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文本（之三）

精準扶貧視野下的鄉村書寫

·賀仲明（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近三十年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發展和變化，鄉村社會尤其如此。在社會快速的城市化進程下，城鄉之間的許多差別在消弭。其一是在現實層面。在許多農村，傳統的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已經不復存在，作為鄉村主體的青壯年農民紛紛改變身份，離開了曾經賴以為生的土地，成為城市中的臨時一員；其二是在文化倫理層面。消費文化的影響，使傳統鄉村倫理失去了在鄉村中的主導地位，以往人們形容鄉村文化的“單純”“質樸”已經遠離，城市文化所有的一切也都能在鄉村中找到。鄉村，再也不是人們心靈休憩和安慰的精神故鄉。

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與鄉村現實的距離越來越遙遠，對鄉村的認識也日益模糊。特別是由于社會生活水平整體上的提高，貧困家庭的相對減少，以及媒體的選擇性宣傳，人們已經很難直接感覺到貧窮的具體存在狀況。在許多人的眼里，鄉村生活已經不再作為一個突出的差異體存在，甚至對鄉村是不是還有貧窮，也似乎成了可懷疑的事情。文學上的表現也是如此。近年來，除了極個別作家還以較多的筆墨關注鄉村貧困，絕大多數的鄉土書寫（特別是為人們所贊揚和宣傳的鄉土書寫）都遠離了這一內容。鄉村政治、鄉村生態、鄉村倫理，以及鄉村中的個人情感世界，成為當前鄉土書寫中的主要內容。

然而事實與人們的想象并不一樣。根據政府有關部門的統計以及大量材料的揭示，貧窮并沒有真正遠離鄉村，它還依然是中國鄉村、特別是西部地區鄉村讓人觸目驚心的現實。而黨中央提出“精準扶貧”的政策，其目的當然是為了更好地幫助鄉村人致富、消滅貧窮，但也從一個側面證明貧窮在鄉村不只是個案，而是相當普遍的存在。如此的情況，對當前現實貧窮書寫匱乏的鄉土小說創作提出了尖銳的挑戰。換句話說，精準扶貧政策是對遠離鄉村貧窮書寫的鄉土小說有力的警醒，也給它提供了一個自我救贖和自我發展的重要契機。

在我看來，要真正改變當前鄉土書寫的狀貌，要真正讓鄉土文學承擔起“精準扶貧”的任務，在這一活動中發揮出文學的價值和功能，有兩點是最重要的。

其一是作家的思想意識。盡管很多人對這一提法表示過反感，但確切的是，一個作家要真正寫好自己的書寫對象，主觀情感的投入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作家是否有真正的心靈關注，是否有對生活的悲憫、同情和人性關懷，絕對影響到作品的創作主旨和立場方向，影響作品對生活反映的深度和高度。在當前背景下，作家們在現實上普遍缺少與鄉村接觸和深入了解的機會，心靈上更難以與鄉村形成文化的親近，如果沒有作家強烈的主觀意識，沒有對文學創作和鄉村生活的真誠熱愛，以及將這兩種熱愛結合起來的愿望，是很難做到真正了解鄉村，并進而真正深入地書寫鄉村。

其二是生活。思想意識是重要的前提，但是一個作家僅僅只有熱情，沒有生活基礎，也是不可能展示出鄉村真實狀貌的。這一點也許每個作家都知道，關鍵是究竟以何種方式來改變現狀，使作家們建立起與鄉村生活的密切關系。在以往歷史中，曾經流行過“深入生活”的方式，但事實證明這一方案并不成功，反而遭人詬病。在我看來，作家“深入生活”其實很有必要，只是不能讓它停留在字面上，成為一種事實上的形式主義，結果是僅僅進入到生活的表面，卻不能、或者說不敢深入到生活的復雜世界。在今天，作家要參與到“精準扶貧”，首先要有內心的自覺自愿，要有真正熱愛鄉村、關注鄉村的愿望，有通過文學來表達對鄉村現實關懷的強烈意圖。在這一前提下，有關部門可以給作家們提供合適的機會，讓他們深入到鄉村中，去熟悉、了解鄉村和農民。即使是沒有合適的機會，真正有心的作家，也可以自己努力創造機會。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不是膚淺的歌頌生活、褒揚生活，而是要去揭示生活、解剖生活，要不回避、不遮蔽，敢于直面，敢于發現問題和努力解決問題。這樣的深入生活才是有意義，才是具有實質性的。

解決了思想情感和生活積累的問題，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討論，就是如何處理文學高度的追求與現實書寫之間的關系。因為關于鄉村現實書寫，許多作家有所顧慮，并成為阻礙他們投入創作和生活熱情的重要因素。其問題之一是：關注鄉村、書寫現實貧窮，是否一定要局限于生活本身，也就是一定要寫成“問題小說”？另一個問題是：直接書寫鄉村現實，是否會存在思想上的局限，影響其作品達到文學的高層境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許多作家的心里都存在一個想法，就是文學只能寫個人，寫超越，如果過于與現實切近、關聯現實問題，就很可能會陷入低俗當中，不可能傳達出深邃的思想內涵，達到高的文學水準。這是今天不少作家刻意回避現實，不寫現實的重要原因。

作家們的顧慮并非空穴來風，因為確實，之前有一段時間，將寫現實作為硬性要求，卻將文學的翅膀限制在地面的高度上，不能得到自由的騰飛，從而嚴重局限了文學的高度。然而歷史的教訓可以總結，卻并非一定要歷史重演。因為在創作規律上說，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基礎，但在作家如何處理生活才是最為關鍵的因素。也就是說，作家以什么樣的眼光、什么樣的高度去理解和表現生活，是決定作品高度的核心，生活只是一個基礎、一個題材，如何寫、怎么寫才是最重要的環節。

所以，一方面，需要給予作家創作的充分自由。文學創作有多種方向，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個性化選擇，這當中不存在一定之規，也各有所長。就鄉土現實書寫而言，我們當然期待和鼓勵作家們關注現實，但是卻不應該限制作家們將目光視域局限在現實之內，作家們既可以摯切地展示和揭示現實，也可以超出現實，賦予現實以更多的思想內涵，傳達出比現實更豐富、更廣闊的思想意識。從另一方面說，文學的境界和高度絕非局限于創作題材，也就是說，絕對不會因為作品寫的是現實鄉村，關注了農民大眾，作品的思想就會受到限制，達不到深邃和超越的高度了。

另一方面，應該充分肯定立足于鄉村現實書寫的創作的意義。那些立足于現實、執著于問題的創作，也許不一定能夠傳達出更深刻的思想內涵，不一定能夠達到高遠的文學境界，并進而走向世界，但這并不能說這些作品就沒有意義，就不可能是優秀作品。事實上，能夠寫出“問題小說”，就意味著能夠從生活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它既需要生活，也需要感情，非常不容易。文學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關注現實和改變現實，一部文學作品能夠揭示和針砭現實，促進現實的改變和發展，其意義已經足夠偉大。而且，如果它具有直面現實的勇氣和揭示現實的深邃性，也完全可以成為優秀的文學作品。在中外文學史上，比如《憤怒的葡萄》《天堂蒜薹之歌》和《小二黑結婚》等作品都是貼著現實問題的作品，但這并不妨礙它們具有高的文學質量，成為文學史的一部分。

除了文學創作本身，真正深入的鄉村現實關懷寫作還可望解決新文學鄉土小說歷史上一個重要困境，或者至少為它提供一個解決的思路，這就是文學與鄉村的距離。自魯迅開創新文學的鄉土書寫至今已經近百年，但是鄉土小說很少真正走進鄉村，為所書寫的主人公———農民們所接受和認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出現過文學與農民一個短暫的“蜜月”時期。但是由于當時的情況有一定特殊性，特別是政策上的傾斜太多，因此很多人并不以為然，認為這時期的文學并不成功。作為以鄉村為書寫對象的鄉土小說，失去農民這個讀者群體，無論從鄉土小說發展的角度，還是從鄉村文化建設的角度，都絕對是一個極大的遺憾，也是鄉土小說發展的一個重要難題。

對此問題，有不少作家和理論家進行過探索和思考，就我來看，最關鍵的原因還是鄉土小說作家們沒有真正關注鄉村和農民，沒有寫出最迫切、最核心的問題。如果一部作品中能夠有這種意識，能夠表現出關系農民的切身利益，展示他們真實的現實和理想世界，得到他們的認可是完全可能的。也許并不太難。將心比心，如果你能夠付出真心去關注，得到同樣的回報是自然的事情，即使短時期做不到，時間長了，肯定會有豐厚的收獲。

所以，當前鄉土現實的書寫期待確實是鄉土小說進入鄉村的有利契機。在今天，盡管許多農民在生活上逐漸離開了鄉村，但鄉村現實的生存和發展始終是農民們最在意的話題，也與他們的未來息息相關———畢竟，對于絕大多數的城市務工農民來說，城市很難成為他們的最終歸宿，他們最大的可能還是要回到農村。因此，農村的未來前景，特別是鄉村的未來狀況，與他們有著實質性的關聯和影響。而從接受方面看，今天農民的文化水平已經普遍提高，對鄉土小說的閱讀和接受已經不存在太多障礙。只要作家們以文學創作的方式投入到“精準扶貧”當中，以熱切、同情和關懷之心去書寫鄉村，完全有可能激發起農民對鄉土小說的熱情。只要農民們能夠認可鄉土小說，有閱讀的愿望和興趣，成為鄉土小說最龐大和最熱心的閱讀者是完全可能的。

當然，作家們的鄉土書寫要關注貧窮，切實展示出貧窮的真實狀貌，揭示其背后的復雜原因，但也不一定要完全局限在“貧窮”的范圍內，諸如“前景”“公正”“文化”等，也同樣是農民們熱心的問題，也完全可以進入到作家們的創作視野當中。這樣的書寫，既可以避免作家們在題材上的單一和狹窄，影響讀者們在閱讀上的豐富性和趣味性，也能夠呈現更寬闊的視域，將整個鄉村現實問題都融匯起來，使其內涵和意義更為廣闊。如此的話，“精準扶貧”帶給鄉土小說和鄉土作家們的，就不只是一個題材上的拓展，而是一個真正全新的改善和改變，對鄉土小說的未來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新時代如何建設新文學

·李勇（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

從國家和政府角度來看，“精準扶貧”政策的推行和實施，肯定有著并不單一的政治考量。但如果從文學角度來看，它顯然更根本性地與文學（包括其他所有人文之學）發生關聯。文學是人學———對“人”的關懷，是文學最根本的特質。但是文學對“人”的關懷方式，又和政治有所差異。這差異，有時是令人沮喪的———一部再偉大的文學作品，在改變貧困人口的物質條件方面，可能還不如一項哪怕不甚完善的政府調查報告來得有效、立竿見影。不過，它有時又是令人振奮的———一部文學作品所激發的精神力量，也許會給一個（群）人帶來無法想象的影響，改變其性格，進而改變其人生、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講，在一個再實用主義、再世俗化的時代，文學也依然是有價值的，不可或缺的。

“貧困”是古往今來文學最為青睞的描寫主題，單從近二十年中國當代文學發展來看，在社會轉型刺激下，描寫受轉型沖擊的底層民生的文學，便是這一時段當代文學發展的主流。大約二十年前，文壇興起了一股“現實主義沖擊波”寫作浪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湖北作家劉醒龍，以及河北的“三駕馬車”———關仁山、談歌、何申。到了新世紀之后，文壇又接續著“現實主義沖擊波”的余波，出現了“底層敘事”“非虛構寫作”。這些寫作潮流，如果從它們所書寫的社會轉型期中國現實中提取出一個關鍵詞的話，那就是“貧困”。

這貧困，首先是物質性的。在劉醒龍的《鳳凰琴》《挑擔茶葉上北京》中，民辦教師為了擺脫“農民”身份展開令人心痛的生存競爭，基層政府為了脫貧不惜犧牲農民賴以生存的經濟保障，這些都是九十年代農村貧困化的生動寫照。新世紀之后，陳應松的《馬嘶嶺血案》、劉慶邦的《神木》《到城里去》、孫慧芬的《民工》《狗皮袖筒》、尤鳳偉的《泥鰍》、邵麗的《劉萬福案件》《第四十圈》等一大批作品，都是表現的農村和農民的“貧困”。這種貧困所造成的傷害，在上述作品中化成一聲聲哭泣，一樁樁血案，一次次復仇。

當然，除了這種物質性貧困外，還有一種精神性的貧困。所謂精神性貧困，指的是在社會轉型時代所暴露的“人”本身的一種精神不足和文化欠缺。因為目前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仍然是朝向“現代”，所以這種精神不足和文化欠缺，也是由相應的比照而言的———更具體來說，這種不足和欠缺，即是一種現代精神和現代文化的不足與欠缺。在九十年代初，陳忠實《白鹿原》中流露的對儒家文化命運的嗟嘆，便是因現代文化沖擊下傳統文明（儒家文化）的困境所致；九十年代末，李佩甫的《羊的門》，則更是將傳統文化“愚昧”的一面揭露得淋漓盡致。新世紀后，《羊的門》這種以文化批判和人性批判為主的啟蒙書寫有式微之勢，代之而起的則是對于傳統文明和傳統文化人格悲劇命運的書寫：孫慧芬的《致無盡關系》《岸邊的蜻蜓》著重探討處于現代和傳統夾縫中的“鄉村能人”無法卸卻的精神枷鎖；李佩甫的《生命冊》《平原客》同樣也在“關系”視域中探討由鄉進城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出路。這些小說大多已不同程度地褪去啟蒙敘事那種太過強烈的文化批判姿態，它們更多彰顯著一種精神的困頓和難言的苦澀。

不管是物質性貧困，還是精神性貧困，它們在文學中所展現出來的帶給貧困主體的都是一種“苦難”。所以，某種程度上而言，近二十年描寫社會轉型的文學（尤其是小說），是可以用“苦難敘事”來形容的。然而，一旦我們使用“苦難敘事”這個字眼，便已經暗含了一種批評。其實，近二十年的社會轉型敘事，不管是“現實主義沖擊波”，還是“底層文學”“非虛構”寫作，它們確實也都承受了這樣的批評：過于青睞“苦難”，過于渲染“苦難”———甚至罹患了“苦難焦慮癥”。

不過，對社會轉型時代的苦難的書寫，我認為還是應該要客觀地來看。首先，近二十年尤其是新世紀的苦難敘事，其實一定程度上和“五四”以來現代性敘事所確立的苦難書寫是有差異的。簡單而言，現代性敘事視野下的苦難書寫是有一個基本的“理念”框架的，在這個框架下，“苦難”并不純粹，它要么連接著“愚昧”，要么構成著“革命”的合法依據。在這種情況下，苦難本身的歷史性內涵、層次甚至意義，往往會被不同程度地遮蔽。而近二十年現代性敘事的危機（很大程度上是八〇年代現代主義和后現代主義思潮沖擊，以及近二十年中國現代化發展進程本身遇到困境所致），使得“苦難”開始掙脫原有的現代性敘事塑型，顯現出它本來的面目：苦難就是苦難，它無關羞恥，亦無關榮耀，它只是中國社會轉型時代無法回避的一個“事實”。

然而，“事實”如此，卻并不代表文學也應如此。其實從“現實主義沖擊波”到“底層文學”“非虛構”，它們一直遭受批評的一個原因，就是作家在書寫苦難的時候，往往只是一種就事論事的姿態?？陀^而言，這種就事論事的姿態絕不是沒有價值，正如我們前面所言，它某種程度上復原了“苦難”本來的歷史面目。但文學的悖論在于，一種客觀存在的現實（事實），哪怕它再真實，再具有新異性、沖擊性甚至轟動力，它一再進入文學文本的話，也會逐漸喪失最初的魅力?？嚯y敘事的美學困境就在這里。而至于另外一方面：如果說“苦難”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那么我們至少要追問，它從何而來，該如何改變？這個問題拋給文學家，也許并不恰當，文學家不是思想家、哲學家，但是他們是否可以做一個有思考、有理性的文學家呢？———這應該是“苦難敘事”（包括“貧困書寫”）的精神困境。

那么，突破的路徑在哪里？鑒于困境并非不清晰，所以問題看起來倒也不難回答。首先，作家應該正面著力，增強理性：追問“貧困”的根源在哪里。于是我們便會老調重彈地談起作家深入生活的能力，談到觀察、理解、分析現實的能力———這些能力其實就是一種理性能力，或者說是一種思想能力，甚至實踐能力。有了這種思想力、實踐力，便可以觀察、分析現實，探究歷史，審視文化，甚至勘察人性……從近二十年的創作狀況看，不得不說，這方面的能力，確實是當代作家最大的欠缺。近二十年在這個方面做得好的作家作品，我們倒是可以舉出一些例子，比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賈平凹的《帶燈》、劉醒龍的《圣天門口》、李佩甫的《生命冊》、關仁山的《麥河》，它們相對而言都格局廣闊，有一種理性的、現實主義的氣質。但是毋庸諱言的是，如果我們真正以世界文學范圍內那些經典的史詩級作品去衡量的話，又總是感到它們或多或少有一些缺憾和不足———精神氣質方面暫且不論，僅就展現的社會歷史的寬度和廣度來看，我們的這些優秀作品與《靜靜的頓河》《戰爭與和平》等還是存在差距。當然，文學乃至文化比較，很多時候往往失之于概念化、簡單化、定勢化，但即使衡之以當代生活（包括歷史）本身的豐富、復雜、多變，我們的文學在表現這種現實和歷史方面，也依然是不令人完全滿意的。

不過，當我們談論“理性能力”或者說“思想力”的時候，雖然我們知道這方面問題確實存在，作家也應該在這方面用力，但實際情況卻往往事與愿違：一方面作家可能并不愿承認思想力欠缺，即便承認，他們可能也會談到理性和寫作一直以來充滿爭議的關系（理性強并不一定寫出好作品）；另一方面，更關鍵的問題是———“當代作家理性欠缺”是我們這么多年來一直談論不休的“老調”，一次次重彈，對于現狀卻并無多大改變，反而徒增了無奈和逆反。那么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路：首先，我們承認理性力或思想力強的文學是我們所期盼的，那么對于在我們這個民族、地域生長，因此也就必然受特定文化熏染、有著特定文化性格的作家來講，我們的“理性”究竟該如何培養？其次，如果我們承認我們的作家是生長于這塊特定土地，受特定文化、時代環境影響，從而也有著特定的氣質的話，那么應該要問的是，除了我們慣常提到的“理性”之外，我們是否還要尋求自己獨特的、富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表達？這兩個問題的解決，也許便是對于“苦難敘事”雙重困境的突破。

理論上的探討有時往往流于空泛。不如結合具體作家作品來談。新世紀以來，我認為具有某種理性力和美學創造力的表達，集中于浪漫主義、現代主義兩個方向。前者如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紅柯的《西去的騎手》，廣義上還包括喬葉的《最慢的是活著》、周瑄璞的《多灣》等，這些作品多以對傳統和邊緣文化價值的發掘與值守為顯著的文化立場，它們均寫得奇異斑斕、壯闊綿長。后者如劉震云的《一句頂一萬句》、李洱的《石榴樹上結櫻桃》，他們通過對鄉村世界的理性審視，從而發掘出了傳統和當代鄉村世界本有的復雜性，他們以純粹寫實的筆法，卻寫出了地道的“先鋒”之作。與這兩個方向的寫作給我們驚喜形成對比的，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困頓，雖然近二十年現實主義文學在復蘇，但是那種真正具有經典品質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仍然少見，所以這樣一種文學乃是我們深在的期盼，因為它確實是唯一能真正強有力地與當代轉型期社會現實形成對接和呼應的文學。

最后我們要說的是，當我們用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現實主義來界定和分析上述創作的時候，我們已然落入了一個既定的、舊有的理論窠臼，而我們的真正期盼是，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在當代社會現實的土壤上，能夠生發出超出我們既有認識框架的，真正屬于這個民族、這個時代的偉大文學！

虛構如何照亮現實

———從“問貧”“撫貧”到“尋找尊嚴”

·楊曉帆（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

紀紅建《鄉村國是》獲第七屆魯迅文學獎，授獎詞不僅是對作家個人的贊譽，也高度概括了自“精準扶貧”成為中國扶貧工作主旋律以來，新時代對作家觀察與書寫鄉村提出的新要求。一是要求作家真正“深入生活”，如紀紅建所言做“行走者、記錄者、思考者、報告者”，甚至成為基層工作者本人，不是以藝術采風，而是以親身經歷的方式，去發現精準扶貧工作中出現的新問題與新人物。二是要求作家在具體經驗與生活細節之上建立總體性視野，從地方到國家，在中國“反貧困”的長期歷史經驗中定位當下現實。

從以上兩方面看，以紀實性為旨歸、并自覺承載主流意識形態的報告文學，顯得更具文體優勢，近幾年也涌現出多部優秀作品。如歐陽黔森的《花繁葉茂，傾聽花開的聲音》《報得三春暉》《看萬山紅遍》，彭學明的《人間正是艷陽天———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的故事》，賀享雍的《大國扶貧》等。盡管相關評論同樣重視紀實文學作者以小說家筆法打破文體界限，將個人抒情與宏大史詩相結合的藝術追求，但相較而言，虛構類作品在從“現實”到“文學”的藝術創造過程中，更難依賴非虛構文學所具備的“題材優勢”。也就是說，在時代報告中被公認是重大題材的“精準扶貧”，在虛構類鄉村書寫中，卻并不必然保證作品擁有文獻史料、政治、道德或審美價值。而一部在題材上并不明顯反映精準扶貧政策的小說，反倒有可能“精準”把握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現實。因此，與其從精準扶貧中尋找創作素材，不如在此背景下拓展視野，更多去琢磨素材、事件的藝術轉化問題。

如果“現實”意味著在碎片化的日常生活經驗中發現整體性，在對事件之偶然性、戲劇性的感受中發現必然性和普遍性，那么，從事件向現實突破的強度和深度，恰恰取決于作家的“虛構”能力。

首先，“虛構”意味著激活包括作家、讀者在內的我們的現實感，更新固有經驗常識，不僅內在于時代對一般印象提出有更豐富細節的描述與解釋，甚至還能超前于時代，在變動中夯實人文精神，關照個體的身心安頓問題。阿來在一次面向四川省申報寫扶貧攻堅題材的作家培訓班上曾特別提出，“過于基本固化的鄉村書寫經驗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已經成為一種過時的審美經驗”，在中國農村經濟日益卷入全球化市場的形勢下，作家也“需要運用學術工具”換一個方式來觀察生活。阿來呼吁作家對經濟學、社會學補課，其實就是提醒作家借鑒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對零碎經驗進行結構性分析，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主要矛盾。再在此基礎上，對過去鄉土敘事傳統中的經典命題做出調整。

與報告文學在“新時代紀事”（《人民文學》專欄題）中彰顯“信心”不同，新世紀以來聚焦當下現實的鄉土小說仍以“批判”和“感傷”的基調為主。閱讀相關社會學研究報告，可以看到精準扶貧在取得諸多成績的同時，的確也產生了新的矛盾與問題：如通過“社區瞄準”識別扶貧對象過程中各種人際關系、宗族勢力介入的影響；為完成二〇二〇年消除貧困最后期限，出現非扶貧資源流向扶貧事業的不均衡現象；扶貧與低保、各項社會保障制度重疊、錯位導致的不公平；運動式扶貧造成“養懶漢”問題等。而諸如土地流轉、資本下鄉、農村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建設、空巢老人養老和留守兒童教育、城市務工人員生活狀況等，更是長期以來三農問題關注的熱點?？梢哉f，近十年來鄉土小說特別是構成其中堅創作力量的五〇后作家，在長于歷史敘事之外，也越來越將反思視角探入當下：如賈平凹的《帶燈》中的鄉村政治、《極花》中貧困地區農村男性婚姻問題與拐賣婦女現象之間形成的尖銳沖突，閻連科的《炸裂志》聚焦發展速度下異化的道德人心等。然而在肯定作家正面強攻現實之余，批評也不滿足于這些作品常常以寓言化形式呈現鄉村潰敗的必然命運，以及在面對實為現代性矛盾的倫理困境時出現的含混與避讓。七〇后作家由于更偏重個人視角下的常態書寫，如付秀瑩的《陌上》，得以更細致豐富地呈現當下鄉村社會中的具體人情人事，但如何在家長里短背后詮釋對整體感的認識，如何不僅僅對鄉村美德或傳統文化作詩意緬懷，而是在日常生活中發現與培育那些可以能動應對、甚至改變現實的精神土壤，仍是年輕作家需要自覺超越的地方。

第二，既要發現問題，又能以文學實踐的方式參與到對問題的破解中去?！疤摌嫛边€意味著在一時一地的敘述視角背后張開歷史巨幕，去探究傳統的精神遺存或過去的經驗教訓，將其有效性轉化到當下現實中來。事實上，精準扶貧戰略本身即包含了這種歷史意識。在歐陽黔森關于花茅村精準扶貧實績的記述中就提到，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前往革命老區調研，特別強調老區人民脫貧致富的意義。這不僅是同步小康的問題，更是要兌現歷史承諾。因此，當作家寫到精準扶貧與從嚴治黨結合背景下老百姓對基層干部的新印象時，呼應老區革命記憶，就自然點出了精準扶貧工作中如何繼承與發揚“群眾路線”的重要性。

而歷史書寫一貫是鄉土文學創作的底色。新時期以來，在“尋根文學”“新歷史小說”思潮的推動下，從階級分析到文化批判，在藏污納垢的民間文化、寓言傳說中消解革命、現代性等宏大敘事，的確為新時期以來的鄉土文學創作賦予了諸多活力，但也容易將當下現實過快地處理成“歷史反復”與“人性欲望”的注腳。劉醒龍近作《黃岡秘卷》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他一面繼續開掘地方性知識，以《劉氏家志》和《組織史》兩本書為線索豐富以往的家族敘事、革命敘事；一面又以“高考秘籍”這一看似無關的“當下事”更具體展開家庭生活中父、子輩間的繼承與沖突。向歷史中去尋找生活現場之下的龐大根系。所謂“賢良方正”不是被抽象化了的地方精神或家族血脈，劉醒龍在歷史與現實的碰撞中并沒有回避道德失范，也不掩飾人性或崇高理想中幽暗的一面。但“人人心里都存有一個‘圣的角落”又的確成為所有敘述的前提。于是，人物的行動命運不再是已經結論化了的現實認知的結果，如劉醒龍所說，“為故鄉立風范，為歲月留品格”，其實是為此刻的我們打開一面鏡子。跟隨作者、敘述者與小說人物一道重回故里、與父輩們的精神遺產對話，才得以“看見”現在，尋求我們這個時代的破解與自潔。

最后，“虛構”還意味著不拘泥于城鄉二元對立等空間地域范疇的認識局限，尋求傳統鄉村題材之外的寫作空間。圍繞精準扶貧的相關討論與工作安排，始終強調要避免治標不治本的“輸血式”扶貧。賀雪峰在《中國農村反貧困問題研究：類型、誤區及對策》中指出，改革開放以來反貧困的突出成績主要緣于城市化為農戶家庭提供了城市獲利機會。因此，一方面解決農村貧困的根本方法仍是繼續城市化，為農戶提供體制機制保障，以及增長自我發展能力所需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城市資本下鄉，保證留守農村弱勢群體的農業收入，保障進城農民在進城失敗后還可以返回農村。在此背景下看鄉村書寫，一方面城鄉關系或者說對“回不去的鄉村、進不去的城”這一精神焦慮與個體身份困境的再現，仍會是作家持續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又要打破“鄉下人進城”的敘事成規，以及直接從底層視角寫社會階層、城鄉沖突的刻板認識。精準扶貧背景下的鄉村社會與農民觀念的變革，必然與城市發展及城市居民的精神狀態互為鏡像。許多地方發展鄉村旅游、生態園取得的成功，正對接著城里人渴望回歸自然的“鄉愁”。只有看到這些新型城鄉關系，才能為“想象”鄉土與“發現”鄉村提供多元視角。

在這一點上，王安憶的近作《鄉關處處》就頗具啟發。王安憶寫城市務工的農村女性，在與城市雇主的生活對照下寫她們討生計的辛苦、相互沖突也相互幫扶、甚至更為生機勃勃的生命力。小說里有一段寫到雇主爺爺被送至養老院，保姆月娥們去探望。爺爺稱她們是“新上海人”，月娥們則自嘲“我們是鄉下人，終究回家安老的”?！奥犨@話，爺爺傷感起來：你們回家安老，我老了老了，倒要離家，住集體宿舍。一眾人紛紛安慰：我們現在就住集體宿舍，早住晚住而已！”在尊重物質生存的常俗需要之上，王安憶寫出了對“此心安處是故鄉”的追問。其中的啟發是，與其把“鄉土”拘囿于社會學、經濟學意義上的鄉村，不如將它視作理解中國人情感倫理狀態的一個原點。

精準扶貧的根本，必然是從“問貧”“扶貧”到確立“貧困者的尊嚴”。這又何嘗不是許多鄉土文學經典的共同追求。柳青在《創業史》題敘中寫梁三老漢的“創業”理想屢屢受挫，但“解放啦，世事成咱們的啦”，土地證在手也只是整部生活故事的開始。柳青接下去寫農村社會主義革命走合作化道路的必然性，仍始終內在于梁三老漢對美好生活的渴望。這才有了小說第一部結尾上街買豆油的梁三老漢，因被人們認出是“燈塔農業社梁主任他爹”而受到尊敬時發出的感慨———“人活在世上最貴重的是什么呢？還不是人的尊嚴嗎？”一九五三年柳青舉家遷至皇甫村一住就是十四年，事實上皇甫村當時的互助合作開展并不順利，但柳青看重的就是王家斌自尊、善良、關心鄉鄰的心術與性氣，即《創業史》中梁生寶的原型。在身為作家之前，柳青首先是以一位鄉村干部或說鄉村知識分子的身份協助王家斌去做群眾工作，把農民組織起來?？梢哉f，柳青的文學實踐與工作實踐是一體的：在小說中他強調“直接語法”，要從人物的感覺、心理出發來構造情節；在工作中，他注重把民眾心理、精神的現實放到一個可轉化的位置上來，重視在合作化運動中調動鄉村倫理秩序與文化資源原有的積極因素。在實踐中創造“現實”，然后把握這個“現實”，最后表現這個“現實”———這才是柳青“現實主義”的內核。

相較于精準扶貧背景下面向鄉村的實際工作和社會科學調研，文學或說人文學能夠提供的特殊價值在哪里？我想，達成“精神的富有”，或許就是文學以虛構照亮現實的使命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