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嘉靖“大禮議”與朝鮮王朝之回應

黃修志

提 要：明代嘉靖“大禮議”深刻改變了明代政治格局和國家祭祀體系，并引起朝鮮王朝君臣的高度關注。朝鮮中宗不斷遣使慶賀世宗勝利，這有助于緩解其自身的內外危機和王權困境，并促成明鮮關系更為親密。與此同時，朝鮮君臣結合本國政爭對“大禮議”所做的評論，體現出朝鮮權力結構和士林政治的若干特點。朝鮮王朝后期，多次出現旁支繼承王位的情況，“大禮議”再度成為影響朝鮮政治的歷史參照，仁祖“禮訟”幾乎是明“大禮議”的朝鮮翻版。其間，丁若鏞等人從禮學角度對“大禮議”做了深入反思。從“大禮議”角度看，明朝對于朝鮮，既是榜樣，又是他者。

關鍵詞：大禮議；朝鮮王朝；士林；王權；禮訟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8.02.012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猝死，既未留下子嗣又無同父兄弟。根據《皇明祖訓》“兄終弟及”原則，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聯合皇太后、宦官等勢力，以武宗“遺詔”宣布新君人選為孝宗親弟興獻王長子朱厚熜，遣官迎取入京，嗣皇帝位，是為世宗。世宗繼位后，楊廷和等議尊孝宗為“皇考”，以新君生父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世宗不從，借助觀政進士張璁等人意見，上本生父母帝、太后尊號，并在“左順門事件”中逮捕拷訊一批反對派朝臣，其后編成《大禮集議》和《明倫大典》。嘉靖七年（1528年）七月，世宗追尊祖母為“太皇太后”，生父為“恭睿淵仁寬穆純圣獻皇帝”，生母為“章圣慈仁皇太后”，在奉天殿受百官稱賀，遣使頒詔天下。1“大禮議”風波安定后，世宗“自排廷議，定大禮，遂以制作禮樂自任”，2對祭禮進行多方面改革，最終追封生父廟號為睿宗，并在明堂大禮中尊上帝為“皇天上帝”，以睿宗配享。嘉靖二十年（1541年），太廟失火被毀，世宗借重建太廟之機，將睿宗正式祔廟，又通過將孝烈皇后祔廟，祧出仁宗，使睿宗成為不祧之宗。

“大禮議”不僅深刻影響了明代政治格局和歷史演進，還直接改變了明代國家祭祀體系，激起當時和后世在政治和學術上的不斷爭論，對明朝最重要的藩屬國朝鮮，也產生了深遠影響。管見所及，國內學界迄今只有少數學者在考察嘉靖中朝關系、朝鮮搜集明朝情報時簡略提及“大禮議”，并無一篇論文專門研究嘉靖“大禮議”對朝鮮之影響。3韓國學術界僅見三位學者論及嘉靖“大禮議”對朝鮮的影響。樸鐘天在研究朝鮮后期學者丁若鏞的禮學時提到丁氏對“大禮議”的討論；1樸鐘培分析了朝鮮圍繞嘉靖文廟祀典改革的爭論；2具都暎在兩篇論文中探討了朝鮮中宗利用“大禮議”推動宗系辯誣和兩國關系的發展。3這些研究，多將“大禮議”納入兩國外交關系史框架中考察，或偏重嘉靖禮制改革的一個側面探討其對朝鮮的影響，既未關注朝鮮討論“大禮議”背后的王權、儒學、黨爭因素，亦未考察“大禮議”對朝鮮后期王權繼承和宗廟祭禮的影響。筆者不揣淺陋，嘗試以“大禮議”在朝鮮引發的回應為中心，對朝鮮王朝的政治構造、王權運行的內在邏輯、禮學觀念、宗廟祭祀、對華態度等進行對比分析，希望有助于深化關于朝鮮和明朝權力結構異同及相互關聯的認識。

一、“大禮議”前期朝鮮的遣使與情報搜集

明武宗賓天、世宗繼位之際，朝鮮按慣例先派出陳慰、進香等使吊唁武宗駕崩，后派出慶賀、登極使慶祝世宗繼位，既表達事大恭敬之禮，又趁機搜集明廷情報。4世宗即位不到兩個月，朝鮮王朝已經通過赴明進香使、陳慰使、謝恩使發回的最新情報，包括世宗登極詔書及宣布大行皇帝武宗尊號、廟號的詔書。承政院將詔書和禮部咨文謄抄中宗，中宗命令“掌事大交鄰文書”的承文院參校崔世珍解讀登極詔書，初步了解武宗弊政和世宗即位后的改革舉措。中宗對明帝威權印象深刻，曾問及錦衣衛情況，崔世珍解釋說相當于朝鮮義禁府，但威權更盛。5此后數月，朝鮮陸續派出名目繁多的使臣如尊謚使、登極使、正朝使、進香使、陳慰使、謝恩使、圣節使等入明，并反饋明廷最新動態，“大禮議”逐漸進入朝鮮君臣視野。朝鮮使臣對“大禮議”情報的搜集，大致通過三種途徑：一是由通事（譯員）直接與明人交流，二是搜集明朝各種通報、題本等政府文件，三是搜訪明朝公布的“大禮議”文獻。6

嘉靖元年（1522年）三月，正朝使金克成詢問禮部官員，得知世宗準備給后宮上尊號。7五月，禮曹上奏：“中朝已上尊號，尊號使當速發遣矣。壽安皇太后已上尊號，進獻方物無疑矣。興國太后乃皇帝親生母也，既稱太后則似許正統，稱興國則猶帶諸侯之號，方物亦可進獻乎？”8禮曹感覺世宗生母“興國太后”徽號比較尷尬，既有太后之稱，又兼藩國之號，不知是否應當進獻方物。中宗認為“此事甚大”，令議政府討論，議政府建議詢問遼東都司的意見。因為一般禮部咨文多經遼東都司移送朝鮮。朝鮮派遣禮曹參判尹希仁為尊號使，赴京前，中宗命他詳細了解世宗繼位后的政治紀綱、遼東守將、“?子”動態、其他國家朝貢情況等。不久，謝恩使姜澂回國詳細報告世宗祭孔典禮及禮部對朝鮮態度等。9隨后，遼東都司移禮部咨文至朝鮮，禮部明確了后宮尊號及朝鮮上表格式，同意朝鮮因怕延誤進賀而提出的請求：“但遇前項事情，如敕詔已到本都司，不拘公文到否，隨即移咨本國知會，永為常例?！?0此后朝鮮又遣使慶賀興國太后冊封皇太后。太皇太后即憲宗邵貴妃去世，朝鮮爭論是否遣使吊唁，臺諫認為太皇太后原是貴妃，未曾母儀天下，且明廷規定免除進香，但中宗認為“下國事上國，當盡其禮而已。今若不遣，而禮部問之，則將何以答之？”11在中宗堅持下，朝鮮派出陳慰、進香二使。

此時朝鮮面臨內外交困情勢。一是與野人女真交惡，女真進攻朝鮮邊城，朝鮮在西北邊境的虛空橋上兵敗受辱，正考慮選練兵馬御敵。二是日本在朝鮮沿海引發“三浦倭亂”后，東南海疆頗有大戰一觸即發之勢，且琉球在漂流民和貿易方面與朝鮮亦有爭端。三是平安道癘疫大熾，大量人口死亡，黃海道、咸鏡道有水災，多地出現蝗災、地震。四是朝廷內部勛舊派與士林派的黨爭起伏不已，有大臣指責中宗因不再虛懷納諫而引起上天譴告。因此，中宗此時需要得到明朝支持以緩解國內危機。

嘉靖三年，中宗得知世宗上興獻帝尊號，欲繼續遣使赴京進賀，雖然不少大臣諫阻，但中宗仍然堅持進賀。隨著“大禮議”的日益白熱化，禮儀爭論和人事斗爭也在朝鮮眼中逐漸明朗。此年，使臣持續報告“大禮議”最新動態，包括朝廷輿論、閣臣更替、“左順門事件”等：

聞有席書者，特命為禮部尚書，御史方論劾，而帝不聽，故今自南京上來云。且聞諸路人云：“今此特命為尚書者，以皇帝欲上本生父母尊號，而舉朝皆以為‘為人后者為之子，追崇尊號于本生父母不可，席書獨以為可，故有是命矣”……但入北京聞本生皇帝追崇時，朝廷上書爭之，帝不聽。禮部尚書王俊、閣老楊廷和以不用其諫，皆辭去。帝又奉迎本生神主，享于奉先殿西夾室。又諫，不聽。閣老蔣冕又從而致仕。翰林編修鄒守益、修撰呂覽等上書論追尊不可，帝以已定之事，復欲亂之，即下錦衣衛刑推……帝因席書、張璁、桂萼等上疏，于章圣太后尊號上去“本生”二字，改上尊號曰圣母。六部侍郎以下交章力爭，請存“本生”字，以正大統。帝怒，四品以上罰俸錢四個月，五品以下皆加棍三十……1

朝鮮了解到去“本生”引發的明廷爭論后，有些不知所措：在慶賀尊號的表文中，是否應該寫“本生”？經討論，參照遼東官員做法，朝鮮決定不寫“本生”二字，順應皇帝意志。2此時，中宗和大臣之間逐漸展開了關于“大禮議”的討論。

上曰：“見通報則以武宗為皇伯考、以獻帝為皇考云，其將以獻帝祔于太廟與否，不可知也。若以祔于太廟，則昭穆之制舛矣。且聞朝臣之論奏此事者皆被罪云。此事于議論，何如？”趙仁奎曰：“臣亦不得詳知也。但聞帝以刑威制士大夫，此專由邪臣席書之建議也。其以獻帝稱為皇考，則必欲祔于宗廟也，是帝不顧大義而為之也?！鄙显唬骸耙娖鋭?，則必欲祔宗廟也。然古人云‘為其后者為之子，不可如是也。中原事固不可是非也，但于外國之見，亦未安矣?！比士唬骸八五踝纷饡r，如韓琦乃名相，亦以為可以追尊，惟程子以為所生父母宜稱皇伯，此議正當。今則以獻帝欲祔宗廟，甚失矣?！?

中宗認為，世宗將生父祔廟必致太廟昭穆混亂，于禮不合，但中宗也預測，照當前情勢，世宗必然要實現祔廟目標。對此，大臣認為世宗不顧大義而為，一方面是刑威在手，用皇權壓制士大夫，另一方面是有“邪臣”在旁誤導君王。

二、“大禮議”沖擊下的朝鮮王權與君臣關系

朝鮮君臣對“大禮議”的討論并非止于旁觀，而是將之與本國政治相參酌。嘉靖四年（1525年），進賀使許淳回國獻上《大禮會議》，中宗閱后命領議政和左、右議政針對此書否定“為人后者為之子”說發表議論。南袞等認為，“大禮議”已進行兩三年，楊廷和、毛澄等“為人后者為之子”的觀點“合古圣賢之意”，而“數三小人輩附會席書”，集議為《大禮會議》，所說“悖戾甚矣”。但中宗由“大禮議”聯想到本國的黨爭輿論形勢，尤其是近來“因政院之事，臺諫相攻”的情況，以為于朝廷不利。南袞等三公答稱：

“今上教以中朝事喻于政院之事，上教至當。大抵事無大小，皆有是非，必先定小事之是非，然后大事亦為之定矣。憲府以金協之故，欲并罪俞汝霖、金瑛，臣等亦未知其由也。諫院之駁憲府，是也。臺諫相攻，固為不可。至于論議失當，則不可不糾正也?！?南袞等認為事情并無大小之分，都須定是非，根據制度安排，司諫院本來就須論駁司憲府的決策，所以臺諫相攻是正常的行政程序。

中宗和南袞問答之間暗藏機鋒，反映了朝鮮王權和明朝皇權在政治構造上的巨大差異。朝鮮王朝自立國始就確立了以儒臣兩班勢力為基礎的王權體制，為使王權保持在合適的權力范圍內，儒臣采取多種措施如臺諫、經筵、議政、史官等限制王權，《經國大典》將此權力分割體系制度化、完備化。其中，臺諫制度，臺指司憲府，負責“論執時政，糾察百官，正風俗，伸冤抑，禁濫偽”，2首領為大司憲；諫指司諫院，負責諫諍與論駁，首領為大司諫。臺諫司憲府、司諫院，合稱兩司。經筵制度，“掌講讀論思之任”，一般由負責“內府經籍，治文翰，備顧問”的弘文館官員兼任，首領大提學派出經筵官于每日朝講、晝講、夕講中與國王讀書討論，在道德倫理和治國理政上引導啟發國王。司憲府、司諫院、弘文館合稱三司。大司憲、大司諫、大提學是朝廷輿論的核心，其權力和威望可與議政府三位議政平分秋色。通過此種制度安排，使大臣間權力相互制衡，“臺諫與宰相不相茍合，然后國勢尊而公論行?！?議政制度，脫胎于高麗都評議使司，朝鮮定宗時改為議政府，設立議政府和三議政，分別為領議政、左議政和右議政，如同三相，又稱三公、三政丞，負責“百官總管，庶政平治，陰陽調理，邦國經綸”。史官制度，指設立史官記錄國王日常起居和朝政言行，寸步不離，時刻記錄，督促國王言行合乎人君規范。此外，承政院、藝文館、六曹等官員及成均館儒生都有責任勸諫國王、政府并彈劾官員，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尤其是作為青年性理學群體和未來政治精英的成均館儒生，其輿論聲勢不容小覷，是足以影響決策的生力軍。

在這種體制內，王權不可任意行事，須服從“國是”和“公論”，而儒臣掌握著“國是”和“公論”的政治話語權。雖然在朝鮮前期，勛舊派和士林派斗爭釀成多次士禍，但雙方皆自稱奉行“公論”，隨著士林的登場和性理學的成熟，士林成為“公論”和朝政的主體。李珥直接將士林擔當與宋代“君臣共治”相提并論，他對國王說：“夫心慕古道、身飭儒行、口談法言以持公論者，謂之士林。士林在朝廷，施之事業則國治；士林不在朝廷，付之空言則國亂……三代之后，家法之正，莫如趙宋，其立后也，必咨于大臣，此真后世之法也?！?“公論”權威獲得朝鮮君臣的一致認同，“至如臺諫者，朝廷公論之所在”，“自古維持國體者，公論也，雖萬乘之主不得不屈意從之?！?可見朝鮮的士大夫政治和士林主體意識已向宋代看齊并達到一定高度。6促成此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早已存在并運轉良好的輿論制度和權力分割體系。所謂“中宗反正”，正因燕山君屢次挑戰公論的權威，殺戮儒臣，才被儒臣推翻并以中宗代之。鑒于燕山君的教訓，儒臣自然加強對中宗的控制，而中宗因是旁支繼位，在朝中缺乏政治基礎，所以面臨的公論壓力更大。剛繼位時，臺諫就向中宗強調公論和臺諫的重要性：“公論，國家元氣；臺諫，公論所在。元氣衰則人病，公論廢則國危?！?中宗在位很長一段時間“國之權柄，都在臺閣”，8他始終面臨著群臣的勸諫和批評：“殿下有厭諫之心，故國是不定，議論不和，此有國之病也?！?

所以，中宗和議政大臣關于“大禮議”的討論，頗有現實指向。反觀“大禮議”期間明朝言官和大臣之作為，“左順門事件”可謂群臣為爭名分、定是非而與明世宗以命相搏，“大禮之獄，為嘉靖一朝士大夫氣節之表示”，1但因明代君主專制早已存在并運轉有效，所以爭禮群臣很快喋血宮門，此后言路風氣逆轉直下。雖然世宗繼位初期也有經筵，但經“大禮議”沖擊，經筵基本無法施行，此后“嘉靖帝就變為無所不為的皇帝”。2在朝鮮中宗和明世宗生活的16世紀，朝鮮和明朝分別隨著士林派的崛起和“大禮議”進入新的輿論和黨爭時期。明朝政治文化風氣前后迥異，廷臣希旨逢迎大為增長，言官遭遇道德危機，黨爭加快國勢衰微。3相比而言，朝鮮輿論和黨爭是自覺的、主動的，以公論限制王權，使朝政力量趨于平衡，有助于減輕王權侵害國家和社會。

嘉靖五年（1526年），正朝使金謹思回國獻上《大禮纂要》，此書匯集“大禮議”兩派議論，皆引堯舜禹三代古事為據，并透露明世宗決定在太廟附近建立世廟。中宗閱后，感覺有必要組織群臣討論，令承政院官員“持此冊示于三公，其議是非，或于經筵言之，或書以啟。中朝之事不須講究，但群臣會議，其是非、邪正必有所歸”。4在經筵朝講中，幾位經筵官表示，明朝此番變禮實乃“變天經地義”，“大抵議禮者，雖邪人，必附會古事而言之”，如同王安石假托《周禮》變法，但宋朝尚有宰相議論和臺諫抑制，而今明朝則“上下皆以為是，以變故禮，臣意以為其禍不小，恐生大變”，所以經筵官認為“中朝紀綱解弛，故刑政至此”，建議國家應防患于未然，赴京使臣也要倍加謹慎。5根據中宗指示，三公可上奏發表議論，領議政南袞根據該書一段關鍵議論做出如下論述：

此書大概以為：“二三執政，欺蔽陛下于禮所當為之事?！贝苏Z實非也。假使執政謬議，萬無如此有心之理也。楊廷和、蔣冕、毛澄等皆非偶然人物也，今皇帝推戴之議皆出于此人，且帝在南京，而毛澄親往迎來，豈有毫厘欺蔽之心乎？大抵以藩王入繼大統，有漢、宋故事。定陶王之議，一時所論不一，而濮王之議，韓琦、歐陽修與司馬光、呂誨互相抵斥。韓、歐之議雖曰追崇私親，然亦與今時之議不同，而其時大賢伊川先生折衷立議，此萬世無弊之議也。毛澄之議以伊川為主，而以為不可輕改也。且今之大臣，其有他議與否，未可知也。但因正德失德，天下不忘孝宗德澤。今之以孝宗稱皇考者，祖述英宗以仁宗稱皇考之事耳。且其言曰：“謂父為伯，至為乖悖?！贝私越庖粫r有名望者，故以是議為是，而其人皆務斥舊時執政，故聞楊廷和解職而先退，蔣冕、毛澄、汪俊，皆不在朝云。年少之人皆引唐、虞之事為言，而以漢、宋故事為不經之法，觀其言則似是，而此實誤天下之議也。6

南袞乃勛舊派領袖，被封反正功臣，在1519年“己卯士禍”中，他聯合沈貞、洪景舟等勛舊派驅逐趙光祖等新進士林派，后又驅逐金安老，成為領議政。作為朝鮮執政大臣，他反駁了書中所言楊廷和、毛澄等執政大臣欺蔽皇帝的言論，認為明世宗能以藩王入繼大統，皆是楊廷和等人功勞，怎會有毫厘欺蔽之心？且執政大臣奉行程頤的萬世不易之論，可謂光明正大，而明廷卻陸續罷黜原來有功大臣。在南袞所論的語境中，正德失德好比燕山君，楊廷和等執政大臣如同包括自己在內的反正功臣，嘉靖所信賴的新貴正如中宗欲倚重的士林派，其弦外之音是，中宗不可忘記自己當初也是由旁支入繼大統，全賴執政大臣推戴，理應聽從先賢大儒和執政大臣的正論，不可輕信新貴邪論。

三、“大禮議”與中朝關系的進一步融洽

嘉靖“大禮議”隨著營建世廟和祔廟之議再起波瀾，朝鮮繼續密切關注發展態勢。圣節使洪彥弼回國報告了禮部尚書席書與內閣首輔費宏之間的斗爭，認為席書處于下風，估計“獻皇帝祔廟之事，是非已定”。1嘉靖六年（1527年），興獻帝世廟建成，在是否進賀上，三位議政大臣態度堅決，認為決不能進賀，以免引火燒身：“世廟之議，中朝是非角立，張璁、桂萼、席書等主議而為之，持正論者執其不可。如此是非角立之事，我國若輕易進賀，則有識之人必議我國矣?！?中宗說，“予意亦如此，故問之耳?！?/p>

嘉靖七年，正朝使洪景霖回國復命，中宗照例詢問朝中動態及其他國家朝貢情況，洪景霖提及明世宗“面瘦頤尖，顴高鼻長，眼尾上斜，殊無風采……祀天祭時則黃袍，常時則黑袍，而黃色胸背矣”；“安南國不朝者十年，問其故，則其世子外舅奪位而立，世子奔竄于浙東?！?這指的應是嘉靖元年到六年的安南莫登庸政變時期的事情。4

嘉靖七年七月，世宗為祖母、生父、生母追封最終尊號，遣使頒詔天下。朝鮮決定再次遣使慶賀?？紤]到明朝曾表示朝鮮遣使過于頻繁，把正朝使、進賀使合二為一，以減輕輿論壓力。此年，圣節使韓效元回國報告明廷最新態勢：“朝廷別無他事，但興獻皇帝加號事，前則議論不一，相為角立。張璁、桂萼專主定議，既加尊號而受賀，又欲堅固其議，加罪楊廷和，又多斥閣老。以此朝廷尤為角立也……張璁為二閣老，楊一清以舊老為一閣老。張璁乃新進年少之人，以南京州司為二閣老，乃以楊一清為宗主，凡有建議，必偶楊一清為言也。又桂萼為吏部尚書，專主國事而所行不正，朝廷目為小人，其國老皆托病引去?！敝凶趩柤皸钔⒑?、毛澄等人結局，答曰：“其初只為罷職，而冠帶朝賀，如我國奉朝賀，而今則廢為庶人。其時六部郞官則當初已罪，故今不加罪。毛澄則已死，追奪告身。既加興獻皇帝、太后等尊號而受賀，別祭宗廟，又遣禮官致祭于墓所云?！?韓效元所報基本符合實情，世宗如愿以償追崇父母，對當初閣臣再次貶斥打壓，完成大換血，皇權越發堅固。

“大禮議”結束后，明朝開始著手纂修停當已久的《大明會典》，中宗也利用世宗好感，每次遣使皆向禮部就朝鮮太祖李成桂出身及開國問題進行“辯誣”，世宗積極回應，下旨館臣注意采納。其實，兩位君王皆由小宗而登大寶，君權皆面臨群臣壓力，所以中宗的“宗系辯誣”與世宗的“大禮議”本質上一樣，都是通過給父母或祖先爭名分來為自身伸張君權并贏得忠孝美名。6兩者心曲相通，相互體諒，所以明世宗對朝鮮屢加賞賜。嘉靖十八年（1539年），賜朝鮮國王龍袍，震動朝鮮，大臣紛紛表示：“歷考先前欽賜敕書，即位之初，命服外，未嘗有龍衣特賜之時，此曠古異數?！?

良好的君王關系帶動兩國關系進入甜蜜期，在雙方使臣你來我往的交流中，朝鮮慕華崇禮，如同內服。嘉靖十五年（1536年），為慶賀皇子誕生，世宗遣翰林院修撰龔用卿、戶科給事中吳希孟為正、副使，頒詔于朝鮮國。8龔用卿等人回國后將朝鮮“禮樂文物與中華無二之意，已奏達朝廷。每與士大夫語及朝鮮，則吾未嘗不稱嘆，傳播士林，使中國之人皆知汝國之美耳”。9為進一步加強兩國之間的一體關系，他向世宗建議：

朝鮮素稱恭順，較之諸夷不同。而國家禮遇其國，亦未嘗以夷禮待之。邇者賚詔至彼，其王李懌又能恪遵典禮，敬事不違，良可嘉尚。請自今凡詔告敕諭，事關體制者，宜使之一體知悉，不必遣官，但因其朝貢陪臣即令賚回，庶以見朝廷殖有禮、懷遠人之意。禮部覆其議，詔可。10

嘉靖十八年，明朝建立明堂，尊上帝為“皇天上帝”，睿宗配天并稱宗祔廟。中宗及時遣使慶賀，明朝記載：“朝鮮國王李懌差陪臣戶曹參判柳仍淑等奉表貢方物，賀上廟號尊謚及睿宗獻皇帝祔享太廟、配享明堂禮成。上以朝鮮為禮義之國，奉職惟謹，特御奉天門引見其使臣，賜宴于禮部?！?幾天后，世宗派出華察、薛廷寵出使朝鮮，向國王宣布皇太子冊立等消息，再次加深兩位君王和兩國間的關系。龔、吳、華、薛四位使臣的外交活動促成了兩國關系的進一步融洽，以至于到了清朝，朝鮮使臣仍對四位“天使”念茲在茲。

在龔用卿等人努力下，嘉靖二十年，明朝宣布：

今后凡有禮制詔告天下者，遇有朝鮮國使臣朝貢回還，即依式謄黃詔書一道。該國使臣赍捧回國，徑自開讀行禮，庶以彰華夷一統之盛。其恭遇國家大典禮，應該遣使詔諭者，仍遵照舊例施行。2

這就是所謂的“謄黃”制度，透射出明朝在頒詔方面已將朝鮮視同內服，納入華夷一統的政治秩序。所以中宗對三公慨嘆：“中朝之待我國至矣?！?中宗針對“大禮議”而采取的一系列支持明世宗的外交措施，是促成這一親密關系的重要因素。

四、朝鮮王朝后期禮學家對“大禮議”的再討論

在古代講究“家國同構”的宗法社會和禮儀世界中，明世宗為使父母在宗廟中有一席之地，顯然是通過爭奪幽冥世界的合法性來鞏固現實世界中的正當性。對于奉行朱子學、號稱“小中華”的朝鮮王朝而言，它的宗廟祭禮在接受宋代朱子家禮和大明禮律基礎上，根據其身處中華藩國的角色，結合自身的地域土俗，有著與同時期中國王朝相通而又不同的特點。如建立十一室，打破古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的定制；建立永寧殿，供奉從宗廟中祧遷之神主。4隨著士林派的登場，以朱子家禮為代表的儒教倫理在朝鮮更加普及，從國王宗廟到私人家廟，大宗、小宗、為人后者為之子等觀念深入人心。

壬辰倭亂后，朝鮮出現禮學勃興，此后又陸續出現宣祖、仁祖、英祖等以旁支繼位的國王。這些國王面臨明世宗一樣的政治情境，引發圍繞禮儀、理學的討論。所以，“大禮議”對朝鮮的沖擊未因世宗作古而消失，也沒有隨著明清易代而被忘記，在與清朝同時的朝鮮王朝后期繼續引發討論。

丁若鏞參考毛奇齡《辨定嘉靖大禮議》，專門撰寫了《嘉靖大禮議》，梳理嘉靖“大禮議”的經過，并加入按語進行評論和反思。5其觀點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議禮雙方對“兄終弟及”理解有誤?！拌B育如子，乃為立后，而不知入居其位，即為其后，何以言禮？武宗遺詔明云‘兄終弟及，兄終弟及，非為兄后乎？當時議禮之臣并不知世宗為武宗之后，每以為承統于孝宗，此大本領之大誤處，畢竟天翻地覆，七顛八倒，皆坐于此”。即世宗既然繼承武宗之位，理應為武宗之后，而不是孝宗之后，當時議禮之臣在此根本上就理解錯了，導致后面愈演愈亂。

第二，楊廷和議禮之時舉措失當?！俺⒆h禮，當博采公議，虛心徐究，以求至當之理。先執一偏之見，徑發誅戮之論，上而有脅持人主之氣，下而有鉗制天下之色，楊氏之禍，于是乎兆眹矣。師丹之議，當時竟不見用；程子之論，后世多言未允。楊廷和手執此篇，欲驅勒一世，不亦難乎？”楊廷和在議禮之時盛氣凌人，本就于禮不合，且其所引漢宋故事及兩位先賢之議亦非定論，“伊川濮議，在當時已有攻伐者，則何以為萬世法乎？”

第三，毛澄議禮之論自相矛盾?！俺蔚戎h，有自相矛盾必不可立者。今其言以為武宗于陛下有父道焉，又欲使陛下稱孝宗為皇考，抑何義也？以天屬則興獻父也，以父道則武宗父也，今乃欲使陛下不父興獻，不父武宗，獨父非天屬、非父道之孝宗，陛下其肯乎？魯僖繼閔，孔子喻之以父子，孔子曰‘子雖齊圣，不先父食……”毛澄一邊說武宗因授位世宗，故有父道，但一邊又讓世宗稱孝宗為父，明顯自相矛盾，以禮法言之，世宗應以武宗為父。

第四，張璁等人知禮卻甘為小人之輩?！拌Y學遠勝廷和，世宗之為武宗后，非不知也……但明其不為孝宗后，不明其為武宗后，第以余波漫言之曰‘皇上為繼統武宗，而得尊崇其親則可，嗚呼，小人肝肺于是乎呈露矣……璁之言曰‘統與嗣不同，此五字建諸天地而不?！y嗣之不相干，廷和之所不知而璁則知之，既知其義，又何云統武則尊親，統孝則絕親乎？其挾詐懷奸以悅人主之心可知也”。張璁明知世宗應為武宗后，卻為了取悅君心，故意迎合世宗尊崇生父，所以實為小人。

第五，帝王之統與父子之屬截然不同?！按蠓驳弁踔y與父子之屬，其道截然不同……誠以天位者，天下之公器，不可限之以父子，故或以兄而傳弟，或以叔而傳侄，或以祖而傳孫……然則帝王之承統者，以統為主，不以屬干之；父子之接屬者，以屬為主，不以統干之……然則宗廟之內，凡屬稱，皆不宜也……然立后繼統，實同父子，故兄弟相承，亦稱昭穆……所謂昭穆者，先君嗣君之位次也”。明朝爭論“統”和“嗣”，在丁若鏞看來，其實應該是“統”與“屬”更為貼切，因帝王之統并不限于父子，“統”與“屬”互不干擾，但一旦涉及宗廟祭禮，須以“統”為準，所以宗廟昭穆是以“統”言之，兄弟之間也可稱昭穆。

第六，“為人后者為之子”不必稱名?！皢史浽弧疄槿撕笳?，于所為后之兄弟之子若子，凡禮皆若子，則其謂之為之子，不亦可乎？……但立后之法，不唯子列為父列之后而已，或弟為兄后，或兄為弟后，或叔為侄后，或孫為祖后，用子道則可矣，稱子名則不可，事之如父則可矣，稱之為父則不可……公羊傳曰‘為人后者為之子，未嘗曰為人后者為所后者之父之子”。他認為，只要以子道事之即可，即“若子”，不必非要專門稱子。

統言之，丁若鏞認為“大禮議”雙方皆錯，世宗既然繼承武宗之統，就應為武宗之后。丁若鏞的邏輯是，帝王傳承之統與父子私親不同，繼統即為繼后，武宗為君時，世宗為臣，世宗既已繼承武宗之統，自然為武宗之后，須以子事之，也就是說，與一般的士大夫之家不同，帝王之統代表的是至高無上的君臣秩序，遠遠高過父子之屬和長幼之序。其實宋儒劉敞《為兄后議》就從四個方面駁斥了人君不能以兄弟為后的觀點，他認為：“凡人君以兄弟為后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劉敞觀點也得到清代學者徐乾學的高度認同。在宗法秩序中，士大夫之家的大宗與涉及天下國家的君位截然不同，“大宗是為了親親之義收族敬宗，君位則是以別尊卑的正統傳承為第一原則?！?

韓章錫的討論不出丁若鏞之范圍，雖不若丁氏嚴整全面，但亦有新見，他認為“大禮議”之所以“失禮”在于兩個原因。第一是楊廷和疏忽，不能早定名分?！皸钪栌?，在不能先正其名，若使憑幾定策之初，明定父子兄弟之號，以嚴統嗣之重，則世宗亦何以有辭乎？”第二是張璁固執，割裂“統”“嗣”?！皬堉虉?，在貳其統嗣。若夫承宗祧主民社，非統乎，亦非嗣乎？統之所尊，嗣之所重也……兄終弟及，兄弟之統也，非嗣而何？……何嘗統在此而嗣在彼也？”“統”“嗣”本為一體，這也是丁若鏞用“屬”而不用“嗣”的原因，“但嗣字有嫌，不如屬字”。另外，韓章錫亦認為世宗應為武宗之后，“帝王之禮與匹庶有異，以統為重而不泥于倫序……世宗之于武宗，亦有父子之統，雖考稱武宗亦可也。何則？君猶父也，臣猶子也，昨日在位，有君臣之義，今日繼序，有父子之統焉耳?！?

丁若鏞、韓章錫對“大禮議”的討論顯示出朝鮮后期學者對禮學的深刻了解和對宋代禮學的繼承發揚，他們的分析，雖然難比清代禮學考證之詳瞻精深，但一方面回應了清儒對“大禮議”的臧否考論，另一方面也對朝鮮宗廟祭禮的實踐和王權繼統做了思考。宣祖、仁祖、英祖等以旁支繼位，如何祭祀生身父母常引起“禮訟”，如丁若鏞批駁“大禮議”時就提及崔鳴吉在仁祖“禮訟”時的論調。

五、仁祖“禮訟”與嘉靖“大禮議”

與“中宗反正”相比，“仁祖反正”所處內外局勢更為復雜，在內，東西黨間、西黨內部的爭斗愈演愈烈，在外，明朝大廈將傾之勢畢露無疑，清朝吞并天下之心日趨強烈。作為宣祖之孫、定遠君之子，西人黨聯合王后勢力推翻奉行實利外交的光海君，推戴仁祖以旁支入承大統。繼位之初，仁祖封生父定遠君為大院君，但在祭祀私廟的祝文中面臨一個尷尬問題：如何稱呼自己的生父大院君？仁祖四年（天啟六年，1626年），仁祖生母啟運宮具氏去世，由于生父名號未定，仁祖在服喪之時又面臨棘手問題：是該按孝子的身份服齊衰三年，還是以過繼他人之子的身份服本生父母之喪？如何服喪，取決于如何稱呼生父大院君。若按嚴格的宗法原則，既然光海君被廢，仁祖繼承宣祖大統，則應為宣祖之后。但仁祖以人情論之，自己乃宣祖之孫，如何成為宣祖之后？且以孫繼祖，繼統順序中尚缺生父一環，所以仁祖意欲追封大院君。由此朝鮮群臣分為兩派，或支持或反對，聚訟十余年。這無疑是嘉靖“大禮議”的朝鮮版本，所以塵封已久的嘉靖“大禮議”話題驟然成為鮮活事例出現在仁祖追崇生父的“禮訟”中。但頗為吊詭的是，雙方皆援引“大禮議”為各自主張增加說服力。支持一方認為仁祖是孫繼祖統，與世宗弟繼兄統，情勢不同，反對一方則認為凡追崇本生，必會重蹈世宗覆轍。

兩派大臣，圍繞仁祖應該稱宣祖是“孝子”還是“孝孫”的問題爭執不下，其實是在支持仁祖追崇生父的問題上涇渭分明。西人黨樸知誡、李貴、崔鳴吉等反正功臣迎合上意，支持仁祖追崇生父。但作為李珥傳人、宋時烈老師的一代禮學巨儒金長生則依照宗法繼統原則，堅決反對追崇，認為仁祖應為宣祖后：“《禮》：‘為人后者為之子。至于人君，則雖兄之繼弟，叔父之繼侄者，皆有父子之道焉……則今圣上之于大院君，亦不可以考稱之也明矣。蓋圣上之于宣廟，雖是親孫，而既升大位，上接宣廟之統，則名號倫序更無可議……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為主，雖叔父繼侄、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何可謂之考位闕也？然則殿下于宣廟，雖無父子之名，而有父子之義矣?！?后又言：“夫圣上以傍支入承大統，為宗廟、社稷之主……蓋帝王家以繼統為重，其為名號，必循世次然后，順且正矣……皇明閣老楊廷和，以嘉靖世宗與正德武宗兄弟行也，舍武宗而上繼其叔父孝宗。夫世宗之于武宗，雖曰兄弟，既以繼統，有父子之道，則絕而棄之，其可乎？”2

趙相禹評價金長生、樸知誡的爭論時，表示支持金長生，認為嘉靖滅大義、崇私恩，不孝不義，直接建議仁祖應該在“宣廟位版書曰皇考，告祝亦書曰孝子”，對生父大院君則稱“王伯叔父定遠大君”。3當時也有折中派，認為既不能追崇生父，也不能以宣祖為后。如鄭經世等人論道：“今殿下既是宣廟之親孫，則何可稱考而禰其祖乎？且若稱宣廟為考，則大院君當為兄矣……嘉靖年間張璁之徒，鼓作邪議，肆為眩亂，遂以世宗之所生興獻王稱考稱皇帝，反以孝宗為皇伯考，其顛倒謬戾，變易天常，莫此為甚。然亦世宗之心，徒知生我之為恩，罔念繼體之尤重，故奸人得以中之矣，惟殿下堅定而無惑焉?！?

這場禮訟將朝鮮大臣及儒生都卷入輿論漩渦，各方展開激烈爭辯，廷臣連篇累牘地闡明各自主張。隨著事態發展，在如何服生母之喪的問題上，輿論主流越來越反對齊衰三年，仁祖只好以大宗繼子的身份為本生母服齊衰杖期之喪。然而仁祖并未放棄，稱宗祔廟才是其最終目標，群臣反對更甚，再次舉出“大禮議”阻止仁祖。但群臣此次援引“大禮議”的方式與以往不同，以往幾乎全面否定，此次的邏輯是：即便像張璁、桂萼、席書這般迎合上意、逢君之惡之臣，仍會反對明世宗的祔廟舉動。禮曹、弘文館、議政府諸大臣皆云：“皇朝興獻帝追崇之議，張璁、桂萼、席書之徒，實主張是，而及夫何淵發入廟之論，尚且力言其不可，至有天統不可干之語……入廟之不可，璁、萼之所知，而殿下猶且行之乎？”1

輿情如此，仁祖無法突破局面，開始借助明朝支持。此時明朝已陷入內有“流賊”闖王、外有努爾哈赤的憂患之中，急需朝鮮的戰略支援，所以對朝鮮的奏請幾乎有求必應。即使之前不滿于以庶子身份即位且有首鼠兩端之嫌的光海君，但為遼東戰局考慮，明朝仍答應了光海君以其生母恭嬪金氏祔廟和野史辯誣的請求。2仁祖將稱宗祔廟之事上奏明朝后，也得到明朝允許，王權得到皇權支持，輿論發生轉折。最后，仁祖成功追崇生父大院君為元宗，生母啟運宮為仁獻王后，先設別廟，后又祔廟。仁祖追崇生父時，群臣多以嘉靖“大禮議”為反面教材加以反對，但仁祖最終還是以明世宗為榜樣，實現了將生父稱宗祔廟的目標。

由于學派和黨派結成網絡，朝鮮王朝后期的學術、禮儀之爭與黨派、權力之爭糾結難分，甚至會激化成為清洗事件。3由于黨爭色彩過于強烈，“致使禮訟一發生，就迅速與黨爭糾纏在一起，使學術爭論惡變為無聊的黨派斗爭，黨爭因素掩蓋了學術因素?！?另一方面，這些爭論之所以產生，還與王權面臨的特殊形勢及該國王能否主動作為有關?！霸谧诜ㄖ贫认?，圍繞王位繼承者的嫡庶、喪服的差異等禮儀問題與王室的關系密切，在‘禮從人情的原則下，這些禮儀問題使得與王權關系變得更為微妙?！?一般而言，“禮訟”多起因于國王以旁支或非嫡身份繼位，國王繼位之初一般缺少政治基礎，且面臨較強的群臣壓力和若干合法性問題，所以國王出于政治安全的考慮，多借此伸張王權或平衡黨爭，當然，有的會如愿以償，有的則被黨爭利用，淪為犧牲品。

六、結語

16世紀上半葉，明朝和朝鮮的政治進程頗為詭異。兩國皆迎來亂政君王——明武宗、燕山君，且同年即位。雖然兩者舉動相似，驕奢淫逸、無視勸諫，甚至辱殺大臣，但命運不同。明廷大臣無可奈何，任由明武宗尋歡作樂而死，朝鮮大臣則發動“中宗反正”，廢掉燕山君。但不同的命運又導致一個共同的結局，即兩位君王身后繼承者皆由旁支入承大統。兩者因缺乏政治基礎，面臨群臣壓力，都努力加強自身權威。明世宗繼位后通過“大禮議”強化了自身皇權威嚴和力量，加強對群臣的控制，朝廷格局被重組。中宗繼位后，朝鮮群臣卻鑒于燕山君的教訓，加強了對中宗的規訓控制，中宗試圖引進士林派對抗勛舊派，卻被黨爭利用，釀成了更大士禍。

探尋差異的根源，要追溯到兩國開國之時的政治設計和主導力量。明太祖、鄭道傳分別是明朝、朝鮮在政治制度和君主權力上的頂層設計者，6但設計的目的和氣象迥然有別，決定了皇權和王權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命運。

明太祖是有著絕對權力的開國皇帝，造就了空前的君主專制制度。他廢掉丞相、中書省、御史臺，設立內閣大學士、五軍都督府、都察院、錦衣衛等，實質上是將外廷機關視為對皇權的首要威脅，最終導致后世用內廷宦官系統制裁外廷文官系統，并使外廷各部門之間相互制衡，形成了以內制外、內外相制的統馭思想和大小相制、上下相維的權力格局，這“既是明朝皇權的絕對權威得以維護的根本保證，也是明朝國家權力結構與歷代的區別所在”。1

鄭道傳實為朝鮮王朝最大的開國元勛，是麗末、鮮初新進儒臣集團的領袖，以當時之形勢，其政治能量實在李成桂、李芳遠之上。以李成桂為代表的武臣正是在以鄭道傳為代表的儒臣擁護下才建立了朝鮮王朝。朝鮮建國后，鄭道傳主持設計了新都漢城，主導實施了軍政方面的改革，按照周禮、宋制、明律編纂《朝鮮經國典》《經濟文鑒》，旨在提升新進儒臣在王權體制中的支柱性角色，將軍事、行政、監察大權收于宰相儒臣之手，同時儒臣之間相互牽制。他論軍將，“大國三軍，軍將皆卿也”，“蓋宰相無所不統，而軍機之重，必欲使廟堂知之”；2論宰相，“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宰相天下之紀綱”，“政權不可不在宰相”；3論臺諫，“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宰相、諫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諫臣抑宰相”，“諫臣當在左右”，“重臺諫，所以重朝廷也?！?經過后世不斷演進，臺諫、議政府、經筵、史官等制度促成了包括王權在內的各政治勢力之間相互制衡，形成特殊的權力分割體系。也正是鄭道傳提升士權、壓制王權的改革，才一定程度上導致其在“戊寅靖社”中被太宗李芳遠殺害。雖然在朝鮮初期或前期，有少數國王如太宗、世宗、世祖等會采取措施提振王權，5但不會突破總體的制度設計，王權仍相對脆弱，若如明帝般肆無忌憚，必被群臣聯合推翻。

因此，兩國的政治設計和權力結構決定了皇權和王權的不同角色。理解了這一邏輯，我們就可更深入認識“大禮議”對明世宗和中宗的影響?！按蠖Y議”發端于正德、嘉靖之際的政治生態，后世多以道德判斷遮蔽事實判斷，認為張璁等人是逢迎小人，楊廷和等人為正人君子。但田澍指出，楊廷和等舊勢力與正德弊政存在緊密關聯，不可能承擔嘉靖改革之重任，只有張璁等新興勢力借助皇權才能成為全面改革的中流砥柱。6

“大禮議”及祭禮改革前后延宕20多年，其政治波瀾早已溢出界外，對朝鮮王朝產生不小沖擊，引起朝鮮朝野的高度關注?！按蠖Y議”每一階段的發展動態，幾乎都在朝鮮掌握之中，朝鮮由此漸漸熟悉世宗的執政風格和人事變動。

在外交回應上，朝鮮遣使與“大禮議”每一階段的進展若合符契，尤其是在世宗取得每一次勝利后，雖然國內認為世宗勝利不合乎禮，但中宗多次堅持遣使進賀，既與自身欲突破群臣黨爭壓制的困境以取得皇權支持有關，又與當時朝鮮深陷內憂外患的局勢欲緩解危機有關。中宗以藩國諸侯角色支持了世宗，贏得天子贊賞與好感，使雙方達成深刻的政治體諒與同情。中宗以此為契機，適時遣使向世宗奏請“宗系辯誣”，最終使前代停滯不前的“宗系辯誣”出現新轉機，兩國關系出現新突破。另外，中宗在嘉靖二年日本構釁的“寧波爭貢之役”和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宮女發動的“壬寅宮變”中都及時做出事大主義的外交回應，不斷贏得世宗的褒獎青睞。所以，兩位君王間的合法性互動頗類之前明太宗（成祖）與朝鮮太宗間的投桃報李。如果說兩位太宗間的合法性互動使兩國關系進入穩定期，那么明世宗和中宗間的合法性互動就使兩國關系進入甜蜜期。明世宗成為中宗的保護傘，1此時朝鮮事大觀念發生變化，明朝被朝鮮視為禮法上的父親。2通過一系列的外交回應，朝鮮強化了自身的“小中華”觀念和角色，也使明朝認可朝鮮如同內服，加深了華夷一統、兩國一體的觀念。這增強了明朝在朝鮮遭受外侵時給予軍事援助的責任意識，也加深了朝鮮在明朝遭遇外患時給予戰略支援的責任意識，實為后來朝鮮遭受日本入侵、明朝面臨后金威脅時兩國相互援助提供了情感積累和思想準備。

在國內反應上，朝鮮君臣圍繞“大禮議”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在程朱理學和朱子家禮的影響下，朝鮮幾乎一邊倒地批評明世宗追崇父母，但朝鮮針對“大禮議”的討論并非就事論事，而是往往隱含本國政治深意，言語之間暗藏機鋒，反映出中宗的政治困境和朝鮮輿論制度的特點?！按蠖Y議”的影響并未隨著明世宗和中宗的作古而消失，由于朝鮮后來又出現幾位旁支繼位的國王，在宗廟祭禮上仍面臨明世宗當年的問題，所以，往昔“大禮議”的記憶被激活，重現于朝鮮后期更為復雜的政治環境中。仁祖“禮訟”可謂嘉靖“大禮議”的朝鮮版本，就客觀路線圖而言，仁祖以明世宗為榜樣，追崇生父再造王權，最終借助明朝皇權支持成功實現稱宗祔廟之目標。朝鮮后期“禮訟”的政治實踐促進了禮學的發達，所以丁若鏞等學者對嘉靖“大禮議”的反思其實凝結了朝鮮“禮訟”的理論資源，雖然不能與同時代清朝學者嚴密詳瞻的考論一較高低，卻也頗有見地。

嘉靖“大禮議”和朝鮮“禮訟”，看似爭奪宗廟祭禮的名號，實為爭奪君統合法性，反映了以皇權或王權為中心的宗廟祭禮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其間的祭禮理論、宗法秩序、帝統傳承等沖擊著政治結構和周邊秩序。但作為一種儀式，嘉靖“大禮議”和朝鮮“禮訟”都在構建一種政治神話?！皟x式實踐是滋養這些政治神話的主要方法。在儀式慶典中處于中心地位的象征是神話的組成部分之一，它有助于建構對政治世界和身處其中的各種政治主體的政治態度的理解?！?

應該看到，嘉靖“大禮議”發生于16世紀的大背景中。一方面，明朝維持的封貢制度和國際秩序在16世紀開始發生巨大動搖，4另一方面，16世紀無論對明朝儒學還是朝鮮儒學都是一個分水嶺。在明朝，陳白沙和王陽明開始反思朱子學，心學興起，打破了朱子學一統天下的局面，陽明心學開始傳布朝野，“大禮議”中不少議禮大臣與王陽明有著不同程度的關聯。在朝鮮，士林派開始登場，在學術發展和政治斗爭中完成了儒學的朝鮮化，開創了性理學，隨著士林派在16世紀中葉最終掌控朝政，朝鮮的性理學也走向自主發展的道路。5明朝儒學和朝鮮儒學之間開始出現思想上的分野，這種分野實為兩國儒學在不同政治生態中的具體呈現，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兩國君臣對“大禮議”的態度。對朝鮮來說，明朝既是一個巨大復雜的榜樣，也是一個性格迥異的他者。朝鮮對明朝宮廷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臧否和取舍，歸根結底要看能否適應本國的政治結構。

（責任編輯：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