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臺海洋文化的建構與傳播

曹丹

Dec.2017Vol.33No.6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7.06.0010

摘要：閩臺文化最大的特點是與海洋的聯系。20世紀20、30年代，福建知識界學人積極創辦發行學術期刊或利用報紙副刊，從文化史、社會經濟史、海外貿易史三個研究方向，推動閩臺海洋文化之內容建構。這些學術出版實踐對于研究材料的征集與整理、科學理論方法的訓練與實施、成果的交流與推介等效用顯著，彰顯出學術界建設現代學術體制、推動閩臺文化傳播之自覺，對現代閩臺海洋文化的建構與傳承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歷史局限及困難，包括研究水平、經費匱乏和社會壓力等。

關鍵詞：閩臺；海洋文化；學術機構；學術刊物

中圖分類號：G239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595（2017）06005707

在中國地域文化研究中，閩臺是與吳越、湖湘、巴蜀等并列的重要區域文化之一，閩臺文化最大的特點是與海洋的聯系，具有鮮明的涉海性、崇商性、交融性、拓展性。[1]民國初期，中國面臨列強瓜分、軍閥割據的危機，中國知識分子急切地探尋中國社會文化之出路問題?！拔逅摹毙挛幕\動中涌現、傳播、迅速發展起來“到民間去”的新思潮，將福建知識界一些青年學人的注意力引向了地方文化、民間文化。他們依托大學的學術機構，積極闡發閩臺文化的豐富內涵與意義，創辦發行學術期刊或利用報紙副刊，作為推介學術成果、陳述學術理念的陣地，以建構本土文化之認同?？疾爝@一時期相關學術刊物的辦刊宗旨、內容取材、編輯特色、研究方法，并結合其所屬學術機構的社會背景，厘清福建知識界學人建構閩臺海洋文化的實踐方向，可以明確其落實“到民間去”新文化觀念、培育本土海洋文化意識的行動策略及歷史局限。

一、傳播閩臺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學術刊物

20世紀20年代中期，“北大歌謠、風俗的研究的種子散布在各地”[2]。福建知識界學人開始關注過往歷史與傳統文化在中國現代社會和文化深層機制中的影響及作用。他們積極參與、組建學術機構，通過現代學術出版實踐加快資料的公布與成果的交流。其中代表性的學術刊物有《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民俗》、《民俗周刊》（廈門）、《民俗周刊》（福州）、《民俗周刊》（漳州）、《福建文化》。從辦刊宗旨看，這些刊物都致力于地方、民間的歷史文化資源的發掘與研究，以擴大國史研究的領域與資料范圍，“要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問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3]。這些學術刊物均積極倡導“必須有此結集，始足漸入研究之路”[4]，強調學術出版實踐是開展現代學術研究的必備條件。

從辦刊機構及其主創人員的學緣來看，這些刊物都與“1926年北大國學門學人南下”這一歷史背景聯系密切。1926年 10月，廈門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特邀名人，從事研究，保存國故、罔使或墜”。林語堂、張星烺、顧頡剛、容肇祖等一批北大學人借鑒北大《歌謠》周刊、《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的辦刊經驗，創辦《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①、《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在廈門大學期間，顧頡剛等北大學人結識了福建的一些學者，如黃仲琴、陳錫襄、魏應麒、謝云聲、翁國梁等。1927年2月，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停辦。當時國民政府正著手改革中山大學，聘請名流來校任教是其重要舉措之一。顧頡剛、羅常培、容肇祖等學者轉至中山大學任職。顧頡剛還相繼引薦黃仲琴、陳錫襄、魏應麒等人到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工作。依托顧頡剛的扶掖及中山大學語史所、民俗學會的學術資源，黃仲琴、魏應麒、謝云聲、翁國梁、胡張政、薛澄清、葉國慶、林惠祥等學者在學術資訊的獲得，以及與其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發表學術研究成果等方面占有較多優勢；他們積極開展閩臺地方文化調查研究，很快成為傳播、研究閩臺文化的主要力量。他們的文章時常見諸《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民俗》等刊物，共計100余篇。

在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直接的傳播及影響下，福建省內的地方學術社團相繼成立。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廈門分會、福州分會、漳州分會相繼編印《民俗周刊》，分別在廈門《思明日報》、福建《民國日報》、漳州《漳江報》[5]作為副刊（或稱“寄刊”）發行。這些依托當地報紙出版的“民俗周刊”，旨在發揚中國尤其是福建民眾的文化。其作者群體主要由福建省內從事地方文化教育、新聞宣傳等職業的知識分子構成。1930年12月，福建協和大學國文系部分師生發起成立福建文化研究會，創辦刊物《福建文化》，以發揚福建固有文化為宗旨，力圖“從研究過去的福建文化來創造改進福建的新文化”。至此，形成了福建知識界學人利用現代學術出版傳播閩臺海洋文化之熱潮。

二、學術刊物傳播閩臺海洋文化之內容建構

中西文明的沖突構成現代中國民族文化發展的主要動力。新觀念的啟迪、新學科的創建、新方法的運用，給現代中國文化的各個專門領域都帶來了顯著變化。與此同時，中國又是一個歷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史學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顯赫的地位，這無可避免地影響了現代中國文化內容的歷史化傾向。20世紀20、30年代，福建學術界“出現了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及海外貿易史三種研究方向，隨著研究成果累積后，得以形成福建研究的規模；并在國史研究領域中，透露了區域研究之先聲！”[6]。

（一）文化史方向：海洋文化核心區域的民俗研究

1926年12月，廈大國學研究院成立風俗調查會，由顧頡剛與林幽、孫伏園、容肇祖共同發起。該會倡導從閩南地區（閩臺海洋文化的核心區域）入手開展風俗調查活動，然后推廣到福建全省，以后再推廣到南方各省。為便于征集風俗材料，創辦了《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顧頡剛、容肇祖任編輯主任。該刊刊發《風俗調查計劃書》，明確指出調查范圍涉及：地理、物質生活、社會和政治組織、宗教、禮節、習俗、美術、傳說、文藝、雜錄等10個方面。倡導科學采用多種媒介記錄手段調查普通民眾的風俗，“所要收集的材料除用文字記載的以外，還有許多需采樣保留的，如賭具、玩具等，或是須影照的，如賽會時的情景服裝等”[7]?！稄B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周刊》刊發的《平閩十八洞所載的古跡》[8]、《泉州的土地神》[9]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為青年學者開展方言故事、民間信仰等方面的社會文化史調查研究樹立了標桿，帶動了一些學者的跟隨效法。endprint

《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民俗》刊發有關閩臺文化的文章共計100余篇。據初步統計，其中涉及民間文學的22篇、民間信仰的20篇、方言風俗及特殊民族的19篇、文化史跡的9篇、閩臺民俗叢書之序言14篇。所涉及的具體地域主要集中在福州、廈門、泉州、漳州、莆田及臺灣等閩臺海洋文化重鎮。作者主要有黃仲琴、魏應麒、謝云聲、翁國梁、胡張政、薛澄清、葉國慶、林惠祥等。他們努力搜集與介紹閩臺民俗材料，這些材料中有不少不但對中國民俗學來說是相當重要的，而且對現代閩臺海洋文化的學術研究，如海神信仰、海濱史跡、海濱風俗、海洋族群、海洋文學及海洋精神等都提供了一定的參考。

廈門、福州、漳州等地方民俗學社團依托當地報紙以副刊（或寄刊）的形式出版發行的《民俗周刊》，所刊發的內容以材料性文章居多，主要涉及禮俗節序的記載、民間文藝的采集，包括歌謠、謎語、諺語、傳說、故事、酒令、雜說等，對此有較多述及。地域集中在福州、廈門、漳州等地。福建文化研究會創辦的《福建文化》②在內容選材上，也有諸多涉及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內容，主要包括本省之語言、風俗、民族、史地、歌謠、物產等。從地域上看，有關福州、莆田、泉州、廈門、漳州等地民間文化、史跡調查等方面的文章占主導，共計90余篇。一些學者在搜集整理民俗材料的基礎上，開始分析、探知特定地理空間社會文化特質，了解相應民眾之社會心理，以謀求民俗之真意，促進社會改良，集中反映當時閩臺文化研究的學術水平。

當時福建學者認識到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等可以反映一定歷史和地理條件下的民眾信仰與社會生活狀況，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值得認真研究。他們在宣揚介紹民間故事、神話、傳說等新史料研究意義的同時，也將閩臺文化鮮明的海洋性特質及歷史淵源作以闡發。諸如，魏應麒提出“五代閩的時代是中原文化與海濱文化混合的時代，同時也是福建文化過渡的時代，其意義重大……中原民族與南方民族的混合，海外的交通與今日的華僑，這兩點尤為歷史上的重大問題”。[10]與此同時，在搜集研究閩臺民俗材料的實踐中，他們深刻認同閩臺文化的一體性、同源性，認同臺灣是保持閩文化主要特色的地域。他們強調臺灣的開發是福建移民文化在海外的移植，臺灣與福建共同組成一個文化區域，臺灣民間文藝也具有重要史料價值。諸如，鐘敬文提出“臺灣境內的人民，除了一部分的土人以外，其他大部分是我國南邊福建廣東遷過去的同胞，那里現在一切流行于民間的信仰，禮俗，故事，歌曲等，大都仍保存著我們漢族的過去文化之舊。若有心于漢族過去文化，即民俗的搜集，整理，探究，能漠然丟去這些很占重要地位的材料嗎？”[11]。

（二）社會經濟史方向：對海洋社會經濟活動的研究

20世紀20、30年代，西方列強加緊對福建進行經濟侵略。福建省的民族工業、農村經濟和手工業的發展舉步維艱。福建知識界學人開始注意將民間文化研究與改良民眾生活相聯系，他們提出“我們想對于鄉土有徹底的認識，第一必先明了鄉土之歷史與掌故，使對于鄉土的過去，能發生由衷之追慕；其次，要熟悉鄉土之地理，民情，交通，生活等現狀，獲得真切的認識，能鑒別鄉土之優點和缺點，而具有改革之理想及其決心”[12]。1930年12月，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福州分會組織青年學生利用寒假回鄉之機代為開展鄉土調查，調查項目涉及宗教、生活、制度、人品、社會、藝術。1931年6月至8月，福建《民國日報》的副刊《民俗周刊》連載刊發《我們的江陰》一文，是一篇內容比較詳實的海島社會調查報告。文章作者介紹了其家鄉福清江陰島的自然環境、交通狀況、島民的職業、生活狀態、宗教信仰、島民的痛苦、島民的國家觀念、婚姻制度、械斗的種類等，還關注到海島居民的生產改良問題，“江陰環海產魚很多，可惜沒有一個專門學識把漁業整頓一下；濱海農民，除種田外，其余時間都拿去捕魚，捕魚方法笨滯可憐”[13]。

與此同時，福建文化研究會也明確提出：“我們需要應用科學的方法來整理以往的東西，更需要自然科學來增加生產發展實業，與社會科學來謀求經濟生活的富裕與社會各種風俗制度的改良?！盵14]因此，福建文化研究會把航運、漁鹽、造船、港口貿易等海洋經濟活動也納入文化研究范疇加以考察?！陡＝ㄎ幕房l《閩江之內河交通》《福清江陰鹽場鹽稅概況》《馬尾船政廠述要》《長樂縣黃石下洋等鄉村瓷業參觀記》《德化之瓷業》《廈門經濟概況》《義序鄉調查記》等文章，尤其強調要注意到如何改良福建民眾的經濟生活。1932年夏，福建協和大學社會學系講師劉強（1920年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應同窗之邀到地處閩江入?？谥ㄊ瘝u住游，借機探訪調查該海島之自然環境、風土人情、物產經濟、民眾教育等，后發表《我所認識之川石島》[15]。1935年《福建文化》刊發張福安（1931年畢業于福建協和大學經濟專業[16]）的《閩江之內河交通》[17]一文，文章介紹了福州與上海、寧波、天津、臺灣等外地海運之交通頻次、運輸物產等，并制作圖表就當時海洋運輸之民船主要種類泉州船、山東船、寧波船、臺灣船的構造及使用航路和用途之不同作一比較說明。1935年，福建文化研究會組織泉州德化瓷藝考察團，考察團由該會考察組主任王調馨教授、陶瓷專家薩惠隆博士、考古學家沙善德教授等人組成，堪稱用科學方法考察研究德化瓷藝的最初一次，攝影三百余張，擎回之陶器碎片重百余斤。[18]《福建文化》刊發《德化之瓷業》一文，并配發陶瓷制作工序實景照片及德化地圖等插圖，“我們雖沒有機會親自到德化去參觀，但看了這些圖片便如身臨其境一般了”[19]。

（三）海外貿易史方向：對福建與海外諸國密切聯系的研究

福建與海外諸國有悠久的文化聯系，自宋、元以來，福州、泉州等地成為海外交通的重要窗口[20]，在聯通中外貿易上發揮著獨特的橋梁紐帶作用。1926年12月，《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季刊》創刊號面世，共編錄文章12篇，其中張星烺的文章《中國史書上關于馬黎諾里使節之記載》[21]、《泉州仿古記》[21]，對泉州在中外交通史、貿易史之重要地位的介紹，對之后的閩臺海洋文化研究影響深遠，用詳實的史料對古代泉州的海上交通、海外商貿、外國人在泉州的傳教活動等作了介紹，充分闡發了閩臺文化的“涉海性”“交融性”。張星烺提出：“宋世沿海要港開埠通商者，以泉州為最盛。吾人居今代欲知宋元兩代中外交通及海外貿易情形則研究其時泉州之狀況，或可藉以略知一二?！盵22]這些研究成果讓福建知識界學人充分認識到閩臺文化鮮明的中西文化混化之特色，“在最近東西洋學術接觸上，大約自中世紀已開始，自馬可波羅游記可考見宋元時代西方商人與阿拉伯教士，皆由泉州入港……此亦為關系福建文化之一大問題”。[23]endprint

1927年，經顧頡剛推薦，黃仲琴任中山大學教授、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委員會常務委員，“主理本所一切碑帖編目事宜”。其間，他對閩南、粵東等地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交往、文化交往等做了諸多考證研究。他考察泉州之清凈寺、漳州回墓、廈門清真寺等古跡，發表《閩南之回教》[24]一文，提出閩南的回教之傳播起于外商，中興于武人；考察宋末最著名之阿拉伯人蒲壽庚兄弟遺族及其遺跡，發表《蒲壽庚兄弟遺族及遺跡》[25]一文，指出泉州自南齊以后，即有波斯獅子等國人航海而來；考察中世紀泉州海岸商船停泊之處所，市舶司故址及其變遷，發表《泉州談薈》[26]一文。1928年，“晤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教授矢野，文學博士仁一，論及漳州與長崎商業上之交通”，之后黃仲琴依據中國清代舊書《瀛寰志略》《何如璋出使日記》《王之春通商始末記》《薛福成出使日記》、廈門志、漳州府志、石碼海關檔案等文獻記載，寫成《漳州與長崎之交通》[27]一文，寄帝國大學文學部東洋史研究室，并在《中山大學語言歷史學研究所周刊》發表。該文介紹了長崎與中國有關商業上之交通情況、漳州與外國貿易之關系、漳州之市場等內容。文章提出，漳州曾是中國東南沿海重要的貿易樞紐，交通便利，外貿發達，應加強其港口貿易管理，重視發展當地的造船業。

三、學術刊物傳播閩臺海洋文化之實踐策略

如何廣泛搜集研究材料，如何推行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整理研究材料，如何拓展編著成果的社會影響，都是當時學術機構進行學術出版實踐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

（一）研究材料的征集： 圖繪影拓與文字記述并重

當時這些學術機構已認識到，地方史跡對于整個中國文化史自然有直接的關系，但中國文化史的研究在竭力向書本上收集資料外，還應從事史跡之實地考察。遍及泉州、福州、漳州等地的豐富史跡對于閩臺文化史關系尤為重要。為推進材料的搜集，學術機構通過學術刊物刊發調查計劃書、征求啟事、調查表等形式廣泛征集各類研究材料。除文字材料外，這些學術機構重視民間物品的搜集，并注重攝影、拓片、繪圖、列表等記錄手段在材料搜集過程中的運用。廈門大學創辦國學研究院期間，192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張星烺、陳萬里赴泉州拍照，拓片唐朝外國傳教士墓碑，鄭和下西洋經泉州行香紀念碑、清凈寺、天主堂、開元寺等古跡，并查閱中外交通史料。[28]之后，張星烺發表《泉州訪古記》[21]一文。1927年初，當時還是廈門大學學生的薛澄清跟隨該校教員艾克（艾諤風）博士到泉州考察，“始得一瞻鄭氏（鄭成功）故里所在”，并找到非常少見的《泉州府志》。[29]后依據這些資料撰寫發表《鄭成功歷史研究的發端》[30]一文。1935年，時任《福建文化》主編的朱維之利用春假到漳州調查古跡名勝，約請翁國梁擔任《漳州史跡》的編纂整理工作?！陡＝ㄎ幕房l《漳州史跡》專號，共55題，約10萬字，分為4大類：“山”（12題）、“水”（11題）、“城市建筑”（18題）、“寺廟祠墓”（14題）。同時配發實地拍攝的漳州海濱史跡照片，如“東山風動石”“晚浦歸帆”等。朱維之評價《漳州史跡》在內容上具有四大特色：（1）經過詳細的考究；（2）搜集傳說豐富；（3）是福建民族史研究的新開端；（4）文、語雜糅的文體。[31]

（二）研究方法的推行：刊文、授課、講演等渠道并行

這些學術機構倡導集中在較小的地理區域內，綜合統計學、社會學、人類學、地質學、生物學、考古學等多學科方法開展實地調查，記錄整理材料； 并采用刊文、授課、講演、學術通信等多重公共傳播渠道推行科學理論、方法。中山大學《民俗》周刊對民俗學的相關理論方法共刊發14篇文章予以介紹。一些學者還整理了閩臺文化相關研究書目在刊物上發表，供讀者參考使用。如《關于研究天后資料書目》[32]、《關于鄭成功歷史研究的材料》[33]、《福建文化研究書目》[34]等。1928年，中山大學“語史所”與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聯合舉辦民俗講習班，12位講課的教師學科背景眾多，都以自己的專業知識聯系民俗事象作理論闡述。[35]1933年，福建文化研究會邀請魏應麒開講“福建民俗學及宗教神話研究”，陳遵統（陳易園）開講“福建文學史”，王治心開講“福建文獻研究”。[36]福建文化研究會還時常邀請國內外對于福建文化素有研究之學者作公開講演，以拓展青年學生的文化研究視野，所有演講內容均在《福建文化》發表?！懊看喂_講演，青年學生蒞會者通常都不下數十人，無不飽載而歸?！盵37]

（三）研究成果的推介：結集、專欄消息、刊序等方式并用

當時，學術機構將已經刊發的某類文章結集成書也漸成風氣。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出版民俗學叢書30余部，其中有關閩臺文化的共5部，分別是：魏應麒的《福建三神考》《福州歌謠甲集》，謝云聲的《臺灣情歌集》《閩歌甲集》，吳藻汀的《泉州民間傳說》。此外，中山大學民俗學會廈門分會、漳州分會也曾對征集的材料進行整理，編發了一些福建民俗叢書：謝云聲《福建故事》（8集）、吳藻汀《泉州民間傳說》（2集）、伍遠資《鄭成功傳說集》、翁國梁《漳州民間故事集》（2冊）、《漳州歌謠》。[38]這些學術刊物開設“學術消息”“新出版物介紹”等專欄，發布學術機構研究動態，推介叢書新刊等。謝云聲的《閩歌甲集》，魏應麒的《福建三神考》《福州歌謠甲集》等在中山大學《民俗》周刊多次被推介。學術刊物還通過刊發一些結集作品的序言、引言、讀后感等，比較詳盡地介紹相關作品的學術價值與意義，闡明研究現狀、研究方法，以啟發引導讀者的關注與興趣，拓展成果的社會影響。中山大學《民俗》周刊在這方面最具代表性，該刊曾刊發“序言”類文章近50篇，其中有14篇“序言”專門推介有關閩臺文化的民俗學叢書。

四、學術刊物傳播閩臺海洋文化之歷史省思

綜觀20世紀20、30年代閩臺海洋文化傳播歷程，北大學人的南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帶動作用。特別是顧頡剛的扶掖與引薦，使得一批閩籍青年學者迅速成長為當時傳播研究閩臺文化的重要力量。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福建文化》推出第26期“鄭和專號”后，一度中斷出刊活動，1939年福建協和大學內遷福建邵武，標志著這一傳播熱潮的結束。事實上，從開始到結束，這一傳播熱潮也存在一些歷史局限和困難，包括研究水平、經費匱乏和社會壓力等。endprint

（一）研究水平

盡管當時從事閩臺文化研究的學者們已經認識到“史書所得無論如何只是斷碎的材料，不能構出什么精細的系統……今日最重要者在于實地調查，如人種、語言、宗譜、風俗及其傳布區域，都須詳細記載起來”[39]。但在學術實踐中，他們仍主要依據古今有關閩地的諸多文獻著述之記載對地方事象加以考證，深入實地的、系統的調查研究總體上還是比較欠缺的。一些學者由于他們的正職（如學校教員、報刊編輯、政府職員等）已花費了不少精力，他們只能將一小部分業余時間投放到地方文化資源的考察整理上，不少研究工作未能深入開展，學術出版也難以長期堅持。與此同時，作為當地報紙的副刊出版發行的《民俗周刊》，時常由于版面篇幅的限制，將一篇文章分若干期發表而影響整篇內容的連貫性。其各種專號的內容討論都不夠詳盡，有時幾個相似的題目，就湊成一種專號。經常有讀者反映刊物內容“太過注重于描寫而忽略于批評……這種播音式的演講、傳筒式的記錄，又與人類生活時間或空間的需要有什么相干呢”[4]。針對質疑之聲，這些刊物時?？男麚P新史學之治學路徑，強調“在研究學問上，搜集材料是第一步的，求出其系統是第二步。把這些系統拿來應用，又是一步。這雖說是兩步，其實距離遠得很”[40]。

（二）經費匱乏

由于沒有穩定的經費支持，這些學術機構時常經費匱乏，一些調查計劃、出版計劃往往被迫取消。廈門大學辦國學研究院期間，張星烺因無款辦事，覺得“此間情況不見甚佳”[41]。1926年11月，廈門大學擬出國學研究院叢書，張星烺的《中西交通征信錄》入選出版計劃，后由于經費等方面問題，并沒有出版。1929年該書作為輔仁大學叢書（第一種）正式出版。魏應麒主持的中山大學民俗學會福州分會也時常面臨經費困難，在籌設民俗陳列室、發行民俗叢書方面，雖已有許多民俗物品可陳列，雖已有許多民俗叢書稿件擬發行，但終因無“錢”而一時未能舉辦。[42]中山大學民俗學會也因經費不夠充分，未能多作實地的調查。廈門、福州、漳州等地的民俗學分會創辦的《民俗周刊》都沒有自行出版單行本，而是作為當地的報紙副刊出版發行，主要都是由于經濟問題。但從當時地方報刊機構愿意與本地的學術機構合作、為之提供副刊版面的角度來看，則說明當時“到民間去”這一新文化思潮已為福建新聞界所歡迎與接納，國民黨背景的報刊機構、民營背景的報刊機構都積極參與到傳播本土文化、民眾文化的蓬勃浪潮中，逐漸引起南京國民政府的一些關注與認同。1932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準許本系統內部可以咨請搜集各地詞曲歌謠等材料，特令各省市教廳局并案征集。[43]之后，南京國民政府也曾倡議各省、各縣設文獻研究會。

（三）社會壓力

20世紀20年代，知識界學人用“科學方法與精神”整理探究地方文化、民間文化，但對民眾生活尚缺乏深入的理解，也沒聯系當時的社會革命運動。他們曾一度認為：“改革社會者從我們的材料的根據，去提倡改革某種的風俗，我們固是贊同，但不是我們學問里的事情?！盵44]有讀者向他們提出建議：首先，要注意民俗材料所表現的各時代的社會狀態——政治、經濟、文化等。其次，要注意民俗材料其空間的群眾——作者所代表的社會意識與地位。再次，要用科學有計劃、有系統、有組織的方法來探索發現民俗材料中必然的因果律，為促進合理社會做準備。[45]與此同時，當時福建政局分裂割據嚴重干擾阻隔了學術機構的文化調查、經濟調查等實踐活動的正常開展。1927年4月至1932年12月，福建進入國民黨海軍系新軍閥統治時期，實現所謂的“閩人治閩”的局面。而事實上，這時的福建仍處于三派五個小軍閥割據統治下： 福州、廈門、金門、東山、泉州等?？诘暮＼娤禇顦淝f一派；漳州、龍巖一帶的系張貞、陳國輝一派；閩北、閩西的系盧興邦、郭鳳鳴一派。[46]這些小軍閥在明爭暗斗中各謀自己力量的發展，各地土匪、民團之間頻繁混戰。雖然1932年蔣介石派十九路軍進駐福建，改組福建省政府，福建政治基本統一，但對于福建境內的地方民團勢力的招撫與改編，直到1936年10月才基本歸于結束。1932年《福建文化》主編王治心表達對福建文化研究會未來工作的幾點希望，其中提到“我們希望時局的清平，內地土匪的肅清，使我們所計劃的調查團，探訪團，可以出發到全省的各地……我們希望我們的會，擴充到全省各地，各地同志可以有分會的組織。我們希望將來與廈門大學能夠合作進行”[36]。

五、結語

福建地處東南海濱，境內又山嶺重疊，民國初期在交通落后、尚未建立密集的報刊出版銷售網絡的情況下，對于國內外學術新思潮的接觸常常落后于北京、上海以及江浙等省。20世紀20、30年代，在北大國學門學人南下之歷史契機的作用下，福建省內的大學、研究機構、圖書館、學術期刊這些現代學術發展所依賴的學術媒介、現代學術體制相繼建立、發展起來，讓“到民間去”這一新文化思想、新史學觀念能夠落實下來并逐漸開展。福建知識界學人“到民間去”收集新史料，觀察、考證地域文化變遷、地理沿革、風土人情等，為后來的閩臺社會史、文化史的研究著述提供了很多豐富而又真實的史料。他們宣傳并在一定范圍內普及了民俗學、新史學、社會學知識，影響更多青年學子熱心于鄉土文化資源的考察，這對于現代閩臺海洋文化的建構與傳承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福建地方性學術社群網絡的初步形成，現代學術機構與報刊媒介配合，傳播“科學整理民間文化，改良民眾生活”之理念，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海洋文化的精神內涵，開拓了閩臺海洋文化傳播的新境界。

注釋：

① 該刊由于經費困難，校長林文慶提議緩出等原因，最終沒有刊印。創刊號的文章后來大多在其他刊物發表。

② 《福建文化》共38期，本文對該刊的相關統計為其第1期至第26期（1931—193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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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夏暢蘭

Marin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Based on Academic Journals（1926-1937）

CAO Dan1，2

（1.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7，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endprint

Abstract： Fujian and Taiwan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marine culture. In 1920th and 1930th， Fujian intellectuals actively edited and published academic journals and newspaper supplemen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marin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of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social economics and history of oversea trades. These publishing activities made significant effects in data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trai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communication and spread of research results， etc. They highlight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cademia of constructing modern academic system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culture and had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odern marine culture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level of research， lack of funds and social pressure， etc.

Key words： Fujian and Taiwan； marine cultur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cademic journal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