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民族地區大學生酒精依賴狀況調查

何 瑩，趙永樂，陳麗麗，梁小莉，龔孝丹

（紅河學院教師教育學院，云南蒙自 661199）

酒精依賴是各種成癮行為中后果較為嚴重的一類，不僅造成各種社會失范行為和生產損失，也給醫療系統帶來沉重負擔。據世界衛生組織（簡稱WHO）估算，酒精依賴每年造成約330 萬人死亡，以及高達13 900 萬的傷殘調整生命年（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DALY），占總體疾病與傷害負擔的5%，而且有逐年增加的趨勢[1]。我國同樣飽受酒精依賴問題的困擾，而且自改革開放以后呈現日趨嚴重的態勢。本世紀初國內大規模流調研究發現，酒精依賴的發病率較改革開放之前高出五十倍之多，而且保持繼續上升趨勢[2]。其他在國內進行的流調研究也印證了這一點，且發現相關疾病有低齡化趨勢[3]。而這一趨勢目前已經轉化為現實的后果，最近的一次全球調查分析認為，我國由飲酒導致的死亡人數每年在七十萬以上，遠超人口基數相近的印度，位居世界第一[4]。

雖然酒精依賴已經成為我國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但因為文化和習俗的原因，大眾普遍對其危害性認識不足。對酒精依賴行為的高危人群進行研究有利于通過宣教等手段實現初級預防。大學生是未來的社會中堅階層，受教育程和社會化可塑性較高，研究其飲酒情況對于預測和預防酒精依賴相關的社會問題有較高價值。同時該群體因為心理與社會環境兩方面的因素導致容易產生危險飲酒行為，所以也一直是國內外酒精依賴研究的重點關注對象。

另外，國內外均有研究認為酒精依賴和濫用問題可能與民族和種族因素有關。除了文化上的原因，體內促進酒精代謝的乙醛脫氫酶（ALDH）水平較低也可能導致某些人群更容易出現酒精依賴病癥。例如跨國比較研究中發現，中國人ALDH 先天較低，因此同等飲酒量之下酒精依賴導致的身體疾病更加嚴重，社會危害也相應更大[5]。與此呼應的，是國內一些研究也發現酒精依賴問題在某些民族聚居區呈現高發趨勢，其飲酒量和相關疾病都顯著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且這些少數民族個體同時也具有導致低ALDH 水平的基因表達[6]。但這一解釋存在爭議。酒精濫用行為同時受到生理和社會文化因素的影響，單一的調查對象類型難以分離這兩個變量的影響。在漢族和少數民族密切交流的民族地區進行跨民族的調查研究可以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佐證。因為文化適應與文化融合現象，不同民族的居民雖然在族群身份上有差別，但又普遍受到同樣地域文化的影響，如果他們表現出不同的酒精依賴傾向，則說明族群身份影響較大，反之則證明文化影響更明顯。

為解決這些問題，研究對民族聚居區和非民族聚居地區的不同民族大學生進行了酒精依賴情況調查，對地區、民族及其他人口學變量進行比較，以了解該群體酒精依賴現狀和特點。

一、研究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總計調查了2 875 名大學生，共收回有效問卷2 594 份，回收率90.2%。有效問卷中，男性1 679 人，女性915 人；漢族1 787 人，少數民族807 人（彝族356 人，哈尼族206 人，其他少數民族186 人，對酒類飲品存在文化禁忌的少數民族59 人）。取樣來自民族聚居區且生源地也為民族聚居區的高校本科生1 550 人（取樣地點：紅河學院、大理學院、文山學院），代表云南省內的民族聚居區；云南省昆明市生源地限于云南省內的高校本科生330 人（取樣地點：云南農業大學、昆明學院），民辦高校學生330 人（取樣地點：滇池學院、云南經濟管理學院），代表云南省內非民族聚居地區；東部省份普通本科高校384 人（取樣地點：山東科技大學、福建工程學院），生源地限于山東和福建省，代表東部省份非民族地區。

（二）研究方法

1.工具的選擇

此次研究選取ADS（酒精依賴問卷）和AUDIT（酒精濫用篩查測驗）兩種測量工具作為備選工具，兩者都是WHO 推薦，且臨床上常用的篩查和診斷工具。

對第一批360 名調查對象同時發放了ADS 和AUDIT 問卷，并做事后訪談。收回有效問卷313 份。ADS 均分9.31±8.25；AUDIT 均分8.125±6.75；兩種問卷得分相關程度較高（r=0.657），且存在極顯著的線性關系（F=236.02，B=3.114）。訪談結果反映，多數被試認為ADS 問卷更能全面反映自己的飲酒狀況，對于曾經出現的飲酒問題量化更加細致。該問卷以酒精依賴綜合征的鑒別診斷為理論基礎，項目描述相對較多和詳細，適用于文化水平較高且愿意配合的對象。其多維的設計初衷也滿足國際通用的DSM 診斷系統的要求，被已有研究證明具有良好的一致性和真實性，是酒精依賴問題學術性調查的首選工具[7]。綜合以上因素考慮，選擇ADS其為本次調查的正式工具。

ADS 根據具體分值將對象的酒精依賴情況分為五個等級。所有項目均為陰性的計為0 分為完全無依賴；1～13 分為輕度依賴；14～21 分為中度依賴；22～30 分為重度依賴；31 分以上為嚴重依賴。臨床上一般認為中度以上依賴需要醫學干預。

2.施測過程與統計

取樣方式為校內隨機抽樣。為保證問卷內容真實性，全部問卷取樣均采用在學校內面對面發放紙質問卷的方式進行，發放過程中強調問卷匿名性。調查對象自愿填寫并交回問卷，結果錄入統計軟件SPSS22.0 進行分析。

二、結果

（一）總體及不同地區大學生酒精依賴情況

臨床篩查中一般將ADS 均分和酒精接觸比例作為反映總體狀況的指標，將中度及以上依賴者視為值得關注的風險群體。此次調查發現，云南省大學生ADS 均分（7.66）和中度及以上依賴人數比例（20.31%）都顯著高于東部省份的對照組（ADS均分3.76，中度及以上依賴人數比例5.73%），不同依賴等級的人口比例也存在顯著差別（χ2=54.80，P<0.001）。即便存在對酒精有民族禁忌的少數民族成員，云南省大學生酒精接觸比例總體仍達到83.21%，顯著高于東部省份的71.19%（表1）。

表1 抽樣情況及ADS分數分布

（二）云南省大學生ADS 分數與依賴等級的差異來源

為了了解影響云南省大學生酒精依賴狀況的因素，對不同性別、民族、年級、所在地是否為民族聚居區，是否為公立院校的對象進行了比較。結果發現這些因素均對ADS 分數產生影響，但影響的方式或特點各不相同（表2）。

表2 云南省不同高校類型ADS分數分布

因為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幾乎所有酒精依賴調查都發現女性的酒精依賴問題顯著較少，此次調查也不例外。男性ADS 均分顯著高于女性（t=5.953，P<0.001），而且有更多比例的男生出現高等級的酒精依賴癥狀（χ2=19.66，df=4，P<0.001）。但在與民族有關的因素中出現矛盾結果，例如，不同民族之間的差異不顯著（t=0.876，P=0.381；χ2=9.14，df=4，P=0.58；）。但民族聚居區的大學生酒精依賴情況低于非民族聚居區（t=3.526，P<0.001；χ2=54.80，df=4，P<0.001）。

云南省內民辦高校學生的ADS 均分顯著高于公立高校本科生（t=6.42，P<0.001）；依賴等級分布差異顯著（χ2=54.73，df=4，P<0.001），其接觸比例（89.7%），中度以上依賴比例（31.8%）均遠高于其他類型被試群體。但因為民族聚居區樣本中不包括民辦高校，因而不能直接進行雙因素方差分析。將學校類型差異作為協變量進行方差分析后發現，民族聚居區在ADS 均分上的差異不顯著（F=0.560，P=0.454）。說明民辦高校學生的高ADS得分是導致區域差異的原因，而且這一差異與民族、性別等因素都沒有顯著的交互作用。

方差分析發現，與民族有關的性別差異和學校類型差異影響了云南省大學生酒精依賴情況的總體分布。對性別和民族兩個人口學變量進行雙因素方差分析，發現交互作用顯著（F=13.60，P<0.001）。進一步簡單效應檢驗發現，男性大學生的民族間差異不顯著，而少數民族女大學生ADS 均分顯著高于漢族女大學生（P<0.001），其曾飲酒比例達到81.77%，中度及以上依賴比例達到18.82%，與男生接近。同時，性別因素與學校地區和類型因素都沒有交互作用，說明少數民族女生的ADS 高分是主要的數據變異來源（表3）。

表3 云南省不同性別與民族的大學生ADS分數分布

年級差異體現了大學生就讀期間酒精依賴問題的發展趨勢。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不同年級之間差異顯著（F=23.327，P<0.001），事后檢驗（LSD）發現，年級主效應主要差異來自于一年級顯著低于其他年級。而且年級因素同樣與性別存在交互作用（F=3.944，P=0.008），但與民族因素沒有交互作用。進一步簡單效應檢驗發現，年級與性別的交互作用來自于女大學生的酒精依賴問題在二年級以更快的速度增加，而在四年級有顯著下降趨勢。但是少數民族女大學生的酒精依賴均分在大學四年級處于上升趨勢（表4）。

表4 云南省大學生ADS分數年級分布（M+SD）

三、討論

（一）云南省大學生酒精依賴問題較為普遍，明顯高于東部大學生

此次調查發現，云南省大學生酒精依賴水平顯著高于同期取樣的東部省份對照樣本，也顯著高于同類其他研究中的東部省份數據。如南京市大學生曾飲酒率僅有51.3%[8]，顯著低于云南省大學生的83.12%。各類人口學變量區分出的群體，其ADS均分都遠高于東部省份的平均水平，曾飲酒比例和中度以上依賴者比例也都處在較高水平，甚至女大學生的飲酒問題也十分突出。除了一年級漢族女生之外，其他女性樣本ADS 均分甚至高于東部省份男生的水平。

這些結果顯示酒精依賴問題在調查對象中普遍存在，而且形勢嚴峻。過去一些觀點認為，相比于英、美和俄羅斯這些長期受酗酒問題困擾的國家，我國的酒精依賴問題并不嚴重。這可能是一種錯覺。在此次調查的云南省大學生群體中，酒精依賴問題有后來居上的趨勢。上世紀末以來，西方國家加強了對青少年酗酒問題的監管，對于風險飲酒行為的認定也更加嚴厲，葡萄牙等國甚至將酒精視同為毒品，并把酒精依賴矯治納入到戒毒體系中[9]。一些研究者甚至建議取消“適當飲酒”的說法，將所有的娛樂性使用都納入“濫用”或者“依賴”的范疇，同時將依賴的概念由生理依賴擴大到精神或者心理依賴[10]。這將過去病理性使用酒精的范圍大大拓寬了，3～6 個月內“曾飲酒”的比例成為判斷酒精依賴的重要指標。這些重視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的青少年飲酒率呈現下降趨勢。以美國為例，在2002 年被篩查出酒精依賴問題的大學生占總體的31%，較1995 年的監測結果（34.5%）已有所下降[11]。青少年曾飲酒率從1991 年的81.6%下降到2007 年的75%和2015 年的63.2%，情況顯著好轉[12,13]。

然而，此次調查發現，云南省大學生曾飲酒率高達83.12%，中度以上酒精依賴問題發生率達20.32%。該數字甚至超過美國1991 年的水平。即使在過去顯著低于美國的女大學生飲酒問題方面，情況同樣不容樂觀。包括本次調查在內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女大學生飲酒率以及總體得分仍然顯著低于男性，但也僅低10 個百分點左右。少數民族女生的酒精依賴得分甚至與男生持平。東部省份大學生中雖然較少出現嚴重的酒精依賴個案，但曾飲酒率依然高于70%[14]。這些結果也與國內采用同類調查指標的其他調查結果接近。例如季成葉[15]的全國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大學男生曾飲酒率達到87.4%，女生也有75.1%，過量或重度飲酒率23.5%。

由此可見，在青少年酗酒問題被全世界普遍重視且得到一定控制的情況下，云南省大學生的酒精依賴發生率依然保持較高水平。在本次調查中還了解到多起云南大學生急性酒精中毒致死，以及飲酒誘發的意外傷害、癲癇、精神疾病等案例，證明該問題迫切需要予以關注和教育。

（二）云南省女大學生中度酒精依賴水平與男生持平，哈尼族和彝族女生的飲酒行為處于較高水平

在性別差異上，從以往研究來看，因為文化方面的原因，女性酒精依賴問題通常是遠低于男性的。在全世界范圍內，女性嚴重酒精依賴的發生率通常僅有男性的十分之一。國內以往大學生群體的調查也證明了類似的傾向，在飲酒率、危險飲酒率和酒精依賴行為等問題的檢出率方面，男女比例均差異懸殊，男大學生的表現更嚴重。徐贊和鄧云龍等[16]以AUDIT 為工具的調查發現，中國大學生危險飲酒率為11.1%，其中男性23.1%，女性僅有4.7%。張洪波和張蕊[17]報告的大學生酒依賴行為發生率13%，其中男性17.5%，女性僅有1.6%。姚捷等[18]報告的大學生總飲酒率49.05%，其中男生飲酒率為92.47%,女生飲酒率僅為6.21%。雖然使用工具和標準不同，但問題檢出率均在5:1 至15:1 之間。因而以往研究認為，中國女大學生的飲酒率（6.9%）遠低于美國大學女生（27%）[19]。

另外，此次研究發現，云南省少數民族女大學生群體的飲酒問題十分突出。其ADS 均分，曾飲酒比例，中度以上酒精依賴發生率都與男生基本持平。引起酒精依賴的個體因素，如人格、心理健康、精神與生活壓力等均難以解釋少數民族女大學生如此普遍的飲酒行為。這一特點可能來自于取樣地點的獨特風俗。此次調查涉及的少數民族學生主要來自哈尼族與彝族聚居區。在當地多種民族文化中，飲酒行為是青年男女社交活動中的必要元素。例如哈尼族奕車支系中，未婚青年相互交流的活動叫做“阿巴多”，在當地語言中就是喝酒的意思。青年男女均以參加過多次阿巴多為榮。此類風俗在文山、紅河等地流傳較廣，使得當地青年女性與男性具有類似的飲酒習慣[20]。這種基于文化習俗的飲酒行為較為穩定，從年級變化趨勢中可以反映。漢族女生入學之后酒精依賴問題才大量增加，但畢業前又大幅下降，而少數民族女生的飲酒行為在大學期間一直保持高位穩定。

少數民族女大學生的高風險飲酒行為也是少數民族群體總體酒精依賴風險大幅提升的因素。當前國內酒精依賴問題總體上仍局限于男性，即便如此，我國總體飲酒致死比例也處于全球較高水平[4]。如果少數民族女性出現與男性同樣比例的酒精依賴問題——如本次調查結果所示，將會導致少數民族群體的總體酒精依賴處于極為嚴重的水平。這一狀況似乎不能歸咎于族群間的生理差異。在一些早期調查中，酒精依賴問題高發的少數民族群體中發現了導致低ALDH 水平的基因表達，因而認為民族差異產生的基因差別是預測酒精依賴問題的一個因素[21]。但國內民族差異主要基于同種族異文化群體（vary ethnic groups），這種基于生理差異的假設仍需驗證。如果地方文化或者其他社會背景因素也起作用，那么以漢族聚居區的漢族居民與少數民族地區的少數民族居民之間的行為差別，來證明兩者之間存在生理差異，就有變量混淆之嫌。此次研究證明，在云南省范圍內，是否民族聚居區，乃至是否少數民族群體都不是最大的影響因素，學校類型的差異最為顯著。其中，民辦高校的學生更容易出現酒精依賴的問題，證明社會因素更加重要。過去使用ADS 和AUDIT 所做的同類研究也證明，在同樣的學校環境下，是否少數民族總體上并無顯著差異[19,22]。這些都證明社會環境因素的影響力十分顯著，將民族地區居民酒精依賴相關疾病高發歸因于先天遺傳因素的觀點值得商榷。

（三）大二是飲酒行為爆發的關鍵時期，應提前對其進行教育干預

在年級特征上，此次調查也確認了大一新生普遍較少飲酒，似乎飲酒行為是在大二之后突然爆發。這一情況與取樣于大一學生的同類研究一致[22]。進入大學之后相對寬松的紀律和生活環境讓大學生能夠更容易接觸到酒精飲品，同時還使得大學生在社交方面的需求顯著增加，進一步帶動了飲酒行為。在易得性與內部需求的雙重驅使下，加之社交文化中存在以酒助興的不良風氣，使得一些過去并不飲酒的大學生開始習慣于將酒作為一種社交工具使用。有研究表明，參加老鄉會和校外組織會增加大學生吸煙和飲酒概率，參加學生會、校內興趣協會和志愿者組織可減少大學生吸煙飲酒概率[23]。這些都提示飲酒并非少數民族體質方面的因素，而是一種環境和文化影響下的產物。

包括本次調查在內的多項研究都證實大學一年級到二年級是習得危險飲酒行為的關鍵時期，是否可以通過干預減少飲酒給大學生帶來的傷害？以往研究表明，通過減少易得性的限酒策略可以取得不錯的效果，但仍需采取更多的策略來降低其使用率最終減少對健康的危害[24]。所以，在大一和大二期間對大學生進行相應的安全教育和預防措施極有必要。

（四）展望

1.以后的研究應注意按照正常性別比例取樣，不能忽視女性群體的被試

此次研究仍有一些不足，由于年級和性別都是顯著影響總體結果的因素，未來研究中需要更嚴格地注意取樣問題。尤其是匿名自愿提交調查問卷，使得問卷比例顯著偏向男生，可能是部分未曾飲酒的女生認為沒有必要報告的緣故，這會導致總體飲酒狀況被高估。以此類推，女生占比多的樣本飲酒狀況會被低估，新生樣本同樣導致低估。例如在嚴萬森等[22]的研究中，因樣本同時滿足這兩項條件（男女比例為1:2 的大一新生），飲酒率也是國內同類報告中最低的，僅有32.08%。

2.以后的研究應注意采用標準化工具，便于橫向和縱向比較

測量工具的標準化對于不同研究的橫向和縱向比較也十分重要，采用更嚴格的標準了解酒精使用情況已經成為國際慣例。當代醫學界認為，“適當”飲酒的概念模糊而且危險，很可能成為酒精依賴的過渡階段。而且酒精依賴以及相關疾病總體上是隨著年齡發展而逐漸惡化，對于較低年齡組，需要以更敏感的指標進行判別[25]。AUDIT 量表傾向于客觀的飲酒程度，ADS 傾向于飲酒引起的生理與社會問題。此次研究選擇后者作為調查工具，但二者在判斷濫飲或者成癮方面有一定共性，而更加細致的調查工具可以反映更多信息。因此，近年來的研究普遍采用更為敏感的測量工具，不僅僅篩查酒精依賴相關疾病患者，而且對于所有酒精接觸者都予以報告。同時，過往研究也證明，該領域的自我報告并不可靠。曾有研究采用自我評價的方式進行酒精依賴癥狀自評，結果發現：曾飲酒的人中有96.6%評價自己為偶爾飲酒者，94.7%認為自己不存在酒精依賴，94.1%認為自己是適量飲酒，僅有1.1%自認為重度依賴，0.3%自評中度依賴，4.0%自評輕微依賴[26]。這與任何一種標準化量表測得的結果都相去甚遠，證明自評法缺乏效標效度，同時也反映出學生對酒精濫用的理解存在嚴重偏差。因此必須使用專業診斷或者篩查工具對飲酒行為進行客觀報告和評估，以便更好地預測未來酒精依賴問題的發展趨勢與特征。

3.以后的研究應繼續關注我國各地區大學生群體的酒精依賴問題

我國幅員遼闊，不同生源地、不同學校所在地、不同民族的大學生因為受到不同的亞文化影響，他們在飲酒行為和酒精依賴程度上都表現出巨大的差異。到目前為止，我國對于大學生酒精依賴問題的關注依然不夠，尚不清楚能夠被最終確診為酒精依賴的大學生比例。但從此次調查結果來看，存在酒精濫用的學生為數不少，尤其是以前被忽視的少數民族女大學生，有必要對其作進一步的研究與干預。

四、小結

云南省大學生的酒精依賴問題較為嚴重，其ADS 均分與酒精依賴檢出率均顯著高于東部省份。在云南省內，無論是否屬于少數民族，男生的酒精依賴問題均較為突出，民辦高校和少數民族女生群體也是酒精依賴的高危因素。其中少數民族女生的ADS 均分和中度依賴檢出率均遠高于漢族女生，甚至接近男生的水平。大學期間酒精依賴狀況總體呈加重趨勢，所以新生是未來初級預防工作的重點關注對象。結合影響酒精依賴分數的其他主要因素加以分析，可以看出決定酒精依賴的主要是社會環境與文化因素。今后有必要在云南省大學新生當中進行相應的健康教育工作，尤其是針對民辦高校和少數民族女生這樣的高危群體，應進一步研究其酒精依賴高發的原因及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