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角色和參與路徑研究

摘 要：本文在對新鄉賢的內涵進行再界定的基礎上，把當下的新鄉賢分為“精英型新鄉賢”和“平民型新鄉賢”，并根據他們的收入來源和生活居住空間是否在鄉村社會，分為“在場的新鄉賢”和“不在場的新鄉賢”。不同類型的新鄉賢也影響了他們參與鄉村振興的角色作用和路徑方式。精英型新鄉賢由于屬于“不在場鄉賢”，主要是作為第三種力量和參與者介入，通過捐資捐物、建議獻策的方式參與鄉村振興；“平民型新鄉賢”作為鄉村振興主體中的帶頭人，以自己的時間、精力、技術和文化，投入到農業生產、文化禮俗、公共品供給、鄉村治理、生態文明建設中來。他們也可以組成鄉賢理事會、村落理事會等，動員更廣泛的村民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

關鍵詞：鄉村振興；精英型新鄉賢；平民型新鄉賢

中圖分類號：C91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5099（2018）03-0127-08

Abstract：Based on the redefinition of new local talents， new local talents can be divided into elite local talents and common local talents， and present local talents and non-present local talents according to their source of income and living space being in rural areas or not. Different types of talents influence their way of participation and rol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Elite local talents as non-present talents， with the third force and participant as their roles， help revitalize rural areas mainly by donating funds and materials， as well as giving suggestions； common local talents as leading role of subjec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y devote their time， energy， skills， and culture to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ultural customs， public supply and rural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y are also part of local talents council， village council， to encourage more rural residents to take part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

Key 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new elite local talents， new common local talents

一、問題的提出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钡泥l村振興戰略目標。然而，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關鍵在于“人才”，在鄉村社會衰落和人財物大量流失的背景下，缺乏有效引領鄉村振興的精英。如何尋找合適、有效的振興人才，就成為當下鄉村振興需要考慮的重大問題。在這一背景下，鄉賢資源作為一種歷史傳統和當代的新型精英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新鄉賢作為鄉土社會有資材、有知識、有道德、有情懷的賢達人士[1]，能夠利用自身的資源和影響力為實現鄉村振興，建立德治、法治和自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提供智力支持和資源支持。

目前關于鄉村振興和新鄉賢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并且大多數都是新聞報道，真正的學術研究并不多[2]，關于兩者關系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從已有的評論報道和學術研究來看，學界和政界大都認為，新鄉賢是推動鄉村振興的有效力量，理應發揮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積極作用[3]。但也有一些研究認為，并不是所有的鄉賢和鄉村精英都是好的，鄉賢中也有一些土豪劣紳類的豪強惡霸[4]，新時期也應該警惕一些鄉賢借鄉村振興和資本下鄉之名與“民”爭利，防止他們成為自身利益的攫取者[5]。實際上，上述分歧反映了當下研究對新鄉賢內涵界定的模糊，以及缺乏對新鄉賢類型的合理區分。本文通過對新鄉賢內涵和類型的重新界定，針對不同類型的新鄉賢，指出符合他們自身特征的參與鄉村振興的角色和路徑。

二、新鄉賢的內涵與類型辨析

由于新鄉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和探索階段，到底誰才是新時代的鄉賢，新鄉賢具備什么樣的類型和特質，并沒有統一的定論。仔細分析當下的新鄉賢研究，筆者發現主要存在兩種取向和分歧：一種是精英視角的新鄉賢研究；一種是群眾視角下的新鄉賢研究。

1. 精英視角下的新鄉賢

精英視角下的研究主要認為新時代的鄉賢應該是各行各業取得成功的時代精英，他們具備現代化理念和前瞻性視野，以及創業經商的成功經驗，才是新鄉賢應該具備的時代品格[6]。他們是一些專家、學者、科技工作者、退休官員、海外華人華僑，更不乏一些優秀的企業家和商人[7]。李金哲認為新鄉賢是指在知識、技能、財富、社會地位、文化水平等多方面具有較大影響力的賢能之士[8]。黃海認為新鄉賢既包括道德模范、社會賢達等，也包括以自己的專長、學識和財富建設鄉村、改善民生的優秀人物[9]。一些研究和地方實踐更是把新鄉賢指向一些富人、能人群體，認為新鄉賢應該是一批能夠帶領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 “賢人”群體[10]；是一批當官居城的賢達人士，“富鄉賢”“官鄉賢”是這類鄉賢的主要類型[11]。這類精英人士能夠利用自己的金錢、社會關系資源、動員能力等，進行招商引資、帶領村民致富[12]，并能拿出資材服務于鄉村公益事業，還可以在鄉風引領上、村莊公共事務治理上發揮作用[13]。這類鄉賢群體，雖然功成名就在外，但對故土的深情厚愛使他們具有一定的動力和愿望參與家鄉建設，不忘反哺父老鄉親[14]?？傊?，精英視角下的新鄉賢是具有較高財富地位的社會賢達人士，因為能夠利用自身的個人資源，彌補當下鄉村建設資源的不足，解決鄉村治理的困境，從而在實現鄉村振興方面具有較大的作用，也被很多學者、官員所推崇。

2. 群眾視角下的新鄉賢

群眾視角下的新鄉賢研究認為，新鄉賢與傳統鄉賢存在諸多差異，應該重新定義新鄉賢的內涵和范圍，提出新鄉賢區別于傳統鄉賢的一個很重要方面，就在于新鄉賢的平民化特質。傳統鄉賢往往是一些官商群體和地主階層，他們雖在鄉野，卻與官僚階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社會地位上都遠超普通村民[15]。并且，傳統的鄉紳治村模式也是一種封建等級制下的人治模式，應當反思傳統紳治所存在的問題，尤其不主張官商等具有較大權勢地位的群體成為新鄉賢的主體[16]。新時代特色社會主義下的新鄉賢應該更具平民化色彩，應當讓經濟實力弱、社會影響力低一些，但比較有德行、有公心、能服眾的鄉村道德權威、身邊好人等直接參加到鄉村建設中來，而不僅僅是聲望、地位極高的官鄉賢、富鄉賢[17]。葛宇寧也認為一些富商類鄉賢參與鄉村治理的邏輯類似于資本下鄉，應該警惕當下基層治理中資本邏輯對鄉村治理所帶來的破壞作用[18]。李曉斐也認為“當代鄉賢應該是村民內心認同和界定的民間權威、而不是僅具有客觀支配權力的地方精英，只要能夠遵守當地的核心價值體系，鄉村小人物也可以獲得村民的廣泛稱贊與主觀認可，從而獲得一定的權威性，鄉賢并不一定必須是居于當地社會分層體系頂端的精英”[19]。張兆成也認為當代鄉賢不應該像傳統鄉賢一樣講究家族背景、財富政治地位、良好的教育背景，平民百姓只要符合一定的條件諸如品質良好、熱心助人、熱心公務、富有正義感，則無論是普通黨員、黨外人士亦或鄉村一般民眾，都可以成為現代鄉賢的組成人員[20]。錢念孫也認為傳統鄉賢基本上都是“有權有勢有財”的人，出生于“大戶人家”[21]；而新鄉賢的來源可以是“普通人”“人民群眾”，比如鄉村道德楷模、基層優秀黨員干部、鄉村教師、回鄉創業優秀大學生等，“權勢”也不再是“新鄉賢”的必要條件，“德才兼備”才是，只要志愿于鄉村建設發展，有德有才的“普通人”照樣可以成為新時代的鄉賢[22]。

3.新時代新鄉賢的內涵與類型

通過上述研究，我們可以看出，當前學界對新鄉賢內涵和類型存在一定的爭議和迷惑：新鄉賢的主體應該是“富人”“官員”型的權勢階層和社會賢達，還是“身邊好人”“道德楷?！毙偷木哂衅矫窕实钠胀ㄈ?，并無統一的認識。盡管在官方宣傳和學者們的倡導中，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也被認為“新鄉賢”，但在實際的運作中，公職人員、經商人士、企業家乃至文化名人等較有影響力的權勢人物，因為自身豐富的資源和影響力，很容易改變鄉村的面貌，產生即刻的政績效益，而更被專家乃至政府所推崇，而忽略了“身邊好人”“道德楷?！痹卩l村振興中的角色和作用。因此，許多“新鄉賢”的典型，往往是一些具有豐富資源的權勢精英，他們能帶來資金回流、企業回遷，發揮“歸雁經濟”的效應，從而改變鄉村落后的經濟面貌?？傊?，精英型的新鄉賢因為自身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影響力，在實現產業興旺和生活富裕方面有著巨大的優勢，而被認為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和有效力量。

并不否認精英型的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尤其是在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興旺方面的人財物優勢，但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現代社會約束新鄉賢角色作用的“權力文化網絡”已經遭到破壞，激勵新鄉紳發揮保護性作用的機制也已經消失殆盡，在這種背景下，精英型的新鄉賢很容易演變為“贏利型的經紀人”[23]。并且，盡管一些精英型的新鄉賢有較高的道德素質，不會損害村民的利益，但作為一種強勢精英，很容易出現決策壟斷，造成基層民主的萎縮和村民參與的不足，并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實行。反觀平民視角下的新鄉賢研究，我們發現平民型的新鄉賢作為土生土長的普通鄉民中的一員，無論利益、情感，還是時間和精力，都深深的嵌入到鄉村社會之中。并且，由于權勢資源和影響力較弱，只能依賴自身的道德感染力和與村民的平等關系、人情往來，動員群眾來共同參與到鄉村建設中來，引發村民參與和民主協商的熱情，從而在生態宜居、鄉風文明和鄉村治理上發揮真正的引領作用。

歷史上的傳統鄉賢，一般都是精英視角下具有較大權勢地位的鄉紳階層。盡管歷史上傳統鄉紳有較大的權勢地位，但在傳統文化網絡的約束下，絕大多數都屬于地方社會的“保護型經紀”，承擔著地方社會“保護者”的角色。直到近現代以來的國家政權建設，才導致大量土豪劣紳式的“贏利型經紀”崛起[24]。為了打消鄉土社會的“土豪惡霸”，共產黨成立乃至建立政權以來，對“鄉紳”階層的打擊也十分劇烈。但與此同時，政府也注重動員普通群眾和積極分子的力量，逐漸引導他們成為鄉土社會的領導階層[25]。因此，解放以后，基層政權建設一直對鄉紳群體保持警惕狀態，無論在社會上還是政治上，他們的作用價值和影響力都較低。改革開放以后，國家權力的后撤、市場經濟的崛起以及傳統文化的復蘇，導致具有傳統鄉紳特質的富人、家族頭領等大量崛起，在鄉土社會的影響作用和地位不斷提高，他們當中的一些人也重新成為鄉土社會的領導階層[26]，但目前，對這一群體在鄉土社會的地位和作用仍存在較大爭議。

當前，新鄉賢概念的提出實際上是對傳統時期和解放時期兩種治理傳統的創造性結合，“新鄉賢”新就是新在：一方面，它并不排斥經濟社會地位較高的富人、黨政干部、企業家、技能人才、專家學者等群體；另一方面，它還囊括了諸如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鄉村教師、小家庭農場主、經紀人、鄉村工匠、家族權威、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先進典型。精英、普通群眾只要有才能、有善念、愿意為農村建設出力都可以成為新鄉賢群體的一部分，“財富”和“權勢”不再是新鄉賢的必備基礎，“德性”和“公心”才是。

本文的新鄉賢也包括了上述兩種鄉賢類型，因此，本文把新鄉賢定義為：鄉土社會中擁有一定財富、技能、文化、品德和政治覺悟的人，他們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有較高的口碑和聲望，他們既包括富人、黨政干部、企業家、技能人才、專家學者等精英型新鄉賢，也包括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鄉村教師、小家庭農場主、經紀人、鄉村工匠、家族權威、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平民型新鄉賢。

精英型新鄉賢和平民型新鄉賢在不同地區的鄉村振興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不同的，沒有哪一種類型的鄉賢能夠完全實現當前對鄉村振興主體能力的要求，而是需要不同類型鄉賢的相互作用和配合。不同類型的新鄉賢可以以不同的角色，從不同的路徑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

三、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路徑與方式

新時期新時代，不同類型的新鄉賢可以根據自身的特質和能力，從不同的路徑切入，發揮自身在鄉村振興中的作用。但在實踐中，由于學界和政界對新鄉賢性質和類型理解的錯位，造成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角色和路徑的混淆。最容易出現混淆的就是許多人直接用“富人”替代“新鄉賢”的邏輯。富人因為擁有較多的資源和影響力，可以彌補鄉村建設資源的不足，也可以解決鄉村治理中權力不足的困境，從而能夠較快的產生影響和政績效應，因而被政府青睞[27]。政府也往往鼓勵富人參與到鄉村治理中來，成為村莊的領導階層，但富人因為利益、產業都不在村莊中，很少會投入過多的時間、精力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往往會找一些人“代理認”來代理村莊事務，并且，富人因為“私人治理”的性質，也容易造成個人謀利、基層民主萎縮和村民參與不足[28]。因此，很多研究并不鼓勵富人成為新鄉賢，更不鼓勵他們成為村治主體和鄉村振興的主體[29]。但這些研究并不反對富人群體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實際上，不同類型的新鄉賢在鄉村振興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不同的。富人、官員、學者等精英視角下的新鄉賢在實現鄉村的產業興旺、村民致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有較大的作用空間；而平民型的新鄉賢則在鄉風文明建設、鄉村治理方面有較大的成效。我們完全可以按照各自的特色和能力，設置不同的參與角色和路徑。

1.精英型新鄉賢的參與路徑

對于富人、黨政干部、企業家、專家學者等新鄉賢，他們雖然出生于鄉土，但卻功成名就在城市，收入來源、居住場所、社會關系和人情往來都已經遠離鄉土社會，他們相對于土生土長的鄉賢來說，屬于已經“走出去”“脫離”村莊的鄉賢，大部分這類鄉賢是出于政府的主動邀請，才參與到鄉村社會中來，他們的利益、收入、時間和精力也都不在農村，很難完全投入到鄉村振興中來，因此，屬于“不在場新鄉賢”，這也導致了他們無法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但由于他們成長于鄉土，對故鄉也有情感，一部分人也有意愿和能力幫助故鄉實現振興。他們在市場信息、產業發展、招商引資、外部關系和金錢資材等方面有較多的資源，能夠預估未來發展的趨勢，也具備較高的發展視野，能夠為鄉村振興帶來較多的資源和發展機遇。一些對故土有較大眷戀之情的成功人士，就愿意捐錢捐物，參與到鄉村建設中來；一些企業發展和自身利益涉及到農業、農村的企業家、商人等，也有更強的動機和意愿投入到鄉村振興中來，并切身的參與到農業發展、鄉鎮企業、鄉村旅游以及一二三產業融合方面。

對于這部分“不在場的新鄉賢”，他們在外功成名就之后，完全可以作為外援力量和第三種力量，出錢出力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具體途徑包括以建言獻策、鄉村顧問、投資產業、開拓農村市場、招商引資、項目承包、農村基建、捐錢捐物、村務監督等方式協助鄉村振興，從而發揮他們在鄉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產業發展、農民就業、農民富裕以及民俗文化建設中的作用。以筆者調研的江西為例，江西有很多傳統文化保持較好的村落，從村莊走出去的成功人士有較強“回報桑梓”的意愿，經常為家鄉的發展提供物力和財力支持，通過捐資修祠堂、廟宇、道路、水利的方式，回饋家鄉[30]。這類鄉賢由于長時間在外工作，沒有精力親身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更多的是以自己的“資材”回報家鄉，尤其表現在對村莊基礎設施建設和公益事業的貢獻上。

除了投錢投物，一些商人和企業家，也以發展產業、承包工程和項目的形式介入到鄉村社會之中。特別是在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和大城市的近郊農村，較多的市場機會和較多的鄉賢資源，可以充分實現鄉賢資源與鄉村振興的創造性結合。一些產業較為發達、距離大城市圈較近的農村，村莊內部就有很多富人、企業家，他們并沒有脫離農村，并不屬于外嵌型的新鄉賢，他們在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各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以筆者調研的浙江上虞為例，上虞地區臨近滬寧杭大城市群，本地的工商企業、中小企業又很多，市場機遇較多。由于地方社會城鄉一體化程度較高，有一定的工商業機會，有相當部分的富商群體就住在離村鎮不遠的地方，尚未完全脫離農村。他們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參與農村建設，因此，這個地方富商型的新鄉賢就比較多。他們不僅僅只是以捐資捐物的方式參與鄉村建設，而且也親身參與到鄉村治理中來，因此這個地方富商鄉賢當政的就比較多。例如，浙江上虞地區較為有名的新鄉賢典型——杭蘭英就是祝溫村的書記。杭蘭英雖然本身并沒有什么企業，但她的兒子和丈夫都有自身的產業，家庭收入狀況并不低，這也為她提供了一定的聲望和地位。

由于中西部的大部分農村地區，沒有較多的工商業機會，鄉村社會內部并沒有那么多的富商精英群體，也很少有富商群體居住在鄉村社會之中。因此，大多數的精英群體主要居住在城，屬于不在場的新鄉賢，主要以捐錢捐物的方式，參與鄉村振興。但在新農村建設和資源下鄉的背景下，也有一部分富商、精英群體開始重返鄉村，甚至成為鄉村社會的領導階層。需要注意的是，中西部地區并沒有東部發達地區較多的工商業機會，富人群體難以真正扎根在鄉村社會之中。不乏一部分資本和商人，借鄉村振興和新鄉賢發展的契機，下鄉圈地賺錢，借“新鄉賢”之名，與民奪利。一些產業振興的項目也可能演變為一些資本和商人攫取利益的機會，特別是當前的項目承包、農村基建方面仍有較大的操作空間，很容易成為他們返鄉謀利的機會[31]。遍地生花的“旅游村”和“富人典型”，已經成為不少富商群體謀取自身利益的契機[32]。

因此，盡管我們倡導和允許各類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但在村務監督機制尚不健全的情況下，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角色和路徑要有一定的限度，并不主張富商資本成為鄉村振興的主體。在一些項目資源較多的典型村，尤其要防止資本式的“新鄉賢”下鄉圈地，警惕他們進入鄉村領導階層。但并不阻止他們捐錢捐物，作為一種外部力量參與鄉村振興。同時，村務監督機制也要健全，要讓民眾參與到鄉村振興和發展的公共事務探討上，也要防止和警惕這類商人和資本進入鄉村領導階層。因此，精英型鄉賢主要是作為一種外部力量出錢出力，并不實際的介入到鄉村振興中來。

2.平民型新鄉賢的參與路徑

對于平民型新鄉賢，他們并不像富人、官員一樣在城居住，長久的脫離農村。他們成長于鄉土，收入來源、居住場所、社會關系和人情往來等都在鄉土社會之中，并沒有脫離農村。他們依賴自身的知識、能力、道德、聲望和公心，在鄉土社會之中享有一定的權威，自然而然的成為公共事務的帶頭人和群眾中的領頭人。他們甚至自發成立一些組織來參與鄉村公共事務，屬于“在場的新鄉賢”。由于他們的時間、精力、收入和社會關系都在鄉村中，他們真正的熱愛農村，關心農村建設，并能實際的參與到鄉村公共事務之中，因此，一些地方政府也開始鼓勵和引導他們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

與精英型新鄉賢相比，平民型新鄉賢最大的優勢就在于，他們是村莊的“在場鄉賢”，生產生活都在農村，利益關系和社會關系都在農村，受農村社會輿論和地方價值系統的約束較強，有意愿、也有較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鄉村振興中來。平民型新鄉賢就在村民的身邊，他們與村民有著千絲萬縷的情感往來和利益關系，與村民的關系地位較為平等，能夠與村民之間建立真正的互惠關系和信任關系，也能夠在村莊公共事務上平等協商，并可以用自己的聲望、人情、面子等，組織、動員村民一起行動，共同解決村莊事務。因此，農村優秀基層干部、道德模范、身邊好人等成長于鄉土、奉獻于鄉里的先進典型，才是“新鄉賢”的主體[33]，他們連同普通村民才是真正的鄉村振興主體[34]。

這部分“在場的新鄉賢”，他們雖然沒有較大的權勢和資源，但完全可以把自己的人力和智力資源投入到鄉村振興之中。更關鍵的在于，他們通過群眾動員的方式，群策群力的解決鄉村振興中的難題。他們以自己的時間、精力、技術和文化，真正的投入到農業生產、文化禮俗、公共品供給、鄉村治理、生態文明建設中來。他們可以是個人的方式，也可以是組織的形式，如成立鄉賢理事會、鄉賢參事會、村落理事會、監督委員會等，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并能發揮引領村民的作用。他們在村民中的影響力和村民之間的信任關系，讓他們可以很好的協助村兩委助力鄉村振興，成為連接村民和村干部中的一環。他們除了成立民間組織以外，一些積極分子和個別較有威望的人，也會作為小組長、村委干部參與到鄉村治理中來。這部分人較為了解農村，也受當地輿論和人情面子的影響，較有意愿為農村的建設發展做出貢獻。

這類“在場新鄉賢”相對于權勢較大的精英群體來說，其弱勢就在于個人的經濟基礎和資源較為稀缺，并沒有足夠的信息和資源來帶動鄉村產業的發展，也沒有較多的社會資本和權威資源來實現鄉村文化建設和鄉村治理，很多時候，往往需要借助外部資源和力量來達成自身的目標。一些傳統文化資源保留較好的地方，可以借助“在場”和“不在場”的鄉賢力量，實現內外資源的整合，從而在鄉村振興，特別是鄉村文化建設方面卓有成效、例如廣東的清遠地區的鄉賢文化建設[35]。但對于中西部經濟不發達，傳統文化資源又比較薄弱的農村地區，往往存在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雙薄弱的困境，難以激發外部資源的投入。但目前這種現狀大大改觀，在資源下鄉和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大量的資源向農村注入，這一定程度上，緩和了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資源不足的局面。這為“在場的新鄉賢”發揮作用，提供了有效的物質保障，解決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也激發了村民鄉村建設的熱情。

在資源下鄉的背景下，中西部地區鄉村振興較為重要的就是，如何實現國家資源與鄉村社會內部的有效對接？如何發揮新鄉賢在聯結村莊社會和國家資源的中介作用？在充分利用國家資源和鄉賢資源的同時，實現鄉村振興。以經濟和文化資源都較為薄弱的湖北秭歸地區的農村為例，政府部門組織長期居住在村莊的退休老干部、身邊好人、道德權威等組成了村落理事會，當地政府不僅賦權賦名幫助他們樹立威望，還輸入資源幫助他們開展鄉村建設和村莊公共活動。村落理事會不僅在鄉村治理、村莊文化建設上發揮了較多作用，還在村莊公共品建設中發揮了較大作用，有效的解決了項目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難題。[36]這些成效也間接的方便了農民的生產和當地臍橙產業的發展，村莊逐漸被激活，越來越多的村外力量被引入進來，形成了內外聯動、群眾參與較多的局面。[37]村落理事會的成員大都屬于平民型新鄉賢，他們可能是一些小型家庭農場主、“中農”、農機和農技人員，也可能是一些經紀人、運輸司機、小商小販群體，有的也只是一些退休的小老人群體。他們在經濟上并不富裕，但能在村莊中維持較為體面的生活，負擔并不重。并且，由于他們長期生產、生活在農村中，有較多的時間參與村莊公共事務，一些積極分子、有“公心”的群體也愿意為村莊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這部分人逐漸成為村莊社會的“身邊好人”“道德權威”等。[38]他們雖然不像傳統文化保留較為完整地區的新鄉賢，有較強的文化滋養和回報桑梓的情懷，但他們客觀上與村莊社會的緊密關聯以及村莊內部碎片化的傳統資源，不斷的驅動他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39]這種平民型的新鄉賢并沒有脫離鄉村和農業生產，他們的生產生活仍主要在鄉村內部展開，鄉村的發展和振興關切到他們的利益，對他們的生產發展、家庭幸福、生活質量、子女的教育和婚姻生活，有切切實實的影響。因此，他們有較強的動機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對實現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等也有較高的渴望。

四、結語與討論

與傳統鄉賢相比，新鄉賢在內涵和范圍上都進一步拓展和延伸了，這是傳統延續發展和現代轉型變遷的結果。由于中國正處于轉型變遷時期，各地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語并不平衡，歷史傳統和革命傳統在各個地方的保存狀況也不相同，這直接影響了各地新鄉賢的特質類型和參與鄉村振興的路徑方式。根據已有的研究和不同地區新鄉賢的類型特質，我們發現當下的新鄉賢主要分為“精英型新鄉賢”和“平民型新鄉賢”，并根據新鄉賢的主要收入來源和生活居住空間是否在鄉村社會，分為“在場的新鄉賢”和“不在場的新鄉賢”。一般來說，精英型新鄉賢的收入來源和生活居住空間都在城市，屬于“不在場新鄉賢”；“平民型新鄉賢”的生產生活主要在鄉村社會之中，屬于“在場的新鄉賢”。各個地區不同類型的新鄉賢，也影響了他們參與鄉村振興的角色和路徑。

東部發達地區和大中城市的近郊農村地區，鄉村社會內部或附近有較多的工商業機會，“在場”和“不在場”的精英型鄉賢眾多，有較多的區位優勢和經濟優勢吸引新鄉賢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這些地區較多的新鄉賢資源和物質基礎，也使得新鄉賢參與鄉村振興的角色和路徑多樣化，不管他們是以捐資捐物、建議獻策還是親自參與鄉村的文化建設和鄉村治理，都對鄉村振興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一些傳統文化資源保存較好的地方，也可以吸引“不在場的新鄉賢”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特別是號召他們捐錢捐物，改善村莊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文化禮俗建設。

中西部經濟和傳統文化資源都比稀缺的偏遠農村地區，精英型鄉賢較少，“在場”的精英型鄉賢更少，傳統和家鄉對他們的價值和情感束縛力比較弱，他們回報桑梓的意愿不足，愿意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的只是少部分，鄉賢的主體是一些在場的“平民型新鄉賢”。平民型新鄉賢由于主要的生產來源和生活居住都在農村，與鄉村社會的發展緊密相關，也有較多的時間、精力和意愿投入到鄉村振興中來。他們與普通村民之間并沒有太大的差異，但在村莊公共事務上有較強的公心，道德品質上也要超出普通人，他們是優秀的基層干部、身邊好人和道德權威，從而成為村莊中的新鄉賢，他們和普通村民共同組成鄉村振興的主體。由于他們自身較高的權威和影響力，逐漸成為鄉村公共事務的帶頭人，甚至成為村治主體的一部分。由于資源有限，他們參與鄉村振興的路徑，主要以自己的時間、精力、技術和文化，投入到農業生產、文化禮俗建設、公共品供給、鄉村治理、生態文明建設中來。他們可以是個人的方式，也可以是組織的形式，如成立鄉賢理事會、村落理事會、監督委員會等，并動員村民參與進來。

對新鄉賢類型的劃分，可以為我們認識各地區的新鄉賢內涵和特征提供理論參考，并根據他們的特征制定合適的參與路徑方式。但在實踐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沒有對不同類型的鄉賢及其社會影響有清晰的認識，往往不加限制和不分方式路徑的盲目吸納各類新鄉賢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甚至引入到鄉村領導階層，這也造成了不良的影響。特別是中西部地區，往往學習借鑒東部發達地區的經驗，吸納各類精英型新鄉賢參與到鄉村振興中來，并對他們在鄉村振興中的角色給予較高厚望。但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工商業機會本身就較少，對各類精英的吸引力并不大，為引他們返鄉，地方政府也要花較大的成本，并許諾一定的利益空間，甚至默許他們在資源輸入的過程中獲取利益，這反而喪失了動員民眾和激活鄉村社會平民型新鄉賢的機會。

此外，各地也應該根據自身的特點和資源，因地制宜的制定鄉村振興的重點。但當下，學界和政界往往把“產業興旺”定義為鄉村振興中的重中之重，特別希望一些富商型和官員型的新鄉賢能夠返鄉帶來資源、信息和市場，從而造成“歸雁經濟”，實現鄉村社會的產業興旺。但他們卻并沒有準確認識未來鄉村社會發展的趨勢。中國正在進行前所未有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必定有相當一部分人會離開農村，實現城鎮化；會有相當一部分村落會消失；工業企業也會逐漸向城市聚集。東部發達地區的農村靠近產業基地和大城市群，還有一些機會和人才會留在農村，產業興旺還具備一定的條件。中西部地區的農村則不具備這種條件，除去一些特色資源村和特色旅游村還能實現產業興旺外，絕大多數地區鄉村振興的重點是“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以保證基本的“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序”，而這只需要平民型新鄉賢的組織動員，需要村民的共同參與。同時，中西部地區的農村也承擔著保證國家糧食安全的任務，一些偏遠山區，并不適合進行產業投資的地方，也要防止產業項目投資和鄉村旅游的泡沫化，保證基本的農村生產秩序和農民生活的方便。

參考文獻：

[1]胡鵬輝，高繼波.新鄉賢：內涵、作用與偏誤規避[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版），2017，17（1）：20-29.

[2]蕭子揚，黃超.新鄉賢：后鄉土中國農村脫貧與鄉村振興的社會知覺表征[J].農業經濟，2018（1）：74-76.

[3]李靜.鄉村振興與新鄉賢文化建設[N]. 新華日報，2017-12-20（017）.

[4]李思琪.新鄉賢：價值、祛弊與發展路徑[J].國家治理，2018（03）：28-36.

[5]任九光.“鄉賢”的歷史發展與近代突變——兼論新鄉賢建設應汲取的歷史經驗教訓[J].教育文化論壇，2016，8（3）：123-130.

[6]王先明. “新鄉賢”的歷史傳承與當代建構[N]. 光明日報，2014-08-20（001）.

[7]陳秋強.鄉賢：鄉村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力量[J].社會治理，2016（2）：115-119.

[8]李金哲.困境與路徑：以新鄉賢推進當代鄉村治理[J].求實，2017（6）：87-96.

[9]黃海. 用新鄉賢文化推動鄉村治理現代化[N]. 人民日報，2015-09-30（007）.

[10]何倩倩.“鄉賢治村”調查[J].決策，2015（4）：49-51.

[11]付翠蓮.我國鄉村治理模式的變遷、困境與內生權威嵌入的新鄉賢治理[J].地方治理研究，2016（1）：67-73.

[12]俞祥波.寧化：鄉賢投資項目助推產業轉型升級[N]. 三明日報，2014-11-10（A1）.

[13]劉淑蘭.鄉村治理中鄉賢文化的時代價值及其實現路徑[J].理論月刊，2016（2）：78-83.

[14]龍軍，禹愛華.村落文化重建，鄉賢不能缺席——訪中南大學教授、中國古村落研究中心主任胡彬彬[N].光明日報，2014-07-21（04）.

[15]費孝通，吳晗.皇權與紳權[M]. 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6：37-41.

[16]胡鵬輝，高繼波.新鄉賢：內涵、作用與偏誤規避[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版），2017，17（1）：20-29.

[17]季中揚，胡燕.當代鄉村建設中鄉賢文化自覺與踐行路徑[J].江蘇社會科學，2016（2）：171-176.

[18]葛宇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賢文化四題議[J].實事求是，2016（5）：102-106.

[19]李曉斐.當代鄉賢：地方精英抑或民間權威[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5（4）：135-140.

[20]張兆成.論傳統鄉賢與現代新鄉賢的內涵界定與社會功能[J].江蘇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42（04）：154-160.

[21]錢念孫.鄉賢文化為什么與我們漸行漸遠[J].學術界，2016（3）：38-44.

[22]葛宇寧.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賢文化四題議[J].實事求是，2016（5）：102-106.

[23]呂德文.基層權力失控的邏輯[J].南風窗，2012（14）：40-43.

[24]杜贊奇.文化、權力與國家[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

[25]強世功.2000.權力的組織網絡與法律的治理化——馬錫五審判方式與中國法律的新傳統[J]. 北大法律評論， （2）：1-61.

[26]黨國印.中國鄉村權勢階層崛起[J].中國國情國力，1998（5）：11-16.

[27]袁松.富人治村-浙中吳鎮的權力實踐（1996-2011）[D].華中科技大學，2012.

[28]劉銳.富人治村的邏輯與后果[J].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4）：34-45.

[29]桂華.鄉村振興，堅持農民主體地位.[EB/OL].（2018-02-03）http：//opinion.huanqiu.com/hqpl/2018-02/11580178.html.

[30]羅興佐.第三種力量[J].浙江學刊，2002（1）：24-25.

[31]李祖佩.項目進村與鄉村治理重構——一項基于村莊本位的考察[J]. 中國農村觀察， 2013（4）：33-45.

[32]王海娟，賀雪峰. 資源下鄉與分利秩序的形成[J]. 學習與探索， 2015 （2）：72-84.

[33]本刊綜合.創新發展鄉賢文化[J].人民文摘，2014（10）：24.

[34]賀雪峰.鄉村振興戰略：農村基本保障不能市場化[N]. 第一財經評論， 2018-01-03.

[35]孫敏.鄉賢理事會的組織特征及其治理機制——基于清遠市農村鄉賢理事會的考察[J].湖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7（6）：49-55.

[36]龍斧，高萬芹.農村公共品供給中的民主治理機制[J].湖北社會科學，2016（11）：33-40.

[37]高萬芹，龍斧.村民自治與公共品供給的權利義務均衡機制——以Z縣G鄉L村為個案[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16（5）：38-45.

[38]楊華.當前我國農村社會各階層分析——探尋執政黨政權在農村社會的階層基礎[J]. 戰略與管理， 2010（5/6）：35-46.

[39]杜姣.村治主體的缺位與再造——以湖北省秭歸縣村落理事會為例[J].中國農村觀察，2017（5）：32-45.

（責任編輯：王勤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