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大城市新市民社會融入情況及相關因素研究

楊景騫，黃中意，王杰，鄭逸，陳子欣，楊懿昕

摘要：為探索特大城市中新市民社會融入的情況，收集并分析了269份上海市新市民調查問卷的數據。研究結合各項指標統計各樣本的社會融入水平，并通過有序Probit回歸模型分析影響因素。實證結果表明，在個體特征方面，年齡與融入程度無顯著正相關，且相比新市民原籍所在的區域，當前持有上海戶籍與否對其社會融入的影響更為顯著；在個人能力方面，新市民的社會融入情況與收入和學歷呈正相關，與職業屬性的關聯較??；在住房狀況方面，居住模式對融入的影響最為顯著。最后，基于分析結果，從提升住房保障與購房優惠、鼓勵在職再學、簡化落戶政策等角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社會融入；新市民；有序Probit

中圖分類號：C912.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4513（2024）－01－001－10

引言

廣義上的新市民指的是原籍不在當地，因工作或上學等原因來到一個城市的流動人口的集合統稱。隨著經濟水平的不斷發展，我國城鎮化進程也在明顯推進中，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國內移民規模和增長速度都呈現了大幅躍升的形勢。據中國國家人口計生委發布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22）》顯示，截至2022年底，我國流動人口規模高達2.47億人，占總人口的18%，這表明每六個人中就有一人是流動人口。而經濟發達的特大一線城市憑借著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優質的公共資源和良好的就業機會形成了對流動人口具有巨大吸引力的移居影響。目前根據發布的2022年上海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至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為2489.43萬人。其中，戶籍常住人口1457.44萬人，外來常住人口1031.99萬人。為了能夠更加客觀準確地反映當前上海市工作和居住的流動人口的特質與趨勢，本文采用的“新市民”概念是指以畢業大學生和進城務工人員為主，再加上部分引進人才的群體。該群體對上海市繁榮的現狀做出了貢獻，對城市的持續發展也有深遠的促進作用。

本文采用崔巖所提出的“社會融入”概念[1]，其核心是指社會中某一特定人群，融入社會主流群體，與社會主流群體同等地獲取經濟社會資源，并在社會認知上去差異化的動態過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增進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質。新市民的社會融入感越強，其留城意愿越強烈，對自身發展前景越有信心。因此，研究新市民的社會融入水平有助于了解目前上海市新市民的城市生活狀況，對改善人才福利的政策具有重要意義。本項目思路主要分為兩個部分：通過問卷調查并計算得出新市民在上海融入程度，以及基于問卷結果分析融入程度的影響因素。調查將社會融入水平細分為八個不同的因素，分別為物價、房價、社會保障、子女教育資源、生活節奏、社交活動、氣候飲食、心理認同，并讓參與調查者對各個因素進行滿意程度評價和重要性排序，進而通過模型整合和計算，得出新市民的社會融入水平，描繪一個新市民在上海社會融入的真實圖景。其次，通過參考相關的理論與文獻，構建了新市民社會融入影響因素分析模型，在此基礎上進行了社會融入影響的多元回歸分析，最后對提高新市民城市融入的角度進行了策略研究。本項目從現實問題出發設計一套完整的收集數據、分析問題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論研究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文獻綜述

目前國內外學者對于新市民的社會融入研究較為豐富，從內容看，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第一類：集中于社會融入的過程、狀況、以及構成要素的描述性分析，研究新市民社會融入現狀; 第二類：注重探討和挖掘影響新市民社會融入的因素，指標建構和量化分析。

在社會融入描述方面，許多學者結合我國國情和歐美社會融合理論和實證測量指標提出了自己的主張：楊菊華提出了經濟整合、社會適應、文化習得和心理認同的四維指標[2]，夏倫、沈寒蕾構建了生理適應、經濟融入、社會適應、身份認同、心理融入的五維指標[3]，陳超，蔡一村將社會融入劃分出18個指標，并指出青年在社會融入的過程并不簡單依循“從經濟到身份”的線性發展模式，而是在多維度上同時展開[4]。

然而，現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擴充和完善社會融入的評判指標，而較少有研究構建出合理的社會融入水平模型，在楊菊華的中國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研究中，社會融入與主要分類自變量的相關分析模型僅僅通過將各個維度指標得分相加求得平均數的方式得到社會融入分數[5]。社會融入的各維度之間并非一種均衡關系，各個指標都分別代表了社會融入不同維度的復合情形，故而各維度之間及各指標之間的權重應不相等且應根據權重設置賦值規律。本文嘗試在先行研究的基礎上，解決此類問題。

在因素分析方面，大量研究分析單個指標對新市民的融合狀態的影響。盧盛峰、陳悅利用工具變量法研究講本地話是否能促進流動人口社會融合，研究表明講本地話能促進融入意愿、主觀融入狀況和客觀融入狀況[6]；李劍強、丁仁船研究流動人口就業狀況對其社會融入的影響，良好的工作收入、職業性質、工作時長、參保情況對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有著積極的影響，就業質量越高，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意愿也就越高[7]；高雅婧研究了關于新市民信息能力對其城市融入的影響[8]；朱小練研究了基本公共服務對流動人口城市社會融入的影響[9]。這些研究在視角上關注單個指標的多，從地區、社區、家庭、個體等多層面同時考察融入影響因素的研究很少。在個體因素上，關注客觀要素的多，關注主觀因素的少。社會融入程度作為一種多因素綜合作用的變量，在單因素影響的研究中，很難控制其他變量，得出完全客觀的結論。而在多因素研究中，如何將各個因素分類整理進行研究，如何找出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也是值得研究的難題。

在研究群體方面，大部分研究關注點在于城鄉流動人員，而非更加全面的新市民群體。已有文獻研究建立了測量新市民社會融入的基本框架，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對影響社會融入因素的復雜性分析，也為后續的驗證提供了啟發。然而對于先前研究存在的以上三類問題，本文將在這三個方面進行嘗試修改，以獲得更為科學嚴謹的實驗結果。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假設

在當今社會人口流動規模較大的背景下，居住在特大城市的新市民多數來自經濟較轉入地落后的地區。其中，原籍來自經濟發展狀況與上海差距較小地區的新市民，其對當地的生活與環境更加適應，融入社會的難度可能較小。但原籍作為新市民個人背景的客觀因素，其對個人的具體客觀情況表現較少，相較而言，新市民無論原籍與否，當前的戶籍狀態（即是否加入上海戶籍）更能體現其對社會的融入程度。因此，對于新市民融入社會的情況，應當看重是否獲得新戶籍或居住證，而非其原籍所在地的發展情況，基于此做出如下假設：

H1：相較新市民原籍地區的情況，其當前的戶籍狀況對推動其社會融入情況的影響更大。

針對市民的個人實力及可支付能力所處的階段，Rubin通過研究表明，個人的社會階層對其社會融合與適應具有顯著的影響與作用[10]。對于生活在上海的新市民而言，其個人能力大致反映在個人收入狀況、參與的工作以及學歷水平，通常認為個人的收入狀況越好，對當地房價、物價的接受度越高，可支付能力也就越強，更好融入當地社會；個人參與工作的性質越穩定，其在上海的留城扎根的意愿越強；同時，個人的文化程度越高，其在特大城市的發展潛力較大，就業與發展機遇多，對社會的融入速度也越快，因此做出如下假設：

H2：新市民的個人能力水平（個人收入狀況，工作狀況以及學歷水平）會顯著影響其社會融入的情況。

諸如上海一類的特大城市，較高的房價和對居住情況的滿意程度會成為新市民融入社會較為敏感的一個因素。為較好反映新市民的住房狀況，將相關指標分為租購狀況（居住模式為租房、購房或分配住房）、生活的地段以及住房總面積。對于新市民而言，其住房品質及房型、面積問題、對房價或租金的壓力和居住環境的便利問題會顯著影響對社會的歸屬感和融入感。對此，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設：

H3：住房狀況（租購狀況、生活地段、住房總面積）會影響新市民的社會融入情況，其中住房狀況越好，社會融入的狀況也就越好。

（二）數據與變量

隨著上海近年新增常住人口不斷增長，以其強大的經濟實力和發展潛力吸引了周圍大量流動人口，又因疫情于2022年放寬了其落戶政策。因此，本課題選取居住在上海市的新市民為調查對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實證數據采用線上問卷的調查方式，調查時間為2023年1月，共得到269份有效樣本。線上問卷統計的內容主要由個人信息數據和衡量社會融入情況的排序表與量表數據兩部分組成，分別對應后續實證分析中的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

1.被解釋變量——社會融入情況 由于外來人口的融入社會的指標涉及多方面，從多維度調查其社會融入情況較為嚴謹。本文將社會融入指標分為對物價的接受度、對房價的接受度、對社會保障（五險一金）完善程度的滿意度、對教育資源的滿意程度、對生活與工作節奏的接受度、個人社交頻率、對上海氣候及飲食習慣的接受度和心理是否認同自己已經融入社會的程度的八個主觀維度。針對此八個指標，設置排序題得到每個指標的權重大小，再通過量表題獲取個體在各個指標維度上的接受度與滿意度。

首先，通過排序題讓調查對象將八項指標對社會融入影響的程度進行從大到小的主觀排序，再依據排名次序對八個指標由高到低賦予8至1的分數（第一名賦予8分，最后一名賦予1分，分數越高即排名越靠前，說明該指標更重要），隨后將各指標所得的平均分數進行歸一化處理以求得每個因素的權重。其中，權重的計算公式如下：

Wk=Rk∑8i=1Ri（1）

式（1）中，Rk為第k個指標經排名所得分數的平均數，將其除以每項指標分數平均數之和（即進行歸一化）從而得到該指標的權重Wk。最終計算求得各指標的權重向量W=（0.1443，0.2218，0.1087，0.1424，0.1068，0.1168，0.0666，0.0926），結果如圖1所示。

由圖1可知，房價的權重占22.18%，位列影響新市民社會融入情況的各主觀因素之首，主要原因是上海作為特大城市坐擁較高的房價與租金，對于外來人口而言，房價的高低決定其在當地扎根的可能性；其次為物價與子女教育，前者表明新市民生活成本，后者是對后代繼續發展的體現，因而對社會融入的影響較大；影響程度較小的主觀因素包括社交情況、社保滿意度、工作及生活節奏、心理認同及飲食氣候的適應程度，此類因素隨著科技的進步和保障政策的完善，均能被較好解決和提升。

在獲得各指標的權重后，采用量表評分的方式對每個樣本在八個維度上的滿意程度進行分析，將滿意度（接受度）劃分為1到5的等級，從低到高表示每個樣本在各維度上的評分，最終將各因素的評分與對應權重相乘并累加，可得到每個樣本的社會融入情況（計算公式詳見式（2））。量表的描述性統計情況如表1所示（各指標評分的均值與標準差供參考）。

2.解釋變量——個人信息 為驗證研究假設并使歸因分析更加全面，減少內生性，引入三類影響新市民社會融入情況的個人信息作為解釋變量：個體特征、個人能力和住房狀況：

個體特征因素包括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原籍省市、到滬生活時間和戶籍狀況。原籍省市按地區分為東北、華北、華東、華南、西北、西南和海外；戶籍狀況將新市民的當前狀況分為未取得居住證、已取得居住證和已獲得上海戶籍。

個人能力因素主要反映新市民工作水平和可支付能力，包括當前職業、收入狀況和學歷水平，其中將當前職業分為企業機構/個體商戶、事業單位/政府機關和其他（學生、自由職業等），有助于研究工作類型和穩定程度對個體融入社會情況的影響。

住房狀況因素主要反映新市民住房質量和居住環境，分別調查新市民的居住模式為租房還是購房、戶型面積大小和生活居住所處的地段。三類個人信息的描述性統計如表2所示。

三、實證分析

（一）量表的檢驗

為檢驗問卷中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和準確性，對該量表進行信度與效度檢驗。由表3的結果可知，量表的克隆巴赫Alpha值為0.755＞0.7，表明數據的可信度較高；由表4中KMO和巴特利特球形檢驗結果所示，量表部分的KMO值為0.739＞0.7，顯著性為0，效度較好，因而可在其基礎上做進一步的分析。

（二）社會融入程度的求解

對于衡量新市民社會融入情況的八項因素，問卷中通過排序題獲得各項指標的權重W=（0.1443，0.2218，0.1087，0.1424，0.1068，0.1168，0.0666，0.0926），通過量表獲得各樣本的對各指標滿意程度的評分S，得出每位新市民的總體社會融入情況I（Inclusion），其計算方法如式（2）所示。

I=W*ST（2）

將所得社會融入情況的數據分別以（1-1.5），（1.5-2.5），（2.5-3.5），（3.5-4.5），（4.5-5）五個區間分為1-5的衡量標準，分別對應“無法融入”“融入較少”“部分融入”“融入較多”和“完全融入”，結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得，社會融入情況的平均值為2.88，接近“部分融入”一項，可見多數市民對上海的生活已經部分接納。

（三）實證方法

由于本文選取的被解釋變量的表現形式為用于衡量融入程度的整數量表，因此該變量回歸分析應當采用多元有序回歸模型。本文選用Ordered Probit有序回歸模型進行分析并選取Ordered Logit回歸方法進行前者的穩健性檢驗。被解釋變量I回歸模型的具體形式如下：

Ii*=β0+β1X1i+β2X2i+…+βnXni（3）

Ii=1，? ? ? ? ? ? ? ?Ii*≤μ0

2，? ? ? μ0≤Ii*≤μ1

3，? ? ? μ1≤Ii*≤μ2

4，? ? ? μ2≤Ii*≤μ3

5，? ? ? μ3≤Ii*（4）

上式當中，Ii*為新市民社會融入情況的潛變量，Xni（n=1，2，…）為解釋變量且為虛擬變量，β0為常數項，βn（n=1，2，…）為待估的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μ0，μ1…μ4為待估的切點，滿足μ0<μ1<μ2<μ3<μ4。本文使用極大似然估計法推導出待估參數，由于該模型中的估計系數僅能反映其顯著性和正負性，因此本文在次序回歸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各參數的邊際效應，從而更嚴謹地計算出各解釋變量對因變量的影響。

為得到更準確的回歸結果，本文采用逐步回歸的方式，使個體特征、個人能力以及住房狀況依次加入到有序回歸模型當中。模型一中僅包括個體特征所涵蓋的變量，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礎上引入個人能力相關的變量，模型三在模型一與模型二的基礎上再加入住房狀況的變量。同時，為避免異方差對回歸結果的影響，回歸過程中采用穩健的標準誤，使參數估計、假設檢驗均可正常進行。在各模型中，記錄各模型中的每個變量的回歸系數及經過穩健標準誤調整過的統計量z，其結果見表6。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對模型1所示的個體特征回歸結果進行分析，發現年齡與戶籍狀況對社會融入狀況產生顯著影響。在不同年齡段當中，0-50歲的新市民社會融入隨年齡段的增長而逐漸減緩，在51-60歲區間段有所上升，可見新市民的年齡增長會減少其對新的生活環境的接納度，而隨著工齡與職位的提升和對社會的逐漸適應，51-60歲的新市民融入社會的概率會增加。對新市民的戶籍狀況而言，獲得上海戶籍對新市民融入社會的幫助最大，其社會融入程度較未持有居住證的市民高103.3%，且高于持居住證的新市民。相比較而言，新市民遷出地的原戶籍對其融入社會的情況無顯著影響，說明相較新市民原籍地區的情況，其當前的戶籍狀況對推動其社會融入情況的影響更大，因而假設H1成立。

模型2加入了代表個人能力的三個因素，由回歸結果可得，職業的屬性對被解釋變量無顯著影響，表明職業的穩定程度與其融入社會的程度關系不大。同時，相比其他因素而言，收入與學歷對社會融入情況的影響較為特殊，兩者的顯著指標均反應在低收入與低學歷群體，相比于50萬及以上年收入的新市民，收入為10萬及以下和10萬-20萬的市民融入社會的程度分別低了119.0%和92.7%；同時，文化程度為大專、高職及以下的新市民較碩士研究生的社會融入程度降低了87.0%和42.8%?？梢?，在學歷與收入兩項個人能力因素中，較低的條件與水平會限制其對社會的接納與融入。綜上所述，本文的假設H2部分成立。

模型3引入住房狀況變量，對全樣本進行回歸。其中住房模式對社會融入的影響最為顯著，將租房與其他住房模式（宿舍、分配房）的新市民與已購房的新市民進行對比，可得前兩者的融入社會的程度較后者分別低75.8%和107.6%。由于擁有房產權的市民的居所比較穩定，住房與生活條件較好，因而該種類的新市民對上海當地的留城意愿更強，融入進度更快。對生活地段而言，居住在中環至外環間的市民，其融入情況反而比生活在外環以外的市民低，主要原因是位于上海外環之外的五大新城吸納了大量外來人口前往居住，其生活環境與居住條件不亞于中環至外環間的市民，因此對于城市化程度較高的上海而言，住房地段與住房狀況的關聯較少。同時，問卷描述性統計表明存在超過半數的新市民居住在外環以外的區域，也印證了該結果。對住房面積因素的回歸結果顯示，面積為100-200平米的指標較顯著，其融入程度相較住房面積為50平及以下的新市民高44.7%。因此通過回歸驗證得出，住房狀況越好，市民的社會融入情況越好，因而假設H3成立。

表6中加入Ordered Logit回歸模型，針對上述結果進行穩健性檢驗。Ordered Logit模型與Ordered Probit模型同為有序回歸模型，且因變量為序級變量，同時兩者之間可做相互的穩健性檢驗。通過對比發現，該模型與Ordered Probit模型回歸反映的結果接近，從而證實原實證分析的結果穩健可靠。

四、政策建議與展望

二十大報告指出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研究特大城市的新市民的融入情況切實的反應了以人民當家作主為目標的政策實施結果。本文通過研究與分析發現房價、教育、落戶情況和文化融入對社會融入情況影響十分顯著?；谏鲜銮闆r，提出如下政策建議，為進一步提高社會融入程度，改善民生福利提供幫助。

（一）提升住房保障，實施多元化住房政策

根據問卷調查描述性統計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新市民對上海房價的接受程度和住房問題較大程度上影響了其社會融入程度。為了提升新市民住房的可得性，提高社會融入程度，增加新市民的留城意愿。就要滿足“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加快建立多元化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并舉的住房制度，讓更多新市民“住有所居”。其中新市民的構成主要包括畢業大學生和進城務工人員為主，再加上部分引進人才的群體。對于不同的人群需要制定多元化的住房政策才能有效精準的提升住房水平。將住房政策分為保障住房政策、支持住房政策、刺激住房政策三個層面，根據不同收入水平人群和對住房的個性化需求提供多元化的政策支持。保障住房政策主要是針對長期進城務工人員和中低收入家庭，為其提供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做到“有房可住”；支持住房政策主要針對到城市時間較長且具有較穩定的收入水平人群或新就業具備一定支付能力的畢業生，解決階段性穩定住房問題，支持他們購房或進行長期穩定的租賃；刺激住房政策主要針對人才引進如新遷入的具有高技能人才型新市民，更適合采用刺激住房政策，刺激人才型新市民在上海買房落戶，滿足個性化需求，制定便民買房落戶政策，增加留城意愿。制定好針對新市民的住房政策將有利于促進住房可得性提高社會融入程度，更有助于城市的持續發展。

（二）突出教育重要性，鼓勵在職再學

科教興國一直以來都是我國在高質量發展上重點強調的問題。高質量的教育體系使人民素質、生活得到同步提升，教育的支持不僅要放在青少年身上，還要鼓勵已工作人群繼續學習，不斷提升自身素養?；貧w模型顯示，相較與普通文憑和低學歷人群，較高學歷包括大學生、研究生、碩士等人群的社會融入情況更加可觀。鑒于在職本科、在職研究生的興起，鼓勵再教育、在職再學同樣也可幫助新市民提高生活水平，提高社會融入程度?？赏ㄟ^對參與再教育的人員提供教育補貼，鼓勵互聯網等形式的知識傳播來促進再教育，提高群眾文化素質，建立全民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

（三）簡化落戶政策，深化本土文化熏陶

回歸模型顯示已取得上海戶籍的新市民社會融入情況更好，而落戶政策是新市民在遷入新城市并選擇長期定居時要執行的必要手續。簡化落戶政策不僅可以提高新市民落戶的積極性，加快落戶效率；也可以減少政府處理相關落戶申請時所花費的人力成本，消除新市民對上?！奥鋺綦y，落戶繁”的印象。其次，對已落戶的新市民要深化本土文化熏陶，提升社會融入感。對于新遷入上海的市民，僅擁有戶籍但對語言和文化了解較少會大大降低其社會融入感，社區可通過開展文化交流，如方言、習俗溝通等，政府可通過舉辦文化活動、節日活動向外來市民展現傳統文化氛圍，提升歸屬感。使其真正感到落戶在本地，融入于本地。

（四）大力發展城市高鐵，縮短新城與主城

區的通勤時間鑒于調查結果顯示居住環境對融入情況的影響不如居住面積顯著，因此應大力發展新城，增加居住區與住房規模，改善新市民居住環境。同時，針對新市民多數居住在外環以外區域的情況，為解決新市民日常通勤問題，可通過建設城市高鐵，縮短新城與主城區的通勤時間，從而促進新市民的生活與居住水平，并進一步加快其融入社會的過程。

（五）展望

本文從八個主要的維度衡量新市民社會融入的情況，實際上針對社會融入的主觀因素仍有較多的指標可供參考。因此，該社會融入情況模型可進一步改良，在不同因素的基礎上引入如層次分析、因子分析等方法，更好地計算各因素的權重。

同時，對于樣本的數量而言，本研究過程中收集較少，未來可從更多方向收集問卷數據。在做到擴大樣本規模與種類、提升研究數據的嚴謹性的同時，可增加更多的因素與指標，從而使該分析更加全面。例如，可從外環以外五大新城的新市民進行分類，并觀察在不同新城新市民的生活狀況與社會融入程度等。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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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 Social Inclusions of New Citizens in Megacities and Correlative Factors

——Taking Shanghai as an Example

YANG Jingqian1， HUANG Zhongyi1， WANG Jie2， ZHENG Yi1， CHENG Zixin1， YANG Yixin1

（1.Business School，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2.School of Medical Instrument and Food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new citizens in megacities， the data of 269 questionnaires of new citizens in Shanghai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he social inclusion level of each sample was counted by combining various indicator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analyzed by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model.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age and the level of social inclusion in term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impact of current Shanghai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social inclusion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the area where new citizens are originally located. In terms of personal ability， the social inclusion of new citizens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come and educational background， with a weak correlation with occupational attributes. Finally， based on the analysis results， the paper makes several suggestions on polities of improving the housing security system and discounts for house-purchasing， encouragement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while employed， simplification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policies and so forth.

Keywords：social inclusion; new citizen; Ordered Probit regression

（責任編輯：黃艷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