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揚州水道記》附圖中部分城池標示位置錯誤之原因

汪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試析《揚州水道記》附圖中部分城池標示位置錯誤之原因

汪勃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劉文淇《揚州水道記》十張附圖中標記有與揚州城遺址相關的部分城池位置及關聯的地名、橋名、河流名、塘名等，將其與揚州城遺址沿革相關研究的結果相結合，可知附圖中部分城池的標示位置有誤。通過對其中相關城池的位置、“雷塘”和長江的距離、“洛橋”位置和方向的變化等略作比較，可以分析出附圖中出現錯誤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劉文淇沒有認識到長江與雷塘之間的距離是在不斷增大而非固定不變的。

《揚州水道記》 廣陵城 江陽城 漢江都城 長江北岸線

清代揚州地方學者劉文淇所著《揚州水道記》主要就揚州歷史時期水道的發展沿革進行了研究，該書十張附圖中標示有與揚州城遺址相關的歷史時期城池的位置。然而，從既有考古發掘資料結合文獻記載的研究結果來看，其中部分城池的標示位置欠妥。當然，相關城池位置的研究并非該書的著述主旨，因此在缺乏考古資料的前提下出現缺憾也在所難免，在書齋中通過文獻研究就能獲得如此成果實屬難能可貴。

本文擬從觀察《揚州水道記》十張附圖［1］中與揚州城遺址相關的“邗城”、“漢廣陵城”、“漢江都城”、“隋江陽廢城”、“唐江都城”、“唐江陽城”、“宋揚州城”、“明揚州城”、“揚州府”等城池的位置以及與之關系密切的地名、橋名、河流名、塘名（如“雷塘”、“洛橋”、“江”以及“邗溝”、“伊婁河”、“七里港河”）等著手，就這些城池的位置、“雷塘”和長江的距離、“洛橋”位置和方向的變化等進行比較，以既有揚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研究的成果為基礎來分析探討附圖中城池標示位置出現錯誤的原因。

一、《揚州水道記》附圖中的相關標示

首先分別觀察十張附圖中與揚州城遺址相關的城池、地名（圖一、圖二）等標示位置的概況。

附圖一“吳溝通江淮圖”和附圖二“漢建安改道圖”中，在“雷塘”和“大江”之間的邗溝西側自北向南基本縱向等距離排列著“漢廣陵城”、“唐江都城”、“邗城即漢江都城”，其中“唐江都城”基本位于東西向的“洛橋”西側；附圖二較之附圖一，城址位置的標示距離南北向河線稍遠，“邗城即漢江都城”開始直接標示為“漢江都城”。

附圖三“晉永和引江入歐陽埭圖”中，“漢江都城”東側出現“江都水斷”，“唐江都城”和“漢江都城”之間出現向西通至“歐陽埭”的河道，且城址之間的南北距離是“漢廣陵城”和“唐江都城”之間較短而“唐江都城”和“漢江都城”之間較寬。

附圖四“晉興寧沿津湖東穿渠圖”中，在“漢廣陵城”東側河道以東、“邵伯埭”文字之下添加了“步邱”二字，“洛橋”開始向“唐江都城”的東南移動且開始略呈西北—東南方向。

附圖五“隋開皇改道圖”中，不見“步邱”二字，在其位置代之以通向“茱萸灣”的東西向河道，“洛橋”完全呈西北—東南方向。

附圖六“唐開元開伊婁河圖”（圖二）中，無“漢江都城”，“漢廣陵城”的名稱及其位置被“隋江陽廢城”替代，表示“江都水斷”的南北向黑色線向西移至“唐江都城”的下方，“歐陽埭”和長江之間出現“伊婁河”，“洛橋”又回復為位于“唐江都城”的東側且微呈西北—東南方向。另外，在附圖五和附圖六中“歐陽埭”的西南寫有“揚子津”。

圖一//《揚州水道記》附圖中所繪揚州歷代城址及其周邊河道（圖六之外的九圖局部）

附圖七“唐寶歷開七里港河圖”中，在“伊婁河”以東出現了連接長江和邗溝且東西向橫穿“唐江都城”的河線，“洛橋”北移至“唐江都城”東側河道的北部、又成了東西方向且其下方出現有“禪智寺”，“七里港河”在“洛橋”和“禪智寺”東側成半環形，“七里港河”東側出現了“唐江陽城”。

附圖八“宋湖東接筑長堤圖”中，城池只有“宋揚州城”，雖有“雷塘”然“洛橋”不再出現，且城池西南至長江之間的河道增多。

圖二//《揚州水道記》附圖六“唐開元開伊婁河圖”

附圖九“明開康濟宏濟河圖”中，城池只有“明揚州城”，“雷塘”亦不再見，“寶帶河”位于城池以東，城池以南和西南標示有“舊城南大河”、“瓜州河”、“儀征河”。此處的“寶帶河”當即正文中的“寶帶新河”［2］，或與今之寶帶河（瘦西湖南門以南柳湖路的東側，舊名蒿草河）不同。

附圖十“運河圖”中，城池只有“揚州府”，城池西北有“平山”，相對位置與現狀近似。

仔細觀察附圖中相關城池的位置，可以推測劉文淇繪圖的思路和方法：基本上是以他當時所見的清揚州府城、文獻記載和歷史地圖中都很明確的明揚州城和宋揚州城、以及位置基本準確的揚州唐羅城為中心，在長江和雷塘之間的南北向地域內，用經由“洛橋”和“邵伯埭”的邗溝段為輔，追溯思考了“唐江陽城”、“唐江都城”、“隋江陽廢城”、“漢江都城”、“漢廣陵城”、“邗城即漢江都城”等相關城池之所在，然后在附圖中描繪添加了相關城池的位置和名稱。劉文淇是將“江都城”和“江陽城”作為兩座城池，以為“漢江都城”位于“漢廣陵城”以南的長江北岸、“唐江陽城”在離“唐江都城”東南七里港河較遠的東部，“隋江陽廢城”與“漢廣陵城”的位置則基本相同。

然而，目前的考古發掘研究成果已表明，邗城或在同時期長江北岸的蜀崗東南隅；廣陵城、漢江都城、隋江都宮城和東城、唐子城、宋堡城和寶祐城等明確就在蜀崗之上且有沿革關系，其位置即今之揚州蜀崗古代城址所在之處；隋江陽只是江都郡的下轄縣，“隋江陽廢城”當與隋代的江都、江陽有關；唐代開始在蜀崗南緣以南出現了羅城，江都、江陽只是劃河而治的行政區劃［3］而已；宋揚州城、明揚州城、清揚州府均在唐羅城范圍之內?？梢姟稉P州水道記》附圖中與揚州城遺址相關的部分城池的標示位置和文字是錯誤或欠妥的。

圖三//《嘉靖惟揚志》“隋唐揚州圖”

二、附圖中部分城池的標示位置錯誤及其原因試析

結合揚州城遺址沿革相關研究的結果，管見以為附圖中主要存在以下幾個問題。

1、附圖一中有“邗城即漢江都城”，“邗城”與“漢江都城”確有沿革關系并且確實都靠著長江北岸線。然而遺憾的是，由于劉文淇是在固化長江北岸線位置的基礎上去填充歷史時期城池的，而唐代之后的揚州城和長江之間才有了寬敞的陸地，因此造成劉文淇在該圖中將“邗城即漢江都城”標示在“唐江都城”之南側的長江北岸上，導致了漢唐之際的揚州城是向北發展的謬誤認識。換言之，“邗城即漢江都城”的認識是正確的，“邗城”和“漢江都城”都靠近長江北岸也是沒錯的，但是應該靠近同時期的長江北岸線，而不是挨著較晚期長江北岸線。漢唐之際的揚州城的發展，基本上應該是隨著長江北岸線的南移而逐漸向南擴展的，該圖中標示“邗城即漢江都城”的位置在春秋至漢代或仍在水中。

2、附圖中的“漢廣陵城”和“漢江都城”成了分別位于“唐江都城”南北的兩座城池，而實際上“漢廣陵城”和“漢江都城”當在一處?！皬V陵城”或是從戰國楚廣陵城、吳王濞城沿用下來的揚州蜀崗古代城址中楚漢六朝時期城池的名稱［4］，而“廣陵”是包含“漢江都城”在內的廣陵地區的通俗稱謂?！皾h江都城”之名或與江都王的分封相關，漢代江都與廣陵的承繼關系在文獻中也是較為明確的。拙見以為，劉文淇認識到了“邗城即漢江都城”，也知道“漢廣陵城”在“唐江都城”北側，然而由于其對“邗城”位置的誤判，加之或未將“廣陵”與“廣陵城”、“江都”與“江都城”明確區分，故而導致其如此推定。

3、附圖六中“隋江陽廢城”的標示位置當為隋江都宮城和東城之所在，“隋江陽廢城”和“唐江都城”當為南北毗連。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改州為郡”，揚州遂為江都郡，下轄江陽、江都、海陵、寧海、高郵、安宜、山陽、盱眙、鹽城、清流、全椒、六合、永福、句容、延陵、曲阿等16縣［5］?！敖肌睘榭っ蚩h名，而“江陽”只是江都郡下轄的一個縣。并且，蜀崗上的隋城在唐代作為唐子城繼續存在并使用，并未廢棄，因此在“唐開元開伊婁河圖”中將之寫成“廢城”欠妥。當然，由于揚州蜀崗古城在南宋滅亡之后被廢棄，所以清代的劉文淇將之當成了“廢城”也無可厚非。

4、“唐江都城”和“唐江陽城”并非兩座獨立的城池，唐代的江都和江陽只是以河為界的兩個縣級行政區劃，西為江陽縣、東為江都縣，并非兩座各自獨立的城池。附圖七中的七里港河以東屬于江陽縣，但是應該沒有獨立的城池。附圖中的“唐江陽城”或將“縣”混同為“城”了，因為唐代揚州城是都城級的城市。不過，這或許也表現出劉文淇注意到了唐代揚州的范圍在開元二十五年（737年）至寶歷二年（826年）期間向東有所擴大。

5、附圖九、附圖十上沒有“雷塘”，其他八張附圖中河線旁均書有“雷塘”，而“雷塘”二字的位置與長江的距離大致可分為三種，在附圖一、附圖四、附圖五中較近，在附圖二、附圖三、附圖六、附圖七中居中，而在附圖八中最遠，即附圖中在春秋至唐代近一千五百年期間，“雷塘”和長江之間的距離雖略有變化，但逐漸擴大的傾向并不十分明確。

6、在雷塘和長江之間，附圖一中的“唐江都城”北有“漢廣陵城”、南有“邗城”，附圖二至附圖四中在“邗城”的位置處畫上了“漢江都城”，而附圖五隋代圖上依然是“漢廣陵城”、“唐江都城”而沒有隋城，附圖六唐代圖中卻用“隋江陽（縣）城”［6］替換了“漢廣陵城”，附圖七中在“唐江都城”以東添加了“唐江陽城”，可見劉文淇的思路中似是以“唐江都城”為中心去推測其他城池所在的。

另外，附圖一至附圖七上有“洛橋”，附圖一至附圖四中春秋吳、漢、晉時期的河線旁所寫的“洛橋”和“雷塘”基本在南北一線上，而附圖五至附圖七中隋、唐時期，“洛橋”的位置和跨河方向的表現也有所不同。并且，成書較早的《嘉靖惟揚志》“隋唐揚州圖”（圖三）中“揚子津”在“江都縣”的正南方，而附圖五和附圖六中的“揚子津”標注在“歐陽埭”的西南方，劉文淇當是思量之后才對其位置作了修改。

關于“洛橋”，《水經注》中有“（廣陵）城東水上有梁，謂之洛橋”的記載［7］，劉宋時期的文獻中也有“洛橋”?！端螘ど驊c之傳》中記載道：大明三年，“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新亭……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余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保?］該文獻提及與劉宋廣陵城相關的白土、新亭、洛橋、東門、北門等名稱，洛橋或即劉宋廣陵城東門外之過城壕的橋梁?！稉P州水道記》附圖中“洛橋”的表現方式有所不同的原因不甚明了，目前并不能明確所有附圖中的“洛橋”是同一座橋梁，即不能否定有不同時期在同一河段上的不同位置架設同樣名稱之橋梁的可能性。

從《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唐宋時期長江北岸線的變化情況［9］來看，漢至隋時期長江北岸線可能也在不斷向南退縮，因此邗城只能距離長江越來越遠，而不能在揚州歷代城址中距離長江最近。并且，似可推測修建歐陽埭的起因“江水中斷”這一現象出現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長江北岸線的南移，歐陽埭到廣陵城的河道可能就是春秋至漢代的長江故道北側；唐伊婁河、七里港河也可能是利用了南朝至隋代的長江故道北側。另外，從南朝劉宋時期廣陵城相關文獻來看，漢廣陵城或并未開設南門，其原因可能是漢廣陵城蜀崗之下便是長江，由于上下高差較大，所以無需設防。

就長江北岸線逐漸南移的問題，《揚州水道與城市規劃建設新探》從長江岸線、運河、五塘等方面梳理了長江北岸線的南移變化狀況，明確了歷代開鑿運河的河線均是使用了之前的長江古線路，說明邗溝極有可能就是沿著蜀崗南緣史前時期的長江古岸線開鑿的，揭示出了揚州城沿革發展與河道、特別是邗溝與邗城的密切關聯［10］。簡言之，揚州城的出現、發展及其不同時期城池的位置與歷代開鑿運河所選擇的河線位置關系密切，漢唐之際揚州城遺址向南的發展是基于長江北岸線逐漸南移而帶來的土地空間。

《揚州水道記》附圖中部分城池的標示位置出現錯誤或欠妥的原因，除了因為揚州城遺址本身的歷史沿革較為復雜之外，關鍵還是由于劉文淇沒有認識到長江與雷塘之間的距離是在不斷增大而非固定不變的，揚州城的范圍是隨著長江岸線的南移而不斷向南發展的。其實，附圖中雷塘到長江之間的河道數量漸次增多的現象，正是長江北岸線不斷南移、后世在之前長江故道處開鑿運河的佐證。遺憾的是，劉文淇并未認識到此問題，而是首先固化了長江和雷塘的位置及其間的南北向距離，再以“唐江都城”為基準點去“書畫”成圖。在一個人為固化的南北范圍內去硬性填充入了春秋至隋唐的揚州城近一千五百年的城建發展史，出現錯誤是難以避免的。

揚州城遺址歷經邗城、廣陵城、江都城、揚州城等階段，其中廣陵城又可分為戰國楚廣陵城、漢廣陵城、東晉廣陵城、南朝廣陵城等，而漢廣陵城或包含吳王濞城、江都城、廣陵城等時期，劉宋廣陵城在戰亂后亦曾被稱作“蕪城”；揚州城是唐至明清時期廣陵之地治所所在的統稱，該名稱在隋時已有，其范圍、形制在唐和楊吳、兩宋、明清等不同歷史時期又有所不同。揚州城遺址范圍內城池的名稱，從春秋至清代就有邗城、廣陵城、江都城、江陽城、江都宮城、東城、子城、羅城、大城、夾城、堡城、寶祐城、平山堂城、舊城、新城等。

考古發掘結合文獻研究的結果，也明確了揚州城肇始于蜀崗古城，蜀崗古城至少從戰國楚沿用至南宋滅亡，廣陵城、江都城、江都宮城、東城、子城、堡城、寶祐城、平山堂城等與之相關；唐羅城基本位于蜀崗古城以南，宋大城收縮至唐羅城的東南隅，宋夾城則位于唐羅城的西北部，明清舊城和新城又收縮至宋大城的東南隅。揚州城遺址的沿革較復雜，城址的層疊性甚是明顯，所以，基于考古發掘資料進行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盡管相關歷史文獻尤其是揚州地方志中的記載就城池沿革的記載甚多，然而諸多文獻中就揚州主要歷史時期城址的具體所在及其相互位置關系的圖示都較為簡略，且有些矛盾或難以理解之處。劉文淇正是認識到這一問題，才理清了邗城、廣陵城、江都城、揚州城的發展脈絡，明確了邗城就在長江北岸上、“邗城即漢江都城”、“漢廣陵城”之地望后來成了“隋江陽廢城”、唐代的江陽在江都東側等正確認識，基本準確標示出了“唐江都城”、“漢廣陵城”和“隋江陽廢城”的位置，遺憾的是由于其未將清代及之前乃至春秋時期的長江北岸線進行區別考慮，導致其誤將“邗城”標示在他所知道的“唐江都城”以南靠近長江北岸線北側的地方，再基于“邗城即漢江都城”的認識而將“漢江都城”和“漢廣陵城”分作兩座城池。

［1］清·劉文淇：《揚州水道記》（揚州地方文獻叢書），廣陵書社2011年，序后插頁圖一至圖十。原著所附之圖的圖名中均無“附”字，為了簡單明了地表示其是《揚州水道記》所附之圖，并避免誤解，本文中均在原圖號之前冠以“附”字。

［2］清·劉文淇：《揚州水道記》（揚州地方文獻叢書），廣陵書社2011年，第49頁。至于寶帶河、新河是兩條河還是一條河，因與本文宗旨無關，不作探討。

［3］印志華：《從出土墓志看揚州古代縣、鄉、里的設置》，第130頁“唐揚州三縣鄉里位置圖”，《東南文化》2001年增刊1《揚州博物館建館五十周年紀念文集（1951～2001年）》。

［4］將“古廣陵城”和漢“吳王濞城”作為二城或是源自清代的《雍正揚州府志》及揚州地方學者劉文淇《揚州水道記》，在《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嘉慶十五年即1810年成書）中已經指出古廣陵城和吳王濞城是一城。詳請參見安藤更生《唐宋時期揚州城之研究》（《鑒真大和上傳之研究》中有關揚州城遺址部分），汪勃、劉妍譯《揚州唐城考古與研究資料選編》第154頁作者注[二]、第204頁譯者注23，2009年；《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廣陵書社，2006年）第四七四頁，卷三十·古跡志一吳王城廣陵。

［5］唐·魏征撰：《隋書》志二十六《地理下·揚州·江都郡》，中華書局1973年，第873頁。

［6］吳家興主編《揚州古港史》（中國水運史叢書，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第23頁圖2-4“唐開元伊婁河圖（據《揚州水道記》）”中無“隋江陽縣城”，原因不明。

［7］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卷三十·淮水，時代文藝出版社2001年，第235、236頁。劉文淇認為“此邗溝引歐陽埭江水入運之始?！保ā稉P州水道記》，廣陵書社2011年，第6頁）。

［8］南朝梁·沈約撰：《宋書》卷七十七，中華書局1975年，第2002、2003頁。

［9］《讀史方輿紀要》中說：唐初揚子鎮距京口江面最寬有四十里，唐末江面移至瓜州一線尚有二十里寬，至宋代猶有十八里，故知揚子鎮到瓜州一帶在唐時已逐步成陸繁榮，為南北交通要道；考古發掘出的唐文化層堆積以中唐到晚唐的文物最為豐富，隋及唐初的很少，瓜州至六圩一帶尚未發現明代以前的文物，說明蜀崗以下的地區在唐代逐漸繁榮，瓜州以南在唐后始成陸地。唐三百年間，長江北岸南移了近三十里?！爬ㄗ粤_宗真：《唐代揚州古河道等的發現和有關問題的探討》，《文物》1980年第3期。

［10］武廷海、王學榮：《揚州水道與城市規劃建設新探》，《“揚州城考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2016年，第414—432頁。

(責任編輯：張平鳳；校對：朱國平）

2017年3月南京博物院“非遺”講座——潘國慶教授開講“常州江鮮宴“烹飪非遺技藝

2017年3月26日下午，中國烹飪大師潘國慶及團隊受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所（以下簡稱“江蘇省非遺所”）之邀，來到南京博物院（以下簡稱“南博”）現場講解、制作江鮮。

眼下正是一年中品味江鮮最好的時候，常州工學院副教授、常州菜傳承人潘國慶教授是中國烹飪協會認證注冊的資深級中國烹飪大師。在南京博物院“非遺館”的講座，他對公眾講解了“長江三鮮”和傳統江鮮菜的有關知識。潘國慶教授弟子、常州名廚、第二屆江蘇省技能狀元宋小康現場掌勺，為觀眾烹飪兩道江鮮名菜——燕麥河豚、鮰魚餛飩，傳授烹飪技巧，并邀請現場觀眾品嘗。

這是南京博物院建院80多年來，第一次舉行關于傳統飲食文化的講座和技藝展示。這場講座，既向公眾展示了精彩的民俗、烹飪知識，又帶來美味江鮮現場給公眾以親身、直觀感知，反響熱烈，深受公眾歡迎。這樣的“餐飲大師進南博”活動將一直持續到2017年8月，除了這場“常州江鮮宴”，每個月在南博非遺館，還將陸續由專家教授或烹飪非遺技藝傳承人為觀眾奉上“盛府家宴”、“江南魚宴”、“傳統家常菜”、“傳統婚宴菜”為主題的講座，現場觀眾可學習烹飪大師現場教授的做菜小技巧，品嘗烹飪大師現場制作的菜肴，更重要的是了解到原汁原味的中國傳統烹飪非遺技藝。

An Analysis of the M is-locating of Some City Sites on the Attached Figures of Yangzhou Waterways

WANG Bo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100710)

Liu Wenqi’sYangzhou Waterwaysincludes ten figures where some of the ancient city sites of Yangzhou were mapped and the names of the related p laces,bridges,rivers and ponds were marked.A comparison between these figure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history of Yangzhou city sites reveals that some sites were m is-located on Liu Wenqi’s figures.By exam ining the locations of these sites,the distance between Lei Pond and the Yangtze River,and the changes of the location and direction of the Luo Bridge,it is believed that Liu Wenqi's failure to realize the fact tha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Lei Pond and the Yang?tze River was not fixed but increasing accounted for the errors on the figures.

Yangzhou Waterways;Guangling City;Jiangyang City;Jiangdu City of Han dynasty;north?ern shoreline of the Yangtze River

K878.3

A

2017-02-08

汪勃（1970—），男，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漢唐考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