果不是懷揣著對王映霞的一份真摯的愛，那么，依郁達夫的本性，一定會去逛妓院的。然而，他沒有，不但沒有，還在小田岳夫邀請他的時候拒絕了，理由是內人不許。

這個時候的郁達夫絲毫沒有污蔑和詆毀他們婚姻的意味。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淪陷后，整個浙江和上海的官僚們都在逃亡。王映霞帶著孩子逃到了富陽。郁達夫回到杭州場官弄發現家里沒有人，很生氣。

郁達夫在他的《毀家詩紀》第三首詩的注釋里直接寫清楚了王映霞與許紹棣的關系，他是這樣寫的：“‘八一三’戰事，繼‘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陸路入閩，于中元后一夜到嚴州。一路曉風殘月，行旅之苦，為從來所未歷。到閩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陽，于富春江南岸親戚家賃得一屋。然住不滿兩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隨許君紹棣上金華麗水去同居了，其間曲折，我實不知。只時聞自浙江來人言，謂許廳長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樂，我亦只以一笑付之。蓋我亦深知許廳長為我的好友，又為浙江省教育界的領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決不會做。況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擄掠，日日見諸報上，斷定在我們自己的抗戰陣營里，當然不會發生這種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終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許君同居信后，雖屢次電促伊來閩，伊終不應?！?/p>

郁達夫的這個注釋，也有可能只是他個人的理解。比如，屢次電促，那時候，戰爭進行中，郵電是不是也在崩潰中。

王映霞逃至富陽，之后又去了麗水。

孫百剛在《郁達夫外傳》里，也提到了，他在王映霞富陽的住處，借宿了一個晚上，那天晚上，他將他即將到達的地址告訴了王映霞，讓她將來有一天，如果有需要再次躲避，可以去找她。

王映霞將孫百剛的地址記下來以后，突然拿出了幾封許紹棣寫給她的信，讓孫百剛看。孫百剛在《郁達夫外傳》里這樣寫道：“映霞突然拿出一束信來給我看。在暗淡的燈光下，我抽讀了兩三封。原來都是許紹棣（當時浙江省教育廳廳長）寫給她的信。信中內容，非常平淡，大致說些戰事的發展、前途的推測、杭州的空襲、機關的疏散等等。我對信中的話，當然不感興趣。關于許紹棣和映霞的情況，我在杭州并不知道。記得曾有人問過我，我回答說不知道。后來那位問的人又說了很多的話，我也曾替映霞辯解過。我說：許紹棣我不熟悉，不便置論。關于映霞，我知道她一向對男女交際，落落大方，不拘形跡，也許因為彼此來往密些，言語隨便些，因而引起了一些流言蜚語。這些，事后我當然不便開口去問映霞，我向來不喜歡刺探別人的隱事，更何況是男女間的事。所以，一直置之腦后，不聞不問。直到那時映霞拿出許紹棣的信給我看時，我想這倒是絕好機會，不可錯過。許紹棣負一省教育行政之責，當此國難臨頭之際，何以會有如此閑情逸致，對一個朋友的夫人，寫這種娓娓清談、敘話家常的信。同時，我還想將上次在杭州聽到的那些話告訴她。不料，我正要開口問她時，聽到外面一陣異樣的叫囂擾動聲。映霞三腳兩步跑到窗口向外一望，大聲喊：啊呀，不好了，火起！”

孫百剛沒有機會問那些流言是不是真的，但是，他寫了兩件事情，第一，在富陽避難的時候，王映霞，已經和許紹棣通了許多封信，而不是像她的自傳里所說的，是認識郁達夫的朋友李立民，李立民托郁達夫帶他的長女李家應去漢口，這個時候，李家應說起了她的同學孫多慈未婚，她求王映霞給李多慈介紹一個對象，才和許紹棣通信的。

王映霞在她的自傳中，專門寫了他是如何從富陽到浙江麗水的。是因為在富陽街頭遇到了程遠帆，程遠帆夫婦與郁達夫也是熟悉的，所以，程遠帆建議王映霞將行李運到富陽城，他們開車去金華的時候，專門到富陽來接上她。

當然，郁達夫與程遠帆是熟悉的，交情是不是到了專門開著車子接上王映霞一家到麗水去避難的程度呢？而且，這前前后后，郁達夫并沒有委托他幫助。

最重要的是，他們到了麗水以后，居住的地方，正好和許紹棣住在同一棟樓上。

在多年以后的今天，讀起來，無論如何，也有些像小說了，因為有太多的巧合。

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再說郁達夫，自從到福州的天王殿里求了一個下下簽之后，心情十分沮喪。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改組，將總司令部訓政處擴大為政治部，由當時的湖北省主席陳誠兼任部長，政治部下設三廳，第三廳負責宣傳，由郭沫若擔任廳長。第三廳下面又設了三個處，而郁達夫被任命為第七處的處長。

郁達夫在從福州趕往武漢的路上，先到麗水去接王映霞和三個孩子。

可是，郁達夫到達麗水的第一個晚上，王映霞拒絕和他同房。第二天，王映霞仍然拒絕，告訴郁達夫她來了月事。第三天的時候，許紹棣從金華回到了麗水，下午的時候要去碧湖，王映霞突然決定坐車去碧湖，并在碧湖過了一夜。

郁達夫《毀家詩紀》第四首的注釋里寫到這些細節，他還感慨說：“我這才想到了人言之嘖嘖，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請她自決，或隨我去武漢，或跟許君永久同居下去。在這中間，映霞亦似曾與許君交涉了很久，許君似不肯正式行結婚手續，所以過了兩天，映霞終于揮淚別了許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漢?！?/p>

不同房這樣的隱私，一般人是不會寫出來的。然而，郁達夫寫出來，一般人都是會相信的。因為他是一個連自己吸鴉片和嫖妓都如實記錄的人。他斷斷不會栽贓自己的老婆和自己的好友，更何況，如果無此事，許紹棣聲明一下即可。

之二：啟事

大抵是一九三八年的三月中旬，郁達夫攜全家到達了武漢。因為三月二十五日郁達夫給黃花崗七十二烈士題了詞。

兩天后的三月二十七日，郁達夫當選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理事。四月三日，在馮玉祥的家里參加了文協的第一次理事會，被選為常務理事，并任研究部主任和《抗戰文藝》的編輯委員。

四月十四日，郁達夫和作家盛成一起去鄭州、臺兒莊、徐州等地勞軍。這一次的視察一直到了五月三日才結束。

在《毀家詩紀》的注釋里，郁達夫這樣寫道：“四月中，去徐州勞軍，并視察河防，在山東、江蘇、河南一帶，冒烽火炮彈，巡視至一月之久。這中間，映霞日日有郵電去麗水，促許君來武漢，我亦不知其中經過。但后從一封許君來信中推測，則因許君又新戀一未婚之女士，與映霞似漸漸有了疏遠之意?！?/p>

從一九二八年結婚，到一九三八年春天，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婚姻正好維持了十年。他們都面對著一個非常困難的選擇，第一他們無法選擇時代，時代的炮火就在他們的四周。這是一個亂世。亂世里，他們沒有整塊的時間廝守在一起，這讓他們的一些誤解更加擴大。

五月回到武漢之后，郁達夫和茅盾、老舍等人一起，還給在北京的周作人寫了一封信，希望他不要墮落為日本人的幫兇、民族的罪人。

六月下旬，郁達夫又去浙東和皖南視察。一直到了七月上旬才結束。

回憶郁達夫在武漢這一時期的文字有一個人的特別值得閱讀，那便是劉開渠的。劉開渠是郁達夫的學生，他在《憶郁達夫先生》一文里詳細地說明了他與郁達夫的關系。

一九二四年，郁達夫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在北京藝專兼職代課，于是劉開渠成為郁達夫的學生。一九三三年，劉開渠從法國留學回來，到了杭州的西湖藝專做教師，在杭州又一次遇到了郁達夫，兩個人都非常歡喜。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以后，劉開渠隨著學校西遷至了湖南沅陵。然而，一九三八年，劉開渠要和他的同事程麗娜結婚，當時程麗娜的父親反對這門親事，可是程麗娜堅決要嫁，所以，她父親提了一個條件，嫁可以，要在武漢舉行婚禮，且要請兩位社會名人做證婚人。

于是，劉開渠就請了郁達夫和王映霞。

劉開渠當年新婚不久，郁達夫便給他寫了一封信，請劉開渠在沅陵幫王映霞和孩子租一個住處，或者是和他們家一起居住都行，并在信里列清楚大概有十二三件行李。

劉開渠一看到信，立即就求助于沈從文的大哥沈云麓。沈從文的大哥，一聽是為郁達夫找房子，一口答應，告訴劉開渠，一切都包在他身上。

可是，在武漢的郁達夫和王映霞發生了一系列的精彩故事，所以，沒有按照原計劃去沅陵。

發生了什么精彩的故事呢？

王映霞自傳說的版本是：“在郁達夫去臺兒莊勞軍回來之后，我經常見他眉頭一皺，頭略略一搖，從經驗告訴我，這是他要發脾氣的先兆。他脾氣發起來，往往不告而走，讓我擔憂擔驚；但他出走幾天就會回來的。不過在這個時候，非尋?？杀?，飛機日日在亂炸，一家老小要吃要用，無論如何我決不能讓他不告而走。母親可以由我帶去，還有三個幼小的兒子呢？這一個重擔，教我又如何挑得起？想到這里，我只能先開口問他：‘你又打算走么？要走，可以的，你須把三個兒子也帶了走。否則，就讓我走！’其實，我所提出的‘就讓我走’這四個字，原是一無準備，打算探一探他的口氣的，卻不料他居然來個‘你走就你走’這幾個很堅定的字。這些年來，我從未聽見他對我講過如此嚴重觸犯我的自尊心的話。這時，我頓時怒火高燒，站起身來，馬上去我母親的房內取了兩件替換衣服，手中提了一個拎包，三步并作兩步從堂屋走到天井，再從天井里跨出了大門。假戲已經在真做，郁達夫看了我這個子，也跟在我身后走了出來。走到大門口，正好看見一輛空車，我就一邊跨上車去，一邊向車夫說：‘你給我拉到火車站?！?/p>

王映霞自然并沒有真的到火車站，而是住到了小朝街上的曹秉哲家里。曹是杭州著名的律師，也和郁達夫熟悉。曹秉哲是跟著陳誠到武漢的，當時，他是陳誠的秘書。

王映霞在自傳里這樣寫她為什么到曹秉哲家：“我離開家庭時，應該去到什么地方最為適當這一個問題，是著實要經過一番考慮的。就是說，我不能去到單身男子的人家，又不能去到一個只有女子的家庭，要在幾分鐘之內，馬上決定下來，這實在是一件為難的事情。在這種情況下，我終于決定了去曹家?！?/p>

這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發生的事情。

郁達夫并不知道王映霞住到了朋友家里，以為她已經回浙江找許紹棣同居去了，于是非常惱火地在武漢的《大公報》做了一個尋人啟事：“王映霞女士鑒：亂世男女離合，本屬尋常，汝與某君之關系，及搬去之細軟衣飾、現銀、款項、契據等，都不成問題，惟汝母及小孩子等想念甚殷，乞告一地址。郁達夫謹啟?！?/p>

王映霞住到了曹秉哲家里以后，不讓曹秉哲告訴郁達夫，說如果告訴郁達夫，她便立即離去。所以，一直到了第三天，即七月六日，曹秉哲才將王映霞住在他家的消息知會了郁達夫。

經過友人從中調解，郁達夫不想離婚。但是，他又希望王映霞能保證不再和許紹棣聯系，所以，王映霞寫了一份保證書，內容是這樣的：“映霞因一時家庭生活痛苦，精神上無所寄托，致與許紹棣君有精神上的熱戀情事，現經友人調解及自己之反省，覺此等情事，實與夫婦生活有礙。今后當絕對與許君斷絕往來，夫婦共同努力于圓滿家庭生活之創造。此致，郁達夫君收存。二十七年七月九日王映霞具印?！?/p>

關于這一封保證書的真實性，學界是存疑的。

那么，讓我們先放下王映霞的這封保證書，再接著看他們兩個人的精彩故事吧。

經過朋友們的勸說，郁達夫在王映霞回家的當天寫了一封道歉信，刊登在7月9日的《大公報》上，全文如下：“達夫前以神經失常，語言不合，致逼走妻映霞女士，并在登報招尋啟事中，誣指與某君關系及攜去細軟等事。事后尋思，復經朋友勸說，始知全出于誤會。茲特登報聲明，并深致歉意。郁達夫啟?！?/p>

這封道歉信有非常多的信息，第一是，他承認誣指。那么，如果現實中真的壓根就沒有王映霞和許紹棣的事情發生的話，那么，郁達夫不可能在一年之后又發表《毀家詩紀》實名指出王映霞與許紹棣的關系。第二是，他承認自己神經失常。

然而看郁達夫那幾天，在王映霞離開的這兩天里，他寫了一篇政論文章，叫做《抗戰周年》，如果精神失常，哪還有可能正常寫文章發表。

那么只有一種可能，就是，為了維持家庭，為了維持體面，只能否認這一事實，不然的話，兩個人就只能分開了。

第二天呢，在《大公報》上又刊登了一份和解的協議，不但有郁達夫和王映霞的簽名，還找了兩個見證人簽名。協議書的內容如下：

達夫、映霞因過去各有錯誤，因而時時發生沖突，致家庭生活，苦如地獄，旁人得乘虛生事，幾至離異?，F經友人之調解與指示，兩人各自之反省與覺悟，擬將從前夫婦間之障礙與原因，一律掃盡，今后絕對不提。兩人各守本分，各盡夫與妻之至善，以期恢復初結合時之圓滿生活。夫妻間即有臨時誤解，亦當以互讓與規勸之態度，開誠布公，勉求諒解。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情事，及證據事件，能引起夫婦間感情之劣緒者，概置勿問，誠恐口說無憑，因共同立此協議書兩紙，為日后之證。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九日

立協議人：夫郁達夫

妻王映霞

見證友人：周企虞 胡健中

如果說王映霞和許紹棣的事情根本不存在，那么，這一個協議就不可能會簽。因為，王映霞不會同意簽署這個對她有污蔑的信。這封信里反復強調的是——兩個人都有錯誤。王映霞在自述里說的只有郁達夫的錯誤和郁達夫對她的誣蔑，那么，何來的兩個人都有錯誤呢？

還有，協議里所說的“凡在今日以前之任何錯誤情事，及證據事件，能引起夫婦間感情之劣緒者，概置勿問?！边@一句特指應該就是王映霞與許紹棣的情書。

顯然，這一協議，是郁達夫的退讓，以后不再提許紹棣寫給王映霞的情書的事情，王映霞郁達夫當著朋友的面說完以后，回到家里又來審問自己，所以，直接約定“誠恐口說無憑，因共同立此協議書兩紙，為日后之證?！?/p>

兩夫妻簽協議的時間是一九三八年的七月九日，就在簽完協議的當天，郁達夫還寫了一篇評論《我們只有一條道路》發表。

七月十一日，郁達夫所在的軍事委員會第三廳開始撤離武漢。

在此之前，郁達夫已經給劉開渠寫了信，劉開渠也已經回了信，讓郁達夫從常德再坐船到沅陵，沈從文的大哥已經幫助找好了住處。然而，郁達夫一家老小到了常德以后，覺得常德的消費物價水平，并不低，又聽人說不遠的漢壽倒是生活便利又經濟，于是，郁達夫想到了他的老同事易君左便是漢壽人，于是他給易君左打了一個電話，讓易君左幫他找一處房子。

郁達夫為什么寫《毀家詩紀》，和易君左對他們的祝福有關系。易君左并沒有在第一時間知道郁達夫和王映霞在武漢鬧得滿城風雨的事件。他的印象里，郁達夫和王映霞，就是富春江上神仙眷侶。于是，給郁達夫寫了一詩，送給他們夫妻倆的。

郁達夫當時看了以后，真是有苦難言。要知道，他剛剛和王映霞簽了一紙讓他自己都覺得屈辱的協議，只為了將這個家庭維持下去。

由于易君左的詩，郁達夫動了開始寫《毀家詩紀》的念頭。

易君左共寫過兩篇回憶郁達夫的文字，其中《海角新春憶故人——小記郁達夫與王映霞》這篇文字里曾經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達夫和映霞也常常到我家里玩耍，但奇怪的是，他們并不大同時來，常常是參差的。而每當我邀請達夫出游或是拜訪朋友，映霞往往借故不參加，在居家漢壽期間，表面上尚安定，然而他們創痕已到無可彌補的程度了。我曾勸他們好幾次，總是‘清官難斷家務事’，摸不到真相，實在也就等于‘隔靴搔癢’?！_夫的舉動確有令王映霞難堪之處，他印了一套珂羅版，既不是大滌子的山水畫，也不是王羲之的蘭亭帖，而是把他的夫人王映霞的‘情書’原原本本印成一套，好像賣明信片，以留紀念。當達夫送我一套時，我當場撕毀了，并勸他一齊燒掉。在詩歌散文上，也公然宣布他夫人和人家的私事，那就未免太率直了?！?/p>

易君左對于郁達夫的評論甚高，在這篇文字里稱郁達夫是一個人才、天才和仙才。所以，他覺得王映霞嫁給郁達夫，是王映霞的福分。

然而，他仍然認為郁達夫印刷妻子給許紹棣的情書給外人看，用來損害自己妻子的名聲，這樣的行為不妥。所以，當場撕了郁達夫的珂羅版。然而，他的這個回憶更加確證了一點，就是，王映霞在自傳中反復說，他和許紹棣的通信并非情書，而是給孫多慈介紹男女朋友?？磥?，這一段自傳中的敘述并不可信。

再加上孫百剛在《郁達夫外傳》中所描述的，在富陽避難期間，王映霞的手里已經有一束許紹棣的信，而那個時候，王映霞還不認識李家應。王映霞是在認識李家應之后，才答應李家應給她的同班同學孫多慈介紹對象的。

到了漢壽之后不久，郁達夫住在漢壽縣北門外的蔡天培醋鋪的后面，這一住就是兩個多月。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的九月二十二日，接到福建省主席陳儀的電報，仍讓他到福建任省政府參儀，月薪三百元。在漢壽期間，郁達夫寫了一篇《國與家》，回顧了他們一家從武漢到漢壽的經歷。王映霞在自傳里，也專門提到了這一篇文章，王映霞說：“不過在兩個人的心中，在到達漢壽之后的一個時期里，也的確有過重歸于好的愿望。他在當時寫的那一篇《國與家》里，確是很真實、很明顯地表示了他的態度，而且還較具體地寫出了隱諱之言?！?/p>

那么郁達夫在這篇《國與家》里寫了什么隱諱之言呢，我直接摘錄一段：“自北去臺兒莊，東又重臨東戰場，兩度勞軍之后，映霞和我中間的情感，忽而劇變了。據映霞說，是因為我平時待她的不好，所以她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的朋友。但是在我呢，平時也不覺得對她有什么欺負；可是自我從福建回來，重與她在浙東相遇，偕她到武漢以來，在一道的時候，卻總覺得她每日每夜，對我愁眉苦眼，討恨尋愁。七月四日，正打算遵政府疏散人口的命令，預備上船西去的中間，一場口角，她竟然負氣出走了；這原也是我的不是，因為在她出走之前，我對她的行動，深感到了不滿，連日和她吵鬧了幾場，本來是我先打算一走了之的。她走之后，我因為不曉得她的去向，——當時是在疑她只身仍回浙東去的——所以就在《大公報》上登了兩天尋人的廣告。而當這廣告送出之后，就在當天的晚上，便有友人來信了，說她仍在武昌。這廣告終于又大大地激怒了她。后來經過許多友人的勸告，也經我們兩人的懺悔與深談，總算天大的運氣，重新又訂下了‘讓過去埋入墳墓，從今后，各自改過，各自奮發，再重來一次靈魂與靈魂的新婚’的一個誓約。破鏡重圓以后，我并且又在《大公報》上登了一個道歉的啟事，第二天就上了輪船，和她及她的母親與三個小孩，一道奔上這本來是屈左徒行吟的故地，從前叫作辰陽，現在稱作漢壽，僻處在洞庭湖西的小縣里來了?！?/p>

王映霞認可這一篇文章寫的。然而這一篇文章，長長的句子說明了王映霞嫌棄郁達夫平時待她的不好，所以“不得不另去找一位精神上可以慰藉的朋友”。

由這一句，基本可以斷定，兩個人的“深談”是各退一步，王映霞保證以后好好過日子，不再和許紹棣來往，而郁達夫在報上公開道歉，好消除對王映霞的壞的影響。

如果兩個人就此在漢壽過下去，他們的婚姻可能不會離散，漸漸修復以后，也許會再度溫熱。因為，郁達夫一直是喜歡王映霞的。

可惜的是，一九三八年的九月二十二日，郁達夫又赴福州。在沅江的船上寫第一封信給王映霞的時候，他還是深情的：“臨行時，頗覺依依。晨發漢壽，水上略有風波，然亦行百余里，今晚泊沅江，到長沙須后日上午。野闊天低，濕云與湖水相接，陰陰瑟瑟，頗與此次行旅之心境相像。出門多年，往日每以遠游為樂事，此番獨無興致，亦不知是何緣故？”

在這封信里，郁達夫表現出來的，仍然是一種失落感，既舍不得將王映霞推開，又有些悲傷，因為，他發現自己已經不太信任王映霞，而他為自己有這樣的懷疑而難過。

王映霞在這一天給郁達夫也寫了一封信，現存的這封信不全，前半部分已經遺失了，從現存的書信內容來看，王映霞至少是下定了決心，不再與郁達夫分開，她在這一天的信的末尾寫道：“你有沒有決心實行你答應我的條件，那只有天知道，我如今是鞭長莫及了?！贝饝臈l件，無非是以后不再翻舊賬，不再去調查她與許紹棣的事情。

九月二十七日王映霞的信里則進一步表達她對家庭的堅守，她是這樣寫的：“警報又來了，傳說敵機已到長沙，想來你廿四，至遲廿五總可以離長去南昌的，不然又將為你添愁添慮，此時出門真靠不住，所以我總夢想著甚么地方都能與你同行來得好些，并非我能防止空襲，與其老遠在為你擔心，倒不如大家在一起受驚來得痛快，復仇過后心境依然是澄清的，只教你能明白自家的弱點，好好地愛護她，則得著一顆女人的心亦不難也?！?/p>

顯然，王映霞此時已經安靜下來了，也做好了與郁達夫好好地過生活的準備。十月十五日，她和老大郁飛一起給郁達夫寫了信，更是有著讓人動容的戰爭時期的家庭氛圍，也不過是想告訴郁達夫，她和孩子們在牽掛著他。

然而，三天以后，十月十八日，王映霞又給郁達夫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有這樣一段埋怨：“現在只教你來信中一提及往事，那即刻就會使我把過去的仇恨一齊復燃起來，你若希望我不再回想你過去的罪惡時，只有你先向我一字不提，引導我向新的生命途中走，大家再重新的來生活下去，至于你的沒有愛過旁的女人和對我的愛從未衰落過的那些話，我讀了，只會感到你的罪深而刑罰太淺，這如病重而藥輕一樣的無濟于事。能不能使我把你的舊惡盡行忘去是在你，請你記住?！?/p>

為什么在這封信中如此沖動地指責郁達夫呢，因為王映霞接到了他在浙江兄弟的來信，說郁達夫又在往浙江寫信，打探王映霞是不是又趁著郁達夫去福州而偷偷地回浙江與許紹棣會合了。

這當然讓王映霞傷心。所以，在信里，郁達夫盡管表達了對王映霞的愛，如何如何沒有變，但是王映霞絲毫也沒有接收到這一份愛心。

這封信寫完以后，王映霞又附寫了一段，仍然是埋怨：“別人都會在文章稱贊自己的妻子、愛人，只有你，一結婚后便無聲無息，就像世界上已經沒有了這個人一樣，做你的妻子，倒不如做個被你朋友遺棄了的愛人來得值得，就如徐亦定一樣?！毙煲喽ㄔ浐凸粝鄳?，在郁達夫的上海日記中常常出現，但是王映霞應該是寫錯了人，因為郁達夫對徐亦定并沒有感情的曖昧，倒是對寡居的徐之音，有過曖昧之情，甚至一度在他被王映霞拒絕的時候，作為戀愛的備選女人。

如果郁達夫去福州以后，不再質疑王映霞，可能，他們的婚姻不會毀掉。

然而凡事沒有如果，一九三八年的十月十一日，郁達夫給王映霞的信里，又一次提到了許紹棣的信里所說的三十七萬港幣。于是十月二十四日，王映霞生氣地給郁達夫寫了回信，開頭是這樣寫的：“達夫：今天為孩子們補了七八雙破襪，且時刻都在等你有信來。傾得十一日平信，氣得我手足冰涼，又是半夜未曾合眼，原定不復你信，想想總似乎有些話不說不明之恨。所以又從新起來。你喜歡聽傳言，我自然不能管，不過自此以后，我才知道自己是有身份的了，我永遠都記得‘有人贈我三十七萬元港幣’這句話，請你去謝謝那位告訴你的朋友，這樣秘密的事又偏會給他——你那位忠心的朋友知道，到今日我始知你朋友的本領不小，而且你的這個已經有了三個孩子的家庭的生命，亦許就會斷送在你朋友的口里！”

郁達夫顯然違背了他們在武漢所簽訂的協議，不再提舊事，重新再開始靈魂的碰撞。然而，郁達夫在孤獨的時候，總會有一些委屈。畢竟老婆出軌，自己又恨自己多情，不舍得拋棄王映霞，所以，他既矛盾，又無助。

被郁達夫逼得急了，在二十四日的這一封信里，王映霞寫出了自己的委屈：“我仇恨你之心，自然難以消滅，八年前的春日的一個人偷偷的跑到富陽滿舟街去住七夜，即是與別的女人困七夜，和在六年前為我的女友而又跑上別的旅館中去住半月，那些時候你是做夢也不會想到在八年后的今日，這一個被你認為是弱女子的人，也終有一天復仇的日子的，萬事不能預料，連自己亦不知自己將來的日子如何？你能看得我到底嗎？”

他們吵架的時機真是不對，此時，廣州已經于三天前的十月二十一日淪陷，長沙也在備戰中，所以，王映霞擔心火車如果不通了，她們有可能會被堵在這個偏僻的鄉下。十月二十五日夜和十月二十八日，王映霞連寫了兩封長信給郁達夫。二十五日的信里，王映霞說她的母親想回浙江了，因為王映霞的兩位兄弟在浙江的安全地帶生活著，她的母親只是可憐王映霞一個人帶著三個孩子太苦了，才留下來幫她的。

在信里王映霞竟然埋怨郁達夫因為愛買書，所以，沒有留夠足額的儲蓄：“在這十二年中，你假如能夠節省一點買書買煙酒的錢，怕我們一家在安全地方亦有一兩年的好生活了，從前總是苦口婆心的勸告，無奈你習慣已養成，朽木難雕，終于改不轉來，?？课易约汗澮鹿澥?，甚至變換了衣飾來作家用，而你又哪里會得知道，知我那時欲未雨而綢繆的一點苦心？前年在日本兩月，還買了五六百元的書，可憐到如今，只在給別人一車車的拖出家門去賣，若依我的計劃，把所有的書籍全部捐給圖書館，又漂亮，又經濟，如今是甚么都完了。十年來向你的種種忠心的勸告，都只等于零，請想想，是不是無形中只在使我灰心，使我失望？自己沒有明白自己的短處，不望成家立業的短處，還能怪著別人？假如我有女兒，則一定三世都不給她與不治生產的文人結婚！”王映霞在這封信里惱怒至極，直接說將來自己的女兒一定不會嫁給像郁達夫這樣不懂靠體力生產的文人。

郁達夫到福州的時候，恰好陳儀去外地開會未回，所以郁達夫有很多事情未定。十月二十八日王映霞致郁達夫的信里面已經急得沒有時間和郁達夫討論婚外情婚內情的事情了。她這樣寫：“我會再把十四日的信寄還給你，請你仔細地再看看，而且再請你看一看我十日寄上的信中，是說著為了什么事而亦許不愿再寫覆信。什么第三者不第三者都是廢話，大家把一切的氣憤都丟棄了，來計劃計劃以后的家計。大局不意變化得如此之快，你不去香港，不去廣州都成為了塞翁失馬，而你福州去得那么快，主席又偏去開會，亦是不幸之至。這是后話，且看主席回來后如何再說，總之，我們一家，只須你心思好，待人好，不怕會餓死，到處都可以生存，這不必愁，寬你的心亦就是寬自己的心?！?/p>

被郁達夫氣惱了幾天的王映霞，再一次決定不計較郁達夫的猜疑，無論如何，三個孩子一個老母親，總要送到安全的地方再說。家庭和婚姻的細枝末節，以后余生有的是時間吵架。這大概是當時王映霞的心思。

之三：毀家

一九三八年的十一月一日這一天，王映霞異常難過。她帶著三個孩子和老母親在偏僻的漢壽縣，然而她們一家五口現在全部的錢只有一百塊了。

郁達夫答應匯過來的兩百塊錢，昨天她便去常德的農行看了，沒有到賬，而且為了去常德農行取錢，王映霞特地坐了轎子去的，沒有取到錢，她心疼白花了車錢。

他埋怨郁達夫，明明可以電匯，也可以直接寄到湖南銀行，卻非要寄到農民分行來。她哪里知道，郁達夫可能就是怕寄到其他銀行里，讓她多跑路。

人與人之間的誤解一旦產生，想要彌合，其實幾乎沒有可能。因為理解的出發點是錯的。比如十一月一日給郁達夫的這封信里，王映霞竟然認為郁達夫更可憐他的二哥郁養吾，而不是王映霞母子。事實上，只要長著腦子，怎么可能呢？

王映霞決定不再等著郁達夫匯錢了，時事變化極快，還是人的生命重要，十一月上旬末尾的時候，她帶著孩子和行李，全家人到了長沙。主要是長沙有火車，一有風吹草動，她們一家可以隨時逃回浙江。

然而王映霞到了長沙以后，就聽到有人告訴她，長沙早晚要出事，她帶著老人和孩子，如果炮彈打進城里來了，就不好逃出來了。所以，王映霞聽了別人的建議，將行李和一些箱子直接存到了行李房，第二天擠上火車往浙江走了。

結果火車開出兩個小時，長沙火車站被大火燒了。王映霞聽到消息以后難過死了，郁達夫給她的所有信件，還有郁達夫寫給她的版權的贈送協議，還有郁達夫的保證書呢！

王映霞在自傳里寫她的悲傷：“火車一到江山，先得找裁縫做替換衣服，然后再給郁達夫去電報。這時候我的心啊真是又氣又傷悲。想到最要緊的，還是行李中歷年所積下來的照片和信件，這個損失，將永遠地奪不回來?！?/p>

王映霞在浙江的江山住了四天，郁達夫終于從福建派了一輛車子過來接她們母子。她們一家老小上車以后，王映霞總覺得空落落的，因為他們六個人（王映霞及三個孩子，王映霞的母親和一個保姆）的衣服全都沒有帶出長沙。她又覺得這遷移的苦沒有和郁達夫同時分擔，獨獨給她一個人來承擔，她便覺得無助和委屈。

車子開到了浦城縣停下了，這已經是在福建境內。王映霞和郁達夫通了一個電話，郁達夫早就有安排，郁達夫告訴王映霞，讓她只帶上老大郁飛到福建，其他的孩子和王映霞的母親先到浙江王映霞的兄弟處暫住。

于是王映霞聽從了郁達夫的安排，她雖然很是埋怨，但是，戰爭時期，各種不便，帶著年紀小的孩子和老人，也的確不適合長途跋涉。

所以，王映霞第二天就和母親孩子分開，帶著郁飛繼續往福州去了。

關于王映霞自傳中所說的遺失在長沙大火中的兩百多封家書和情書，原來并沒有完全丟失，而是被當時在湖南省資源委員會工作的燕孟晉所救。原來，一九三九年的時候，粵漢鐵路拍賣處理無主認領的旅客失物，燕孟晉是搞財務會計工作的，當時他在粵漢鐵路的總稽核處工作，被派到了拍賣現場做監督工作。所謂監督就是走個過程，看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有一天，燕孟晉在現場發現有人在燒東西，火勢很大。他走近火堆，用拐杖隨便一撥，竟然看到一本日記，再一撥撥出一捆書信。信封上寫著王映霞，又有達夫寄的字樣。燕孟晉是武漢大學畢業的，平時也讀一些文學作品，自然知道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大名，所以，他立刻知道這一捆書信和日記是有價值的，趕緊從烈火中搶救出來。于是，這些東西便成了燕孟晉的私人收藏品。

一直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時候，林艾園在香港遇到了燕孟晉，林艾園幾年前便知道燕收藏了郁達夫的信，于是提出來借閱。這一批書信便到了林艾園的手里?；貋硪院?，變化極大，這一批書信曾在“文革”的時候被抄走，一直到了一九八一年才被歸還。

這便是《達夫書簡》最開始出版的稿件來源。如果沒有燕孟晉從大火中隨便翻出，那么，郁達夫在情書里痛哭了那么多次，我們便再也看不到了。

回到王映霞的一九三八年，和母親分開以后，王映霞帶著郁飛，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上旬，才到達福州。

在自傳里王映霞這樣記錄她剛到福州的情形：“到福州之后，郁叫了人來接我們，我心中已知有異。后來和郁達夫見了面，他說：‘我已經答應了新加坡《星洲日報》之聘，馬上就要到《星洲日報》去報到，并且也已經為你們母子二人領好護照?！?/p>

郁達夫在福州工作過的同事蔣授謙后來在回憶文章《我與達夫共事》里，寫了他們離開福州的情形：“一九三八年底胡文虎駐福州的代表胡兆祥邀達夫去新加坡任《星洲日報》編輯。達夫同意了。臨行之日，主席陳儀在省政府為達夫‘祖餞’，祝愿他們夫婦在新的環境里愉快地工作，勝利歸來為他們‘洗塵’。熱情洋溢，滿室春風。夜十時，達夫就攜婦將雛乘海軍差輪，通過馬尾封鎖線，轉乘海輪，經香港去新加坡?！?/p>

王映霞一肚子委屈，等到了福州，本來也想和郁達夫再好好說一下。然而，見他已經安排好了要去新加坡，便也覺得，在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里生活，可能有助于兩個人忘記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兩個人在去新加坡的路上至少是相互配合的。

比如十二月二十日，他們抵達香港，二十一日和戴望舒、葉靈鳳和樓適夷見面時，王映霞和郁達夫都是歡快的。

樓適夷在回憶郁達夫的文字里有一段是記錄他和郁達夫在香港見面時的情形：“一九三八年歲末，我在香港再遇到達夫，他帶著夫人和孩子住在一家大酒店里。告訴我他受聘到新加坡胡文虎的《星洲日報》去工作。當然，在海外僑胞中，也極需要抗戰文化工作，達夫到那兒去也很好，而且看來家庭之間，又和好如初了，這也叫人高興，我和還有些別的朋友，一直把他們送上去新加坡的海輪?！?/p>

然而這份朋友們的高興，并沒有持續多久。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郁達夫一家三口到達了新加坡，就住在他南天樓二樓的八號房。后來又經過報社社長胡昌耀的安排，住進了市政局的一個住宅小區里。郁飛在《郁達夫的星洲三年》一文里，有詳細記錄。

他們到達新加坡的那一天，《星洲日報》還用了大標題做了宣傳，《為努力宣傳抗戰，郁達夫將入本報工作，昨偕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公子飛抵星將每日報告抗戰文藝界情形》，新聞的具體內容如下：“自武漢放棄后，我國文藝作家之集中武漢者，實踐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標語，分頭赴各鄉各鎮，以及海外各處，努力宣傳工作，以期必勝必成之早日實現。郁達夫近亦由武漢退出，先去湘西及武漢外圍前線視察二月，后復經閩浙各戰場巡歷，現已由閩轉粵，偕夫人王映霞女士及子飛由港抵星，不日將入本報工作，以后每日有關抗戰文藝界近況者，可就今后本報探知一切也?！?/p>

王映霞一路暈船，幾乎將她人生過去的經歷都吐干凈了。到達新加坡的時候，她的人完全是暈的。

她與郁達夫各有各的心事，然而，在外人看來，他們還是相互配合的恩愛著的夫妻。在自傳里她這樣描述她和郁達夫的生活狀態：“初到的時候，雖然兩人都還各有各的心事，但為了應付新知舊友，適應環境，我亦居然同赴宴會。而平日在家里卻啞口無言，只有在朋友們來到的時候，才看得見我們的笑容，聽得見我們談話的聲音。友人一散，這一個家又重歸沉寂，真正的心與心的微笑，我發不出來，當然他也無法來開導和啟發?！?/p>

王映霞在和郁達夫結婚以后，并沒有寫過什么文章發表，她的人生經歷像極了許廣平，只是在婚后負責照顧郁達夫的家庭生活，而精神上的表達，則完全沒有了時間。

到達新加坡之后不久，一九三九年的一月八日，新加坡《星中日報》的婦女版給王映霞做了一個廣告，大概是知會讀者，郁達夫的夫人王映霞女士將在本報開專欄的意思。

只是可惜，王映霞雖然寫了兩篇文章，但都是發表在郁達夫主編的《星洲日報》上，她在《星中日報》的專欄并沒有如期履約。

郁達夫到新加坡之處，幾乎是四處寫信約稿。他們報社的稿酬標準也就是千字五元，所以，并無優勢，然而，畢竟郁達夫人緣好。他給許廣平、戴望舒、柯靈等一群人寫信、約稿。自己也每天寫稿，可謂編創兩忙。

然而，就在他和王映霞的日子漸漸平和的時候，郁達夫突然將自己寫的一組詩發在了香港的《大風》雜志。

這一場大風徹底將他和王映霞刮散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五日，郁達夫將一組《毀家詩紀》發表出來，全詩共有七首七絕、七首七律，還有詞一闕，共十五首。詩寫得有些含蓄。如果只發表詩作，讀者未必有什么大的反響，然而，讓人心驚的是，在這一組詩的每一首詩后面，郁達夫都詳細地注釋了他最愛的王映霞是如何被許紹棣勾引并奸污的。

在《毀家詩紀》的第一、二、三、四、六、七、八、十二、十八、十九這十首詩的后面均提到了許紹棣，而最后一首詞《賀新郎》的后面則直接將家仇轉移至國恨這里。他寫道：“許君畢竟是我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敵寇來奸淫要強得多。并且大難當前，這些個人小事，亦只能暫時擱起，要緊的，還是在為我們的民族復仇！”

郁達夫為什么要發表這一首詩，至今已經無人能解釋。他早知道真相，并且親自寫了道歉信在武漢的《大公報》上刊登，這個時候，他應該是已經做好了準備，原諒王映霞的出軌。

如果說，他需要時間來考驗王映霞是不是能和許紹棣斷了聯系，那么，在漢壽的日子，王映霞做得應該是好了。炮火連天的日子，郵路不通，人人自危，又加上許紹棣的確選擇了與孫多慈戀愛結婚。那么，這一段王映霞的精神出軌也好，身體出軌也好，其實已經畫上了句號。

郁達夫究竟是出于什么樣的想法，而發表這一組《毀家詩紀》？是他要用這樣的一種方式來出氣，報復王映霞嗎？那為什么不在武漢的時候提出離婚，當即發布這一組詩呢？

三月五日，這一組詩在香港發表以后，三月十七日，王映霞便在家里看到了《大風》雜志。王映霞連讀了兩遍。她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雖然，她和郁達夫最近的關系并不融洽，然而她覺得可能還是需要時間來忘記武漢的痛。

她沒有想到的是，郁達夫在她的傷口上又捅了一刀，這一刀更深，更絕情。

王映霞一個人關在屋子里一整天，從白天到晚上，一直在想，該怎么辦？婚姻可能沒有辦法維持了，如果她選擇不發言，那就是默認了一切。她做不到，她也不想，從此活在背后被人指指點點的陰影里。所以，她提筆給《大風》雜志的陸丹林主編寫了一封信。

在這封短信里，王映霞稱郁達夫是“包了人皮的走獸”，她問陸丹林“《大風》怕不怕因為登載了我的文字之故，揭發了‘無賴文人’十二年來的歹行之故，而被‘無賴文人’將此刊物從此視為眼中釘，不再為貴刊寫尖利刻薄的大文了？或更將瞎指先生亦與我有什么關系？”

王映霞在給陸丹林的信里，所列舉的，依然是幾樁舊事，她是這樣寫的：“丹林先生：我且在這里約略的說一說這事件的動機和實在情形。先生一定曾讀過《日記九種》吧？一個未成年的少女，是怎樣的被一個已婚的浪漫男人用誘和逼的雙重手段，來達到了他的目的？但是獸心易變，在婚后的第三年，當我身懷著第三個孩子，已有九足月的時候，這位自私、自大的男人，竟會在深夜中竊取了我那僅有的銀行中的五百元存折，偷跑到了他已經分居了多年的他的女人身邊，去同住了多日。像這樣無恥的事情，先生能否相信是出于一位被人崇拜的文人的行為嗎？等他住夠了，玩夠了，錢也花完了，終于寫成了一篇《釣臺的春晝》，一首‘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七律之后，亦許是受了良心的責罰吧！才得意洋洋地，又逃回到當時我曾經犧牲一切的安樂，而在苦苦地生活著的上海的貧民窟里來?！?/p>

在這封信里，王映霞承認她和許紹棣的關系僅僅只是友情。她這樣寫：“與許君的友情，我并不否認，但對天立誓，亦僅止于友情而已！文人筆端刻薄，自古皆然，他竟能以理想加事實來寫成求人憐恤、博人同情的詩詞來?！?/p>

王映霞復述了一下她與郁達夫在武漢啟事發布之后一些事實：“發現了我與某君的信件后，是痛快的，自然即刻離婚，不必多說一句話，再多費唇舌。他偏不這樣。于是，先登了一則尋人的啟事，看看風色不對，再懸崖勒馬，答應接受一切條件，只求我返回家中，還不夠，再來兩封信給陳部長（立夫）、朱家驊的道歉信。等他在七月十日的《大公報》上用大號文字登載出了向我道歉的啟事后，為了顧全許多派別的紛爭，顧全這三個無辜的孩子起風，我才忍氣吞聲的回到了那原不想再重返的家庭。又在轟炸聲中，同逃到了湘西的漢壽。照理，事情是應該告一段落了，可是不久，他又單身去閩置妻兒于湘西危城中而不顧。待到粵漢相繼失陷后，等我挈老攜幼于長沙的烽火中逃了出來，正打算去福州的途中，卻忽得浙江舍弟來電，謂這無賴，又已連拍了七八道電報給浙江省府諸人，找尋我的下落。電文且誤指我已在浙江與某君同居等不堪設想之言辭?！?/p>

王映霞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致陸丹林的這封信里，還寫到了一個細節，那便是，她和郁飛到了福州之后，向郁達夫說了她已經知道郁達夫在發電報調查她的行蹤，她很生氣，所以讓郁達夫答應她的條件，才跟他到新加坡。于是，郁達夫“自知理屈，答應了我的條件，立刻再發了一個七八十字的長電去浙江省府，大意是‘達夫誤信謠言，致疑妻映霞已在浙，念民偕同赴星’等語?！?/p>

王映霞的《一封長信的開始——謹讀〈大風〉三十期以后的呼聲》，是一篇非常高情商的文字，可以說，是一封經過反思和深思后，決定仍然不離婚和郁達夫繼續過下去的商議書。

這封信既寫得有文采，又有尊嚴，先是說了她自己的決心：“我呢？我又為什么那樣的愿意受你欺凌而不自觀？難道真的犯了天大的罪惡了嗎？實實在在，我還是在為著這三個無辜孩子，與想實踐十二年前我答應你結婚時候的決心??！”

她又分析郁達夫為什么急著在《大風》雜志上發表那些詩和注釋。她寫道：“你對我寧可盡情痛罵，盡情攻擊，而永遠都不敢說出分開兩字來的原因，我也明白。第一，你是怕世人把你的紙老虎的行為戳破而痛罵，負擔了始亂終棄的大罪；第二，是為了怕我與你分開后，立刻會得去和那個被所猜妒而全非事實的人結婚。這未免也是你的過慮了！關于前者，一切自有公論，又何苦要我自動的去告發你重婚遺棄的罪名呢？請你千萬可以放下心來；后者呢？你把女子的結婚，一個有靈魂、有思想的女子的結合，看得太容易了。實在說，又有誰逃出了棺材，而再即刻爬進另一口棺材里去的？對于婚姻，對于女子的嫁人，那中間辛酸的滋味，我嘗夠了，我看得比大炮炸彈還來得害怕。我可以用全生命、全人格來擔保，我的一生，是決不致再發生那第二次的痛苦的了。這一點決心，怕一定會強過你，勝于你這個以欲為生命的無聊者?！?/p>

在這封長信的最后一段，王映霞寫道：“我的靈魂，我的心腸，我的熱情，十二年來，漸漸地，已被你磨折得干干凈凈，如今所余留的，也只有這一個不久即將消滅的肉身。但我對于你，依然是不念舊惡，不計長短。對家庭、對孩子們的一點責任心，始終還是有的，而同時也盼著你讀了我這封長信后，明白你自己一切的錯誤，痛改前非，重新來做一個好人，切不可再以日本式的壓迫來壓迫我，成為一個陰險刻薄的無賴文人。這樣平心靜氣地勸導你，我想總要比請律師、上法庭有意義、有效力得多。在敵寇侵略中國的怒潮之中，又何苦拿了槍桿向自己放？我們應該看得遠、看得大，把私人間的仇恨，全丟棄在抗敵的緊張情緒之后，萬不可變成只重空談，而不講實際的一個人。永遠不會吃虧的映霞?！?/p>

落款是“永遠不會吃虧的映霞”，差不多也向讀者展示了，平時吵架，也都是郁達夫服輸的。

王映霞在這封信里，其實是妥協了。她一個人在這樣一個遠離家鄉的地方，如果真的離婚了，回到家里也是沒有臉面。想來想去，雖然是嘴上不饒人，然而，信里面還是說，我不計較你，希望你以后能痛改前非。

王映霞如此用心良苦，然而，郁達夫卻毫無反應，郁達夫忙碌著編輯副刊、開會、旅行以及寫信，卻并沒有對王映霞發表的信有任何意見。

這讓王映霞更加惱火。于是，一九三九年的四月十七日，王映霞寫了她最后一封信，《請看事實——到新加坡的經過》。

在這一封信里，王映霞變得更加毒辣了，她這樣來攻擊郁達夫：“他十二年來，對于我為他的犧牲，對他的誠意與仰望，全都拋棄在天外。僅僅把我這一層弱點，這一點欲在人前爭取勝利的弱點，倒牢牢地抓住了！因為無隙可乘，于是便興風作浪，竟以那友誼間的信札，來算作我唯一的罪狀，濫施攻擊與謾罵。這樣，就可以掩遮他的往事，中傷我的聲譽了嗎？我也就能因此而服服帖帖的受他虐待了嗎？但是，他可沒有想到，我是沒有嫖過妓院，睡過燕子窠的人。我的為人，盡有過去了的歷史可憑，無論他怎樣設法陷害，怕難以妨害到我往后的為人！最可惡的，就是他想用一箭雙雕的毒計，說我曾受過某三十七萬港幣的那一件謠言，他以為這樣才成功了某人的貪污，證明了我的愛錢大罪。隨后想想究竟還有些難以使人相信，于是再用了那些哄騙孩子的方法來哄騙社會上的人，才又誣說我所愛的那一筆款項，是又被人奪了回去?！?/p>

這一段里，王映霞再一次否認，他和許紹棣的感情。還有那三十七萬港幣也是一個荒誕可笑的謠言。

同時呢，又說郁達夫是有污點的人，而她沒有嫖過妓女，也沒有吸過鴉片。

怎么說呢，這樣寫，其實有些無聊。因為，郁達夫并不是在和王映霞結婚以后有的這些缺陷，而是婚姻之前，結婚了以后，變好，恰好證明了，郁達夫為了愛情是可以變好的。

王映霞還說了郁達夫一件丑事，那就是有一年，她和郁達夫一起去普陀山旅行了一趟，外人不知道實情，還以為是他們兩夫妻開心去玩耍的，而實際情況是，有一次郁達夫喝醉了酒離家出走，買了一張船票到了寧波，然而在寧波錢包被偷，他打電報求助，王映霞這才去送錢給郁達夫，后來他們一起到了普陀山。

又是為什么一起和郁達夫來到了新加坡呢？王映霞在這封《請看事實》的信里，也有著詳細的說明，是因為，王映霞在去浙江江山的路上，得到了弟弟的電報，說是郁達夫正在各處發電報打探王映霞是不是已經回到的浙江麗水，去與許紹棣同居。結果，有人回電報告訴郁達夫說并未見到王映霞。郁達夫這才知道王映霞原來還在路上，于是派人叫王映霞直接帶著長子去福州。

王映霞也正想要問罪于他，為什么打探自己會去麗水。王映霞的意思是，本來在武漢已經說清楚了，為什么不信任她。

結果，到了福州的第一夜，郁達夫在外面喝醉酒不回家，王映霞氣急了，要離開福州回浙江。

郁達夫這才讓友人幫忙勸說。結果是郁達夫向王映霞寫了一封悔過書：“昨晚因與友人夜談，終夜不歸，致招誤解，以后當絕對不在外宿，除有必要事外，始終當與妻映霞在一處?！边@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寫的。

王映霞所寫，與郁達夫所寫，幾乎是截然相反，且態度激烈。比如有一句王映霞是這樣寫的：“在《詩紀》上寫些‘我也已經決定了只身去國之計’，‘她又從浙江趕到了福州，說將痛改前非，隨我南渡’，誰曾放過這樣的屁，天下是有那么良善的丈夫的嗎？”

連放屁這樣的字眼都寫了出來，可見王映霞是真的生氣了。

如果一個閱讀者，在當時讀了王映霞的信，一定會被王映霞的信打動，因為，她的敘述，前前后后都是一個被騙者的角色設定，而郁達夫呢，只是一味地指責，讓讀者覺得，有可能是他的一種寫作。畢竟，郁達夫是寫小說出身的。

還好，詩人汪靜之在1993年8月撰寫了《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一文，后來1998年8月在泰國《亞洲日報》發表，以知情人的身份，在海內外第一次公開了王映霞的一個秘密。汪靜之的全文如下：

王映霞是我的妻子的同學。

我于一九二二年七八月間參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紀念會上初次和郁達夫、郭沫若一見如故，郭郁二人當即邀我同到他倆的住處，從此成為朋友。

一九三八年春夏間我全家避難到武昌，住在察院坡親戚家。當時達夫家住橫街頭，兩家是近鄰，常相往來。

后來臺兒莊打了一場對日抗戰的大勝仗，政府派了前線慰勞團，郁達夫參加慰勞團去了。

有一天王映霞來信說：“我肚里有了，抗戰逃難時期走動不便，我到醫院里請醫生打掉。醫生說：‘要你男人一起來，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們不能打?！_夫參加慰問團去了，要很多天才會回來，太大了打起來難些，不如小的時候早打。某某姐，我要請某某陪我到醫院去，裝做我的男人，醫生就會替我打掉。請你把男人借我一借，某某是最忠誠老實的，達夫最信任他；如果請別的男人陪我去，達夫會起疑心的?！蔽业钠拮玉R上說：“沒有問題，讓他陪你去好了?！?/p>

我就陪映霞過江到漢口，坐了黃包車沿江向下游走了半里多路，到私人開的一個小醫院里。映霞對醫生說：“我男人同來了?！贬t生就帶映霞進里面病房里去了。我等在那里，等到映霞出來，我陪她回武昌。我和我妻子都認為逃難時懷孕不方便，應該打掉。

一天，我到達夫家看他回來沒有，王映霞的母親說：“沒有回來?！蔽铱匆婈柎海ㄟ_夫的長子郁飛的乳名）滿臉愁容，我問他：“為什么不高興？”他說：“昨夜姆媽沒有回來！”我問：“她到哪里去了？”他說：“不知道?！蔽揖蛦柾跤诚嫉哪赣H：“映霞到哪里去了？”她說：“不知道。是一部小汽車來接去的?！钡诙煳以俚竭_夫家去，想問問映霞頭一天到哪里去了。見了王映霞，她倒了茶請我坐下，我還沒有開口，她就談起戴笠家是花園洋房，家里陳設富麗堂皇，非常漂亮。談話時露出羨慕向往的神情。我馬上悟到她昨夜沒有回家的原因了，原來是戴笠派小汽車接她去了。所以王映霞滿臉是興奮、幸福、得意的表情。又想到難怪她要打胎，而且要在達夫外出時去打。

回家時我告訴了妻子，她很驚奇，表示不再和這位同學來往。我當時考慮要不要告訴達夫：照道理不應該隱瞞，應把真相告訴朋友，但又怕達夫一氣之下，聲張出去。戴笠是國民黨的特務頭子，人稱為殺人魔王。如果達夫聲張出去，戴笠決不饒他的命。太危險了！這樣考慮之后，我就決定不告訴達夫，也不告訴別人。后來達夫從前線慰問回武昌了，我見他的時候，一句也不泄漏。不久，我要到廣州去了，去向達夫告別。一進去看見達夫和映霞正在爭吵。達夫一見我，就指著映霞，一邊哭一邊向我說：“這個不要臉的女人，她居然和人家睡覺！”我一聽，心里就很著急，怕達夫聲張出去，殺人魔王馬上會置他于死地。為了免得他闖禍，我就幫忙映霞掩飾。我說：“不會的，你不要相信謠言?！边_夫馬上說：“哪里是謠言！她的姘頭許紹棣的親筆信在我手里！”我聽了馬上就放心了。達夫一邊告訴我：“萬萬想不到她會這樣不要臉！”一邊說一邊痛哭，滿臉流淚，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男人這樣號啕大哭、萬分傷心痛苦的樣子。王映霞也一邊哭一邊辯解。我就對達夫說：“你太愛她了，哭得這樣傷心。冷靜一點，夫妻商量解決好了，不要哭了。我是來向你告別的，我到廣州去，票已買好，馬上要去上車了，不能幫助你們商量解決了。再見！”

說著就回住處了。我離武漢后不久，武漢也要撤退了。后來達夫往南洋去了。我和達夫沒有再見過面。

一九四六年夏我回上海，我妻子的一位同學（也是王映霞的同學）說：“王映霞從南洋回到重慶和某人（我忘了姓名）結了婚，就要戴笠幫忙，戴笠給她丈夫做運輸汽車隊隊長，在滇緬路直到重慶做運輸工作，汽車運私貨，大發財?？箲饎倮?，一九四五年戴笠給王映霞的丈夫做運輸方面的宜昌站站長，也是發財的職務。上海接收時戴笠給了王映霞一座接收下來的洋房，成了王映霞所有的房產?！边@位同學又說，“戴笠一直是王映霞的姘頭，外人不知道，我和某某、某某同學知道?！?/p>

我和妻子聽了她的同學說過之后，回家就二人做出決定，永遠不能說出這些秘密，以免闖禍，殺人魔王太可怕了！

后來戴笠在飛機上炸死了，本來不用怕了，可是又想到王映霞本人不用怕，但她做過殺人魔王的姘頭，可能也會受了魔王的影響，說不定她可能也有可怕之處，因此，決定仍舊不敢說起。

前些時曾焯文先生來信，我仍舊不敢說，今天曾先生又來信，我想，我的妻子已去世，妻子的三位同學也已去世，如果那三位同學沒有告訴別人，恐怕就僅存我一人知此秘密了。為了不愿我的老朋友、“五四”文壇的一位杰出作家郁達夫所遭受的莫大恥辱悲慘的命運，永遠沉冤不白，今天我下了決心，馬上就執筆，一氣寫完這個秘密。

寫完之后，不敢具名，遲疑片刻，就想出辦法，且用一假名。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日蛀書蟲寫于烏有之鄉。

汪靜之在文章后面寫了一頁注釋如下：

《王映霞的一個秘密》人名注釋

第二頁第七行：“某某姐”是“竹因姐”。（“有一天”段）

（汪晴注：汪靜之手寫原文的頁數、行數，印刷后就變了，所以我在（）號中注明段落以便讀者查找。）

第二頁第七行：“我要請某某”，是“靜之”。（“有一天”段）

第二頁第十行：“某某是最忠誠”，是靜之。（“有一天”段）

第五頁第十四行：“一位同學”，是“錢青”。（“一九四六”段）

第六頁第四行：“某某、某某”，是“葉雅棣、葉雅珍”，是浙江女子師范學校校長葉墨君的二位千金，葉墨君不任校長后，在上海創辦天府味精廠，女兒同住在上海。（“有一天”段）說明：

此文寫成后，打算馬上寄給香港的曾焯文先生，女兒伊甸看后，不贊成馬上發表，要防著意外，遲點再發表為妥。因此，決定不發表，以后再說。

一九九三年八月三日汪靜之于西子湖畔。

汪靜之的文章一直到了一九九八年，才在海外泰國的《亞洲日報》發表，目的也是不引起麻煩。而汪靜之本人于一九九六年去世，這是在他離世后兩年才發表的。

這一篇文章非常重要。

汪靜之猜測王映霞懷孕可能與戴笠有關，而真實的情況可能未必是戴笠的孩子，因為郁達夫當著汪靜之的面哭的時候，拿著的是許紹棣的信，而到武漢之前，王映霞一直是和許紹棣在一起的。所以，她肚子的孩子，極有可能是許紹棣的，而未必是當時在武漢和王映霞好上的戴笠的。

讓我們再回到一九三九年春天的新加坡。就在王映霞一個人關在屋子里給香港《大風》雜志寫文章的時候，郁達夫正忙著用文章抗日。

一九三九年五月八日，在寫給自己的老友夏萊蒂的信里，郁達夫陳述了自己當下的心情：“最后，想報告一點我私人的事情，這次抗戰軍興，從私人的打擊上來說，我恐怕可算是受得最重的一個。新舊的住宅被毀，老母殉國，三十年來的藏書，盡被劫去，又兼以家門不幸事的叢生。若在平時，受到這樣打擊的話，恐怕我早已經不在人世了；但當這一個民族國家的生死關頭，我倒反而因這種的打擊而受了鍛煉。一切的私情，個人的利害名譽，都忘記了；我已經變得像一只訓練過后的抗戰的木雞?！?/p>

在五月十六日，回復香港《大風》雜志的主編陸丹林的時候，郁達夫說：“家事正在協議離婚中，蒙忠告，甚感?！?/p>

盡管在書信里已經告知陸丹林他和王映霞正協議離婚，據《郁達夫的年譜長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二日，還和王映霞一起出席了一個素齋聚會。

九月二十七日，還和王映霞一起乘火車到了吉隆坡，主持一個合唱公演的開幕典禮。二十九日又到馬六甲，三十日才返回新加坡，返回新加坡后，又和王映霞一起拜訪了他們共同的朋友王瑩。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郁達夫的長兄郁曼陀被汪偽特務暗殺。郁達夫在抗日戰爭爆發以來，家里已經犧牲兩人。

一九四〇年三月，郁達夫和王映霞分居。王映霞到了她的同學李佩芬處暫住。

王映霞在她的《半生自述》里，有這樣一段描述：“說句良心話，夫妻鬧到這種地步，應該是恨之入骨的了，但我并沒有，我有時還在可憐他，還在為了他一生中沒有一個知心好友而惋惜，掛想他的今后生活如何度過。因此我之提出離婚，實在還是一個對他的一種試探。因為當時我并沒有如他所說的有了可以寫‘情書’的‘情人’，更沒有什么人已經在‘等待’我。第一次無效，再來第二次。我就一個人到離開新加坡八十海里的廖內去住了下來（廖內有我的同學在辦學校）。我是想到那邊去教書散悶的。郁達夫并沒有細味出我這行動的內在動機是什么。不但如此，他還寫信到廖內學校里詆毀我。于是，我通過他的友人，第三次向他提出離婚，我對他說：‘我沒有任何條件，也不要什么東西，只望你能將護照還我，讓我一個人回國就行?！龊跻饬系?，他這次竟允許了。但是，口頭上答應，而護照仍扣留在他手里未曾交出來。我知道他并不愿意馬上放我走。所以，還在有意刁難我，我亦只能裝作不知，只請他立刻簽字。他簽了，我亦簽了。這是一九四零年三月的事?！?/p>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九日，郁達夫發表一首舊詩，標題極長，叫做《五月二十三日別王氏于星洲，夜飲南天酒樓，是初來時投宿處》。詩很傷感，摘錄于此：

自剔銀燈照酒卮，旗亭風月惹相思。

忍拋白首名山約，來譜黃衫小玉詞。

南國故多紅豆子，沈園差似習家池。

山公大醉高陽夜，可是傷春為柳枝。

孫百剛后來又遇到王映霞，曾問過她，離開新加坡在南天樓吃分手宴的時候，郁飛是不是在場。結果王映霞說，根本沒有南天樓的告別宴。

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郁達夫在香港的《星島日報》發布了一則《郁達夫啟事》，宣告與王映霞離婚：“達夫與王映霞女士已于本年三月脫離關系，嗣后王女士之生活行動完全與達夫無涉，諸親友處恕不一一函告。謹此啟事?！?/p>

幾天以后，王映霞在香港的《星島日報》、重慶的《中央日報》和浙江的《東南日報》全都刊登了離婚書，標題叫作《王映霞離婚啟事》：“郁達夫年來思想行動，浪漫腐化，不堪同居。業已在星洲無條件協議離婚，脫離夫妻關系。兒子三人，絕歸郁君教養。此后生活行動，各不相涉，除各執有協議離婚書外，特此奉告海內外諸親友，恕不一一。王映霞啟?！?/p>

郁飛是唯一見證了父母離婚的孩子，一九四零年后，他已經十二歲了。后來，郁飛在《郁達夫的星洲三年》有一段文字寫了父母離婚后他的感受：“一九四零年五月，父親和母親終于離異。雖然從南來后家庭內的關系我早已朦朧到裂痕難以彌補，最后結局對于我終是來得突然。一天下午母親忽然驅車到我住讀的那家美國教會學校來接我，說一切手續都已辦好，明天就上船回香港，囑我此后要會照料自己。孩子對父母的事又有什么說的，我默默地隨她到首都電影院，看了場電影然后回家。次日清晨為趕快脫離這難堪的境地，竟沒想到該送送她就匆匆回校了。家庭變故在各人——尤其是孩子——心頭造成的創傷是可想而知的。此后父親逗我玩時不經心間會提到往昔三人在一塊時說過的玩笑話，出口以后，兩人都立即想起當初的情景，全都默不作聲了?！?/p>

王映霞在自傳中，曾經說，雖然分手了，但是，她從來沒有忘記郁達夫。

而郁達夫呢，在離婚后不久寫給林語堂的一封信里，還有些恨她，信里的話是這樣的：“王氏已與弟完全脫離關系，早已于前月返國。此后之生活行動，兩不相涉；我只在盼望她能好好過去，重新做人。若一誤再誤，至流為社會害蟲，那就等于我殺伯仁了?！?/p>

與友人的信里這樣評價已經離婚的前妻，確有些涉嫌詆毀了。然而，一面在書信里說王映霞的壞話，一面呢，又寫舊詩來想念王映霞。就在給林語堂寫信的同一天，郁達夫發表了一首舊詩，詩名叫做《與王氏別后，托友人去祖國接二幼子來星，王氏育三子，長名陽春，粗知人事，已入小學，幼名殿春、建春，年才五六》，詩中最后一句：“愁聽燈前談笑語，阿娘真個幾時歸？”

孩子問娘何時回來，真是一句傷心的問話啊，娘已經永遠不回來了。

一九四一年的時候，郁達夫的家里住進了一個漂亮小姐，叫李小瑛。是一個電臺的播音員，郁達夫與李女士的感情很快升溫。但是，郁飛不接受這位乘風破浪的小姐姐。一年后郁達夫和李小瑛分手，和郁飛長時間不接受也有一定的關系。

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已經是酒廠老板的郁達夫化名趙廉，與一位叫何如轉的本地女孩結婚，并且給這個女人改了一個名字叫做何麗有。意思是何麗之有。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郁達夫失蹤，這位趙廉兄的妻子才知道，她的老公原來是中國的大作家郁達夫。

這段經歷，如果郁達夫沒有被日本憲兵殺害，那么，該是多么精彩的一個自傳體小說啊，可惜，郁達夫再也沒有機會寫作他的酒廠老板的生涯了。真是可惜。

又想起孫百剛在《郁達夫外傳》中提到的那位算命的先生，說郁達夫命里有一劫。

想來，也是不準確的。從算命到郁達夫死亡，整整過去了八年之久。又加上，郁達夫是因為去新加坡才流亡的。如果郁達夫一直在福建，其實，可能既不會家破，也不會人亡。

再來念郁達夫那兩句詩：曾因酒醉鞭名馬，生怕情多累美人。多好啊。

若說郁達夫的情太多，其實，十幾年來，他的感情也只給了一個人。他之所以離婚，也是因為太傷心，他太珍惜自己所愛的女人，以至于當自己心愛的女人被人玷污，他覺得自己所珍惜的，原來對自己并不珍惜。

富春江上神仙侶，原來背后是污泥。別人對他的羨慕，恰好是他流血的傷口。

時代的一聲炮火，摧毀的不只是數百封信和一段婚姻，還有一個人內心里對愛的信仰。郁達夫和王映霞，這一對曾經活在情書里的神仙伴侶，終于也活成了別人茶余飯后的一個笑話。

愛情，可能都抵擋不住時代的灰塵。郁達夫如此，塵世里萬千相遇又分開的愛人，亦大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