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角色定位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

劉彥彤

[摘? ? 要] 國家的國際角色定位及衍生的外部行為是由內部認知和他者期望的雙向互動建構而成的，同時具備穩定性與可變性。一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路徑深刻體現著國家的國際行為方式與對外政策傾向，并受到國家的國際角色定位影響。角色理論能夠為解釋國家對外行為提供合理的視角，一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范圍、內容、偏好及方式都與供給國的國際角色定位直接相關。古代中國、改革開放伊始的中國以及當前處于變局之下的中國的國際角色定位分別為“天朝上國”、參與者及建設者，相比古代中國的被動，當代中國更加注重在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融入開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對外推介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其所處的國際體系和外交行為都更加成熟，但始終不變的是，中國從古至今始終重視對周邊國家的產品供給，宣揚傳承“和合”理念，并以“不干涉”原則為指導思想為區域乃至全球提供公共產品。新時代，中國是全球治理的積極推動者，也是多邊合作的重要引領者，創新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中國方案已經成為中國“軟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環，這無論對歷史的傳承、自身發展、全球和地區建設，還是多邊體制的變革都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 國際公共產品；全球治理；國際角色定位；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圖分類號] D8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8129（2024）04-0039-13

國際公共產品通常被定義為其收益能夠擴展到所有國家、人民和世代的產品[1] 10-12，一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路徑選擇是其對外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其所處的國際環境及國際角色定位息息相關。在中國，國際公共產品的相關概念雖然在21世紀才開始興起，但實際行為的發生可以追溯到主導朝貢體系的古代中國。在國際（地區）環境、國際（地區）格局的塑造下，中國的自我定位以及他國對中國的期待都有所變化。由此，在國內外結構互動下，中國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了不同的國際角色定位，并深刻影響著其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路徑。

一、國際角色理論的分析框架

（一）國際角色的定義

“角色”一詞的概念首先由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從戲劇引入到社會學的研究之中，通過對個體承擔角色過程的論述，來研究個體如何通過各種社會互動影響社會變遷過程[2]。在社會學領域，角色通常被認為是“與人的社會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權利、義務和行為模式”[3] 311?？芯S·霍爾斯蒂（Kalevi J. Holsti）將角色理論引入到了國際關系領域的研究。在其看來，一國的外交政策行為深受國內外環境及國家角色觀念的影響[4]。布瑞頓漢姆（Michael A. Brittingham）指出，國家角色應由角色概念和角色規定（prescriptions）構成，其中，角色概念是由適合本國的決策、義務、規則和行動以及功能、其他國家對一國的設想構成的，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發揮作用的重要依據；角色規定則指可能影響國家角色的外部因素，通常包括國際體系的結構、法律原則、規則、習俗、他者預期，以及世界輿論等[5] 150。角色的形成依賴于施動者與結構之間、不同施動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因此，國際角色首先產生于國家與他國的互動過程之中，由時代背景、國際體系和國際格局等多種因素造就，深受本國結構特點及自我認知的影響，且并非是一個孤立靜止的概念。

國際角色大體由角色認知（recognition）、他人的角色期望（expectation）及角色扮演（enactment）構成。其中，國際角色認知指“政策制定者對什么樣的角色、義務、規則和行為與他們的國家身份相符合的主觀認知和判斷，以及對國家在國際體系和次體系中應該具有的功能的判斷”[6] 245-246。角色期望指國際體系中的其他行為體對施動者角色的認知及對其對外責任和外交行為產生的期待，角色期望深受國家自我角色認知、國家政治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際輿論等因素的影響。國際角色扮演則指“針對其他國家的態度、決策、反應、義務和功能的行為模式”[6] 245-246。

（二）國際角色定位的形成

一國的國際角色由國家的角色認知與外部國家期望的互動而形成，繼而塑造了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角色扮演。國家的自我認知離不開對其他國際行為體的認知，其對外行為也深受國際力量對比及他國內政外交的影響，也就是說，一個國家的角色及衍生的外部行為是由認知和期望的雙向互動建構的（如圖1）。

具體來說，從國家內部看，民族文化、地理位置、自然環境、國家實力等國家的特性在決策者形成自我認知時將發揮重要作用[7] 96。歷史悠久的國家在塑造國家角色時往往更容易受到內部因素的影響[8]。從國家外部看，國際地位通常會限制一國國際角色的形成，國際地位又通常與國家的人口、資源、經濟發展水平、軍事水平等指標密切相關。然而，國際角色并非僅僅受限于國際權力結構，如國際社會文化、國際制度等組織結構和文化結構也可能對一國國際角色造成影響[8]。 正所謂“旁觀者清”，不同于受歷史固化影響較深的“自我”，在對一國的角色認知上，他者更容易感知一國在現實國際體系的地位。當然，他國的期望也會受到其國內情況、對象國國內情況及其自我認知的影響。例如，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就曾在綜合考慮中國實力在全球權力分配格局中的相對凸顯而可能對于世界造成的影響后認為，中國雖然有較大的潛力，但沒有足夠的余力來像美國一樣進行國際秩序的建設。雖然中國在美國衰落的背景下相對崛起，但其對于國際社會的影響將極為有限[9]。

在角色定位的形成中，不同行為體是否能夠達成角色共識（consensus）也極為重要。當不同的行為體相互同意彼此對某個角色的期待時，就產生了角色共識[10] 76。而當不同的行為體對一國的角色產生認知分歧時，就會發生角色沖突（conflict）。角色沖突一方面可能來源于國內不同政黨、民族、群體對本國角色的分歧，也可能產生于自我認知與他者期待的分歧。因此，一國在內政外交中常常需要協調各類行為體達成對本國的角色共識。

由于一國的角色認知深受地理位置、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其外交理念有著一定的選擇偏好，具有延續性和穩定性的特點。正如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構主義理論指出：“結構包含三個主要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共有知識——國家在特定的國際環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其次是物質性因素，它只有通過社會性結構才能對國家的行為起到有意義的影響；最后是社會結構存在的條件，社會結構的形成與存在是國家社會實踐的結果，國家之間的互動造就了社會建構?！盵11] 190在溫特看來，共有觀念建構國家身份，引導國家選擇何種角色扮演。這也就使得國家角色存在著一定的相對穩定性，為其他國家對其的角色預測和期待提供了清晰可觀的路徑。當然，國際角色并非一成不變的。文化與觀念固然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也具有一定的可變性，因此，國家角色總是伴隨著非靜止狀態的國內外環境，在一國與其他行為體的交往中發生相對變化，進而，國家行為和對外政策會“圍繞著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的定位和再定位”而變化[12] 3。

二、國際角色定位對一國公共產品供給的影響

1954年薩繆爾森首次對公共產品做出明確定義，即消費者對該產品的消費不構成競爭，不影響其他人對該產品的消費[13] 387-389。通過實踐的不斷發展，國際公共產品的形式主要包含：多邊、區域性的國際規則；主權國家為執行國際規則所構建的運行平臺或載體，以及為解決專門國際經濟問題而提供的援助；強勢的私人機構（如跨國公司等）或具有資金優勢的非營利組織，為推動全球經濟治理承擔的責任或提供的服務。

關于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布魯斯·拉西特（Bruce Russett）等人從供給主體出發，提出了六種可能的決策：第一，通過本地區霸權國家施壓獲取區域公共物品，借助其政治經濟優勢迫使成員國付出代價；第二，區域內一個或幾個成員承擔成本；第三，讓成員國得到相應的獎勵，鼓勵它們積極提供；第四，區域集團憑借成員國私人產品誘使域外國家參與；第五，通過達成共識來增強區域認同的供給機制；第六，通過建立區域組織，區域成員國相互合作，通過一系列協議共同提供[14]。從區域公共產品的供給模式來看，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歐盟模式”“美國模式”“東盟模式”和“中國模式”四種模式[15]。

從角色的視角來看，一國的對外行為通常與國家的角色定位密切相關，而一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路徑深刻體現著國家的國際行為方式與對外政策傾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權力分配的反映，與國家的國際地位及實力相匹配[16]。從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出發，被定義為“大國”“強國”的國家通常在對外政策上更加積極主動，會承擔起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主要責任，在國際社會各種場合做出積極承諾。相應地，它們也會從中收獲更多的聲譽及國際權力；而相對而言的“小國”“弱國”通常會選擇中立或依附于某個大國，以便獲得大國提供的國際公共產品。權力結構主要影響一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與意愿，而國家的特性則通常影響國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對象與方式。例如，一國在提供聯盟等安全性公共產品的時候，長期形成的觀念、認同、規范和文化等特性往往會在其構建聯盟關系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從而促使其提供的安全性公共產品同樣也具備這些特性。托馬斯·里塞·卡彭（Tomas Risse Kappen）以北約為案例，考察了文化認同和共同理念等因素在建構聯盟關系中所起的作用，發現西方國家之間在共同的價值理念、宗教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形成了多元安全共同體，這些規范將進一步加強各行為體共同意識和集體認同。因此，冷戰雖已結束，西方的價值觀和共同體意識卻能夠進一步得到增強，這也使得西方國家在美國主導的安全機制內能夠視彼此為和平伙伴，在國際政治領域克服合作障礙[17] 78?？ㄙ澦固梗≒eter Katzenstein）認為，當國家在意識形態團結和國家安全考慮之間進行權衡時，其成本計算必然會受到自身意識形態的影響[18]。與美國相比，前蘇聯繼承自沙俄帝國的不安全感與大國沙文主義則使其主導的公共產品供給機制更具有等級制的特征。在緊張的國際環境中，成員國的不安全感持續增強，華約被運作成一個政治經濟軍事高度一體化的組織，其中，政治協商委員會負責協商和決定締約國的國防、政治、外交和經濟等重大問題，導致很多主權國家失去了自主權，被籠罩在前蘇聯的控制之下。

在參與國際事務和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過程中，決策者需要遵循角色定位，充分考慮國內民心和外國預期。以美國為例，其在提供反恐安全類公共產品的過程中，從“9·11”事件至2021年，美國在全球85個國家開展反恐行動，反恐戰爭上的支出約8萬億美元，導致全球直接死于戰爭暴力的人數在89.7萬到92.9萬人之間，其中美軍死亡約7000人，其他國家平民死亡在36.3萬到38.7萬人之間，戰爭造成的難民和流離失所人口超過3800萬。為穩固民意、獲得選票，奧巴馬、特朗普和拜登都曾向公眾承諾減少對外軍費開支、退出阿富汗戰場等。但長期且巨大的投入與犧牲不僅令國內民眾對美國的反恐能力感到質疑、對政黨的信心下降，也完全不符合海外地區及盟友對美國的安全期望。

隨著國際競爭的日趨激烈，國際公共產品經常被視為擴張權力和勢力范圍的工具。如面對全球和發展中國家的巨量基礎設施投融資需求缺口，以美國為首的七國集團（G7）試圖采取“競爭替代”而非“合作互補”的方式。在印太地區，以提供區域公共產品的方式包圍遏制中國的意味尤為明顯，美、日、澳聯合推行的“藍點網絡”計劃正在形成將中國排除在外的統一標準，對外援助儼然成為了美國落實印太愿景的重要政策工具。但同時也必須看到，由于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依賴于供給國的能力、權力與觀念，因此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范圍、內容、偏好、方式深受供給國個體發展水平與認知水平的影響，且與供給國的國際角色定位直接相關。

作為亞洲大國，中國自古在地緣政治上處于東亞地區的中心地位，并在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源遠流長、一脈相承的中華文明孕育了中國獨特的政治文化，其鮮明的文化特征保證了中國國際角色及外交戰略的穩定性，并深刻體現在中國從古至今公共產品的供應路徑之中。同時，由于國內外各要素與互動結構不是靜止不動的，中國的角色定位與對外行為方式也并非一成不變。其中，中國古代漢朝至清朝初期、改革開放至今兩大時間段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路徑較為清晰，若將改革開放前期與近年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前后兩個時期中國的國際角色定位與對外供給路徑也存在一定差異。古代中國、改革開放伊始的中國以及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下的中國，分別處于不同的國際/地區體系和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在從孤立到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其自我認知和外部期待都存在較大的不同，扮演的角色也呈現較大差異，因此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方式、內容也截然不同。

三、中國國際角色定位的演進

（一）漢朝至清朝初期：“天朝上國”

中華文明在古代東亞體系中始終占據絕對優勢，原因之一在于其具有連續性和包容性。歷史上曾有許多游牧民族入侵中原，但最終都融入中華文明，被徹底地中國化。此外，古代中國處于孤立的東亞地區之中，高山、沙漠和海洋成功地阻斷了東西方文明之間的大規模交往，避免了如古埃及、古巴比倫等因帝國征戰導致的文明斷層[19]。因而，中華文明的發展并未有明顯的中斷期。另一個原因則在于中華文明的相對先進性，相較周邊國家，古代中國擁有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發展水平、穩定的社會秩序、完整的政治組織形式以及成熟的倫理觀念、意識形態，并在經濟上占據絕對優勢，憑借瓷器和絲綢的出口在對外貿易中占據絕對優勢[20] 69。而此時的東亞各國仍處于文明萌芽期。日本列島在中國漢朝時期還未形成統一的國家概念，早期以個別或團體的形式向中原進貢；朝鮮半島北部地區（衛氏朝鮮）及南越國（越南）在漢武帝時被納入了中國的管轄范圍；中亞、蒙古等國長期處于居無定所的游牧狀態；貴霜國（西印度）內仍存在許多社會結構不同、發展水平迥異的地區，還未形成高度集中統一的政治實體。

在這種強弱之分明顯且較為孤立的地區環境中，以古代中華帝國為核心的等級制網狀政治秩序體系——朝貢體系就此形成。其中，“朝”指的是藩國使臣覲見天子，“貢 ”指向天子供奉的物品?？涨胺睒s且文化開放的唐朝打開了中國古代外交的新局面，將更多的周邊小國吸納入朝貢體系之中。公元660年和668年，唐高宗幫助新羅先后滅百濟和高句麗，新羅得以統一朝鮮半島，并與唐帝國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系[21] 224，此時中亞、西亞地區的康國、吐火羅、拔汗那、史國等都屬于唐朝的勢力范圍，南亞地區的印度、尼泊爾及斯里蘭卡與唐朝遣使通好。在明朝，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奉行“懷柔遠人”之道，中外封貢關系在這一時期空前活躍[21] 367，僅《明史·外國傳》記載的朝貢國就已達86個。

由于中心與邊緣、君與臣的界限較為明顯，而中國又在地區體系中占據絕對優勢，古代中國的統治者將這種外交關系下的體制視為“華夷秩序”，作為天子“君臨天下”及“大一統”思想的外部延伸[22]，“天下觀”由此成為中國看待世界的獨特視角。中華文化被認為具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優越性，中國內部的封建等級關系也被統治者擴展到了中國與外部交往的關系之中。中國視自己為宗主國，而其他小國則為藩屬國，處在中國的庇佑之下。但與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的殖民體系與狹隘的民族主義不同，深受孔孟之道影響的中國在對外交往中講求“以和為貴”，朝貢者向中國君主獻上貢品，君主同樣也以禮相待，回贈物品，而非帶有掠奪和奴役的性質。此外，中國一直將自己視為遠超別國的“天朝上國”，在朝貢往來中為了彰顯國富民強，往往給予來朝者遠多于貢禮的回禮，并在一定限度內樂于充當周邊小國的保護者和地區矛盾的調停者。

由于古代中國在軍事、經濟、文化、政治體制等各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和吸引力，周邊國家自然而然也對中國產生了角色期待，多派遣使臣來華獲取政治與經濟利益，以朝拜來換取豐厚的回禮。正如南宋初期蒲甘國（位于緬甸）使臣入朝，宋高宗令“本司依來體例計價，優與回賜”[23] 7862。部分國家還希望中國在別國來犯時提供軍隊支援。明清時期由于實施嚴格的海禁政策，中國實際上并沒有對東南亞產生較強的政治影響力，各國對中國的“天朝上國”地位有多強的認同感還有待考證，但越南、暹羅等國仍對中國抱有一定角色期望，希望通過朝貢關系從中國獲取政治承認或政治安全[24]。

（二）改革開放前期：積極融入國際社會的參與者

鄧小平于1978年建設性地提出改革開放戰略，令中國得以趕上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的全球化浪潮，中國與世界各國之間的聯系變得緊密起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在努力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同時，致力于融入越來越多極化的國際體系，與美歐改善了外交關系。繼恢復在聯合國和世界銀行的身份后，又先后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逐漸完成了由“有限參與者”到“全面參與者”的轉變。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經濟貿易往來成為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重要紐帶，中國開始加速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融合，由此開啟了新的全球化進程。

這一階段中國的角色認知立足于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及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為了追趕全球化浪潮，縮短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中國將提升發展水平作為首要任務，同時貫徹和平的外交政策，致力于為本國及世界各國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1975年鄧小平在第六屆聯大特別會議上作出了中國“永不稱霸”的承諾，這是中國對“和”思想的傳承，也是中國對本國角色作出的準確判斷。中國始終以開放融入、多邊自主、和平發展的原則作為自身國際角色界定的基石，由此塑造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扮演的角色和對外行為。在這期間，美西方仍占據國際格局中的主導地位，由于自身發展水平和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體系的限制，中國主要以參與者的身份介入到國際事務的處理之中。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逐漸擺脫了近代積弱落后的形象，國際社會對積極與世界接軌的新中國產生了新的期待。隨著中國的進一步發展，其龐大的市場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吸引了美西方的注意力，西方國家開始將過剩的資本、消費品輸入中國，并對中國提出了更多開放市場的要求。第三世界國家則希望中國堅守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在安理會等各大國際機制及國際會議中為第三世界國家發聲。同時，中國的鄰國也對其產生了更多期待：東南亞國家希望中國能夠積極參與地區建設；日本和韓國希望與中國建立起互補的經濟關系；俄羅斯期待與中國交好走出孤立；中亞國家則在反恐安全、能源開發、經貿往來等方面與中國存在合作基礎。

然而國際社會也對初露頭角的新中國存在許多疑慮。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被西方國家視為資本主義的勝利，中國作為世界上僅存不多的社會主義國家，并不被外界看好。一方面，中國逐漸代替前蘇聯成為了美西方警惕的頭號對象，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國家擔憂中國踏上與前蘇聯相同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道路，長期保持觀望的態度。因此，為營造更加友好的國際發展環境，中國在堅持“不稱霸”承諾的同時，還注重塑造“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在國際上將自身的對外政策同前蘇聯的錯誤外交路線相區分，從而獲得了更廣泛的國際認同。

（三）世界變局之下：推進全球治理的建設者

近年來，國際秩序的主要設計者與國際公共產品的主要供給者——美國的自身實力正在衰退，隨著多邊貿易體制的參與者和參與規模不斷擴大，美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難度在增加，提供意愿也在不斷下降，尤其在特朗普時期甚至出現多次“退群”，已經開始由國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向破壞者轉變。而全球化和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為多邊合作增添新內容，現有全球治理秩序早已不能滿足新領域對公共產品的需求。

在這一階段，中國的角色轉變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使中國不再將自己限制在參與者的角色定位上，而是尋求新的角色突破，期待成為國際社會的建設者、完善者。正如習近平所說，“中國的發展得益于國際社會，也愿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公共產品”；其次，憑借多年積累的實力與影響力，中國開始加大“文化大國”的宣傳力度，越來越多地在國際舞臺展現對本國文明的認同感與自豪感；再次，中國領導人始終保持清醒的自我認知，明白本國與美西方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發展差距，也深刻認識到中國的對外交往必須堅持“和”的思想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打消他國對中國的誤解。

事實上，世界對中國的角色定位也有了新的認知變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國際影響力也在不斷增強。2010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獲得第三大投票權。國際社會將更多的目光聚集在中國，希望中國能夠為世界作出更大的貢獻。隨著全球治理陷入僵局，這種國際角色預期的正負效應正日趨加劇。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擔心中國挑戰以己為核心的國際秩序，因而大力鼓吹“中國威脅論”，要求中國承擔更多的國際經濟責任。美國甚至無端污蔑中國為“修正主義”國家，稱中國正在破壞現有國際秩序[25]；欠發達地區的國家在與中國建立起日益親密合作關系的同時，希望中國能夠帶頭變革不合理的國際體系與秩序，同時搭乘中國發展的快車；俄羅斯、日本、韓國、印度等周邊大國一方面希望與中國加強經濟合作，獲得更多經濟利益，另一方面又擔心中國會成為自身地區影響力擴張的障礙。為了同各國繼續維系友好關系，中國選擇依據實際情況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承擔大國責任，而非大搞強權政治、將自己視為單一的領導者和世界的中心。

四、中國國際公共產品供給路徑的演進

（一）漢朝至清朝初期：特殊等級制下的單向供給

受古代中國的國際角色定位及國際力量對比的影響，朝貢體系表現出一種特征，即并不嚴格的等級制度，中國在與外國來往時，往往會采取“不干涉”的立場，盡量避免介入外部紛爭或各國內政。在寬松的等級制下，各國僅僅通過派遣使臣、上貢少量物品，便可獲得政治及經濟上的好處。除了中國以外，其他國家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向本地區提供公共產品。因此，古代中國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路徑表現為一種特殊等級制度下的單向供給。其中，“禮治”是其公共產品供給的一大特征。古代中國的“禮治”一方面講究“禮尚往來”，大小國進行互惠的利益交換，實現地區的和諧；另一方面強調權力的維系，中國通過冊封儀式賦予小國政權合法性，彰顯中國的權威[26]。

在這一階段，供給內容主要涉及文化、經濟和安全領域。中國的文化公共產品供給以潛移默化的被動傳播為主要途徑。中華文化對東亞地區的文明構建影響深遠，當前，東亞文化圈1仍保留某些古代中國傳統的文化特征。古代中國的文化輸出主要體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儒家思想與“和”的觀念。如在高句麗小獸林王二年（372年），儒學正式立足朝鮮半島[27]，朝鮮儒學的正統國學——朱子學，就是繼承自中國明朝時期朱子儒家學說?！昂汀钡挠^念來自于中國古代的陰陽五行學說，強調的是不同事物的相互依存和共生，有“和合”“和諧”之意。韓國新羅時期著名佛學家元曉的“和諍”理論就深受“和”思想的啟發，講求各種思想的并存[28]?！昂汀彼枷胪瑯右彩侨毡緜鹘y文化的淵源之一。日本在8世紀改名為“大和”，自稱“大和”民族等行為就深刻體現了其對“和”文化的重視與認同。其二是漢字的傳播。如費正清所說，“倘若沒有漢字的影響，東亞必然不會成為世界文明中如此獨特的一個整體”[29] 6。隋唐時期漢字的廣泛傳播，對東亞尤其是朝鮮半島和日本的文化建構意義重大。

大部分情況下，朝貢體系都是以中國文化傳播和貿易最惠國待遇為核心內容的[30]。開放互市是古代中國給予朝貢國的經濟公共產品之一?；ナ性从趦蓾h時期，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漢王朝的農耕經濟與周邊游牧經濟存在很強的互補性，并且由于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更大，漢朝得以把控互市的對象國、方式、地點及時間[31] 135。獲得與中國的互市資格便成為各國前來朝貢的重要目的之一。絲綢之路也是古代中國提供的重要經濟公共產品。絲綢之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的開辟歸功于西漢時期張騫出使西域，該通道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連接地中海各國。海上絲綢之路則形成于秦漢時期，是已知的最為古老的海上航線。絲綢之路的開辟為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在千年后的今天仍存在極大的價值。

安全公共產品的供給集中在中國明朝時期，主要目的是維持地區的穩定秩序。如明征安南戰爭是由于篡位的黎氏政權并不具備合法性，損害了明朝的禮治秩序，還頻繁入侵占城和中國邊境。萬歷援朝戰爭則出于保護藩屬國和邊境的意圖，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對朝鮮李氏王朝的入侵。明朝鄭和下西洋前，東南亞爪哇、暹羅、蘇門答剌、占城等國關系緊張，地區環境動蕩。通過鄭和下西洋，明朝調和了周邊國家之間的矛盾，維系了地區的和平與安定[31] 380。

（二）改革開放前期：在原有機制下的合作供給

冷戰結束后，經濟全球化和國際格局的多極化趨勢都在不斷增強，非傳統安全問題凸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各類國際公共產品產生了新的需求。發達國家的發展速度逐漸放緩，注意力也轉移到了氣候治理、海洋保護等環境問題上，先后促成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等多個國際規則的制定。蘇聯解體在歐亞大陸上催生了許多新的獨立國家，壯大了民族國家的隊伍，也產生了大量民族糾紛和邊界問題。中東等地隱藏在冷戰之下的矛盾也顯露出來，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極端宗教主義在局部地區盛行，各國人民的安全面臨著新的威脅。新興國家的國力和影響力在不斷增長，渴望打破西方世界主導的國際秩序對發展中國家的束縛，獲得更廣泛的發展機會。

在這一階段，中國提供的公共產品主要集中在安全產品和經濟產品兩方面內容。中國參與提供的安全類公共產品分為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兩大領域。在傳統安全領域，一方面，中國積極響應聯合國框架下的各項安全倡議，參與了國際軍控、裁軍和防擴散進程，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締約國，于2014年成為“核供應國集團”的成員國，與“瓦納森安排”“澳大利亞集團”等多國出口控制機制開展多次對話，為解決朝鮮核問題參與多輪六方會談等，堅決維護世界和地區的和平。另一方面，中國積極參加聯合國組織的維和行動，向剛果（金）、利比里亞、蘇丹、黎巴嫩等多地派遣維和部隊。中國繳納的聯合國會費及維和費用也在逐年上漲。非傳統安全產品的提供主要體現在對反恐和環境保護問題的關注。國際反恐行動中，中國通常主張在聯合國和既有國際組織的框架下形成反恐合力，與周邊國家進行信息互通，開展多邊行動；在全球環境問題上，中國堅持參與氣候治理談判，但多作為全球氣候治理行動的“跟隨者”[32]，維護“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的治理原則，在各大公開國際場合強調《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重要性。此外，中國在2001年主導創建了上海合作組織這一制度性安全公共產品，與中亞、俄羅斯、巴基斯坦等國就歐亞地區的安全與穩定達成合作。

經濟公共產品的提供突出體現為中國對國際經濟規則的維護與創新。在全球層面，自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在對外貿易中始終遵守世貿組織的宗旨、原則及各項具體規則，參與多輪貿易談判，發揮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主動尋求分歧解決之道，逐漸由有限的局部開放轉變為全方位、多層次的開放。為達到世貿組織的門檻，中國多次主動降低關稅總水平，逐步取消20世紀90年代初存在的1200余種非關稅措施，降低外資準入標準，開放服務貿易領域，并為此修訂了相關法律法規。中國積極參與以二十國集團為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與相關國家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金融機構改革[33]。在地區層面，1991年，中國加入了亞太經合組織，積極推動區域貿易自由化，為區域一體化建設作出了貢獻。為應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當時經濟實力較弱的中國仍為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韓國提供了大量援助，并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此外，中國與俄羅斯、印度、巴西、南非創新了南南國家的合作方式——金磚國家，整合各地區新興國家的力量。

（三）世界變局之下：彰顯大國責任的多元供給

這一時期各國對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新興國家在經歷高速發展后，渴望擴大國際影響力，獲得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欠發達地區需要獲得更多的援助進行現代化建設，獲得后發優勢；發達國家對國內政治投入了更多精力，并試圖維系西方主導的國際秩序。但難以回避的是，全球化過程中積累的難題已經到了當前全球治理體系無法解決的地步，各國內部矛盾逐步累積，一些國家開始轉向保護主義立場，全球經濟進入低速發展階段。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削弱了國際秩序的有效性，并放大了原有治理機制中的結構性缺陷。地區沖突和民族矛盾正在破壞和平發展的環境，2022年爆發的俄烏沖突及隨后西方對俄羅斯采取的一系列暴力制裁措施，更是沉重打擊了全球治理體系。此外，由于全球化進程受挫，區域合作逐漸代替全球層面的多邊合作成為各國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在全球治理失序的背景下，地區內及地區間的國家對區域性公共產品的需求正在增長，區域性公共產品的供給正成為合作的新態勢。

在這一階段，中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即在層次上全球與地區并行，在內容上制度產品、理念產品和物質產品并重。首先，中國繼續通過既有的國際機制提供部分國際公共產品，并積極促進相關機制的完善。近年來，中國在聯合國等國際框架的對話平臺中，越來越注重團結發展中國家。中國持續加強了在金磚國家、二十國集團（G20）、亞太經合組織（APEC）、上海合作組織等全球或地區治理平臺建設的參與力度，同時通過這些平臺倒逼世界銀行等全球機構治理規則的調整[34]。具體而言，借助金磚平臺，中國領導人多次向世界展現中國維護多邊主義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利益的立場。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中國自覺履行了大國責任，向世界其他國家輸出醫療物資、抗疫經驗技術及“命運共同體”精神。面對經濟衰退的國際現狀，習近平在G20第十六次領導人峰會上提出了“團結行動、共創未來”的中國方案。在參與世界貿易組織的磋商過程中，中國始終堅持“以開放求發展、以合作謀共贏”的原則，在世貿組織關于電子商務和投資便利化等新興規則的談判中發揮引領作用[35]。

其次，中國不再局限于在西方國家設計的國際機制框架下提供公共產品，而是以協商合作的方式，引領制度性公共產品的創新。為了促進地區一體化發展，中國在東亞地區提供了更多的區域性公共產品。目前，中國已經廣泛開展同周邊國家的區域制度化合作。中國與東盟國家已經形成了以中國-東盟自貿區、“10+1”“10+3”、東盟地區論壇、瀾滄江—湄公河合作機制為平臺的成熟框架，與中亞地區開展“中國+中亞五國”元首峰會。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也是中國同地區國家經過多方協商達成的制度安排。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倡議更是惠及沿線的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為這些國家帶去了基礎設施建設、資源開發、醫療服務、疫情防控、金融投資等多種公共產品。當然，“一帶一路”倡議的作用和價值遠不止這些?！耙粠б宦贰痹醋怨糯袊摹敖z綢之路”，其規劃與設計處處彰顯中國特色，已成為連接中國與沿線各國互聯、互通、互信的重要紐帶。

再次，中國加大了理念類公共產品的供給力度。維系公共產品的供給協議有賴于各成員國形成一致的供給理念。中國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過程中一直秉承平等互惠的原則，有別于部分發達國家和國際機構，中國在投資和貿易協定中不添加政治附加條款，始終繼承并秉持“不干涉”的原則與“和”的理念，展現出負責任的大國風范。在各大國際公開場合發言以及建設“一帶一路”、中國-東盟自貿區等區域機制的過程中，中國一直強調“人類命運共同體”“區域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推廣?！肮餐w”思想源自中國傳統和合文化和馬克思主義，中國的發展實踐賦予了其更強的生命力。這種互利共贏的合作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規避公共產品“私物化”的風險，構建和諧的新型國際關系。在這種理念的指導下，中國為地區矛盾與沖突的緩和作出了一定貢獻，如在聯合國安理會及其他重大場合多次發出呼吁，繼續推動朝鮮半島開展和平對話協商；通過斡旋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復交，并在中東地區引發和平的外溢效應。

五、結語

從古代中國到當代中國，除了清朝的“閉關鎖國”時期，中國都或多或少主動參與了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即使是內憂外患的近代，中國的反封建革命、民主主義運動都給予了世界反壓迫人民爭取獨立斗爭的啟發，中國人民堅持不懈進行反法西斯斗爭直接推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新中國的成立更是鼓舞振奮了世界上其他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由此可見，中國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始終具備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重視對周邊國家的產品供給。從古至今，中國一直將周邊國家視為地緣戰略的重心。古代中國將自身視為朝貢體系的中心，東亞、南亞、中亞等周邊國家則是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由于與亞洲之外的地區交流較少，尤其對西方各國不甚了解，地區之外的國家并未被納入該體系，也未成為中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對象。中國通過古代絲綢之路、冊封、互市等方式向周邊國家提供公共產品，以此從對方那里獲得對其地位的認同。在改革開放初期，中美建交使中國基本擺脫了被封鎖和孤立的狀態，為周邊外交工作的開展提供了契機。伴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西方炮制的“中國威脅論”開始在周邊地區傳播[36]，由于與周邊國家維持良好的關系是自身穩定發展的前提，參與周邊國家的公共產品供給在中國外交戰略中的重要性不斷顯現。為此，中國開始更多地為地區議題出謀劃策，在柬埔寨問題、朝核問題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緩和上發揮著重要作用，并積極參與地區一體化建設。當前，美國企圖通過所謂的印太戰略強化與印太國家的往來，對華形成包圍圈，周邊國家更是成為了中國防范風險重要的戰略陣地，也是推廣中國全球治理方案的試驗場[37]。因此，中國在警惕美西方拉攏周邊國家的同時，堅持以公共產品的供應來穩固在東亞、東南亞、中亞地區的影響力，在充分尊重各國主權的基礎上，讓各國都參與到全球治理中[38]，形成利益共同體。

第二，傳承“和合”理念?！昂秃稀崩砟顏碓从谥袊膬炐銈鹘y文化與思想?！昂秃稀笨杀蛔g為“和睦、同心”，強調世界是人與萬物的一體性存在，構成世界的諸多要素在矛盾與融合中共同發展演變，然后產生新要素、新事物、新生命，促進客觀世界不斷發展變化。因此，“和合”理念既強調天人合一、相互聯系的宇宙觀，又講求尊重差異、和而不同的社會觀。在該理念的影響下，相比同期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古代中國基本維系了一個較為穩定的地區環境。據統計，在明朝完全建立起朝貢體系，到1841年體系開始走向瓦解，這期間僅僅發生過兩場中國與其他國家的戰爭，即1407年中國出兵越南與1592年中國援助朝鮮抗擊日本豐臣秀吉政權[39]。改革開放后，中國延續了“和合”理念，鄧小平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問題”的新論斷，取代“戰爭與革命”這一舊的時代主題觀。習近平在結合新時代背景、吸收“和合”觀念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在向外提供公共物品時一直都堅持“以和為貴”的態度，尋求與其他國家的和諧共進。

第三，以“不干涉”原則為指導思想。中國政府一向反對干涉他國內政，反感通過提供公共產品的方式進行政治、價值觀的強制輸出。在朝貢體系下，中國對朝貢國的影響更多體現在文化的感召力與關系隸屬上，各國內部事務并不屬于中國管轄范圍。無論追溯到明萬歷援朝戰爭，還是新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中國軍隊在對方國家停留的時間都是以對方國家恢復秩序的時間為限。1955年，周恩來在印度尼西亞萬隆舉行的亞非會議上正式提出“不干預或干涉他國內政”的基本外交原則，并被歷任領導人所繼承，成為中國外交政策奉行的基石之一。在調解緬甸、阿富汗和孟加拉國等國內沖突中，中國政府都是以和平協商作為主要手段，首先通過與主權國家政府進行雙邊磋商介入，然后逐步擴大對話范圍至反對派團體或反對黨。對于西方屢次采取的“人道主義干涉”行動，中國一直堅持對每一個事件做出獨立自主的判斷，尋求通過公正的國際機構和程序來決定干預標準，并要求人道主義干涉的手段必須服從人道主義目的。

在不同時期的國內外因素相互建構下，中國的國際角色定位發生了明顯變化，在不同的角色認知及角色期待下，中國的國際角色扮演存在差異性，并深刻影響著中國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路徑。相比古代中國，當代中國顯然更加注重在公共產品供給過程中融入開放、平等、合作的理念，向外推介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其所處的國際體系和外交行為都更加成熟，外交環境和合作對象也不再局限于東亞地區，而是真正遍布全世界。踏入新發展時期的中國與新中國成立初期、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相比也有了巨大的角色定位差異。中國不再是被動地通過西方主導的國際機制來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而是在部分發達國家回歸保守主義后，以更自信、更負責任的姿態主動擔起彌補國際公共產品空缺的重擔，并且越來越重視文化觀念、規則類國際公共產品的創造，在各大國際公開場合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中國方案。

中國是全球治理的積極推動者，也是多邊合作的重要引領者。在經歷了戰爭、革命、改革后，中國重新成長為一個世界大國，踏上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與此同時，中國渴望得到世界的認同，也樂于以國情為基礎為世界各民族的發展作出貢獻。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和世界各國都越來越清晰地認識到發達國家全球治理模式的弊端。中國向外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既有益于彌補公共產品的不足，維系和平的發展環境，也有助于中國傳播和平外交理念，化解大國圍堵帶來的地緣政治風險和“脫鉤”風險，提高國際話語權和國家影響力。隨著中國進入“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創新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中國方案已經成為中國“軟平衡”方略的重要一環，無論對歷史的傳承、自身發展、全球和地區建設還是多邊體制的變革都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1]? Igne Kaul，Isabelle Grunberg，Marc Stern.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2]? 喬治·H·米德.心靈、自我與社會[M].趙月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3]? 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M].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1.

[4]? K.J.Holsti.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14，No.3，1970.

[5]? Michael A.Brittingham.The'Role'of Nation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A Reactive Model of Nationalism & Conflict[J].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Vol.12，No.2，2007.

[6]? Holsti K J.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J].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14，No.3，1970.

[7]? Naomi B.Wish，"National Attributes as Sources of National Role Conceptions：A Capability Motivational Model"，in Stephen G.Walker，ed.，Role Theory and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8]? 袁偉華.對外政策分析中的角色理論：概念解釋機制與中國—東盟關系的案例[J].當代亞太，2013，（1）.

[9]?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戰略遠見——美國與全球權力危機[M].洪曼，手卉芹，何衛寧，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12.

[10]? Biddle B J.Recent developments in role theory[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12，No.1，1986.

[11]? 亞歷山大·溫特.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M].秦亞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12]? Le Prestre， Philippe G.Role Quest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Foreign Policies in Transition[J].Quebec：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7.

[13]? Paul A. Samuelson.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36， No. 4， Nov.， 1954.

[14]? 布魯斯·拉西特，哈維·斯塔爾.世界政治：供選擇的菜單[M].王玉珍，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

[15]? 鄭先武.國際關系研究新層次：區域間主義理論與實證[J].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8）.

[16]? 劉雨辰.從參與者到倡導者：中國供給國際公共產品的身份變遷[J].太平洋學報，2015，（9）.

[17]? Risse‐Kappen T.Domestic politics and norm diffusion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deas do not float freely[R].Routledge，2017.

[18]? Peter 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

[19]? 孟憲實.中華文明為何從未中斷[J].人民論壇，2017，（25）.

[20]? 張峰.國際體系與中外關系史研究[M].上海：中西書局，2012.

[21]? 袁南生.中國古代外交史[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22]? 何芳川.“華夷秩序”論[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6）.

[23]? 徐松.宋會要輯稿：八[M].北京：中華書局，1957.

[24]? 莊國土.略論朝貢制度的虛幻：以古代中國與東南亞的朝貢關系為例[J].南洋問題研究，2005，（3）.

[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EB/OL]U.S. Department of Defense，2017-12.https：//history.defense.gov/Portals/70/Documents/nss/NSS2017.pdf？ver=CnFwURr

w09pJ0q5EogFpwg%3d%3d.

[26]? 陳康令.試論傳統東亞秩序的禮治：一種分析框架[J].當代亞太，2015，（3）.

[27]? 潘暢和.儒學與韓國[J].當代韓國，1996，（4）.

[28]? 魏常海.以“和諍”思想為中心看中韓傳統思想與現代化[J].當代韓國，2001，（4）.

[29]? 費正清.中國：傳統與變遷[M].張沛，張源，顧思兼，譯.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8.

[30]? 張鋒.解構朝貢體系[J].國際政治科學，2010，（2）.

[31]? 袁南生.中國古代外交史[M].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

[32]? 薄凡，莊貴陽.中國氣候變化政策演進及階段性特征[J].閱江學刊，2018，（6）.

[33]? 讓歷史銘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談判備忘錄[N].人民日報，2005-10-31.

[34]? 黃河，王潤琦.公共產品與國際經濟秩序：起源、當前挑戰與重塑[J].太平洋學報，2021，（5）.

[35]? 朱杰進，魏宇航.中國入世二十年：從艱難融入到部分引領[J].國際觀察，2021，（5）.

[36]? 李開盛.中國周邊外交：70年來的演變及其邏輯[J].國際關系研究，2019，（4）.

[37]? 丑則靜.新中國成立70年中國周邊外交的發展演進[J].東北亞學刊，2019，（6）.

[38]? 成志杰.百年變局下新興大國 合作機制建設理論思路初探[J].決策與信息，2023，（3）.

[39]? 王俊生.從朝貢體系到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國地區秩序的百年重構[J].云夢學刊，2023，（1）.

[責任編輯：汪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