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前期“右文政策”的表現與作用

韓嘉葳

摘要：“宋有天下三百載，視漢唐疆域不及，而人才之盛過之?！彼纬韲俣嗄?，雖然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國家統一，領土疆域遠不及漢唐，但是兩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可稱為中國古代的巔峰時刻。尤其是北宋前期的“右文政策”作為兩宋以文治國的發軔和肇始，對宋朝三百多年的歷史產生過重要影響，本文將討論“右文政策”的表現和作用。

關鍵詞：北宋前期 右文政策 表現 作用

一、何為右文政策

北宋初期確立了“尚文抑武”的基本國策，以文治超越武功，即使北宋敗仗連連，南宋偏安一隅，還是成就了中國古代歷史上政治、經濟、文化的巔峰時期。北宋開國皇帝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以武力取代后周，最終結束了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宋太祖因此十分忌憚武將篡權，明確提出“宰相須用讀書人！”繼任者宋太宗跟隨太祖平定天下，明白“江山逆取而順守之”的道理，“以文化成天下”，秉承太祖遺風，熱心文化和教育事業，自謂：“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焙髞硭握孀诶^續大力宣揚讀書的好處及重要性，所作的《勸學詩》廣為傳播，享譽后世。經過北宋前期三位皇帝的大力推行，這種以文治國的右文政策很快成為一種社會風尚，使朝野上下以不學無術相恥。

兩宋的政治、經濟、文化獨具特色，很多思想和措施值得當前借鑒；右文政策作為發軔和濫觴，尤其值得深入研究。太祖、太宗、真宗皆“尚文抑武”，承上啟下，逐次推進。綜合北宋前期三朝右文政策的具體情況，下面將從科舉、教育、出版三大方面逐一梳理右文政策的表現與作用。

二、右文政策的表現

1.科舉制度

宋太祖吸取唐朝后期藩鎮割據，五代時期武將篡權的經驗教訓，十分重視科舉考試的社會功能，為天下寒士廣開入仕之路。自建隆元年（960年）正式恢復科舉考試以來，宋太祖對科舉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與調整，提升了科舉考試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基本取消了參加科舉考試的身份限制，從制度上保證了向全民開放。比如，大幅增加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兩宋共取士115427人，年均361人，為唐年均取士額的14倍；給予了讀書人更多的做官機會：與唐代相比，科舉只要通過了三級考試，不需再試于吏部便可直接授官；大幅提高待遇，宋代的官員待遇在中國古代是極高的，如俸祿為漢代的十倍，為唐代的2.6倍。結果在北宋153名宰相中，出身于平民的66人，約占總數的43.1%，出于貴胄的僅25人，約占總數的16.3%，宰相中平民與貴胄出身比例倒置，不僅是中國古代，還是人類文明的劃時代進步。

2.學校教育

北宋前期的中央官學保持官員子弟學校的性質，國子生的地位在太學生之上，國子學成為唯一的中央官學，太學生附讀于國子學。國子生和太學生的身份背景被放寬，從唐朝的高級官員子弟學校下降到中級官員子弟學校。到了北宋仁宗時期，太學開始獨立營辦，發展勢頭和影響力逐漸超越國子學，及至南宋，國子學甚至依附于太學。太學逐漸呈現官民子弟混合，可以享受公費和減免賦役的優惠待遇，甚至能夠直接入仕。至于地方官學，唐朝基本上是貴胄子弟學校，北宋前期逐漸開始向平民子弟開放，除了對道德品質有所要求之外，對學生的身份背景沒有任何限制。

私學性質的書院比地方官學更值得關注。北宋前期就有書院出現，而地方官學到了仁宗朝才興盛。書院不是真正的私學，都與各級政府有聯系，大多由地方富人出資舉辦，滿足新興階層的需要。書院作為新生事物，還是明顯不同于官學：功利性較弱，不以應試為目的，廣泛吸收“工商雜類”等平民子弟。至于最基層的鄉校，更是重現漢代盛況，有過之而無不及，私人創辦，私人教學，雖然很多貧民子弟沒有財力進入私學，但是私學的開放程度還是使其具有較少的排他性。書院和鄉校的開放程度最高，書院不受科舉制度等官方意識形態的直接控制，成為廣泛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陣地。

3.印刷出版

宋朝統治者十分重視書籍文獻的重要價值，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下詔求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任職官，具以名聞?！鲍I書即當官，名日“獻文召試”制度，這是一種獨特的取士選官方式，也是北宋“右文政策”的重要體現，有利于書籍文獻的收集整理。為了便于收集整理，北宋前期建立了專門管理書籍文獻的官方機構，史稱“三館”，即昭文館、史館和集賢院，后因藏書太多，太平興國三年（978年），另建三館書院，賜名“崇文院”，藏書總數達8萬余卷。官方通過收集整理書籍文獻，除了印刷傳統的經史著作之外，編撰出版了很多重要的新書籍，比如太宗和真宗兩朝著名的四大部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從中央政府到各級各類地方政府都提倡刻書，造成了一種爭相刻書的社會風氣，民間的私刻和坊刻同樣繁榮。私人學者出于興趣愛好和“為往圣繼絕學”的學術使命刻書，據《書林清話》記載，北宋時期的私刻傳世極少，南宋以后的私刻風靡一時，保存編撰了大量書籍文獻；商業書坊純粹出于商業利益，為滿足科舉考試的市場需求，編印了大量應試讀本，為適應市民文化的發展，刊行了大量的通俗讀物，主要是各種被官刻所不齒的農業、手工、星相、醫學等內容的應用性書籍，以及話本小說、雜唱變文等通俗文學書籍。

三、右文政策的作用

綜合上述的三點表現，可以暫且得出以下三點作用：

第一，北宋前期即使是最開明的古代社會形態，由于皇權專制的根本屬性沒有動搖，雖然科舉、教育、出版三個層面部相對開放，但是始終難以發揮與之匹配的社會作用，換句話說，除了危急時刻，無論平民還是士大夫，都不能對公共權力構成實質性的影響。

第二，北宋前期偶爾達到了對公共權力的制約和國家活動的調節，關鍵在于右文政策的正相關性。北宋前期的統治者都很清明，相比之下，北宋后期的政治腐敗。由是觀之，中國古代社會直接關聯最高統治者的治亂興衰。從科舉、教育、出版三個層面來看，統統受到皇權的控制，即使有批評，也是皇權許可的批評，至于調節和制約，幾乎都是因為皇權衰微，實在管不了的時候才會發生。

第三，北宋前期的右文政策已經促成科舉、教育、出版基本向所有公民開放；文人階層可以在體制化的保護下，自由、公開的表達意見，在特殊情況下，不僅可以批評，而且還能調節和制約公共權力；尤其重要的是，北宋前期文人階層的數量增多，印刷術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種大眾傳播媒介，促使出版業隨之繁榮。雖然北宋前期的印刷出版萌發于經史著作，終止于政治內容，但是北宋前期的社會文化有目共睹，兩宋理學和話本小說的出現，都對后世中國人的精神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