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審視與城市創新：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論繹

莊 園，張雨剛，2

（1.嶺南大學體育學院，慶尚北道 慶山 38541；2.運城學院體育系，山西 運城 044000）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圍繞舉旗幟、聚民心、育新人、興文化、展形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1］。 創新作為引領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如何以“文”促“旅”賦能城市創新，已成為推動旅游高產業素質路徑的發展關鍵［2］。 隨著聯合國發布《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體育和旅游業被納入2030 年可持續發展規劃中的重要推動因素。 同時，《“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整合了可持續發展的3 個維度——自然、經濟及社會，提出結合體育運動、民俗文化發展特色文創產品和旅游商品。 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人民群眾對旅游消費需求從低層次的觀光游覽向注重文化內涵的高品質轉變，這也因應著旅游產業在突出國際化的同時越來越重視本土文化特色的彰顯。

民俗體育，是指民間生活中廣泛流傳的體育形式，是順應和滿足人們多種需要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文化形態［3］。旅游產業是隨著我國旅游的興起與發展，其各要素之間相互交織而形成的一個緊密的產業鏈［4］。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互進的發展關系，賦予了城市鮮明的文化品質，形成了獨特的旅游景觀，凸顯了蓬勃的產業前景，是鄉土中國與現代社會的智慧結晶。 然而，長期以來我國民俗體育旅游面臨發展根基薄弱、開發程度不夠、運營人才不足、經濟效益不高等難題［5］。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共生理論分析我國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現狀問題，系統闡釋共生環境之城市文化、政治、經濟的價值內蘊，科學設計民俗體育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支持理路，對于把握民俗體育旅游發展的客觀規律具有重要指導價值和現實意義。

1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的邏輯基礎

1.1 共生理論的基本闡釋及其適切性

“共生”一詞，最早源自生物學，指不同種屬的動植物通過相互適應、互利共生、協同進化或抑制，最終實現共同生存的一種現象，包括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共生界面和共生環境4要素［6］。 該理論自德國生物學家安通·德貝里（Anton DeBary）1879 年提出后于20 世紀中期被廣泛應用于社會學的關系領域，亦是從描述物種關系的獨特視角逐步演變為嚴謹邏輯的方法論［7］。 具體來看，共生理論反映了系統與各要素之間協同作用的規律與本質，是共生單元在共生環境中按一定共生模式形成的張力關系。 共生理論的4 要素彼此之間相互制約、有機融合、緊密關聯，其中共生單元是構成系統的基礎，共生模式是系統持續發展的關鍵，共生環境是系統穩定運行的保障，共同塑造共生系統的形成與演化。 從共生理論要素分析可見，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均可為對方提供資源支持，具備提供穩定能量成為共生單元的先決條件。 民俗體育可以吸引游客刺激消費，推動城市旅游產業升級，為城市創新“增長極”賡續動力，而旅游產業又能帶動民俗體育文化及產業的傳承與發展。 質言之，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的可適性呈現出一種客觀趨勢，是在原生、沖突、妥協后的共生文化圖景在自然性、歷史性、社會性方面的結構契合，也是在多元交互相通的動態系統中密切關聯城市一、二、三產業若干要素單元的協同進化與經濟融合。

1.2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的共生關系

“共生”這一系統關系于生物學意義上來看，共生單元是指能量產生并交換的實體； 共生界面是指供實體能量間互相聯系、傳遞的中介；共生模式是指共生主體間如何異質同構、相互影響的方式； 而共生環境則是指除共生單元以外所有因素的集合。 就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的共生榫卯結構具體而言，共生單元不僅包含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2 大宏觀單元系統，具體微觀亦包括與之息息相關的政府、企業、市場、學校、協會、組織等部門機構；共生界面主要由政府、文旅局、體育局等部門組織、運行、管理、監督等機制發揮能量傳遞的作用；共生模式就兩者質參量兼顧而言，一體化連續共生與對稱式互惠共生是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效率保障； 共生環境則是兩者所涵蓋的自然環境與社會環境，即當地自然、地理、經濟、文化、政策等具體環境的總和。 長期以來，由于民俗體育旅游資源的生產要素流動與市場范圍可轉移性受地理空間距離的邊界約束，其城市空間經濟主體表現出地理集聚的正外部性，當有限空間內生產要素密度達到一定閾值時，就會使集聚正外部性的賦能效果被地理空間邊界限制所帶來的 “離心力”不斷消解。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兩大共生單元會通過共生界面并在共生環境作用之下形成一定的共生模式，而且這種共生模式表現為互惠共生依存的關系。 既是推進旅游產業高質量、深層次融合發展的可行路徑，也是民俗體育由分工對立走向融合共生的演進結果。

2 城市創新：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的共生價值審視

2.1 城市文化：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的傳承價值

從文化結構上看，城市文化可分為物質、精神及制度3 種形態，既涵蓋了城市思想、價值觀念等意識形態內容，也涵蓋了行為規范、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非意識形態內容。 民俗體育是社會文化的一個分支，亦是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從文化生態來看，中華大地幅員遼闊，自然與人文資源豐富且具有鮮明的民族文化特色，在多民族、多地貌、多文化的民俗生活中孕育著不同形式的民俗體育元素，形成了我國民俗體育資源“多角度、多元化”的分類方式，以其性質和表達形式為標準劃分，大致可分為角力類、競速類、表演類、武術類、游藝類5大類（見表1）。 早在《詩經》時代，我國的文獻古籍就有關于地域民俗方面的記錄與研究［8］，同一地域民俗體育類別的多樣性使它作為旅游資源極具娛樂性和觀賞性，共生理論核心強調系統演化應遵循優勢互補、資源共享和互利共贏的基本原則，與推進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融合發展的價值訴求不謀而合，更為推進城市優秀民俗體育文化的保護、 利用與傳承把薪助火。 將民俗體育項目置于景區、博覽館等營利性旅游場域，通過文藝作品、文創商品、文旅項目等形式為民俗體育項目傳承人帶來穩定的經濟回報，從而擴大傳承主體，喚醒文化自覺，實現活態傳承和諧發展。

表1 民俗體育項目資源一覽表

2.2 城市政治：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的推廣價值

在當今社會，城市發展與政治治理亦是如影隨形，從未分離，而“共生”思想在中國古代哲學中便有所體現，如《荀子·禮論》之“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禮記·大學》之“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的記載，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城市治理的追求自古以來就注重民眾的內在品質與文明意識，協調居民人際關系以及提高人與城市的親和力。 課題組于田野調查中發現民俗體育文化樣態形成并成長于民間，是農村社會的粘合劑，在維系族群記憶、社會穩定，促進社會整合等方面具有獨特的政治意義，而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可進一步密切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關系，形成可塑的城市社會狀態，其獨有的教化功能更是城市政治調控當中的隱形手段。 在政治力量的主導下，開發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相融的民俗節慶、 賽事慶典等系列特色產品，發揮民俗體育單元系統中各子單元特有的民俗體育敘事功能，于當地多種多樣的歷史文化、民俗風情等共生環境中增進游客對傳統文化的認知認同，可以通過這一途徑最終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同時也提升了城市的形象與地位，為城市的進一步發展創造著條件。

2.3 城市經濟：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的發展價值

環境孕育文化，文化塑造產業，產業決定經濟，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既屬于廣義的文化范疇，又是狹義城市經濟的重要組成。在經濟全球化、區域化的大趨勢下，人口城鎮化可以使得經濟要素得到有效聚集并產生良好的傳導效果［9］，民俗體育資源要在有效配置旅游產業的前提下實現聚集經濟，形成城市空間組織新形式，進而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推動城市向前發展。 近些年，國務院辦公廳、國家旅游局、國家體育總局先后發布 《關于加快發展健身休閑產業的指導意見》《關于大力發展體育旅游的意見》《體育強國建設綱要》《“十四五”旅游業發展規劃》等一系列重大體育政策中不難看出，這些舉措為民俗體育資源融入旅游市場提供了前景方向與時代機遇價值。 兩者的交融不再是單方面的資源組合，而是一種能夠與環境友好和諧發展具有綠色經濟、 循環經濟的新型全域體育旅游［10］，更是一種共生單元的質參量兼容滲透，表現出緊密契合的互惠共生依存關系，通過共生環境內政府部門、企業主體與旅游地之間的協同合作，帶動商業形式、組織形態、管理制度等共生模式的創新，使共生界面中各產品鏈與協作鏈相互滲透重組，從而向打破產業間壁壘、協調區域間發展、調整產業間結構等價值的拓展，為旅游者帶來了更好的旅游產品及精神享受，進而增進城市活力推動城市向前發展。

3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的實然困境

3.1 共生單元人才薄弱，缺乏行業全面需求

穩定的智力支持是共生單元得以賦能的基本保障，亦是產業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的首要任務就是構建完善的人才支撐體系。 《“十四五”體育發展規劃》 同樣強調未來5 年要培養高層次體育人才和體育技能人才。 從學科建設來看，體育旅游（代碼040212TK）作為國家控制性特色專業于2018 年首次出現在教育部本科專業目錄當中［11］。 由于學科建設起步較晚，囿于短期形成的學科理念、制度、模式等掣肘，兩大共生單元學科體系尚未形成成熟的共生界面，且區域共生環境“體旅”生態位實踐支持不足，尚難以形成一個共享式人才培養圈和多層次人才培養框架。 這種“剛需”現象尤其在人才更為緊缺的地級城市更為顯現。 質言之，雖然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短期的教育培訓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專業領域人才的匱乏，但就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的“持續化”進程來看，這種全面需求的行業“剛需”現象亦是當下亟需解決的熱點與重點問題。 因此，未來階段，做好體育旅游共生單元之間的專業相容性，即對專業人才的輸送與培養，并加強對外來人才的引入，則是推動民俗體育和旅游產業高質量融合發展的重要著力點。

3.2 共生界面形式單一，偏利共生現象普遍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具有連續共生發展的條件，然而，利益博弈因素與市場機制的不完善使得共生界面間聯系愈發單一，2 者呈現出顯著的資源錯配以及偏利共生現象，即存在開發類型相似、影響規模不足、就業增收有限等問題。 質言之，目前我國民俗體育旅游產品主要集中在民俗體育節慶、賽事、演藝等形式上，且同一地域開發者通過“考察、學習、模仿”三板斧流程，對優勢民俗體育產品存在“移花接木”照搬復制，千篇一律的民俗體育旅游項目不僅難以起到規模效應，更容易造成消費空間的閉塞。 從產品營銷角度來看，均以同質化為主的產品銷售方式，勢必會因其缺乏沉浸式體驗的過程，而承受消費者興味索然的結果，這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民俗體育旅游產品的客流量和收益率。 再就是兩者高質量的融合發展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與財力的投入與管理，項目經營不善造成投入主體經濟收入有限，資金周轉不開致使原本生機勃勃的民俗體育旅游產品逐步蕭條，長此以往有悖于市場經濟規則，弱化共生融合需求，造成地域旅游活力下降。 如襄陽拔河節、當雄賽馬節、清江縱渡節、莒縣轉秋千會等民俗旅游資源的開發采用“融資、用資、開發、宣傳、包裝、回資”的模式，但始終不溫不火，缺乏項目創新影響力，難以走向全省、全國。

3.3 共生模式開發不足，尚未形成特色品牌

求異性與本真性是旅游產品創新的辯證問題，這種邏輯“特色”成為產品開發設計的重要目標，當游客感受不到新奇性時，其旅游體驗和重游意愿將會受到影響。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模式間的協同合作，可以補齊木桶短板，彌補彼此功能上的不足。 而連續共生與互惠共生模式是共生單元之間物質、能量與信息交換最為理想的方式，各共生單元能夠借助彼此優勢形成持續、穩定、共贏正向環境。 從現實來看，由于城鎮化、現代化進程的加快，促使我國民俗體育傳承主體遞減、代際傳承斷層、傳承路徑變窄等共生環境問題加劇顯現，加之部分旅游企業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過度包裝以及隨意開發，造成許多項目民俗本色的“鄉土味”和“民俗味”相去甚遠，民俗體育活動的本真性逐步瓦解。 如部分地區的“賽駱駝”成為普通的“騎駱駝”“賽龍舟”變成“龍舟游”等，民俗體育中的文化習俗、文化品牌、文化內涵等元素在旅游文創業態服務中未能充分展現，體現出顧此失彼的發展困境。 除此之外，國內偏遠地區下屬區縣存在的道路交通閉塞、 旅游基礎設施建設薄弱等發展瓶頸，致使其民俗體育項目也只能局限于區縣內的“鄉村游、周邊游、周末游”消費群體所推介，獨具核心競爭力的民俗體育特色品牌尚未打造成功。

4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的支持理路

4.1 以體旅融合為點，促進共生單元的人才生成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之間“能量”的生產與交換必須具備一定的物質條件，勢必依賴于高素質專業人才師資隊伍。 作為影響共生主體發展的核心“人才”要素，《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同樣強調要“貫徹尊重人才方針，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充分發揮人才第一資源的作用［12］。 ”未來階段，地方政府應側重于“對內培養、對外引進”的體旅人才方針路線，即加強專業型人才培養和加強人才引進兩個方面的整體布局。在對內培養上，由政府、企業、 旅游局等為地方高校體育旅游專業人才培養提供支持，針對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開設專業教育學科，在課程設置方面突出體育、旅游、經濟、管理等方面的教學特色，大力培養創新型、復合型、應用型人才，并積極做好對口專業的定向輸送，使旅游業眾多崗位始終保持對專業人才的充分吸納。 在對外引進上，要充分尊重市場化邏輯，將人才引進的崗位重點放在“體旅”融合發展基礎雄厚、資源豐富的區域，同時還要完善人才的激勵機制、保障機制、評價機制、考核機制等工作，確保人才在實際工作崗位中發揮應有的作用。 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具有更好的前瞻性與先進性。

4.2 以旅游資源為線，樹立多元界面共生產業鏈

共生理論下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多元界面聯系的新思路著眼于多元主體協同推進供給工作，需要打破原有民俗體育旅游形式單一與偏利共生的桎梏邏輯，堅持政府主導、市場配置、社團參與、公眾受益的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協同發力是提升經濟效益的根本保障。 多元界面融入產業鏈包括融入選擇、融入贊助和融入運營，其中融入選擇是產業鏈的核心，融入贊助是產業鏈的基本，融入運營是產業鏈的關鍵。 據此而言，其一，要將旅游資源和精選民俗體育項目因地制宜、量體裁衣的相融，使游客身臨其境的感受和體驗多彩的民俗體育風情，刺激旅游消費。 譬如，貴陽市高坡鄉云頂滑雪場利用得天獨厚的山體優勢，積極發展群眾性冰雪運動，打造貴州冬季冰雪體育旅游黃金線路［13］。 其二，建立民俗地區與外部企業、社會團體之間穩定的贊助合作關系，保證資金來源，推進共生單元主體從“脫構”走向“同構”，盤活民俗體育服務資源總量。 譬如，賓陽炮龍節通過政府、商會、協會等多方力量的精心策劃，讓原本單一化的活動形式逐步多樣化，為其吸引了更多的游客［14］。其三，重視民俗體育旅游價值形成的同時做好轉型期的快速過渡，在共生發展過程中減少經濟資源的消耗，提高體育文化旅游產業綜合發展的有效性與時效性。 譬如，南寧方特東盟樂園通過合理資源再利用推出旱地賽龍舟、 東南亞花船舞等民俗體育活動，實現旅游消費同比增長347.78%［15］。

4.3 以文化內核為面，打造互惠共生的模式品牌

“內核”指代事物最核心、本質和精華的部分，因此“文化內核”指物質、精神和制度最絢麗多彩的瑰寶［16］。雖然社會結構由“鄉土”到“離土”變遷，但民俗文化的內核卻依然深植于社會形態之中，其文化的內在基因并未因環境的變化而消失殆盡?！盎セ莨采笔前盐崭鞴采鷨卧蛸|參量（內核）最為理想的共生模式，它對共生關系的影響不僅具有鑲嵌性和連續性，更突破了間歇共生和偏利共生等畸形模式，形成了穩定、互惠的良性狀態。 就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而言，豐富的文化資源是形成共生主體的物質基礎，亦是其文化內核的內生動力，結合區域生態特征與民俗文化傳統，以參與性、互動性為基礎深挖地域民俗體育文化內核，在各產業單元不斷地創新、整合、融合中提升品牌知名度與美譽度?？尚Х落阡鼤?、羌塘賽馬節、泰山登山節、濰坊風箏節等體旅融合成功經驗案例，如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日照“漁民節”為例，從適游角度出發將資源優勢轉化成產品優勢和市場優勢，以當地民眾的祈福系列儀式，水族舞、舞龍舞獅等民俗體育的慶典活動為內容，以漁民特色體育旅游要素空間布局為主要形式，聯合“僑鄉文化小鎮”“劉家灣趕海園”等旅游產業景區景點，實現適游空間的全域覆蓋及樹立民俗體育旅游的品牌形象。

5 結語

民俗體育與旅游產業共生發展是近年來學者研究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重點，既是如何實現民俗體育文化傳承或保持文化主體性的根本途徑，同時也為城市創新及旅游產業結構的優化和完善提供了新的思路。 民俗體育資源要立足城市文化、政治、經濟的多層次、多元化、多領域的可持續發展價值，實際解決共生單元、共生界面、共生模式中的專業人才匱乏、文化開發不當、品牌意識薄弱等現實問題，“開源引流”形成點、線、面共生發展格局，打造具有本土特色的民俗體育旅游文化區域，做大、做好、做強文旅產業集群，實現一體化對稱性互惠共生環境，逐漸形成獨具特色的民俗體育城市旅游品牌的塑造，從而使我國民俗體育旅游的發展路徑更加寬闊和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