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評估與新型政黨制度的動能釋放

闕天舒，方 彪

(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上海201620)

新中國自成立以來，特別是經過改革開放40 多年的發展，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其經濟實力和政治地位不斷提升，國際社會對中國發展道路和國家治理模式的關注度也與日俱增。在此過程中，作為領導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和新型政黨制度，自然而然成為國內外關于中國問題研究與討論的焦點。鄭永年指出，研究中國模式，核心就是研究中國共產黨[1]58。中國在各領域取得的令人矚目的成就以及國際威望的提升，首先歸功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2]。但是，由于國情、歷史文化背景和學術立場的差別，國外的各種研究往往對中國的政黨體系缺乏客觀的評價。實際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既能避免西方國家政黨體系的諸多弊端，又能結合具體國情充分發揮政黨在現代化和全球化進程中的推動作用，促進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還為世界其他國家探索建設現代政黨政治貢獻中國方案。本文在全球化日益加深、人類命運聯系愈加緊密的時代背景下，立足于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來研究當代世界政黨的發展新變化、新趨勢，嘗試從比較政治學的視角建構一個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客觀地考察和評價世界各國政黨治理水平和政黨發展前景。這對于我們把握世界政黨政治總體格局，借鑒其他國家政黨執政的經驗教訓，推進中國“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與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

1 全球化時代世界政黨政治新變化

當前，全球整體局勢處于快速變化之中。與此同時，一股“逆全球化”浪潮正在興起：民粹主義政黨逐漸抬頭、主流政黨影響力持續下滑、政黨政治黑天鵝事件層出不窮等。不論是美國的兩黨分歧日益加劇導致政府停擺，還是歐洲極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都意味著政黨變化已經深刻影響到全球政治局勢的調整。因而，在全球化時代任何世界政黨政治的新變化都應當引起重視。

1.1 政黨意識形態逐漸弱化，政黨政治景觀多樣化

政黨的本質屬性是它的階級性，而政黨的階級性集中表現在其意識形態上，意識形態是一個政黨的靈魂和旗幟[3]。意識形態已經成為世界上不同政黨的標簽。在政治光譜上，不管是哪一種政黨都會或多或少強調其意識形態的先進性和科學性，進而吸納新黨員和獲得普通民眾的支持[4]716?？梢哉f，政黨在基于身份的問題上的立場會影響人們的觀點，即使他們沒有政黨識別[5]。

然而，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發展，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以及思維方式亦發生重大改變，也會削弱政黨的意識形態的影響力。在網絡化時代，不同思想觀點相互沖擊交融，民眾思想觀念自然而然呈現出多樣化趨勢，不再容易被單一的意識形態影響。新媒體對政黨運作也帶來強勢沖擊，“互聯網+”對人類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已產生并將繼續產生巨大的甚至“顛覆性”的變革[6]。同時，伴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一些民主國家的選民更多以治理政績和經濟社會福利作為支持的依據，政黨的意識形態在吸引公眾方面的功能愈加弱化。以中歐和東歐的政黨為例，該地區政黨要想生存下去就要在政黨組織和黨的領導能力方面做出努力[7]。

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在淡化其政黨意識形態的同時，其政黨政治也日臻完善。他們普遍謀求適合本國國情的政黨新體制，進而在世界上形成多樣化的政黨政治景觀。政黨制度不僅因國家性質和政治體制不同而存在差異，而且同一種政治體制下不同國家的政黨制度也千差萬別[8]1。這種政黨政治多樣化的趨勢也可以從東西方的政治現實觀察得出。如今，西方國家出現了選民政治分歧加大，右翼與極右翼政治力量崛起、政黨體制穩定性下降的現象，其主要驅動力量是國內人口結構多樣化的提高與族群宗教多元主義的崛起[9]。另外，原蘇東地區除由原共產黨演變或分裂而來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以及堅持信仰不變的共產黨外，還出現了重建的或新建的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共產黨以及其他類型的社會主義政黨[10]。至于發展中國家，他們由于民族文化、社會結構以及國際影響的綜合影響，普遍依照本國的國情適時調整和改革本國的政黨體制。譬如非洲地區，絕大多數國家在冷戰結束之后用多黨制和多黨合作制取代一黨制或一黨獨大制來鞏固民主發展。政黨是推動獨立后非洲國家政治發展的主要動力，而政黨制度的健全與穩定，又直接影響著政治發展的進程[11]。

1.2 政黨政治民粹主義盛行，極端政治勢力崛起

民粹主義是一種具有歷史復發性的社會政治現象，常常出現于重大社會轉型時期，以“崇尚人民”為概念內核，持反體制性、權威主義和本土主義等價值取向[12]。全球化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是世界歷史的大轉型，它對不同地區的人們的生活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進而觸發潛伏已久的民粹主義。因為，經濟全球化既帶來了全球經濟的繁榮，又拉大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并帶來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問題與矛盾，導致一股“逆全球化”的潮流不斷涌現，民粹主義藉此在政治上抬頭。與此同時，西方國家在治理上出現諸多積重難返的危機，如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極化政治出現、社會矛盾激化等。然而，這些國家的政府未能有效回應民眾需求，使民眾被各種負面社會情緒所籠罩，致使民粹主義日益蔓延。

經濟的惡化、社會矛盾乃至民粹主義的興起導致發達國家普遍興起極化政治，其影響力也在逐年上升[13]。當前，民粹主義政黨在歐洲總體呈現出“南左北右”格局——左翼民粹政黨在希臘、西班牙、意大利等南歐國家發展迅猛，右翼民粹政黨在法國、英國、比利時、芬蘭、丹麥等西北歐國家風頭日盛[14]。譬如，意大利民粹主義政黨在2018年3月議會選舉中表現搶眼，其中五星運動以超過32%的支持率躍居第一大黨，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北方聯盟黨以18%的支持率成為中右聯盟第一大黨[15]。歐盟另一成員國斯洛文尼亞民主黨(SDS)在2018年大選中沿用其三個鄰國意大利、奧地利和匈牙利國內民粹主義政黨的獲勝經驗——挑戰歐盟的主流價值觀，贏得了近25%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16]。從根源來說，民粹主義的興起全面挑戰當代西方的代議民主、精英政治和政黨政治，而民粹主義的興起也正是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自由民主的這三大困境[17]。與此同時，一些極端政治勢力在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快速崛起。21 世紀以來，拉美國家積極探索和實踐參與式民主，形成日益激烈的政黨競爭和全新的政黨格局。然而自由民主和激進民主之爭引發政治理念分歧，政黨的制度化水平仍然滯后，政治“極化”可能隨著黨爭加劇而再度放大[18]。在摩洛哥，傳統左翼和右翼政黨出現了明顯的衰落和分裂趨勢，持激進主義的新型左翼政黨正通過合并和提出新的政治綱領強化其勢力，力圖在下一次選舉中有所突破[19]。而一些阿拉伯國家，伊斯蘭極端主義是當今國際社會普遍面臨的嚴峻挑戰之一[20]。極端恐怖主義勢力形成跨區域聯合態勢，嚴重沖擊地區政治格局和安全形勢。同時，某些發展中國家還出現了極端民族主義和具有濃重的宗教色彩的政黨[21]。

1.3 政黨傳統功能遭受挑戰，黨員流失現象嚴重

伴隨著國際形勢和力量格局的重大調整，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和間歇性衰退以及各國經濟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演進也呈現出復雜多變的特點，在差異性問題始終存在的同時，共同性問題也在增多[22]。這些共同性問題就包括政黨日益衰落，政黨傳統社會功能面臨愈加復雜的全球化問題的挑戰，政黨政治對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力又被進一步限制和削弱[23]。究其原因，有學者分析認為：一是政黨以前扮演的“國家和公眾之間”中介角色在當今世界逐漸消失;二是人們對政治(包括政黨)的信任越來越低;三是其他形式的政治參與(如社會運動)與組織形式等使人們有更多途徑參與政治[24]。并且，互聯網為政治參與提供了一個較新的渠道，由于它把政治活動轉向了網絡空間，這本身可能會逐漸削弱政黨行動主義等傳統參與形式[25]。有學者還將研究社交媒體視為一種理解黨內政治的資料來源[26]。諸如此類變化，使得政黨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小，某些社會功能甚至被一些逐漸興起的社會組織所取代。所以，當今世界各國政黨都在尋求變革，一些長期執政的大黨老黨也日益重視加強自身建設，與時俱進。

當然，世界大多數國家政黨黨員嚴重流失，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經濟增長乏力，國家能力下降。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其執政黨在緩解經濟社會矛盾、治理跨國性問題(如移民問題、環境保護、疾病疫情、恐怖主義、跨國犯罪等方面)越來越顯得力不從心。在此情況下，還有一些民粹主義政黨大肆炒作全球化、一體化帶來的問題，煽動社會怨恨情緒，挾持著一些主流政黨被迫采取保守政策。另一方面，世界上一些國家主流政黨由于其功能弱化，又面臨著政黨吸納能力減小、黨員老齡化、黨員流失嚴重等問題[27]。如澳大利亞歷史最悠久的大黨工黨，近年來黨內政治生態狀況不佳，存在派系紛爭、貪腐現象、黨員流失以及政黨認同下降等問題，為此工黨淪為在野黨[28]。在歐洲，近些年很多國家的民眾對傳統政黨和政局現狀的信任度下降，民粹主義重新崛起又對歐洲長期以來堅持的主導性價值取向構成了強有力的挑戰，并通過選舉競爭、影響政策制定、削弱主流政黨的影響力，深刻地影響著歐洲當前的政治格局及未來的政治和社會走向[29]。雖然，中國共產黨立足于整合與統一的政治制度和政黨制度，社會整合功能發揮的有效性更強，但依然需要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尤其是保持意識形態的科學性和先進性[30]。

2 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評估的理論邏輯

盡管隨著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社會媒體化趨勢的增強，世界政黨政治出現了諸如政黨意識形態弱化、政黨政治民粹主義盛行、政黨傳統功能遭受挑戰等新變化，但政黨政治也在危機中進行調整，從而醞釀出新趨勢、新范式。譬如，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日益發展完善而成為世界政黨制度中的一種新范式，它能夠有效避免西方多黨競爭的諸多弊端，展現出獨特的制度優勢[31]。在這一背景下，運用比較的方法研究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和世界各國政黨的發展，探索新的政黨政治方向，建構一個具有代表性、有效性和合法性的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具有重要的意義。

2.1 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體系的建構基礎

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體系的建構主要基于四大原則：情境性、平衡性、動態性和多元性。情境性主要包含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測量的時間和地緣維度。時間維度主要強調世界政黨政治測量要因時制宜，既要對當前世界政治格局進行判斷，又需要對其所處的地區發展階段進行判斷。地緣維度主要強調指標的設計要因地制宜，要明確不同地區的政黨特征、文化觀念和歷史傳統的差異，進而在一個相對公平的層面制定出一套適合世界范圍的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平衡性主要強調政黨與國家、集權與分權、政黨與社會等辯證關系及價值平衡。指標在設計過程中既要考慮政黨自身建設，也要測量政黨政治的外部生態環境，同時注重比較世界政黨的歷史脈絡和未來趨勢。動態性主要強調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制定要明確當下位置，同時通過歷史關節點和周期對未來趨勢做出判斷，以適時調整指標體系。多元性強調的是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的數據來源要多元化，測量對象要多樣化。除了目前的政黨自身體制，還應該加入國家、社會和國民等要素，對世界政黨政治景氣的內涵進行適當外延。世界政黨政治景氣評估體系應包括政黨體系治理的評估，筆者將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居民人均預期壽命、有效專利數量以及生態環境情況等代表性社會經濟指標納入評估體系中，嘗試探討政黨體系的治理績效。

在世界政黨政治景氣評估指標的情境性、平衡性、動態性和多元性的基礎上，世界政黨政治景氣的評估體系至少應該涵蓋“政黨制度水平”“政黨體系治理”和“政黨發展環境”三類16 項具體指標。其中“政黨制度水平”是衡量一國政黨制度的穩定性和社會整合能力;“政黨體系治理”主要測量不同政黨制度的治理效果，分析哪種政黨體系更有優勢;“政黨發展環境”就是評估一國政黨的發展前景，在描述政黨政治生態的基礎上進一步預測政黨的趨勢。

第一類涉及一國政黨制度的穩定性和社會整合能力，具體包括國內政黨制度是否合法(政黨體系的建立是否符合該國憲法和法律制度以及公眾價值觀);國內政黨組織是否健全(考察國內政黨橫向的組織機構和縱向的組織體系是否完整);國內政黨功能是否完善(閱讀該國憲法和黨章對政黨體系的功能定位和規定);國內政黨運轉是否規范(主要從政黨黨員的吸納、政黨精英的晉升和政黨體系代表大會的運行來綜合評估);國內政黨意識形態是否包容(政黨體系內能否容納左中右不同的意識形態，同時又能夠警惕和抵制極端的意識形態)。

第二類涉及不同政黨制度的治理效果，分析哪種政黨體系更有優勢，具體包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有效專利數量(測量該國科技創新情況);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居民人均預期受教育年限;政治穩定程度(借鑒“世界治理指數”)和生態環境情況(借鑒“國民幸福指數”和“綠色GDP”)。

第三類涉及一國政黨的政治生態和發展前景，具體包括政黨政治全球化程度(國內政黨參與國際交流與合作水平以及國內政黨參與國際會議是否頻繁);政黨的社會信任程度(人民群眾能否暢通表達利益訴求、政黨能否有效整合民意并做出回應);國內政黨的法治化建設(執政黨能否依照憲法法律規定實現對國家事務的領導);政黨體系內黨派分歧程度(借鑒“黨派分歧指數”評估國內不同黨派領袖之間政見分歧程度);政黨體系的信息化建設(國內政黨對網絡新技術的應用情況)。

2.2 世界政黨政治景氣評估的理念支柱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和西方政黨制度在本質上存在區別。如何充分考慮兩種政黨制度的深層次差異，科學合理地評估中西方兩種不同的政黨制度，對于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挑戰。筆者在設定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體系的基礎性原則時，進行了深入的思考。情境性強調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和西方乃至世界其他國家政黨制度生成的制度環境的差異;平衡性和動態性注重協調兩種政黨制度的運行情況和價值追求，從而用一種動態發展的視角考察不同政黨體系;多元性原則的設立強調盡可能從不同層面不同維度來評估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政黨體系的績效，進而縮小由于政黨制度差異而帶來的誤差。當然，我們想要在評估模型中完全消除中西方兩種政黨制度的深層次差異是不太現實的。因而，筆者在構建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體系時，更多是從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實踐和價值理念出發，在強化對西方政黨制度及話語霸權批判的同時弘揚中國話語。這樣，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體系在合理評估世界各國政黨體系的過程中，徹底摒棄了西方那一套虛偽的“普世價值”和過時的執政邏輯，充分體現了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中國智慧和發展理念。

“政黨制度水平”指標相當于政黨治理的基礎性指標，它是一個政黨生存延續的基礎。西方國家片面強調政黨政治過程中分權和選舉競爭，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政黨執政基礎建設和運行秩序維護?！罢h制度水平”這一基礎性指標則很好地彌補了這一缺陷，如政黨制度的存在必須基于憲法和法律的基礎，國內政黨組織是否健全、國內政黨功能是否完善為政黨政治活動的有序運轉提供保障，國內政黨體系規范且有效運行能夠促進該國政黨在正確的軌道上前進，國內政黨意識形態是否包容則顯示該國政黨政治強大的包容力和糾錯能力。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政黨制度的包容性得到多方位加強，凸顯了制度優勢，使中國政黨制度在世界政黨制度中獨具特色，為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F今，中國政黨制度的包容性還在繼續完善之中[32]。

“政黨體系治理”指標則展現出政黨治理的價值性指標，政黨執政的目的是為了維護一國國民的共同利益。與此相反，一些西方國家或者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政黨在執政過程中主要是為了維護政客、利益集團或者獨裁者的利益。事實上，一些西方政黨政治的發展實踐一再表明，西方的政黨制衡與博弈，多以裹挾民意、綁架國家利益、加速國家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為代價[33]。因而，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體系在模型建構時吸收了中國共產黨執政為民的價值理念，這為其他國家政黨政治運行提供了良好價值引導。價值性指標從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到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再到國內政治穩定程度和生態環境情況，它們既體現了一個國家的治理質量狀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該國主要政黨在施政方針上的狀況。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標體系把政黨政治與國家治理現代化聯系在一起，使得善治成為世界政黨執政的價值追求，維護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政黨發展環境”等同于持續性指標，該指標是立足于當前各國政黨發展生態，著眼于各國政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發展前景的評估和預測。因為價值性指標的追求很容易導致政黨發展持續性的不足，因此需要關涉政黨政治外部生態環境的持續性指標來對前面基礎性和價值性指標進行平衡和協調。政黨政治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法治化建設等這些指標與一國政黨體系的發展趨勢和前景高相關，并且兩者是層次推進的。長期以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世界各地大肆宣揚以自由、民主、人權為核心內容的所謂“普世價值”，但在現實中又背離、否定與顛覆這一“普世價值”[34]。西方國家政黨制度不僅在價值理念上落后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而且還忽視政黨發展的制度環境建設。以政黨體系內黨派分歧程度為例，2017年法國大選，新興政黨前進運動的崛起促使法國政治格局從兩翼兩黨轉向多翼多黨，政黨主張和意識形態也由對中間地帶的爭奪向不利于社會融合的兩極化發展，這些問題處理不好將為法國現代化發展埋下諸多隱患[35]。

2.3 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趨勢的“全景式研究”

大多數人認為將一個復雜的多維現實簡化為一個數字，不管簡化的是一個國家的治理情況還是社會秩序，這種做法都容易引起爭執[36]。因而，對世界政黨政治景氣的研究需要采用科學的分析框架和客觀的評估標準，需要通過對大范圍的人、空間和時間上進行分類和比較，這就引出“全景式研究”——眾多對國家治理量化和指數化的嘗試也證明了這種趨勢?！叭笆窖芯俊毙枰幸粋€全面系統的視角，將世界政黨政治從抽象的概念轉變成為具體的分析框架。實際上，社會科學之所以有別于通常意義上的觀察，原因就在于它的目的是通過規范性地使用研究程序來獲取有效的推論。因而，筆者運用主成分分析法對世界政黨發展進行因子分析，從而得到一個綜合考察世界各國政黨治理水平和政黨發展前景的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如表1 所示)。

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研究所依賴的數據類型屬于客觀數據與主觀感知數據相結合。在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評估指標的權重系數設置上，同樣注重客觀性和科學性，筆者借鑒學習最新HDI(人類發展指數)的算法(HDI 值為三個基本指數的幾何平均數)，防止指標間得分相互抵消，同時運用層次分析法對一級二級的權重關系進行確定，使指標權重設定做到定性與定量的結合。在數據的挖掘、評分和審核環節，合理使用數據抓取、數據標準化①在數據分析之前，通常需要先將數據標準化，利用標準化后的數據進行數據分析。數據標準化也就是統計數據的無量綱化。本項目采用“最小-最大標準化(Min-Max 標準化) ”的數據標準化處理方法。經過此種標準化處理，原始數據均轉換為無量綱化指標測評值，即各指標值都處于同一個數量級別上，可以進行綜合測評分析。和系統分析的計量模型等技術工具對搜集到的數據進行評估和分析檢驗。如果國家治理能力的測量結果符合預期效果和經驗事實，則可以確定指數評估排名，否則，評估者會對數據挖掘、評分和審核等環節進行仔細檢查和修正，以確保最終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

值得注意的是數據的標準化。從一定程度來說，“政黨制度水平”屬于共時性指標，而“政黨體系治理”和“政黨發展環境”大都屬于歷時性指標，并且這些指標測量的標準和數據各不相同。其中“政黨制度水平”和“政黨發展環境”屬于定性測量，把測量分為五個等級，“政黨體系治理”則屬于定量測量，并且GDP、有效專利數量等測量的是增長率，居民受教育年限測量的是連續性數據。為了便于統一比較，需要將數據進行標準化。在具體測量中，對“政黨制度水平”和“政黨發展環境”這類定性指標，主要采用層次分析法中專家打分法(專家打分主要采用五級分類)和數據挖掘(根據搜集的資料進行判斷和證偽)相結合的方式，盡量使諸如國內政黨組織狀況、政黨的社會信任程度以及政黨體系的信息化建設這些主觀性很強的指標變得客觀且符合實際情況。至于“政黨體系治理”這一大類指標，針對不同類型的數據(比如連續性數據、分類數據等)進行區別對待，我們對這些定量測量數據嘗試運用對數函數評估不同量化指標的增長幅度(最后指標的處理以年為單位)，比如人均GDP的增長率、居民人均預期受教育年限的增長率、國內政黨政治穩定得分的增長率，這樣能夠更好地對不同類型的數據進行統一比較。

總之，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研究要與客觀事實聯系起來，避免陷入西方那種知識論與實踐論分離的局面。我們要認識與消解西方“普世價值”的話語霸權及其現實危害，不僅需要構筑社會主義的“中國價值”和“中國話語”，更需要以“共同價值”為核心的話語體系來解構和取代“普世價值”話語范式[37]。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指標的設計組合、數據的評估和審核都要以全球范圍的各國政黨政治現狀、歷史等經驗事實為基礎，測量的結果也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如果結果和客觀事實相去甚遠或者重要的測量現象沒有在相關評估指標體系中得到體現，那么就要對國家治理能力評估的指標體系進行結構上和內容上的調適，從而不斷改進。

3 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趨勢研判的實踐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引進西方政治學的主要成果和基本理論成為當代中國政治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加強對中國政治發展模式和現代化經驗的研究已經成為國內外的共同呼聲[38]。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建構的目的是測量世界上主要國家的政黨治理質量和狀況，同時比較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和世界意義，根據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測量結果對未來發展趨勢做出預測并提出建議。

3.1 世界政黨政治發展景氣研究的緣由

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在政治生活中為人們提供了認識世界政黨政治的強大科學工具。因為，指數既是一種認識思維，體現出人們對事物量化比較的認識方式，又是一種認知工具，具有描述、評價、指示和預測等諸多重要功能。隨著人們對這類簡單的判斷和指數化研究的需求的日益增加，對現實世界的量化研究成果逐漸成為決策者重要的決策工具[39]。由此，建構一個分析世界政黨政治發展趨勢的景氣指數，對我們描述、評價、指示和預測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把握世界局勢新變化，應對復雜的全球治理環境都具有十分積極的作用。

3.1.1 描述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現狀

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最基本的應用就是描述世界政黨政治發展的現狀，“是一種描述性工具，以數值的簡單形式表征復雜的現實狀況”[40]。一方面，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評估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世界各國政黨現狀描述導向完成的，它既可以描述出各國政黨政治的全貌，又可以描述各國政黨政治在某一項指標上的數據和得分排名。另一方面，我們可以通過它的數據來論述本國政黨政治中的優勢，也可以從中找出政黨體系發展存在的問題。筆者以G20 國家為對象(歐盟除外)，就2017年政黨體系治理這個一級指標為例，梳理部分二級指標的排名情況(見表2)。在這些國家政黨治理績效現狀中：中國的有效專利數量上面排在第一位;美國的政黨體系在治理績效領域并未有突出之處;英國和德國這兩國政黨治理在居民人均受教育年限和有效專利數量方面取得不俗成就;值得注意的是，鄰國印度除了有效專利數量，政黨治理在其他領域成績平平。由于政黨治理績效評估指標采用的是靜態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治理績效的發展性，即沒有將各項指標的成長性包含在內，這對于基礎較差的國家事實上是不公平的。因而，筆者在評估世界政黨治理績效時將借鑒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數(WGI)的方法，使用面板數據來動態評估各國政黨治理績效，每一年我們都會對指標數據和排名進行更新。通過比較G20 國家政黨治理績效排名變動情況，能夠清晰地認知世界上各主要國家在政黨治理的具體領域中的優劣，并從中找出中國共產黨在教育、人均GDP 等方面存在的不同，進而完善政黨治理方式、提升國家治理水平。

表2 G20 國家政黨治理績效排名(除歐盟)

3.1.2 評價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

指數法作為綜合評價方法之一，它能夠將評價對象的各單項指標的數值差異通過線性組合來構造綜合指標而進行評價[41]。譬如，依據“歷史終結論”而建構起來的“自由之家”指數和“經濟學人民主指數”等為代表的“指數”，就是國內外某些學者評價政體的標準[42]。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同樣可以基于比較思維，根據實際需要對世界政黨政治制度水平、政黨體系治理和政黨發展環境進行橫向評價。以國內政黨運轉是否規范為例，有學者就提出在政黨運行過程中政黨代表大會制度的有效運行占據重要地位，因為政黨代表大會制度是觀察國外政黨內部運作或政黨內務乃至國外政黨政治運作等問題的一個重要窗口[43]。筆者研究相關文獻發現，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政黨體系都實行代表大會制度。這些國家政黨體系內的代表大會在制度設計和層級運行上既存在諸多共性，也表現出不同地區不同類型政黨發展差異性。我們可以通過世界政黨政治發展景氣指數對世界上其他國家政黨代表大會的發展比較，評價其政黨體系的內部運作與政黨政治規律，進而為世界政黨展開對話合作與交流互鑒奠定基礎。至于坦桑尼亞、加蓬、海地等一些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政黨體系，由于強人政治的長期存在，政治體制存在缺陷，導致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緩慢，并且這些政黨自身建設堪憂。這些國家可以參考世界政黨政治發展的各單項指標評估結果，有針對性地完善政治體制和政黨體系，吸收其他國家的有益經驗，引導政黨進入規范的發展軌道。

3.1.3 指示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指數還具有“指示”和“警示”的功能。因為很多指數是根據歷史數據計算而來，歷史縱貫數據的波動變化隱含著事物發展的趨勢，比如股票指數、氣象指數、基尼系數等。這些指數能夠快速、準確和客觀地反映出經濟社會生活中的實時動態，進而為我們的行動和決策提供“指示器”或“晴雨表”。在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標體系中，有一項政黨體系內黨派分歧程度的指標，該指標是借鑒費城聯邦儲備銀行的黨派分歧指數來指示政黨發展環境。政黨體系內黨派分歧指標根據各國主流報紙和各大洲主要媒體上出現該國政黨體系內部不同意見的頻率，判斷政黨體系內部分離程度，該指標分值越高，越不利于該國政黨體系的包容性發展，各國政府應予以重視。2016年美國大選之后，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與民主黨圍繞移民、醫改、貿易等債務議題討論分歧越來越大。自2018年12月22日開始的美國歷史上聯邦政府最長“停擺”，同樣是由于美國白宮和國會民主黨人在修建邊境隔離墻等問題上存在嚴重分歧，各方未能就撥款法案達成一致意見[44]。

3.1.4 預測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

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是一組關于世界政黨政治三個維度的聚合數據，利用該指數數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預測世界政黨未來總體發展趨勢。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的指標體系對于不同層次的國家政黨體系建設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首先，以印度、希臘和埃及等國家為代表的政黨體系發展前景較差。印度國大黨是一個歷史悠久、長期執政的政黨，但它在執政過程中社會貧富兩極分化與嚴重腐敗現象一直存在。從英國移植過來的民主制度，在這個種姓制度盛行的國家出現嚴重“水土不服”，進而導致政黨在國家治理領域也排名靠后。埃及經過“茉莉花革命”之后，國內局勢一片混亂，傳統的政黨體系被破壞，帶有宗教色彩的穆斯林兄弟會崛起并對政治施加不良影響[45]6。事實上，2013年埃及發生的政治事件表明，軍隊的政治傾向性對政黨至關重要[46]。其次，西方的傳統政黨正處于衰落當中?，F在的很多新型政黨，其社會基礎比較窄，政治訴求也比較分化，很容易表現出極端性。它不是為了追求某種宏大理念，而是為了反對某些具體事情——比如移民和稅收的政策[47]。以德國、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部分西方國家政黨體系，近些年來由于民粹主義的沖擊，政黨競爭的政治體制弊端日益凸顯，政黨的國家治理功能也日益衰落。2018年11月英國與歐盟達成“脫歐”協議。英國內部圍繞這一協議出現了新的政治僵局和政治博弈：該協議在英國議會批準過程中面臨巨大阻力，挪威模式、二次公投、無協議“脫歐”等可能性依然存在[48]。以中國為代表的政黨體系在世界政治舞臺具有良好的前景和較高評價，這得益于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獨特優勢、卓越的治理成效和與時俱進地加強自身建設，“優良而穩定的政府需要有效的政黨”[49]336。

3.2 世界政黨政治趨勢研判的影響因素

近年來，世界政黨發展趨勢研究一直是政黨政治和國際關系研究熱點之一。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作為比較政治學和政黨政治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在這種研究趨勢下形成的。但在進行宏觀分析和長期預測時會面臨困擾大多數預測者(預測模型)的“維數魔咒”和應對許多時間序列中存在的不確定性[50]。在實踐操作中，我們發現世界政黨政治趨勢的研判亦面臨一些影響因素。

3.2.1 政治經濟領域的相關數據難以全面挖掘

當前，已經進入大數據時代，專業的民意調查數據、經濟領域的統計數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庫都有助于我們廣泛獲取世界政黨領域的信息資料。但全面獲取世界政黨發展所有指標的客觀數據，其信息采集的工作量依然艱巨，并且其中也會存在諸多信息干擾，歷時性和共時性指標的數據形式、定量與定性的數據結構也各不相同。即便獲取了所需數據，如果不進行有效分析和處理，也難以從這些相對客觀的數據中準確把握其表達出來的信息。因而筆者盡量從一國范圍內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選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指標來評估該國政黨體系的現狀和前景。

3.2.2 世界政黨的評估模型難以保持較好的穩健性

歷史的發展階段不同，世界政黨與相關變量之間的相互作用方式也會存在差異，不同指標之間的因變量與自變量相關度也可能發生變化。例如，在西方政黨發展過程中，政黨經費對政黨的政治自主性和政策偏好影響顯著，并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了政黨的組織形態[51]。并且由國家資助的政黨有更高的機會在國內成立和生存[52]。在政黨與社會群體的互動關系上，傳統馬克思主義視角認為政黨是已成型的社會群體的表達和反映，新馬克思主義視角則提出“社會群體”是被政黨的政治行動塑造成型的[53]。因此相應的評估模型需要因時制宜、因地制宜進行調整。

3.2.3 同一政治概念的不同指標數據特征存在差異

在不同的數據庫中，一個政黨政治概念通常由若干種不同形式的指標數據加以表達和刻畫，而不同的概念和數據其所蘊含的有效信息往往大相徑庭。以治理為例，不同學者基于對國家作用的不同理解，就將其分為“國家中心論”和“社會中心論”兩種不同的理論主張，導致治理在概念和論證邏輯上具有模糊性[54]。此外，社會科學研究有時需要對概念進行操作化[55]。這種操作化嘗試有兩條路徑：一種是直接從理論演繹出發，深入辨析涵蓋性較強的指涉概念;另一種是根據研究者對社會現象的感知與評判來對理論概念重新定義。只有這兩條路徑貫通契合，研究才具有完整性，才能避免理論概括與微觀闡釋的偏頗[56]。

3.2.4 世界政黨政治發展預期與數據判別的艱難和指標的情境性難題

因為世界政黨運行具有內在機理和規律性，全球因素與地區因素并存[57]。這樣會導致相關指標在客觀性和對我們自身的適用性上存在一定問題。政治體系與一切被納入集體選擇、政治行動之中的實體、規范和結構都有很強的關聯性。政治體系與其外部情境的邊界總是變動不居[58]。例如，一些政黨體系治理的指標數據會受到綜合的因素影響，從較長的時間來看不會發生太大變化，但是一旦發生短期的波動就會改變政黨政治和國家治理的走勢，而且還會引起該國公眾心理預期變化。又如，指標之外的因素同樣會改變世界政黨政治發展預期。民粹主義大行其道，加劇選舉政治的不確定性，深刻牽動各國政治生態演變[59]1。因而，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評估不能陷入唯數據論和唯經驗論等誤區內，要把研究與客觀事實聯系起來，從而得出相對準確的判斷。

4 新型政黨制度在世界政黨政治發展中的優勢和貢獻

世界政黨政治的趨勢研判既要放眼世界，客觀科學地衡量世界各國政黨體系的發展現狀和前景;又要立足于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從實際出發豐富世界政黨政治景氣指數的理論和實踐內涵，比較研究新型政黨制度在世界政黨政治發展中的優勢和貢獻。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作為我國一項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的偉大政治創造，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來的新型政黨制度[60]。它扎根于中國大地，具有真實性、廣泛性、持久性，代表和實現了中華民族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61]。進而言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世界各國政黨作用日益顯著的今天，具有獨特的制度優勢和世界意義。

4.1 政黨政治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和社交媒體化的深入發展，政黨在各國乃至全球的政治舞臺上都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誠如謝茨施耐德(E.E.Schattschneider)所說：“毫無疑問，政黨的興起是現代政府的顯著標志之一……政黨并不是現代政府的附屬物，它們處于現代政府的中心，并扮演著決定性和創造性的角色?！盵62]44從長時段的歷史來看，由英國最早的資產階級政黨開始，世界上出現過許許多多不同類型的政黨。隨著代議民主制的興起，西方學者逐步接受了政黨是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之間不可或缺的橋梁的觀念，認識到政黨是議會制發展和選舉權擴大的結果，是議會精英政治和大眾選舉政治結合的產物。它們在回應民眾期望和履行代議制民主下的過程中歷久彌新。即使是在一些國家政黨正在逐漸失去民眾的支持與包容，但是在當今社會，仍然沒有哪一個組織能夠取代政黨在國家民主選舉和公共管理過程中的重要地位。

從橫向視角來看，當代世界除去極少數君主國、政教合一國家或面積狹小、人口稀少的島國外，大多數國家都存在著政黨?？梢哉f，政黨政治已經成為現代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政治現象，它甚至影響并決定著一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對外關系的大致走向。譬如在先鋒黨創建的新型國家中，先鋒黨不是西方政黨理論中所言的既存國家制度“整體的部分”，而是新型國家制度的“頭腦”(先鋒)。若少了“頭腦”，國家不僅失去方向和動能，而且政體性質、制度邏輯和組織價值都將發生顛覆性翻轉，所謂新型國家也就不復存在了[63]。與此同時，世界政黨政治發展的區域化、國際化趨勢日益明顯，跨國性的政黨組織在國家舞臺上愈加活躍。各國政黨的國際交往增多，政黨政治的影響已跨越一國范圍而成為全球政治的組成部分，同時政治目標接近的政黨根據協商確定的宗旨組成了全球性、地區性的跨國政黨組織聯盟[64]。如2017年5月24 至25日，北約在布魯塞爾召開峰會期間，國際會議表示：“布魯塞爾峰會旨在實現核武器的現代化并建立新的軍事基地，這符合特朗普‘讓美國再次偉大’ 的戰略目標，有利于維持美國的霸權地位?！眹H會議的歐洲成員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行動和示威游行，譴責北約的好戰主義、軍國主義和反人民立場[65]?？梢哉f，這些跨國性的政黨組織在某些領域能夠對政府施加一定的影響力。至于政黨政治發展國際化，中國新型政黨制度在國際舞臺為推進世界政黨政治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與“多黨競爭”或“一黨獨大”等舊式政黨制度相比，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無論是從歷史、現實還是未來前景來說都具有制度優勢，保障了民主的真實性、治理的有效性和決策的科學性。

4.2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績效和差距比較

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世界政黨政治的重要成果。近年來，“世界政黨政治發展出現了許多新的趨勢……與‘西方之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之治’。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以合作和協商代替了西方政黨間的彼此攻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智慧，并在實踐中日益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特殊優勢和強大生命力”[66]。本文在此著重分析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治理績效和成就，同時指明當前存在的差距，從而使我國新型政黨制度的建設更加科學規范，使其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全球治理過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從情境之維來看，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不斷在治國理政中加強自身建設。中國共產黨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密切黨群聯系、保持廉潔自律等舉措，以良好的政黨形象拉近同人民群眾之間的距離，贏得民眾的信任和支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制度之所以能在近百年的實踐中邁過曲折、跨越險灘，并在中國人民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征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顯著的作用，就是因為這一制度有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作為堅實的理論之基，這一制度始終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理論為指導[67]。根據“全球治理指數2017年報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治國理政在機制上全球排名前十，在治理績效上位居全球第一、在決策話語上排名第四、在治理責任上排世界第五。與此相反，非洲以及拉丁美洲一些國家長期存在強人政治，領導人所在的政黨由于一黨獨大而忽視自身建設，一步步走向腐化。

從結構之維來看，新型政黨制度最鮮明的制度特征就是“領導”與“合作”。中國共產黨和其他民主政黨是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的新型政黨關系，中國在對外黨際交流，推進政黨外交時同樣秉持這種關系。而西方一些政黨在競爭性的政黨政治框架下，執政黨與反對黨、在朝黨與在野黨之間是相互對立、相互攻訐、相互競爭的關系。中國政黨制度的“領導”與“合作”和西方政黨制度的“多元”與“競爭”形成了鮮明的對比[68]。與西方政黨關系相比較，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度，創立了一種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互為補充、相輔相成的民主政治實現形式[69]。這種民主政治形式孕育了和諧的黨群關系，形成強大的凝聚力和創造力，使中國國家治理和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創造了許多前所未有的奇跡：按照可比價格計算，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約9.5%;以美元計算，中國對外貿易額年均增長14.5%[70]。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為“中國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撐。

從動態之維來看，中國新型政黨制度是中國人民經歷了革命、建設和改革不同階段屢次試錯后的歷史抉擇的結果。新型政黨制度既蘊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如“天下為公”“兼容并包”思想以及“和合文化”等;又順應全球化趨勢，善于在歷史關節點發展自己。蘇共作為前蘇聯執政黨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突然垮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蘇共領導人對當時形勢產生誤判而進行錯誤的改革，使得黨內出現了信仰危機致使全黨在思想上混亂和組織上渙散。中國共產黨不僅立足于國內，鞏固好社會基礎，還將視野拓展到國際社會當中，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當然，與西方國家或者世界上其他國家政黨制度相比，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也存在一定差距。一方面，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建設需要進一步完善。西方國家無論實行兩黨制還是多黨制，關于政黨與政府、政黨與社會乃至政黨之間的關系界定和運行規范都有一整套完善的法律與制度體系設定。中國側重于執政黨的法律法規建設，《關于加強黨的政治建設的意見》的出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但參政黨在政治運行和參政機制上的建設需要完善。盡管各民主黨派在國家治理的決策、監督和管理過程中具有穩定的平臺，然而參政黨在基層活動中缺乏明確的運行規范和完善的聯動合作機制。另一方面，中國新型政黨制度的理論與實踐研究還有待加強，我們要在批判西方強勢話語霸權的同時發出中國在世界政黨領域的聲音。中國的新型政黨制度和西方國家輪流執政的政黨體系因各自政治實踐和政治文化而不同產生本質差異，但兩種政黨體系都是人類政治文明進步的成果。我們應該加強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理論研究和成果推廣，在一種中西對比的視角下宣揚中國智慧和中國話語，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