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是如何遺忘自然的？

張惠娜

1967年，美國著名歷史學家懷特在《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一文中曾指出，現代西方生態危機的價值根源是基督教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類中心主義。自那時以來，挖掘現代生態危機的文化、哲學和價值根源，就一直是西方環境倫理學學者的一個重要工作。像現代環境倫理學的創始人之一利奧波德那樣，大多數環境倫理學家都認為，現代環境倫理學的許多基本觀念都與西方傳統主流哲學的基本觀念相沖突，因而，環境倫理學是一種全新的、革命性的倫理學，它對整個西方哲學都構成了“嚴重的挑戰”。尤金·哈格洛夫(EugeneHargrove)的《環境倫理學基礎》(1989)一書則通過系統梳理西方主流哲學的基本觀念，揭示了西方主流哲學與環境倫理學失之交臂的內在機理。

哈格洛夫系美國北得克薩斯大學哲學系教授，是國際環境倫理學界最著名的學術雜志《環境倫理學》(季刊，創建于1979年)的創始人和主編?！董h境倫理學基礎》一書共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了西方思想史上抑制人們環境思想的哲學觀點、科學理論和土地使用的態度，第二部分揭示和說明了西方傳統的審美、科學態度與現代環境哲學之間的親和性，第三部分則試圖把自然美作為環境倫理學的基礎。該書不僅擴展了環境倫理學的研究視野，還為我們深入理解“西方哲學是如何遺忘自然的”這一主題提供了迄今最為詳盡的文本。

哈格洛夫認為，西方傳統哲學對于塑造西方人的環境態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歷史上的自然目的論、神學目的論和理性至上論等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阻礙了西方人重視自然的客觀存在，造成了西方哲學史對“自然的遺忘”。在他看來，“幾乎從三千年前開始，當西方人第一次開始哲學思考時，哲學就要么與環境思考無關，要么與之相互沖突(第20頁)”。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哈格洛夫通過分析古希臘哲學、中世紀基督教哲學和西方近代哲學的基本觀念，為這一問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答案。

古希臘哲學假設，世界的合理結構是簡單的。希臘哲學尋求的是那些能夠用理性從中推導出所有其他知識的第一原理。對第一原理的尋求使得希臘哲學漠視感性事物和感性知識。生態關系是復雜的和感性的關系，生態知識屬于感性知識。所以，從希臘哲學的視角出發，很難形成生態學的觀念。亞里士多德雖然是唯一從生態學視角理解自然的希臘哲學家，并引發了對生態學、植物學、地質學的興趣，但亞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論的形而上學觀點決定了他不可能發展出環境保護的思想。因為，亞里士多德明確認為，在動物出生后，植物就是為了動物的緣故而存在的，而其他動物又是為了人的緣故而存在的。這種露骨的人類中心主義與現代環境意識和環境倫理是格格不入的。

古希臘哲學還抑制了對自然界的審美欣賞。在柏拉圖的形而上學看來，自然界是不完善的，其中沒有任何事物是美麗的。對于希臘哲學家來說，他們感受最強烈的是世界的秩序而不是它的美。希臘的哲學家們過分忙于對物質、原子和其他假設的實體這類沒有被他們的感覺直接體驗過的事物的思考，因而他們不擁有形象化的或審美的體驗，不能發展出對自然的審美欣賞。希臘哲學對自然美的這種冷淡也被傳遞給了中世紀和現代早期的哲學家和神學家，后者錯誤地把這種冷淡看成整個希臘文化的特征，并從一開始就試圖效仿它。

古希臘的形而上學也難以形成保護自然的理念。古希臘哲學認為，世界是由某種終極的實體或物質構成的。這種終極的實體是永恒的和不變的，它沒有開端，不可毀滅，不可動搖，也不會終結。因此，在希臘形而上學看來，存在就是存在，它不可能變成不存在；不存在就是不存在，它也不可能變成存在。變化著的現實世界時隱時現，不停地產生和消失。它實質上是某種“非存在”，它的存在只是一種幻覺?！八?，在這個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具有足夠的持久性，使得對自然的保護變得有意義；另一方面，由于終極實在的世界(物質的或形式的)具有不可毀滅的和不變的特性，因而終極實在世界中的事物是如此永恒，以致對自然的保護變得沒有意義?！?第40頁)

在古希臘之后的中世紀基督教神學或經院哲學對待自然或環境問題的態度也沒什么大的改變，因為，中世紀中期和晚期哲學家的主要任務完全是站在基督教的角度重新消化和吸收希臘哲學(特別是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因此，中世紀的哲學觀念無非是對希臘哲學的消化和吸收；中世紀哲學忠實地繼承了希臘哲學對自然的漠視或遺忘。

西方現代哲學也繼承了古代和中世紀哲學遺忘自然的傳統。哈格洛夫所理解的西方現代哲學始于17世紀早期，并包括了20世紀大部分時期的哲學。由于笛卡兒是“西方現代哲學問題之父”，西方現代哲學完全是在笛卡兒式的哲學框架內展開的，因而哈格洛夫將笛卡兒哲學作為西方現代哲學的標本來加以剖析。

首先，笛卡兒的第一哲學及其方法導致了對外部自然之客觀性的懷疑。笛卡兒的懷疑主義哲學認為，世界上唯一可以確定其存在之真實性的是懷疑著的自我，而且，這個自我只是一個精神實體，而不是一個物質實體。英國的經驗主義哲學對笛卡兒的這一思想予以“發揚光大”。貝克萊認為，客觀物質是一種不必要的假設；不僅物質的第二屬性(顏色、氣味、滋味等)是主觀的，物質的第一屬性(廣延性)也是主觀的。休謨則進一步指出，嚴格地說，我們能夠知道的僅僅是已經存在的感覺或印象。因此，笛卡兒的哲學導致了西方哲學的理念論。根據這種哲學，存在的僅僅是精神實體，外部世界是不存在的。這種懷疑外部世界之客觀性的哲學當然不可能關心自然的保護。

其次，笛卡兒的二元論及其神學預設也使得保護自然變得毫無疑義。笛卡兒的二元論認為，現實世界是由物質和精神這兩種不同的實體組成的。精神和物質都是由上帝(一個不是被創造的實體)創造出來的被造實體；它們之間既無共同之處，也不能相互影響。物質或精神這兩種實體都不是永恒的或不可毀滅的，它們的偶然存在完全取決于上帝的意志。由于“客觀物質的存在直接地依賴于上帝的力量，所以，人類對自然的干預和關懷就仍然找不到恰當的位置。自然中的變化，無論好壞，都是上帝意志的體現，因而超出了人類的控制?！?47頁)

最后，笛卡兒遵循希臘的主流思想，認為感覺干擾了對自然的研究，所以他也試圖在經驗世界之外去發現適用于最基本的終極實在的原則。對自然的“觀察”在其思想體系中沒有位置可言的。笛卡兒的還原主義的方法雖然在物理學和化學中十分有效，但在研究地理學和生物學關系方面并不有效。關于科學研究的這種方法論不僅影響了博物學的發展，還阻礙了環境視野的興起。

總之，在哈格洛夫看來，在笛卡兒及現代西方哲學家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模式和科學研究模式鼓勵哲學家和科學家不去思考環境問題，從而導致了對自然的漠視和對環境的遺忘。當然，哈格洛夫并不認為，西方傳統哲學對環境倫理學的建立和發展毫無用處。在他看來，“環境倫理學是[西方]哲學修正自身巨大錯誤——拒斥在真實的生活中所具體體驗到的自然世界——的一次機會?！彼闹鳌董h境倫理學基礎》的任務之一就是在西方思想傳統中為環境倫理學找到根基。哈格洛夫認為，存在著一些現存的西方觀念，它們可以作為環境倫理學的合適的基礎。因此，“我們不需要一件新的外衣；我們需要的是一件進行了重要修補的外衣”。至于哈格洛夫對西方傳統哲學這件“舊外衣”的“修補”是否必要及合理，經過他“修補”后的西方傳統哲學能否為環境保護和環境倫理學提供有力的支持，則需要由現實的實踐來檢驗。在發展環境倫理學的中國學派時，我們是直接披上“洋裝”，還是對中國傳統文化這件“舊大衣”進行“修補”以及如何進行“修補”，哈格洛夫的《環境倫理學基礎》或許能夠給我們提供一些借鑒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