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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解詩學視野中的穆旦詩歌

2010-12-27 09:33文廣會
理論導刊 2010年10期
關鍵詞:穆旦現代詩詩作

文廣會

(陜西青年職業學院,西安710068)

現代解詩學視野中的穆旦詩歌

文廣會

(陜西青年職業學院,西安710068)

從現代解詩學的角度,考察穆旦詩歌在中國現代詩學的重要地位與其實際的詩學成就形成矛盾的深刻原因。通過對詩人穆旦的個案分析,在理論與實踐的錯位中重新認識現代解詩學內涵的不足并進行相應的理論完善與補充。

穆旦;詩學地位;現代解詩學;新詩

(一)

中國新詩從1918年《新青年》發表胡適、劉半農等寫作的第一批白話新詩到現在,已走過了九十多年的歷史。就體裁而言,詩歌變革的步伐最為徹底,從文言到白話,從格律謹嚴到形式自由,新詩走過了一條曲折而輝煌的道路。

沒有過去就沒有現在,在對新詩歷史的清理中我們發現,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三大新詩主潮相互融合又頡頏互競。在對現代性追求的矛盾與演進過程中,以往處于詩歌邊緣的現代主義詩潮得到更多的重視和青睞,其發生、發展、變構的演進線索清晰可辨。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詩潮淵源、發展趨勢的研究則相對模糊、沉寂得多。這或許是現代性視域下的研究視角造成的遮蔽。

現代主義詩潮以20世紀20年代李金發領軍的象征詩派為肇始,歷經徐志摩為代表的新月詩派、戴望舒為主帥的現代詩派、穆旦為旗幟的中國新詩派、再到新時期文學先聲的朦朧詩、80年代眾聲喧嘩的第三代詩等多個詩歌流派的爭奇斗艷、各領風騷,共同構成了流光溢彩、芬芳怡人的詩歌百花園。而以穆旦為首的中國新詩派則在其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就像中國新詩派的詩歌理論家袁可嘉認為的那樣,這群詩人們將時代風云、民族憂患和個人生命體驗融合在一起,達到了一種人生與詩意交互疊合的“綜合”效果。這種綜合即“象征、現實和玄學”的綜合:“現實表現于對當前世界人生的緊密把握,象征表現于暗示、含蓄,玄學則表現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強烈結合及機智的不時流露?!盵1]這其中,穆旦便是最能代表中國新詩派藝術特質和思想開掘的一位詩人。

穆旦在上世紀40年代就是很受歡迎的青年詩人。穆旦詩作的藝術風格、思想特質、詩學價值等,在當時就得到了他的同學、師長和詩友們充分的贊賞和肯定。王佐良的《一個中國詩人》、周玨良的《讀穆旦的詩》、唐浞的《搏求者穆旦》等一批文章為穆旦詩歌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由于特定歷史的原因,詩人在1949年新中國建國后不久,便很快停止了純真的詩的歌唱。那正是詩人黃金般的年華,卻不得不轉而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對外國優秀詩人的詩歌翻譯當中。后來僅留下由于對繆斯割舍不下的深情而散存的少許詩作。一個偉大的詩人黯然跌落于歷史的風塵。

在1978年后的新時期文學進程中,以前受到壓抑和擠壓的現代主義詩歌潮流,重新得到了重視和清理。穆旦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禮遇,其卓異、鮮明的詩學特質獲得了幾乎一致性的高度評價。1986年《穆旦詩選》出版,1987年紀念文集《一個民族已經起來》面世,1996年李方編的《穆旦詩全集》推出,1997年再次結集紀念文集《豐富和豐富的痛苦》,2006年12月收集最為詳盡的《穆旦詩文集》[2]與廣大讀者見面。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對穆旦的懷念和對穆旦詩歌的研究是不斷向前推進的,其開掘的深度、鋪演的廣度讓我們切實了解了一個真實、完整的詩人穆旦。

與之相隨的,是對以前屢遭壓抑的現代主義思潮歷史的清理與挖掘逐漸占據了新詩研究的中心,象征詩派、新月詩派、現代詩派、中國新詩派等都得到新詩現代性追求的體認,獲得高度的評價。穆旦的詩歌恰處在現代主義詩歌發展的頂峰上,承上啟下,甚至在二十世紀中國詩歌大師排行榜上高居榜首。他對新詩意蘊、語言、形式的革新精神為朦朧詩以來標榜現代主義的詩人們所繼承。他們奉穆旦的詩為圭臬,在詩藝革新的路途上高歌猛進。穆旦現象成為詩歌史上頗有意味的詩歌事件,對穆旦詩歌的重新審視和細讀就變得十分必要。

穆旦生前只出版過三部詩集:《探險隊》、《穆旦詩集(1939——1945)》、《旗》,他的全部詩作還應包括晚年創作的《冬》、《停電以后》等和1949年前未收入詩集但散見于報刊的數十首詩。建國初期創作的如《去學習會》、《三門峽水利工程有感》等則藝術性不是很高。但是穆旦的一部分詩作如《五月》、《還原作用》、《智慧的來臨》、《贊美》等至今仍能給人不小的震撼?!段逶隆分蟹鹿诺涞钠哐耘c自由體的詩句交錯并行,所產生的詩的張力讓我們驚嘆其詩體形式探求的魅力。穆旦的詩歌自成一個豐富而獨特的世界,其主題內涵既有對民族命運苦難承擔的體認,又有對個人自我意識的深切呼喚,也有對現實、時代、真理的嚴肅拷問,其詩作主題呈現出繁復多變的意蘊美,并與詩人卓異的詩藝技巧結合在一起。戲劇性張力的刻意營造,并置結構所凸顯的形式感,詩歌意象的著意選取對詩人想象力的承載與躍升,這一切既使穆旦有別于時代浪尖上強調戰斗和力的主流詩人們,又使其迥異于中國新詩派的其它詩人們。此外,穆旦詩歌的又一特色是對西方現代主義詩歌資源承續的廣泛與深入,如對艾略特、奧登、葉芝等詩人的借鑒。王佐良站在肯定的立場上說:“穆旦的勝利卻在于他對古代經典的澈底的無知”,詩人“最好的品質卻全然是非中國的”。[3]詩人取法異域和對新詩現代性的追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作品與讀者之間巨大的審美距離。為此需要搭建一條引領讀者到達詩人深邃詩歌美學領域的橋梁,填補詩人審美追求與讀者審美心理距離之間的鴻溝,以使詩作的魅力得到展現和賡續。

(二)

1925年,李金發《微雨》的出版應該是詩歌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集中的《棄婦》、《夜之歌》、《故鄉》等詩作與當時詩壇流行的直白、質樸的充滿感傷情調的詩風是那樣的不同。其設喻的晦澀、意向的怪誕、語言的半文半白給評論家和讀者都造成了極大的閱讀障礙。如何理解和闡釋這樣一批象征詩歌作品呢?隨后,現代派詩歌的崛起,特別是卞之琳的《尺八》、《圓寶盒》等一批內蘊豐富的詩作引起的批評家們的極大興趣。朱自清、李健吾都對卞之琳的《魚目集》中的一些有一定閱讀難度的詩如《圓寶盒》、《距離的組織》等做了自己精到的分析,有意思的是作者本人對自己詩作的說明與批評家的闡釋在美學上保持了一定的歧異。于是,在你來我往的文章往還討論中,以詩歌文本的解釋為中心,以清除詩人和讀者之間的心理審美距離為目的的現代解詩學也就應運而生了。朱自清的《新詩雜話》便是詩人追蹤詩歌發展時對出現的新的詩藝特征的詩作思考所得,奠定了中國現代解詩學的基石。隨后,又有聞一多、朱光潛、廢名、唐浞、袁可嘉等人的理論概括和解詩實踐,共同為新詩藝術魅力的鋪展和呈現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也豐富了現代解詩學這種新的詩學主張。

現代解詩學在當代的大力提倡者和推行者孫玉石先生特地提出了解詩的三個基本原則。首先要“正確理解作品的復義性,應以本文內容的客觀包容性為前提?!逼浯?,“理解作品的內涵必須正確把握作者傳達語言的邏輯性?!痹俅?,“理解或批評者主體的創造性不能完全脫離作者意圖的制約性?!盵4]這三條原則對解詩的對象、解詩的可能性及其限度都做了必要的理論規定?,F代解詩學在孫玉石的理論倡導和文本實踐中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最初的成果展示是1990年出版的《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其后有2002年出版的《在北大課堂讀詩》,2007年11月的《中國現代詩導讀(1937-1949)》、《中國現代詩導讀(穆旦卷)》等,緊跟著再版了《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7)》(再版時更為現名),最為重要的是孫玉石解詩學理論專著《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的問世?,F代解詩學至此成為中國現代詩學的一個重要分支。其中,穆旦詩作的解釋專成一卷,可見對穆旦的重視。解詩的過程就是從大量的優秀詩作中揀取意蘊層次豐富、詩藝技巧繁復多變造成讀者甚至詩評家理解困難的那一部分按照現代解詩學的原則進行細讀、賞析的工作。那么,在解詩實踐中對穆旦詩歌的解釋是否如理論闡述的那樣有效而自足呢?

在《中國現代詩導讀(穆旦卷)》中,解詩者對穆旦的45首詩歌進行了細致、詳實的分析。在這些文章中,雖然有效地貫穿了孫玉石所提山的三個解詩原則,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忽略了詩歌自身的核心藝術價值即詩歌的獨創性問題。在解詩者眼里,這些詩都是高標獨舉的,文學性毋庸置疑成了默認的前提。只需在詩的審美意義上做出有力恰當的說明就是了,很少去追究詩歌的詩學資源問題。如果一首詩模仿大于創造,不管它是否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有無重要的文本意義,那么對這首詩的美學價值重新進行考量就是必要的了。

江弱水在中西詩歌比較視野中就認為需要檢視穆旦詩歌“非中國性”的負面意義并對穆旦詩歌進行“重估”。他認為穆旦的詩表面顯得“精警、挺拔、富于穿透力”,[5]語言之間極具張力,一般讀者會默認他為首創,以為是攀登上了中國新詩的新的頂峰。但從詩歌資源發生的角度對穆旦詩的藝術成就重新作一梳理、考辨、定位,便會看到穆旦的詩作多有對西方現代詩人如奧登、葉芝、艾略特的詩作成句的化用,又刻意疏離于中國古典詩歌傳統,致使其缺乏包容、廣闊的詩歌視野,沒有了中西詩學的會通,雖心儀于西方現代詩的藝術風華,卻又走不出艾略特等人的陰影,這都對穆旦詩歌已經獲得的高度肯定打上了大大的問號。其實對穆旦詩歌評價的分歧就在這里。穆旦對西方現代詩學的借鑒是否超越了“模仿”而注入了自己的詩歌力量。王家新從穆旦詩歌“對現實發言的能力”和詩作中“敏銳的思辨能力”、“內省性質”及在語言、文體上“使漢語詩歌呈現了一種新的可能性”等方面為穆旦詩學的價值做了有力的辯護。[6]但是,穆旦的詩學問題并非一兩篇文章就能一勞永逸地解決。

客觀地說,穆旦詩歌在當時世界性的現代詩歌潮流中,緊跟時代步伐,唱出了時代的強音,同時也豐富了中國現代詩學的藝術寶庫。相比于中國同時代的詩人們,穆旦無疑是他們中最優秀的詩藝者之一。穆旦詩歌最大的貢獻是在其對中國新詩語言的深度開掘上。他習慣于將幾組互不關聯的詞語強行扭結,造成一種奇異但不生硬的句式,詞語的著力點既非能指,又非所指,而是詞語與詞語之間構成一種互文性情境,從而完成對主題恰切的表達。以《反攻基地》中的四句為例:

過去的還想在這里停留,

“現在”卻襲擊如一場傳染病,

各樣的饑渴全都要滿足,

商人和毛蟲歡快如美軍

“過去”、“現在”就其能指而言,無特別之處。但一二句聯系起來看,兩詞的意義均得以拓展,“過去”不僅僅指過去的時間,事物的歷史,而是有具體所指,指抗戰前的中國民眾對土地的摯情。戰爭的烽火讓“現在”的人被迫丟棄家園,各種的貪欲沒有盡頭,這是一切苦難的根源,“商人”與“毛蟲”并置的結構產生了戲劇化的效果。以此同時來形容美軍別有深意。商人為利益而生,毛蟲為溫飽而活,他們對己身之外的事情漠不關心。美國開始在戰爭中的態度既是如商人和毛蟲般短視,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其中隱含著詩人強烈的不滿和憤慨。穆旦大量的詩作對語詞的運用非常講究,詩人很少直抒胸臆,而是通過語詞外延的擴展、深化來表述詩人的深層情感。

無疑穆旦在中國新詩史上是有其獨異的貢獻的,從上面的詩句中我們看到:對語詞的表現,對詩的并置結構的運用,對詩歌主題的表現與開掘等都為中國新詩的發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典范例。他對詩歌形式的探求與對詩歌內容的表達有效地結合起來,同時,我們也要看到,穆旦在與世界現代詩潮的同聲合唱中,有自己的聲音但沒有形成創造性的藝術成就。止步于西方詩人的借鑒而不是創造,拒斥中國古典詩學的有益養分而不是轉化,這些都造成了穆旦詩藝水平一定程度上的單薄。從國內穆旦詩歌的研究狀況看,很多論者過多地執著于對穆旦詩歌形式本身的關注,結合其在中國新詩譜系中的位置不斷加以闡釋,沒有正本清源,從而造成了其詩歌藝術成就與他在中國新詩中的崇高地位的嚴重脫節。實則考察一個詩人的歷史地位,應該兼顧中國和西方兩個詩學坐標系,又有歷時和共時的綜合比照,方能全面地認識一個真正的詩人。

中國現代解詩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重新思考穆旦帶來的詩學財富的一個契機,對一個詩人的最好紀念,不是把他放在神圣的位置供人瞻仰,而是從心靈深處理解詩人的精神品質,在歷史真實的層面感受他的苦痛與掙扎,歡笑和淚水,因為詩人更愿意真實地活在我們中間。

[1]陳林.穆旦研究綜述[J].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2001,(2).

[2]李方.穆旦詩文集[M].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3]曹元勇.蛇的誘惑[C].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7).

[4]孫玉石.中國現代解詩學的理論與實踐[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12.

[5]江若水.中西同步與位移[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128.

[6]王家新.為鳳凰找尋棲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08、209.

[責任編輯:黎峰]

I 207.2

A

1002-7408(2010)10-0106-03

文廣會(1963-),男,西安人,陜西青年職業學院人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高職教育教學和文學研究工作,研究方向:美學、文學理論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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